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鄧小平刮起右傾翻案風謠言四起
第三個問題，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怎樣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地搞起來的？
第一，大造反革命輿論，是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思想基礎。早在去年七、八、九月，鄧小平刮起右傾翻案風，社會上謠言四起時，這夥反革命就與鄧小平一唱一合，緊密呼應，煽陰風、點鬼火，大造反革命輿論。他們喪心病狂地把矛頭直接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中央領導同誌，造謠誹謗中央有什麽“老派”、“新派”，“溫和派”、“激進派”。
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和周總理逝世後，他們又製造所謂“總理遺言”，胡說什麽“批鄧就是反周總理”，妄圖製造混亂，扭轉批鄧的大方向。在天安門廣場活動最猖狂的，就是那些散布謠言最凶的家夥。反革命政治謠言泛濫的單位，群眾思想混亂，批鄧就批不起來，壞人活動囂張，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也跳得最高，幹得最凶。
他們無恥地吹捧鄧小平，為把鄧小平抬出來當中國的納吉，大造輿論準備。當去年鄧小平大刮吉傾翻案風時，這些家夥就給他吹喇叭、抬轎子，認為隻有鄧小平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說出他們的心裏話。胡說什麽、“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後，他們預感到末日來臨，拚命頑抗，誣蔑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是什麽“天驟變，烏雲布，起陰風”、“突如其來”，“爭權奪利”；攻擊批鄧是什麽“無端弄筆出誹言”，“用反複辟的口號搞複辟，以反倒退的名義搞倒退”，“是把老幹部打下去的信號”等等。
他們竭力為鄧小平辯護，胡說什麽“搞階級鬥爭阻礙生產的發展”，“抓不住老鼠的貓能是好貓嗎？”說鄧小平被批判是“遭了暗算”、“坐以待斃”。有個反革命分子竟瘋狂叫囂說，他要是鄧小平的秘書，就要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下毒手。周總理逝世後，他們又散布鄧小平是什麽“黨政軍全拿得起來的唯一的人”，“當然的接班人”，還造謠說，鄧是周總理“提議的總理接班人”。直到天安門廣場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妄想“對中央施加壓力”，“把鄧小平抬出來”當中國的納吉。
他們惡毒攻擊大好形勢，製造混亂，以便混水摸魚。用林賊《“５７１工程”紀要》中的惡毒語言，攻擊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是什麽“政局不穩”，“經濟搞得亂七八糟”。還誣蔑現在是什麽“山河變色，虎狼猖獗”，“五洲峰巒暗，環宇竟哀鳴”，是什麽“風雨飄搖水火深，四方黎民不安生”。煽動“有誌不如趁勢”，要“在這急風暴雨到來的時刻”充當“英雄”，要“不怕風險，不怕殺頭”，用“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的亡命精神”，“大幹一場”。
他們還為在天安門廣場搞反革命暴亂直接製造輿論，別有用心地進行反革命煽動。散布什麽“周總理逝世時悼念活動受到了限製，群眾的意誌沒表達出來”。公然叫囂到清明節“要用花圈表達出人民的意誌，有熱鬧可看”。在清明節前夕，他們大肆傳播所謂“總理遺言”，故意歪曲南京事件真相，造謠說“南京有幾十萬人上街示威”，“全國已經亂起來了”，胡說中央對南京事件“態度很軟”。還造謠廣州有人在大街上召開會議，指名攻擊中央領導同誌，公安局也不敢抓人等等，為製造反革命事件大造輿論。
第二，組織上早就互相串聯，結成了幫夥。
在天安門廣場跳得最高，幹得最凶的，台前幕後都有一幫子人，已經查明的就有幾十夥，少者四、五人，多者幾十人。從初步調查的情況看，他們搞組織串聯，大體有以下集中情況：
一是策劃於秘室，搞“裴多芬俱樂部”，早已結成反革命集團。反革命分子徐漓，在去年就與本單位的一些人結成同夥，經常在一起傳播反革命政治謠言。從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四日，他們一起到天安門廣場進行反革命宣傳，並精心策劃在廠內貼出十八條反動標語，惡毒攻擊中央領導同誌。叫囂什麽“誓與黨內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血戰到底”，策應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活動。他們還供認，陰謀搞四○火箭筒，伏擊紅旗牌轎車，對中央負責同誌下毒手。
一種是早就糾集一夥人，在天安門廣場又乘機擴充或建立新的反革命組織，打出所謂“首都人民悼念周總理委員會”“全國罷工委員會”“臨時造反委員會”“殺妖戰鬥隊”等旗號，發表《告全國人民書》，網羅黨羽。反革命分子侯玉良，從今年一月開始，就搞反革命串聯，組織反革命小集團，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中又積極物色對象，發展反革命組織，采取特務手段，規定聯絡暗語，建立單線聯係，炮製反動地下刊物《大眾報》。先後網羅幾十人像林彪的小艦隊一樣，開列了名單，劃分為骨幹、可靠和不可靠三類。
四月五日早晨，侯玉良一夥在紀念碑周圍貼出“首都人民悼念周總理委員會通知”，發表反革命演講，用半導體話筒聲嘶力竭地叫嚷“火燒得越旺越好”，帶頭指揮衝擊人民大會堂，還組織了五名所謂“談判代表”，侯玉良自命為“首席代表”，踩著警衛戰士和人民警察的頭衝進解放軍營房。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後，他們又訂立攻守同盟，轉移銷毀罪證，轉入地下，侯玉良與同夥總結三條“失敗的教訓”：一是沒有聯合起來，二是大學生沒有發動起來，三是沒有一個像樣的首領。還給同夥打氣說天安門廣場事件是什麽“進軍的第一炮”，是解放以來最偉大的群眾運動，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和力量，“妄圖卷土重來”。
一種是到外地搞反革命串聯。炮製反動詩詞、造謠攻擊中央領導同誌的反革命分子周忠鉉，今年一月到桂林參加四機部召開的業務會議時，與上海、河北、廣西、四川、貴陽、南京等省市一些工廠的十五、六個技術人員串通一氣，傳播了大量的反革命政治謠言，周忠鉉還和其中的五個人集體收聽敵台廣播，記錄敵台偽造的所謂“總理遺言”。回京後保持聯絡，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
一種是外地的壞人來京搞反革命串聯。吉林省勞改釋放的壞分子李廣德，三月二十日竄來北京與一內蒙來京的壞人王鐸勾結在一起，串通了十六、七個所謂上訪人員，從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接連召開了五次黑會，密謀到天安門廣場張貼宣講所謂“呼籲書”“告上訪人員書”，叫囂到北京“不是來燒香的是來拆廟的”，“貪官我也反，皇帝我也揪，不拆城隍廟，寧死不回頭”，煽動要組織起來，到中南海靜坐、絕食向中央施加壓力，衝擊中南海。
第三，到天安門廣場搞反革命活動，也是經過精心策劃的。
就拿第一個在紀念碑貼出影射攻擊“悼詞”的反革命分子曹誌傑來說，早在三月十三日就糾集同夥，密謀策劃，先後開了四次黑會，指定專人起草悼詞。三月底寫出悼詞之後，他看了嫌太平淡，“沒勁”，特意加上“披荊斬棘”“血戰到底”等影射攻擊的反動詞句。四月二日還到北大法律係進行煽動，遭到工農兵學員的駁斥，市總工會要他揭下反動悼詞，他堅持不揭，後來看形勢不妙，又私下對同夥說：“先退回來，等待時機以後再進攻”。
在天安門廣場猖狂表演的這夥反革命，幕後也大都有人煽風點火，出謀獻策，在天安門廣場用半導體話筒宣講反動詩《今日在何方》的那個反革命分子，早就嘔心瀝血地炮製了反動詩詞，並四處拉同夥，請軍師。有個宣傳部門的人為他寫的詩反複琢磨，一邊修改，一邊讚賞，並陪他到天安門廣場張貼宣講，還有一個反革命分子為他的詩修改了三天，凡惡毒攻擊的字眼，都用紅筆劃出來，肉麻地寫道：“大作拜讀，構思巧奪可取，感情真摯，有激情”，並為他獻策說：“應寫得含蓄一點，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讓別人看得出來，又不能讓別人抓住，望君注意”。還有個家夥為他出謀劃策說，如果公安局把你抓住，你絕不能承認攻擊中央的，因為你的詩從字麵上怎麽解釋都可以。
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鬧得最凶的單位，大都有領導人縱容支持，直至親自出馬，中國科學院１０９廠送四塊反動詩牌和花圈的活動，就是在某些領導人參加下精心策劃的，他們早在一月底就醞釀清明節送花圈，二月買紙作準備，三月中旬製定了花圈圖案，經某負責人批準製作，並別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反動詩牌做得越大、越醒目，越好”。
他們一共做了四個花圈，兩個給周總理，一個給陳毅同誌，一個給楊開慧同誌，影射攻擊中央領導同誌。有一個家夥，在製作花圈的時候就說過：“準備被抓起來坐牢”。三月三十一日，他們還專門開會研究送反動詩牌“走那一條路影響最大”，確定繞道走“外地人多，外國人多”的王府井，路過北京飯店送往廣場。
四月一日，該廠一些領導人親自坐車到天安門廣場窺測形勢，並抄錄反動詩詞，回去進行煽動。四月二日上午，這個廠的領導為了掩人耳目，還特意設計了一個所謂批鄧大會，會上隻有一個人發言，接著煽動組織了三百多人，指定了正副總指揮，從工廠所在地德勝門外祁家豁子出發，用四輛汽車在頭前開道，抬著花圈，舉著詩牌，招搖過市，到北京飯店門前故意停留了五分鍾，以便讓外國人拍照，他們還指定專人把送反動詩牌的各種場麵都一一拍成照片，蓄意擴大反革命影響。還有一些單位也有類似情況。
毛澤東共產黨徹底解放了幾百萬處於奴隸半奴隸狀態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徹底解放了一百萬西藏農奴！把在人間地獄生活了祖祖輩輩根本不知道什麽是“人的生活”的百萬農奴從地獄帶到人間由鬼變成了“人”！所以，他被西藏人民認定，是當世最大的佛！——這一點，與林肯解放黑奴一樣，是世界人權史上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毛澤東在這一切事情上的努力，給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解放後，毛澤東在理論上還有許多重要成果，最重要的是《論十大關係》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還有三個世界的劃分。
毛澤東做的這些大事，任何人隻要完成了一項，都足以名垂千古！何況做了這麽多大事！他慣於“無中生有”另辟蹊徑別開生麵，他的創造力實在讓人驚歎！他一輩子創造性地解決了無數超高難度的問題！而且是不同領域的問題！
還有，毛澤東堅持走集體道路，說明他是真正的弱勢群體的保護神！集體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保護弱勢群體。它可能會犧牲一點效率，但肯定是正義的！（這個話題可以鋪開來談，但那不是本文的內容。）毛澤東是世界上唯一的弱勢群體的保護神！
相對於毛澤東的這些千秋偉業而言，他縱橫恣肆為民立極的文章、才華橫溢睥睨古今的詩詞、雄偉遒勁獨樹一幟的書法，幾乎可以忽略不提，盡管任何人如果在任意一項上能達到他一半的程度都足以星耀於曆史長空！
毛澤東，是人類史上唯一的全能型天才式領袖！當然，毛澤東確實有些事做得不夠好。他有缺點有失誤。但就是上帝也沒辦法做到十全十美吧。
就事功而言，毛澤東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亞曆山大、凱撒、拿破侖、華盛頓、林肯、丘吉爾、羅斯福等人，無人可比！但我不想在這裏詳細比較。嚴謹認真的智者自可自己去了解。我曾就這些話題寫過一些文章，以後可能也還會寫一些，但本文不談了。
美國作家特裏爾說，毛澤東創造了一個神奇的不等式：毛澤東＞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我們還可以做另外兩個不等式：毛澤東＞摩西＋約書亞＋大衛；毛澤東＞華盛頓＋林肯。毛澤東，世界第一偉人！人類第一英雄！天下第一男子漢！
前麵是談“事功”，談毛澤東做的事。中國人一直強調“德”，也有許多宵小常在這個問題上惡意攻擊毛澤東。這裏也簡單地談談這個問題。
就“德”而言，毛澤東不僅是中國曆史上的典範楷模，也是整個人類史上的典範楷模！毛澤東最光輝的地方，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整個人類史上，他第一個提出了“為人民服務”，他也是踐行他這一主張的最光輝的典範！他不僅自己立誌革命——這在當時是極有可能掉腦袋的！死的人不是成千上萬而是幾百萬上千萬！而且，把他的弟弟妹妹們也都帶出來參加革命！他家是有田有地有生意的，他的弟弟妹妹們本來完全可以在家過安安穩穩太太平平的小康生活！但是，他把他們都帶出來了!把家裏的田地、生意都丟掉了！把別人欠他們家的錢也全都不要了！所有的借據全都一把火燒光！
——後來，他的弟弟妹妹們，都犧牲了！他一家，就為中國革命貢獻了6位烈士！——在主宰神州大地後，他一直把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是人類史上唯一的弱勢群體的保護神！他一輩子兩袖清風！自己的稿費都成了黨產！——這，恐怕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吧？不說外國了，就我們中國，就中國共產黨內部，有稿費的領導人，不在少數吧？而且，許多領導人的稿費，數字應該遠遠大於毛澤東吧？但誰把稿費交給中辦管理死後成了黨產子女都不得享用？
還有，他從來不是隻為自己著想，而是為天下蒼生為革命事業為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著想。是為天下還是為自己，把他與張國燾對比一下就看得一清二楚。張國燾到鄂豫皖後，便把四方麵軍完全變成了他個人的軍隊，變成了他實現個人野心的工具。當時的四方麵軍，中央根本指揮不動！他給四方麵軍造成了極大的損失後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被迫北上到了延安，盡管毛澤東等人從思想上嚴厲批判了他但並沒有像他在四方麵軍無數次做過的那樣把他肉體消滅而是仍讓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可他眼見個人野心無法實現，便公然叛黨！（盡管有懼怕王明的因素，但叛黨肯定是可恥的！）
毛澤東也曾有過類似的日子，而且比張國燾更難過。兩年多的時間裏，他除了挨批就是挨批。如果他也像張國燾那樣離開紅軍離開共產黨，曆史會怎樣？但他仍然堅持了下來！即使逆境如斯，“我自巋然不動”！毛澤東的心裏，永遠隻有中國隻有人民！
毛澤東，人類曆史的星空中最閃亮最耀眼的那顆明星！
人民公社成了與文化、科技結合的載體——培養農村人民公社i的新型農民即《社員》。
公社、大隊、甚至生產隊都辦了各種文化科技陣地，並且與城市各種支農單位及農科所(站)、大學對接，組織農民學習文化科技知識，開展科技種田，同時，也協助科研。
1965年全國農業中學(職業中學)61626所，教師19.7萬人，在校學生443.3萬人(1988年在校學生279.4萬人)。袁隆平的雜交水稻也在公社的幫助下進行，1975年冬，湖南上萬人的育種隊伍到海南，製種3.3萬多畝。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報》以《一所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大學》為題，發表遼寧農學院朝陽分院的教育革命調查報告，宣傳“朝陽經驗”。這所學院原名朝陽五七農業科技大學。設有農學、水利、牧醫、果林4個係，幾年來先後舉辦了50多期短訓班，為社、隊培養了近萬名各種農業技術人員。
經驗是：
一、學生實行“社來社去”，即學生由社、隊選送，畢業後仍回到原來社隊當農民，為社、隊培養農業科學技術骨幹——社會主義的新型農民。
二、從發展農業生產的需要出發組織教學，建立了教學、生產勞動和科學研究三結合的新體製，以科研促教學。根據農業生產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建立若幹課題組，圍繞科研課題組織教學。
三、辦學方式，實行“幾上幾下”，每年分期組織學生回到自己社隊，參加當地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從而使教育超出了學校的範圍，走向了社會。“上”就是在校學習，“下”就是回隊實踐。實例：
1973年6月16日新華社報道介紹“上海市川沙縣六裏人民公社政治夜校情況調查”。這個公社有75個生產隊，從去年9月以來，分別辦起了政治夜校，參加夜校學習的有4800多人，占勞動力總數80%以上，主要學習政治、文化。
人民公社極大地推動了醫療衛生網絡向農村延伸，形成了以“赤腳醫生”為骨幹的新型醫療隊伍的農村合作醫療製度。
1963年9月28日新華社報道：全國2000多個縣和自治區建立起以縣醫院為中心、公社衛生院、大隊衛生保健站為輔助的農村醫療保健組織網絡。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報》轉載調查報告：《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並加了“前言”：
“赤腳醫生是上海郊區貧下中農對半農半醫衛生員的親熱的稱呼。”
“他們大力進行醫療、預防、宣傳工作，為改變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做出了顯著的成績。”
毛澤東對赤腳醫生評價很高：“這個從城裏下到農村的醫生證明，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為了提高赤腳醫生的醫術還建立了培訓和進修製度。
1973年9月26日 新華社報道：全國農村合作醫療不斷鞏固發展，“赤腳醫生”發展到100多萬人。
但是，這個“新生事物”遭到走資派鄧小平的反對：“赤腳醫生不能一步登天”、合作醫療“是社會主義辦了共產主義的事”。
人民公社在當時缺乏科技力量和化肥等生產力的支持下保證了農業的穩步發展，當時的農業貫徹了“以糧為綱，全麵發展”和“農業八字憲法”。
把“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的方針解釋成隻重視糧，輕視或在實際中會造成普遍的放棄全麵發展是缺乏事實根據的。這個方針真實的內涵是十分清楚的。
1959年，毛澤東指出：“農、林、牧三者相互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1966年4月12日《人民日報》社論《重農不輕牧》：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不是單一的經濟，它既需要有發達的種植業，也需要有發達的畜牧業，而發達的種植業又是同發達的畜牧業互相聯係，不可分割的，毛澤東同誌指出：沒有畜牧業的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國民經濟。
1972年4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以糧為綱，全麵發展》提出“糧食生產和多種經營決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相互促進的。”“至於土地，在多種經營的條件下，比單一經營更便於合理安排，充分利用。”“有的同誌劃不清正當的多種經營和資本主義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種經營，忽視抓多種經營”“決不可把黨的方針、政策所提倡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傾向批判。”社論還要求，在辦好集體經濟的條件下，應該允許和指導社員利用剩餘時間和假日，從事適當的家庭副業;經濟作物集中產區，應該以種植經濟作物為主;牧、林、魚區，應該分別以經營牧、林、魚業為主。
從實際情況看：
全國主要農作物播種麵積(萬畝)
總播種麵積 糧食作物播種麵積 占總播種麵積%
1952年 211884 185968 87.8
1957年 235866 200450 85.0
1979年 222715 178894 80.3
1984年 216332 169326 79.3
1988年 217303 165184 76.0
糧食與多種經營的比例，最高年份為1952年87.8%，其餘年份的波動都不大。
全國大牲畜頭數(萬頭)
1952年 7646
1957年 8382
1979年 9459
1984年 10839
1979年比1952年增長123.7%，1984年比1979年增長114.59%
全國肉類產量和豬羊頭數
豬牛羊肉產量(萬噸)肉豬出欄頭數(萬頭)豬年底頭數(萬頭)羊年底隻數(萬隻)
1952年 338.5 6545 8977 6178
1957年 398.5 7131 14590 9858
1979年 1062.4 18768 31971 18314
豬牛羊肉產量1979年比1952年增長313.86%，比1957年增長266.59%;
肉豬出欄頭數1979年比1952年增長286.75%，比1957年增長263.18%;
豬年底頭數1979年比1952年增長356.14%，比1957年增長219.13%;
羊年底隻數1979年比1952年增長296.44%，比1957年增長185.78%;
而糧食1979年比1952年增長202.61%;比1957年增長170.27%，所以，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還是均衡的。(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農業八字憲法指“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等八個方麵的農業增產措施，它是在實踐中提出來，最後被毛澤東概括為農業八字憲法。1958年12月10日，農業“八字憲法”被寫進了黨的正式文件：《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可以說它是中國農業第一部科技大法。後來，毛澤東告訴竺可楨，他已看到竺可楨的《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農業八字憲法“是管地沒管天”，在八字外，還應加上“光”和“氣”兩個字。
農業八字憲法將農業發展描述為一個涉及工業、農業、科技等部門和城鄉互動的綜合係統工程，預設了農業增產必須的“人力投入”(如：興修水利、擴大種植麵積)和“科技成果”(如：推廣優良品種、改良工具)兩個條件，並把現實的條件與未來進步的可能性結合起來，在事實中堅持實踐-認識循環模式，采用科技方法，精耕細作，放棄廣種薄收粗放式的經營方式。
農業“八字憲法”提出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關於農業發展問題的文件中，幾乎都有這樣的要求。各地報刊都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僅《人民日報》發表的涉及“八字憲法”的社論就有近80篇。“八字憲法”對我國大幅度提升農業的科技水平起到了加速作用。(參看2004年11月8日合肥晚報摘自《黨史博覽》郭聖福/文)
特別是在農田水利、種子、化肥等方麵成效巨大。在種子研究領域，1964年，袁隆平開始了“雜交水稻”的故事。1971年10月26日新華社報道，中國農村培育雜交高粱和雜交玉米獲得顯著成效。雜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產30—40%，1971年全國已種植雜交高粱2280萬畝。雜交玉米一般可增產25—30%，1971年全國已種植6720多萬畝，占全國玉米麵積的三分之一。
1974年7月17日 新華社報道;中國各小麥產區大力推廣優質品種。1973年4月30日 新華社報道：中國化肥工業高速發展。目前全國小化肥廠已達1400個左右，生產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國化肥總產量的60%。據統計，1970年—1972年，全國化肥產量平均每年遞增310萬噸，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遞增數，提高了將近7倍。1972年從國外引進化肥成套設備，建成投產後每年可產化肥400萬噸。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北方農業會議。8年來農業生產連續豐收，1969年北京、上海、浙江糧食已超過“綱要”。北方14個省、市、區糧食過“綱要”的縣有84個，公社有1251個，大隊有26613個。全國高產穩產農田總數達到4.5億畝。1974年西藏90%以上的人民公社農業大麵積大幅度增產。繼1973年5個縣糧食單產上《綱要》、過“黃河”之後，又有幾個縣達到這個水平。全區32萬克(1克相當於1畝)冬小麥大部分單產過400斤。1974年糧食總產量比1973年增長15%。
文革十年，中國糧食產量從1965年19453萬噸，提升到1976年的28631萬噸，增長147.18%，平均每年增長4.72%。1976年全國人均擁有糧食319公斤 /年(1952年288公斤/年，1988年362公斤/年)。(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人民公社時期的糧食增長主要來源於八字憲法中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精耕細作這些積極的人力投入。
而“科技成果”最重要的部分，如：袁隆平從1964年開始的雜交水稻研究至1975年才取得成功，1978年化肥施用量也僅有884萬噸。而據專家研究，農村承包製後，糧食增長主要來源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化肥(1988年已達到2141.5萬噸)，及其它科技成果。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征兵《科技對糧食增長的貢獻及糧食科技發展的方向》一文對此進行了敘述：“科技進步對糧食增長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學進步貢獻率來定量地測定科技對糧食增長貢獻的大小。
研究結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間，糧食增產諸因素中技術進步貢獻率最大，占48%，其次為化肥貢獻率占35%，其他物質投入貢獻率占14%，勞動力貢獻率5%，而氣候條件的貢獻率為-2%(即造成2%的減產作用)。在當前我國糧食生產中，技術進步的內容是廣泛的、綜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是優良品種、栽培技術、植保技術、低產土壤改良技術以及種植結構調整等5項。”這裏所提到的“5項”都在八字憲法之中。
關鍵是，1984年全國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製後，當年糧食達到40731萬噸。然而，1985年糧食就減產，僅為37911萬噸，數年之中都沒有超過1984年的產量。所以，有專家據此判斷，家庭承包責任製刺激的農民積極性在1985年就釋放完畢。前後對比，顯然農民長期的積極的人力投入與人民公社強有力的組織和動員密切相關。
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沒有先知先覺。為了走好自己的路，毛澤東還指出，學習和實踐是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必然階段。
毛澤東認為，“任何人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也沒有什麽先知先覺”。【《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頁。】
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麽“先知先覺”。
在《談話》中，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複實踐，反複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並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隻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頁。】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要堅持走自己的路。“以蘇為鑒”，走適合中國情況的道路，是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特點。1956年4月4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明確地提出：蘇共二十大給我們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在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毛澤東指出，《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的權利。
毛澤東認為，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所以，他強調：“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等等。這些方麵都是屬於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這種關係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頁。】
毛澤東認為如何完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製。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所有製問題解決之後，管理問題就是最重要的問題。在《講話》中，他指出：“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這方麵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頁。】
為了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製的優越性，毛澤東主張在保證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實行中央與地方分權，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都是全民所有製的企業，實行不實行中央和地方分權，哪些企業由誰去管，這些都是有關建設的重大問題。中央不能隻靠自己的積極性，還必須同時依靠地方的積極性。”【《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頁。】
毛澤東還主張無論是中央部門管的，還是地方各級管的企業，都要在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權。
國民經濟隻有在綜合平衡下才能持續協調穩定的向前發展。
在《談話》中，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0頁。】
在《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一文中毛澤東更是明確提出：“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頁。】
因此，在《談話》中，毛澤東在工農業發展的總體布局上，再次強調我國需要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行工農業同時並舉。
毛澤東指出：“蘇聯和我們的經驗都證明，農業不發展，輕工業不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利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頁。】；
毛澤東:“要使重工業迅速發展，就要大家都有積極性，大家都高興。而要這樣，就必須使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輕重工業同時並舉”【《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頁。】。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戰略與布局。通過怎樣的經濟發展戰略來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曆史任務，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重大課題。對此，毛澤東進行了長期的艱辛探索。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指出“沒有工業，……便沒有國家的富強”，要“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1801頁。】。
從50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對我國經濟建設道路的構想，逐步由“實現工業化”向“整個國民經濟現代化”的轉變。
在《談話》中，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進一步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這就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實現“四個現代化”戰略任務的表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工業化的理論。
毛澤東還進一步明確指出，不說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不準確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頁。】
毛澤東:“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頁。】
毛澤東還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裏麵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適合於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頁。】
這不僅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國家政治生活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卻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是完全適應於生產力、上層建築是完全適應於經濟基礎的。即便是承認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也是在承認“完全適合”的前提之下。
對此，毛澤東指出，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乃至共產主義社會仍然會起作用。他辯證地分析指出：“從世界曆史來看，……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頁。】
毛澤東認為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各階段發展的動力。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是一個由許多矛盾構成的複雜矛盾體係，其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矛盾，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成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過程中，毛澤東希望找到一條中國應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道路。
所以，毛澤東始終重視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相比較，尤其是從反思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之中思考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路。
毛澤東認為，“學習蘇聯，要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教科書有缺點，但比較完整”【《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頁。】。
毛澤東提出了一係列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創造性見解。擇其要者，包括：社會主義可以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由於中國長期貧窮落後，又長期遭受帝國主義的欺負和壓迫，所以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
1954年6月，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要用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的時間，打下一個基礎。用十個五年計劃即五十年時間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設想。
此後，毛澤東多次闡述了他這個要準備長期奮鬥的設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取得的經驗和教訓，通過黨中央及時糾正失誤，號召全國“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使毛澤東更加堅定了這個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按“五年計劃”己經開始穩步發展。
毛澤東強調“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
毛澤東還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的階段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要波浪式發展。
俗話說，欲速則不達。馬克思主義也認為，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首先是一個自然曆史過程，“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頁。】。
而且，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
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不能操之過急。急於求成，希望一蹴而就，反而辦不成事，而且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穩步向前發展。
對此，毛澤東在《談話》中強調指出：“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
這告訴中國共產黨人，盡管中國廣大人民群眾迫切希望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但是決不能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否則，隻會如同1958年大躍進中劉鄧刮起超越中國實際情況的“共產風”，給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社會發展帶來更多的矛盾和困難。大躍進中的“共產風”是在誤導全中國人民群眾，沒有按照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自然規律。
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第五個問題，帝修反和國內地主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
這次，鄧小平挑起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鬧得最凶的時候，帝修反特別是蘇修新沙皇，喜形於色，興高采烈，認為他們所謂的“中國的健康力量”，這一回可要“說出自己決定性的話”來了。
克裏姆林宮從四月七號到現在，一直忙個不停地開動各種宣傳機器，什麽《真理報》》、《消息報》、《蘇維埃俄羅斯報》、《共青團真理報》、《文學報》、《汽笛報》，還有“塔斯社”、“和平和進步廣播電台”等等，又寫文章，又發報道，又登照片，不遺餘力地給鄧小平撐腰打氣，說什麽鄧小平的路線受到了“熱情支持”，很多人“要求鄧小平當總理”。
過去，蘇修新沙皇曾經寄希望於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幻想都破滅了。這一回又把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滿以為就要成氣候了。可是他們高興的太早了，還沒來得及鼓掌，這股反革命逆流就很快被粉碎了，鄧小平也完蛋了。
勃列日涅夫之流大為喪氣，情不自禁地叫喊，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是“令人吃驚的”，是“感到失望的”。於是便歇斯底裏大發作，叫嚷：“鄧小平被撤職不是內戰的結束，而是剛剛開始”。五月十八日，蘇修“塔斯社”這個造謠公司，瞪著眼睛說：“上月底，槍斃了一個天安門廣場遊行的參加者，十人遊行者被法院判處了十年徒刑”，這是多麽拙劣，多麽卑鄙！蘇修對天安門事件這麽熱心，一喜一驚，一捧一罵，無恥造謠，就更加清楚地告訴我們：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要顛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總是把賭注壓在黨內走資派身上，鄧小平這一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就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
國內的地主資產階級，也錯誤估計形勢，欣喜若狂，興風作浪。就連盤踞在台灣的政治僵屍蔣經國，也像紮了一針強心劑一樣，有氣無力地嚎叫起來。
四月六號，也就是粉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第二天，蔣經國就急不可捺地在偽立法院會議上叫嚷，說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什麽“大陸同胞抗暴行動的新開始”，狂叫要給予“全力支持”，還提出所謂“特別預算”，“全力供給”。
四月七號，蔣經國又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常會，製定所謂“精神入黨”辦法，發表《告大陸同胞書》，叫嚷什麽“大陸所有同胞不分地域，不分階級，不分黨派，不分信仰”，都可以“自動地成為中國國民黨的精神黨員”。
台灣、香港的反動報刊、電台，也連篇累牘地發表反動文章和廣播，造謠誹謗，攻擊誣蔑。狂叫“現在是反共的良好時機”，煽動要“發揮冒險犯難的精神，開展大陸工作”。鄧小平挑起的這場反革命暴亂，連蔣幫都這樣賣力地吹捧，不是很發人深省嗎？
一些地富反壞，牛鬼蛇神，還有那些老右派，也從陰溝裏爬了出來，暗中慶幸，大放厥詞。當一小攝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門廣場行凶作惡的時候，他們手舞足蹈，妄想變天，胡說什麽現在是“形勢不穩”，已經是“一觸即發”，“現狀不好維持，局麵不好收拾”，“前途演變正未可知”，甚至叫嚷什麽“政權也得變一變了”。有的使勁地吹捧鄧小平“威武不屈”，“真有骨氣”。請大家聽一聽，這是什麽腔調，這又是為什麽？
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熱烈慶祝，一小撮階級敵人遭到滅頂之災，不甘心失敗，仍在垂死掙紮，繼續較量。
從四月六日到現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發生了近百起反革命案件，與往常相比大約增加五、六倍。其中，針對中央兩項決議進行搗亂破壞的，就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四月十一日，七○六廠有個反草命分子，在廠裏公開跳出來狂呼反革命口號，惡毒攻擊中央兩項決議，被製止時竟接連對三名職工拳打腳踢，瘋狂地行凶報複。
四月十二日，北京糧食局馬連道倉庫有個反革命分子，公然打出“要造反”的旗號，狂叫“文化大革命坑了我，也坑了鄧小平”，窮凶極惡地闖進辦公室，接連砸壞了三張辦公桌。
四月十四日，中央民族學院有個反革命分子，竟在集體宿舍，公然將《黨的基本知識》一書中引用的毛主席教導，全部塗毀或撕掉，並當眾書寫了三條反革命標語，為鄧小平揚幡招魂。
四月二十日，從太原市流竄來京的反革命分子尚久大，跑到前門大街，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散發反革命傳單，惡毒攻擊周總理，無恥吹捧鄧小平，狂呼反革命口號，當場被工人民兵抓獲。五月一日淩晨，從新疆潛逃來京的反草命分子李林泉，連續在前門、西單、王府井、南長街等八個地方散發反革命傳單，公然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為鄧小平和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進行辯護，當夜被北京站民兵、民警抓獲時，從他身上搜出了同樣的油印反革命傳單三百九十三張，反動日記三本，已投寄給中央一領導同誌的反革命信件底稿十四份。
五月七日，大興縣一個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子弟，連續書寫五條反革命標語，瘋狂叫囂“堅決支持右傾翻案風”，胡說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徒的活動是什麽“自己解放自己”。
五月十七日，堅持反動立場的右派子弟王益民，從山西跑來北京，明目張膽地要往天安門東標語塔上貼反革命大字報，以《不理解這個綱》為題，猖狂攻擊以階級鬥爭為綱，胡說什麽“為何以糧為綱，是不是有總綱、大綱、小綱，遊擊綱、臨時綱”，“這究竟是不是以目亂綱，以目代綱”，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這個家夥被抓起來以後，還繼續攻擊，無恥吹捧鄧小平“當個總理也應該”，誣蔑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是“故意鬧意見”，攻擊我粉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犯了錯誤”，咒罵社會主義製度“不自由，不如過去那樣：海闊由魚躍，天高任烏飛”，猖狂叫囂“來京的目的就是為鄧小平翻案”，“製造第二次大混亂”。這個反動家夥還恬不知恥地說：“大丈夫要有沉機獨斷之誌”，“青雲有路終需上，宇宙無名誌不休”，“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真是反動透頂。
上述這些情況，對於我們認識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頗有啟發，耐人尋味。對這一反革命事件，誰支持，誰反對？對粉碎這場反革命暴亂，誰害怕，誰高興？對鄧小平搞翻案複辟，誰讚成，誰抵製？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嗎！
同誌們！今天向大家匯報的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貫徹落實市委二十六號文件精神，掀起一個繼續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和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
具體地說：一是要學好。就是繼續認認真真地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加深理解，武裝頭腦，掌握強大的思想武器。
二是要批透。就是狠批鄧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和反動罪行，進一步認清鄧小平的反動實質，提高覺悟，劃清界限，肅清流毒。
三是要深追。就是認真追查反革命，前一段在各級黨委領導下，認真發動群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形勢很好。
截至五月十日，全市共揭發出可疑線索兩千多件，有近七千人，主動交出抄錄的反動詩詞和所謂“總理遺言”近四萬件，交出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拍攝的照片、底片四千多張。特別是所謂“總理遺言”這起反革命謠言，經過在全國開展追查，製造者已經有了著落，可以不再追查製造者了。
但是，追查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反動詩詞、傳單和其他反革命謠言的製造者，把這些家夥統統挖出來，任務還是相當繁重的，還需要進行艱巨的工作。為了不使反革命漏網，各級黨委要把它作為一項政治任務，集中一段時間，集中精力，狠抓一下。特別對重點單位、重要案犯、重大線索，要抓住不放，不管追到誰，一追到底，一定要追個水落石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學、批、追、促，最重要的是學和批，要把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認認真真地抓緊抓好。要深入批鄧，徹底揭穿鄧小平的畫皮和極右實質。隻有學好批深，才能把追查反革命和各項工作很好地開展起來。
因此，各級領導要站在鬥爭的前列，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放手發動群眾，把學、批、追、促抓緊抓好。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帶頭批，帶頭揭，帶頭反擊右傾翻案風。
要更加自覺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爭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爭取更大的勝利！
原載《共識網》
這就是階級鬥爭。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後的一切說法都是站在走資派鄧小平一邊的，包括文件及媒體，可信度有多少？
第四個問題，為什麽說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掛帥人物？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生死搏鬥的突出表現，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修正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瘋狂反撲。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就是這一事件的罪魁禍首，是掛帥人物。一小撮階級敵人膽敢在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在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廣場製造反草命暴亂，就是因為有鄧小平在那裏掛帥，給他們撐腰。
大量事實充分證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完金是鄧小平一手挑起來的。鄧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一旦大權在握，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瘋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鬥爭經驗，有綱領、有輿論、有組織、有部署地向黨發起全麵進攻，拚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刮右傾翻案妖風，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篡黨奪權，複辟資本主義。
鄧小平“三項指示為綱”的黑旗一舉，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紛紛聚集在這麵黑旗下，亦步亦趨，緊密呼應。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叫嚷什麽：“春天來了，空氣新鮮，精神爽快”，把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說成是“光明路線”，爭當吹鼓手、馬前卒。
鄧小平大造反革命輿論，爭奪“思想陣地”，帶頭製造政治謠言；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拚命搖旗呐喊，為其篡黨奪權做輿論準備。鄧小平大叫“各方麵，問題都很嚴重”，“積重難返”，一再部署要“全麵整頓”；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鸚鵡學舌，大肆叫嚷各方麵問題“日久積年”，“不下重藥，恐難收效”，必須“大刀闊斧”，“改弦更張”。
鄧小平篡改黨的基本路線，提出“一切為了四個現代化”的修正主義口號；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狂叫“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鄧小平惡毒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胡說什麽“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狂叫要“真正的馬列主義”，“要打倒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
所有這些，都清清楚楚地表明，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完全是鄧小平煽動起來的，是鄧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刮右傾翻案風的必然惡果。
大量事實還充分證明，鄧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集中地代表了黨內外新老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的利益和複辟願望；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暴亂的這夥反革命分子，就是鄧小平反革命複辟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讓我們剖析一下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中，被抓獲的都是些什麽人物，就看的更清楚了。
一種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懷有刻骨仇恨的人。他們對文化大革命耿耿於懷，切齒痛恨。鄧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興高采烈，得意忘形。
鄧小平受到批判，他們兔死狐悲，狂叫要“豁出去”，要用“希特勒的膽量和冒險精神”，和無產階級進行較量。
有一個老子在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錯誤的人，在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中，幾乎全家出動，東竄西跳：這個家夥拿著半導體喇叭，站在廣場紀念碑的台階上，聲嘶力竭地朗讀他自己寫的反動詩，他妹妹、未婚妹夫和姐夫在一旁觀戰，他哥哥在一旁給他拍照、打氣，不斷叫好，煽動他“再來一遍！”“再來一遍！”再如，搞反革命組織的齊國治，文化大革命中是混進群眾組織的壞頭頭，因思想反動，搞打砸搶，被拘留審查近兩年，一直懷恨在心。這次跑到天安門廣場進行反革命串連，妄圖成立“全國罷工委員會”，狂叫要“占領電台”，“左右中央”，“把鄧小平抬出來”。
再一種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反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一步限製了資產階級法權，阻礙了這些人升宮發財、成名成家的道路，他們恨之入骨。
有的就直言不諱地說，鄧小平搞物質刺激，白專道路，擴大三大差別，“能給自己的家庭和個人帶來好處”，可以“住上好房子，找個好工作”，在城市“過上舒舒服服的生活”。反革命分子周忠鉉，早就幻想成名成家，一心盼著鄧小平當權，說，“隻有鄧小平上台，才有出頭之日”，還說什麽“不管什麽路線，隻要能提高工資，提高生活水平，能成名成家就行”。
對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他十分反感。他除了進行反革命串連外，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還連夜書寫五首題為《清明有感》的反動詩，到天安門廣場張貼，公然寫出“東風無力”，“坑灰未冷”，“煎豆相煎“，“王莽篡權”的反動詞句，惡毒地進行攻擊。
還有一個參加衝人民大會堂和解放軍營房的壞家夥，認為隻有鄧小平才重用象他父親那樣的“技術幹部”，鄧小平不垮台，他父親“還有提拔的希望”，“自己也有出頭之日”，因而希望天安門廣場事件鬧得越大越好。
還有一種是受過打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有的本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有的是多次被關押的罪犯。他們唯恐無產階級的天下不亂，早就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又苦又澀”，“簡直無法忍受”，“咬著牙根活著”。
鄧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他們本能地感到給自己帶來了希望。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在鄧小平的身上，疼在他們心上。這些家夥反革命本性大發作，也跑到天安門廣場推波助瀾，趁火打劫。
前邊說的吉林的李廣德，就是一個典型。這個家夥四十歲，十三歲就開始犯罪，曾被判刑兩次，加刑一次，勞動教養一次，現在還戴著壞分子帽子。就是這樣一個壞分子，也跑到北京來搞反革命串連，在天安門廣場“大顯身手”。
再如，被開除黨籍的蛻化變質分子姬傳賢，四月四日糾集幾個人到中山公園，策劃成立什麽“工農兵反修紅旗兵團”，公然提出“取消階級，不要成分，放出罪犯”的反革命口號。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一切反動階級要實行複辟，總要推舉他們的政治代表，作為他們的領袖和靠山。而反動階級的代襲人物，必然要提出和推行一整套反動綱領和路線，作為“一麵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把一切反動勢力集合在這麵黑旗之下。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在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按照鄧小平的煽動，跟地主“還鄉團”一樣，又燒又打，瘋狂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有的還直接向鄧小平“上書”，獻計獻策，說什麽“君若姑息，身必自危”，要鄧小平“奮袂而起，登高而呼”，“組織起自己的人和他們幹”。
有的甚至狂叫“幹柴已備，待點燃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自己比作“幹柴”，把鄧小平當作反革命邪火的“點燃者”，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說出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的後台和打手、主帥與嘍羅的密切關係。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顯，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證明了毛主席這一科學論斷，無比英明，無比正確。也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頭等大事，必須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