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這才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改革
毛澤東主席是中國改革的先行者。數數這九項改革，這才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偉大的改革！
第一項改革：對民眾價值觀的改革
新中國一成立，毛主席在領導製定的臨時憲法《共同綱領》中，就規定“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國民的公德。”這“五愛”形成了全國人民大眾的共識。
還徹底否定了封建社會男尊女卑、三從四德、刑不上大夫等腐朽沒落的思想，把幾千年人們頭腦中固有的自私自利、當官發財、光宗耀祖的夢想，被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所取代。幾千年的賣淫嫖娼、拐賣婦女兒童和吸毒等醜惡現象被徹底消滅。
第二項改革：婚姻改革
《新婚姻法》廢除了一夫多妻製、買賣婚姻、父母包辦婚姻、“童養媳”等舊婚姻製度。毛澤東一句話“婦女可以頂半邊天，就可以自由戀愛”，從此，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婦女地位，並把妓女改造成能夠自食其力、為國家做貢獻的新女性，在婚姻領域真正實現了“自由、平等”！
第三項改革：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改革
在毛主席領導下，新中國僅用4年時間，就在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同時，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把生產資料私有製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製，使新中國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跨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在生產資料公有製基礎上，新中國由一個積貧積弱的農業國躍升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國，第三大軍事強國。中國從此開始邁向四個現代化的征程，從那時起中國開始趕超世界用了20多年時間，綜合國力完成西方資本主義國家200年才能夠完成的業績。
第四項改革：分配製度的改革
私有製被公有製取代後，由按生產資料占有權（權力大小、資本多少）分配為主改為實現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強化了勞動者的主人公意識，大大激發了勞動者的勞動熱情，出現了全國人民人人勞動、人人愛勞動的壯觀場麵。剝削和壓迫第一次消失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勞動號子裏。
第五項改革：吏製改革
打破了幾千年以考取士、以錢買官、父位子襲的官吏選拔製度，工人、農民也可當大官。這些人都出自於普通工人農民家庭，沒有任何政治背景和經濟基礎，有的就是他們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個人傑出品德和能力。在那個時代，可以毫不誇張地說：“99%以上的官員都是清官”。
第六項改革：文化教育改革
實現全民義務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均不收學費，要求學生德、智、體全麵發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革除了幾千年來“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封建糟粕。著力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同時，全麵打造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
第七項改革：衛生改革
改革“城市老爺衛生部”和“城市老爺醫院”，“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而且以“救死扶傷”為目的，改變了幾千年來看病拿錢、無錢等死的老皇曆。中國醫療衛生工作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農村合作醫療”成為聯合國向全世界推廣的經驗。
第八項改革：政治製度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那個時代，普通工人、農民、士兵的優秀代表在各級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達到一半以上，充分行使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
第九項改革：司法改革
改革幾千年來私有製社會裏錢權主導法製的司法弊端，法律充分體現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意願，勞動人民可以對一切壞分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取消了告狀要交費的司法程序，司法工作人員不為金錢服務而為公平正義服務。變刑罰為勞動改造，對罪犯重教育輕處罰。法少而執行嚴，極大地限製了錢權對法製的幹擾，基本實現了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
確立起社會主義道德觀，以德治國，依靠群眾，人民治安人民管，出現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和諧社會。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把毛澤東時代的教育複辟巔倒成產業化市場化商品化，大中小各學校和各種私校及各種名目的補習班都己成為“大賣場”。師生成了買賣關係。重點大學的走資派及磚家叫獸便萌生了“學生畢業到40歲如果沒有賺到4000萬，這學生就不要回來見老師”。而馬戶又鳥們又鼓吹“上大學懂知識隻為改變個人命運“成人上人先富。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把教書育人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複辟巔倒改製為分數壓倒一切，考試決定成敗。導致學生成為分數的奴隸。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以開放為名，妄自菲薄數典忘祖去中國化崇洋媚外，從教材到教學全麵西化，中傷了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傳承。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的教育全麵淪為“逐利”機器、賺錢工具。為了賺錢不擇一切手段產生的五花八門的自費補課、學曆造假產業、冒名頂替入學，通過提供虛假材料、隱瞞事實真相等欺騙手段，冒用他人姓名和入學資格頂替入學。散發著銅臭味《教育》泛濫成災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釜底抽薪的複辟顛倒社會主義的教育危害最深遠。十年成林，百年樹人。教育，曆來是一個民族的百年戰略大計。看看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改革開放40多年的資本主義“教育”，無不讓中國人民寢食難安、觸目驚心。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高舉“考分”大棒，釜底抽薪，將教書育人引向歧途。中華民族怎能實現民族振興?!
考分壓倒一切。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改革開放多年來，以戒備森嚴的“高考”引領大中小學教育統統“考分第一，一張試卷定終身”。特別是高考，如臨大敵、戒備森嚴，警察、武警，甚至防爆警統統出動，製造一道道“封鎖線”。甚至窮盡一切抓“作弊”高科技手段。對付“考試”。
特別是什麽考試，都是“唯一答案的”標準命題。把孩子“創新”、思維、想象一網打盡。甚至統一“電腦”閱卷確定“對錯”的打分。——電腦控製了人腦。將學生統統變成了考試的“機器”。這樣的教書育人，究竟能育出什麽“人”?——不言自明。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打著“與世界接軌”的幌子，以外語打壓中華民族國學。自中國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特色政府改革開放以來，外語4、6級考試、舉國上下鋪天蓋地。甚至從一年級開始天天上外語課。中國的中文卻卻被邊緣化了。並且把“外語”作為進入(除工農之外)各部門單位的“門檻線”。升學、職稱、評級、等等，甚至不論中文論外語。大中小學生的中文書寫能力像‘狗爬’。鬧的中國人民哭笑不得。
教科書是教育的精神實質，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的中國特色教改卻釜底抽薪全麵“去中國化”精神。中華五千年燦爛文化中的《經典》篇章被不斷的“刪除”。譬如：唐宋詩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等等題材的優秀範文多一 一被刪除了。《毛主席詩詞》、《長征》、《多收了三五鬥》、《我要讀書》、《誰是最可愛的人》、魯迅文章、四大名著等等等等，統統漸行漸少了。相反，花花草草、寵物狗貓、吃喝玩樂、五毒俱全、奢靡“時尚”的越來越多了。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教改釜底抽薪的實質不是明明白白了嗎?
學生們要分不要命的中國特色教育，摧垮了中華民族青少年的健康成長。特別是高中階段三年的“封閉式”教育，所謂“最後衝刺”，把學生們的身體多搞垮了。甚至連家長們的自由也被搭上了——什麽“學區房”服務陪讀，應運而生、雨後春筍。特色小中大教育，將孩子們的眼睛多弄的“一片白茫茫”。大學生新生軍訓，不時都有“暈倒、休克”，甚至沒命的。可見“中國特色”學生的實際健康狀況，是多麽的令人擔憂啊!
青少年理應是“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可是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的中國特色政府的青少年，究竟成了什麽樣?! 隻比考分不育德。全“為他人作嫁衣裳”。中國特色培養出來的大學生，考分高的三分之二都出國不回“家”。一批是不願意當工人農民去一線工作。一批是甘願成為“二奶" 和"小三”。在校時，就有學生“以肉體”交換文憑、學位，甚至手機卡，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叫獸教師可以“性侵”學生，學生還津津樂道。——正是特色大學特色多呀。如此的“中國特色教育改革”，對我中華簡直是釜底抽薪，難道還不危險麽?
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新中國前30年，“黃賭毒黑嫖”五毒俱全早已絕跡了。可是中國特色改革開放40年，黃賭毒黑嫖又重新泛濫全國城鄉“天上人間”，並且愈演愈烈。前30年，為啥幾乎“一夜之間”就徹底鏟除千年遺留的五毒俱全?!而後40年的“掃黃打非”，越打掃五毒俱全卻愈演愈烈!究竟是真打還是假打——隻有“頂層”最知道。
中國特色改革開放的40年中，中國兒童的個性特長和理想沒有得到應有的“放飛”;甚至受到不少的壓抑。主要表現在我國兒童：缺少自由童貞童趣實現的時間;缺少個性張揚和展現的空間和實踐;被考分和標準答案壓抑了各自的特長;被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的課外“補習班”攪的暈頭轉向;被父母家長的溺愛和包攬束縛了手腳;被浮躁狂熱急功近利的社會拔苗助長。把中國的孩子整的——缺乏“個性、特長和理想”，導致自我生存能力不強。
哪個補習班 不是本著金錢辦?中國特色教育改革，改出了普遍全國城鄉的形形色色的“補習班”。盡管全國人民怨聲載道、苦苦呐喊;盡管輿論媒體《5歲娃要上7個班》等的、長期呼籲;教育主管部門也三令五申不準辦各種課外補習班。但客觀事實是，各種各樣的課外補習班卻依然——曆久彌堅、曆久彌新的在泛濫。據不完全了解，6-7歲小孩多要上4-5個“班”。什麽——英語班、珠心算班、拚音班、跆拳道班、文藝(特長)班、等等等等。一周7天忙的不亦樂乎。
為什麽課外辦班的積極性如此高漲呢?有的班甚至還要被安排在夜晚。其實，根本不是為了全麵提高孩子的綜合素質”。而是為了一心一意賺錢。5-6歲的孩子學跆拳道，一周上課1-2次，每孩收費好幾千。還有什麽過幾天要升幾級，每升一級再收幾百元。你說5-6歲孩子跆拳道的武功究竟能有什麽“級”?!豈不是變著法兒“死要錢”!
不少課外補習班，還和有關商業單位互相勾連賺孩子的錢。一些補習班上，教師給孩子拍幾張照片。並且要家長出錢每一張照片15元，(和照相館勾連)放大、製照片框，每一位孩子又要600多元錢。簡直是把孩子當作“搖錢樹”。
你說這樣的補習班，真能提高孩子德智體美素質嗎?說好了，要杜絕課外各種補習班。各地各級的教育主管部門的監管“哪兒去了呢”?難道補習班真的是孩子成長的——起跑線?!教育起跑線恰恰是——教育資源的相對均等。學前補習班卻卻是——拔苗助長。學習期間的課外補習班是——變相的、巧立名目的圈錢。甚至是“搶錢”。
把賺錢的槍口對準“孩子、老人、病人、殘疾人”是極不道德的。資本原始積累中，每一個銅板裏都流淌著血腥味!在變態的教育裏，每一個補習班都散發著銅臭味!公知一旦失去“良知、良心”，國家則難以想象。金錢一旦戰勝“道德、誠信”，社會即不堪設想。
新中國前30年的“工人文化宮、農民文化宮、青少年文化宮”全沒了。充斥大街小巷多的是“各式各樣”的娛樂廳。城鄉遍地的是“門庭若市”的麻將館。娛樂廳裏人頭攢動，“投幣”聲聲聲不息刷卡處排成長龍。麻將館裏賭客滿座，十億成人八億賭，看賭的押賭的擠的水泄不通。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中國特色改革開放，把中華民族“文化”也“改開”的——天翻地覆。
文化宮沒了。前30年全國城鄉處處可見的“工人文化宮、農民文化宮、青少年文化宮”。被改開的“幹幹淨淨”。
文化宮最大的特點：全免費。各級人民政府提供的全民文化(體育)活動場所和平台。藏有百科書籍無數，是文化知識的海洋。室內外體育項目不少，促進人民健身。文化從閱讀到創作、從文藝到聲樂、樣樣俱全。文化宮內涵豐富多彩，在內活動時間不限。常常是工農兵群眾、特別是孩子們節假日去處的“首選”。文化人生、健康人生。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娛樂廳多了。特色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城鄉形形色色的“娛樂廳”比“公共廁所”多多了。
娛樂廳最大的特色：有人沒錢莫進去。沒錢卡、硬幣的，你休想進去。五光十色的電子娛樂機，與日本香港澳門賭場的“吃硬幣機”是一樣的——賭味甚濃。低門檻多收費，項項娛樂充滿“賭”的吸引力。為電子燈光效果，全封閉空氣混濁，特別不利孩子健康。去多了，往往燒錢、傷身又喪“心”(誌)。常常是(涉世不深的)孩子們的“喜愛”。從電子娛樂到“電子遊戲”—— 一發不可收。“遊戲人生”從小釀成。“賭博心理”從小培養。
麻將館遍地。哪裏沒有麻將館，哪裏就不是“中國特色”之地!中國特色“麻將館”不僅成為了“產業”;而且已經開到了“家庭”。譬如官員家庭：夫妻子女等4個共產黨員麻將“賭錢”早已成常態。還美其名曰——“健康”麻將呢!中國特色麻將“賭”——連國家“公安、檢察、法院、司法”的官員多參加的!
中國特色“麻將館”，確保是“世界第一”的!中國人麻將“賭”，穩居“全球第一”的!一個遍地“娛樂”的國家一個遍地“賭博”的社會一個“文化”貧乏的民族。
人人都說：少年強則國家強，青年興即民族興，青少年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來。中國古詩文又說：人之初，性本善。孩子，一生下來都像一張白紙似的“真善美”。後天成長的社會生態環境，恰是“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汙泥而不染”卻是鳳毛麟角的例外。所以，孩子成長的環境——特別重要。
新中國前30年的社會生態環境，綠水青山、風清氣正。養育陶冶得孩子們——“路邊拾到一分錢，交到警察叔叔手裏麵”。中國後30多年的社會生態，在中國特色改革開放的和平環境中演變了。
主要表現在：一是大中小學的教材中“中華民族的、人民英雄的、優秀傳承的”，被改革的越來越少了;而美國等西方的、外國的越來越多了。動搖了孩子成長教育的基礎和根本。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
二是互聯網“遊戲”天昏地暗、電子娛樂廳遍地。把孩子們的注意力和精力多引導到“電子遊戲”上去了。而中國的“網管”基本不管。直接造成不少孩子“電遊”成隱、甚至晝夜不歸嚴重影響正常學習和健康成長。
三是手機“遊戲、微信”、將孩子變成“低頭族”。嚴重妨礙了孩子們“抬頭看路”，嚴重影響了孩子們聚精會神的學習進步。
四是黃賭毒黑嫖“五毒俱全”長期泛濫“天上人間”，稚嫩的孩子們怎能經得住如此的“誘惑”。雖然我國年年“掃黃打非”，但是客觀事實卻卻是年年黃賭毒黑嫖依然甚囂塵上。
五是自然生態環境的全麵嚴重汙染，霧霾性呼吸係統等等疾病時刻威脅著孩子們的健康。這是誰也無法否定的、鐵的事實。
正是據有上述5方麵的客觀事實，直接關乎著孩子們的未來，不能不說這是中國新時代“把青少年引向何處去”的一場偉大鬥爭。
21世紀，世界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人才的競爭，離不開“教育”的競爭。必須特別重視女性教育。女性，都是兒童的第一個“老師”。青年是祖國的明天，兒童是民族的未來。名師出高徒。孩子好不好，關鍵在老師、尤其是“第一個老師”。因此，女性教育是整個民族教育的重中之重。
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特別是“孔老二”腐朽沒落的封建思想意識根深蒂固。什麽“男尊女卑”重男輕女，“唯女子小人難養也”，等等影響千百年。中華民族客觀存在“重男輕女”的教育。還有什麽“嫁出去的媳婦潑出去的水”，等等。往往多把女性教育邊緣化。
特別是我國廣大農村和邊緣山區，更加輕視女性教育。片麵認為：男子是“傳宗接代”;女人遲早嫁人。再加上經濟條件有限，往往姊妹幾個，隻供男孩讀書，而女孩提前勞動。
中國曆代至今官員中，往往女性成了“鳳毛麟角”。都是男子的世界。這也說明。中華民族女性受教育比男性受教育普遍落後。
這種封建沒落教育觀的曆久彌堅。嚴重阻礙和影響了中華民族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從而嚴重影響了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不徹底從根本上改變中華女性受教育的長期劣勢。必將嚴重阻礙中華民族的振興。
《從根本上結束資產階級在我校的專政》
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
人民日報 1967.11.26
建國十七年來，教育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中國赫魯曉夫的指使和支持下，極力維護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學校的統治。歸結到一點，這就是要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推行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同無產階級爭奪青少年一代，實現資本主義複辟。
舊北京師範大學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典型之一。
中國赫魯曉夫早在解放初就宣揚那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主張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繼續統治學校。陸定一也誣蔑黨不會領導教育，鼓吹在大學裏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搞“國共合作”，實行“三三製”。按照這些“指示”，師大實行了一整套“專家治校”的領導體製。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校務委員會、係務委員會成了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壟斷了學校行政、教學和科研的大權。在校務委員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占絕大部分。各係係務委員會也是這樣。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被任命為校長、係主任、教研室主任等。學校從教學、科學研究到招生、畢業分配等工作，甚至連政治思想工作計劃，都要由他們討論決定。這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以合法的形式掌握了教育領導權，形成了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主張的“教授治校”的局麵。
中國赫魯曉夫多次鼓吹要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學習”。陸定一更叫嚷：“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要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右派能利用還要利用，戴起帽子來利用。”在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支持下，牛鬼蛇神紛紛登上師大的講壇。臭名昭著的老右派董渭川，在一九五七年就瘋狂地叫囂要“由教授、副教授組成學術委員會作為全校最高權力機構，集中教權、人權、財權”。象這樣的反動家夥，居然再度登上了講台。他利用講課機會猖狂地向黨進攻，歇斯底裏地叫喊“士可殺不可辱”。“章羅聯盟”的狗頭軍師黃藥眠，也被摘了右派的帽子，趾高氣揚地登上了講台。他以講《阿房宮賦》為名，惡毒地攻擊大躍進。校外的吳晗等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紛紛被請到師大來放毒。社會主義的講壇，成了資產階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陣地。
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還把編寫教材、科學研究等大權拱手交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揚，曾經在一九六一年文科教材會議上，親自為我校兩個資產階級教授鼓氣。他說：“你們編出書，要是有人批判，我負政治責任，你們負學術責任。”會議結束後，他竟然讓幾個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編《中國古代教育史》，讓兩個右派編《中國近代教育文選》。其他一些教材的編寫權，也都掌握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裏。科學研究的大權也被他們所掌握。學校明文規定：“我校開展科學研究的主要力量是教授、副教授、講師”，“設立學術委員會，由學術水平較高的教授、副教授若幹人組成”。一九六二年，師大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還舉辦什麽“科學論文專著展覽會”，大量展出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教授解放前後的各種專著論文，引誘青年向他們學習。《師大學報》大量地發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文章，甚至登出了一九五七年參加臭名昭著的六教授會議的大右派陶大鏞的毒草。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所采用的幹部、教師、學生三結合編寫教材、搞科研的形式，完全被否定了。
師大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還惟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後繼無人，於是大抓“師資培養”。他們叫喊“要到棺材裏去搶救遺產”，搞所謂“對號入座”，給許多資產階級教授配備了青年教師作助手，要青年教師、研究生拜倒在資產階級教授（有的還是右派分子）腳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得到了培養“接班人”的權力後，更為囂張。有的資產階級教授就“教導”他的徒弟說：“青年人向老教師學習要迷，要亦步亦趨”，“有了批判的念頭，就學不到東西了”。
師大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緊緊勾結在一起，篡奪了學校的黨、政大權。他們瘋狂地反對革命師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千方百計地阻撓革命師生參加三大革命運動，殘酷地打擊、排擠和迫害工農同學，極力推行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廣大革命師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號召我們：“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一年多來，廣大革命師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打得落花流水。師大的領導權也終於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手中了。我們一定要以“鬥私，批修”為綱，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搞好複課鬧革命，從根本上結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學校的統治。"
人民日報 1967.11.26
“教授治校”論可以休矣！
北京大學文革《教學批判》編輯組
舊北京大學是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典型。在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控製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竊踞了校、係各級領導大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實行資產階級右派“教授治校”的主張，妄圖達到複辟資本主義的目的，製造了種種謬論。
一曰：“腦力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中國赫魯曉夫在一次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教育工作者座談會上露骨地說：“各種不同形式的出賣勞動力，都是工人階級，……腦力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確定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在座諸位大多數在內。”當革命群眾運用毛澤東思想堅持對知識分子進行階級分析時，中國赫魯曉夫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打氣說：“知識分子是幹什麽的呢？是為別人服務的。地主資本家沒有了，你們難道不是就是為工農服務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更露骨地說：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是過去的事或者將要過去的事了”。他還惡狠狠地訓斥廣大革命幹部說：“開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閉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不得。”這是公然反對毛主席關於階級、階級鬥爭的觀點。
毛主席在十年前就曾經指出：“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毛主席還指出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右翼的極端反動性，他說：“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複舊中國。”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把中國赫魯曉夫和陸定一之流鼓吹的“腦力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反動實質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了！
二曰：“無產階級要向資產階級學習。
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把資產階級的“學術”吹得神乎其神，同時又極力醜化無產階級。中國赫魯曉夫公然提出：
“無產階級要向資產階級學習，承認後者的文化技術水平比前者高。”陸定一則說得更肉麻了：“離開資產階級還有誰來教我們？”對於馮友蘭這個臭名昭著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陸定一竟無恥地吹捧說：“我看了馮友蘭的書，他的確比我們高明些。”他還公然主張“在學校裏，馬列主義要搞，孔夫子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東西也要搞”。這是徹頭徹尾的階級投降主義。
毛主席教導我們：“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那種對學術不作階級分析的論調是完全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
三曰：“技術，黨不能領導。”
這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常用的“法寶”，早已為廣大革命群眾識破了。而中國赫魯曉夫卻以一種曲折隱晦的語言，重新祭起了這一“法寶”。正當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的教育革命使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我們學校的統治地位搖搖欲墜的時候，他跳了出來說：“目前在高等學校中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製，充分發揮校長、校務委員會和各級行政組織的作用。”什麽人可以當校長？什麽人可以當校務委員？陸定一作了解釋：“技術，黨不能領導。”“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無論如何是不行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一九六一年，陸定一公然把反共老手翦伯讚等找去說：“一切組織都由黨員來領導，我不同意，今天就請你們來當校長。”他還明確說：“係主任、校長是有權的。”陸平緊接著把一大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甚至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拉入了校務委員會。從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更加嚴重了。
毛主席教導我們：“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政黨就是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領導一切，統帥一切。很清楚，陸定一提出的“技術，黨不能領導”，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謬論。
今天，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率領著我們千百萬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軍，摧毀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我們學校的統治。我們要堅決響應毛主席關於“鬥私，批修”的偉大號召，徹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並肅清其流毒。
人民日報 1967.11.264
不要總認為曆史上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都是高人、善人、賢人，其中一些思想道德已經跌入深淵者，其醜惡與罪惡幾乎同那些腐敗的統治者及社會蟊賊們一樣可恨。
尤其經過四十多年走資派鄧小平們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大潮裹挾而來的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價值觀念的劇烈衝擊，更使不少知識分子把個人的一切看待高於國家民族。《高考》《上大學》都是為了《改變個人命運》離開低層去做權貴人上人升官發財。那些越是占據著權力輿論高地的知識分子，越是把整個社會看成一個全是利益競爭而不講任何道德倫理的決鬥場。
看看今天的許多知識分子，在大學裏所學的知識有多少在實際工作中能學有所用？一些人隻是拿到了一張走向當今社會的通行證和資格證而已。他們從幼兒園算起，到取得終極學曆後的半生所學，細細算來許多在後來的實際工作中幾乎一無所用。
在這樣的大氣候中，連許多剛剛蹣跚起步、咿呀學語的懵懂頑童都感覺到如今的社會是：隻要誰能掙來錢，誰就是英雄。而整個社會的輿論也全都是一邊倒地認為：隻要能創造個人不菲的財富，一概采取英雄不問出處的原則；隻要誰能逮住大小老鼠，不管是家貓野貓什麽貓，更不管采取什麽的方式與手段，就一概定性為好貓。
於是，一些人藉此成了時代的所謂“弄潮兒”，他們一個個陰森著猙獰的麵孔，裸露著尖利的牙齒，不擇手段，一夜暴富，次第進入了被人豔羨的“先富者”行列，成了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試驗品和範例品。在為這些人鼓掌叫好的啦啦隊中，連一些出身貧寒的平民知識分子也搖身一變成了富人階層的維護者、敲鼓者、禮讚者。
毛澤東改造知識分子是史無前例的一大創舉！
毛澤東生前對知識分子的關心和教育和改造是持之以恒的，也是一如既往的。因為曆來統治一個國家的官僚隊伍和意識形態隊伍中，知識分子總是占據大多數和重要位置的。
因為他們掌管著國家的統治權力和輿論宣傳機器，所以，他們的思想觀點和行事作風對整個國家和廣大人民群眾、對後世曆史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中明確告訴所有知識分子，判定你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唯一標準就是看你是否願意同工農群眾相結合。
曆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一個人學得的知識再多，究其一點就是看是否對國家民族社會有無作用和能否發揮作用，能否做到為大多數人服務。一個知識分子如果思想觀點出了偏差，他的知識越多不僅對社會起不到積極作用，反而會對社會和民眾產生巨大的危害。
為了教育改造知識分子走出傳統思想道德的牢籠，毛澤東一生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都是堅定而明確、複雜而矛盾的，甚至說是既愛又憂，甚至不缺少一定的“恨”的。
毛澤東殷切期望知識分子能夠脫離不健康思想的束縛，回歸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正確道路上來，成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心甘情願地、和諧友好地和人民群眾生活戰鬥工作在一起，同心同德地改造舊世界，建設新世界，實現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社會遠大理想。
可事實終不及他美好的願望，盡管他堅持不懈、煞費苦心，也終難心想事成。和曆史上所有試圖打破傳統思想藩籬、勵精圖治的封建政治家一樣，他們善良的願望不僅沒有贏得更多知識分子的理解、支持與讚同，反而在他們身後招致了不少當時以及後代知識分子的誤解、謾罵、詆毀與誹謗。隻要看看這些年某些所謂的知識精英們是如何不擇手段、不遺餘力地謾罵毛澤東、詆毀毛澤東、醜化毛澤東的，就可以略見一斑。
毛澤東在一生軍政事務纏身之餘，在知識界交往的朋友很多，這些人中既有他事業的同道者，也有來自他事業的旁觀者和對立麵者；既有他年輕時的同學、老鄉、親戚和朋友，也有在後來整個革命生涯中結識的來自不同階級、黨派、學科的知識分子。
隻要稍一扳指，就可列舉出許多來：章士釗、柳亞子、張瀾、李濟深、齊白石、張大千、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錢學森、李四光，還有雖未謀麵卻神交極深的魯迅……當然還有許多，這些人大多數和毛澤東完全如一般朋友那樣自由往來，談笑風聲，詩詞酬答，燕宴交樂。
毛澤東既尊敬他們，又對他們寄予厚望，生怕他們哪一個在社會主義製度的新時代，思想意識上一不小心就滑向幾千年舊製度、舊傳統的深淵，由具有一般平民情懷的善良知識分子或者出身平民社會階層的平民知識分子，一躍而成為平民階層的精神壓迫者乃至剝削者。
縱觀自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以至後來發動的曆次改造知識分子運動，毛澤東的初衷和終極目標都是很明確的。絕不存在某些酸腐之人、惡毒之人狂吠的那樣，什麽仇視知識分子啦，什麽壓製知識分子啦，什麽迫害知識分子啦，等等以小度大之說。
由於傳統道德思想的深刻影響，由於幾千年讀書做官論的隱隱導向，“學而優則仕”成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心向往之並為之終生奮鬥的唯一目標。為啥讀書？就為了有朝一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就是為了書中蘊藏的名和利，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成為人上人。封建知識分子如此，“五四”以後中華民國的許多知識分子也是如此，就連建國以後曆經改造後的許多新中國知識分子又何嚐不是如此。
尤其經過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大潮裹挾而來的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價值觀念的劇烈衝擊，更使不少知識分子把個人的一切看待高於國家民族。那些越是占據著權力輿論高地的知識分子，越是把整個社會看成一個全是利益競爭而不講任何道德倫理的決鬥場。
在這樣的大氣候中，連許多剛剛蹣跚起步、咿呀學語的懵懂頑童都感覺到如今的社會是：隻要誰能掙來錢，誰就是英雄。而整個社會的輿論也全都是一邊倒地認為：隻要能創造個人不菲的財富，一概采取英雄不問出處的原則；隻要誰能逮住大小老鼠，不管是家貓野貓什麽貓，更不管采取什麽的方式與手段，就一概定性為好貓。
於是，一些人藉此成了時代的所謂“弄潮兒”，他們一個個陰森著猙獰的麵孔，裸露著尖利的牙齒，不擇手段，一夜暴富，次第進入了被人豔羨的“先富者”行列，成了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試驗品和範例品。在為這些人鼓掌叫好的啦啦隊中，連一些出身貧寒的平民知識分子也搖身一變成了富人階層的維護者、敲鼓者、禮讚者。
他們哪還有心思慮及幾千萬工人下崗後是如何艱難度日的，他們哪裏還顧忌到農民失去土地資源後是如何維持生計的，他們哪裏還管得上環境資源是如何被嚴重毀壞的，他們哪裏還管你窮苦百姓年收入夠不夠富人官員宴席上半瓶酒、一道菜的。
在權貴富人的意識裏，甭管我如何如何，反正有人為我叫好，反正有人為我吹號，反正有人為我歌功，反正有人為我效勞和撐腰，你大多數處於貧困之中的民眾算得了什麽？誰讓你沒有日天告府、攪海翻江的本領撈取錢財呢？看看如今電視上的經濟欄目和娛樂欄目裏，有幾個工人農民士兵在談自己的低待遇、高勞作、薄收入？能招搖於熒屏的大多都是那些財大氣粗的先富者和那些學有所成精英們。
這些人相互依存、琴瑟和鳴，有錢的為有知識、有話語權的分享殘羹；有話語權的為有錢的呼籲政策庇護，吹響企業家美名。到頭來苦了的還是普通老百姓，既然生活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就如生活在非洲原始從林中的動物世界，弱肉強食，優勝劣汰。該吃草的偷偷吃草，該吃肉的大膽吃肉；該被吃的驚恐被吃，該吃弱的肆意吃弱。這就是叢林法則，這就是公平競爭，這就是有唱戲的、有喝彩的、有敲邊鼓的、有呐喊鼓掌的社會現實。你若為此不納，那就也變出一個強者看看？
說來說去，還是一句話，有了道德倫理思想文化的人類，從來就沒有脫離開過洪荒時代的獸性法則。所不同的是，如今的人類有了太多的被稱為知識精英的人，他們把自己所依附的強勢階層的種種掠奪行為美其名曰：市場經濟、自由競爭、民主人權。用這些美麗的謊言擾亂平民百姓的視聽，其目的無怪乎就是把你賣了或者吃了，還要吧咂著滿是油膩的嘴巴、鼓囊著滿是鈔票的口袋哄騙你說：這是幫你消災，這是帶你去看外麵的世界，這是引領你步入天堂。
中國有一句貫穿古今的名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話絕非茫無所指。看看助推人類曆史前進的曆次農民大起義，有幾個是讀書人發起的，有幾個是由讀書人領導的？有幾個草莽英雄身後不是跟著一大群生活落魄順風而倒的知識分子？再看看曆朝曆代那些大奸佞、大惡人周圍，有幾個沒有幾個窮酸秀才在為他們出謀劃策鼓掌叫好？這些知識分子唯獨忘了自己作害的人中大多就是原本和自己一樣的底層受壓迫者，或者能真正為國為民有所擔負的國之棟梁。
當然不是一味說所有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全都是這般可惡可悲模樣，必定人類曆史和文化的傳承與進步離不開大量優秀知識分子。這裏隻是說部分知識分子在整個曆史進程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和反派作用，藉此揭批這些人為虎作倀的卑劣、助紂為虐的可惡。也可能是鑒於這些原因，還有其他種種原因，身為複合型大知識分子的毛澤東，才高度重視知識分子的改造，才衷心熱切地期望知識分子能夠洗心革麵返璞歸真，成為真正的人民知識分子。
建國以後，毛澤東利用國企管理中“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經驗，使知識分子與工人、企業領導與知識分子和工人結成一個緊密團結的勞動整體，同心同德，共同作戰，形成人類曆史上一個嶄新的人類群體結構。
他利用“五七幹校”，給坐在辦公室裏隻聽匯報的領導幹部和整天坐在書齋裏幾乎和基層隔離的知識分子，搭建一個參加勞動實踐、接觸工農群眾的廣闊平台。他利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機會，讓自小生在城市裏、長在城市裏的年輕知識人，深入到祖國的四麵八方，投身到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洪流中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讓他們切身感受、領悟、實踐中國的農村與鄉村的實際生活，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與信心。
也正是這一史無前例的舉措，才使得如今中國的政界、商界、金融界、知識界和軍界，形成了由當年下鄉知青一統天下的嶄新組合。他利用自己獨到的教育思想，讓學製縮短，教育革命，使得學生不但以學為主，還能兼學別樣，成為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勞動者。
其實看看今天的許多知識分子，在大學裏所學的知識有多少在實際工作中能學有所用？一些人隻是拿到了一張走向當今社會的通行證和資格證而已。他們從幼兒園算起，到取得終極學曆後的半生所學，細細算來許多在後來的實際工作中幾乎一無所用。
這不僅是極大的知識的浪費，更是長期學習時間占用後的嚴重的人才資源浪費。如果一個人把自己參加工作後的實際的知識用途，集中在有限的時間裏獲取，就可以節約大量不必要的時間和財富浪費，為自己和社會創造更多更大的財富。毛澤東別具一格的教育思想和知識分子改造思想，不啻是人類思想文化史上一筆極其寶貴而且享之久遠的精神財富。
留存在知識分子身上的劣根性大多很頑固，諸如：貪生怕死，安於享受，自命清高，孤僻偏執。有的又善於賣弄、激烈盲從，也有的報複嫉恨、使奸用讒。平時雖嫉恨權貴不仁，而一朝得勢，竟自變本加厲，有過之而無不及……等等，這些豈不都是某些知識分子致命的軟肋嗎？
那些在文革中極端左傾的人，今天不是又極端右傾了嗎？許多朝為布衣的平民知識分子，一旦依傍於權力與財富後，不是變得更其可惡與醜陋嗎？那些曾在過往的運動中因自己或家人受到某些觸及者，為報私仇不是罔顧事實地在肆意醜化誹謗歪曲曆史及有關人物嗎？那些為了點滴榮華富貴而喪失了人格的所謂知識精英們，不是一個個都成了富人權貴乃至外國反動勢力的奴才與幫凶了嗎？
不要總認為曆史上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都是高人、善人、賢人，其中一些思想道德已經跌入深淵者，其醜惡與罪惡幾乎同那些腐敗的統治者及社會蟊賊們一樣可恨。
作為洞悉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發展規律的毛澤東，他敏銳的目光往往透過時代煙雲，比任何人都看得高遠深邃。因此，他才在自己建國後短短二十七年的執政生涯中，帶著政治戰略家的恢弘氣派和曠遠目光，把改造知識分子作為穩固共和國基石的一項大事、要事來抓。
雖然因此招來了部分目光短淺之人的抵觸、別有用心人的誹謗、自私狹隘人的謾罵、人民敵人的仇恨，可他的美好願望因為立足在堅實的土地上，不連帶任何個人私利與圖謀，不隱藏任何狹隘與禍心，因此將永遠成為未來社會中一切知識分子正確前進的方向。
終有一天，後世的人們、後世的社會，會在自己曆史文化的豐碑上鐫刻上毛澤東無數巨大貢獻中的又一大亮點：改造知識分子，使其真正同勞動群眾相結合。
教師應尊重學生的人格，不得侵犯學生合法權益。教師不得歧視學生，不得有對學生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不過，想必很多90後的學生多少有些恐懼不安吧，甚至當年老師體罰自己的情形曆曆在目一般。在90後的學生時代，老師會對不聽話、沒有完成作業的學生進行體罰，最常見的就是要麽上課站著聽課，要麽被老師懲罰抄寫試卷或者課文。甚至還有不少老師會對學生進行打罵，還有紮馬步、打手板等等行為。
有時候，每次老師提問或者默寫沒過關，中午不讓回去吃飯，什麽時候通過了老師的提問什麽時候才吃飯。上課提問回答錯誤或者回答不上來，老師也會有打手板或者上課拿書站到教室後麵聽課等行為，想必很多學生也都經曆過類似的事情吧。更有老師麵對那些不聽話、上課調皮搗蛋的學生要有了新的想法，這也意味著新式的“體罰”誕生了。
“新式體罰”在中小學中盛行，學生和家長也無可奈何。“新式體罰”就是“罰抄寫”，這一體罰模式在中小學生中比較盛行。新的體罰模式流行之後，學生犯了錯誤或者是上課不認真聽講，老師就會罰學生抄寫文章或者是生詞，一般情況下抄寫的次數不會少於10遍，甚至會抄幾十遍。
《文革》中，學生貼大字報造老師的反是從這些開始的。
毛澤東在28歲時撰寫的此文於1921年以《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為題發表於《湘江評論》。
毛澤東創立自修大學的初衷是為出國留學做準備。
毛澤東認為，出國之前，需要先對當代學術有一大致了解，留學才會真有收獲。
此文曾經過胡適先生的修改。胡適先生是杜威先生的學生。杜威先生則是美國現代民主教育的開山人。所謂民主教育，就是尊重學生的教育。
在民主教育中，學生被視為有尊嚴的人，而不是一些經過精心訓練就可以形成一些條件反射的馬戲團中的動物。
胡適之外，杜威先生的學生還包括陶行知、張伯苓（南開大學創建人、西南聯大創建人之一）、蔣夢麟（曾任民國教育部長）、郭秉文（曾任東南大學校長）、鄭曉滄（曾任浙江大學代理校長）、陳鶴琴（曾任南京師範學院院長）、李建勳（曾任北師大教育學院院長）等。在這篇850字的短文中，包含著杜威、胡適和毛澤東的民主教育思想。
這篇百多年前的文字切中今天走資派中國特色教育的弊端，一字不改，即為時文。新式教育學校的學生應該有尊嚴。毛澤東《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全文如下：
“人是不能不求學的，求學是要有一塊地方，並且，要有一種組織的。從前求學的地方在書院，書院廢而為學校，世人便爭毀書院，爭譽學校。其實書院和學校各有其可毀，也各有其可譽。所謂書院可毀，在它研究的內容不對。書院研究的內容就是“八股”等等之工具，這些隻是一種玩物，哪能算得上正當的學問。就這一點論，我們可以說書院不對得很。但是書院也盡有好處。要曉得書院的好處，先要曉得學校的壞處。原來學校的好處很多，但壞處也不少。
學校的第一個壞處，是師生間沒有感情。
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麽施教受教，一種商業行為罷了！
學校的第二種壞處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賊人性。
人的資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究這些，隻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人類為尊重性格，不應該說誰“管理”誰，學校乃襲專製皇帝的餘威，藐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
自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自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的最大缺點，為辦新教育的人所萬不能忽視的。
學校的第三個壞處，是重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於上課，幾不知上課以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
概括這些壞處，固然不能概括一切的學校，說他們盡是這樣，並且缺點所在，將來總會有改良的希望，但大體卻是這樣。欲想要替他隱晦，也無從隱晦得了。壞的總根在使學生的之於被動，消磨個性，滅掉性靈，庸儒的墮落浮塵，高材的相與裹足。
回看書院，形式上的壞處雖然也有，但上麵所舉學校的壞處，則都沒有。
一來，師生感情甚篤。
二來，沒有教授管理，但為精神往來，自由研究。
三來，課程簡而研討周，可以優遊暇豫，玩學有得。
故從研究的一點說，書院比學校實在優勝很多。但是現代學校有一項特產，就是他研究的內容專用科學，或把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哲學和文學，這一點則是書院所不及學校的了。
自修大學之所以為一種新製，就是取古代書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學校的內容，而為適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種特殊組織。“
《毛澤東論教育，這才是教育的真諦。》
（《毛澤東論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我早就說過，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勞動。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
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
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架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作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
美國的佛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買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
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
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見稻、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麽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十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
其實，入學前的小孩。1歲到7歲，接觸事物很多。2歲學說話，3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它動物的特點。
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毛澤東論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毛主席說：“曆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進士，也不是翰林，韓愈、柳宗元隻是二等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鬆齡、曹雪芹也不都是進士和翰林。蒲鬆齡是一個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還不是舉人。就是當了進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則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李後主文化多了亡了國。書讀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劉秀是大學士，而劉邦是個大草包。”
毛主席還說：“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而不是對人民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出偏題，出古怪題，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徹底改革。我主張公開出考題，向同學公布，讓同學自己看書，自己研究，看書去作。例如對《紅樓夢》出二十道題，有的學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幾個題目答得很出色，有創造性，可以給一百分。另外有些學生二十道題都答了，是照書本上背下來的，按老師講的答對了，但沒有創造性的，隻能給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甚至冒名頂替。冒名頂替時也不過是照人家的炒一遍，我不會，你寫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可以試點，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先生講課有的羅羅嗦嗦，允許學生打瞌睡。你講的不好，還一定讓人家聽，與其睜著眼睛聽著沒味道，還不如睡覺，可以養養精神，可見不聽，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