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
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
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
這是確實的，我們的製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隻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
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
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革命的反抗，製止他們的複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
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結束了。
由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永遠宣告結束了。(《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1951年10月23日)
1、共產黨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采取保護政策。
2、分地的問題，與宗教問題有所不同。在漢人區域已經分了土地，這裏對宗教仍然是保護的。少數民族地區分不分土地，由少數民族自己決定。西藏地區，現在談不上分地，將來分不分，由你們自己決定，並且由你們自己去分，我們不代你們分。(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致敬團時的談話)
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是壓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幫助你們，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文化。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就是要執行幫助你們的政策。開始進去的時候不會有幫助，三、四年之內也不可能有多的幫助，但以後就能幫助你們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產黨不能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那共產黨就沒有什麽用處。(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接見西藏致敬團時的談話)
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1953年9月12日)
這是確實的，我們的製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隻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革命的反抗，製止他們的複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駁“輿論一律”》，1955年5月24日)
中國的情況是：由於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隻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隻有一畝田、或隻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後，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後，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但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隻占比較的少數，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對於他們來說，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這種狀況的農民，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就是說，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災荒，隻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
西藏幾年來有進步，每年都有進步，西藏今後是會發展的，人口要發展，財產要發展，文化教育也要發展。宗教學校也可以辦，幾十年後西藏情況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你們有自治權，各民族的事自己管，就像新疆維吾爾人的事情自己管一樣。漢人隻能幫助，不能代替他們管理。……我國有一百多種少數民族，各民族的事情都歸自己管。(1955年10月23日毛澤東接見西藏參觀團時的談話)
漢人裏麵也有信佛教的。土改以後他們信，社會主義以後還會有人信。對於宗教信仰，政府是不幹涉的，也不能隨便取消的。(1955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地方參觀團成員拉魯•次旺多吉時的談話)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製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麽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並且將他們判罪，在一個時期內不給地主階級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都是屬於專政的範圍。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專政還有第二個作用，就是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製。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製，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麵，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實際上，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麵，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麵地強調某一個側麵而否定另一個側麵。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製。在這個製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這種所謂兩黨製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對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
在美帝國主義眼裏，什麽聯合國，什麽美洲國家組織，什麽別的玩意兒，統統都是它手掌裏的工具。對於這些工具，它用得著就用，用不著的時候就一腳踢開。踢開了，還可以揀起來再用。用也好，踢開也好，都是以有利於它的侵略目的為轉移。(《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鬥爭的談話》，1964年1月13日)
《文革》中：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鎮壓革命學生運動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絕對不能允許。
要全體公安幹部、人民警察滿腔熱情地支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師生鬧革命，不準幹涉學生的革命行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現再作如下規定：
一、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
二、絕對不準向革命師生開槍，放空槍進行威嚇也絕對不允許。
三、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防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
五、警察隻在街道維持秩序。遇有打架、鬥毆，可以勸解。如革命學生打了警察，不準還手。
公 安 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在治安時代以後的北洋軍閥，後來的國民黨蔣介石，後來的走資派鄧小平。都是鎮壓學生的。
文革中的走資派也是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現在的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這與走資派陸平、蔣南翔有何區別？
中央下命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大家起來又加以鎮壓。所謂方向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克思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這類的事情就要爆發出來，明明白白就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麽不能反對。
毛澤東: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係與係，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來往，這是鎮壓學生，是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別讓外國人知道，其實除了機密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地不讓外國人看外，其他地方有什麽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允許群眾請願，示威遊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都寫在憲法裏。從這次鎮壓學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動看來，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克思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我看該處理。
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揮出來。
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鎮壓學生運動。誰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這邊，可是他站在鎮壓同學那邊，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本反動派。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本反動派。
回複yongbing1993 2023-6-4 20:02
毛澤東:借“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我們相信群眾，做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現在這個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後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
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鬥、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隻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誌，應當有這個準備。現在要把革命鬧到底，從這方麵鍛煉自己，改造自己，這樣才能趕上，不然就隻能靠在外麵。
毛澤東:有些同誌鬥別人很凶，鬥自己不行，這樣自己永遠過不了關。
靠你們自己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誌們這樣回答，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生活不行。
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毛澤東:有些學校給學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辦的張彥跑到外麵給人扣了二十幾個反革命帽子）這樣就把群眾放到對立麵去了。不怕壞人，究竟壞人有多少？廣大的學生大多數是好人。
（有人提出，亂的時候，打亂檔案怎麽辦？）
怕什麽？壞人來證明是壞人，好人你怕什麽，要將一個怕字換成一個敢字。要最後證明社會主義關是不是過。
你們要政治掛帥，要到群眾裏麵去，和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澤東：五月二十五日聶元梓大字報〔1〕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巴黎公社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寫不出來的。
大字報寫得好。
我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
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實際卻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運動這邊，可是他們站在鎮壓學生運動那邊。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
〔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許，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大飯廳東牆上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全文如下：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製下來，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原因在那裏？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事情發生在五月八日發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國掀起了聲討“三家村”的鬥爭高潮之後，五月十四日陸平〔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便於駁倒就怎樣作，要領導好學習文件，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鬥爭，要做的很細致，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群眾激憤要求開大會，不要壓製，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文件，寫小字報。”
陸平和彭珮雲〔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完全用同一腔調布置北大的運動，他們說：“我校文化革命形勢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寫了一百多篇文章，運動是健康的……運動深入了要積極引導。”“現在急切需要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積極加強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北大不宜貼大字報”，“大字報不去引導，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等等。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製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要作的細致”。這是什麽意思？難道這是理論問題嗎？僅僅是什麽言論嗎？你們要把我們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還要“引導”到那裏去呢？鄧拓和他的指使者對抗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手法，不就是把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討論上去嗎？你們為什麽到現在還這麽幹？你們到底是些什麽人？
“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要積極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什麽是“正確的道路”？什麽是“正確的方向”？什麽是“正常的發展”？你們把偉大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引導”到“純理論”“純學術”的圈套裏去。不久前，你們不是親自“指導”法律係同誌查了一千五百卷書，一千四百萬字的資料來研究一個海瑞“平冤獄”的問題，並大肆推廣是什麽“方向正確，方法對頭”，要大家學習“好經驗”嗎？實際上這是你們和鄧拓一夥黑幫一手製造的“好經驗”，這也就是你們所謂“運動的發展是健康的”實質。黨中央毛主席早已給我們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確道路、正確方向，你們閉口不談，另搞一套所謂“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向”，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
“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要引導開小組會，寫小字報”。你們為什麽這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鬥形式。你們“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製造種種清規戒律，這不是壓製群眾革命，不準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嗎？我們絕對不答應！
你們大喊，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就暴露了你們的馬腳。在革命群眾轟轟烈烈起來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你們堅守的是什麽“崗位”，為誰堅守“崗位”，你們是些什麽人，搞的什麽鬼，不是很清楚嗎？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作夢！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向走資派反抗戰鬥的時候了！
美西方如今的這些高官們還懂得《人權》為何物嗎？滿腦子裝的都是反對中國人，反對俄羅斯人，反對北朝鮮人，反對伊郎等中東地區的人，反對一切對美西方有不同意見的人。還何談《人權》？
當美西方這群“反對中國人“的高官，聽信了從中國逃亡美西方的一些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的控訴，極力幫助發聲為他們爭取“人權“時，美西方這群高官不想一想，從中國逃亡美西方的這群中國人的基本人權是有的。更沒有去看在舊中國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奴隸、打工仔、長工短工的。美西方的一些官員隻關心這些中國來的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的“人權“。而非奴隸、打工仔、長工短工的人權。
當美西方製裁、封鎖、禁運其他國家時，關心這些被製裁、封鎖、禁運其他國家的《人權》嗎？
當納粹德國及其盟友和合作者對六百萬歐洲猶太人實施的係統性、國家支持的迫害和種族滅絕時，猶太人的《人權》在哪裏？
當以色列瘋狂到歇斯底裏要求加沙地帶北部的110萬人在24小時內離開，就要進行無差別的狂轟爛炸。本來加沙地帶200多平方公裏的土地上，聚集了300多萬人，平均每平方公裏超過1萬人人口高密度。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下達了最後通牒，通過大屠殺再來掠奪加沙的大片領土。這樣的話，300多萬巴勒斯坦人的《人權》在哪裏？
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反對中國人“的高官在當代國際舞台上，《人權》成了美西方對外政策中的一大“法寶”。美西方總是擺出一副世界《人權警察》的麵孔，到處指手劃腳，隨意指責別的國家《無視人權》、《侵犯人權》。
美西方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等世界其他國家的攻擊由來已久，但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政府和中國人民從來就沒有屈服過，而是進行了有理、有利的反擊。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如魯迅、李大釗、陳獨秀等也有很多認識，其中有一些論述是相當的深刻。李大釗和陳獨秀後來成為我們黨的創始人。
可以說，從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也可以說是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中國化的進程。
從所查到的資料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提出了人權問題，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到當時在北京、廣州、上海、山東、江西等地建立了《人權》同盟。1923年，正式提出為自由而戰，為《人權》而戰這樣非常明確的口號。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根據地，製定了憲法性的文件，製定了《土地法》《婚姻法》《勞動法》。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更好地進行根據地建設，頒布了一係列的《人權》條例。
應該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在中國革命中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而且做的是比較好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解放以後的社會主義確立階段。在這一時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首先解決民主革命遺留的問題，就是要解決政權問題。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新國家機器，這是馬克思主義人權實踐非常重要的必經階段。
《人權》概念, 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都是為階級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政府利益服務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為普通人民和平民階級實現和保障的。
人活著的人權，成為人世間一切人的《人權》的源頭，人因而成為唯一具有自為性的真實的有《人權》者。
任何民族、階級、國家等都是由《個體的人》組成的，離開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民族、階級、國家等都成了一種虛幻的《人權》。
自古人類分化為階級之後，剝削階級和權貴階級等富人們缺少過從基礎到高級的任何《人權》需求嗎？沒有，從來沒有缺少過《人權》。
而缺少《人權》的是窮人，是普通老百姓，是生活在最底層的人。
《人權》！如今是西方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詞藻之一，也是目前聯合國的中心議題。尊重和保障人權已經算得上一個流行的偉大的名詞。
審視當今世界，發現《人權》其實是一個多變的概念。人們往往從不同的意義上使用《人權》一詞作為“武器“來用。
其實，《人權》這個詞的表述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悖的主張。在《人權》概念的解釋和運用上，總是存在著某種混亂和模糊，之所以如此，是有複雜的曆史與現實根由的。
大體說來，這是由於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各個階級、各個派別和各個個人，在經濟利益、政治立場、文化背景、價值取向以及發展水平等方麵不盡相同。《人權》本身過於寬泛和複雜。對人權及其曆史的解釋，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經濟、法律、哲學、宗教、倫理的諸多問題乃至整個人類曆史的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因於人權概念在現代的過度膨脹，導致《人權》概念呈現各說各的複雜性。
當1945 年6 月26 日通過的《聯合國憲章》時，“促進和鼓勵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第1 條第3 項)，僅僅是聯合國的一個宗旨，僅僅是促進和鼓勵“尊重”人權和基本人權， 連“保障”之語也沒有，更不用說上升為“ 法律”的原則。
縱觀中外人權概念，其種類之多，陳述之雜，足以令人眼花繚亂，不知所措。究其原因是多方麵的，不同學者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場上，基於自己的學識和認識水平, 對不同社會的時代、不同文化類型、曆史傳統、經濟製度等產生不同的理解，必然出現簡繁不同的人權概念。由此還產生在觀念形態和實際操作中的不能同一的人權概念。
從人權概念的起源來看，通過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同化，使人權本身變成了人類的共同理想，《人權》的提出和形成本是有利於人類的本身。通過新社會對舊社會的改造，使人類去除受私有製異化了的舊思想、舊觀念、舊文化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企盼建立起和人民主權、民主相聯係的公正、自由、平等、福利、和諧社會主義製度。使人真正成為人權中的權利主體，才是同人權中有關的平等、自由、公正等權利內涵相統一的人。
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宗教中新教掌權者，利用人權取得統治地位後，將人權中正當的權利異化了，使人權成為統治階級或領導集團的特權，成為享有資本和財產的特權，原本作為人類第一需要的自覺自願的勞動也變成了異化勞動。
反映在中外人權觀念上，就是漠視人與人之間的富與窮的地位、文化、財產等差別，僅僅賦予人權概念中人人享有抽象的道德權利、自然權利或普遍權利，以平等的、無差別的“人”的表象，實質上掩蓋了人權概念中真正的本質和內涵。
在美西方等發達國家的人權概念中，都標榜人權是世界上人類與生來俱有的，人人都不可剝奪的男女無差別的道德權利，實際上是做不到。最典型的實例是，中國曆史上，八國聯軍侵占中國時的嚴重踐踏人權情況。1885 年法國在上海法租界公園門口豎起一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地道的人權招牌，無不表現出西方人的種族觀念。他們把人權僅僅視為“歐洲人權”或白種人的特權。這展示了某些美西方人在人權概念理解和運用上的狂妄、野蠻和異化性。這種人權概念異化性, 在近現代的殖民主義者，對外擴張侵略者和美國霸權主義者的“人權外交” 政策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他們把人類對自己應當享有權利的同化概念變成了權利異化的概念，從而將人權概念異化了。
對人權概念表述上的模糊性。在中外眾多的人權概念中，除了極少數對人權析義表述較為清晰外，尤其在簡單的人權概念裏，大多不僅在語法和邏輯上表述過於模糊性，就是在語法和邏輯基本正確的前提下, 人權概念中必備的主體、形態、客體等內容,也表述得含糊不清，不得要領，無法明白人權概念最起碼或最基本的概貌。
把人權界定為“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或說人權即“人格”或資格，以及“有效的要求權”，或說人權“是得到社會承認的權利” 等, 都是缺乏必要的主體。因為人權主體是一個較複雜的問題，即使認為人權的主體是“人作為人”或“人之所以成為人”等表述，也會引起模糊的爭議，必須要作出適當的說明。
關於人權的客體，不少人認為人權就是做人的權利，作為客體的“權利” 到底指什麽？沒有作出必要的說明。即使說明人權是“以人的自然屬性為基礎、社會屬性為本質的權利”，對該“權利” 的認識還是模糊的, 因為我們無法了解與人權概念有關聯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具體含義是什麽。
人權的具體形態，大多也是含糊不清的。不少人權概念表示出其外延是“道德( 倫理) 權利”， 或“應然權利”，或“基本權利”，或“應然部分和實然部分”、或“ 法律權利”等等。但沒有說明是否人權源於人的本性、尊嚴、人格、需要或者行為等。也沒有開列或至少列舉出具體的權利形態，無法看出人格概念的外延的較大包容性。因為人權的具體形態是人權概念中的重要問題，由此可看到給出人權定義的學者，對人權理論了解的多寡、深淺和是否具有真知灼見的智識。在這一問題上, 不同學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論。
目前歐美西方各國實施的“人權外交” 政策來看，美國在全球謀求霸權地位和獲取自身利益，聯合西方強勢方的各國推行人權的雙重標準。
從1977 年起每年提出一份國際人權狀況報告，矛頭針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存在的“人權問題”，實行其所謂“人道主義”，幹涉處於弱勢方的國家和民族的主權和內政。如美國攻擊中國存在著壓製勞工權利、在西部建立奴役勞改營、出口勞改產品、執行強製性墮胎、迫害宗教界人士、謀殺、失蹤、迫害政治犯等嚴重人權問題。
中國的報刊不時披露美國的國內存在著嚴重的人權問題。如種族歧視、貧富不均、流浪街頭人員、虐待俘虜( 囚犯) 、用電擊手槍對付示威者等。
在批判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人權外交”的本質之餘，也看到這樣的事實: 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強勢方以“人權”為口實指責作為弱勢方的發展中國家。各國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人權問題，號稱“人權衛士” 的美國也不例外，作為強勢方的國家、政府、有權有勢有錢階層者不時對處於弱勢方的勞工、平民百姓、囚犯等實施人權侵犯，從這些意義上講，最需要人權保護的是弱勢方。因此，人權的本質是保護弱勢方的權利。
從近、現代人權的發展史看出，發達的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侵略他人和實行殖民統治時，比如1840 年的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侵占、瓜分中國, 他們從來不講人權。
二次大戰之後，雖然有了國際《人權》標準，但美西方歐美列強以“人道主義幹涉”為借口，經常對土耳其和其他弱小國家進行軍事幹涉，確立了世界性規模的殖民地體製。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美西方國家打著“人權外交”旗號，實行人權的雙重標準，在世界各地侵犯他國利益，特別是2003 年3 月20 日發動侵略伊拉克，還爆出震驚世界的虐俘事件和在古巴關塔那監獄存在嚴重侵犯囚犯人權問題。
由此看出，美西方發達國家和霸權政治構成對世界《人權》侵犯的不安定因素。也是《人權》實現的重要阻礙的國際條件。21 世紀應當對強國的《人權》主張進行批判性檢討，弱勢的國家和民族向霸權政權和強國抗爭和訴求《人權》實現的條件。
從世界各國來看，包括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在內的占世界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大量貧困人民、下崗職工、生活無著落的乞討人員、男女性別歧視、貧富兩極分化、地區差別、社會保障的普及程度問題、冤假錯案難以伸張、官場腐敗、行政權力侵犯普通公民權利、特權泛濫成災、缺乏有效民主體製、口號監督政府等, 都反映每個國家對人權實現的承諾情況和存在的問題。
這些都可以作為評價各國在什麽程度上具體和實現了廣大人民享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個人權利的有效基準，也就是作為檢驗各國政府對人權實現履行其何種程度義務的條件。
因此，國際人權兩公約在“前言”中都規定：“各國負有義務, 必須促進人權及自由之普通尊重和遵守。”
而在《世界人權宣言》中要求：“各成員國業經誓願與聯合國同心協力促進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行”。這是各國承擔實現《人權》的義務。
由此看來，作為人權主體的弱勢者( 平民百姓、弱勢群體、弱國小國和處於劣勢的民族) 是人權實現的決定性條件， 各個國家、執政者、聯合國和社會( 包括國際社會) 是人權實現的重要條件。這些條件相互配合和支持， 全人類的人權的保障才能最終實現。
然而，《人權》在口頭上、文件中是理想的。在現實社會中一直是存在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以色列有狂轟爛炸的人權》《加沙人隻有逃跑積死亡的權利》。《強權國入侵弱國》。
“文化大革命”與反對官僚主義
毛澤東在1965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
毛澤東認為，我們的黨裏、政府裏、軍隊裏混進了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在毛澤東的頭腦中，資本主義就是私有製，就是剝削，而資產階級，就是剝削者，就是富人。
毛澤東認為，國家、黨，麵臨變質——即變修——即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
毛澤東1967年2月8日在一次談話中把這個問題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這種形式現在找到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揪“走資派”。
毛澤東說：“大官們壓人，但是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傳部印：《第三次理論討論會的五個發言材料》，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
可見，毛澤東認為，官員們的被“揪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澤東在1967年的幾次談話中，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反對官僚主義修正主義的《走資派》，這一點講得再清楚不過了。
比如，9月30日，毛澤東在北京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時候講到：“中國的事情有一部分幹得還可以，有一部分幹得不好。如果統統幹得好，還搞文化大革命幹什麽？正是有個黑暗麵，要改變。”（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507頁）。
10月12日，毛澤東在接見同一個代表團時又談到了同一個話題，毛澤東說：“這是一次審查幹部的好機會。”
毛澤東還講到：我們有一部分幹部不接近人民群眾，也不接近下級幹部，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同上書，第1509頁）。
所以，不管對“文化大革命”怎麽評價，都不可否認，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是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動機之一。
之所以要反官僚主義、反特權，目的還是要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使共產黨、新中國永不改變毛澤東心目中的“革命本色”。
聯係到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先生那一席關於如何保持共產黨“革命”本質的深刻、鐫永的談話，應該認為，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是毛澤東從早到晚、貫穿一生、始終都在的一個思想。
“文化大革命”在反官僚主義方麵的啟示
“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之一是反官僚主義，反幹部特權，乃至反腐敗。
毛澤東是以“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運動作為整頓方式。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整頓，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瓦解原有的分利聯盟，使政治重現清明，使公正再降人間。
毛澤東提出，像“文革”這樣的運動要進行多次。
而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既得利益集團和分利聯盟的重新形成大致需要多少時間，毛澤東根據自己的政治經驗和對中國古今政治、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的了解，估計這個時間周期大約為七到八年。.
所以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以後再來一次！
也就是說，七到八年，是毛澤東在深悟了中國現實政治之後，總結出來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建立和分利聯盟的組成通常需要的大致時間。
“文化大革命”收到的效果是很明顯的。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實際上是大眾民主化的，群眾對製約權力的影響是明顯的。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大小小的“走資派乃至所有當權派”們都在平民百姓的堅督之中，受到了如同在洗禮一般的清查，凡走資派作過“惡”的，多數還是有真心的“懺悔”，別的 “走資派惡官”，即使沒有“懺悔”，也有真心的後悔不敢再作惡了。
毛澤東：“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真正動力”的人民至上的思想是永恒的。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那裏，《民》隻是工具，《民》是權力的接受者。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製度裏的《民》成了權力的“施與者”。毛澤東的《親民》思想是一種全新的《親民》思想。這種《親民》思想使毛澤東對傷民、害民行為更痛恨，在鏟除這種行為方麵做得更加無情，更加徹底。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全新的《親民》思想，毛澤東及其一代中國共產黨領袖能夠成功地使自己從官僚機構和官僚階層中相對分離出來，得到毛澤東那個時代的人民的真正擁戴。
共產黨一旦奪得了政權並坐穩了天下，《親民》思想立即就成為《愛民》行為，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樣簡單直白的語言通俗而又明確無誤地表達出來的行為要求，成為毛澤東時代對各級官員提出的起碼的為官準則。因為至少在認知上，這時的國家已經是共產黨的國家，人民也已經成了共產黨的人民，黨、國家、官員、人民已經融為了一體，這時，愛民即是愛己！作為最高領導人，這時的毛澤東在很多時候，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對走資派右派及貪官汙吏特別痛恨。因為貪官汙吏的《傷民》、《害民》，與民爭利，與國爭利，客觀上破壞了國家的基礎，敗壞了共產黨的形象，動搖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毛澤東是一位真正用《大愛》覆蓋了《小愛》、用廣博之愛克服了狹隘之愛的《人民領袖》。毛澤東的《親民》，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平等的倡導和追求。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及其一代中共領導人的這種《愛民》形象需要進一步完善和鞏固，領導人不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人格上，與廣大人民群眾都是平等的！戰場上，隻要軍官在前，士兵就不會後退；艱難困苦之時，領袖的生活也沒有好到哪兒去，這就足以使人民忍饑耐寒而少有怨言。至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對現狀有一個大體“平等”的認知，是統治者維持政權穩固、民眾保持心理平衡和社會實現安定和諧的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
毛澤東說，此前的所有社會都是不平等的，而此前的所有統治者都是製造不平等的。中國共產黨的目標，首先就是要創造一個平等的社會。在毛澤東的時代，“新社會了人人都是平等的”。隻是.“分工不同”，“為人民服務”，“公仆”都是從“平等”這一概念派生出來的。
毛澤東對“平等”的追求是一種真實的追求。這方麵，反官僚主義和反幹部特權就是“平等”理念付諸實踐的重要體現。從反官僚主義和反幹部特權的具體行動中，人民看到，毛澤東宣傳的平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和騙取民心的謊言，而是共產黨人發自內心的、實實在在的、並且一直在實踐上努力想要實現的目標。所以，人民群眾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是出自內心的真正擁護。毛澤東真正厲害的地方在於使人們真正相信，共產黨真的是實行的“官兵一致”。
反官僚主義。實事求是地講，在毛澤東時代，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是貫穿始終的。中國社會進入社會主義時期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會——中共八大，就提出了要加強執政黨的黨風建設，要注意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這些顯然都是針對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
當時確實在部分領導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上已經暴露出了一定程度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官僚主義、搞特權等等問題。所以，中國共產黨八大很嚴肅地指出了這方麵的問題。
加之這一年波蘭、匈牙利都發生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製度的事件。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認為，應該按照“放”的方針，自覺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改正執政黨內存在的種種缺點和錯誤，以改善黨群、幹群關係，鞏固執政地位。於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發動鳴放，搞開門整風，要人民群眾給黨和官員提意見。
八大之後不久，中共就開始了整風運動。這場運動的初期，矛頭所向是官僚體製，特別是領導幹部，直接衝擊的是建國後由官員們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所以，運動的初衷是反官僚主義，要糾正各級官員的“不正之風”，整掉執政者身上的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東西，使之能更好地擔負起領導任務。
1964年初開始的“四清”運動，更是一場直接針對幹部的典型的反官僚主義、反幹部特殊化的運動。“四清”運動一開始是“小四清”，即：請賬目、清財務、清倉庫、清工分，主要是要糾正基層幹部中存在的挪用公款、鋪張浪費、多吃多占和貪汙盜竊行為，以整頓幹部作風。後來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其主要針對性就更明顯，那就是各級領導幹部。
與“四清”運動同時進行的“五反”運動（“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其矛頭毋庸置疑主要也是針對領導幹部的。
所以，可以說，建國後在毛澤東的時期，對幹部作風問題一直是抓住不放的，並且也是抓得很緊、管得很嚴的，當然，成效也是很顯著的。所以，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治官”有術，“吏治”也還清明。
毛澤東時期反官僚主義的一次重要升級，就是文革中“反修防修”問題的提出。也就是說，毛澤東關於反修防修的考慮，最初還是出自於反官僚主義和反特權的需要，是把反官僚主義和反特權提升到了政治高度，放到了黨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這個層麵上。
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必須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為了保證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能真正實現，就必須建立全麵的公有製，因為隻有在公有製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公正分配，從而實現經濟上的平等，而隻有經濟上實現了平等，才可能實現真正的政治方麵的平等，也才可能真正打破“官”、民界限。這其實體現了毛澤東對新中國政治建設的一個戰略思考。
毛澤東根據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統治經驗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訴求，特別不願意看到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又出現貧富差距和“官”欺壓民的狀況。而中國共產黨要想得到廣大人民的真正擁護，使自己的執政地位永不動搖，自己的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就一定要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反修防修”問題就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後，毛澤東首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義的任務。1957年5月，他在《事情正在其變化》一文中寫道：“在共產黨內部，有各種人。有馬克思主義者，是大多數。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的錯誤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當然，這時還隻是在一般意義上談修正主義，但目光已經放在了共產黨內部。
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後，中國共產黨對“修正主義”問題作了專門研究，並提出了若幹結論性看法。其中有三點對中共的決策從而也就對中國後來的曆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一，蘇聯“變修”了。“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篡奪了”（“九評”中的語言）；其二，“修正主義”的根源是“高薪階層和農村富裕階層”；其三，中國應“反修防修”。
“大躍進”後的經濟困難，首先和直接的表現就是市場供應嚴重不足，於是出現了一些幹部利用掌握的各種權力多吃多占生活必需品的問題，這被毛澤東看成是基層領導“變質”的表現。當然，問題還表現在其他一些方麵，這就是當時概括的所謂“五風”。
這一切，其中特別是幹部、首先是高級幹部的變化使毛澤東感到憂心忡忡，而幹部的變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義，是特權。從以下所舉的一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在這方麵的不安和焦慮。
1965年1月，正在社教蹲點的農機部長陳正人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其中匯報了他在蹲點中產生的切身感受。
陳正人在報告中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老幹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後，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很嚴重，對下麵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後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過去我們也曾不斷檢討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但是，究竟官僚主義有多大危害，在我，就是從這一次比較認真地開始蹲點才逐漸明白過來的。我開始體會到，一個鞏固的社會主義企業建設的過程，隻能是堅決實行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過程，也是企業中的黨和工人階級不斷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化的過程。”
毛澤東在陳正人的報告上批到：“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麽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的對象，革命對象。”
這裏，毛澤東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經濟學讀書談話》中曾經提出過革命後的“既得利益階層”，在“九評”中，提出過“特權階級”，後來又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去世前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資產階級”。這些概念，所指應該是一致的。
毛澤東本人毫不掩飾他對“官僚主義”的反感和厭惡。他曾說過：“鑽進我們隊伍裏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窮凶惡極，……對這些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殺幾個。因為對這樣的人，完全不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53頁）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毛澤東：《1967年9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講話》，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第256頁）
毛澤東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對官僚主義的憤怒也沒有半點減弱，對官僚主義的抨擊也還是那麽尖刻、銳利：“民主革命勝利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參閱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傳部印：《第三次理論討論會的五個發言材料》，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第256頁）
毛澤東對領導層中出現的官僚主義的現象十分擔心，他越來越堅定地相信，這種官僚主義發展下去，必然會使黨變修，國變色，人民的江山喪失，勞動群眾又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為國家的發展，為人民的幸福，為他和中共畢生奮鬥、付出了巨大犧牲的事業，為共產主義信仰，一定要把這場與官僚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這是“繼續革命”，“不斷革命”，它的意義和重要性不亞於民主革命。為此，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
毛澤東是如何揭露與反擊美國“人權攻勢”的？美國自認為其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十分完美，希冀普天之下均以美國為楷模。在美國看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洪水猛獸，對於救民於水火的中國革命，美國更是一貫仇視。
抗日戰爭結束後，美國便不惜血本，武裝支持蔣介石鎮壓中國人民革命，力圖保持南京政權這個“民主的象征”，決意防止“邪惡的共產主義顛覆網”將中國“不幸的人民導入歧途”。《扶蔣反共》破產美國就祭起了《人權旗》。
然而，正義的力量終究是不可戰勝的，不出兩三年，蔣介石政權已日薄西山，美國的《扶蔣反共》破產在即。絕望、慌亂之餘，美國拋出了“白皮書”，祭起了“人權旗”。美國極力掩飾自己的侵略罪行，誣蔑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是“獨裁”，是“極權主義”，斷言新中國人民政府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這一最基本的人權。
新中國麵對美國的攻擊和汙蔑，封鎖封運和製裁。毛澤東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駁斥。毛澤東回顧了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現實，舊中國領土被割占，主權遭踐踏，舊中國人民受奴役的悲慘曆史，深刻地指出，人權是從屬於國家主權的，當國家喪失主權，民族不能自立時，是根本談不上人權的。
《人權是從屬於國家主權的，當國家喪失主權，民族不能自立時，是根本談不上人權的。》今天的加沙地區的《人》有《人權》嗎？
《今天的加沙地區的《人》有《人權》嗎？》
《舊中國民國時代的戰亂時期，舊中國勞動人民有《人權》嗎？》
毛澤東在“五評白皮書”等重要文章中，以大量的事實證明，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正是踐踏中國人民基本人權的罪魁禍首。
首先，美國等西方列強通過連續不斷的侵略和掠奪，破壞了中國的獨立和主權，洗劫了中國的社會財富，惡化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使中國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困境，使中國人民喪失了最起碼的生存條件。其次，美國的侵略戰爭，直接剝奪了中國人民的生命權利。
1900年，美國參與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屠殺了大批中國民眾。再次，美國扶持中國的反動政府進行反革命內戰，間接剝奪中國人民的生命權。
毛澤東特別指出:“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美國出錢出槍“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
總之，近百年來，美國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欠下了無數血債，它將永遠被刻在中國曆史的恥辱柱上。
毛澤東總結了近代中國人民革命的經驗，提出了“革命加生產”這一解決中國人權問題的根本途徑。
毛澤東指出:“自由是人民爭取來的，不是什麽人恩賜的。”
要實現人權，就必須從創造實現人權的社會條件開始，就必須進行社會革命，消滅使人受奴役、受剝削、不平等、不自由的社會關係。
要實現人權，就必須從創造實現人權的社會條件開始，就必須進行社會革命，消滅使人受奴役、受剝削、不平等、不自由的社會關係。
無論是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要有自己的人權，就必須推翻腐朽沒落的反動階級的統治，使自己上升為統治階級。
同樣，在中國，要有勞動人民的人權，首先必須有勞動人民的政權。這就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從根本上掃除帝國主義的壓迫，擺脫封建勢力的束縛。隻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建立新型的勞動人民的政權。
毛澤東強調: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鬥爭。”
在革命勝利後建立的政府隻能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但它“對於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的，而是民主的。”
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決不容許搞對人民專政的資產階級民主。不管他們叫獨裁也罷，專製也罷，極權也罷，反正是不給敵人以民主，“隻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是完全必要的，因為“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毛澤東著重指出，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人民幾十年奮鬥的成果，通過人民民主專政達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保障絕大多數人的人權的根本選擇。
人權作為一種“權利”關係，屬於上層建築的範圍，是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決定的。人權的發展狀況必受社會物質條件的製約。
因此，毛澤東認為，在通過革命奪取政權後，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創造豐裕的物質財富，為人民的生存發展奠定物質基礎。否則，革命就失去了意義。
毛澤東特別批駁了美國國務院1949年8月5日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所說的“吃飯問題”。
毛澤東指出，美國無非是說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天下大亂，隻有靠美國的麵粉，隻有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但是，美國的險惡用心是不可能得逞的。
毛澤東用解放區根本不存在吃飯問題的事實戳穿了這一謬論，並深刻揭示了國民黨統治區存在吃飯問題的真正原因，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
毛澤東滿懷信心地指出，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通過大力發展生產，“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
毛澤東深刻揭示了資產階級人權的內在矛盾，指出在階級社會裏，人權具有鮮明的階級內容，根本不存在超階級的、普遍的人權。
美國自詡其“民主政治”是人權的最好保障，但在毛澤東看來，它“隻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獨裁統治的別名”。
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
……美國政府現在還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國反動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顏色。”
可見，美國所謂的人權在政治上就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並且隨著階級矛盾的加劇，這種人權的內容變得愈狹窄。
所以，“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
在經濟上，美國所謂的人權則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這種人權的首要特征就是私有財產被確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
廣大勞動人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但是他們並不能真正占有自己的勞動果實，而少數資本家卻憑借工人階級創造的財富加劇了對工人階級和國外勞動人民的剝奪。
正如毛澤東所說:“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
針對白皮書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毛澤東指出:資產階級的人權思想，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沒有出路。
毛澤東反思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艱苦曆程，說：從1840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的70多年中，中國人民沒有什麽思想武器可以抵禦帝國主義，“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這不僅因為資產階級人權思想、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有其曆史和階級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它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資產階級由於其本身的軟弱性，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勝利，中國唯一的出路是建立以無產階級為首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然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毛澤東強調指出，中國人民經過比較和鑒別，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根本原因在於它是“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它符合了中國革命的社會條件的需要。這一理論一經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一經為中國人民所掌握，便產生了巨大的進步作用，指導著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
今天的加沙人民，缺少的是共產黨，缺少的是人民的自己的軍隊，缺少的是毛澤東式的領袖人物。加沙人民何時才有《人權》？
毛澤東是如何揭露與反擊美國“人權攻勢”的？美國自認為其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十分完美，希冀普天之下均以美國為楷模。在美國看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洪水猛獸，對於救民於水火的中國革命，美國更是一貫仇視。
抗日戰爭結束後，美國便不惜血本，武裝支持蔣介石鎮壓中國人民革命，力圖保持南京政權這個“民主的象征”，決意防止“邪惡的共產主義顛覆網”將中國“不幸的人民導入歧途”。《扶蔣反共》破產美國就祭起了《人權旗》。
然而，正義的力量終究是不可戰勝的，不出兩三年，蔣介石政權已日薄西山，美國的《扶蔣反共》破產在即。絕望、慌亂之餘，美國拋出了“白皮書”，祭起了“人權旗”。美國極力掩飾自己的侵略罪行，誣蔑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是“獨裁”，是“極權主義”，斷言新中國人民政府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這一最基本的人權。
新中國麵對美國的攻擊和汙蔑，封鎖封運和製裁。毛澤東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駁斥。毛澤東回顧了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現實，舊中國領土被割占，主權遭踐踏，舊中國人民受奴役的悲慘曆史，深刻地指出，人權是從屬於國家主權的，當國家喪失主權，民族不能自立時，是根本談不上人權的。
《人權是從屬於國家主權的，當國家喪失主權，民族不能自立時，是根本談不上人權的。》今天的加沙地區的《人》有《人權》嗎？
《今天的加沙地區的《人》有《人權》嗎？》
《舊中國民國時代的戰亂時期，舊中國勞動人民有《人權》嗎？》
毛澤東在“五評白皮書”等重要文章中，以大量的事實證明，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正是踐踏中國人民基本人權的罪魁禍首。
首先，美國等西方列強通過連續不斷的侵略和掠奪，破壞了中國的獨立和主權，洗劫了中國的社會財富，惡化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使中國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困境，使中國人民喪失了最起碼的生存條件。其次，美國的侵略戰爭，直接剝奪了中國人民的生命權利。
1900年，美國參與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屠殺了大批中國民眾。再次，美國扶持中國的反動政府進行反革命內戰，間接剝奪中國人民的生命權。
毛澤東特別指出:“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美國出錢出槍“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
總之，近百年來，美國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欠下了無數血債，它將永遠被刻在中國曆史的恥辱柱上。
毛澤東總結了近代中國人民革命的經驗，提出了“革命加生產”這一解決中國人權問題的根本途徑。
毛澤東指出:“自由是人民爭取來的，不是什麽人恩賜的。”
要實現人權，就必須從創造實現人權的社會條件開始，就必須進行社會革命，消滅使人受奴役、受剝削、不平等、不自由的社會關係。
要實現人權，就必須從創造實現人權的社會條件開始，就必須進行社會革命，消滅使人受奴役、受剝削、不平等、不自由的社會關係。
無論是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要有自己的人權，就必須推翻腐朽沒落的反動階級的統治，使自己上升為統治階級。
同樣，在中國，要有勞動人民的人權，首先必須有勞動人民的政權。這就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從根本上掃除帝國主義的壓迫，擺脫封建勢力的束縛。隻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建立新型的勞動人民的政權。
毛澤東強調: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鬥爭。”
在革命勝利後建立的政府隻能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但它“對於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的，而是民主的。”
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決不容許搞對人民專政的資產階級民主。不管他們叫獨裁也罷，專製也罷，極權也罷，反正是不給敵人以民主，“隻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是完全必要的，因為“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毛澤東著重指出，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人民幾十年奮鬥的成果，通過人民民主專政達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保障絕大多數人的人權的根本選擇。
人權作為一種“權利”關係，屬於上層建築的範圍，是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決定的。人權的發展狀況必受社會物質條件的製約。
因此，毛澤東認為，在通過革命奪取政權後，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創造豐裕的物質財富，為人民的生存發展奠定物質基礎。否則，革命就失去了意義。
毛澤東特別批駁了美國國務院1949年8月5日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所說的“吃飯問題”。
毛澤東指出，美國無非是說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天下大亂，隻有靠美國的麵粉，隻有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但是，美國的險惡用心是不可能得逞的。
毛澤東用解放區根本不存在吃飯問題的事實戳穿了這一謬論，並深刻揭示了國民黨統治區存在吃飯問題的真正原因，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
毛澤東滿懷信心地指出，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通過大力發展生產，“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
毛澤東深刻揭示了資產階級人權的內在矛盾，指出在階級社會裏，人權具有鮮明的階級內容，根本不存在超階級的、普遍的人權。
美國自詡其“民主政治”是人權的最好保障，但在毛澤東看來，它“隻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獨裁統治的別名”。
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
……美國政府現在還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國反動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顏色。”
可見，美國所謂的人權在政治上就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並且隨著階級矛盾的加劇，這種人權的內容變得愈狹窄。
所以，“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
在經濟上，美國所謂的人權則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這種人權的首要特征就是私有財產被確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
廣大勞動人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但是他們並不能真正占有自己的勞動果實，而少數資本家卻憑借工人階級創造的財富加劇了對工人階級和國外勞動人民的剝奪。
正如毛澤東所說:“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
針對白皮書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毛澤東指出:資產階級的人權思想，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沒有出路。
毛澤東反思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艱苦曆程，說：從1840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的70多年中，中國人民沒有什麽思想武器可以抵禦帝國主義，“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這不僅因為資產階級人權思想、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有其曆史和階級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它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資產階級由於其本身的軟弱性，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勝利，中國唯一的出路是建立以無產階級為首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然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毛澤東強調指出，中國人民經過比較和鑒別，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根本原因在於它是“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它符合了中國革命的社會條件的需要。這一理論一經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一經為中國人民所掌握，便產生了巨大的進步作用，指導著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
今天的加沙人民，缺少的是共產黨，缺少的是人民的自己的軍隊，缺少的是毛澤東式的領袖人物。加沙人民何時才有《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