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救中國》是救工人農民的中國
幾千年的中國都是地主資本家封建皇朝奴隸主掌權，唯一的《毛澤東時代》短短三十年後，又被地主資本家的代表走資派《救中國》了。當年孫中山的《救中國》應該不是為《救工人農民的中國》吧。如今頻臨滅亡的台灣國民黨人己過氣的馬英九高呼《救中國》？要救哪個階級的中國？大陸這個《中國》要救嗎？習近平的中國要救嗎？台灣民進黨想《救中國》嗎？馬英九在台灣作得了主嗎？誤導學生。
《救中國》是救工人農民的中國。這個任務己由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在七十多年前完成了。毛澤東時代就是工人農民的新中國，近三十年的時間。被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者，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們篡權複辟了。今天的中國是走資派的特色政府，走資派自稱為“特色社會主義。也有稱為“特色資本主義。現實社會中有資本家和窮人，有資本主義私有化社會裏的一切元素。唯一沒有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的元素。
頻臨滅亡的台灣國民黨人己過氣的馬英九竄訪到大陸，參觀孫中山故居時，高叫“救中國”？拿什麽“救中國”？推翻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建立《中華民國》？孫中山都沒有成功，馬英九靠呼口號能成功嗎？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創建《工人農民的中國》。
毛澤東如是說：《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中國雖然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雖然是一個地廣人眾、曆史悠久而又富於革命傳統和優秀遺產的國家；可是，中國自從脫離奴隸製度進到封建製度以後，其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就長期地陷在發展遲緩的狀態中。這個封建製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
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16]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後，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現在我們就來說明這種變化的過程。
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30]、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至現在的抗日戰爭，都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
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鬥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
中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國農村中和城市中的廣大的失業人群。在這個人群中，有許多人被迫到沒有任何謀生的正當途徑，不得不找尋不正當的職業過活，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許多迷信職業家的來源。這個階層是動搖的階層；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動勢力所收買，其另一部分則有參加革命的可能性。他們缺乏建設性，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在參加革命以後，就又成為革命隊伍中流寇主義和無政府思想的來源。因此，應該善於改造他們，注意防止他們的破壞性。
中國革命的性質
我們已經明白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亦即中國的特殊的國情，這是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的最基本的根據。我們又明白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這些都是由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質，由於中國的特殊國情而發生的關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在明白了所有這些之後，那末，我們就可以明白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另一個基本問題，即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麽了。
現階段的中國革命究竟是一種什麽性質的革命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呢？顯然地，不是後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為了推翻這兩個主要敵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這兩個敵人的革命，有時還有資產階級參加，即使大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著一般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既然如此，所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
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它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反對把中國社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它在經濟上是把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並不廢除富農經濟。因此，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麵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麵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的階段，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程。這個過程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發生的，在中國則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開始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曆史上歐美各國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資產階級專政，而造成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專政。在抗日戰爭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內建立起來的抗日民主政權，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它既不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而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隻要是讚成抗日又讚成民主的人們，不問屬於何黨何派，都有參加這個政權的資格。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也和社會主義的革命不相同，它隻推翻帝國主義和漢奸反動派在中國的統治，而不破壞任何尚能參加反帝反封建的資本主義成分。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張的三民主義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孫中山在這一年發表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又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製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製資本之要旨也。”孫中山又在其遺囑上指出“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關於內政外交的根本原則。所有這些，就把適應於舊的國際國內環境的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改造成了適應於新的國際國內環境的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宣言，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就是指的這種三民主義，而不是任何別的三民主義。這種三民主義即是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在新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離開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義。（關於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隻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綱上相同，而在其它一切方麵則均不相同，這一問題，這裏不來說它。）
這樣，就使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論就其鬥爭陣線（統一戰線）來說，就其國家組成來說，均不能忽視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它小資產階級的地位。誰要是想撇開中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它小資產階級，就一定不能解決中華民族的命運，一定不能解決中國的任何問題。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國，一定要是一個工人、農民和其它小資產階級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國。換言之，即是一個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它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聯盟的民主共和國。這種共和國的徹底完成，隻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有可能。
中國革命的前途
在將現階段上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和性質這些基本問題弄清楚了之後，對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就是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問題，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和將來階段的關係問題，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為既然在現階段上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一般的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而中國革命又是處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國際環境中，即處在社會主義向上高漲、資本主義向下低落的國際環境中，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革命的時代，那末，中國革命的終極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也就沒有疑義了。
沒有問題，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既然是為了變更現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地位，即為了完成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而奮鬥，那末，在革命勝利之後，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為怪的。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後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不可避免的結果。但這隻是中國革命的一方麵的結果，不是它的全部結果。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麵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麵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這種社會主義因素是什麽呢？就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就是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權，就是民主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和勞動人民的合作經濟。所有這一切，都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加以國際環境的有利，便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結果，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極大的可能性了。
中國革命的兩重任務和中國共產黨
總結本章各節所述，我們可以明白，整個中國革命是包含著兩重任務的。這就是說，中國革命是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現在階段的革命和將來階段的革命這樣兩重任務的。而這兩重革命任務的領導，都是擔負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雙肩之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並準備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的時候把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光榮的偉大的全部革命任務。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為此而奮鬥，絕對不能半途而廢。有些幼稚的共產黨員，以為我們隻有在現在階段的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沒有在將來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或者以為現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應該著重指出，這些觀點是錯誤的。每個共產黨員須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隻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後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後目的，則是在於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後的完成。隻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係，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
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偉大的革命到達徹底的完成，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是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政黨（不論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能夠擔負的。而中國共產黨則從自己建黨的一天起，就把這樣的兩重任務放在自己的雙肩之上了，並且已經為此而艱苦奮鬥了整整十八年。
這樣的任務是非常光榮的，但同時也是非常艱巨的。沒有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樣的任務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積極地建設這樣一個共產黨，乃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
《抗美援朝戰爭》之後，毛澤東的新中國便準備全神貫注於全國工業化建設和農村農民的社會主義化，並致力於創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工業國家。而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政府對新中國仍深懷敵意，毛澤東與周恩來因此便放棄了謀求解決爭端的希望。由於美國斷絕了同中國的正常國際貿易和援助，對新中國實施殘酷的製裁禁運封鎖打壓。紅色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隻得指望蘇聯的援助。但因為蘇聯一心致力於從二戰中恢複元氣，隻願給予有限的援助。
與此同時，中蘇之間的一場根本衝突也使昔日的朋友反目成仇。俄國害怕核大戰，正尋求與西方和解。但是紅色新中國卻被美國的行動排除在美西方國家範圍之外，這令人十分懷疑美國的意圖。北京擔心蘇聯會以中國為代價與美國結成同盟。
1959年6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出爾反爾，撤銷了他在兩年前達成的幫助中國發展原子彈的協議。新中國毛澤東深信他是在討好華盛頓。在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之後不久，赫魯曉夫建議毛澤東接受美國所提出的“兩個中國”的方案。這是一項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議。1960年6月赫魯曉夫將幫助中國發展工業的1400名技術人員全部撤回，並帶走了圖紙和技術資料。從此以後，兩國間的敵意便公開化了。
1961年元月，約翰·肯尼迪當選總統，此時他本有一個絕好的機會，利用中蘇之間的分裂與人民共和國達成諒解，從而孤立美國的主要對手---蘇聯。但肯尼迪卻暴露出了對中國的偏見，這一點並不亞於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他不僅不設法與中國解決糾紛，反而同俄國謀求諒解，並於1963年7月，建議美俄兩國攜手發起一場先發製人的進攻，對中國新疆羅布泊的核彈實驗基地進行打擊。但赫魯曉夫未為所動。
在肯尼迪執政期間，繼續孤立北京已毫無道理，因為中國的動機不再有任何可疑之處。十多年間，中國與各國間的相處十分審慎，抗美援朝的行動隻是為自保，而當時也隻是為了保護新中國本國的利益。
在台灣問題上，美國領導人陷入了理智的死胡同中。國共兩黨都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在邏輯上就意味著台灣的地位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美國是無權幹涉的。
蔣介石當然明白，如果沒有美國的保護，他那早已失去人心的政權就會消亡。蔣介石和美國要規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邏輯推論，隻能堅持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土生土長的分子，而是克裏姆林宮指揮下的一個征服世界的陰謀集團的代表。根據中蘇分裂、莫斯科努力同西方和解這一情況，認為紅色中國是克裏姆林宮指揮的陰謀集團的代表這一觀念已變得荒謬可笑了。如果美國承認事實，他就根本無權控製台灣。但肯尼迪卻不顧事實，繼續堅持那套陰謀集團的鬼話。
1954年日內瓦會議之後不久，越南內戰便死灰複燃，而約翰遜總統對越南內戰也越發關注起來。他在印度支那半島動用了龐大的美國軍事力量，又在1964年末和1965年開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新中國曾對此提出抗議，但卻私下傳話給華盛頓，隻要美國不派遣地麵部隊入侵越南北方，威脅中國邊境，新中國共產黨政府便不會對越共給予物力以外的援助。
這樣一來，新中國當年入朝參戰的理由及其在日內瓦會議上所宣布的必要條件再一次擺在人們麵前：新中國不會容忍其邊境上出現美國軍隊。約翰遜至少從朝鮮戰爭中對此有所了解，因而盡管其軍事顧問曾力勸他向北越出兵，但他卻始終未這樣做。
與此同時，新中國於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自己製造的原子彈，並於1967年6月19日搞出了氫彈，中國從而作為一個大國完全登上了世界舞台。這證明美國孤立中國的政策已變得極端危險，因為如果中國繼續受到蔑視，並被拒於聯合國大門之外，那麽奢談限製核武器就毫無用處。然而約翰遜得知中國爆炸原子彈後，卻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反應，他暗示中國要利用原子彈進行訛詐。而事實上此時周恩來已告訴約翰遜，中國永遠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1969年元月尼克鬆成為美國總統之時，很少有人認為他會改變美國對紅色中國的既定政策。然而尼克鬆卻成為羅斯福以來第一位對中美關係進行透徹分析的總統，他還同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一起認識到，讓這個擁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國重返國際社會是絕對必要的。
1972年2月，當尼克鬆及其夫人聯袂訪問北京時，他們得到了絕大多數公眾的支持。這兩個偉大國家也終於恢複友好關係。倘若沒有朝鮮戰爭，兩國的和解肯定會來得更早。這場痛苦而可悲的衝突就是這樣在兩國之間投下了一道長長的陰影，並使整整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負擔。
摘自：《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美國人的反思》
駕馭戰爭的自由，來自認識戰爭的必然。戰略計劃的實施，是"戰爭的一次性閃光燈"，使用一次就展現一場戰爭的結局，留給曆史的或是輝煌、或是災難。戰爭對戰略指導的最初和最後的要求，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有人統計，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世界上發生最大和最有影響的戰爭是兩次世界大戰、抗美援朝戰爭和援越反美戰爭。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雙方投入的都是久經沙場考驗的部隊，都派出最優秀的指揮官並把戰爭指導藝術發揮到了極致。抗美援朝戰爭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中國人民誌願軍在這場雙方武器裝備優劣懸殊的戰爭中，不僅敢於而且善於同強敵作戰並取得勝利，可以說達到了軍事指揮藝術和部隊素質表現的最高境界。
戰爭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領域，兩軍對陣，了解敵方的戰略企圖、軍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數量與質量固然重要，但從戰爭指導的最高層次講，還必須了解對方的曆史、哲學和統帥特點。
在戰爭史上，言出即行而又出敵不意是很難做到的，在朝鮮戰爭中，新中國再三發出警告而且說到做到。
美國當局和"聯合國軍" 總司令麥克阿瑟卻不相信中國真的要抵抗，特別是麥克阿瑟斷言侵朝戰爭"是贏定了"，中國出兵參戰的"可能性很小"，"不足為患"。
毛澤東非常重視研究麥克阿瑟的性格和作戰特點。
毛澤東說，麥克阿瑟越狂妄、自負、好大喜功，越對我們有利。麥克阿瑟沒有指揮大兵團在廣大地域作戰的經驗，而有豐富的越島進攻作戰的經驗，因而在仁川登陸，包抄朝鮮人民軍的後路是他的必然之舉。
基於這種判斷，早在朝鮮人民軍勝利南進，美韓軍退守"釜山防禦圈"時，毛澤東就提醒要防備美軍在仁川登陸，並從中國南方調兵北上，組成東北邊防軍，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誌願軍首批參戰部隊。
這是"勝兵先勝而後求戰"的戰略預見與戰略預置。沒有這一舉措就沒有後來的勝利。
反觀敵軍方麵，麥克阿瑟，按美國評論家大衛·裏斯的說法，是位憑"想象和直覺，而不是軍事的邏輯和科學"指揮作戰的美軍司令官。他在完成仁川登陸這一朝鮮戰爭中的傑作之後，接著就是一個大敗筆，他在所謂"聖誕節攻勢"中，親自把美軍趕進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包圍圈而遭到慘敗。
當時在朝鮮戰場東西兩線，如果沒有麥克阿瑟和阿爾蒙德的冒進命令，則中國人民誌願軍的計劃難於實現；如果美第8軍軍長沃克和陸戰1師師長史密斯堅決執行上級的錯誤命令，則他們的損失將會更加慘重。
抗美援朝戰爭的曆史證明，在戰略指導上的幾個重大問題的抉擇，毛澤東的判斷和決心是完全正確的。
例如：第一次戰役勝利後，敵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戰役，毛澤東決定采取誘敵深入，待敵進入我預設戰場後，我以迂回包圍穿插戰術，各個殲滅進攻之敵。而另一種主張則要求乘勝追擊。如果按後者主張去打，第二次戰役不會取得那樣大的勝利，至多打成一個擊潰戰。
又如1950年底，中國人民誌願軍突破"三八線"後，打到"三七線"附近地區。此時中國人民誌願軍物資供應極為困難，連打3個戰役已十分疲勞，為防南進過遠，被敵所乘，毛澤東高屋建瓴，部署就地轉入積極防禦作戰。
此舉為後來的第四、五次戰役和兩年多的陣地防禦作戰創造了條件。如果當時繼續向南猛追，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再如1953年夏季停戰簽字前夕，敵人仍采取種種手段破壞停戰。
毛澤東決心再發動一次較大規模的反擊戰役，以打促停。而另一種主張是不再采取軍事行動，馬上簽字。中國人民誌願軍按毛澤東的作戰部署發起夏季反擊戰役，在25公裏正麵上突入敵防禦縱深最遠達15公裏，殲敵12萬3千多人，收複土地240平方公裏，從而爭取到更有利的條件實現朝鮮停戰。
抗美援朝戰爭的事實和結局證明，在戰爭指導方麵，毛澤東始終勝敵一籌。而美軍在戰役上的失利則是替戰略付出了代價；它在戰略上的失敗又是替美國的政治付出了代價。
在中國出兵朝鮮後，美國人曾經發出在朝鮮戰場使用原子彈的叫囂。對此毛澤東表現了大戰略家的從容。他指出：不要說蘇聯已經掌握了核武器，杜魯門不敢冒險打一場原子戰爭，就是真想在朝鮮投原子彈，也沒有義務通知對方。美國的核訛詐終於灰飛煙滅，草草收場。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毛澤東在戰略指導上，展現了他一貫的運籌帷幄決勝千裏、舉重若輕遊刃有餘的統帥風格。
戰爭不僅是兩種軍事力量的較量，而且是兩種哲學、兩種戰爭智慧，以及兩種道德和勇氣的較量。戰場是最公平的考場，中國人民誌願軍創造的進攻穿插作戰的奇跡，至今無人能夠超越
抗美援朝戰爭是異常激烈的。在朝鮮半島狹小的戰場上，雙方投入兵力最高達30 0多萬人。美國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所有現代化兵器。某些戰役戰鬥的炮火密度、飛機轟炸密度、戰場兵力兵器密度和傷亡比例，都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紀錄。而我軍參戰初期，既無空軍，又無海軍（後來雖有少量空軍參戰，也隻能掩護後方主要交通線，不能直接支援一線作戰）。陸軍裝備也相當落後，參戰初期基本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戰，而且是過去繳獲的各種陳舊武器混用。但是，我軍是一支久經戰爭鍛煉和考驗的人民軍隊。他們英勇善戰，克服了一個個難以想象的困難，終於以劣勢裝備戰勝高度現代化的敵人。中國人民誌願軍的業績，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美國在亞洲的擴張政策，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與中國進行直接和間接較量，都遭到了挫折。這種心理重創，在90年代的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中得到補償，但這兩場戰爭的勝利都帶有誇大的成分。
例如海灣戰爭中，被稱為傑作的從伊科邊界向巴士拉迂回作戰的"左勾拳"行動，如果把地圖顛倒過來看，再換到朝鮮的地形上，就是1950年11月，中國人民誌願軍第38軍從德川向軍隅裏、三所裏穿插迂回，切斷美9軍退路的戰法的翻版。但海灣戰爭美軍的"左勾拳"是用裝甲部隊打伊拉克的潰軍，正如美國的一個材料上所說，"伊軍的混亂狀態使盟軍部隊輕而易舉地完成了主要戰略機動---相當於13個師的'左勾拳行動'"。
在這次作戰行動中，美軍每小時攻擊前進的速度，第7軍是2．4公裏，第18空降軍是4．1公裏。而當年朝鮮戰場的中國人民誌願軍第38軍的"左勾拳"，是步兵作戰，每小時攻擊前進的速度是5公裏，14個小時連續作戰，先後打垮南朝鮮第7師、土耳其旅、美25師、美騎1師、英29旅各一部，前進70公裏，切斷了敵軍的退路。向南突圍與向北增援之敵相隔不到1公裏，在大量飛機、坦克支援下，卻始終不能前進一步。這一仗，中國人民誌願軍第38軍創造了步兵進攻作戰速度的極限，獲得"萬歲軍"的讚譽。有人評價說，有史以來步兵從未如此輝煌過。
人與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勝強，人的能動因素越起決定作用。越是現代高技術戰爭，武器裝備因素對勝負的影響越大。建立一支掌握現代高技術兵器的人民軍隊，是保衛國家安全和確立大國地位的基本條件。
抗美援朝戰爭中，雖然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武器裝備及其他物質條件上處於明顯的劣勢，但經曆了20多年國內革命戰爭和反侵略戰爭錘煉的中國人民軍隊也有著許多不同尋常的優長。有敢打必勝的信念，有以弱勝強的豐富作戰經驗，有久經鍛煉的高素質的部隊和著名戰將。加上戰爭的正義性質，得道多助，士氣高昂。這些是中國人民誌願軍取得勝利的基本條件。
但是勿庸諱言，由於敵我武器裝備優劣懸殊，中國人民誌願軍的火力、機動力和後勤補給能力與對手相比，都相差甚遠。戰爭證明，沒有必要的現代化技術裝備，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就影響取得更大的勝利。這場戰爭使新中國政府和人民認識到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以便有效保衛國家安全的迫切性，因而下決心建立自己的軍火工業和現代化的國防軍。
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人民誌願軍現代化建設的發軔。在戰爭開始後，中國人民誌願軍迅速著手建立了新的軍、兵種，特別是空、海軍和裝甲部隊，邊組建邊投入作戰，在戰爭中成長壯大。中國人民誌願軍取得了現代化戰爭的經驗，各軍、兵種在實戰中得到了鍛煉和考驗，造就了一大批適應現代作戰需要的軍事指揮人才，並在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經驗的基礎上，依據與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作戰的經驗，進一步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科學。
抗美援朝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惟一的一場兩個對立的大國直接參戰的大規模局部戰爭。不過在彭德懷指揮中國人民誌願軍以連續的進攻行動將麥克阿瑟指揮的"聯合國軍"打回"三八線"之前，國際社會還不承認剛剛站起來的新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大國。西方的習慣觀念認為，在戰爭中打敗大國軍隊的國家才具備公認大國的條件。就這個意義說，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後確立大國地位和中華民族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戰，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榮富強的裏程碑，它將永久載入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輝史冊。
《戰爭》與《和平》就是人類的曆史。《戰爭》能夠推動人類曆史前進，也能無情地把它傾覆。《戰爭》能夠造就戰將，也能淹沒一代甚至幾代人的青春。對於付出了極大的生命代價的戰爭曆史事件，不可能也不應該輕易忘卻，而應使它成為一部讓曆史告訴未來的教科書。
戰爭幾乎貫穿人類發展的曆史，但影響深遠、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戰爭卻屈指可數。當古希臘人第一次戰勝波斯人，不僅對自己的命運產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產生。
那麽，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抗美援朝戰爭，可以說是新中國誕生後的第一聲呐喊，它所激發的中華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動中華民族走向複興的巨大動力。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誌願軍在與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及其統率的17國軍隊的殊死較量中，顯示了高超的戰爭智慧和英勇無畏的精神。
戰爭的結局是：中國人贏得了勝利和尊嚴，美國當局及其侵略軍得到了關於一個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不可輕侮的記憶。
抗美援朝戰爭給中國人民留下許多寶貴的軍事遺產，特別是其戰略遺產，不僅書寫了戰爭藝術的曆史輝煌，而且也永遠啟迪著今天乃至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戰略指導。
在國家的生存智慧中，憂患意識和掌握戰爭藝術是必須具備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原則是：反對戰爭但不怕戰爭。
在中華民族與之生存的國家在生死存亡的曆史關頭，戰略家必須具有超前的判斷力和果斷作出科學抉擇的魄力，以及麵對強敵敢於應戰的勇氣和善於應戰的智謀。毛澤東就是這樣的戰略家。
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建立伊始，在各方麵存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國際反華勢力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一場戰爭。
當時，美國軍隊公然武裝幹涉朝鮮內戰和封鎖台灣海峽。特別是美軍在仁川登陸後，越過"三八線"大舉向中朝邊境進犯。朝鮮處境危在旦夕，中國主權和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政府請求新中國直接出兵援助。
在這種情況下，新中國被迫推遲解放台灣，調整國民經濟恢複計劃，決心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派出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進行了建立新中國後曆史上的第一場反侵略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中部的"三八線"成為世界兩大陣營在東方的政治與戰略邊界。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糾集所謂"聯合國軍"進行武裝幹涉，很快就席卷整個朝鮮北部，威逼中國北部邊境。在南線，美國杜魯門總統宣布派遣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和進駐基隆、高雄兩大港口，武裝阻止中國解放自己的領土台灣。與此同時，美國還向法國提供軍援，支持法國擴大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以便從南翼牽製中國。
從當時的戰略態勢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麵對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華勢力舉起的一柄南北夾擊的重鉗。
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方向和戰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線，準備解放台灣，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
而在北線以友邦為鄰，幾乎沒有設防，那裏卻集中了全國大部分重工業，當時全國的重工業半數在東北，東北的工業半數在遼南。
朝鮮戰爭的爆發，使中國的主要工業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國陸海空軍的威脅之下，甚至中國首都也在美國重型轟炸機的活動半徑之內。
中國的戰略後方和政治經濟中心頓成前線或戰略淺近縱深。
況且新中國剛剛建立，國力薄弱，百廢待興，戰爭創傷亟待恢複。但敵人打上門來，是沉默容忍，還是奮起抗擊；是堅持向南進擊解放台灣，還是揮師北上出兵朝鮮？
在無法回避的嚴重挑戰麵前，毛澤東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不愧為偉大的戰略家，經過慎重權衡，果斷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
可以設想，如果任憑美國滅亡朝鮮，與新中國隔江對峙，並與南線的台灣蔣介石集團、侵越法軍勢力遙相呼應，就將置新中國於戰略上兩麵作戰的不利境地。那時新中國的戰略態勢，國際環境，國內建設和東北邊境的民族關係都將出現極大的困難和麻煩，其後果不堪設想。
中國人民派出自己的優秀兒女參戰，是麵對侵略威脅，迫不得已又是義無反顧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不是挑戰而是應戰，是不得不打別無選擇。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結局，不僅保衛了祖國的安全，援助了朝鮮，而且促進了亞洲甚至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對二戰後50年世界總體和平的確立和"三個世界"國際格局的形成，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總之，從維護世界和平，從打出國威軍威、確立中國人民的自信與自尊，從創造有利的國際地緣安全環境，以利國家長遠建設和增強國防的角度看，不論怎樣評價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功績都不過分。
農村人民公社的《社隊工廠》被走資派改革開放後竊取占為個人私有並改名為為《鄉鎮企業》。而農村人民公社的《社隊工廠》是集體所有製。而《鄉鎮企業》是私有化的企業，資本家擁有，雇用工人。
走資派右派們常常會拿“鄉鎮企業“說明改革開放後政策的成功。成功的“鄉鎮企業“在廣大內陸農村幷不普遍。實際上，在“文革”期間，中國農村大隊及公社一級的《社隊工廠》已有一定的規模，但走資派一刀切強行解散農村人民公社，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社隊工廠》這些企業像人民公社裏的集體農業機械廠一樣被廢棄、被私人鯨吞。
像作者家鄉所在大隊在“文革”期間建起了塑料袋廠和肥皂廠，購置了用於運輸和農耕的拖拉機，但現在一家企業也沒有。江、浙一帶鄉鎮企業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與這之前所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
尤其是毛澤東時代來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帶鄉鎮企業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從薄一波的回憶文集中可知，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央從來就沒想過鄉鎮企業這回事，中國農民的巨大創造力豐富了改革的思路。當然，中央政府毫不猶豫地將其訓入自己的政績，似乎鄉鎮企業隻有到了改革開放才出現一般。
毛澤東時期的《社隊企業》，為農民帶來了最初的工業化概念，也為社隊裏集體化的社員們帶來了一筆可觀的收入，為毛澤東時代農村學校的建設、衛生事業的發展、農業機械的采購提供了資金，也促進了人民公社所在地的城鎮化發展。
但當今日的人們談論“文革”的所謂劣跡時，從來沒有人去注意發生在新中國廣大農村人民公社裏的，這一具有革命性的進步。
雖然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統計資料裏，難以或根本就查不到有關毛澤東時代農村人民公社大量的準確數據。但以筆者家鄉的當時發展狀況，筆者可以肯定，農村生產大隊、人民公社及縣級的工業，在文化大革命的1976年時已達到了驚人的規模，使得從來沒見過工廠什麽樣的中國農民，近距離地感受了工業的運作。
至於較發達地區的江浙一帶的地方工業規模，將更為可觀，這為後來這些地區的鄉鎮企業的大發展，作了多年的技術和人才上的準備。
沒有當時的《社隊企業》的基礎，後來的鄉鎮企業和一些私人企業的崛起將是不可想象的。
例如，浙江著名的私人企業家（資本家)魯冠球和他的萬向集團，以汽車萬向節為主導產品，並銷往海內外。
但是，魯冠球的萬向節工業的起點在哪裏呢？
在1969年當地成立的《寧圍人民公社農機修理廠》。
當時作為打鐵匠的魯冠球和幾位農民，以農村人民公社投資的4千元資金（在當時這可不是小數目，那時一台25馬力中型拖拉機連同拖鬥和耕犁的價格不到4000元，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薪低於50元。到八十年代中，“萬元戶”還是巨富）成立這個廠，生產拖拉機用的萬向節。
如果沒有這個廠，魯冠球個人絕對沒有能力拿出最初的這筆資金，進入一個全新的行業，當時的他也難以設計出生產萬向節的構思，這超越他當時的眼界。
再者，在農村人民公社的這個工廠裏，每個社員個人抱著純樸的心態工作，沒有獎金，大家在為集體做事。
如果一開始就讓魯冠球自己搞到大筆錢去辦廠，員工是否還會不計酬勞的奉獻呢？
可以說，這個原始的工廠給了魯冠球一個機會，讓他了解工業的運作和萬向節工業的市場特點。
如果沒有這個廠，今日的萬向集團根本就不會出現，也沒人知道魯冠球是誰？
在中國像魯冠球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曹德旺、許家印。
因此，當今日的魯冠球曹德旺等私人企業家資本家、都是個人創業成功的鄉鎮企業，和關心中國工業發展的人們在謳歌這些資本家在改革開放中的偉大時，最好不要忘記毛澤東時代的基礎性和全域性的貢獻，對“文革”期間中國的實際發展，應該保持一份尊重和感激。
魯冠球們和今日鄉鎮企業發達地區，實際上是毛澤東時期公有經濟發展的直接受惠者。他們在取得一定成就後有責任回饋社會。
走資派在改革開放後進行的一係列基層行政區劃的改革，隻是為了複辟資本主義搞私有化。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告別了舊有的鄉鎮和自然村的基層政權體係，確立了農村人民公社和生產隊黨政體係。固然，這一體係的確立，是毛澤東時代的農村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化的產物。
但到了後來，它本身已經沒有了成立初期的嬌枉必先過正的做法，實際上和人民公社化前的鄉鎮政體已沒有太大的區別。而改革開放後，它和現在的鄉鎮政體係已具有同樣的職責和性亂雖掛了個“左”帽子，並不影響改革的進行。
但後來基於徹底否定毛澤東時代一切“左”的內容，人民公社黨政體係也隨之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鄉鎮黨政體係（按五十年代初的鄉鎮區劃，有的稱鄉，有的叫鎮）。這項改革所造成的嚴重問題被中國學者和政府部門完全忽略。
真是悲哀，涉及中國農村和農民利益的問題經常被社會學家和政府忽略。真不明白養那幫人幹什麽。養一群雞還會下個蛋；可他們如果下“蛋”的話，經常是些“臭蛋”。中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有必要二次下鄉。讓他們通過計算機網絡可以了解城市，但無法了解農村基層。
第一個問題是工商業的巨大損失和集體經濟的流失。
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大量的《社隊企業》。由於農村人民公社改鄉鎮在行政區劃上發生變化，隨之帶來產業歸屬的問題，伴隨著人員的流動（因原來的企業領導和技術人員是幹部編製），大量企業被關閉。
這類企業對於發達地區來說，或被私人承包，或發展壯大，對當地經濟造成的不良後果較小。但對於廣大內陸地區來說，這類企業則是當地工業化僅有的火種。一旦這些火種熄滅，對當地有限的工業資源幾乎是徹底地斷送。今天廣大內陸地區的就業不振，鄉鎮企業發展緩慢，與此難脫幹係。
第二個嚴重的問題是基層黨政人員總編製的膨脹。
農村人民公社改鄉鎮，基本是恢複解放初期或民國時代原有的鄉鎮行政區劃，因此，這一改革導致鄉鎮政權單位增加了一半以上，後來有些太小的鄉鎮進行了合並，但筆者家鄉所在的山東菏澤地區所有縣的鄉鎮數量仍比原來的人民公社多。這為今日龐大的基層黨政編製埋下了伏筆。這是中國農民負擔過重和教育經費缺乏的主要負擔來源。
第三是資金和土地上的浪費。
在這種分家的過程中進行了大量的土木建設，耗資巨大（不少鄉鎮是以大集鎮為鄉鎮公所，但原來這裏沒有辦公室和家餾院，必須全部建新的）。而後來的合幷又導致原來建設的房屋閑置，土地浪費，或不能充分利用。
可見，在毛澤東後時代基於走資派右派對毛澤東的否定，進行了不少不理智的行為。量是令人痛心的。
我看到一個評論說毛澤東的國企和央企是為毛澤東本人極其利益集團服務的，這個說法簡直是大錯特錯，毛澤東時代工人每天上班8小時，現在每天加班十幾個小時的都有，有多少職員羨慕8小時工作製。
全世界很多國家的工人都是8小時工作製。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有分配房子，幼兒有托兒所照看，醫療方麵工人可以免費治病，在工作閑暇時工人可以自由休息（除了不能離開工作崗位）。
廠長書記不能隨意扣你工資不能隨意開除你。
可是現在的走資派持色社會你愛幹就不幹就拉倒。
毛澤東時代工人還有特殊的法律《鞍鋼憲法》，工人可以和老板提意見。
但是昔日毛澤東時代的主人公地位不見了。
國企改製以後有多少工人下崗。
工作十幾個小時卻隻拿到2，3千，法官跟你說這是按生產要素的正常分配。
私人資本家老板呢吃喝玩樂。
但如今普通打工仔連套房子都買不起。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待遇真的不能抹黑。
走資派右派篡權執政改革開放後說，毛主席不懂經濟。陳雲懂經濟。事實如此嗎？
1965年6月18日，陳雲在北京給毛主席寫信，承認自己1962年對農村形勢估計有錯誤。信中說：“在1962年，我對農業恢複速度的估計：糧食方麵……需要八年時間。經濟作物的恢複更要遲些。現在事實上三年就恢複了。這完全證明了我的估計是完全錯的。1962年7月初，我曾向你提出…..用從新分田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這個意見是錯誤的。它關係到農業方麵的集體經濟與小農經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問題。現在用加強集體經濟的辦法，三年就恢複了農業。如果用分田的辦法，可以想是資本主義大發展，後患不堪設想。思想根源，在於沒有把人與物的關係搞準。沒有人的因素第一這種思想。這是右傾錯誤。”（《毛澤東離京巡視紀實》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P.1146）
莫裏斯·邁斯納：毛澤東時代的遺產：在毛澤東時代，工業總產值增加了38倍，重工業增加了90倍。從1952年（工業產量恢複到曆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國工業產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遞增，在現代世界曆史上，與任何國家在類似的發展階段上相比，中國的發展速度都是驚人的。[1]在毛時代，工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農業產值的比重從58%下降到34%。
從1952年到1976年，鋼產量從130萬噸增加到2300萬噸；煤產量從6600萬噸增加到4.48億噸；發電量從70億千瓦/小時增加到133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幾乎是零到2800萬噸；化肥產量從20萬噸增加到28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加到4900萬噸。[4]到1970年代中期，中國能夠生產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和遠洋輪船，中國還能夠製造原子彈和洲際導彈，在成功地進行了首次核試驗六年後，中國於19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工業化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在毛澤東時代，雖然仍有占人口的75%、約四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但工業勞動力從1952年的300萬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萬，這一數字包括在農村小工業化政策指導下，成為社辦或隊辦工廠工人的2800萬農民。此外，在與工業關係密切的交通與建築領域中，有2000萬工人。中國還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術知識分子隊伍，中國的科技人員從1949年的區區5萬人(1952年為42.5萬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萬人，1979年達到500萬人，其中99%是1949年後培養起來的。[6]毛時代還興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這些工程對1980年代初期農業生產的發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盡管現在在走資派右派抹黑後，在談論到毛澤東時代的成就會受到非議。但是，曆史事實說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在使新中國實現工業化方麵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下取得的。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工業革命，農業水利等基礎建設後毛澤東時代舉世矚目的經濟改革就無從進行。
在毛澤東時代，大量增加了教育設施和受教育的機會，掃除了大量的文盲。人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65歲。（祥見《中外著名人士談毛澤東》（下），餘飄主編，大眾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版）
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國外環境，是一個什麽樣的環境呢？先是在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敵視、封鎖毛澤東時代。後來，前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也敵視、封鎖毛澤東時代。
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的“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以馬列主義為理論指導思想，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億萬人民，齊心合力，艱苦奮鬥，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毛澤東時代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既沒有外債的負擔，也沒有內部通貨膨脹的壓力。
毛澤東時代，新中國不但取得了經濟上的巨大成就，而且取得了政治、文化、思想上的偉大成就。
20世紀50年代，徐建春等許許多多農村知青，都留在身自己的農村家鄉，改變自己家鄉落後舊麵貌。60年代，侯雋、董加耕等許許多多城市知青，主動上山下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千千萬萬的知青，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滿懷革命豪情，高唱“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國啊祖國，養育著我們成長，我們要用自己的雙手，把你建設得更富強…..”。
毛主席的女兒李吶，劉少奇的兒子劉源、習仲勳的兒子習近平等老幹部的子女不管是被迫的還是自願的都有上山下鄉，而工人階級共產黨員和毛澤東的好幹部們的子兒都積極響應並帶動千千萬萬個知青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改造自己的革命道路。建設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培養了許多農村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建設新一代。
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鞏固了無產階級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新中國在“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係已經基本形 成，農業生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
神州不但有延安的十個沒有：
“一沒有貪官汙吏，
二沒有土豪劣紳，
三沒有賭博，
四沒有娼妓，
五沒有小老婆，
六沒有叫化子，
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
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
九沒有人吃磨擦飯⒀，
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P.677）
還有延安被蔣介石國民黨鐵桶般的圍剿屠殺之下，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搞經濟建設。《南泥灣》荒田變良田，靠自力更生，發展壯大。
而且有新中國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有共產黨的幹部，自覺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政府。有免費公有住房、幹部、職工、工人有國家統籌的免費醫療。人民公社社員有合作醫療，人人看得起病。教育取消中小學的重點學校，隻有公辦教育，低收費。沒有民辦教育。大學教育免費，還有助學金。是世界上最公平的教育。毛澤東時代，出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中國大同社會。毛澤東時代，至今仍是勞動人民，低層大眾懷念向往的唯一時代。
延安精神普及全中國。
1936年，劉良模在體育場指揮數千群眾唱《義勇軍進行曲》
今天，當雄壯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響起的時候，我們總會想起國歌的詞曲作者田漢和聶耳，正是他們在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為我們留下了這首振奮人心的民族呐喊，使千千萬萬的中華兒女遵循歌聲“起來，起來”“前進，前進進”。但是，大家可能會對另一個名字——劉良模，感到些許陌生。正是他組織了廣大青年學生演唱和推廣了《義勇軍進行曲》，並與美國歌唱家合作，把歌曲介紹到了國外，在1949年新政協會議上和幾位委員向大會聯合提出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的建議，獲得通過。今天就讓我們來感受一下，這位用歌聲來報國的劉良模先生的風采。
“唱出了心裏話，我們要抗戰”
劉良模（1909—1988），浙江鎮海人，著名的宗教界愛國人士、社會活動家、群眾歌詠運動的倡導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後，劉良模與吳耀宗等發起基督教革新運動，實行“自治、自養、自傳”。曾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劉良模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四至六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委員。
1932年夏，劉良模從上海滬江大學畢業，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擔任學生幹事。那時上海的青年們很喜歡看話劇，特別是反映社會現實的戲，像《上海屋簷下》《揚子江暴風雨》，那是由聶耳等演出的。領導上海話劇運動的是夏衍、田漢等人，後來劉良模才知道他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除了戲劇之外，夏衍、田漢等又推動上海的進步電影。電影的觀眾比話劇更多，影響就更大。每一部電影又有主題歌，由聶耳、任光等作曲，那些歌像《畢業歌》《大路歌》《義勇軍進行曲》等，都是抗日救亡歌曲，唱起來慷慨激昂，大家都愛唱，因為它們唱出了廣大民眾的心裏話，“我們要抗戰”!
那時基督教青年會每逢暑假寒假，都要舉行夏令會、冬令會。劉良模特別喜歡唱歌，舉辦活動時就教同學們唱這些新的抗日救亡歌曲。同學們一學就會，唱起這些歌來精神百倍，愈唱愈愛唱。他就想，如果廣大的群眾也能組織起來唱這些抗日救亡歌曲，那該多好。而當時社會上還沒有一個團體來組織。他就去與上海青年會總幹事陸幹臣商量，兩人一拍即合。於是1934年冬，劉良模就在上海四川路青年會辦起一個民眾歌詠會。
參加這個歌詠會的最初隻有不到100人，大部分是青年會附近的職業青年，像店員、銀行職員等，他們隻是抱著嚐試的心情來的，因為他們從未參加過集體唱歌。劉良模教他們唱的第一首歌，是他自己用美國民歌曲調編的《救中國》，歌詞隻有很簡單的四句：“救，救，救中國，一起向前走。努力啊！努力啊！努力啊！努力啊！救國要奮鬥！”。他先用5分鍾時間，教大家唱會了這首歌，然後分成四小隊，比賽哪一隊唱得最好，大家都唱得很起勁。接著，再教這四小隊輪唱這首歌。起先唱得很亂，唱了三四遍以後，就比較整齊了，大家高興得大笑起來，所有人都嚐到了集體唱愛國歌曲的滋味，於是在下星期來唱的時候，把各自的朋友也拉來了。這樣，劉良模就繼續教他們唱《畢業歌》《大路歌》《開路先鋒》等抗日救亡歌曲。過了五六個星期之後，民眾歌詠會的人數增加到300多人，擠滿了四川路青年會禮堂，於是歌詠會在八仙橋青年會又建立起分會。對來參加的人一律不收任何費用，隻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學會了歌要教別人。就這樣，抗日救亡的歌聲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去，上海很多其他愛國團體也組織起歌詠會，慷慨激昂的抗戰歌聲就這樣傳遍了上海的四麵八方，不久又傳到全國各地去。
劉良模在組織歌詠會時得到了中共地下黨的幫助，那時幫助他訓練民眾歌詠的骨幹呂驥，就是一位地下黨員。呂驥，1930年進入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學習，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赴延安，參加籌建魯藝。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中國音協主席。當時，雖然劉良模還不是非常了解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但是在與夏衍、田漢、呂冀等接觸過程中，越來越清晰地了解到中國共產黨是團結各界民眾，堅決抗戰到底的政黨。
抗戰爆發後，於1939年春撤離上海到浙江金華擔任基督教青年會軍人服務部主任的劉良模，終於見到了久聞大名的周恩來同誌。在多年後回憶時，劉良模還感到非常激動：
我們雖是初次見麵，但恩來同誌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使我毫無拘束，一見如故。恩來同誌鼓勵我把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堅持搞下去，給了我極大的勇氣和力量。我會見周恩來同誌，是我第一次同共產黨的領導同誌接觸，使我得到很大的溫暖和鼓舞。這次會見是我終生難忘的……我在20世紀30年代參加推動抗日救亡歌詠運動，是我接觸黨的統一戰線的第一個階段。我深深感到黨的統一戰線真是一個寶，它把我們中國人民在抗日鬥爭中團結起來了。
把《義勇軍進行曲》唱給美國人民聽
1940年夏，劉良模赴美工作。到美國後，他發現雖然美國還沒有對法西斯宣戰，但廣大人民是十分同情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的。在紐約，有一張進步的中文報紙叫《華僑日報》，這是華僑洗衣工人聯合會所辦的報紙，主要負責人是唐明照（1971年我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後，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劉良模到紐約後，經常為《華僑日報》寫稿，也到報社去同他們聯係，逐漸同唐明照和報社其他同人熟識了。劉良模也在華僑青年洗衣工人中組織了華僑青年歌詠會，大家每星期天在唐人街練唱一次，唱的是祖國的抗戰歌曲。
到美國後不久，一次偶然的機會，劉良模認識了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他非常關心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劉良模把在國內唱的抗戰歌曲都唱給他聽，他聽了十分高興。他最喜歡的就是聶耳作曲、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於是,劉良模專門把這首歌一字一句地教他，他很快就學會了。從此以後，劉良模和羅伯遜成了很好的朋友。之後羅伯遜到美國各地舉行音樂會，每次都把《義勇軍進行曲》唱給美國聽眾們聽。他親切地把這首歌叫做《起來！》因為它的第一句歌詞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美國人民十分喜愛這首歌，把它看成是中國人民抗戰的象征和號角。
當時，在美國同情中國抗戰的美國人組成了好幾個團體，籌集了部分資金和藥品以支援我國抗戰，有些是通過孫夫人宋慶齡送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的。1941年日本襲擊珍珠港後，美國正式向日本宣戰，這幾個美國人民支援中國抗戰的團體就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總會，叫援華會。並邀請劉良模擔任正式講員。從1941年到1945年，劉良模跟隨援華會到美國各地向美國人民介紹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的情況，同時也把抗戰歌曲唱給他們聽。
抗戰勝利後，原本劉良模打算回國參加祖國建設，但很快內戰又爆發了，回國的行程受阻。1947年夏，在美愛國人士吳茂蓀、劉良模、唐明照和各自聯係的華僑朋友，決定邀請馮玉祥將軍到紐約來作巡回演講，並把國內真實的情況介紹給海外華僑。很快，馮將軍應邀來到紐約。1947年10月10日，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了首場盛大的演講會。馮將軍在演講中告訴美國人民，我們中國人民堅決反對蔣介石打這場內戰，呼籲美國政府停止把軍火送給蔣介石。這篇演講第二天在《紐約時報》等美國各大報紙上發表，使得美國支持蔣介石的反動分子們大為恐慌。美國政府十分頭痛，接著美國各地的團體和大學紛紛請馮將軍去演講。由於馮將軍不能講英文，劉良模、唐明照等陪他到美國各地去，並擔任翻譯。通過這一次的工作，劉良模和馮將軍以及夫人李德全女士成了很好的朋友。
參與新政協大會議定國歌
1949年春，國內傳來了解放軍在全國各條戰線上取得節節勝利的消息，劉良模等這些住在海外的人以歡欣鼓舞的心情期待著全國的解放。8月，他在紐約收到了由龔澎代表周恩來同誌打來的電報，邀請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同唐明照商量後，劉良模決定全家以最快的速度回國。由此，曆經半個月的旅程，終於經香港回到離別了9年的祖國，並於9月下旬出席了第一屆政協會議。
據《中國人民政協史》記載，在新政協會議上，征集選定國旗和國徽圖稿的工作都進展得比較順利，唯有國歌雖征集到數以千計的稿件，卻無一首盡如人意。
9月25日，距離開國大典不到一周了，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協商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郭沫若、茅盾、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等人。劉良模也參加了會議。會上，馬敘倫等主張暫用《義勇軍進行曲》 代國歌，徐悲鴻和梁思成等也表示讚成。代表們認為，國歌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義勇軍進行曲》 經受了鬥爭的考驗，完全可以選作新中國的國歌。但有的代表因原歌詞中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等曆史性的詞句，主張修改歌詞。於是，郭沫若、田漢等建議將歌詞修改一下，郭沫若親自動筆擬就了3段。
這時，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剛從國外回來的劉良模身上。劉良模發言介紹了《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外傳播的情況後，認為《義勇軍進行曲》獲得了國內外人民一致頌揚，在國際上已有較大影響，應采用作國歌。他說：“國歌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也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而且，它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產生，在鬥爭中得到人民大眾的承認，足以與法國國歌《馬賽曲》 媲美，完全可以選作新中國國歌。”
聽了大家發言，毛澤東主席最後表態：“雖然我國就要完全解放了，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但是，我們今後還要進行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還要居安思危。所以，這首歌曲中的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遠，我表示讚成。”毛主席的話最終將大家的意見統一了，會場上頓時響起熱烈的掌聲，表示一致讚同。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周恩來和大家一起放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9月27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製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
10月1日，劉良模在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親耳聆聽了毛主席向全世界的宣告，看到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上冉冉升起，他的心情是何等高興，他說道：“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繁榮富強的新中國終於誕生了。我能親眼看到這一天，是何等幸福啊！是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使中國人民能在短短三年內推翻了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也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使我這個離開祖國9年的人能夠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參加這個盛典。我深深地體會到黨的統戰政策是個法寶，使我國分散的人民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下團結起來，使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獲得新生。”
新中國成立後，劉良模還積極參與中國基督教擺脫外國教會控製，實行“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運動，並與吳耀宗等一道，在上海起草、簽署了《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簡稱《三自宣言》）。通過這場“三自運動”，廣大中國基督教徒受到一次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割斷了中國教會同帝國主義的關係，中國基督教從此走上了三自愛國的道路。其後，他曆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等，1988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