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農村《初級社》到《人民公社》
在毛澤東時代的《農村的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再到《農村人民公社》全麵展開沒有多久，又被走資派強行一刀切將《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之後，在改革開放的幾十多年裏，走資派們就複辟了農村私有化的原有想法，使農村又成一盤散沙式的個體化無序狀態。更使農村幾乎所有的年輕勞動力都成為《農民工》，四處流浪為國內外所有資本家打工，以血汗甚至生命換來點活命的小錢。而解散了《農村人民公社》，又經幾十年的農村社會實踐檢驗下，又一次證明了當年毛澤東的做法是適合中國農村農民的。如同《文革》一樣，許多走資派在臨死前都認識到，毛主席當年是對的。如劉少奇夫人王光美。
再來看看如今走資派治下的中國農村現狀如何：
《為何現在農村土地拋荒越來越嚴重？農民都不種地了，會不會缺糧食 》很多人回到家之後，看著房子周圍的土地都長滿荒草，無不感歎，現在種地的人越來越少。按理說，現在在農村種地比過去要好很多，但為何卻出現了土地拋荒越來越嚴重的情況。如果農民都不種地了，以後會不會缺糧食？
《3.5億農民逃離後，中國農村的出路在哪裏？》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2021年我國農村人口約為5.1億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36%。而農村人口的最高峰，出現在1995年，彼時全國人口為12.1億人，而農村人口就占了全國人口總數的70.9%，為8.6億人。26年過去了，農村人口從1995年的最高峰8.6億，下降到2021年的5.1億，整整減少了3.5億人，如今的農村，人口凋零，土地荒廢，空心化嚴重。逃離農村的主力軍，無疑是年輕人。至於為什麽要逃離農村，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
《中國會鬧糧荒嗎？現在大量耕地被荒廢，糧食會不會有一天出現短缺 》對於農民來說，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運動，絕對是曆史中最重要的時刻之一，耕種熱情無比高漲。
《農村土地大量荒廢，5點原因讓人深思》如今，農村卻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漫山遍野的荒地，尤其是山區地帶，基本農田也都是雜草叢生，沒有一點生機。那麽，農村土地為何會出現撂荒的局麵呢？
1、農村土地撂荒原因
其一，農村人口流失越來越嚴重，村子裏幾乎看不到年輕人，都是年過六旬的老人，這就導致農村土地變的無人耕種，大量閑置、荒廢，也嚴重阻礙了鄉村振興的開展。
其二，農村地理環境決定。我們都都知道，農村山區丘陵地貌分布較多，無法實現機械化耕種，也就難以形成統一規模化種植。此時單靠人工種植，不現實。不僅生產力低下，生產效益也難以保障，尤其是山區地貌，缺水嚴重，種地虧損太大，還不如外出打零工。
其三， 種地成本實在太高。如今物價高漲，農資價格也不例外，不斷上漲，而糧食價格卻一直穩中回落，尤其是出現了一斤糧食買不到一瓶水的現象，這就導致村民種地積極性不高。
其四，政策變化太頻繁，村民來不及適應政策。還記得以前的“退耕還林”嗎？這才過了幾年，政策就成了“退林還耕”，此時耕地早已經被樹木折騰得毫無養分，糧食成活難以保證，人們都不願意去做虧損的事情，不得不造成耕地荒廢。
其五，土地流轉是罪魁禍首。前幾年，國家為了盤活耕地，推出了土地流轉補貼政策，此時村裏湧現出了“土地流轉套取補貼”的現象。一般都是村裏有關係或者外地人，將村民手裏的土地以每年200-400元一畝的價格承租，然後大量種植林木、果木，2年後領取了國家大量補貼，然後不再續租，也不整理耕地，直接選擇消失。這就導致村民手裏的土地變得無法耕種，失去了種糧的基礎，隻能選擇拋荒。
毛澤東時代從1949年建國到1956年年底，除了農村一些深山老林裏的住戶與獵戶以及某些少數民族地區外，差不多都合作化了。加入合作社的農戶為11,782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為10,742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7.8%。加入初級社的為104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5%。尚未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約為400餘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3.7%。這一數字表明，高級社發展的步子顯然太好了。
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
新中國毛澤東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與當時中國農村社會發生的變革也有直接的聯係。這種變革表現為：當時農村中的互助合作事業普遍地發展起來。
眾所周知，舊中國是農民小生產者個體經濟占主導的落後的農業大國，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為抵禦自然災害，發展生產，解決勞力不足和耕畜、農具不全的困難，農民在農業生產中有自發的互助傳統。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在一切已徹底實現土地改革的地區，人民政府應組織農民及一切可以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以發展農業生產及其副業為中心任務，並應引導農民逐步地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組織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
1950年，全國農業互助組已發展為272.4萬個，入組農戶1131.3萬戶，占全國總農戶的10.7%。但在如何對待農民發展個體經濟和發展互助合作這兩種積極性問題上，共產黨內一直有不同的認識。
為統一思想，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做出在保護農民個體經濟積極性的同時，發揚其互助合作積極性，逐步將農民引向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的決策。為了加強對農村工作的領導，195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建立農村工作部，並調鄧子恢任農村工作部部長。1953年2月，中央農村工作部成立，開始指導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
1953年春夏，隨著國家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的開展，毛澤東主張加強對小農經濟的改造，加快農業互助合作的步伐。為此，1953年10月至11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擬定了《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經中央批發各地執行。
決議對個體農業的改造道路做了明確表述，即：引導個體農民經過具有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社，再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
在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要貫徹“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既要反對放任自流，也要反對任何強迫命令和剝奪農民的行為。決議規定1954年秋前初級社由現有的14,000多個發展到35,800多個，到1957年爭取發展到80萬個左右，參加的農戶爭取達到農村總戶數的20%左右。
自此，農村互助合作的發展，由普遍發展互助組、試辦初級社的階段，進入普遍發展初級社、試辦高級社的階段。
針對發展的新形勢，1954年4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會議確定1955年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30萬個或35萬個，1957年發展到130萬個或150萬個，參加的農戶占全國總農戶的35%左右。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大約在1960年前後，在全國基本地區爭取實現基本上合作化。5月18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這一會議的報告。到1954年秋，參加秋收分配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11.4萬個，加上各地在秋收前又建成的11.5萬多個社，至10月初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達22.9萬多個。
1954年10月中下旬，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了全國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會議將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的1955年發展到30萬或35萬個社的計劃，提高到在1955年春耕以前發展到60萬個社。中央最後批準了這一計劃。
1955年3月上旬毛澤東約見鄧子恢等人，他指出：“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牛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他肯定了農村工作部在農村工作中采取的措施，並將其總結為“方針是三字經，叫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4月至5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的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再次明確了這一方針。
1955年4—5月間，毛澤東外出視察工作，路途中的所見所聞，使他對農業合作化發展狀況的認識發生了變化。他認為：“說農民生產消極，那隻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中央農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辦不下去，是“發謠風”。
5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15個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雖然重申“停、縮、發”三字方針，但重點是強調“發”。他對農業合作化問題看法的明顯變化，史稱“五月變化”。
1955年6月下旬，毛澤東約鄧子恢談話，提出下年度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現有65萬個社的基礎上翻一番，發展到130萬個左右。鄧子恢認為還是堅持100萬個社的原計劃好。兩人爭論了好幾個小時也沒有結果，最後不歡而散。7月11日，毛澤東再次約見鄧子恢，重申了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但鄧子恢寸步不讓，仍堅持自己的意見。毛澤東很生氣，他對鄧子恢說：“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轟。”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不點名地批評鄧子恢等人為“小腳女人走路”“右傾”，這是兩條路線的分歧。10月召開的中共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又批評合作化運動中的“右傾保守思想”“小腳女人”“右傾機會主義”“同資產階級共呼吸的人”“資產階級思想的投降主義者”，等等。10月11日，毛澤東以“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階級鬥爭”為題做了會議結論。會議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決議》，把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錯誤正式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七屆六中全會後，形成了全國範圍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大熱潮。
1955年9月至12月，毛澤東主持選編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繼續尖銳批判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在一片“反右”聲中，農業合作社的發展速度，席卷了整個中國大地。
1955年底，加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由春季的1600多萬戶猛增到7545萬戶。河北、山西、遼寧、黑龍江、吉林、安徽、河南、湖南、湖北、青海、甘肅、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基本上實現了半社會主義的初級社化。到1956年初，全國加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達到10,667萬戶，為總農戶的90%，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實現了半社會主義的初級社化。
緊接著，從1956年1月開始，又馬不停蹄地掀起了以發展高級社為中心內容的新高潮，各地的初級社紛紛轉為高級社。1956年6月，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南、廣西、青海等省，實現了完全社會主義的高級社化，加入高級社的農戶達到各省總農戶的90％~95%。秋季，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湖北等省也紛紛趕上來，加入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分別達到本省總農戶的80%以上。
到1956年年底，除了農村一些深山老林裏的住戶與獵戶以及某些少數民族地區外，差不多都合作化了。加入合作社的農戶為11,782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為10,742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7.8%。加入初級社的為104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5%。尚未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約為400餘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3.7%。這一數字表明，高級社發展的步子顯然太好了。
1958 年 7 月 1 日《紅旗》雜誌第 3 期《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在報刊上第一次提到“人民公社”的名字：“把一個合作社變成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同年8月，毛澤東到河南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視察讚揚人民公社好。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會議肯定人民公社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種最好的組織形式，並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決議下達後到10 月底，全國 74 多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改組成 2.6 多萬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戶有1.2 億戶，占全國總農戶的 99% 以上，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河南遂平縣 “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是全國第一農村人民公社。
毛澤東說：在農民群眾方麵，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的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化。”
馬克思認為：小生產是與自然經濟相聯係的，與社會化的商品生產相對立的，小生產代表落後的生產關係。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為促進農村生產力發展，必須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
《蔣介石三次派人挖毛澤東的祖墳。》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祖墳一向是每個家族最注重的東西之一，一來他顯示了中國人祖輩的敬重，二來在中國人看來，祖墳的風水影響到一個家族的氣運和傳承。凡是隻要哪一家的祖墳被別人挖了，那麽後人必然和對方不死不休。
然而在民國時期，蔣介石卻曾經三次派人挖毛澤東的祖墳。
而今被大家談論得最多的一次，是在1930年8月的那次。當年的八月份，在蔣介石的指示下，時任湖南省主席、國民黨軍隊第四路軍總指揮何鍵，指派自己的副官帶領一個連的兵力，前往韶山衝，去挖毛澤東的祖墳。
毛澤東的祖父墳地所在之處為“虎歇坪”，傳聞那是一塊天王出宮，九龍朝聖的風水寶地，有著“一鉤流水一拳山，龍蟠虎踞在此間”的美譽。
毛澤東的祖父在駕鶴西去之後，曾經交代，一定要選一個吉日將自己下葬，因此毛澤東的祖父在離世八年後才下葬，時間選在了八年後的農曆八月十五。
蔣介石這次派人去挖毛澤東祖墳自然沒有成功。韶山解說員曾小琴曾表示，“民國30年，蔣介石還派人來挖毛主席的祖墳都沒挖到，給我們韶山人，很巧妙的保護起來了。”
那韶山人到底是如何保護毛澤東祖墳的呢？傳聞韶山人偷偷將毛澤東家的祖墳藏了起來，並悄悄平掉了墳頭，假若不是熟人帶領，定然找不到具體位置。
後來所證實的情況也確實如此，那個連隊雖然的的確確是挖了一座墳，但那時毛澤東的族人，地主毛俊賢的墳，而不是毛澤東的祖父毛翼臣的墳。
挖墳小隊這次雖然並沒有成功，但是隨著國民黨後來在占城上的節節敗退，蔣介石並不死心，在風水先生的慫恿下，他竟認為毛澤東家的祖墳風水並未被完全破壞，於是又一次派林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去破壞過，但是這次白崇禧也未能找到具體的位置，但是為了完成蔣介石的命令，隻得在韶山亂挖一通，然後走了。
《毛澤東保護蔣介石祖屋、祖墳。》
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裏，篤信祖先的墳墓能影響子孫的興衰。挖祖墳是一個嚴重問題，是一個人、一個家族容忍的底線。
所以，中國曆史上王朝更迭是家常便飯，甚至發生多次外族入侵，推翻漢族政權的事情。但卻幾乎沒有發生哪位繼任的皇帝挖掉前任者祖墳的事情。
不僅不挖，還要加以保護。
因為，皇帝們知道，挖祖墳會導致人心離散，產生極大民憤。而且，如果你挖了人家的祖墳，以後自己倒台了，別人也會挖你的祖墳。
那麽，毛澤東又是如何對待蔣介石的祖墳呢？
1949年5月6日，在解放軍攻近蔣介石老家——浙江奉化時，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電文，致電粟裕、張震等人，專門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占領奉化時，要告誡部隊，不要破壞蔣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建築物。在占領紹興、寧波等處時，要注意保護寧波幫大中小資本家的房屋財產。”
毛澤東還“請劉伯承、張際春、李達注意保護南京的孫中山陵墓，對守陵人員給以照顧。”
進駐奉化溪口的解放軍3野21軍61師，從上到下，堅決貫徹執行這一指示。
蔣介石敗退台灣後，極為掛念家鄉的祖墳。50年代中期，不少傳言說蔣家故居和祖墳已遭鏟平，蔣介石寢食難安。
後來，中共中央通過曹聚仁先生，致信蔣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向蔣介石強調，“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
1957年，曹聚仁先生來到大陸，專程趕到奉化溪口，住進蔣介常住的妙高台，走訪蔣介石的豐鎬房和蔣經國住過的文昌閣，還到蔣介石祖墳“慈庵”掃墓。
所到處，曹聚仁一一拍照，隨即寄赴台灣，曹聚仁稱“尊府院落庭園，整潔如舊，足證當局維護促使之至意” 。
《蔣介石多次破壞毛主席祖墳，毛主席以德報怨，派粟裕保護老蔣祖墳》從古至今，華夏民族對於自己的祖先十分推崇，當祖先去世後，子孫後代對於祖墳的選址十分看重。對於一個興旺的家族而言，祖墳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晉代，有一位著名的文學大家——郭璞，他將前人對於祖宗的命運之法以及祖墳的選址等各種學問總結起來，形成了一部專門研究祖墳的巨著——《葬經》。
《葬經》根據科學的知識為世人講述了祖墳的重要性：不同的祖墳風水能造就不同的家族運勢和不同的人生命運。“莫說生來命數奇、地元一得天生移”，祖墳風水佳，其子孫人丁興旺，榮華富足。反之，有破局的祖墳風水，必主其家族衰微、敗退、窮困、絕嗣等。保護好祖墳，體現了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千年傳承，同時表達了華夏民族對於祖宗的永久敬佩和緬懷。
蔣介石挖毛主席祖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對於挖人家祖墳的行為，千百年來一直被世人所不齒。在革命的過程中，蔣介石就幹出這樣人神共憤的事情，他多次派特務破壞毛主席的祖墳，蔣介石一度天真的認為，破壞掉毛主席的祖墳，就能影響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紅軍的發展氣數也會很快走到盡頭。不得不說，老蔣這種天真的行為，最終隻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紅軍長征時期，蔣介石可以說是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紅軍先後經曆了一敗瑞金、二敗湘江，生存地位可以稱得上是岌岌可危。毛主席等領導人審時度勢，最終決定帶領紅軍進行戰略轉移。
在紅軍轉移的過程中，蔣介石多次對工農紅軍進行圍追堵截，在毛主席的傑出領導下，工農紅軍經過巧渡金沙江、四渡赤水、搶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雪山過草地，最終保存了工農紅軍的有生力量，使中國的革命轉危為安，在敵我力量嚴重懸殊的情況下，老蔣圍剿紅軍的願望徹底破滅。
解放戰爭爆發後，蔣介石依靠巨大的軍事優勢，派手下大將胡宗南對延安和山東解放區進行重點進攻，同樣在毛主席的指導下，彭總率領第一野戰軍最終消滅了胡宗南的有生力量，隨後，經過遼沈、平津以及淮海戰役，徹底將國民黨趕出台灣。曆史的事實再一次證明：蔣介石多次派特務挖毛主席祖墳的行為，最終隻能自取其辱。
吉人自有天相，何鍵初次破壞毛主席祖墳被戲耍。隨著晚清政府被推翻，中國進入了黑暗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為了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孫中山與共產黨進行合作，決定將革命進行到底，在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時候，蔣介石等人陰謀發動政變，大量共產黨人以及革命黨人被屠殺，最終導致大革命失敗。
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圍繞下，毛澤東想明白了一個道理：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共產黨沒有自己的軍隊，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的革命人士隻能任由他們殺害。隨後，毛澤東提出了槍杆子裏出政權。
由於國民黨反動勢力強大，毛澤東分析全國的形勢後，決定在湘贛邊界繼續開展革命工作，1927年9月，毛澤東和盧德銘等革命同誌繼續發展革命隊伍，最終在湘贛邊界領導了秋收起義，秋收起義失敗後，兩人帶領革命隊伍一起來到了井岡山，隨後同朱德率領的國民革命軍勝利會師。
馬日事件後，湖南軍閥何鍵對沒有殺掉毛澤東一直耿耿於懷，當他得知毛澤東率領隊伍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一消息更是讓他氣得暴跳如雷。為了消滅毛澤東以及他手下的革命武裝，徹底摧毀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何鍵找來了自己的幕僚蕭某和龔澍，他和二人一起商量殲滅紅軍的對策。
蕭某和龔澍認為，毛澤東僅一介書生，怎麽可能懂得帶兵打仗，這一定是他們毛家的祖墳在保佑。精通風水的蕭某隨後向何鍵仔細分析了毛澤東祖墳的風水。
毛澤東祖墳位於韶山西麵的滴水洞附近的虎歇坪，這個地方三麵環山，被龍頭山、牛形山和書堂山包圍，據《韶山毛氏族譜》載：一鈞流水一拳山，虎踞龍盤在此間。滴水洞灌木叢生，茂林修竹，密茂蔥鬱，風景秀麗，氣候宜人。毛澤東的祖祖輩輩，曾在這裏勞作和生活。他的祖父毛翼臣和毛德臣十分喜歡這個有山有水的地方，隨後兩人專門請風水先生查看，這裏是千年難遇的一塊寶地，在這裏長眠，家族後人可以掌握中國的命運。兩個人隻喜歡與世無爭的生活，對於風水先生的言論一笑置之。
十分迷信的何鍵聽完蕭某的分析後，覺得毛澤東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一定是他的祖先在保佑，隻要破壞了毛澤東的祖墳，那麽一切事情都能夠迎刃而解。
隨後，何鍵暗中派湘潭縣長王英兆毀壞毛澤東的祖墳，為了保護好祖先的墳墓，毛氏族人和附近的韶山民眾聯合起來，他們一方麵利用滴水洞的地理優勢，在山水相間的地方故布疑陣，他們在山上放炮竹，擺出平日圍攻野豬的陣勢，另一方麵，將毛澤東祖墳的表麵推平，然後蓋上厚厚的草皮，將祖墳的墓碑隱藏好，最後在祖墳附近做好特殊的標記。這樣，毛氏家族的祖墳被完好地隱藏起來。
當王英兆帶著保安團來到虎歇坪時，迎接他們的是一頓劈裏啪啦的炮竹聲，保安團以為附近有遊擊隊，他們被這些炮竹聲嚇破了膽，為了給何鍵交差，王英兆帶著剩下的保安團，他們在虎歇坪附近隨便挖了幾下，然後回去向何鍵複命。
毫不知情的何鍵以為毛澤東的祖墳被挖，這次他可以高枕無憂，然而，接下來的戰鬥讓他差點丟掉性命。按照上級指示，彭德懷率領紅軍進攻重兵防守的長沙，在紅軍的英勇作戰下，長沙外圍的反動軍閥被打得潰不成軍，何鍵一度以為自己要戰死長沙。經過國民黨軍隊的掩護，何鍵最終保住自己的老命，當蔣介石知道何鍵丟掉長沙後，他氣得暴跳如雷，將何鍵狠狠地訓斥了一頓。
隨後，蔣介石派大軍圍攻長沙，彭德懷率領紅軍撤出長沙。何鍵回到長沙後，當他聽聞毛澤東的祖墳依舊完好無損，他決心向毛澤東複仇，在叛徒的帶領下，何鍵最終抓住了毛澤東的愛妻——楊開慧。隨後，何鍵不顧國民黨內部的反對和社會輿論，將楊開慧殘忍地殺害。
二次挖掘毛主席祖墳，何鍵“酒瓶子案”計劃破產。
丟失長沙成為何鍵的一大恥辱，為了挽回自己的顏麵，在殺掉楊開慧後，何鍵決定繼續破壞毛主席的祖墳，何鍵吸取上次的教訓，決定實行“酒瓶子案”計劃，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為了確保破壞毛主席祖墳的計劃成功，何鍵派自己的心腹——龔澍親自辦理這件事。同時要求熊士鼎積極配合龔澍，兩人聯合展開行動。
隨後龔澍派兩個特務來到韶山，要求他們表麵上辦理酒瓶子案，暗中偵查到毛主席祖墳的具體位置，然後徹底毀掉。對於這次行動，何鍵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底下人一定要將毛主席祖先的骨灰裝到酒瓶中帶回來，這樣才算完成任務。
然而，事情並沒有向蔣介石預想的方向發展，紅軍勢力越來越大，最終成功在陝北勝利會師，二萬五千裏長征勝利結束。1939年，蔣介石得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毛澤東在韶山虎歇坪的祖墳依舊完好無損。蔣介石和何鍵破壞毛主席祖墳的願望再次落空。蔣介石感到自己被戲耍。除了要部下嚴懲辦事不力的何鍵外，他決定親自派人破壞毛主席的祖墳——毛翼臣的墳墓。
身在重慶的蔣介石發布了重慶密電。要求軍統親自處理此事。軍統高度重視這件事，他們派人立即聯係了身在湖南湘潭的唐錦鍾和王茂泉。中統要求兩人密切配合，暗中毀掉毛主席的祖墳。事情圓滿完成後，兩人可以得到一筆不菲的財富。
王茂泉受到了軍統指示，他立即來到了昔日同僚唐錦鍾的家，兩個人經過一番密謀後，決定雇傭當地的民工一起行動。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在1940年正月十五，趁著韶山百姓過節的時候，王茂泉和唐錦鍾帶著民工來到了虎歇坪，根據軍統的調查指示，兩人開始尋找毛翼臣的墳墓。忙活了大半天，王茂泉和唐錦鍾也無法鎖定毛翼臣的墓，無奈之下，兩個人隻好帶領民工亂挖一通，毛主席的祖墳再次逃過一劫。
蔣介石破壞毛主席祖墳，毛主席以德報怨，派粟裕保護老蔣祖墳。
蔣介石在敗退台灣前，他帶著自己的兒子蔣經國祭拜自家的祖墳，蔣介石認為自己和兒子不僅是黨國的罪人，同時還是家族的罪人，他們在離開前都不能保護好自家的祖墳。蔣介石認為，在他走後，毛澤東一定會和他一樣，毀壞自家的祖墳，來報曾經的一箭之仇。蔣介石的這種想法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對於蔣介石挖掘自家祖墳的事情，毛主席一再強調：“這種做法完全喪失倫理道德，會永遠地失去民心。自古雲：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毛主席雖然十分痛恨蔣介石的行為，但是他並不想成為另一個蔣介石，他決定以德報怨，他多次指示粟裕：一定要保護好蔣介石的住宅，祖墳和其他建築，不可以肆意破壞。
得知自己的祖墳非但沒有破壞，反而在毛主席的主張下保護得十分完好，蔣介石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至少在氣度和胸懷上，我永遠比不上毛澤東。
莫裏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第二十一章 《毛澤東時代的遺產》
毛的工業化建設也出現了許多嚴重失誤，在工業化進程中確實存在著毛的繼承人批評的“不合理”和“失調”的現象。像大躍進這樣的嚴重失誤，殃及全國，造成重大物質和人員損失。在共和國曆史上，毛時代一些失誤（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至少是在實踐中）還導致中國經濟出現周期性的波動，毛采取的糾正措施和思想工作對此也無能為力。
最嚴重的失誤莫過於農村生產增長緩慢，這對毛一貫強調要重視農業的思想是個諷刺。從1952年到毛時代結束，中國的工業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長，但農業產量年平均增長速度隻有2.3%，勉強跟上人口年均增長2%的速度——在毛時代的25年時間裏，中國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國工業部門本身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毛的政策雖然有助於減輕斯大林式工業化造成的不平等現象，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來的蘇聯模式的工業結構。
因此，在毛時代結束時，中國工業麵臨著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工業類似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是導致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的部分原因。浪費、低效、人浮於事、官僚機構膨脹、生產率低下以及腐敗等現象成為中國工業領域的頑疾。為了增加重工業投資，不惜以犧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代價擴大積累的比例。長期不重視貿易、服務業和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勞動階級缺乏生產積極性。雖然在毛政權的最後十年（除了多災多難的1976年），工業產量以年均10%的速度遞增，但這種增長速度卻是以忽視產品質量為代價，依靠國家不斷加大對現代工業經濟的投資維持的。
積累率（即限製消費而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投資比例）從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達到了36.7%的高峰值。在毛時代，國家資金主要用於支持重工業的發展，用於發展農業的投資隻有12%，用於消費品工業發展的資金僅僅有5%。這些政策雖然有助於保持非常高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但抑製了消費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術落後也加劇了工業中存在的問題。自力更生的政策限製（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國外的先進技術，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礎研究受到損害，打擊了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因此，在毛政權的最後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術已經過了時的工廠得不到及時更新改良，科學家和技術力量嚴重不足。
然而，盡管有這些失誤和挫折，曆史的必然結論是，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代。
1950年代初期，中國從較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基礎起步，到毛時代結束時，長期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於世界前六大工業國家之列。
從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了五倍，從600億元增加到3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工業產值增長的比例最大。
以人均計算為基礎，國民收入的指數（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達到440。
在毛時代的最後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的繼承者對這一時期評價最低），即使把大躍進造成的損失也考慮在內，在這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裏，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63%，總量翻了一番多。
無論毛時代的經濟發展還存在哪些不足，它仍然是一個為現代工業化奠定了基礎的時代。
事實上，與德國、日本和俄國——這三個國家是後起工業大國中成功的範例——早期工業化的進程相比較，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更快。
從1880年到1914年，德國經濟的增長率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43%。蘇聯在1928年到195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54%。而中國從1952年到1972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64%。這種經濟發展速度，當然不是像西方記者錯誤地告訴讀者的是什麽“蝸牛速度”。
考慮到中國的經濟成就幾乎是在毫無外來援助和支持的條件下、在極其弱小的工業基礎上通過中國人民的自力更生實現的，這樣的成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
除了蘇聯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國在1960年代中期就還清了這筆費用，包括利息在內）外，毛的工業化是在完全沒有外國貸款和投資的條件下進行的。
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國還處於一個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陷於孤立狀態，奉行的是神聖的“自力更生”原則。在毛時代結束時，中國既無外債，國內又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獨一無二的。
盡管現在談論毛澤東時代的成就會受到非議，但是，曆史事實說明，毛的政權在使中國實現工業化方麵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下取得的。沒有毛時代的工業革命，後毛時代舉世矚目的經濟改革就無從進行。
《但是，曆史事實說明，毛的政權在使中國實現工業化方麵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下取得的。沒有毛時代的工業革命，後毛時代舉世矚目的經濟改革就無從進行。》
對中國人民來說，毛的工業革命要求他們進行艱苦的勞動和自我犧牲，正如日本和俄國工業化早期的情況。由於國家把大部分剩餘產品都用於擴大現代工業部門的發展，人民的消費和生活水平很低。簡單地說，國家通過剝奪它統治的人民、特別是農民，建立重工業基地，支撐日益龐大的統治官僚機構。
但是，情況決非像某些市場經濟的熱心擁護者所說的，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在毛的工業化年代沒有任何改善。誠然，中國的國民收入迅速增長，但為此付出艱辛勞動的人民群眾的收入沒有獲得相應增長。由於沒有及時實行有效的計劃生育政策，新增國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於迅速增長的人口，但大部分社會剩餘產品流入國庫（從這裏轉向現代工業部門和官僚機構），在毛政權的後20年時間，隻有很少部分用於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收入。
在毛時代後期，國家職工、包括全民所有製工廠的工人的收入有明顯增長，1957年後，占勞動人口總數75%的農民的收入基本上沒有什麽增長。
但是，一些對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關重要的成就，很難用經濟統計的數字體現。
人們應該注意到，在毛時代，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學校數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機會普遍增加。
大規模的文化掃盲運動成就顯著。
建立了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相對普及的醫療衛生體係。
在毛領導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紀裏，中國的人均壽命增加了近一倍，從1949年前的35歲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歲，這些成就，是共產主義革命給中國絕大多數人民帶來的物質和社會利益的最有力的證據。
偉大的英國曆史學家卡爾在結束他宏偉的多卷本蘇聯曆史著作時曾警告說：“危險並不在於我們要去掩蓋革命曆史中的巨大汙點，去掩蓋革命帶給人類的痛苦代價，去掩蓋在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沉默中無視革命的巨大成就。”
《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沉默中無視革命的巨大成就。》
卡爾的話值得研究當代中國曆史以及蘇聯曆史的學者深思，因為革命本身很難有助於自己獲得公允的評價。
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會動蕩喚起了巨大的難以實現的期望，當希望破滅後，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長時間的幻滅感和虛無主義情緒，而革命取得的實際曆史成就則被忽視或遺忘。
《而革命取得的實際曆史成就則被忽視或遺忘。》
隻是在革命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成為遙遠的過去——通常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之後，革命的曆史畫麵才會真實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麵前。
《隻是在革命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成為遙遠的過去——通常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之後，革命的曆史畫麵才會真實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麵前。》
正是毛時代的汙點、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當代的政治意識和曆史意識之中，人們不能夠也不應該忘記這些事件的巨大失誤及其帶給人的生命代價。
但是，未來的曆史學家在看到這些汙點和罪行的同時，無疑會把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毛澤東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出的其它評價是什麽）作為世界曆史上最宏偉的現代化篇章，作為中國人民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和個人的利益的曆史階段。
《但是，未來的曆史學家在看到這些汙點和罪行的同時，無疑會把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毛澤東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出的其它評價是什麽）作為世界曆史上最宏偉的現代化篇章，作為中國人民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和個人的利益的曆史階段。》
莫裏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第二十一章 《毛澤東時代的遺產》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贏得全國政權後曾許諾要進行兩場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及跟隨其後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統治者在短短的時間裏，完成了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遺留（實際上尚未開始）的資產階級革命。
1950年代初，共產黨人迅速將腐朽的、四分五裂的舊中華帝國改造成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億萬中國人有了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社會責任感。隨著1952年的土地改革運動的結束，長期停滯的土地革命劃上了句號，最終在中國現代曆史上消滅了腐朽的地主階級，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從傳統形式的經濟剝削和社會壓迫中獲得了解放。
共產黨實現了國家領土的統一，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政府和統一的國內市場，廢除了農村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為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遼闊國土上蘊藏的巨大人力和物質資源，現在可以用來實現落後的、停滯不前的經濟發展，向現代工業經濟的轉變。
國民黨的創建人、有“國父”之稱的孫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紀初曾提出他的奮鬥綱領：國家統一，民族獨立，“耕者有其田”，發展現代工業。
人民共和國初期取得的成就，正是孫中山為之奮鬥的目標。共產黨完成了孫中山未竟的事業，他們可以當之無愧地宣布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這位最傑出人物的合法繼承人。
1950年代初，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如毛在1949年自豪地宣布的，長期（直到不久前）置身於最悲慘、最貧窮的國家之列的中國，確實在世界上“站立”起來了。今天，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強大的和迅速現代化的國家屹立於世界。
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階段，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革命的傳統模式。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在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目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下進行的，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大陸的成員，既不是這場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是受益人。
此外，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典型特征，是創造有利於私有製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而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並非如此。城市的“國家資本主義”和農村的個體農民所有製，無論在規模和存在的時間上都受到限製，這些限製是由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目的是廢除私有財產——統治的國家強加的。在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認為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曆史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現在看來為時過早）後，他們毫不遲疑地開始了第二場革命。
1953年，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剛剛四年之際，便開始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但這是在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物質匱乏和貧窮的條件下開始的過渡。在毛時代其後的二十多年裏，在“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他們同步進行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的建設。
許多研究者認為，毛時代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追求工業現代化的手段與社會主義目標的統一。毫無疑問，這是毛的目標，也是毛主義的主張。但是到最後，毛澤東在經濟現代化上的成就遠遠勝過他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成就。當然，這種看法與現在流行的觀點是不一致的，流行的觀點是，毛為了“意識形態的純潔”而犧牲了“現代化”發展，毛晚年為了無謂地追求社會主義精神烏托邦，忽視了發展經濟。
然而，這種觀點不符合曆史事實，曆史記載表明，毛時代是一個迅速工業化的時代。在毛之後時代對毛時代的經濟發展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其經濟發展中的缺陷，而不是肯定其成就。批評家們承認，在毛時代，工業總產值增加了38倍，重工業增加了90倍。盡管中國的工業基礎原來就十分薄弱，由於外敵入侵和內戰的破壞，工業產量在共和國成立時不及常年的一半。
但是，從1952年（工業產量恢複到曆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國工業產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遞增，在現代世界曆史上，與任何國家在類似的發展階段上相比，中國的發展速度都是驚人的。在毛時代，工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農業產值的比重從58%下降到34%。
正如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亞經濟學家所說：工業份額在國民收入中如此迅速增長（幾乎是30%）的現象在曆史上是罕見的。在工業化進程的最初40至50年中，英國的工業產值的比重僅僅上升了11%（1801—1841）；日本是22%（1878/82—1923/27）。在戰後新典的工業化國家中，也許隻有台灣在這方麵的發展速度才可與中國大陸相媲美。
中國從一個基本的農業國轉變為一個相對的工業化國家，反映在與現代化相關的產品的生產大幅度增長上——至少是在“信息社會”前。
從1952年到1976年，鋼產量從130萬噸增加到2300萬噸；煤產量從6600萬噸增加到4.48億噸；發電量從70億千瓦/小時增加到133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幾乎是零到2800萬噸；化肥產量從20萬噸增加到28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加到4900萬噸。
到1970年代中期，中國能夠生產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和遠洋輪船，中國還能夠製造原子彈和洲際導彈，在成功地進行了首次核試驗六年後，中國於19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
工業化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毛時代，雖然仍有占人口的75%、約四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但工業勞動力從1952年的300萬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萬，這一數字包括在農村小工業化政策指導下，成為社辦或隊辦工廠工人的2800萬農民。
此外，在與工業關係密切的交通與建築領域中，有2000萬工人。中國還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術知識分子隊伍，中國的科技人員從1949年的區區5萬人（1952年為42.5萬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萬人，1979年達到500萬人，其中99%是1949年後培養起來的。
毛時代還興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這些工程對1980年代初期農業生產的發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舊中國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統治是近代中國貧窮落後的總根源，不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什麽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都無從談起。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任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爭取民族獨立；推翻封建主義的統治，爭取人民解放。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掃清障礙，創造必要前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直接結果就是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當代中國的發展確立的最根本的政治前提。這也就是毛澤東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所說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什麽樣的政治前提決定什麽樣的製度基礎。而這樣的政治前提，決定了新中國的走向一定是社會主義，我們一定要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
新中國建立後，有兩個群體的心態尤其值得關注——民族工商業者和農民，他們對政策的接受、理解、認同與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否能夠順利進行。我們首先來看民族工商業者的心態。
1956年1月初，北京市首先宣布在全市範圍內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隨後，上海、天津、廣州、武漢等50多個大中城市相繼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到1956年底，全國實行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戶和商業戶分別占到私營工業戶和私營商業戶的99%和82.2%，全行業公私合營順利實現。
說完了民族工商業者，再來看農民。運用和平的方法、合作化的途徑改造小農經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個體農業是小農經濟，不適應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需要，必須要將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但是，農民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在改造的方式上，決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而必須采取和平的方式、自願的方式。
中國農民正是因為辦合作社能夠增產受益，從而深深地體會到隻有合作化、集體化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真正出路，這是當時合作化運動能夠得到廣大農民支持的根本原因，這也是中國農民選擇社會主義的重要原因。
中國農村在發展穩定的氣氛中完成了從幾千年的分散個體勞動向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曆史轉變，這是中國曆史上一次偉大的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至於在土地等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製的基礎上，如何采取更加有利於調動農民積極性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則是需要長期探索才能解決的。
到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公有製基本上取代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製度在中國全麵地建立起來了。這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最主要標誌。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一屆人大的召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頒布，結束了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由《共同綱領》代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過渡狀態。憲法及其所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和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製度，成為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法律和政治保證，也從此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製度。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已基本形成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格局，在1954年一屆人大後，逐步發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
《共同綱領》確立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得到了發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上經曆過無數風雨的民族問題，終於找到了一條和平、民主的解決之路。
思想文化領域，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建設的同時，開展了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
由此我們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包括經濟領域、政治領域以及文化領域等多個方麵。
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本身就有內在的曆史邏輯關係。如果不完成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務，就無法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不可能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我們就不可能真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更不可能建立整個社會主義基本製度。他們是一個曆史承繼關係。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沒有後者就沒有後後者。
在《農村《初級社》到《人民公社》》一文中講農民問題。《《公私合營》複仇《工人下崗》》一文講了工商業進行的改造。下麵講講：新中國進步和發展的製度基礎中，對手工業的改造。
在對農業、工商業進行改造的同時，對手工業的改造也同步進行並順利完成。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國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深刻變革。農民、手工業者個人所有的小私有製，基本上轉變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資本家所有的資本主義私有製，基本上轉變為國家所有製即全民所有製。
在國民收入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國營經濟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經濟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營經濟由0.7%上升到7.3%。
與此相對應，個體經濟由71.8%下降到7.1%，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由6.9%下降到接近於零。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比重總共達到92.9%。
在工業總產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會主義國營工業的比重由56%上升到67.5%，國家資本主義工業由26.9%上升到32.5%，資本主義工業則由17.1%下降到接近於零。
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商業由42.6%上升到68.3%，國家資本主義商業和由原來小私商組成的合作化商業由0.2%上升到27.5%，私營商業由57.2%下降到4.2%。
就是說，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製形式，已占居絕對優勢的地位。
這種所有製結構的根本性變化，表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這是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曆史貢獻，必須給以充分的肯定。
首先，它基本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的人剝削人的製度，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為主要形式和特點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同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的政治製度一起，使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得到了確立，從而實現了幾千年來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創造和奠定了中國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其次，作為一場涉及億萬人民的最困難最複雜的社會製度的大變革，它不但沒有造成通常難以避免的大的社會動蕩和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而且，還促進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這段時期，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後，三大改造創造了一係列從低級到高級的改造形式，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道路，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
特別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利用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把對企業的改造和對人的改造結合起來，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列寧曾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政策，並把資本家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對於三大改造的曆史貢獻，對資本家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采取贖買的政策，不是剝奪的政策。
所以中國消滅資產階級，搞社會主義改造，非常順利，整個國民經濟沒有受任何影響。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
建國後在搞社會主義方麵，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那時，在改造農業方麵共產黨提倡建立互助組和小型合作社，規模比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糧食生產得到增長，農民積極性高。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共產黨采取贖買政策，一方麵把它們改造成公有製，另一方麵也沒有損害國民經濟的發展。
共產黨長期允許手工業的個體經濟存在，根據自願的原則，其中大部分組織成合作社，實行集體所有製。根據中國自己的特點采用這些方式的，所以幾乎沒有發生曲折，生產沒有下降還不斷上升，沒有失業，社會產品是豐富的。
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曆史性勝利。
中國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國際和國內的曆史環境下進行三大改造運動的，中國共產黨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不能不帶有那個年代的曆史局限，也不能不受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影響。
總之，20世紀50年代中國經濟和中國曆史的全局而論，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建立，是中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中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中國在五十年代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中國的一切成就都應歸功於這兩座裏程碑。這是無可非議的。
合營企業對於企業原有的實職人員，一般應當參酌他們原來的情況量材使用，使他們各得其所。應當教育和幫助他們認真地工作，積極地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爭取為國家建設貢獻更多的知識和才能。對於工程技術人員和其他專門家，隻要他們“誠實工作，通曉本業並酷愛本業”（列寧），就應當充分加以愛護，重視他們的意見，幫助他們正確地發揮專長，並且通過他們的生產和技術的實踐，耐心地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資產階級的影響和習慣。
合營企業對於在原企業中有勞績但已喪失工作能力的實職人員，可以參照勞保條例或采用其他辦法，給以適當照顧。
有些企業在準備公私合營的時候，資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對於這種行為，應當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業合營前的資本家代理人繼續在合營企業中擔任實職的，如果擔任了私方代表，他們的生、老、病、死、傷、殘等問題，由合營企業比照勞保條例的標準給以適當的物質保障，這項費用可列作合營企業的開支；如果不是擔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職工的勞保待遇。
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基本製度是意義深遠的革命。大家想一想，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去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沒有推翻三座大山的話，那麽中國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中掙紮，後麵哪談今天的發展呢？沒有革命勝利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何談什麽社會主義製度的建設。沒有前期毛澤東時代這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製度基礎，哪來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讓走資派去改革開放試試？去非洲國家試試？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中國人民麵臨的主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為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奮鬥。而社會主義製度的全麵確立，為推進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事業，為中國以後一切的進步和發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代。1950年代初期，中國從較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基礎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於世界前六大工業國家之列。
從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了五倍，從600億元增加到3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工業產值增長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計算為基礎，國民收入的指數（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達到440。
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澤東的繼承者走資派對這一時期評價最低），即使把大躍進造成的損失也考慮在內，在這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裏，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63%，總量翻了一番多。
當下中國取得的所有成績都是有曆史淵源的，今天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進入新時代，是幾千萬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是廣大底層工人農民和眾多富家子女經過血與火的洗禮換來的，來之不易，所以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要倍加珍惜，所確立的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原則要不要繼續堅持革命？隻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更好地沿著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正確的方向前進，更好地為實現中華民族為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