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還鄉團》的報複殘殺毛發聳然
台灣國民黨高喊：“我們國家有分兩個部分，一個是台灣地區，一個是大陸地區，都是我們中華民國，都是中國”。台灣國民黨還鄉團要回大陸來了。
“還鄉”，這本來是個好字眼兒。“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這是東坡翁老來還縈繞心頭的初戀滋味，以致“不思量，自難忘。”
近四十多年來，台灣國民黨內的大佬資本家在大陸開廠，在《富士康》打工的農民工，在封閉式嚴控之下跳樓自殺的新聞，大陸農民工的二代三代都不知道了。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是以“惠台“優先的。
再看，在《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擁有八百萬軍隊的盛世時，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對於廣大翻身農民來說，“還鄉”再加一個字，不管是叫“還鄉團”，還是叫“還鄉隊”的那些人，都絕對是刷新人類底線的邪惡與毀滅的化身。
1947年4月，河北正定縣北孫村解放。群眾抓獲了原還鄉隊隊長仝堂。在其指認下，偽大鄉舊址附近，連續挖出死屍四十餘具，屍體脖頸上都係著麻繩，有的耳朵被剁掉，有的眼睛被挖，有的五髒俱空，有的男屍還被割掉了生殖器。他們的身份既有解放軍軍屬、進步群眾、貧協成員，也有大量的無辜群眾。
仝堂被抓住的時候，氣焰依舊囂張，說自己還沒殺夠：“可惜八路軍來了，不然再給我半個月，我再殺你們四五十個，湊夠一百個也保不住牌！”
群眾問他：四、五個月就殺了那麽多人，心眼裏就忍下去了嗎？”
仝堂麵露輕蔑地回答：“這樣幹，上級還老是說我草包哪！去年這個大鄉還沒有下手的時候，人家叩村大鄉就已經殺掉十來個了，上級便說我們這個大鄉無能。”
仝堂真的“無能”嗎？仝堂自己就說了：“你們找到的這批人，耳朵是我咬下來的，現在還放著十幾對，是留著做苜蓿湯吃的，摘下心來是喝酒當菜的，生殖器割下來賣到城裏醫院。”
醫院當然不會收這玩意，不過這的確符合國民黨反動派的某些愚昧臆想——建國後新中國準備自己製造原子彈的時候，他們還是用這套來造謠，說我們要“割蛋蛋造原子彈”。
老鄉們跟他算了筆賬，不算北孫還鄉隊，僅這家夥自己手裏的人命，兩個月裏就有47條。要知道，這些沒人性的家夥可不是光殺共產黨——他看哪個無辜群眾不順眼，就要殺誰。
有人跟著群眾遊行隊伍從他家和他主子門口過了，他知道了，就把人家殺了。還有人隻是跟他老婆說說玩笑話，也給滅門了。
長工仝小堂兒子老傻，才十幾歲，因為營養不良，個子長得不滿二尺高，在村外拾過柴禾，就被這家夥堂捉去，硬說是給八路軍當探子，一棒子把人孩子打得腦漿迸裂，不問死活，順手踹溝裏就給埋了，說起來，跟這個殺人魔王還是沒出五服的親戚。
所以同村的，本族的，都罵這個還鄉隊長：“六親不認，簡直還不如一條狗，常說好人護二村，好狗還護二鄰裏呢？！”
（仝堂，《北孫還鄉隊長仝堂的罪惡》，中共正定縣黨史資料征集編審辦公室：《正定解放（1945, 9—1949, 9），P379-382；）
而冀中北孫村的這一幕，並非解放戰爭中的孤例。在距離這裏東南方向五百公裏外的山東濰北（今屬濰坊），還鄉團們肆虐荼毒的花樣更加翻新，更加滅絕人性。
1948年4月11日，華野九縱收到了濰北縣委寫給全體指戰員的一封信，詳細列舉了還鄉團在當地的累累罪行。
“兩年多來，濰北縣人民被殘害者已有千餘。單是紙房區李家營村一帶即被害數百人。直到今天，寒亭據點周圍的死難同胞，仍曝屍曠野，無人收拾。
殘殺方式更令人聞之毛發聳然。鍘刀鍘、活埋已成為匪徒們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頭，然後活埋；有的被拔去頭發而後鍘死；有的被割開腿後加油燒死；有的被丟在水裏眼睜睜淹死；有的婦女被裸體綁在樹上輪奸，然後用火燒的槍條插入陰部活活攪死；有的被剝光衣服，用開水澆，把全身燙起水泡，再用竹掃帚把皮掃去，名為‘掃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為‘剪刺蝟’；敵人還把待哺的嬰兒的兩腿劈開，丟在燒紅的鍋裏，叫做‘窮小子翻身’
紙房區邢家東莊，蔣匪在街口安下3麵鍘刀，竟然按戶抓人去鍘。這個村先後被殺害21人。婦救會長的孩子被鍘成兩段，青婦小隊長的妹妹徐單被敵人用槍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懷孕的兒媳相繼被活埋。紙房村貧農韓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隻剩韓的老母，哭求給她留下一個人種而不得。她眼看著自己的子孫被殺光，悲痛欲絕，也上吊而死。
高裏區一次被殺被鍘12人。軍屬於傳弟之妻被敵人用鉗子先拔去頭發，又割開腿肚子加上鹽，活活折磨死。
固堤區東小官莊一家貧農3口人全被殺死，其妻懷孕6個月，死後小孩的兩腿露了出來。
當時的濰北，被害同胞屍橫遍野，任野狗撕食。斷骨碎肉比比皆是，難屬四處認屍，小孩嚎哭尋母，其慘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淚。
這是濰北人民永世難忘的血海深仇！”
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對根據地軍民的屠殺。
1930年10月，蔣介石集中1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和各革命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圍剿”。進攻湘鄂贛蘇區的國民 黨軍除集中7個師的正規軍外，還在各縣成立“常練隊”、“挨戶團”、“靖衛團”等地主武裝。敵人在“進剿”中，采用大兵團集團行動，以應對紅軍的分散遊擊，逐步推進，擴大燒殺，以消滅共產黨和紅軍。一方麵殘酷屠殺群眾，燒屋燒山，搶劫糧食、財物，妄圖達到使群眾和紅軍無法生存的罪惡目的。
在重兵“清剿”蘇區時，湘北反革命地主武裝、鏟共義勇隊等數千人，先後17次血洗龍洞與柘港洞，見人殺，見屋燒，見東西搶。僅四區五鄉被殺害的共產黨員、革命骨幹、無辜群眾就有180餘人，燒毀房屋800多間，毀林12萬多畝。1931年，縣遊擊隊長任雄要挾部分遊擊隊員投降縣政府，任雄被任命為鏟共義勇隊大隊長後，出賣和殺害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80多人，其中有嶽陽縣委書記李湘濤、縣遊擊隊政委任景芳和農會負責人劉陽賡、柴伯坤等革命幹部。
1930年夏秋間，湖南反動當局指令教導第三師駐防湘陰縣汨羅、河市一帶，童琨旅駐防高家坊、白水車站一帶，其任務是防共反共。10月，第十六師彭位仁部殺氣騰騰地撲向湘陰蘇區，後又調新編三十一師陶廣部配合行動，進剿蘇區。在國民黨重兵大肆清剿蘇區的同時，鏟共義勇隊、挨戶團、難民團和橫行鄉裏的土豪劣紳互相勾結，瘋狂地向革命力量進行反撲。反動派還采取一係列手段，強化反動統治，如在擴大鏟共義勇隊、常備隊的基礎上，在全縣範圍內編組不脫產的鏟共義勇隊，其成員大部分是被迫參加的農民；辦理自首自新聯保切結，宣布自首的“共黨分子”及其家屬將得到保護；在各集鎮或要道設立檢查所，盤查一切來往行人等。反動當局在強化其反動統治的同時，磨刀霍霍，到處捕殺共產黨員、蘇維埃幹部和革命群眾。據不完全統計，在1928年至1931年的三年內，全縣先後被敵人屠殺的黨員、幹部、赤衛隊員和群眾達800餘人。
1930年底到1934年，國民黨反動派對湘鄂贛蘇區發動五次“圍剿”，平江地區首當其衝，受敵摧殘最重。鍾洞區被殺害革命幹部、群眾1200餘人；長壽區黃金洞紅色醫院120多名傷病員，除1人幸免外，其餘全部遇難；省軍區駐地介板洞80人，僅有4人逃脫虎口，其餘均遭殺害。
1932年國民黨反動派在黃金洞設立11個清剿辦事處，見人就捉，趕不走的便殺掉。據光明、建設、茶坳3個村統計，原有713戶3590人，清剿後隻剩下 3戶13人。虹橋區複興山區原有房屋284棟，3400餘人，在國民黨連續幾年的燒殺中片瓦無存，幾十裏荒無人煙。安定區據不完全統計，先後犧牲共產黨員、革命幹部1300餘人，被害的人民群眾達3萬餘人。獻鍾、眾姓、崇新3個村原有人口5000多人，被屠殺4100餘人。挨戶團清鄉大隊長周堯，親手殺害革命幹部群眾600餘人，人稱“堯剁腦”、“周屠夫”。岑川鏟共義勇隊長李瓊林一個早晨屠殺革命群眾48人。梅仙鏟共義勇隊幾年中在全區殺害幹部群眾 500多人。南江的鳳陽村被挨戶團殺害的有74戶，其中被殺絕的有31戶，共殺害革命幹部和群眾493人，被逼移民的117戶，燒毀房屋44棟275間，使這裏一度人煙絕跡。栗山的大灘鄉在1931年反動派進剿時，有房、陳、羅、吳、邱等10個姓的18戶被殺絕。
在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國民黨反動派對平江蘇區進行了9次大的“清剿”，被屠殺的共產黨員及幹部達1.24萬餘人，被殺害的人民群眾12萬餘人。有名有姓的烈士18782 人，占湖南全省烈士總數的五分之一。還有無數烈士，因不知道他們的名字而無法統計。在國民黨反動派“茅草要過燒，石頭要過刀，見人砍三刀”的血腥屠殺下，全縣許多地方的革命群眾，全家被殺絕的不計其數。據1921年統計，平江全縣有70餘萬人，經過10年殘酷的戰爭，1937年統計，全縣人口減少59%，僅有298255人。
1931年國民黨反動派糾集各種反動武裝，“圍剿”臨湘縣壁山、雲山蘇區，對蘇區實行“見人就殺，見房就燒，見物就搶”和“殺不著人，石頭也要砍三刀”的殘暴手段，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及區、鄉幹部、農運骨幹慘遭殺害。
1931年8月中旬，國民黨反動派向東山發動第三次“圍剿”。國民黨駐軍唐伯寅團糾合華容縣鏟共義勇隊、廣合團防隊和麻李港鏟共義勇隊共1600人槍，駐紮在東山地區明碧鄉、高家鋪、白土地、花家鋪、石二丘等地，於9月24日開始大屠殺，兩天內，東山明碧鄉慘遭殺害的男女老幼共584人，全家被殺絕的有 146戶，此即“東山慘案”。
敵人在血洗東山的同時，又製造了栗樹洲（今勝峰鄉排山村）慘案。8月23日，敵張英師所屬馬昆山旅，命叛徒劉時可指認，在栗樹洲一次抓了100多人，關押於槽坊嶺臨時監獄，10月9日，將這100多人解往縣城殺害。一個月內，栗樹洲男女老幼共被殺134人。
據統計，自1931年9月24日至11月中旬，國民黨反動派先後屠殺華容蘇區幹部群眾達5232人，其中部分鄉鎮如塔市驛122人，少英鄉185人，青泥鄉300多人，繼麟鄉150餘人，集城鄉33人，煙墩鄉132人，明碧鄉463人，方台鄉700多人，春同鄉160餘人，履仁鄉68人，祖光鄉353人，紅烈鄉76人，先金鄉131人，革非鄉64人，彭定鄉35人，采其鄉58人，話崗鄉73人，栗樹鄉134人。
反動派屠殺革命者的手段極端殘忍，但各縣及共產黨員沒有被敵人的屠殺所屈服。臨湘縣共產黨員、原國民黨縣黨部委員方星高被捕後，在獄中堅持鬥爭，並寫詩言誌：“人生究有幾多愁，事到斷頭便斷頭，但願毋忘師馬列，男兒誌在不封侯。”
華容縣女共產黨員何民逸被捕後，敵人對她施用了多種酷刑而毫無所獲，決定將其殺害。臨終前，她抱起在獄中出生才40天的嬰兒，喂最後一次奶，忍住眼淚說：“孩子，吃吧！這是你最後吃媽媽的奶了，好孩子你快快地長吧！長大了替媽媽報仇！”喂完奶後，她將嬰兒輕輕放下，從容地走上刑場，表現了共產黨員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
湘陰縣第二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王紹君，於1931年３月被捕，敵人當場用刺刀刺傷其左胸，又用鐵絲穿著他的肩胛骨，押解至王山橋，施以“猴子抱樁”、“壓杠子”、“燒香火”等酷刑，王仍不屈服。敵人又將他解至長樂，在他的十個手指和腳趾上釘上釘子，企圖再一次通過毒刑，逼迫他供出黨的機密。敵人問：“你們殺了這麽多人（指土豪劣紳），到底是誰指使的？”王答：“我王主席不開口，誰也不敢殺！”敵人問：“你們派捐（勒令土豪捐錢）是誰搞的？”王說：“我王主席不開口，誰也不敢派！”敵人的目的沒有達到，便將王紹君殺害。
湘陰縣共產黨員藍澤（女）、方千嶽和方本建，於1931年5月被捕。敵人當著藍澤、方千嶽的麵，殺害了方本建，拿出紙筆，要藍澤寫自首書。她氣憤地寫道： “挨匪挨賊，我與你們血海深仇，我從小立誌要殺你們的頭，要革你們的命。要剮就剮，我寧死不投降。再過二十年，紅旗遍中國！”敵人暴跳如雷，把她拖出去看方千嶽受酷刑。藍澤眼見同誌受害，內心十分疼痛，但卻絲毫沒有脆弱的表現，她對寧死不屈的方千嶽說：“老方，你是硬骨頭，是好漢，是好同誌。”老方堅定地回答道：“死，怕什麽？！革命自有一身膽，死了我方千嶽，還有人接著幹！”白匪當著藍澤的麵砍下了方千嶽的頭，年僅22歲的藍澤也英勇就義。
習近平是在《複辟》社會主義嗎？否！！！
據馬列主義對人類社會的認識，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奴隸主義社會，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劃分。再來對《複辟》的理解是，《複辟》就是倒退。
例如，毛澤東時代己進入《社會主義》，再行《資本主義》，這叫《複辟》。而己是《資本主義》，再進入《社會主義》，這不叫《複辟》，而是叫《前行》。
《毛澤東時代》己成過去式。隻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範本。在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中都有某些《社會主義》方麵的內容被采用。但這不是《社會主義》。
《走資派時代》自稱：《特色社會主義》。也有稱《特色資本主為》。走資派們自己都不承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特征：消滅了私有化製度，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沒有資本家和流浪漢。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階級和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要求共產黨員及幹部必須“繼續革命“，還不可多吃多占，隻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習近平願意嗎？毛澤東鄧小平都沒有將皇宮整修一下住進去。習近平就住進去了，在川普來訪時《秀》了一下，當然在川普大富豪麵前《秀》了一下，世界人民都看到了。
習近平是在《複辟》社會主義嗎？
人類社會是在進步。不是說，讚美過去的社會中某些《好》的人事，就要“回到過去”。例如說，原始社會的《人》很自由，沒有貧富差距，就一定要“回到不穿衣服“的時代。
文革中的《複辟》是特指回到私有化的製度：
《中華民國》是不是私有化的社會製度？是！
《毛澤東時代》是不是私有化的社會製度？否！
《走資派時代》是不是私有化的社會製度？是！
《走資派時代》是不是《複辟》了《中華民國》的私有化的社會製度？是！
《複辟》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一說到《複辟》，有人就嘰諷：就“回到那個時代去“。
又有人強詞奪理：誰想回到那個落後貧窮時代去。
文革中說的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特指中國人民是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
如果說，要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當時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國民國》就是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的。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國民國》政府是代表資本家地主階級利益的。
《中國民國》時代就己經存在著“少數人先富“的社會存在。
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鄧小平等一邦青年就應該一直堅持參加國民黨，為什麽要離開蔣介石國民黨，又削尖腦袋鑽到共產黨隊伍中來呢？不知道共產黨的信仰是什麽嗎？
鄧小平等一邦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跟著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很積極投入的，打倒蔣介石國民黨也有鄧小平等一邦人的功勞。
毛澤東在世時，鄧小平等一邦人保證《永不翻案》，積極認錯檢討，反複寫信給毛澤東，華國鋒保證《永不翻案》，希望出來工作。
然而，篡權，翻案，讓自己先富起來了。
如果堅持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集體化經濟，鄧小平等一邦人能先富嗎？
如果讓《文革》存在，鄧小平等一邦人能先富嗎？
毛澤東在文革中反複強調的《複辟》就是這個意思。要防止中國共產黨內的高官走資派們的《複辟》資本主義。而不是別的什麽。
如今的中國走資派習近平時代，是資本主義社會。走資派習近平本人也不會而且也不想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經濟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體係中，自從產生馬克思主義運動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有一些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元素引入，如八小時工作製，勞動節，婦女節，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低價住房等。難道能說是《複辟》社會主義嗎？人類社會的存在以資本主義為主導，一直由人類中的少數權貴資本家地主掌握執政權。而大多數的窮人被剝削被壓迫生活在低層。共運曆史並不長，是新生的社會製度，還一直被強大的資本勢力所打壓剿殺，根本無立是之地。所以《複辟》資本主義是如今中國社會的現實。
年輕人不懂不要緊。但不要跟著走資派忽悠誤導年青人。
今天，大陸走資派的經濟發展，是踩在《毛澤東時代》幾億工人農民打下的基礎上得來的。沒有這些工農業基礎，讓鄧小平在四九年建國時能行嗎？讓鄧小平在印度搞行嗎？
說《毛澤東時代》這個不好那個不行，又窮。新中國創業初期到毛澤東逝世，進步了多少？裝作看不見。隻挑一些不好的說。
假如《毛澤東時代》不被鄧小平篡權，再給30年或40年又是如何？
反對者對《毛澤東時代》的看法隻停留在1978年之前，而不想再來30年後的社會主義強國《新中國》。多少國家會來朝聖。
而走資派經營了四十多年的今天中國還能撐多久？又有什麽可供世界或人類仰望？是廁所改造嗎？但廁所改造美西方早就有了。
改開四十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幾乎都是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在掌權。
走資派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
蔣介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還鄉團》之所以如此“惠台“，就是歡迎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的《還鄉團》來大陸。
四十多年來《無官不貪不腐》，不就是這些《還鄉團》。
近代中國的《三個不同的時代》：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
毛澤東共產黨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
走資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
是誰欺騙了人民? 是鄧小平。從1979年至今，也經過了40多年的實踐。鄧小平正式掌握政權十年，垂簾聽政八年，之後，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路線也進行了二十多年了，加起來是將近三分之一世紀。它的成果是什麽？今天中國的勞動者，都有切身的體會。能再承認鄧小平理論的後果會給中國帶來什麽？！
曆史又一次雄辯的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獲得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理論指導，用它來指導我們的鬥爭，就無往而不勝，離開了它，革命事業必然遭到巨大的損失。從今天現實我們深刻的體會到，今天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是最反動、最沒落、最腐朽、最沒有出息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
毛澤東對於世界各國的曆史、地理、政治、社會動態的了解程度，讓許多外國人士感到驚訝。20世紀30年代，美國記者王安娜在延安采訪，驚歎於毛澤東對於外部世界的了解：“毛素有博覽群書之稱，看來是有根據的。他讓我看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和羅素著作的譯本”。“毛澤東的言談是農民與學者、普通知識與高度智慧的結合，他的話對我充滿著魅力。他一次也沒到過國外，也不像朱德和周恩來那樣能說外語。可是，他對外國的製度和風俗習慣卻很有興趣”。“毛澤東好幾次和我講到他對外國有趣的見解，這些見解是從以前的西歐小說和曆史書上得來的。”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提到“毛澤東讀過許多關於印度的書，對於那個國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問到我關於甘地、尼赫魯、查多巴蒂亞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領袖的情況。他知道一些美國的黑人問題，把黑人和美國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蘇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相對照”。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回憶她1946年同毛澤東的那次談話時說，“他首先問我美國的情況。美國發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得比我還詳細，這使我驚訝，……他像安排打仗的戰略那樣仔細地安排知識的占有。……主席對世界大事的知識是十分完備的。”
1973年，毛澤東接見過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據惠特拉姆事後回憶：“我們的談話範圍涉及曆史、當前問題、亞洲地區、文學和當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況，知道西方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樂意對一些人物和問題發表意見。交換意見，顯然使他感到高興。聽到來自不同社會的一個陌生人的意見，他從中可能得到某種刺激，不論我的看法多麽錯誤。他的智慧和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毛澤東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和發展趨勢的預見性以及觀察國際動向的敏銳性，同他所具備的豐富的國際情況知識儲備是分不開的，而這種知識儲備又與他自青少年時代起，即關注世界、心憂天下，始終學而不厭地、主動地了解世界、認識世界是息息相關的。在毛澤東身上，真正體現了中國那句老話——“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毛澤東一生僅出國兩次，卻對世界情況了如指掌，毛澤東這種關注世界、心憂天下的情懷，早在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即已養成。
中國人民解放軍鐵的紀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三大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
八項注意：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償；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政治工作中遵循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原則。這是人民解放軍處理官兵關係、軍隊與人民群眾關係和對敵鬥爭的基本準則。政治工作三大原則體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是人民軍隊區別於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的一個根本標誌，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政治基礎。長期以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三大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了強有力的政治工作，發揮了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強大威力。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堅持軍隊政治工作三大原則，對於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做好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勝利完成各項任務，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官兵一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三大原則之一。處理官兵關係、上下級關係的準則。主要內容是：官兵政治平等，幹部愛護士兵，士兵尊重幹部，團結互助，同甘共苦，實行有領導的民主，建立自覺的紀律。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參加這個軍隊的人，不是為著少數人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
官兵一致，是人民軍隊本質的體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區別於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的根本標誌。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參加這個軍隊的人，不是為著少數人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
《統一台灣》是大陸走資派習近平的“中國夢“。習近平實現了這個“中國夢“之後，就可以“皇帝“做到死，名留青史。
習近平要《統一台灣》，在大陸，習近平依靠的是留下大陸的原蔣介石國民黨的《還鄉團》。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放出來的國民黨的《還鄉團》己經模行霸道了四十多年了。《還鄉團》們掌權後世襲子孫成了權貴階級。
習近平要《統一台灣》，在台灣，習近平依靠的是己經過氣了的台灣國民黨馬英九。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走資派特色政府以種種完全不平等的“惠台政策”、“對台讓利政策”，總是樂於不停地宣揚“兩岸一家親”、“兩岸是同胞”、“台灣也向往統一”的政策傾斜，來招引台灣國民黨的《還鄉團》。在大陸剩削工農。
然而，習近平要《統一台灣》的中國夢，靠幾個還鄉團能《統一台灣》嗎？且不說大陸的低層人士在走資派和國民黨的《還鄉團》以及右派資本家權貴的嚴控下不敢發聲。但有兩關要過：
一是美國。
二是台灣民進黨。
靠幾個還鄉團能《統一台灣》嗎？
想當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率領工農紅軍及低層群眾將國民黨成立的《還鄉團》都關進了牢裏。
1946年蔣介石國民黨成立《還鄉團》，迫害百姓，魚肉鄉裏，比日寇還殘忍可怖。
“我胡漢三又回來了！”這句話在年輕人眼中，可能隻是影視作品中一句有梗的台詞。
但在老一輩人來說，這句話是一段非常血腥恐怖的記憶，甚至比日本侵華有過之而無不及。
胡漢三正是《還鄉團》的一個縮影。
1946年，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發表了《關於國防部人民服務總隊與民眾自衛隊及難民還鄉團的聯係辦法》，《還鄉團》正式成立。
所謂《還鄉團》其中就是一些地主惡霸，因為在土地革命中，紅軍把他們的土地都分給了窮苦的百姓，這些地主鄉紳對紅軍恨之入骨，很多人都跑到了國統區尋求庇護。
有些地主土豪甚至為了和共產黨作對，甚至加入了日本偽軍，借用日本侵略軍來殺紅軍及其親人。
蔣介石看到這種情況不僅不管，反而感覺這些地主是對付共產黨的利器，因此成立了“難民還鄉團”。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給這些落魄的地主提供槍支彈藥，並且給他們派去了教官。
蔣軍司令湯恩伯還給《還鄉團》的人訓話，叫囂要打回蘇北去。
在這樣的背景下，每個縣都有一到兩個團的《還鄉團》。
這些人也不光是地主，也有土匪惡霸、罕見走狗，總而言之，隻要是能給紅軍使絆子，就算是條狗，蔣介石都要牽過來咬紅軍一口。
對於共產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路線，國民黨應接不暇，畢竟當時中國的基礎還是農村，並且共產黨在百姓中口碑非常好，即便是在白色恐怖之下，百姓們也願意幫助紅軍。
《還鄉團》成立後，情況就發生了改變，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每占領一處鄉鎮，就會讓《還鄉團》留在當地駐守。
這不僅給紅軍帶來了不小的麻煩，更重要的是，《還鄉團》都是些無惡不作的惡霸，《還鄉團》們魚肉百姓，欺男霸女，給老百姓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
《還鄉團》對百姓非常狠，甚至有些比日寇都殘忍，《還鄉團》們對解放軍分的土地不屑一顧，並且挨家挨戶清算幫助過紅軍的人。
並且，《還鄉團》繼續搞老的那一套，強搶百姓土地，然後讓窮人們租用，以此來收繳糧食。
1946年，江蘇一處《還鄉團》一夜之間逮捕了108名村民，當天就活埋了30人。
燒房子，吃絕戶，搞滅門，《還鄉團》無惡不作。
1947年，《還鄉團》在郯城殺害了2124名革命幹部家屬，關押了10152人，侮辱婦女，強征兵役更是不計其數。
《還鄉團》的作案手法也非常殘忍，電刑、活埋就不說了，甚至還搞起了剝皮、炮烙柱、點天燈等極為殘酷的刑法。
這可是對待自己的同胞，《還鄉團》都能采取如此手段，由此可見《還鄉團》已經完全泯滅了良心。
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還鄉團》作為國民黨在基層的“代理人”，自然為國民黨反動派積累了一係列的“好名聲”。
也正因《還鄉團》的暴行，人民群眾紛紛倒向紅軍的陣營，至少在紅軍這邊，他們能吃飽穿暖，保證“耕者有其田”。
很快，國民黨反動派就轟然垮台，《還鄉團》也遭到了百姓的清算。
蔣軍在占領井岡山根據地後，立刻開始了大規模報複性屠殺。蔣軍提出在蘇區“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燒殺政策，單大井村先後就被焚燒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萬人，到1936年居然隻有1370萬人，除去因戰爭死亡及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的人數，被蔣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達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100多萬，而且令人發指的手段不計其數。
為徹底“消滅”紅軍，蔣介石軍隊和藍衣社別動隊在當地施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他們糾集卷土重來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反動組織，對蘇區人民進行瘋狂地報複。蔣軍狂叫“大亂三天，大殺三年”，要“屋換石頭，人換種”，“斬草除根，誅家滅種”。在“寧可錯殺一千，不能錯放一個”的反動口號下，蔣軍在蘇區實行慘絕人寰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誠如國民黨政府在報告書中供述，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
蔣軍肆意屠殺蘇區共產黨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極為殘忍，駭人聽聞，如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從3歲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嬰兒被蔣軍抓住2條小腳，活活撕成兩半。有的革命群眾被蔣軍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的婦女被輪奸割乳，淩辱而死。
比如，國民黨獨立33旅旅長黃振中殺害寧都、瑞金、於都、興國、廣昌、石城等縣人達數萬人。國民黨江西保安3團團長歐陽江一個晚上屠殺500多名抗交糧食的瑞金武陽群眾，製造了‘武陽圍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門崗一次槍殺了500餘人，國民黨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下一次集體屠殺了120餘人。瑞金竹馬崗被殺害的人數以千計。謝家祠和陳家祠被害的革命群眾的屍體推積如山。 6park.com
據當地史料的不完全統計，瑞金有18000人被屠殺；興國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於都被屠殺3000餘人，其中禾豐地區被保安團團長華品懋殺害的革命群眾達500餘人，沙心地區全家被殺絕的有37戶。贛縣田村一地被殺害94人，其中有14戶被殺絕；尋烏被殺害4520人，殺絕900餘戶；會昌被殺害972人；石城縣被屠殺的幹部和群眾576人；廣昌被害的1000餘人；寧都有1442名幹部和3378名群眾死於蔣軍的屠刀之下；上猶縣被殺害的幹部達1466人，群眾658人。在蔣軍的血腥屠殺下，不少村莊被殺光，成了“無人村”、“血洗村”，屍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區1933-1936年間人口從380萬下降到190萬，贛州地區被殺了300多萬，瑞金、興國兩縣80%人民被殺。其中有個地方叫千墳崗的，1934年紅軍長征後還鄉團在半個月內在這一帶8個村殺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墳崗附近的一個村莊，民國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殺得隻剩下8戶，現在才100多戶。當地至今到處可以看到國民黨軍隊燒毀房屋後的灰黑地基殘餘。
在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八路軍著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國民黨軍隊殺害了66口人，幾乎被滅了門。徐海東後來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奸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蔣介石和國民黨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曆史，是十分殘酷和血腥的，也是令人無法想象和無法理解的。因為從大量曆史資料來看，當時的時代和曆史事實絕非是今天某些人所大膽假設和求證的那樣簡單、平和，蔣介石本人也絕非象某些人士所歌功頌德的那樣溫良恭儉讓。
當然，今天重提這些曆史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別的，隻是為了還原曆史，澄清史實，以正視聽，避免某些曆史細節被人隨意戲說、瞎說和胡說，進而使某些曆史悲劇不再重演。
《維持現狀》是美國期許的。誰敢不聽？誰有膽違背？大陸走資派習近平聽美國的。過氣的台灣國民黨馬英九聽美國的。執政的台灣民進黨蔡英文聽美國的。接著執政的台灣民進黨賴清德也是聽美國的。
為什麽要《維持現狀》？因為美國要《對台軍售》。美國軍隊滿世界駐軍，用過的大量二手軍火如何處理？都扔太平洋？美國人可聰明了不會扔掉的。還可賺錢。台海兩岸分治，台灣可是個聽話的買家。美國將二，三手軍火賣給台灣每年可賺不少錢。美國賣不了的二手軍火還可以援助烏克蘭等國家。何樂而不為。《統一》？夢想嗎。走資派習近平實現了做皇帝的夢想。還夢想《統一》台灣名留曆史。可事實呢？美國不同意兩岸《統一》，走資派習近平的夢想能實現嗎？
當前，或許也已經確實到了必須要“拋棄幻想”的階段，域內域外形勢皆不容樂觀，如果仍然保守“peace and love”的信條去“維持現狀”，恐怕曆史性重任的實現會被繼續推遲，遙遙無期。
去年9月14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票通過《2022年台灣政策法案》，這是1979年美台斷交及《台灣關係法》生效以來，美官方層麵對台政策最全麵調整。
該法案在外交軍事等領域全方位提升美台關係，雖然當中部分條文經過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騎臉”味兒依舊濃鬱。
該法案由民主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鮑勃·梅嫩德斯與共和黨籍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共同提出，審議曾被兩度推遲。
梅嫩德斯在聲明中指出：
此次表決顯示了美國對台灣人民的堅定支持，並認可美國國會在麵對這些挑戰時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同時，《法案》原有條文曾要求駐美的準外交機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台灣代表處”、“美國在台協會”更名“美國代表處”……
並且，《法案》原本還要賦予台島“主要非北約盟友”地位，經修訂後改為在軍備移轉上以“主要非北約盟友”盟友同等方式對待台灣，並計劃未來四年提供台灣45億美元外國軍事融資資金(修正版則強調是無償的軍事援助，且加碼第五年提供20億美元)。
需看到，就在那一個月前，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埃德·馬基率領跨黨派國會代表團竄訪我台灣省，重申“美國對台支持”。
當時的竄訪團成員還包括美眾議員加勒曼帝、魯文索、貝耶和羅德薇。
就在那十二天前，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剛剛竄訪台島，成為美國二十五年來落地台島最高級別的政治人物。
毫不客氣地說，如果此時還依然有人繼續對“和平統一”、特別是對美帝國主義與所謂“島內中間派”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那實為自我安慰和自我取嗨了。
在國內，極多數的人群四十年來實質上從沒有真正認識到：美帝國主義縱使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完成了曆史性的建交，但自建交以來也從未尊重過我國主權領土完整，包括重中之重台灣省的領土歸屬。
就在中美建交二十多天後，1979年1月26日，美國務院向國會提交“台灣授權法案”，主要是關於設立“美國在台灣協會”的技術性規定，議員們乘機對法案進行了兩個多月辯論，並把許多議員感興趣的對台島安全擔保寫進法案。
該法共18條，其中最關鍵的是“關於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諾”和“台灣的國際地位”兩條。
關於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諾，該法第二條說：
美國決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是基於台灣的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決定這樣的期望;認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製或禁運來決定台灣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並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美國將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並保持抵禦會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製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製形式的能力。
該法第三條還規定：
美國將向台灣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夠自衛能力所需數量的防禦物資和防禦服務;總統和國會完全根據他們對台灣的需要的判斷並依照法律程序來決定這類防禦物資和服務的性質和數量。
總統將對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製度的任何威脅並由此產生的對美國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險迅速通知國會。總統和國會應依照憲法程序決定美國應付任何這類危的適當行動。
台灣問題如何解決，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但該法卻把完全屬於中國內政的問題作為美國國內法闡述的主題，這粗暴踐踏中國的主權，幹涉了中國內政。
關於台灣的所謂“國際地位”，該法案第四條的所謂“法律的適用或國際協定”又規定：
外交關係或承認之不存在不影響美國法律對台灣的適用……凡當美國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國和其他民族、國家、政府或類似實體時，上述各詞含義中應包括台灣，此類法律亦應適用於台灣。
國會批準美國同到 1979 年1月1日止被它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當局所簽訂的並在1978 年12 月31 日有效的一切條約和其他國際協定(包括多邊公約)依然繼續有效，除非和直到依照法律予以終止。
本法的任何內容不得解釋為支持把台灣當局從任何國際金融機構或任何其他國際組織中排斥或驅逐出去的依據。
即，美國實際上仍然把台灣看作“國家”，把台當局當局看作“政府”，這同《中美建交公報》的精神是不相容的。
1979年4月10日，“與台灣關係法”經卡特總統簽字正式生效………
直到今天，該法案對對中美關係以及我們的統一大業造成著負麵影響，堪稱埋雷。
同時，作為對外部國際環境變化的某種“呼應”，也是對此前國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切向前看》與“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新思路的踐行，諸多時代性的對台方略紛紛出爐。
比如，1981年我們製定的“葉九條”，就很有代表性：
一年後的8月17日，中美就美對台軍售問題簽訂《八一七公報》。
以今天視角重新回溯看待，這是一份內容相當含糊的公報：
美國政府聲明，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並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在作這樣的聲明時，美國承認中國關於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一貫立場。
這些條款均無精確定義，“逐步減少”、中美建交後近幾年的“水平”基準是什麽，全都沒有指定。
盡管美方聲明放棄長期對台軍售，但也沒有說明長期”有多長;雖重申“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但也並沒有設立明確期限。
而就在中美簽訂《八一七公報》僅一個月前即1982年7月14日，裏根指派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這位可是一個重量級人物)會見台偽總統將經國，對台提出“六項保證”。
大致內容為：
美國無意就對台軍售設下截止日期;不會就對台軍售議題事先與北京協商;不會在北京壓力下停止對台軍售;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無意扮演台海兩岸的中間人，不會施壓迫使台灣與北京展開談判，不支持北京對台灣主權的主張。
這就是真實的曆史。
1979年的元旦，在中美建交的“喜慶氛圍”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了著名的《告台灣同胞書》，表達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爭取「國家和統」的願望，並提出了相關方針政策。
隨即，人民軍隊停止了自1958年開始的對大金門、小金門等島嶼的炮擊，釋放出“結束兩岸軍事對峙、擴大兩岸交流和實行兩岸三通”的意願。
也是在那天，我們正式宣布放棄“武力解放台灣”的口號，提出“和平統一祖國”政策，並呼籲兩岸進行“三通”(通郵、通航、通商)和“四流”(學術、文化、體育、藝術的交流)，以期化解兩岸的長期阻隔、互相了解。
然而，我們的熱情換回了什麽?
蔣經國的“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遵循著“紮根本土，深耕台灣”的方略，蔣經國集團開始了大張旗鼓的公開對美依附。
就在中美建交的那一年，美國一次性交付台島48架F-5E/F戰機(價值1.6億美元)、500枚AGM-65B小牛導彈(價值3200萬美元);次年更是分批次交付台島1013枚BGM-71拖式導彈與49具發射器、5套改良型鷹式導彈、284枚MIM-72C檞樹導彈、14輛M110A2自走炮(價值2.83億美元)。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是真正的工廠主人。工人階級在毛澤東時代有極其高昂的生產熱情，他們對工廠的熱愛、對生產的熱情甚至到了我們現在無法相信的地步。比如他們會主動申請義務勞動，不要任何報酬;如果領導安排義務勞動沒有安排到他，他會覺得這是領導看不起他，心裏麵會非常不舒服。又比如有些工人為了搶任務，會連續工作24小時，領導拉都拉不走。在主流的觀點看來，這種熱情是一種畸形的、違反人性的熱情，這種熱情的出現就是一種錯誤。那麽事實的情況又是怎麽樣的呢?如此高昂的生產熱情究竟是怎麽產生的呢?
我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走訪了數位毛澤東時代的老工人，通過訪談我形成了一個初步的結論：高昂的生產熱情之所以能夠產生，是因為工人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自己是工廠的主人;這種主人的地位並不僅僅是體現在口頭上或法律文件上，而是滲透到了生產、生活的方方麵麵。下麵是我們之間的訪談記錄。
問：我接觸過一些毛澤東時代的老工人，那些毛澤東時代的工人在提到毛澤東時代的時候都很感慨。常常說當時的工人是愛廠如家，所以生產熱情非常高，而現在的工人對工廠沒得任何感情得。我想問，當時的工人為什麽會對工廠產生這種感情呢?
羅師傅：小李，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這個世界上沒得無緣無故的愛，也沒得無緣無故的恨。我們為什麽會愛廠如家，原因很多，但我認為首先是因為這個廠關心工人。當時的廠對工人的關心可以說是到了無微不至的程度。
舉個例子來說，我是58年之後參加工作的。工作沒得好久，有一次家裏麵來信，說我爸爸身體不好，現在家裏麵很困難。我當時也沒有給廠裏麵說，但是在私下給朋友說話的時候說漏嘴了。過了一段時間，家裏麵來信說收到了50塊錢，我都不曉得是怎麽一回事。後來我問領導，才曉得是工會寄的。
羅師傅正準備往下說，黎師傅打斷了他的話。黎師傅是退休幹部，以前在團委和工會都幹過。
黎師傅說：小李，當時工會領導那真的是把工人的利益裝在心裏麵的。當時每個班組都有一個工會小組長，他負責了解班組工人的情況。方方麵麵的情況都要了解：家裏麵困不困難?愛人是幹什麽的?小孩是否該上學了?最近有什麽狀況等等。班組把情況匯總到車間一級的工會，車間再把情況匯總到廠工會。所以說工會對整個廠裏麵所有工人的情況、困難那是一目了然，一旦出了問題馬上就給你解決了。他甚至都不用你來說，自己主動就給你解決了。舉個例來說，凡職工生病請病假3天以上的，工會領導就必須要去關心。無微不至啊，就到了這種程度。
張師傅是廠裏的處級幹部，改革後在職工大學當校長。張師傅說：我給你舉個例子，切身的體會。我55年的時候在一線當工人，得了胃病，經常去醫院，很嚴重。當時袁景良是我們工會的勞保委員，他曉得了這個事情，就提名讓我去療養。單位就送我去療養所療養了50天，療養所的夥食非常好，標準是21塊/月，我自己隻出9塊錢。療養了之後我的胃病基本上就好了，到現在都沒有犯過。
你問我為什麽工廠會這麽關心工人?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是工廠的主人。
問：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比如現在，很多幹部最初也是很優秀的，但他們後來就慢慢變質了，開始搞貪汙腐敗。那當時出現這個問題怎麽辦呢?也就是說怎麽防止優秀的人變質呢?
周師傅自己有當領導被群眾檢舉的經曆。周師傅說：當時的貪汙腐敗很少，各方麵的原因都有。比如當時對現金的管理很嚴格，30塊錢以上不能使用現金，隻能使用支票，這就讓你貪起來很困難。再比如當時人們思想覺悟很高，覺得貪汙是很可恥的一件事情，使得你自己就不願意去貪。現在完全搞反了，貪得越多覺得你越能幹。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眾的監督很厲害。當時所有賬目都要張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我在電力係統的領導崗位，在文革的時候我管經濟。當時我經手一筆款子，8萬多，有3角7分錢對不上帳。就因為這麽一個事情，我被人檢舉，上麵派了7個人來查我的經濟，前前後後查了半年多時間。最後終於搞清楚了原因，不是我貪汙，而是賬記錯了，所以給我定了一個“貪汙行為不按貪汙論處”。當時的群眾監督就能嚴到這種程度，你說還有哪個敢貪。
梁師傅：毛主席說過：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人民群眾。當時幹部和群眾是住在一塊的，幹部家裏麵是什麽情況群眾都曉得。所以沒得人敢貪，群眾把你盯著的，一有任何問題馬上就檢舉你。工人的檢舉途徑也很多，可以寫大字報、小字報，可以直接找黨委書記反映。還有就是當時每個月有一次民主生活會，你可以在上麵給領導提意見。而且他還拿你沒得法，因為領導是沒得權力開除工人的。
比如說我們廠的副廠長利用權力給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眾在民主生活會的時候反映到黨委，結果這個人被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房子退回，級別從副廳級降到副處級。
張師傅是廠裏的處級幹部，改革後在職工大學當校長。張師傅說：我說一點個人的看法，和他們的認識有一些出入。我認為要分兩個方麵來看，第一、當時對領導的監督還解決得不夠好;第二、由於工人敢用大鳴大放來監督領導，所以這個監督問題比現在解決得好得多。我說不夠好是因為當時有些領導濫用權利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比如我們廠的領導楊××，他喜歡在背後用小動作整人，這就明顯是亂用權力。文革的時候群眾寫大字報揭露他的問題，後來他就被群眾批判了，批判了之後整個作風大大改變。嗬嗬，不過改革開放之後老毛病又犯了。
範師傅70多歲，是全國勞模。範師傅說：小李，我還想給你說一點，要理解什麽是主人，就要理解什麽是奴隸。主人的對立麵就是奴隸，奴隸的主人是不信任奴隸的，怕他們偷懶，所以隨時都拿著皮鞭抽打他們，強迫他們工作，根本不把他們當人，隻把他們當會說話的工具。
說得難聽點，現在的工人就是這樣。領導和工人處於一個對立的狀況，工人在一線幹活累得半死，領導在辦公室吹空調。工人稍微不隨自己的心意就破口大罵，動不動就克扣工資。在工廠裏麵工人沒得半點說話的權利，你能做的就隻有服從，除了服從還是服從。
以前可不是這樣，當時提倡鞍鋼憲法，充分的相信群眾的自主性，讓工人以主人翁的態度去幹活，而不是廠長拿著棍棒驅使工人去幹活。當時是幹部帶頭參加勞動，以此帶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比如我們廠，副處級以下幹部基本上所有時間都在生產一線，幹的活比工人還多。正處級以上的幹部每個禮拜五都要參加勞動，還要向工人拜師學藝。當時幹部參加勞動那是真的在勞動喲，我就聽說過有些車間的主任、書記親自上一線結果中暑暈倒的。
當時還提倡讓群眾提合理化建議。我們廠還專門設立了機械化車間去實施工人提出來的合理化建議。當時工人一共提出了4萬多條建議，最後根據這些建議做出了400多項技術革新。現在呢?領導根本看不起工人，他覺得技術革新是技術員的事情，你工人不配提意見。
張師傅：當時的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也處於一個主人翁的地位。就拿生產任務的製定來說，現在生產任務的製定都是廠長說了算，當時可不是這樣。一個生產任務下來了，廠裏麵下到車間，車間下到班組，班組傳達到每個工人。然後讓工人討論，看應該怎樣完成這個生產任務，如果覺得這個生產任務規定得不合適，工人就提意見讓上麵修改生產任務。比如有一次一個生產任務下去了，讓一個工人軋了碳素鋼馬上軋鋒鋼，工人覺得這種生產任務安排不合理，於是提出意見，後來就把生產任務修改了。
如果提了意見上麵不聽怎麽辦?那工人就可以繼續提意見、可以去鬧，你當官的把他沒得辦法，因為你沒得開除工人的權力。當時有句俗話：你當10年官，我11年都不犯法，你把我沒得辦法。我給你舉個例子。當時碳素鋼鋼錠出來之後，為了保證鋼的質量，按照操作規程，要切掉1.5%的量。後來我們在實踐過程中發現，隻切掉1%的量也能夠保證質量。這樣每噸鋼錠就可以多出0.5%的鋼材。
我當時在團總支任生產委員，就和另外一個工人一起向上麵反映這個問題。結果車間和廠裏麵都不支持我們，說這個東西是蘇聯專家定的，不能改。我們就和上麵頂著幹，連續幾百次違反蘇聯專家定的操作規程，隻切1%的量。結果廠裏麵拿我們也沒得辦法，因為我們沒出任何質量問題。後來我們把問題反映到冶金部，冶金部的讓我們把實驗數據交了上去，最後冶金部批下來同意了這種操作方法。
周師傅：工人為社麽覺得自己是主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工人和幹部的待遇是差不多的。以吃糧為例，當時根據工種定糧。困難時期我在市委工作，當時市委幹部是21斤糧，工人普遍比幹部多，某些工種能到50斤糧。
梁師傅：有一次我們單位發獎金，幹部獎金是4塊錢，煉鋼工人的獎金是6塊錢。由此可見，當時的幹部才真正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務員。那個時候當幹部隻有多做事的，幹得不比工人少，拿得不比工人多。當然，你問我們工資有沒有差異，也有差異，但是這個差異很小。
張師傅：你說工人和幹部的工資有沒有差距呢?這也有差距，但這個差距小，很多工人的工資比幹部還高。我們廠裏麵有一個8級鉗工叫李孟虎，工資待遇相當於縣級幹部的收入。他一個人的工資就夠全家人生活，而且還生活得很好。他有8個小孩，後來這些小孩有上中專的，也有上大學的，很有出息。你想想現在，你一個工人的工資能夠養活8個小孩?還要讀書喲!根本不可能。
問：毛澤東時代每個人能夠得到的物資那麽匱乏，為什麽小偷小摸的利己現象反而很少呢?為什麽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了，物質財富豐富了，消極怠工的現象反而越來越厲害了?工人為什麽會偷懶呢?西方經濟學有一個觀點叫做“公有地的悲劇”，或者“搭便車”，來形容出工不出力的社會情況。在毛時代，工人們中間有“搭便車”的情況嗎?如果有，那麽是用什麽樣的方法對待的呢?
老工人李師傅：拿我們鋼廠為例。承包以後，那個廠長想給大家發獎金想刺激工人幹活，可工人一看，你那七大姑子八大姨都成了領導了，這些人一起挖社會主義牆角，工人幹脆不幹了。工人喪失了主人公地位，他不認為是在給自己的廠子幹了，這是你廠長的廠子，你廠長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工人都不願意幹了、消極怠工。資產階級就借著這個汙蔑工人階級“大鍋飯、養懶漢”。
偷懶是廠長承包製以後。你廠長一承包，七大姑八大姨都發財了，每年拿幾十萬的獎金，工人一個月才一二百塊錢，工人生氣咧，所以磨洋工。這與計劃經濟沒一點關係。他把自己犯的錯誤強加到計劃經濟、工人頭上去了。
一位老工人：毛澤東時代工人們受的教育就是要大公無私，所以大家的思想都很好，私心不重，再說，廠子是工人自己的，不會去偷的。當時也有“搭便車”的，不過是極個別人，通常大家都會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一般都能改正。那時對小偷小摸的現象定性是很嚴重的，誰要是偷拿工廠東西，大家都會很看不起他，輿論壓力很大，並且廠裏也要嚴肅處理。
改革開放後，所有製的變化把人的私心都給挖出來了。主流媒體都是在告訴人們如何賺錢發家，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都發生了變化，金錢至上。從上層領導就開始多拿多占，所以工人小偷小摸的現象多了。
毛澤東時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參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專門的實驗室供工人從事技改活動，雖然學曆低，但在實踐中也是能有所創新的。工人們都是主動參與技改和管理工作，主動參加義務勞動，不讓他參加他才不樂意呢。那時候要的是榮譽。現在你給人家錢，人家都不幹。”
常師傅是××針織廠的老黨委書記。常師傅說：共產黨的最高宗旨是消滅私有製。過去，工人真正是工廠的主人，現在工人是雇傭。紡織局局長李**，原來是紗廠廠長，紗廠產品為生產原料，不可能賣不出去，他把紗廠搞破產後，轉為私人，2600名工人成為雇傭工，供其榨取勞動剩餘價值。80年代有一些煙廠的工人，會把煙塞到飯盒裏帶回家，如今這種小偷小摸的現象會有增無減。
記者：小李
號稱《不統不獨不武》的馬英九，又要同走資派習近平互相跪拜稱兄道弟成為老朋友了。蔣介石國民黨未能得逞的《反攻大陸》在馬英九得以實現。大陸走資派習近平特色政府積極地裏應外合配合得很好。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裏說得好哇：世界上隻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僅僅一個為了《和統》是唬不住人的，更是說服不了大陸的廣大工農兵的。因為隻有在明辨“誰是真正的敵人，誰是真正的朋友“的前提下，要團結《和統》的是誰，才能產生正向的政治統一的意義，團結才能真正團結的力量，才能創造強大的階級鬥爭的力量。
列寧在《統一》中的觀點則更為辛辣：統一，這是偉大的事業和偉大的口號，但是，工人事業所需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統一，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同反對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統一。
此前有述，號稱“不統不獨不武”的馬英九，其所謂“一中各表”，是比綠黨更為陰晦的台獨，也是對「蔣經國路線」的繼承發展，是對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年的解放戰爭、對《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大陸十四億工農兵群眾的毫不掩飾的否定與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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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八個字是不折不扣的妄圖實現長期割據的台獨戰略，此後的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之流均不過形式不同罷了。
在年近古稀之時，蔣經國選擇李登輝作為自己的繼任者，此人的曆史形象其實是不需要討論的。
李登輝何許人也？一個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產生的殖民化家族一員，其父親為日本人統治台灣政權下的一名秘密警察，日常工作就是鎮壓台灣人民、壓製台灣民間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動；李登輝的哥哥李登欽，曾被日本法西斯派往菲律賓作戰並死於當地，也算是為天皇盡過忠的人。
至於李登輝本人，對天皇更是忠心耿耿，中學時代就給自己起了一個日本名字“岩裏政男”，後又認賊作父宣稱日本是“第二故鄉”並用日文寫了大量詩歌讚美日本的軍國主義與“大亞細亞主義”。
李登輝在台北高等學校就讀後，還未畢業即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就讀（主攻農業），後隨著日本在亞洲戰場陷入被動、兵源吃緊，忠誠可鑒的李登輝加入了日軍——隻不過還沒有等他來到戰場搏殺，日本法西斯就已經戰敗。
這麽一個殖民化人物、奴化政客，竟然可以被蔣經國相中、作為台灣省領導人，其對於台島的曆史定位和未來走向的判斷，根本無需爭議。…】
不誇張地說，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承認馬英九這個國民黨前主席的政治存在，以及默認其“不統不獨不武”的政治主張而不進行嚴肅批駁，這是對新中國政權合法性、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否認。
更為明顯的是：台灣國民黨連一個台灣島的政權都搞不定，空喊《中華民國》《就是我們國家》有用嗎？走資派習近平容任馬英九的臆想不說，還請馬英九再訪大陸。
上次大陸之行，馬英九巧妙地以小資產階級做派的“和平”、“仁愛”、“親善”作為同各省大員乃至媒體群眾的交流麵具，絕口不提新中國。口口聲聲《中華民國》《就是我們國家》。這《我們》就是習近平和馬英九嗎？問問台灣執政的蔡英文同意嗎？大陸人聽習皇上的不說了。
1942年5月2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有過揭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存在決定意識，就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誌卻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麽一切應該從‘愛’出發。
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裏，也隻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誌卻要追求什麽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誌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很深的影響。“
滿口靡靡之音，渾身抗拒政治，馬英九這個國民黨人的忸怩姿態倒也不出乎人們的意料。
猶記2017年12月，時任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在出席一次集會時，聽到有民眾高呼“和平統一”，登時大慌手腳，連忙說：你不要提這個事!
吳敦義的表現讓人奇怪，你不是中國國民黨的主席嗎?為什麽不能讓民眾喊出“和平統一”的口號?難道你被民進黨策反了?
過往，國民黨從來是沒有丟棄“國家統一”這個口號的，雖然他喊的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好歹還是會在表麵上講講統一。
可自從李登輝上台拋棄了“國統綱領”，統一這件事在國民黨內就再也沒有人講過了。
雖然洪秀柱在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表達過“一中同表”(有蘊含著國家統一的含義)，但後來接任洪秀柱任國民黨主席的吳敦義仍然堅持所謂“一中各表”。
這個“一中各表”當然是一個邏輯上的怪物了，實乃變相的“兩國論”、變相的“兩個中國”，反映了國民黨1949年流竄台島之後其黨內主流派的心理狀態。
就曆史事實與政治意識的雙重層麵來看，國共兩黨之間是有不共戴天、不可調和的階級層麵的血海深仇的，這永遠不以時間和外部形勢為轉移。
八九十年前，這個蔣介石國民黨的爛黨寧願放任日本人燒殺搶掠、寧願向美國人賤賣主權，也要瘋了一樣地《剿共》屠殺共產黨人以維係其買辦資本的壓迫統治。
七十多年前，這個蔣介石國民黨的爛黨的軍隊用足以對標德國納粹和日本鬼子的虐俘、奸民、抓丁等手段，同共產黨解放軍反人道地血戰三年，後潰逃孤島後，幾十年來於東南沿海襲擾搶殺大陸漁民無數。
七十年前，這個蔣介石國民黨的爛黨派特務前往朝鮮配合美軍策反並虐待中國人民誌願軍被俘戰士，消防水龍頭插肛門、涼水灌肚、高分貝噪音、強光束照射、超強微波刺激、後背刺青等殘酷折磨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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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今天，這個蔣介石國民黨的爛黨的舊人舊官，竟然屢屢登上共產黨解放軍的舞台殿堂，張靈甫、孫立人、孫元良、陳砥中、劉建章統統成為了光輝人物!《還鄉團》大行其道，蔣公被喚“千古巨人”。
走資派特色政府“若為統戰故，一切皆可拋”，如按這種思維去“統戰”，那麽統回來的絕不可能是什麽“台海同胞”，而是重新騎到中國人民頭上的地主大爺《還鄉團》。
走資派背叛了當初共產黨打下江山時的初心，一味地《惠台》《舔台》《跪台》，特別是向國民黨示好，這樣的“統戰”是對自己的閹割。
不論是焚香祭祖，還是標榜“中華”，馬英九2023年的登陸之旅充滿了濃厚的威脅味道——仿佛一旦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妄圖”實現祖國統一大業，那就是破壞兩岸和平、破壞兩岸同胞一家親、破壞中華子孫大團結……。
不得不說，馬英九真是完滿繼承了七十四年前蔣介石的“偽和平，真拖延”的嘴臉。
1949年1月渡江戰役前夕，據守南京的國民黨法西斯政權也曾在蔣記幕僚的指揮下，向毛主席、共產黨、人民解放軍和同仇敵愾的工農民兵，高呼“和平”、要求“停止戰爭”。
那年的新年團拜會上，蔣介石親自宣讀了搖尾乞憐的《新年文告》，並下令將這篇酸文刊登在包括《中央日報》等國民黨的大小報刊上，且全部都是頭版頭條。
蔣介石鼓吹的和平當然是假的，其目的一方麵是祈求人民解放軍停下過江的步伐，另一方麵則是裹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共集團，妄圖在輿論上給毛主席施壓、把“破壞和平、不接受止戰訴求”的歪理大帽甩給共產黨。這與蔣光頭曾經執意在上海與日寇“決一死戰”是一個道理，借買辦雲集之地求得西方注目。
輿論嗅覺敏銳、政治意識敏感的毛主席當然一眼識破。
在蔣府刊登《新年文告》幾小時後，毛主席迅速發表共產黨方麵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光是題目就秒殺了矯揉陰綿的國民黨寫手。
而毛主席所著文章的內容更是雄氣英發、直戳要害：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曆史舞台。
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已經不能用單純的軍事鬥爭的方法加以阻止，他們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視政治鬥爭的方法。
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現在一方麵正在利用現存的國民黨政府來進行‘和平’陰謀，另一方麵則正在設計使用某些既同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有聯係，又同革命陣營有聯係的人們，向他們進行挑撥和策動，叫他們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陣營，構成革命陣營中的所謂反對派，以便保存反動勢力，破壞革命勢力。
根據確實的情報，美國政府已經決定了這樣一項陰謀計劃，並且已經開始在中國進行這項工作。
以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夥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夥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和賣國賊嗎?
請大家想一想，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以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重慶談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以來，中國人民對於這夥盜匪曾經做得何等仁至義盡，希望同他們建立國內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願望改變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沒有呢?
這些盜匪的曆史，沒有哪一個是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得開的。他們依靠美國帝國主義把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投入了空前殘酷的大內戰，他們用美國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轟炸機、戰鬥機、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動步槍、汽油彈、毒氣彈等等殺人武器屠殺了成百萬的男女老少，而美國帝國主義則依靠他們掠奪中國的領土權、領海權、領空權、內河航行權、商業特權、內政外交特權，直至打死人、壓死人、強奸婦女而不受任何處罰的特權。
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於這些窮凶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中國人民的敵人忽然竭力裝作無害而且可憐的樣子了。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
和平是人人都想要的，但是要看到這「和平」是誰的和平?
蔣介石及其背後財閥所祈求的“和平”，當然不是國統區人民百姓的和平，而是“蔣家天下陳家黨，宋家姐妹孔家財”的和平，是一眾大家族、大財族、大宗族們的和平，是這些泉櫃們屁股後麵的執鞭洋人的和平。
蔣記國民政府統治下的黎民黑暗，卻是那些法西斯當權者們的歡騰天堂。麵對百萬洪流、殺紅了眼誓要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解放軍，他們當然會祈求“和平”、會夥同所謂的“國際社會”一道擎起“反戰”的大旗，保護西洋資本與買辦勢力的根基。
同理，七十餘年後，如果馬英九憑借幾筆纖柔的書法揮毫、幾根廉價的祭祖檀香就可以“感動”大陸方麵的官員、群眾、媒體……那不得不說，國民黨曾叫囂了半個世紀的《反攻大陸》還真是在馬英九的台灣國民黨層麵上得以實現。
這裏，恐怕不得不對一個城市氣質極為獨特的城市進行批判，南京(注意：我們在批判一片地域的時候，往往都是針對當地官僚群體，而非普通群眾階層)：
列寧在《瑞士社會民主黨齊美爾瓦爾得左派的任務》中曾有言：無產階級對戰爭的回答應當是：宣傳、準備和實現以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奪取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製度為目的的群眾性的革命行動。隻有社會主義製度，才能使人類擺脫戰爭。
靠盲吹“反戰”、“和平”，帶來不了真正的和平。
如是前提下，誰越叫嚷“和平”，誰反而才是真正的戰爭渴望者與戰爭利益的實際收割者。
正像毛主席在1956年八大上所說的：我國和各社會主義國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國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戰爭、不要和平的，僅僅是少數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發財的壟斷資本集團!
自從走資派鄧小乎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後，《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的《還鄉團》就回到了大陸的工人農民的身邊。《還鄉團》就是走資派和右派，加上台灣島上的國民黨。
走資派特色政府為什麽要出賣大陸的工人農民的利益，極端地推出《惠台政策》？因為台灣島上有《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的魂魄祖宗。走資派就是《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的政府。
所以，幾近滅亡的台灣島上的國民黨和過氣的馬英九要和走資派習近平湊合一起，大陸走資派的習近平國民黨拉一把台灣島上的國民黨。
《統一》也是大陸習近平國民黨和台灣島上的馬英九國民黨的《統一》。“我們國家有分兩個部分，一個是台灣地區，一個是大陸地區，都是我們中華民國，都是中國”。
大陸的工人農民們和台灣的工人農民們願為此而去拚命嗎？
所謂《還鄉團》，就是在《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擁有八百萬軍隊的盛世時，國內革命戰爭中，返回家鄉向共產黨和革命人民進行反攻倒算和階級報複的地主武裝，並不局限於解放戰爭。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戰，蘇區和解放區、根據地的敵我拉鋸戰中，《還鄉團》是一直存在的。
如果我們把《還鄉團》作為一種曆史現象，站在整部中國革命史的角度來看待，不難發現這背後，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所具有的時代特征可以用“艱苦卓絕”四個字來簡單概括。說得再通俗點，那就是非常不容易。
1840年之後的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且核心問題在農村。不把億萬農民從落後的生產關係中解放出來，把落後的農村建成先進的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共產黨就無法帶領中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砸碎一個舊世界，再建設一個新世界，使農業國向工業化轉型，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盡量爭取有利地位，完成原始積累，走向民族複興的強國之路。
而農村革命的實質，是農民問題，這也是中國革命包括孫中山的三民主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問題。這一問題的核心是解決土地歸誰所有。
外國資本大舉入侵之下，社會財富很大程度上被洋大人及其買辦階層所鯨吞，地主和佃戶能夠分配的，隻有他們牙縫裏漏下的殘羹冷炙。佃戶原本用於彌補生活不足的家庭手工業，在洋貨傾銷浪潮中基本破產，已不足維持基本生活，更無法負擔地主的地租，老實繳租就可能餓死。而地主階層在洋貨生活的刺激下，生活標準大為提高，維持消費就需要加緊剝削。
以河南南陽為例，這裏的佃耕主要有兩種：一種叫大佃，耕牛和大小農具都是佃戶的，收獲的糧食，主佃各得一半；第二種叫劈子佃，耕牛和大小農具全是地主的，收獲的糧食，小麥二八分，秋糧三七分，地主占大頭。
傳統產業中的農民，是最沒有風險承受能力的。一有天災人禍，水旱湯蝗，除了等死，就是造反。而地主階級也分化嚴重，隨著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逆向淘汰淘汰日趨明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土豪劣紳成為農村的統治階層。他們架設在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盈利性經紀體製”，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卻無可化解。
於是，革命來解套了，舊有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製必然被打破，地主階級作為農村封建勢力的主要代表自然首當其衝。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當然為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所仇恨，而為廣大貧苦農民階級所衷心擁護，敵我雙方的鬥爭是長期、複雜、艱巨的，鬥爭雙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革命階段此消彼長。
不甘心退出曆史舞台的逃亡地主、惡霸土豪，憎恨一切終結他們萬年江山的“僭越者”，為重新奪回自己失去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在反革命勢力的支持下，組織隊伍回鄉報複。
逃亡地主、惡霸土豪們高呼：“各位父老鄉親們，沒想到吧？我胡漢三回來了！正如今，還是我胡漢三的天下。若是誰拿了我的什麽，給我送回來；誰吃了我的什麽，給我吐出來。有人欠我的帳，那得一筆一筆慢慢算。”《還鄉團》回來了。
這是電影《閃閃的紅星》裏的逃亡地主、惡霸土豪們的台詞，卻是二十二年中國革命中，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對立和鬥爭反複性的寫照。
解放戰爭初期，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和毛澤東的紅軍對比懸殊，蔣介石國民黨軍手中大批美械、日械“剩餘物資”就不說了，而毛澤東的紅軍完全是叫花子跟龍王爺比寶，國共之間軍隊員額的差距也高達4:1，國民黨狂妄叫囂：“三個月消滅共軍”，所以毛澤東的紅軍隻能放棄一部分根據地，大踏步向北撤退。名曰《長征》，實則逃亡。
當然逃亡出來的毛澤東的紅軍，這是保存有生力量進行戰略決戰的不得已之策，但對這些地區留下來的黨員幹部、進步群眾，乃至普通老百姓而言，卻意味著一場災難。慘遭《還鄉團》的殺害。
相較此前，解放戰爭時期的《還鄉團》的成分更為複雜，除了逃亡地主、土豪劣紳和當地土匪外，還集結起了以往和解放區軍民有血海深仇，以反共反人民為職業的日偽漢奸和國民黨頑固派、特務分子。
如果說逃亡地主的主要要求在於追租追田，而過去投降日本鬼子的大小漢奸及為非作惡的特務分子，在求財之外更求“命”——為保自己的命，去要別人的命，土豪劣紳和土匪則是他們的積極追隨者和幫凶。
所以，這部分《政治還鄉團》，對根據地人民進行反攻倒算和階級報複的瘋狂程度，性情之凶狠和手段之殘忍，完全刷新了“人”的底線。
因為這是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並不因為你說不說這些，人家就不這麽幹。階級和階級鬥爭是血淋淋地存在。
關於這點，國民黨內部也有認識，蔣介石就有特別訓令，要求：“至對奸匪政訓工作與情報宣傳等工作，更應特加研究，積極增強，以加速軍事之效果。惟剿匪平亂，必須軍事與政治互相配合，收複區內之地方行政工作尤為重要。”
怎麽抓政治工作，怎麽收複地方行政？
那隻能依靠以往跟解放區軍民打生打死，完全沒有和解可能的漢奸和特務，他們知根知底，更“堅決堅定”啊！
說到這裏，不能不提到一位大家耳熟能詳的英烈，這就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劉胡蘭烈士。殺害劉胡蘭烈士的，就是山西文水縣當地的“奮鬥複仇自衛隊”。光是聽聽名字，就能感受到《還鄉團》們身上濃重的血腥氣。
這支“複仇隊”的隊長呂德芳，是惡霸地主，他的哥哥呂善卿，時任文水縣三青團書記長，是“三料特務”、“三朝元老”—抗戰前是閻錫山的特務，後來跟了鬼子，光複後又成了國民黨的特務。整個文水縣，針對我軍民開展的“複仇”行動，基本都是這兄弟倆為主，勾結閻錫山所部駐紮該縣的72師所為。
別以為犯下這些罪行的隻有“還鄉團”們，國民黨軍隊虐殺紅軍及平民的“興趣”，並不比還鄉團差。72師師長艾子謙就專門訓令配合“複仇隊”行動的215團1營：“該營此次開展工作進行鬆懈，做法太軟。今後做法要硬，去掉書生習氣，勿存婦人之仁，速將陳德照、劉胡蘭等扣獲歸案法辦！”
不獨“山西王”閻錫山的軍隊如此，大名鼎鼎的中央軍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對還鄉團也完全是縱容的態度。隨該部行動的魯南還鄉團，在當地大開殺戒，手段極其殘忍，以致中央社的隨軍記者翁鮮豪都看不下去了，規勸幾個還鄉團團長無效後，將虐殺現場拍了照片，找張靈甫告狀。希望這位高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名將”，能夠出於愛護“黨國”聲譽，更好更快懷柔地方的需要，約束下這些家夥，總不能學著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到時候民心喪盡，地方上怎麽長治久安？
結果卻遭到了張靈甫的譏笑：“他們分人家的田、抄人家的家，土匪一樣，人家當然要出出氣呀！有什麽大驚小怪的？你們這些記者真是書呆子啊!”（溫靖邦：《大崩潰》）
張靈甫部隊長官都是這種態度，底下人的做派也就可想而知了。張靈甫的整編74師進入解放區後，論殘害老百姓的花樣和力度，並不比還鄉團差。在臨沂張官村（今屬山東莒南），發現了幾雙繡有紅五星的鞋墊，整74師就將做鞋墊的9名婦女全部槍殺。在孟良崮被解放軍包圍時，他們將附近許多村莊燒毀焚平不算，還把來不及逃跑的村民也一律槍殺。尤其令人發指的是，張靈甫為了解決糧食的困難，下令“就地補給”，縱兵搶掠百姓的糧食，對敢於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槍殺。
隔壁李天霞的整編83師更沒書呆子氣，不但沒有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此前還帶著還鄉團幹各種壞事之外，掘了抗日英雄羅炳輝烈士的墳墓，把忠骸拖出來，百般淩辱。
如果說國民黨軍隊是 “虎”的話，還鄉團就是為虎作倀的“倀”。在還鄉團的配合下，國民黨政權確實在不少新占領地區一定程度上恢複了舊有的“秩序”。以華中地區為例，我各級留守黨組織遭受到了巨大的打擊。從1946年秋至1947年3月，華中第一、第二地委的黨支部就由1641個銳減為989個，黨員由84498名減少到71206名。從1946年9月到1947年11月，華中第九地委的黨員由37907名減少到13715名。（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共江蘇省組織史資料簡本》，P211）
熟悉曆史的朋友不少都知道，1968年，美國在南越搞了個“鳳凰計劃（Phoenix Program）”，中情局赤膊上陣，幫著南越偽政權版的還鄉團，對越共進行“整肅”。
從賬麵來看，越共組織受到了極大傷害，然而同樣肆無忌憚的暴力虐殺，造成大量無辜平民的死亡，導致了越南南部群眾對美偽政權的刻骨仇恨。而且南越偽政權和國民黨政權一樣腐朽墮落，戰術層麵的勝利，對戰略決戰並無太大幫助，反而讓更多的群眾看清了美帝的反動本質和偽政權的走狗底色，選擇支持“抗美救國戰爭”，抵製美國侵略，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解放。
而當年在中國，美帝國主義也曾積極支持國民黨方麵的類似行動。1946年8月，“蘇中七戰七捷”中的五戰丁堰、林梓，在殲滅軍統武裝交警總隊後，在丁堰（今屬江蘇如皋）繳獲幾屋子數不盡的鐫刻有USA字樣的腳鐐手銬，這些東西的用途，不言而喻。
這一地區的還鄉團，也的確對得起美國人和軍統。泰縣（今屬江蘇泰州）薑南區三太鄉的還鄉團，在一夜之間，抓捕了該區108名鄉、村幹部及土改積極分子，當夜就活埋了28人。黃橋地區浩堡鄉的還鄉團，一次就燒掉61戶民宅，將6戶人家無論男女老少，悉數滅門。（陳丕顯：《蘇中解放區十年》，P360）
蘇中的老百姓說：“想‘中央’，恨‘中央’，‘中央’一到民遭殃，奸淫還比鬼子壞，燒殺搶掠勝‘二黃（偽軍）’！”
這樣的《還鄉團》，與其說是竭澤而漁，不如說是為淵驅魚。還鄉團所過之處，就連原先對共產黨紅軍持中立態度、甚至可以說是不理解，暗中企盼國民黨卷土重來的一般士紳、地主和富農，也被逼得不得不倒向我黨。他們固然不喜歡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但兩害擇輕，還鄉團和國民黨軍的倒行逆施，更讓人難以容忍—善財難舍，但還是命更重要。
有的地主甚至被逼到給共產黨的幹部寫信，說還鄉團是狼入雞群、胡作非為，必然難以長久，雖然你們收回了土地，但我們還是希望你們趕快打回來，不然這日子沒法過啊！
海安、高郵和寶應等地的老百姓，私底下也都唱起類似的民歌：“蠶豆開花，幹部回家；蠶豆排掛，新四軍要來；蠶豆結英兒，還鄉團翹殼兒。”
應當承認，因為某些地方的執行有問題，一開始部分群眾對我黨的土改政策是有看法的，但“還鄉團”們來了之後，很快就用自己的暴行給大家上了一課，於是大家立刻就明白啥叫階級鬥爭的你死我活了。無數的農民團結起來集結在我黨的領導下，拚了命也要推翻國民黨，憋足了勁也要找還鄉團報仇。隨著解放戰爭的深入進行，解放軍各個戰場陸續發起大反攻，國民黨正規軍大批被殲，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還鄉團，自然也隨之土崩瓦解。
那些曾經橫行鄉裏的武裝的“還鄉團”，他們已經被人民子弟兵永遠地從這塊土地上消滅了。但這些年，有一些《還鄉團》，手裏麵沒有拿著滴血的刀槍，但卻借助媒體的力量殺了回來。他們又做了些什麽呢？
想必不少朋友都能感受到，《還鄉團》就在身邊，就在眼前。
濰北縣委寫給華野九縱的那封信裏，還有一句說：“濰北縣廣大人民把複仇求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自己的軍隊身上。”
我們如今要戰勝新時代的《還鄉團》，戰勝曆史虛無主義，希望首先要寄托在自己身上。時不我待，舍我其誰，這是持久戰，是人民自己的戰爭，是工人農民自己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