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列寧孫中山把中國與蘇聯在一起
在華利益最複雜的是蘇俄。
先是沙皇政府利用滿清政府的懦弱和無能，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劃走了大片中國國土，並在東北和新疆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1898年，沙俄政府強迫清政府把旅順和大連灣“租借”給俄國，獲得了沙皇所夢寐以求的“不凍良港”。不多久，俄國侵略者就攫取了在東北南部地區的一切特權。
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海上大戰以“對馬海戰”最著名，而陸地戰場卻在中國東北，戰爭持續1年零5個月，最後以俄國的失敗而告終。戰後，根據雙方簽訂的《樸次茅斯和約》，沙俄將關東州（中國遼南旅大地區）的租借權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北滿鐵路仍然留在沙俄手裏。
日俄戰爭失敗後，俄國改為侵略蒙古地區，並推動外蒙古獨立為國。中華民國成立後，時任大總統袁世凱為獲國際承認，與俄羅斯發表《中俄聲明》。然後兩國簽訂《中俄蒙協約》，中國可保留對外蒙古的宗主權，但明顯已損失了國家利益。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北洋政府追隨協約國拒絕承認蘇俄新政權，為了爭取比鄰的中國，蘇俄宣布無條件放棄在中國的特權，又取消兩國間的秘密協議。列寧也親自表示要廢除中俄兩國全部的不平等條約。列寧還領導各國共產黨成立了“共產國際”組織，專門從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
這一事件對中國的影響太大了。首先是刺激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核心的一群知識分子，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進而，他們成立了信仰這個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其次是喚起了孫中山對蘇俄的好感，在其他帝國主義列強都不肯幫助他的時候，中山毅然改組國民黨，與蘇俄合作，接納幼小的中國共產黨，走上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道路。
曆史常常在關鍵的時刻被重要人物導入某個方向。把中國的命運與蘇俄聯係在一起的，是列寧和孫中山。但是，這兩位在各自黨內的絕對領袖不幸都英年早逝！列寧由於被暗殺的槍傷嚴重損害了健康，於1924年1月24日與世長辭，年僅54歲；僅隔了一年多，孫中山因患肺癌不治，於1925年3月12日撒手人間，也不過59歲。這樣，中國的國共兩黨與蘇俄的關係就取決於他們的後繼者了。而列寧的後繼者，是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經過鬥爭產生的。
托洛茨基在蘇共和蘇軍中的資曆更深，也更得列寧的信任。他是布爾什維克主要領導人之一、“十月革命”的主要指揮者、蘇聯紅軍的締造者和第一任總司令。在1918年到1922年間的俄國內戰期間，他領導紅軍對抗支持沙皇的白軍，反抗14個協約國的武裝幹涉，最終贏得內戰。托洛茨基在革命理論和觀念上有些與眾不同的味道，早期與列寧有過分歧，但後來兩人的合作遠遠大於分歧，到列寧的最後時日，托洛茨基卻成了列寧所能委托希望的人。
斯大林比托洛茨基大1歲，但在早期的俄國革命中比後者級別低，在紅軍中也接受後者的領導。他的革命手段更激進、更無情。但在蘇共中央內，與不太討喜的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得到了比較多的支持。斯大林說自己是列寧的學生，從不在列寧麵前堅持與老師不同的主張，甚至在列寧去世後也一直不承認什麽“斯大林主義”，隻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列寧病重後，1922年4月3日，斯大林被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頗有接班人的勢頭。
列寧在晚期發現了斯大林缺點，於是在遺囑中寫道：“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我建議同誌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同時列寧通過妻子的聯係，尋求與托洛茨基再次合作。斯大林得知後，在電話裏辱罵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得知後曾憤怒寫信給斯大林，並以絕交威脅他道歉。斯大林選擇低頭認錯，最終事情平息。
從1923年3月中旬起，列寧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則遭到了其他政治局委員的共同反對，不僅沒能樹立起權威，而且被大家所冷落。列寧去世後，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並列為蘇共（布爾什維克）主要的6名領導人。
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逝世後把丈夫的遺囑交給中央政治局。在蘇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的遺囑沒有被公布於眾，而僅僅是在中央委員會的高級領導人中傳達了。斯大林根據列寧遺囑的建議提出辭職，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不同意，他們認為列寧的建議是不合適的，並一致選舉斯大林為蘇共中央總書記。
托洛茨基對政治鬥爭很不在行，在《論列寧》和《十月的教訓》的兩篇文章裏，竟然直言不諱地批評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促使兩人與斯大林聯手，形成共同對抗托洛茨基的局麵。他們3人發表文章，稱“托洛茨基主義”並非真正的列寧主義；斯大林還表示“黨的任務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鬥爭中失敗，被解除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蘇俄國內的政治變化對中國產生了長期的重要影響。
在俄國內戰期間，白軍敗退到國外，蘇俄紅軍就進攻到國外。不少白軍敗逃到了中國新疆境內，蘇軍也就追殺到了新疆，並同當地的政治勢力聯係到了一起。這樣，不僅舊沙俄在中國北方的權益沒有歸還給北京政府，新蘇俄反而進一步損害了中國的主權。
1923年底，在中國西北地區起家的“國民軍”軍閥馮玉祥，受到孫中山《建國大綱》等書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思想的影響，開始傾心於蘇俄，仰慕社會主義，還在室內懸掛列寧肖像。1925年，馮玉祥邀請中共中央的李大釗擔任國民軍政治部主任，後由中共黨員劉伯堅代理。馮還結識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邀請蘇俄軍事顧問進入國民軍，開始接受蘇俄的武器援助，並派遣一批年輕的軍官赴蘇聯留學。
不過，馮玉祥的部隊在奉、直軍閥聯合進攻下被打敗，不得不於1926年元旦通電下野。但馮的主要部隊並沒有散，他本人繼續保持對蘇俄的好感，並於同年前赴蘇俄考察。
當然，蘇俄對中國的關鍵性影響還是在南方的廣東。而將深受歐美民主思想影響的孫中山推向蘇俄一方的，其實是那些受其他列強支持的各路軍閥。其中一個廣東軍閥所起的作用至為關鍵，他名叫陳炯明。
陳炯明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11年3月的黃花崗起義中，陳炯明為敢死隊第四隊隊長。孫在後期能以廣州為基地開展護法運動，陳的軍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孫曾讚陳“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儉樸，我也不如。”
但是，陳與孫的政治理念不同。陳炯明接受了梁啟超提倡的“聯省自治”的理念，主張建立與美國相仿的聯邦政體，首先在廣東搞好民主憲政，逐步向全國推廣，再走向和平統一。孫中山經過了建國和護法的種種失敗，堅信必須采取“中央集權”，要以武力“北伐”來統一中國，以重新建立全國政權。兩人最終產生激烈衝突。
1922年夏，孫中山公開罷免陳炯明的職務。陳炯明的親信大將葉舉，於6月16日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和粵秀樓。孫中山撤退之際，夫人宋慶齡不願與孫同行，認為“目標太大，容易被叛軍發現”，並對孫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我請求你先走吧！”隻身出走的孫中山避難於永豐艦。
在此之前，孫中山已經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過接觸，對俄國革命及列寧本人表示讚賞，很想多了解俄國新政權之成就。此刻，中山對自己的失敗極為失望，在其他列強各國都不肯出手相助之際，他終於下決心尋求蘇俄的幫助。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認定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之唯一夥伴，並指示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國國民黨內部運作，同時要保有組織和活動自主。
在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下，蘇俄援助他建立黃埔軍校，中山才感到走上了切實可行的統一國家的道路。盡管他“出師未捷身先死”，但從廣東大本營出發北伐，打倒所有的軍閥和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仍是他留給繼承者們的曆史重任。
蘇俄僅僅為了黃埔軍校，就援助了300萬盧布的經費，飛機9架，大炮幾十門，機槍幾十架，約萬枝步槍，還有配套的彈藥等等。另有一筆1000萬元的援助經費，供廣州國民政府建立中央銀行。可以說：沒有蘇俄的援助，就沒有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的本錢。
而在資本主義列強看來，社會主義蘇俄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廣州國民政府則是蘇俄在中國的代理人。因此，當國民革命軍向北方進攻時，他們必然支持自己的代理人而放下內部的爭鬥，團結對抗這個南來的“洪水猛獸”。
列寧的逝世對國共前途的影響是逐漸顯現的。列寧本人雖然堅持世界革命的理論，但在國家關係的處理上並沒有放棄本國利益。斯大林繼承了大位以後，暫時延續過去對中國的政策，可大國沙文主義變得越來越赤裸裸。列寧那些帶有國際主義道義的話，從斯大林口中再也聽不到了。
由於過去托洛茨基在蘇共和紅軍中的重要地位，在列寧去世後的幾年裏，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對蘇俄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仍有著相當大的影響。當時在蘇俄有很多中國留學生，他們也被卷進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政治鬥爭，有些人因此受到政治迫害，遺恨終生。
同樣，在中國的共產黨人也無法幸免。托洛茨基開始就堅決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從此，“托洛茨基派”（簡稱“托派”）不僅是蘇共政治鬥爭的對象，而且中共也必須跟著念這個“緊箍咒”。
國民黨基本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是1924到1927年。第二是1927年到1949年。不過國民黨的重大變化是1924年的國民黨改組。這不得不歸公於中華民國的孫中山。眾所諸知，孫中山是一名堅定的反抗滿清封建統治的理想主義政治家，但也正是因其理想主義，孫中山在政治手腕上稍欠火候。
以孫中山為主的辛亥革命表麵成功，實則失敗，在上層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就此也就表明地方軍閥控製了法理政府，在下層，土豪劣紳搖身一變成為新政府的行政官，繼續行巧取豪奪之能事。
此後孫中山又發動護國戰爭，護法戰爭，卻都均告失敗，此時中國革命似乎陷入了十分低靡的狀態。派係軍閥相互鬥爭，北洋軍閥的北洋政府粉墨登場，整個中國千瘡百孔。
但就在此時，俄國的《十月革命》突然成功，振奮了陳獨秀，李大釗等青年，同時也振奮了失意的革命領袖孫中山，並且兩者都《以俄為師》。從而啟動了中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兩件大事：《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1924年國民黨的改組》。
兩者都受到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獲得革命勝利的巨大鼓舞，都萌發了向其學習，建立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念頭。
中國共產黨完全吸收了俄共（布）的優點，自成立之初就成為了一個紀律嚴明，組織緊湊，積極進取的黨。
而中國國民黨的效俄之路卻不盡相同，孫中山是國民黨的黨魁，憑借個人魅力和威望成為國民黨不可撼動的最高領袖，孫中山的選擇基本上決定了國民黨的走向。
孫中山不怎麽認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他認為自己的三民主義更適合中國的國情，更適合中國革命，並且還認為馬克思的理論隻是自己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的一部分，從而覺得三民主義更具有優越性，借此孫中山也否定了將共產主義革命理論引進國民黨意識形態領域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的改組時，國民黨也就隻學習了俄共組織建製的一部分，成為了一個“具有列寧主義組織形式的三民主義政黨”。
然而，雖然沒有學習到俄共的全部優點，但國民黨改組取得的效果卻不菲薄。
“孫中山以俄為師的結果，不僅建立了一個具有群眾性基礎的現代動員型革命黨，而且建立了一支在黨領導和控製下的新型軍隊。”
“黨軍較舊軍隊相比更具有嚴密的組織性和濃厚的意識形態信仰，並因此在與舊軍閥的較量中顯示出巨大的威力。在黨軍組建以前，國民黨連廣東一省都無法統一。但黨軍建立後，不但迅速統一了廣東全省，而且很快興師北伐，所向披靡。”
在北伐戰爭中，國民革命軍一路勢如破竹，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在有革命理想、紀律嚴明、目標明確、民心所向的軍隊麵前，各路軍閥紛紛被秒成了渣渣，望風而逃，簡直是單方麵的碾壓。這和國民黨改組之前軍隊屢戰屢敗的常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毫無疑問，《以俄為師》給國民黨帶來的效益是偉大的。國民黨成為人們心中中國革命的希望。孫中山十幾年以來都想達成的武裝革命的勝利終於在北伐戰爭期間得到了實現。不過遺憾的是孫中山已不能親眼看到此番場景了，孫中山於1925年3月於北京逝世，這也標誌著國民黨孫文時代的終結。
國民黨在改組前後由孫中山定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此確立了和中共的關係。雖說是“聯共”，但國民黨上層並未持此說法。認為中共為初生牛犢之青年成立，血氣方剛，政治觀點有些幼稚，並且黨員隻有兩三百人，因此並沒有把中國共產黨放在眼裏。在國民黨方各大官方報刊中，都先以“容共”的說法出現。中國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國民黨員卻不可以如此加入中國共產黨。
但是隨著國共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組織力差，凝聚力弱，缺乏宣傳能力的國民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力難以與紀律嚴明，意識形態極具吸引力和煽動性，組織極為協調與高效的中國共產黨匹敵，在全國各地的群眾活動中最活躍的都是共產黨員，國民黨內部大量左翼進步青年偏向或者直接加入共產黨。“容共”大有變成“容國”之勢。
這時，國民黨內一些人員感受到了危機，他們懼於國民黨被中國共產黨所吞並，這裏麵以代表國民黨元老的西山會議派和黨內巨頭胡漢民最為恐懼，作為國民黨右派，他們希望在黨內實行“清黨”，胡漢民提出“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主張，希望以此來保持國民黨的純潔性，把國民黨打造成一個黨性極強的效率極高的政黨。
這時正值黨內第一人黨魁孫文逝世之際，黨內關於黨魁繼承人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爭鬥，此時以胡漢民，蔣介石，汪精衛黨內地位最為顯著，此三人雖相互鬥爭，但其中兩人——胡漢民，蔣介石都堅持“清黨”反共政策，汪精衛雖極為左傾，但奈何勢單力薄，在黨魁繼承權的強烈鬥爭之中，右派蔣介石最終勝出，汪兆銘最終反戈，引起了“四一二”等血洗共產黨人的殘忍事件。史稱“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清黨”對共產黨來說傷害確是巨大，但是同時對國民黨內部造成的後果則更為嚴重。
“在這場清洗運動中，被捕殺的非共產黨員人數遠超過中共黨員人數。”
“在這場清黨運動中，國民黨內被淘汰，受打擊的主要是一批對革命有理想，有熱情的黨員。”
這是一場國民黨內的逆淘汰運動，進步青年遭到淘汰，而守舊腐化分子遭到保留。
一批借黨營私的投機分子和土豪劣紳相繼湧入黨內，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仰一落千丈，因白色恐怖組織短時間內達到癱瘓局麵。
“清黨以前，國民黨將自身組織的渙散歸咎於共產黨分化所致，以為將共產黨清除後，國民黨的組織會趨於嚴密。熟料清黨後，糾紛有增無減。”
“清黨以後，共產黨固然清了出去，但是國民黨的紀律也似乎清除了。”
從此，國民黨走上了不要民眾，不要民眾運動的道路，逐漸退化成為一個傲慢的居廟堂之高的“精英”政黨。
1928年東北軍閥張學良易幟，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全國”，然而：“1929年，南京政府僅控製約8%的領土或約20%的領土”。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實際上是十分脆弱的。
“由於黨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麵隻能將政權的組織觸角囿限於上層和城市，縣以下農村基層社會任由土豪劣紳和地痞流氓打著其旗號胡作非為。另一方麵，大量吸納北洋舊官僚進入其各級政權係統，使北洋官場的政治文化得以在南京政權中延續下來，形式上建立了一個新的黨治政權，實際上黨權根本沒有觸動既有的社會和權力結構。”
蔣介石國民黨的黨政機器十分脆弱，這不乏有諸多原因。
第一是蔣介石國民黨清黨以屠殺共產黨的四一二大屠殺的影響使國民黨，從一個革命黨變成了一個被民眾所厭棄的腐敗的執政黨，所有和群眾運動相關的活動都被看作是帶有中共的影子，因此對發動群眾，走進群眾的群眾運動十分反感，以至於取消了全國所有帶有“左傾色彩”的群眾活動和群眾組織，直接使《民國》黨政機關徹底脫離群眾。
第二個則是蔣介石國民黨與生俱來的痼疾——組織渙散。蔣介石國民黨“僅襲用俄共的組織形式，而未能得其精髓，組織技巧與意識形態相脫離。”蔣介石國民黨內部組織散漫，紀律廢弛，訓練缺乏，宣傳乏力，民運空虛，黨風敗壞在國民黨執政後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黨政關係的失衡，在國民黨內部流傳的“學而優則仕，學而不優則黨”的說法是對此的生動寫照，國民黨最初在全國實行黨政分開，期望以此走向民主政治，可事與願違，此舉並沒有有效建立起民主政治製度，卻削弱了它的黨治權威和黨治基礎。黨政分開首先在體製上奠定了黨政之間相互衝突的基礎，在這種“雙重衙門製度”下，黨機關處於不利地位，行政機關的權力遠大於黨機關，在大部分地方基層，黨組織形同虛設，根本不能起到發展黨員，宣傳黨義的作用；在薪俸上，黨務人員的薪俸遠低於行政人員，有時同級人員的薪俸竟相差十倍左右，黨務機關變成了門可羅雀的“冷衙門”，無人問津。
“在黨政的權力競爭中，因國民黨中央傾向於將地方政治交給地方政府主控，地方黨部被置於次要的和無足輕重的地位，最終淪為地方政府的附庸。”
國民黨本是效仿蘇俄辦黨模式，但蘇俄黨治自上而下貫徹到底，黨權高於一切，黨權對政權處於絕對領導地位，但在國民黨的辦黨是實踐中，“以黨治國”變成了一種口號，黨治在地方中逐漸成為了可有可無之物。
第四：以軍治黨，重軍輕黨。在孫中山執政時期，國民黨尚能把控形勢，革命軍隊掌握在黨機關手中；在孫中山逝世後的第二代黨魁競爭中，蔣介石以黨軍做大，戰勝以黨統為底牌的胡漢民和汪兆銘，一家獨大。蔣介石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逐漸迷戀於君權和軍治，在成為政府首腦後把軍治思想運用到黨政體製中，總理遺訓中的“以黨治國”，“以黨治軍”衍變為“以軍治國”，“以軍治黨”。
軍事機關離開了黨，黨不能指揮槍，說明軍權已膨脹，黨權在低落。
國民黨政府中央“中政會”，“中常會”權力被架空，隻有控製軍隊的官員才擁有實權，中央尚且如此，地方情況更是嚴重：在地方上，太原的閻錫山，武漢李宗仁，東北的張學良，開封的馮玉祥，廣州的李濟深，各自傭兵自守，形成一個個獨立的軍事權力中心，南京政府名義上統一全國，實則並不能掌控全國的局勢。蔣介石對黨人和黨治的作用的忽視客觀上造成了國民黨黨權的衰落。
“一黨專政雖然是國民黨政權最顯明的特征，但國民黨始終未能建立一個具有嚴密滲透性的強勢的政黨組織體係。國民黨政權的實際支撐力量主要不是鬆弛渙散的各級黨務組織，而是軍人和武力。”
第五：派係鬥爭。國民黨內部的派係鬥爭是國民黨的頗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但也是國民黨潰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北伐時期國民黨的內部派係就已然成立，最初有代表黨內“老同誌”的西山會議派和代表黨內少壯派的汪兆銘的改組派，後來在國民黨執政期間又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首的CC係和軍政人物領導的力行社和政學係。由於國民黨在法理上“黨外無黨，黨內無黨”，各個派係大都秘密行動，在國民黨政府長達近二十年的執政時間裏，黨內各個派係為爭奪政治權力相互傾軋，形成了惡劣的政治影響，使組織本就渙散的國民黨雪上加霜，到抗戰之後黨組織已有風雨飄搖的立將分崩離析之勢。
蔣介石在國民黨的派係鬥爭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執政時期的各派係在其本質上都是擁蔣派係，它們都對蔣介石負責，蔣介石為防止其中一方權力過大，挑戰其黨治權威，便都賦予各方一定權力，這在客觀上使蔣介石毫無疑問的成為了國民黨的權力領袖，但是其造成的黨內強韌的內耗和自毀機製卻重創了國民黨機器，使國民黨在後期再無回天之力。
派係鬥爭對國民黨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不過最嚴重的問題還是“清黨”使國民黨脫離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有和群眾運動相關的活動都被看作是帶有中共的影子，因此對發動群眾，走進群眾的群眾運動十分反感，地方各種工會，農會都有名無實，全成為了黨機關形式上執行黨權的麵子工程。國民黨自稱是代表全民的政黨，實際上是兩不討好，資本家，地主，精英上層和工人，農民，勞苦群眾都沒有在國民黨那裏找到自己階級利益的歸屬感。全國近一半地區都沒有像樣的省黨部。中下基層的黨組織基本上銷聲匿跡，黨在地方基層上的權力甚至不如哥老會，老鄉會這樣的民間組織，有時行使權力還要通過民間組織長老的通許。“城市有黨，農村無黨”是此類情形的真實寫照。
抗戰給國民黨提供了寶貴的重整旗鼓的機會，民族主義情緒使國民黨取得了一定的統治合法性，獲得了民眾的支持。國民黨在和共產黨在抗戰期間展開了對於組織的競爭，“就僅量的擴充而言，國民黨是這場組織競爭的優勝者。
"1939年—1945年間，國民黨普通黨員每年平均以30萬—40萬人的速度增長。1945年前後，國民黨普通黨員增至264萬多人，軍隊黨員多達423萬餘人。同期三青團和共產黨員人數是124萬和124萬。”
但是實際上此中卻有很大水分，為擴大組織規模，國民黨大批大批強製軍隊，學校教職人員，黨政人員集體入黨，濫收黨員成為國民黨的又一大問題，實際上，集體全部入黨等於沒有入黨，入黨程序缺乏篩選性和淘汰性，大批行政人員，教職人員為保住飯碗不得以而入黨，更有甚者，竟三番五次請求退黨。
“對一個政黨而言，當其黨員到了要求脫黨，或連開除黨籍也毫無顧忌的時候，也就意味著它已喪失了作為一個政黨的基本組織機能和凝聚力。此時黨紀實際上已蕩然無存。”
到了解放前期，國民黨形象已淪落不堪，黨機器千瘡百孔，整個黨內如同被蛆蟲侵蝕的朽肉，這與國民黨本身的沉屙疾病是不能逃脫幹係的。
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汪精衛。這時的汪精衛並不了解蔣介石的心理，覺得是小事一樁，就把季山嘉的原話轉給了蔣介石，還勸其蔣介石不必計較。汪精衛的出麵讓蔣介石很不高興。在蔣介石看來，汪精衛雖然坐在孫中山原來的位置上，但並不值得特別尊敬，尤其是作為軍委主席名不副實。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明爭暗鬥不斷升級。
蔣介石最近比較焦躁，因為他幾乎受不了政治暗鬥。除了非議他的謠言開始流傳外，最令他失望的，是他寄予極大期望的北伐計劃，竟遇到來自於蘇聯顧問團的阻力。本來，他對個別蘇聯顧問還是頗有好感的，如孫中山任命的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廷和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可是，加倫回蘇聯治病和療養去了，鮑羅廷也回莫斯科匯報工作並休假去了，換由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全權負責，麻煩由此而生。
季山嘉認為，北伐的政治、軍事等方麵的條件還不成熟。但是，他不了解北洋軍閥的實情，過高地估計了北伐的困難，甚至對國民革命軍有輕侮之意。蔣介石不堪忍受，開始向季山嘉表達不滿，令對方有所顧忌。
季山嘉為了緩和關係，就找了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汪精衛。汪這時並不了解蔣的心理，覺得是小事一樁，就把季山嘉的原話轉給了蔣，還勸其不必計較。汪精衛的出麵讓蔣介石很不高興。在蔣看來，汪雖然坐在孫中山原來的位置上，但並不值得特別尊敬，尤其是作為軍委主席名不副實。
蔣介石左思右想之後，判斷季山嘉的輕侮和疑忌應是個人行為，不是蘇俄對中國革命在方針上的改變。他在日記中設想，接下來有三條路可走：一是繼續積極推動北伐，衝破難關；二是從此變得消極，以減輕責任，為下野留出餘地；三是出國到莫斯科一遊，趁機多研究一下蘇俄的經驗，為東山再起做準備。
蔣介石先做了一步試探——向汪精衛要求辭職，除了黃埔軍校校長一職以外，其他的都辭。汪精衛大驚，極力勸阻，表示“如因兄糊塗，致弟辦事困難，則兄不吝改過。”蔣介石隨後再加一碼，向汪提出赴蘇俄的請求，顯示出破釜沉舟的決心。這一下，不僅汪精衛被逼得苦苦相求，連季山嘉的立場都軟了。蔣介石心裏已經有了底——他們暫時還沒有準備換掉自己。於是，他開始直接與遠方的鮑羅廷聯係，要求換掉季山嘉。
同時，蔣介石在自己的控製範圍內動手，除掉可能的敵人。他感到嫡係第一軍中的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在蘇俄顧問和汪精衛那裏特別受寵，有被拉攏的可能，於是果斷下手，突然將其扣押並免職，由親信劉峙接任師長。
這一場爭鬥，以蔣介石獲勝而告一段落，這是他第一次施展政治手腕成功，令其喜出望外。在1926年2月27日的日記中，他這樣總結道：“凡事應認明其原因與要點，要點一破，則一切糾紛不解自決。一月以來之難境心戰，至此稍安，然而險危極矣。”
於是，蔣介石要展開反擊。他找到汪精衛，聲言季山嘉“專橫矛盾，如不免去，不惟黨國有害，而且牽動中俄邦交”。汪精衛不置可否，反過來勸他不必將情況看得如此嚴重。蔣說：“如不準我辭職，就應令季山嘉回國。”已明顯地在要挾汪。汪還是沒有明確表示，但是答應找季山嘉談話，把蔣應付過去了。
汪精衛這時才意識到，蔣某人已非昔日有勇無謀之匹夫，開始施展政治手段，咄咄逼人。但是，他隻是想在適當的時機警告一下蔣，並未真想鬧翻，否則，自己還必須重新物色一個軍事上的助手。
一周過去了，蔣介石提出的要求沒有任何積極的效果，他開始焦慮起來，偶爾會向自己的親信說幾句抱怨的話。這幾個親信包括：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王柏齡，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第一軍經理處處長徐桴，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歐陽格等。這些人本來就不讚成“三大政策”，隻不過在形勢下順大流而已，現在，他們發現蔣本人也對蘇方和左派產生了厭惡，感覺有機可趁，就開始有意挑撥離間。
3月12日，蔣介石在季山嘉與他討論北伐問題時，居然將對方的方案一一駁斥，全盤否定。汪精衛覺得這樣下去不行。3月14日，汪對蔣說，你赴蘇俄的請求被批準了，可以盡快出發。這是蔣言行中的一個破綻，被汪抓住了。
蔣介石突然感到不妙，他開始懷疑所有的謠言誹謗等反蔣活動，都出自於汪的陰謀，頓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在他看來，汪精衛有蘇聯顧問團和共產黨支持，又高踞權力頂峰，可號令其他非蔣嫡係部隊。從這時起，他開始對周圍的一切活動都保持警覺。
3月18日，歐陽格跟他的侄子歐陽鍾串通，由後者從海軍局調艦，造成軍艦異動。歐陽鍾的身份是黃埔軍校交通股長，自稱接到軍校教育長鄧演達的電話，奉蔣介石之命，要軍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調遣。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改名自孫中山避難之永豐艦）艦長是共產黨員李之龍。李雖覺有點蹊蹺，但絕對想不到有人敢假稱蔣校長的命令，所以就簽署調令，讓寶璧、中山二艦赴黃埔聽命。
3月19日，蔣介石因事前往廣州，正碰上汪精衛。汪上次給了蔣一個難堪，還沒有機會和解，隻好沒話找話說：“你今天黃埔去不去？”蔣答道：“今天我要去的。”二人分手之後，汪想找機會再同蔣談一談，以緩和關係，於是兩次打來電話，問蔣：“黃埔什麽時候去？”這使本來就警覺的蔣介石產生了懷疑：他為什麽今天總是急急地來問我去不去呢？於是改口說：“我今天去不去還不一定。”
到下午1時左右，李之龍從黃埔給蔣介石打來電話，請求將中山艦調回廣州，預備給蘇聯代表團參觀。蔣表示：“我沒有要你開去，你要開回來，就開回來好了，何必問我做什麽呢？”放下電話後，蔣介石越想越懷疑：中山艦本來隻有我能調動，你李之龍為什麽擅自將中山艦開往黃埔？而我不在黃埔在廣州，你又要開來廣州？他聯想到汪精衛催他去蘇俄，今天又3次詢問他的行蹤，頓時覺得發現了一個大陰謀：汪精衛和蘇俄顧問指令共產黨員李之龍，要用中山艦將自己綁架到蘇俄！
蔣介石一旦想到了這個“謎底”，馬上就不再關心其他任何事項，而集中全部注意力來應對“危機”。他立即找來陳肇英、徐桴和歐陽格，商議對策。陳和徐對蔣關於綁架他的判斷感到吃驚，始作俑者歐陽格也假裝驚訝，由於他們過去一直希望出現這種矛盾，所以都未表示異議。蔣對他們分析說：黃埔軍校內有不少共產黨員，所以呆在學校並不安全；廣州城有朱培德的滇軍，其中共產黨掌握的兵力也不少，加之海軍內有李之龍等共黨分子，因此在省城更難掌控；隻有潮、汕地區，經兩次東征洗禮後，我等頗有根基，可謂安全之地。這下歐陽格暗暗叫苦，事態朝著出乎他們意料的方向發展了，卻又不敢明說，就胡亂編了一些不同意見。但蔣介石心意已決，下令馬上準備動身。
下午5時，蔣介石乘車前往天字碼頭，準備乘船去汕頭躲避。由於時間匆忙，讓剛趕來的陳立夫隨車同往，並在車上向他說明情況與對策。立夫乃蔣之義兄陳其美之侄，剛從美國畢業回國，前來投奔蔣介石。年輕氣盛的陳立夫問道：“有兵在手上為什麽不幹？”蔣知陳指發動兵變，沒有說話。陳又說：“昔秦始皇不惜焚書坑儒，以成帝業。當機立斷，機不可失。退讓與妥協，必貽後悔。”蔣介石覺得陳立夫說得不無道理，心想：“如果我就這麽走了，政敵必然以此為口實，誣蔑我私自逃跑，豈不是太滅己威風，長他人誌氣了？權利可以放棄，名位可以不顧，氣節豈可喪失乎？！”此刻，汽車已到碼頭，蔣介石毅然決定：返回，拚它個魚死網破！
1926年3月20日淩晨4時，蔣介石以第一軍為主力，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全城立即戒嚴，宣稱要防止中共和蘇聯顧問季山嘉兵變。歐陽格、陳肇英奉蔣介石之令占領中山艦並在家中逮捕李之龍，部隊包圍蘇聯顧問、代表和共產黨機關，扣留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的中共黨員，嚴密監視汪精衛和鄧演達。同時，任命歐陽格為中山艦艦長。
早上，汪精衛剛起床，親信就向他報告了兵變的消息，把他震驚得不知所措。他的警衛還說，發現住所周圍有軍隊的人站崗，電話也打不出去。汪慌忙問：是誰的部隊？警衛說不知道，對方也不回答他。汪跟夫人相互對望了一下。陳璧君平時雖然逞強，卻是第一次經曆“秀才遇上兵”的情況，也不免慌張，兩人的眼神都驚異不定。
中華民族八年《抗日戰爭》， “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做了什麽？它把納稅人的錢用到了哪裏？它的主力部隊又在哪裏？“
八年《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做了什麽？它把納稅人的錢用到了哪裏？它的主力部隊又在哪裏？“說得好，國民黨蔣介石但凡有一點點能力，就不至於當初連幾個紅軍都消滅不了，還讓他們發展壯大，更不至於在短短4-5年的時間，就被共軍殲滅幾百萬國軍，趕到荒涼小島上-台灣去了，好意思嗎？本人無黨無派，身居海外，但還是要說，國民黨蔣介石就是個無能的垃圾黨和領袖，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更不要在中共大閱兵時，也跑出來丟人現眼，可笑之極。“有人回答。
《國民黨需要的不是爭功而是反省》一文。“寫的好。有理有據。國民黨精於內鬥，對外裝孫子。在台灣，不敢反台獨，而盡力去中國化。有什麽臉爭功？“有人點讚。
有人評論：“這段曆史很值得回味，更值得研究。不要說國民黨爭功，就是現在也有人借機給蔣介石加封“民族英雄”的稱號而不惜顛倒曆史事實。國民黨執政期間，日本大規模入侵，雖然張學良不抵抗放棄了東三省，蔣介石作為國軍統帥，1931年至1937年這六年中也是沒有對日本的占領采取過任何收複失地解救民眾的軍事行動，倒是對共黨紅軍根據地實施了多次大規模軍事圍剿。1927年蔣介石翻臉殺共黨，殺了四年沒殺幹淨，日本人就占了東三省，蔣介石不甘心，寧可放著東三省給日本人占著，也要圍追堵截滅共匪。直到1937年，占領東三省六年的日本全麵軍事準備做好了，七七事變爆發了全麵侵華戰爭，蔣介石和他的國軍是日本人必須消滅的目標，不幹掉國軍大東亞無法共榮，蔣介石在麵臨滅頂之災的時候不得不傾國軍全部對日作戰了。算起來1927年4月殺共開始，到1937年七月抗戰爆發，蔣介石率領國軍剿共十年不果，期間放縱日本六年。有分析指出宏觀上看是美軍對日本的毀滅性打擊，導致了日本最終的失敗投降，國民黨政府應該去哪裏爭功呢。現如今國民黨隨時會成為在野黨，曾經的國民革命政府已經是記憶中的事情了。“
該文作者在2015-9-3己經說：“正由於無能，國民黨很可能成為曆史。不是被共產黨最後消滅，而是被自己。所以檢討抗戰還真是國民黨生存下去的機遇。可惜馬(英九）兄有錯過了。為了麵子，丟了裏子。“預見得很準！到了今年馬英九還在阿Q自嗨。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己亡。
“中共的抗日從31年就開始了！國軍什麽時候開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對付日軍占領區所有偽軍及日軍，偽軍不打國軍，國軍隻對付日軍。國外對中國的援助幾乎都給了國軍，中國的稅收也絕大部分給了國軍。國軍在西南抓‘壯丁’，由於官員貪汙餓死上萬壯丁(來美後才看到此新聞)，國民黨就這樣保為國家?如沒國際反法西斯和中共的抗戰，中國又要被外人統治！“
轉發《國民黨需要的不是爭功而是反省》
作者：馬力 發表時間： 2015-9-3
發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侵華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場巨大的災難。人口隻有中國的六分之一、國土不到中國的二十分之一的日本，從1931年開始入侵中國到1945年戰敗投降的十五個年頭裏，在中國領土上肆意掠奪財富、奴役和屠殺中國人民。在最糟糕的時期，日本侵占了中國大部分國土。十五年的侵略造成中國的傷亡總數超過三千四百萬人。其中有三千多萬，即90%以上是平民。所有這一切從頭到尾都發生在國民黨統治中國的年代。今天，國民黨不是反省當年統治失敗造成的巨大民族悲劇，而是熱衷於同裝備落後很多的中共軍隊比所謂的抗日戰績，實在讓人不可思議。
外族的入侵時常發生。二戰時還有比中國損失更大的國家，那就是蘇聯。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德國在和平條約的欺騙下，集中了幾十萬軍隊對蘇聯發動閃電般的突然襲擊，爾後在蘇聯戰場上投入了幾乎所有的精銳部隊和最佳裝備。在蘇聯人的傷亡中軍人所占的比例高於中國的一倍以上。而當時的日本隻是把一小部分最精銳的部隊派往中國，大部分則前往太平洋戰場與美軍作戰，或留在所謂的滿州國準備進攻蘇聯。最主要的是日本沒有集中大量兵力對中國發動悴不及防的突然襲擊，而是以小股部隊不斷試探逐步深入中國腹地的。從1931占領中國東北起到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的“全麵抗戰”，日本占領軍不斷製造新的事件伺機進犯擴大領地。有頭腦的人都知道中日之間總有一天會爆發大規模戰爭，至少中國應該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國土。這就是說國民黨政府至少有六年的和平時間用以戰爭準備。
但國民黨政府做了什麽？它把納稅人的錢用到了哪裏？它的主力部隊又在哪裏？在接近日軍的前沿，國民黨政府又建築了哪些防備設施？有幾道防線？每道防線又有多少軍人和裝備？有沒有應對突發事件的軍事機構和力量？有沒有一個有效和統一的戰事指揮？又進行過多少次反侵略演習？國軍將領又去過幾次前線視察？國防部和參謀部開過多少會議討論如何防範日本軍隊的進攻？如果前線失守，又有什麽增兵計劃或撤離手段？如何在戰時保護平民百姓？如果這個政府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話，所有這些準備在當時的背景下都是理所當然和不可或缺的。但是國民黨政府究竟做了什麽？今天國民黨總是借口共產黨搗亂使國軍不能盡力攘外，但國軍用於圍剿紅軍的隻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軍隊無異於吃喝玩樂，浪費納稅人的錢。
在麵臨日本隨時可能的入侵之際，國民黨的中國幾乎是一個沒有國防的國家，沒有有效的邊境和防線。由於害怕嚇著了日軍打草驚蛇，故意減少和回避與日軍衝突相關的軍事訓練和活動。蔣介石不僅不加強前線的防守，相反抽掉己編入國軍鎮守東北的張學良部隊入關“剿匪”。日本關東軍便趁機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在事變中為了保護自己的實力，張學良的軍官不顧國家安危一再下令不許抵抗，並允許繳械投降。僅萬人的日本關東軍輕而易舉地打退四十多萬東北軍，其中包括近二十萬精銳部隊。不到四個月，整個東北淪陷變成後來的滿州國。輕而易舉的意外勝利不僅暴露了中國的弱點，也因此大大鼓舞了日本進一步冒險擴張的野心。當時以中國軍隊的數量和裝備完全可以擋住日軍的試探性進犯，中國抗戰的曆史也因此會重寫。
新收編的軍閥部隊如此，保定軍校科班出身的正規軍同樣是半斤八兩。在保衛南京的戰役中，主動請纓的國軍上將唐生智在戰事剛剛失利時，接到蔣介石和顧祝同的撤退命令後倉惶逃離戰場，丟下十多萬軍人任人宰割，進而造成三十萬同胞被屠殺的世界慘案。抗戰時國軍中這樣的烏龍很多。就是一些所謂的勝仗也是問題百出。十幾倍的兵力仍占不到什麽便宜。本人過去也懷疑中共貶低了國民黨抗日。看到大陸改革後拍攝的吹捧國民黨抗日的電影大失所望。感覺隻有一個，就是不解和憤怒。國民黨和其軍隊的無能、自私和卑劣是丟掉中國半壁河山的真正原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擁有德械和美式裝備的國軍一樣昏庸無能。中國軍人在抗戰中的傷亡比例如此之低(不到10%)，足以說明國軍抗戰的勇氣和誠意。
國民黨總是強調中國軍隊的裝備不如日軍。但差距不是說的那麽大，至少小於抗美援朝時中美兩軍的差異。從台灣拍攝的抗戰教育片來看，抗戰初期國軍擁有20個德械師，坦克、飛機和大炮等重武器。僅在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從張學良那裏繳獲的戰利品中就包括260架飛機、25輛坦克、2500挺機槍、650餘門大炮、2300餘門迫擊炮等等。抗戰初期，西方國家假裝中立，在對日本出口能源鋼鐵的同時卻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但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國民黨獲得大量美式裝備，但仍未能阻止日本的進攻。
國民黨的抗戰失利不是裝備的問題，而是在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戰略思想指導下的實行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結果。軍事訓練不夠準備不力，以至戰時軍心渙散鬥誌不足屢戰屢敗。這是地地道道的執政黨和政府的腐敗和失職。在東北淪陷後，國民黨本來還有機會阻止日軍冒險。在1932年1月28日軍進犯上海時，蔡延鍇將軍領導的第十九路軍總共隻有三萬多人率自奮起反抗，在最初的一個星期中擊退了包括後來五千多增援部隊在內的近萬日本軍隊。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卻見死不救按兵不動。雖然前線一再請求呼籲，國府拒絕派遣任何增援部隊，甚至拒絕補充十九路軍的戰地損失和醫救設備，克扣十九路軍的軍餉並截留捐款。
國民黨政府不僅對戰事視而不見，還電告全國：“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成了徹頭徹尾的賣國政府。駐守上海的國民黨海軍也與日本海軍達成協議不支持十九路軍地抗戰。此時日本的增援兵力已經達到2、3萬人。英勇的十九路軍仍然堅持作戰拖延時機等待救援。敢死隊甚至潛水炸傷了日軍的旗艦“出雲號”，在日本國內引起震動。最後日軍增援部隊超過6，7萬人，飛機兩百多架，迫使十九路軍退守第二戰線。一個多月後的三月三日，國際聯盟要求中日雙方停戰。五月五日，國民黨政府與日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隨後為抗戰立下第一功的十九路軍被調離前線開往福建。從兩方參戰的人數來看，後來的所謂勝仗都遠遠不如自發的十九路軍的抗戰。可見作戰意誌和士氣的重要性。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如果不是奉行投降主義政策，國民黨完全有可能把日軍阻止在沿海一線，至少不會失去大半江山。為了掩蓋無能於是便神話日本軍隊。如果沒有後來的解放戰爭，也許真能欺騙世界。但日本用了八年時間才隻占領半個中國，而後來的共軍隻用不到一半的時間便全殲國軍解放全中國。那時的國軍有更多的美式裝備，戰力應不亞於抗戰時期，而共軍的裝備也就是從投降日軍那裏接受了部分重武器，並不比日軍更加優越。可見中國戰場上的日本軍隊也同樣無能，隻比國軍強一些。就強這麽一點使中國遭受了慘痛的損失。
國民黨政府為阻止日本入侵沒有盡到應有的責職，對中國淪至日本鐵蹄之下並造成三千多萬人民的死傷負有不可推卻的責任，是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罪人。雖然在中國人民和共產黨的聲討和強迫下，國民黨政府自食惡果被動抗戰，所取得的與實際軍備力量不對稱的微弱戰績遠不足彌補犯下的罪行和造成的損失。在所謂的“全麵抗戰”最初的四年裏，中華民國甚至不敢正式對日宣戰。直到1941年12月9日，美國和英國都已對日宣戰後才敢對日本宣戰。難怪連戰敗的日本都不願從心裏承認中國的勝利。
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失職，抗戰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不是國民黨的勝利。在中國慶祝抗戰勝利的同時，中國應正視曆史，追究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討好洋人失守中國的罪責。今天在台灣的國民黨和馬英久先生如果真想重拾民意，還曆史以公道，請回答前麵提出的那些問題。如果不能，應該跪下向中國人民謝罪請求原諒，否則沒有資格竊取抗戰的勝利成果。
在中國人民浴血奮戰死傷幾千萬軍民取得了抗戰的勝利後，國民黨政府為了獲得西方國家和戰後日本的支持，不在東京審判中爭取對中國的戰爭賠款。而美國為了補償用原子彈轟炸日本造成的人道危機，也不惜犧牲中國的最大利益免談日本對侵華戰爭必須支付的賠款。事後說不過去便用媒體到處放風說是中國自己放棄了日本賠款。英國同樣拒絕戰後把香港還給中國。作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中國在戰後所受的不平等待遇不亞於一戰後的巴黎和會所為。然而戰後的中國因迅速轉入內戰而對此無暇顧及。實際上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援助就已經轉向日後與共軍的逐鹿之戰。
不知中共何時失去了話語權，與擁有國家資源和外國裝備的國民黨爭功，而不是檢討和反省曆史，追究執政者失守中國的責任。正如我前文所說，二戰實際上有兩個戰場。除了在生死麵前的苟合外，不存在真正的國際反法西斯陣線。所以熱戰之後緊接著便是冷戰。冷戰不過是二戰中第二戰場的繼續。二戰持續到今天，社會主義陣營在不知不覺中倒下，正是因為把二戰單純地理解為東西方聯合抵抗法西斯軍事侵略的戰爭，沒看到資本主義的全麵入侵所發起的另一場戰爭仍在繼續，在幻想中放下了武器，解除了武裝。有人甚至幻想把當年的露水夫妻變成終身夫婦，指望能白頭到老。結果殘酷的現實卻是日本重又占據了中國的釣魚島；當年被十九路軍擊傷的“出雲號”再次掛旗出航，向中國示威和嘲弄。中國需要的是一條不同於當年國民政府綏靖主義的路線，自力更生自強不息，用實際行動正告一切外敵打消用軍事手段征服中國的美夢。
評論：“這次北京閱兵，連戰和習近平一起，對中國的抗戰時間由原來的八年抗戰講法變為十四年抗戰，就是以九一八事件為起點了。我以為這樣的講法是給國民黨足足的麵子了。中國人民抗戰十四年，模糊了蔣介石的國軍1931年至1937年這六年不抗日專打共黨的曆史。“
評論：“兩黨爭功是扯淡! 沒有國共合作，國民黨不但要和共產黨為敵，還要和汪偽為敵，不要說正麵戰場了，後方它都受不了。內部又不團結。三麵受敵，四麵楚歌。最後肯定的投降。還有沒有美國和蘇聯的幫助，最終取得勝利需要非常長的時間。
台灣隻有連戰和新黨能站在中華民族的角度上。其他的都是混帳。中國政府應該至少給連戰一個共和國榮譽主席或副主席的位置。以顯示第三次合作和統一的決心。“
評論：“國民黨一直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至今流落到孤零小島，依然內戰不停，這就決定了這個黨岌岌可危的結局。“
評論：“好文。若不是提醒，真以為國軍在正麵戰場的功勞被共產黨貶低了。是蔣介石的私欲、頑固、無能、愚蠢才是中國14年慘痛經曆的主因。馬英九還好意思爭功？“
評論：“有道理。客觀說來，1937年之前除十九路軍的自發抗戰，國軍真沒有什麽戰績可言。東北聯軍恐怕不是國民黨的部隊。“
評論：““沒有國共合作，國民黨不但要和共產黨為敵，還要和汪偽為敵，不要說正麵戰場了，後方它都受不了。內部又不團結。三麵受敵，四麵楚歌。最後肯定的投降。”
“農民有了土地固然士氣很高。但失去土地更能拚命。國民黨不重視農民利益，迷信黃浦的軍官，所以沒能調動士氣。”
“我覺得在抗戰問題上，國民黨的過和反省是主要的。先把狼放進來再打狼，打死也沒有多大功勞。“
“在抗戰問題上，國民黨的過和反省是主要的。先把狼放進來再打狼，打死也沒有多大功勞。
有道理，但是在當時的局勢下能做出正確判斷的是偉人，歐洲戰場，法英美蘇也把德國放縱了。另外，中國當時的全麵實力真的是跟日本沒法比，自然就容易氣短。近代中國離日本實力最接近應該是甲午戰爭。“
“國民黨馬英九，和他們的能力是相符的，僅此而已，不能指望他們。“
“好文章。說得太對了。
馬英九和郝柏村等人爭功太過，反思嚴重不足。結果到現在國民黨馬上就要被邊緣化了。“
美化民國，曲解曆史，曆史，可以有爭議，但絕不可以粉飾，更不可以以爭議去洗地。曆史，可以有爭議，但不能任人胡說八道，更不能借爭議之名行洗白之實。
【中華民國（1912年——1949年），是辛亥革命以後建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簡稱民國。】？而事實上，亞洲曆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是1776年—1886年存在於南洋婆羅洲(現稱加裏曼丹島)上的海外華人所創立的第一個共和國，這個才是亞洲曆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說《中華民國》，是張冠李戴，強行美化啊。
《中華民國》：孫中山當了四十三天臨時大總統後，被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時期的中華民國不到幾個月，就被袁世凱一紙調令即可把蔡鍔從雲南調到北京，北方牢牢控製在袁世凱手裏，內蒙東北也是唯袁是從。隨即改國號為《中華帝國》。
《中華民國》即亡。
袁世凱死後軍閥輪流執政，稱《北洋政府》。得到國際承認。社會穩定嗎？那連年的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盜賊四起，土匪橫行，這樣的民國是社會穩定？
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晉奉戰爭、二次北伐、河湟事變、蔣桂戰爭、二廣戰爭、中原大戰，……中原大地戰火紛飛的時代竟然是黃金十年？
1933年3月8日，蔣介石國民政府頒布了銀本位幣製造條例，實行廢兩改元。然後貨幣超發，成為了世界罕見的惡性通貨膨脹。大量國民財富化為烏有，肥了四大家族，導致國民經濟全麵崩潰。這其間隱藏在文字後麵的民生艱苦又有誰能看到？
當時的人們絕大多數是文盲，能讀得起書的，又有多少？
人均壽命35歲的社會，值得為之讚美不？何不食肉糜！
《中華民國》詞條裏說到憲政、共和、民主，又有哪一條落到了實處？獨裁的蔣介石政府竟然在今天吸粉無數，這些充斥了虛假的曆史信息的百科詞條絕對功不可沒。
是的，兩種百科詞條均聲稱其是開放的，人人都可以編輯詞條內容。但又有幾個人在看到詞條不對或有問題時，能花費無數的時間與精力去考據與修改？
日本九一八以前，蔣介石政令不出江浙，南方稍有統治權，北方在軍閥手裏，東北滿洲國。
日本投降以後，國共割據，蔣介石一年不到即被轟下台。
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又一次亡了。
馬英九去中國大陸大談《九二共識》沒有變，九二共識等於什麽？等於放屁。《九二共識就是中華民國》嗎？馬英九在中山陵悼念孫中山時，孫中山會認同台灣是《中華民國》嗎？馬英九的中國行正對上蔡英文的過境訪美，目的為選舉拉票，結果如何？
到台灣後蔣介石從1948年到1975年當台灣領導人。
嚴家淦從1975到1978年當台灣領導人。
蔣經國從1978年到1988年當台灣領導人。
李登輝從1988年到2000年當台灣領導人。
陳水扁從2000年到2008年當台灣領導人。
馬英九從2008年到2016年當台灣領導人。
蔡英文從2016年到2024年當台灣領導人。
這跟中國曆史上的《中華民國》有何連續關係？
一個國家有國號，國土麵積，得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承認才行。
自說自話，胡編亂造，胡說八道就能自嗨自稱一個國家了？
而且，就拿蔣介石也說，蔣介石敗走台灣：中華民國早就滅亡了。
台灣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郭正亮日前表示，蔣介石1950年的確曾說過“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根據1950年10月台灣國防研究院出版的《蔣總統集》第二冊（演講），1950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莊對國民黨幹部講話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已成了亡國之民。”.
就從《台灣領導人》來看，有哪一個是繼續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了？還是繼續了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了？
就是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和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是有一絲一毫的一脈相傳嗎？孫中山的《中華民國》是聯蘇，容共，扶助工農。而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是屠殺共產黨和同情支持共產黨的一切人。
《台灣領導人》繼承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還是蔣介石的《中華民國》？
從曆任《台灣領導人》來看，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一致嗎？
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是要《反攻大陸》統一後的《中華民國》。
蔣介石兒子蔣經國的《中華民國》，己變了，明知《反攻大陸》統一是不可能實現的，《中華民國》隻是台灣的代名詞。
李登輝就不認《中華民國》了。
陳水扁是繼承李登輝的。
蔡英文也是繼承李登輝的。
馬英九執政八年。應該說是一個機會。
兩岸《統一》，對誰有利？這個問號是指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後的兩岸《統一》。毛澤東時代的《解放台灣》與改革開放後的兩岸《統一》是有區別的。
再說兩岸《統一》，對誰有利？
從大陸走資派政府來說，圖個名，在其任上完成了中國統一。
從台灣來講，好處多了。
一是對國民黨有利。國“共“兩黨哥倆好嗬，第三次合作。此時的走資派“共產黨“己《廢敵為我》，親切地稱《台灣同胞》《兩岸一家親》等。《惠台政策》從中央到地方千條萬條。而《台灣同胞》《兩岸一家親》幾乎隻為國民黨而為。
二是對台灣資本家。來大陸經商，優惠，優惠，再優惠。
三是對台灣名人來大陸撈錢。開放，開放，再開放。
馬英九執政八年。與習近平密談，馬英九隻要提一個要求，允許在大陸發展國民黨黨員即可。帶著台灣和習近平統一了。馬英九就可繼續當台灣的頭，大陸不會收稅，一切照舊，國民黨的官員到中央當官了。在大陸發展國民黨黨員一定很快超過共產黨員人數，國民黨的官員到中央當官的一定大量增加，這比蔣介石的《反攻大陸》統一容易多了。
四是沒有台灣民進黨的事了。
五是台灣人真正在世界上有地位了。
然而，馬英九聽美國的。自己又無主見。隻能無作為。無作為不要緊，默不作聲也就算了。但馬英九還是要作秀，阿Q自嗨。
1923年8月，孫中山特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一行4人，赴蘇聯學習考察，曆時3個多月。他們訪問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黨政軍機關、學校、工廠、農場、博物館等地；先後與軍事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裏寧等國家領導人會談。
蔣介石對軍事方麵特別重視，重點了解蘇聯紅軍的情況。蔣對蘇軍內實行政治委員、黨代表製深表讚賞；對其軍械武器的研究與進歩，也認為可與歐美各國相競爭。他還向蘇方提出請求，希望蘇聯派軍事顧問赴廣州，支持孫中山的軍政府。
蔣介石比汪精衛小4歲，人生經曆和性格稟賦與汪完全不同。他早年於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第一期肄業，考取日本振武學校。在日本期間，蔣介石結識了孫中山的重要助手陳其美，受到反清思想的影響，加入了同盟會。作為一個滿腔抱負的愛國青年，為了求得救國救民的真理，蔣對日本國的觀察非常認真。他認為在日本生活中，從鐵路係統、人才教育和生產製造，樣樣講究紀律和效率，因此促進了日本的現代化進程。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武士道”至死不渝之精神，他認為是日本軍事成功的主要原因。因此，崇尚軍事救國是蔣介石與汪精衛的最大區別。
辛亥革命爆發後，蔣介石追隨陳其美回國參加軍事鬥爭，開始有了實際的戰場經驗，擔任過團長。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遭刺客暗殺身亡，蔣介石悲痛萬分。從此他直接聽命於孫中山，孫任命蔣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參謀長。
不久，袁世凱暴死，中華革命軍隨之解散。蔣介石混跡上海，與青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等人有往來。1920年，蔣與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經營證券買賣，成為交易所“恒泰號”經紀人，曾以所獲之利資助中山的革命事業。
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孫中山避難於永豐艦，蔣介石前去廣州登艦侍護40餘日，完全贏得了孫的信任。蔣以此經曆寫了《孫大總統蒙難記》一書。 1923年2月，他被孫中山任命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成為孫倚重的心腹大將。
1923年8月，孫中山特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一行4人，赴蘇聯學習考察，曆時3個多月。他們訪問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黨政軍機關、學校、工廠、農場、博物館等地；先後與軍事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裏寧等國家領導人會談。
蔣介石對軍事方麵特別重視，重點了解蘇聯紅軍的情況。蔣對蘇軍內實行政治委員、黨代表製深表讚賞；對其軍械武器的研究與進歩，也認為可與歐美各國相競爭。他還向蘇方提出請求，希望蘇聯派軍事顧問赴廣州，支持孫中山的軍政府。
由於列寧重病在身，蔣介石未能拜會這位革命領袖。但看到列寧病重期間，斯大林卻與托洛茨基發生內鬥，令蔣對蘇聯政治中“排斥異己”風氣盛行充滿失望。他通過談判的過程，判斷蘇聯這個國家在政治上獨裁，在文化上不尊重傳統並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對外行使霸權主義。
蔣介石在訪蘇回程中，寫下了《遊俄報告書》，包括在蘇聯3個多月旅行、考察和會談所得資料和印象，其中不乏對蘇聯的認識和疑慮。回國後，他將報告奉寄給孫中山。
蔣介石看孫中山如同看待導師和父親。對於導師的教誨，他理解的會相信，不理解的也會相信；對於父親的命令，他盡可能服從，但有時意見不被采納時，也會負氣暴走，反正最後父親要負責任。他自視甚高，經常看不起他的同級甚至上級。甚至於當孫讓蔣負責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的籌建時，他還發牢騷，說隻讓他辦學，不讓他過問政治軍事。有一次，惱怒之下幹脆又甩手回老家了，直到被中山的親筆回信打動，才迷途知返。當軍校組建走向正軌時，他發現這才是自己大展宏圖的天地。
黃埔軍校的物質條件比較艱苦。整個軍校除一間俱樂部是青磚瓦房外，教室、宿舍、夥房、廁所竟都是草房。新學員入校時，可以領到兩套軍裝、兩件襯衣、兩雙布襪、一條武裝帶，但步兵最重要的軍鞋，卻是三雙草鞋。
然而，這裏的氣氛是完全不同的。學員除了周日可以自由活動或請假之外，天天都是集體生活，高唱著“以血灑花，以校為家，臥薪嚐膽，努力建設中華”的校歌，個個熱血沸騰。每天雄雞鳴白時，都要圍繞黃埔島公路列隊跑步，一圈大約有15公裏的路程。早餐後開始上課，軍校參照日本士官學校教學內容，講授《步兵操典》、《射擊教範》、《野外勤務》、《戰術學》、《兵器學》、《築城學》、《地形學》、《軍製學》、《交通學》和《實地測圖》等課程，此外還進行單兵動作、連排營行軍、平戰中的聯絡等訓練。
蔣介石和情侶陳潔如住在離黃埔軍校不足一裏路的長洲要塞司令部。他不抽煙、不喝酒，每天早起，上下班時總披著一件呢製披風，前由副官開道，後有若幹武裝精良的警衛護送，好不威風。
當得知孫中山被癌症奪走生命之後，蔣介石悲痛得不知所以。飲水思源，他要報答中山的知遇之恩，將陸軍軍官學校辦成革命的搖籃；痛定思痛，他決心遵循總理的多年教誨，執行既定的方針，包括“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最終實現三民主義的理想。一年來，他像子承父業那樣開始勇於承擔自己的責任，即使有他人指責，有工作衝突，他也不再撂挑子，而試圖忍辱負重，向前推進。同時，他認為自己是堅決革命的，別人妨礙他就是妨礙革命，因此，必要時他會動用武力來除掉這些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突然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遭到暗殺！當天，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參與和支持下，國民黨中央決定成立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成的“廖案特別委員會”。然而，此案極其詭秘，案發後不斷添加的一些人為因素，更使案情撲朔迷離。
調查後的結論是，暗殺係國民黨右派所為，並發現有一嫌犯為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從而使胡漢民有重大嫌疑。8月25日，當蔣介石派軍隊搜捕胡毅生時，士兵包圍並搜查了胡漢民的住宅。汪精衛順水推舟，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派胡漢民出國，又除去了一個政治上的競爭者。
蔣介石既然幫了汪精衛一忙，他也要汪幫他一忙。當時蔣兼任第一軍軍長許崇智的參謀長。9月9日，蔣向汪告狀，說“許崇智不顧大局，把持財政，心欲限製本軍的發展，可勝慨然”。然後，蔣介石竟於9月19日以廣州衛戍司令的身份，以“解決反革命各軍”的名義，宣布廣州全市戒嚴。蔣的軍隊包圍了許崇智的住宅，四麵放槍，實行武力威逼。許向汪精衛求助，汪表示完全支持蔣。結果，蔣介石迫使許崇智出走上海，除去了一個爭奪軍權的障礙，已顯示出他敢於操弄權力的政治膽量。
汪精衛和蔣介石聯手趕走了胡漢民和許崇智，同時就形成了聯手控製廣東黨政和軍隊的局麵。蔣介石為了鞏固這一局麵，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蘭譜，希望和汪結為金蘭。但是，陳璧君瞧不起出身青幫的蔣介石，自恃他們夫婦黨內資曆遠高於蔣，堅決反對丈夫同其結拜。汪早已被悍妻訓練得服服帖帖，隻好對蔣婉言謝絕。
1925年10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討伐陳炯明，蔣介石擔任總指揮。東征軍力克惠州城，端掉了陳炯明的老巢。然後，蔣介石的總指揮部率第三師繼續進攻。“黃埔三傑”之一的陳賡，當時擔任蔣的警衛連連長。當第三師前進到華陽時，遭遇陳炯明主力林虎部，被林部擊敗。蔣介石急了，親自跑到前線去督戰也不頂用，全師潰散。
陳賡對蔣介石說：“校長，指揮部該撤退了！”蔣介石厲聲叫道：“我不走了！我曾訓誡你們，戰敗死則罷，不戰死則殺身成仁，今天我要實現諾言，不辱黃埔之名！……”說著就去摸隨身佩劍。陳賡大驚，趕緊奪過佩劍，急切勸道：“你是總指揮，不能自殺！這個部隊的軍官不是黃埔軍校訓練出來的，不是你的學生。我們撤退到安全地點，再收攏部隊，還可以再打。”
蔣介石本來說自殺就是給部下聽的，實為效法曾國藩，等著部下救他，給他台階下。經陳賡一勸，蔣就不自殺了，被陳拉著跑了一陣，不久漸漸體力不支，腳步沉重，喘著氣說：“我跑不動了！”
陳賡見狀，顧不得自己在攻惠州城時的腳傷未愈，咬牙背起校長接著跑，跑到一條河邊，找到一條船，把蔣介石送上船。陳賡一麵組織部隊掩護，頂住追擊的敵人，一麵把船劃向對岸。他們終於在對岸找到了一處安全之地，得以休整。此後，蔣介石對陳賡的救命之恩一直銘記在心。
第二次東征終以國民革命軍擊敗敵人而結束，陳炯明被迫出洋。蔣介石作為主帥功 不可沒。
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陳璧君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夫妻雙雙進入了國民黨最高領導層。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患癌症與世長辭。誰來頂替國民黨領袖的位置，成了黨內外矚目的問題。一般認為，有可能繼承這一領袖地位的主要有3個人，頭一個是汪精衛，第二個是胡漢民，第三個是廖仲愷。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閉幕後，基本上形成了汪精衛主持黨政、蔣介石主持軍事的局麵。汪精衛主持黨政蔣介石作不了主。
42歲的汪精衛，已跟過去那個慷慨悲歌的熱血青年判若兩人。當年汪之激進精神，正如他在《民報》上發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所論：革命黨人的角色有二，一作薪，一作釜，而自己願以生命充作革命之柴薪。
1910年，汪精衛親自策劃和實施刺殺清廷攝政王載灃，不幸事敗，後與同黨黃複生一起被捕入獄。他自料必死，吟詩言誌，其中一首《慷慨篇》感動天下，一時為國人傳誦。
由於謀刺攝政王是一個大案，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審理此案。善耆看到汪詩中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不禁大讚壯哉！
這位肅親王亦非等閑之滿清貴族，是清廷中難得的一位改革家，他認為：現在正推行立憲，革命黨不隻一兩人，若來一個殺一個，冤冤相報，何時可了，不如從寬處理。這個理由居然說服了攝政王，致使宣統皇帝下旨，免兩人一死，改為無期徒刑。
服刑期間的汪精衛，在肅親王善耆施展的各種軟化手段麵前，逐漸陷入左右矛盾的處境，產生了消極妥協的心理。善耆用睥睨一切的長者姿態，以探討學理的賢士風度，廣征博引，侃侃而論，懾服了這個血氣方剛的革命青年。
汪精衛的思想逐漸發生變化，他在獄中所作《有感》一詩中，已把革命黨與清王朝之間的殊死鬥爭，喻為兄弟相殘。經過這一服刑的過程，其剛烈和衝動有所收斂，自省和忍耐有所增強，不自覺地從“革命之薪”向著“革命之釜”轉變。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開始了。清政府為了緩和局勢，隻好一麵起用袁世凱執政，另一麵將汪精衛等人公開釋放。
汪精衛出獄後，經梁士詒介紹與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相識。兩人一見如故，頗相投契。其後，汪受邀登門會見袁世凱，被這位城府深厚的主人大肆誇獎一番。汪聽後身感飄然，覺得頗為投機，隻感相識恨晚。在袁世凱的建議下，精衛與克定結成金蘭。
別後，袁世凱寫信給梁士詒，囑他籌款10萬贈送於汪精衛，作為汪南下的路費。汪出身清苦，一生未見過如此厚禮，不免大吃一驚，認為非義之財萬難接受，初始堅不肯要。經梁婉言勸說，汪接受大洋1千元，退還了9萬9千元。
南北議和開始後，汪精衛被南方11省代表推舉為議和參讚。12月 17日，汪由北京經武漢來到上海。他的情人陳璧君聞訊，專程趕來上海相聚。
陳璧君比汪精衛小8歲，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的華僑巨富之家，從小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相當完備，並有很高的愛國熱情。通過同盟會的刊物《民報》，璧君讀到精衛的論戰文章，洋洋灑灑，筆鋒犀利，如投槍，似匕首，駁得保皇派告饒投降。又聽聞汪精衛風流倜儻，人才出眾，在她心目中就有了白馬王子的影子，欲求一見。終於在1907年，24歲的汪精衛到檳城宣講革命，陳璧君每臨講演必到現場。當時有人稱，汪精衛的講演“不但能把死人說活，而且能把活人說死”，激憤時怒發衝冠，悲痛時聲淚俱下。 璧君在下麵，心魄都被勾住了，隨之上下起伏，“汪喜亦喜，汪憂亦憂。”
陳璧君雖年方二八，但生得並無動人之處，小時較胖，還被人起了一個“肥環”的外號。盡管陳處處表現對汪的親近，汪卻對陳說:“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於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並發誓說:“革命不成功就不結婚。”怎奈汪越說不結婚，陳反而越癡情於他。
後來汪精衛不顧孫中山、胡漢民等人勸阻，執意組織暗殺團，“與虜酋拚死”。陳璧君堅決參加了進去。到了快要行動的日子，汪找陳進行了一次嚴肅的談話。
汪說自己決意犧牲，而希望陳再認真考慮。陳回答說:“我不是為刺殺攝政王來的，而是因為愛你才來的。當然，這件事我們一起幹。不過，萬一我們兩人都能活下來，我願意把一切都獻給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夠答應我。”
既然到了這個生離死別的地步，本來並不愛璧君的精衛，也為她的真情實意所感動，便答應了她的要求。後來國民黨內盛傳，當日陳璧君主動獻身，兩人初試雲雨情。
不料，在陳璧君奉命去日本買器材的時候，汪精衛卻被捕了。璧君從報紙上得到消息後，心急如焚，四處奔波，求救汪精衛出獄。後來，她在別人的幫助下與汪取得了通信聯係，兩人的愛慕之情隨著通信與日俱增。
現汪、陳二人曆經艱險，久別重逢，喜悅之情，難以言表。從此兩人形影不離，生怕又出意外。
南北議和中，汪精衛極意斡旋於南北之間。顯然，他已經完全被袁世凱所征服，到處散布總統非袁莫屬的言論。孫中山就任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後，最初反對議和。汪竟反譏說:“你不讚成議和，難道是舍不得總統嗎？”這與革命黨外的一派意見相呼應，令中山深感壓力。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讓位於袁世凱。在留任期間，3月11日，他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4月1日，中山正式解職。
汪精衛成了開國功臣。革命成功了，他決定兌現結婚的承諾。1912年5月，汪把陳璧君介紹給全家族人，後正式舉行了婚禮。
其時，未及而立之年的汪精衛還抱著理想，自命清高，主張退出政壇。他同吳稚暉、李石曾組織進德會，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
袁世凱念汪精衛斡旋之功，資助其偕妻陳璧君赴法國留學。汪屢受袁世凱資助，理想就打了折扣。孫中山曾多次電召他回來參與同袁的倒行逆施作鬥爭，他也時來時往，沒有一直跟在中山的身邊。法國從此也成了他的避風港，事業一有不順，就去法躲避一時。
1916年，複辟稱帝的袁世凱在國人唾罵中死去，黎元洪出任大總統，但實權卻落入了國務總理段祺瑞手中。他們肆意踐踏《臨時約法》，拒不召開國會，孫中山在國內掀起了護法運動。1916年底，孫再次電召汪精衛回國。這一次，汪不再有顧慮，回國實際參加了革命陣營的工作。
1917年9月10日，廣州軍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任命汪精衛為秘書並代理大元帥府秘書長。從此，汪精衛一直跟隨中山，奉旨行事。他與胡漢民一起，成為中山的左膀右臂。
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後，施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又籌辦軍校，需要大量的經費，而當時國民黨十分拮據。大家研究認為，惟一的辦法隻有向海外華僑募捐。因陳璧君係華僑出身，與各地華僑有一定的聯係，於是決定由陳擔此重任。她果然不負眾望，遠涉重洋，曆經辛苦，取得了顯著成績，共籌款30餘萬元，解決了國民黨人的經費困難，也解決了創辦黃埔軍校的一部分經費。這次募捐大大提高了陳在黨內的聲譽。
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陳璧君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夫妻雙雙進入了國民黨最高領導層。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患癌症與世長辭。誰來頂替國民黨領袖的位置，成了黨內外矚目的問題。一般認為，有可能繼承這一領袖地位的主要有3個人，頭一個是汪精衛，第二個是胡漢民，第三個是廖仲愷。
當開會討論起此事時，汪精衛故做清高姿態，再三辭謝，說難當此任。陳璧君也對人說，她不讚成自己丈夫負那種大責任。可事實上，此時汪不僅放棄了過去的“不做官主義”，而且生怕失去繼承大位的機會。
1925年7月1日，政治會議進行選舉，汪精衛偷偷給自己投了1票，造成“發出選舉票11張，收回選舉票11張，選舉汪精衛的11張”的事實。頓時，其口是心非的伎倆不揭自穿，當場滿麵通紅。
這樣，汪精衛當上了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成為黨政軍最高領導人。陳璧君因而也成了黨內第一夫人，從這時起，她的為人發生了很大變化，開始頤指氣使，威風八麵，動不動就嗬斥他人。汪本人也怕在公共場合被夫人嗆，更不用說在家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