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是為什麽人的
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是為什麽人的？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列寧在這篇論文中說：“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寫作隊伍中來的，不是私利貪欲，也不是名譽地位，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它要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經驗和生氣勃勃的工作去豐富人類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過去的經驗（從原始空想的社會主義發展而成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現在的經驗（工人同誌們當前的鬥爭）之間經常發生相互作用。”（《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頁）。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誌中，這個問題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誌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於偉大解放鬥爭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藝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分子，但是絕大多數卻都是在為著共同事業努力工作著。依靠這些同誌，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藝工作者，有許多是抗戰以後開始工作的；有許多在抗戰以前就做了多時的革命工作，經曆過許多辛苦，並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響了廣大群眾的。但是為什麽還說即使這些同誌中也有對於文藝是為什麽人的問題沒有明確解決的呢？難道他們還有主張革命文藝不是為著人民大眾而是為著剝削者壓迫者的嗎？
誠然，為著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
文藝是為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主義的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
文藝是為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麽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
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
在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
我們曾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
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
對於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裏，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那末，什麽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所以我們的文藝，
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
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
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
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
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我們的文藝，應該為著上麵說的四種人。我們要為這四種人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
在今天，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麵。
而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同誌對於文藝為什麽人的問題不能正確解決的關鍵，正在這裏。我這樣說，不是說在理論上。在理論上，或者說在口頭上，我們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把工農兵群眾看得比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不重要的。我是說在實際上，在行動上。在實際上，在行動上，他們是否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比對工農兵還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為是這樣。
有許多同誌比較地注重研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分析他們的心理，著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並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是引導他們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農兵群眾，去參加工農兵群眾的實際鬥爭，去表現工農兵群眾，去教育工農兵群眾。
有許多同誌，因為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於是就隻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麵。這種研究和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我們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寄予滿腔的同情，連他們的缺點也給以同情甚至鼓吹。對於工農兵群眾，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勞動人民，麵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在某些方麵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牆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為著獵奇，為著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為著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有時就公開地鄙棄它們，而偏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些同誌的立足點還是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麵，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
這樣，為什麽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明確地解決。這不光是講初來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過前方，在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做過幾年工作的人，也有許多是沒有徹底解決的。要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卻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徹底地解決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麵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麵來。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
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誌間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於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麽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傾向。我說某種程度，因為一般地說，這些同誌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和國民黨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是不同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傾向是有的。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比如說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隻有把為工農，為八路軍、新四軍，到群眾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
魯迅曾說：“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隻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隻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這個問題那時上海有，現在重慶也有。在那些地方，這個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因為那些地方的統治者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自由。
在我們這裏，情形就完全兩樣。我們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群眾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裏，是接近於解決的了。接近於解決不等於完全的徹底的解決；我們說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就是為著完全地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的馬克思主義，是要在群眾生活群眾鬥爭裏實際發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把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變成為實際生活裏的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不但宗派主義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也都可以解決了。
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麽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都不行，隻有用工農兵自己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個基礎。比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麽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基礎嗎？都不是，隻能是從工農兵群眾的基礎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農兵提到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著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沿著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高。而這裏也就提出了學習工農兵的任務。隻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確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係。
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隻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
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作品，不也是源泉嗎？實際上，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
文學藝術中對於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你就隻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裏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麽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曆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麵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麵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著，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抗美援朝戰爭》之後，毛澤東的新中國便準備全神貫注於全國工業化建設和農村農民的社會主義化，並致力於創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工業國家。而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政府對新中國仍深懷敵意，毛澤東與周恩來因此便放棄了謀求解決爭端的希望。由於美國斷絕了同中國的正常國際貿易和援助，對新中國實施殘酷的製裁禁運封鎖打壓。紅色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隻得指望蘇聯的援助。但因為蘇聯一心致力於從二戰中恢複元氣，隻願給予有限的援助。
與此同時，中蘇之間的一場根本衝突也使昔日的朋友反目成仇。俄國害怕核大戰，正尋求與西方和解。但是紅色新中國卻被美國的行動排除在美西方國家範圍之外，這令人十分懷疑美國的意圖。北京擔心蘇聯會以中國為代價與美國結成同盟。
1959年6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出爾反爾，撤銷了他在兩年前達成的幫助中國發展原子彈的協議。新中國毛澤東深信他是在討好華盛頓。在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之後不久，赫魯曉夫建議毛澤東接受美國所提出的“兩個中國”的方案。這是一項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議。1960年6月赫魯曉夫將幫助中國發展工業的1400名技術人員全部撤回，並帶走了圖紙和技術資料。從此以後，兩國間的敵意便公開化了。
1961年元月，約翰·肯尼迪當選總統，此時他本有一個絕好的機會，利用中蘇之間的分裂與人民共和國達成諒解，從而孤立美國的主要對手---蘇聯。但肯尼迪卻暴露出了對中國的偏見，這一點並不亞於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他不僅不設法與中國解決糾紛，反而同俄國謀求諒解，並於1963年7月，建議美俄兩國攜手發起一場先發製人的進攻，對中國新疆羅布泊的核彈實驗基地進行打擊。但赫魯曉夫未為所動。
在肯尼迪執政期間，繼續孤立北京已毫無道理，因為中國的動機不再有任何可疑之處。十多年間，中國與各國間的相處十分審慎，抗美援朝的行動隻是為自保，而當時也隻是為了保護新中國本國的利益。
在台灣問題上，美國領導人陷入了理智的死胡同中。國共兩黨都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在邏輯上就意味著台灣的地位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美國是無權幹涉的。
蔣介石當然明白，如果沒有美國的保護，他那早已失去人心的政權就會消亡。蔣介石和美國要規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邏輯推論，隻能堅持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土生土長的分子，而是克裏姆林宮指揮下的一個征服世界的陰謀集團的代表。根據中蘇分裂、莫斯科努力同西方和解這一情況，認為紅色中國是克裏姆林宮指揮的陰謀集團的代表這一觀念已變得荒謬可笑了。如果美國承認事實，他就根本無權控製台灣。但肯尼迪卻不顧事實，繼續堅持那套陰謀集團的鬼話。
1954年日內瓦會議之後不久，越南內戰便死灰複燃，而約翰遜總統對越南內戰也越發關注起來。他在印度支那半島動用了龐大的美國軍事力量，又在1964年末和1965年開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新中國曾對此提出抗議，但卻私下傳話給華盛頓，隻要美國不派遣地麵部隊入侵越南北方，威脅中國邊境，新中國共產黨政府便不會對越共給予物力以外的援助。
這樣一來，新中國當年入朝參戰的理由及其在日內瓦會議上所宣布的必要條件再一次擺在人們麵前：新中國不會容忍其邊境上出現美國軍隊。約翰遜至少從朝鮮戰爭中對此有所了解，因而盡管其軍事顧問曾力勸他向北越出兵，但他卻始終未這樣做。
與此同時，新中國於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自己製造的原子彈，並於1967年6月19日搞出了氫彈，中國從而作為一個大國完全登上了世界舞台。這證明美國孤立中國的政策已變得極端危險，因為如果中國繼續受到蔑視，並被拒於聯合國大門之外，那麽奢談限製核武器就毫無用處。然而約翰遜得知中國爆炸原子彈後，卻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反應，他暗示中國要利用原子彈進行訛詐。而事實上此時周恩來已告訴約翰遜，中國永遠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1969年元月尼克鬆成為美國總統之時，很少有人認為他會改變美國對紅色中國的既定政策。然而尼克鬆卻成為羅斯福以來第一位對中美關係進行透徹分析的總統，他還同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一起認識到，讓這個擁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國重返國際社會是絕對必要的。
1972年2月，當尼克鬆及其夫人聯袂訪問北京時，他們得到了絕大多數公眾的支持。這兩個偉大國家也終於恢複友好關係。倘若沒有朝鮮戰爭，兩國的和解肯定會來得更早。這場痛苦而可悲的衝突就是這樣在兩國之間投下了一道長長的陰影，並使整整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負擔。
摘自：《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美國人的反思》
美化民國，曲解曆史，曆史，可以有爭議，但絕不可以粉飾，更不可以以爭議去洗地。曆史，可以有爭議，但不能任人胡說八道，更不能借爭議之名行洗白之實。
【中華民國（1912年——1949年），是辛亥革命以後建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簡稱民國。】？而事實上，亞洲曆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是1776年—1886年存在於南洋婆羅洲(現稱加裏曼丹島)上的海外華人所創立的第一個共和國，這個才是亞洲曆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說《中華民國》，是張冠李戴，強行美化啊。
《中華民國》：孫中山當了四十三天臨時大總統後，被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時期的中華民國不到幾個月，就被袁世凱一紙調令即可把蔡鍔從雲南調到北京，北方牢牢控製在袁世凱手裏，內蒙東北也是唯袁是從。隨即改國號為《中華帝國》。
《中華民國》即亡。
袁世凱死後軍閥輪流執政，稱《北洋政府》。得到國際承認。社會穩定嗎？那連年的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盜賊四起，土匪橫行，這樣的民國是社會穩定？
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晉奉戰爭、二次北伐、河湟事變、蔣桂戰爭、二廣戰爭、中原大戰，……中原大地戰火紛飛的時代竟然是黃金十年？
1933年3月8日，蔣介石國民政府頒布了銀本位幣製造條例，實行廢兩改元。然後貨幣超發，成為了世界罕見的惡性通貨膨脹。大量國民財富化為烏有，肥了四大家族，導致國民經濟全麵崩潰。這其間隱藏在文字後麵的民生艱苦又有誰能看到？
當時的人們絕大多數是文盲，能讀得起書的，又有多少？
人均壽命35歲的社會，值得為之讚美不？何不食肉糜！
《中華民國》詞條裏說到憲政、共和、民主，又有哪一條落到了實處？獨裁的蔣介石政府竟然在今天吸粉無數，這些充斥了虛假的曆史信息的百科詞條絕對功不可沒。
是的，兩種百科詞條均聲稱其是開放的，人人都可以編輯詞條內容。但又有幾個人在看到詞條不對或有問題時，能花費無數的時間與精力去考據與修改？
日本九一八以前，蔣介石政令不出江浙，南方稍有統治權，北方在軍閥手裏，東北滿洲國。
日本投降以後，國共割據，蔣介石一年不到即被轟下台。
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又一次亡了。
馬英九去中國大陸大談《九二共識》沒有變，九二共識等於什麽？等於放屁。《九二共識就是中華民國》嗎？馬英九在中山陵悼念孫中山時，孫中山會認同台灣是《中華民國》嗎？馬英九的中國行正對上蔡英文的過境訪美，目的為選舉拉票，結果如何？
到台灣後蔣介石從1948年到1975年當台灣領導人。
嚴家淦從1975到1978年當台灣領導人。
蔣經國從1978年到1988年當台灣領導人。
李登輝從1988年到2000年當台灣領導人。
陳水扁從2000年到2008年當台灣領導人。
馬英九從2008年到2016年當台灣領導人。
蔡英文從2016年到2024年當台灣領導人。
這跟中國曆史上的《中華民國》有何連續關係？
一個國家有國號，國土麵積，得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承認才行。
自說自話，胡編亂造，胡說八道就能自嗨自稱一個國家了？
而且，就拿蔣介石也說，蔣介石敗走台灣：中華民國早就滅亡了。
台灣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郭正亮日前表示，蔣介石1950年的確曾說過“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根據1950年10月台灣國防研究院出版的《蔣總統集》第二冊（演講），1950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莊對國民黨幹部講話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已成了亡國之民。”.
就從《台灣領導人》來看，有哪一個是繼續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了？還是繼續了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了？
就是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和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是有一絲一毫的一脈相傳嗎？孫中山的《中華民國》是聯蘇，容共，扶助工農。而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是屠殺共產黨和同情支持共產黨的一切人。
《台灣領導人》繼承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還是蔣介石的《中華民國》？
從曆任《台灣領導人》來看，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一致嗎？
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是要《反攻大陸》統一後的《中華民國》。
蔣介石兒子蔣經國的《中華民國》，己變了，明知《反攻大陸》統一是不可能實現的，《中華民國》隻是台灣的代名詞。
李登輝就不認《中華民國》了。
陳水扁是繼承李登輝的。
蔡英文也是繼承李登輝的。
馬英九執政八年。應該說是一個機會。
兩岸《統一》，對誰有利？這個問號是指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後的兩岸《統一》。毛澤東時代的《解放台灣》與改革開放後的兩岸《統一》是有區別的。
再說兩岸《統一》，對誰有利？
從大陸走資派政府來說，圖個名，在其任上完成了中國統一。
從台灣來講，好處多了。
一是對國民黨有利。國“共“兩黨哥倆好嗬，第三次合作。此時的走資派“共產黨“己《廢敵為我》，親切地稱《台灣同胞》《兩岸一家親》等。《惠台政策》從中央到地方千條萬條。而《台灣同胞》《兩岸一家親》幾乎隻為國民黨而為。
二是對台灣資本家。來大陸經商，優惠，優惠，再優惠。
三是對台灣名人來大陸撈錢。開放，開放，再開放。
馬英九執政八年。與習近平密談，馬英九隻要提一個要求，允許在大陸發展國民黨黨員即可。帶著台灣和習近平統一了。馬英九就可繼續當台灣的頭，大陸不會收稅，一切照舊，國民黨的官員到中央當官了。在大陸發展國民黨黨員一定很快超過共產黨員人數，國民黨的官員到中央當官的一定大量增加，這比蔣介石的《反攻大陸》統一容易多了。
四是沒有台灣民進黨的事了。
五是台灣人真正在世界上有地位了。
然而，馬英九聽美國的。自己又無主見。隻能無作為。無作為不要緊，默不作聲也就算了。但馬英九還是要作秀，阿Q自嗨。
1923年8月，孫中山特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一行4人，赴蘇聯學習考察，曆時3個多月。他們訪問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黨政軍機關、學校、工廠、農場、博物館等地；先後與軍事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裏寧等國家領導人會談。
蔣介石對軍事方麵特別重視，重點了解蘇聯紅軍的情況。蔣對蘇軍內實行政治委員、黨代表製深表讚賞；對其軍械武器的研究與進歩，也認為可與歐美各國相競爭。他還向蘇方提出請求，希望蘇聯派軍事顧問赴廣州，支持孫中山的軍政府。
蔣介石比汪精衛小4歲，人生經曆和性格稟賦與汪完全不同。他早年於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第一期肄業，考取日本振武學校。在日本期間，蔣介石結識了孫中山的重要助手陳其美，受到反清思想的影響，加入了同盟會。作為一個滿腔抱負的愛國青年，為了求得救國救民的真理，蔣對日本國的觀察非常認真。他認為在日本生活中，從鐵路係統、人才教育和生產製造，樣樣講究紀律和效率，因此促進了日本的現代化進程。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武士道”至死不渝之精神，他認為是日本軍事成功的主要原因。因此，崇尚軍事救國是蔣介石與汪精衛的最大區別。
辛亥革命爆發後，蔣介石追隨陳其美回國參加軍事鬥爭，開始有了實際的戰場經驗，擔任過團長。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遭刺客暗殺身亡，蔣介石悲痛萬分。從此他直接聽命於孫中山，孫任命蔣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參謀長。
不久，袁世凱暴死，中華革命軍隨之解散。蔣介石混跡上海，與青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等人有往來。1920年，蔣與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經營證券買賣，成為交易所“恒泰號”經紀人，曾以所獲之利資助中山的革命事業。
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孫中山避難於永豐艦，蔣介石前去廣州登艦侍護40餘日，完全贏得了孫的信任。蔣以此經曆寫了《孫大總統蒙難記》一書。 1923年2月，他被孫中山任命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成為孫倚重的心腹大將。
1923年8月，孫中山特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一行4人，赴蘇聯學習考察，曆時3個多月。他們訪問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黨政軍機關、學校、工廠、農場、博物館等地；先後與軍事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裏寧等國家領導人會談。
蔣介石對軍事方麵特別重視，重點了解蘇聯紅軍的情況。蔣對蘇軍內實行政治委員、黨代表製深表讚賞；對其軍械武器的研究與進歩，也認為可與歐美各國相競爭。他還向蘇方提出請求，希望蘇聯派軍事顧問赴廣州，支持孫中山的軍政府。
由於列寧重病在身，蔣介石未能拜會這位革命領袖。但看到列寧病重期間，斯大林卻與托洛茨基發生內鬥，令蔣對蘇聯政治中“排斥異己”風氣盛行充滿失望。他通過談判的過程，判斷蘇聯這個國家在政治上獨裁，在文化上不尊重傳統並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對外行使霸權主義。
蔣介石在訪蘇回程中，寫下了《遊俄報告書》，包括在蘇聯3個多月旅行、考察和會談所得資料和印象，其中不乏對蘇聯的認識和疑慮。回國後，他將報告奉寄給孫中山。
蔣介石看孫中山如同看待導師和父親。對於導師的教誨，他理解的會相信，不理解的也會相信；對於父親的命令，他盡可能服從，但有時意見不被采納時，也會負氣暴走，反正最後父親要負責任。他自視甚高，經常看不起他的同級甚至上級。甚至於當孫讓蔣負責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的籌建時，他還發牢騷，說隻讓他辦學，不讓他過問政治軍事。有一次，惱怒之下幹脆又甩手回老家了，直到被中山的親筆回信打動，才迷途知返。當軍校組建走向正軌時，他發現這才是自己大展宏圖的天地。
黃埔軍校的物質條件比較艱苦。整個軍校除一間俱樂部是青磚瓦房外，教室、宿舍、夥房、廁所竟都是草房。新學員入校時，可以領到兩套軍裝、兩件襯衣、兩雙布襪、一條武裝帶，但步兵最重要的軍鞋，卻是三雙草鞋。
然而，這裏的氣氛是完全不同的。學員除了周日可以自由活動或請假之外，天天都是集體生活，高唱著“以血灑花，以校為家，臥薪嚐膽，努力建設中華”的校歌，個個熱血沸騰。每天雄雞鳴白時，都要圍繞黃埔島公路列隊跑步，一圈大約有15公裏的路程。早餐後開始上課，軍校參照日本士官學校教學內容，講授《步兵操典》、《射擊教範》、《野外勤務》、《戰術學》、《兵器學》、《築城學》、《地形學》、《軍製學》、《交通學》和《實地測圖》等課程，此外還進行單兵動作、連排營行軍、平戰中的聯絡等訓練。
蔣介石和情侶陳潔如住在離黃埔軍校不足一裏路的長洲要塞司令部。他不抽煙、不喝酒，每天早起，上下班時總披著一件呢製披風，前由副官開道，後有若幹武裝精良的警衛護送，好不威風。
當得知孫中山被癌症奪走生命之後，蔣介石悲痛得不知所以。飲水思源，他要報答中山的知遇之恩，將陸軍軍官學校辦成革命的搖籃；痛定思痛，他決心遵循總理的多年教誨，執行既定的方針，包括“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最終實現三民主義的理想。一年來，他像子承父業那樣開始勇於承擔自己的責任，即使有他人指責，有工作衝突，他也不再撂挑子，而試圖忍辱負重，向前推進。同時，他認為自己是堅決革命的，別人妨礙他就是妨礙革命，因此，必要時他會動用武力來除掉這些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突然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遭到暗殺！當天，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參與和支持下，國民黨中央決定成立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成的“廖案特別委員會”。然而，此案極其詭秘，案發後不斷添加的一些人為因素，更使案情撲朔迷離。
調查後的結論是，暗殺係國民黨右派所為，並發現有一嫌犯為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從而使胡漢民有重大嫌疑。8月25日，當蔣介石派軍隊搜捕胡毅生時，士兵包圍並搜查了胡漢民的住宅。汪精衛順水推舟，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派胡漢民出國，又除去了一個政治上的競爭者。
蔣介石既然幫了汪精衛一忙，他也要汪幫他一忙。當時蔣兼任第一軍軍長許崇智的參謀長。9月9日，蔣向汪告狀，說“許崇智不顧大局，把持財政，心欲限製本軍的發展，可勝慨然”。然後，蔣介石竟於9月19日以廣州衛戍司令的身份，以“解決反革命各軍”的名義，宣布廣州全市戒嚴。蔣的軍隊包圍了許崇智的住宅，四麵放槍，實行武力威逼。許向汪精衛求助，汪表示完全支持蔣。結果，蔣介石迫使許崇智出走上海，除去了一個爭奪軍權的障礙，已顯示出他敢於操弄權力的政治膽量。
汪精衛和蔣介石聯手趕走了胡漢民和許崇智，同時就形成了聯手控製廣東黨政和軍隊的局麵。蔣介石為了鞏固這一局麵，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蘭譜，希望和汪結為金蘭。但是，陳璧君瞧不起出身青幫的蔣介石，自恃他們夫婦黨內資曆遠高於蔣，堅決反對丈夫同其結拜。汪早已被悍妻訓練得服服帖帖，隻好對蔣婉言謝絕。
1925年10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討伐陳炯明，蔣介石擔任總指揮。東征軍力克惠州城，端掉了陳炯明的老巢。然後，蔣介石的總指揮部率第三師繼續進攻。“黃埔三傑”之一的陳賡，當時擔任蔣的警衛連連長。當第三師前進到華陽時，遭遇陳炯明主力林虎部，被林部擊敗。蔣介石急了，親自跑到前線去督戰也不頂用，全師潰散。
陳賡對蔣介石說：“校長，指揮部該撤退了！”蔣介石厲聲叫道：“我不走了！我曾訓誡你們，戰敗死則罷，不戰死則殺身成仁，今天我要實現諾言，不辱黃埔之名！……”說著就去摸隨身佩劍。陳賡大驚，趕緊奪過佩劍，急切勸道：“你是總指揮，不能自殺！這個部隊的軍官不是黃埔軍校訓練出來的，不是你的學生。我們撤退到安全地點，再收攏部隊，還可以再打。”
蔣介石本來說自殺就是給部下聽的，實為效法曾國藩，等著部下救他，給他台階下。經陳賡一勸，蔣就不自殺了，被陳拉著跑了一陣，不久漸漸體力不支，腳步沉重，喘著氣說：“我跑不動了！”
陳賡見狀，顧不得自己在攻惠州城時的腳傷未愈，咬牙背起校長接著跑，跑到一條河邊，找到一條船，把蔣介石送上船。陳賡一麵組織部隊掩護，頂住追擊的敵人，一麵把船劃向對岸。他們終於在對岸找到了一處安全之地，得以休整。此後，蔣介石對陳賡的救命之恩一直銘記在心。
第二次東征終以國民革命軍擊敗敵人而結束，陳炯明被迫出洋。蔣介石作為主帥功 不可沒。
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陳璧君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夫妻雙雙進入了國民黨最高領導層。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患癌症與世長辭。誰來頂替國民黨領袖的位置，成了黨內外矚目的問題。一般認為，有可能繼承這一領袖地位的主要有3個人，頭一個是汪精衛，第二個是胡漢民，第三個是廖仲愷。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閉幕後，基本上形成了汪精衛主持黨政、蔣介石主持軍事的局麵。汪精衛主持黨政蔣介石作不了主。
42歲的汪精衛，已跟過去那個慷慨悲歌的熱血青年判若兩人。當年汪之激進精神，正如他在《民報》上發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所論：革命黨人的角色有二，一作薪，一作釜，而自己願以生命充作革命之柴薪。
1910年，汪精衛親自策劃和實施刺殺清廷攝政王載灃，不幸事敗，後與同黨黃複生一起被捕入獄。他自料必死，吟詩言誌，其中一首《慷慨篇》感動天下，一時為國人傳誦。
由於謀刺攝政王是一個大案，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審理此案。善耆看到汪詩中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不禁大讚壯哉！
這位肅親王亦非等閑之滿清貴族，是清廷中難得的一位改革家，他認為：現在正推行立憲，革命黨不隻一兩人，若來一個殺一個，冤冤相報，何時可了，不如從寬處理。這個理由居然說服了攝政王，致使宣統皇帝下旨，免兩人一死，改為無期徒刑。
服刑期間的汪精衛，在肅親王善耆施展的各種軟化手段麵前，逐漸陷入左右矛盾的處境，產生了消極妥協的心理。善耆用睥睨一切的長者姿態，以探討學理的賢士風度，廣征博引，侃侃而論，懾服了這個血氣方剛的革命青年。
汪精衛的思想逐漸發生變化，他在獄中所作《有感》一詩中，已把革命黨與清王朝之間的殊死鬥爭，喻為兄弟相殘。經過這一服刑的過程，其剛烈和衝動有所收斂，自省和忍耐有所增強，不自覺地從“革命之薪”向著“革命之釜”轉變。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開始了。清政府為了緩和局勢，隻好一麵起用袁世凱執政，另一麵將汪精衛等人公開釋放。
汪精衛出獄後，經梁士詒介紹與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相識。兩人一見如故，頗相投契。其後，汪受邀登門會見袁世凱，被這位城府深厚的主人大肆誇獎一番。汪聽後身感飄然，覺得頗為投機，隻感相識恨晚。在袁世凱的建議下，精衛與克定結成金蘭。
別後，袁世凱寫信給梁士詒，囑他籌款10萬贈送於汪精衛，作為汪南下的路費。汪出身清苦，一生未見過如此厚禮，不免大吃一驚，認為非義之財萬難接受，初始堅不肯要。經梁婉言勸說，汪接受大洋1千元，退還了9萬9千元。
南北議和開始後，汪精衛被南方11省代表推舉為議和參讚。12月 17日，汪由北京經武漢來到上海。他的情人陳璧君聞訊，專程趕來上海相聚。
陳璧君比汪精衛小8歲，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的華僑巨富之家，從小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相當完備，並有很高的愛國熱情。通過同盟會的刊物《民報》，璧君讀到精衛的論戰文章，洋洋灑灑，筆鋒犀利，如投槍，似匕首，駁得保皇派告饒投降。又聽聞汪精衛風流倜儻，人才出眾，在她心目中就有了白馬王子的影子，欲求一見。終於在1907年，24歲的汪精衛到檳城宣講革命，陳璧君每臨講演必到現場。當時有人稱，汪精衛的講演“不但能把死人說活，而且能把活人說死”，激憤時怒發衝冠，悲痛時聲淚俱下。 璧君在下麵，心魄都被勾住了，隨之上下起伏，“汪喜亦喜，汪憂亦憂。”
陳璧君雖年方二八，但生得並無動人之處，小時較胖，還被人起了一個“肥環”的外號。盡管陳處處表現對汪的親近，汪卻對陳說:“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於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並發誓說:“革命不成功就不結婚。”怎奈汪越說不結婚，陳反而越癡情於他。
後來汪精衛不顧孫中山、胡漢民等人勸阻，執意組織暗殺團，“與虜酋拚死”。陳璧君堅決參加了進去。到了快要行動的日子，汪找陳進行了一次嚴肅的談話。
汪說自己決意犧牲，而希望陳再認真考慮。陳回答說:“我不是為刺殺攝政王來的，而是因為愛你才來的。當然，這件事我們一起幹。不過，萬一我們兩人都能活下來，我願意把一切都獻給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夠答應我。”
既然到了這個生離死別的地步，本來並不愛璧君的精衛，也為她的真情實意所感動，便答應了她的要求。後來國民黨內盛傳，當日陳璧君主動獻身，兩人初試雲雨情。
不料，在陳璧君奉命去日本買器材的時候，汪精衛卻被捕了。璧君從報紙上得到消息後，心急如焚，四處奔波，求救汪精衛出獄。後來，她在別人的幫助下與汪取得了通信聯係，兩人的愛慕之情隨著通信與日俱增。
現汪、陳二人曆經艱險，久別重逢，喜悅之情，難以言表。從此兩人形影不離，生怕又出意外。
南北議和中，汪精衛極意斡旋於南北之間。顯然，他已經完全被袁世凱所征服，到處散布總統非袁莫屬的言論。孫中山就任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後，最初反對議和。汪竟反譏說:“你不讚成議和，難道是舍不得總統嗎？”這與革命黨外的一派意見相呼應，令中山深感壓力。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讓位於袁世凱。在留任期間，3月11日，他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4月1日，中山正式解職。
汪精衛成了開國功臣。革命成功了，他決定兌現結婚的承諾。1912年5月，汪把陳璧君介紹給全家族人，後正式舉行了婚禮。
其時，未及而立之年的汪精衛還抱著理想，自命清高，主張退出政壇。他同吳稚暉、李石曾組織進德會，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
袁世凱念汪精衛斡旋之功，資助其偕妻陳璧君赴法國留學。汪屢受袁世凱資助，理想就打了折扣。孫中山曾多次電召他回來參與同袁的倒行逆施作鬥爭，他也時來時往，沒有一直跟在中山的身邊。法國從此也成了他的避風港，事業一有不順，就去法躲避一時。
1916年，複辟稱帝的袁世凱在國人唾罵中死去，黎元洪出任大總統，但實權卻落入了國務總理段祺瑞手中。他們肆意踐踏《臨時約法》，拒不召開國會，孫中山在國內掀起了護法運動。1916年底，孫再次電召汪精衛回國。這一次，汪不再有顧慮，回國實際參加了革命陣營的工作。
1917年9月10日，廣州軍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任命汪精衛為秘書並代理大元帥府秘書長。從此，汪精衛一直跟隨中山，奉旨行事。他與胡漢民一起，成為中山的左膀右臂。
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後，施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又籌辦軍校，需要大量的經費，而當時國民黨十分拮據。大家研究認為，惟一的辦法隻有向海外華僑募捐。因陳璧君係華僑出身，與各地華僑有一定的聯係，於是決定由陳擔此重任。她果然不負眾望，遠涉重洋，曆經辛苦，取得了顯著成績，共籌款30餘萬元，解決了國民黨人的經費困難，也解決了創辦黃埔軍校的一部分經費。這次募捐大大提高了陳在黨內的聲譽。
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陳璧君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夫妻雙雙進入了國民黨最高領導層。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患癌症與世長辭。誰來頂替國民黨領袖的位置，成了黨內外矚目的問題。一般認為，有可能繼承這一領袖地位的主要有3個人，頭一個是汪精衛，第二個是胡漢民，第三個是廖仲愷。
當開會討論起此事時，汪精衛故做清高姿態，再三辭謝，說難當此任。陳璧君也對人說，她不讚成自己丈夫負那種大責任。可事實上，此時汪不僅放棄了過去的“不做官主義”，而且生怕失去繼承大位的機會。
1925年7月1日，政治會議進行選舉，汪精衛偷偷給自己投了1票，造成“發出選舉票11張，收回選舉票11張，選舉汪精衛的11張”的事實。頓時，其口是心非的伎倆不揭自穿，當場滿麵通紅。
這樣，汪精衛當上了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成為黨政軍最高領導人。陳璧君因而也成了黨內第一夫人，從這時起，她的為人發生了很大變化，開始頤指氣使，威風八麵，動不動就嗬斥他人。汪本人也怕在公共場合被夫人嗆，更不用說在家裏了。
在華利益最複雜的是蘇俄。
先是沙皇政府利用滿清政府的懦弱和無能，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劃走了大片中國國土，並在東北和新疆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1898年，沙俄政府強迫清政府把旅順和大連灣“租借”給俄國，獲得了沙皇所夢寐以求的“不凍良港”。不多久，俄國侵略者就攫取了在東北南部地區的一切特權。
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海上大戰以“對馬海戰”最著名，而陸地戰場卻在中國東北，戰爭持續1年零5個月，最後以俄國的失敗而告終。戰後，根據雙方簽訂的《樸次茅斯和約》，沙俄將關東州（中國遼南旅大地區）的租借權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北滿鐵路仍然留在沙俄手裏。
日俄戰爭失敗後，俄國改為侵略蒙古地區，並推動外蒙古獨立為國。中華民國成立後，時任大總統袁世凱為獲國際承認，與俄羅斯發表《中俄聲明》。然後兩國簽訂《中俄蒙協約》，中國可保留對外蒙古的宗主權，但明顯已損失了國家利益。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北洋政府追隨協約國拒絕承認蘇俄新政權，為了爭取比鄰的中國，蘇俄宣布無條件放棄在中國的特權，又取消兩國間的秘密協議。列寧也親自表示要廢除中俄兩國全部的不平等條約。列寧還領導各國共產黨成立了“共產國際”組織，專門從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
這一事件對中國的影響太大了。首先是刺激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核心的一群知識分子，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進而，他們成立了信仰這個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其次是喚起了孫中山對蘇俄的好感，在其他帝國主義列強都不肯幫助他的時候，中山毅然改組國民黨，與蘇俄合作，接納幼小的中國共產黨，走上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道路。
曆史常常在關鍵的時刻被重要人物導入某個方向。把中國的命運與蘇俄聯係在一起的，是列寧和孫中山。但是，這兩位在各自黨內的絕對領袖不幸都英年早逝！列寧由於被暗殺的槍傷嚴重損害了健康，於1924年1月24日與世長辭，年僅54歲；僅隔了一年多，孫中山因患肺癌不治，於1925年3月12日撒手人間，也不過59歲。這樣，中國的國共兩黨與蘇俄的關係就取決於他們的後繼者了。而列寧的後繼者，是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經過鬥爭產生的。
托洛茨基在蘇共和蘇軍中的資曆更深，也更得列寧的信任。他是布爾什維克主要領導人之一、“十月革命”的主要指揮者、蘇聯紅軍的締造者和第一任總司令。在1918年到1922年間的俄國內戰期間，他領導紅軍對抗支持沙皇的白軍，反抗14個協約國的武裝幹涉，最終贏得內戰。托洛茨基在革命理論和觀念上有些與眾不同的味道，早期與列寧有過分歧，但後來兩人的合作遠遠大於分歧，到列寧的最後時日，托洛茨基卻成了列寧所能委托希望的人。
斯大林比托洛茨基大1歲，但在早期的俄國革命中比後者級別低，在紅軍中也接受後者的領導。他的革命手段更激進、更無情。但在蘇共中央內，與不太討喜的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得到了比較多的支持。斯大林說自己是列寧的學生，從不在列寧麵前堅持與老師不同的主張，甚至在列寧去世後也一直不承認什麽“斯大林主義”，隻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列寧病重後，1922年4月3日，斯大林被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頗有接班人的勢頭。
列寧在晚期發現了斯大林缺點，於是在遺囑中寫道：“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我建議同誌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同時列寧通過妻子的聯係，尋求與托洛茨基再次合作。斯大林得知後，在電話裏辱罵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得知後曾憤怒寫信給斯大林，並以絕交威脅他道歉。斯大林選擇低頭認錯，最終事情平息。
從1923年3月中旬起，列寧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則遭到了其他政治局委員的共同反對，不僅沒能樹立起權威，而且被大家所冷落。列寧去世後，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並列為蘇共（布爾什維克）主要的6名領導人。
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逝世後把丈夫的遺囑交給中央政治局。在蘇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的遺囑沒有被公布於眾，而僅僅是在中央委員會的高級領導人中傳達了。斯大林根據列寧遺囑的建議提出辭職，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不同意，他們認為列寧的建議是不合適的，並一致選舉斯大林為蘇共中央總書記。
托洛茨基對政治鬥爭很不在行，在《論列寧》和《十月的教訓》的兩篇文章裏，竟然直言不諱地批評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促使兩人與斯大林聯手，形成共同對抗托洛茨基的局麵。他們3人發表文章，稱“托洛茨基主義”並非真正的列寧主義；斯大林還表示“黨的任務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鬥爭中失敗，被解除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蘇俄國內的政治變化對中國產生了長期的重要影響。
在俄國內戰期間，白軍敗退到國外，蘇俄紅軍就進攻到國外。不少白軍敗逃到了中國新疆境內，蘇軍也就追殺到了新疆，並同當地的政治勢力聯係到了一起。這樣，不僅舊沙俄在中國北方的權益沒有歸還給北京政府，新蘇俄反而進一步損害了中國的主權。
1923年底，在中國西北地區起家的“國民軍”軍閥馮玉祥，受到孫中山《建國大綱》等書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思想的影響，開始傾心於蘇俄，仰慕社會主義，還在室內懸掛列寧肖像。1925年，馮玉祥邀請中共中央的李大釗擔任國民軍政治部主任，後由中共黨員劉伯堅代理。馮還結識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邀請蘇俄軍事顧問進入國民軍，開始接受蘇俄的武器援助，並派遣一批年輕的軍官赴蘇聯留學。
不過，馮玉祥的部隊在奉、直軍閥聯合進攻下被打敗，不得不於1926年元旦通電下野。但馮的主要部隊並沒有散，他本人繼續保持對蘇俄的好感，並於同年前赴蘇俄考察。
當然，蘇俄對中國的關鍵性影響還是在南方的廣東。而將深受歐美民主思想影響的孫中山推向蘇俄一方的，其實是那些受其他列強支持的各路軍閥。其中一個廣東軍閥所起的作用至為關鍵，他名叫陳炯明。
陳炯明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11年3月的黃花崗起義中，陳炯明為敢死隊第四隊隊長。孫在後期能以廣州為基地開展護法運動，陳的軍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孫曾讚陳“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儉樸，我也不如。”
但是，陳與孫的政治理念不同。陳炯明接受了梁啟超提倡的“聯省自治”的理念，主張建立與美國相仿的聯邦政體，首先在廣東搞好民主憲政，逐步向全國推廣，再走向和平統一。孫中山經過了建國和護法的種種失敗，堅信必須采取“中央集權”，要以武力“北伐”來統一中國，以重新建立全國政權。兩人最終產生激烈衝突。
1922年夏，孫中山公開罷免陳炯明的職務。陳炯明的親信大將葉舉，於6月16日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和粵秀樓。孫中山撤退之際，夫人宋慶齡不願與孫同行，認為“目標太大，容易被叛軍發現”，並對孫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我請求你先走吧！”隻身出走的孫中山避難於永豐艦。
在此之前，孫中山已經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過接觸，對俄國革命及列寧本人表示讚賞，很想多了解俄國新政權之成就。此刻，中山對自己的失敗極為失望，在其他列強各國都不肯出手相助之際，他終於下決心尋求蘇俄的幫助。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認定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之唯一夥伴，並指示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國國民黨內部運作，同時要保有組織和活動自主。
在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下，蘇俄援助他建立黃埔軍校，中山才感到走上了切實可行的統一國家的道路。盡管他“出師未捷身先死”，但從廣東大本營出發北伐，打倒所有的軍閥和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仍是他留給繼承者們的曆史重任。
蘇俄僅僅為了黃埔軍校，就援助了300萬盧布的經費，飛機9架，大炮幾十門，機槍幾十架，約萬枝步槍，還有配套的彈藥等等。另有一筆1000萬元的援助經費，供廣州國民政府建立中央銀行。可以說：沒有蘇俄的援助，就沒有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的本錢。
而在資本主義列強看來，社會主義蘇俄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廣州國民政府則是蘇俄在中國的代理人。因此，當國民革命軍向北方進攻時，他們必然支持自己的代理人而放下內部的爭鬥，團結對抗這個南來的“洪水猛獸”。
列寧的逝世對國共前途的影響是逐漸顯現的。列寧本人雖然堅持世界革命的理論，但在國家關係的處理上並沒有放棄本國利益。斯大林繼承了大位以後，暫時延續過去對中國的政策，可大國沙文主義變得越來越赤裸裸。列寧那些帶有國際主義道義的話，從斯大林口中再也聽不到了。
由於過去托洛茨基在蘇共和紅軍中的重要地位，在列寧去世後的幾年裏，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對蘇俄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仍有著相當大的影響。當時在蘇俄有很多中國留學生，他們也被卷進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政治鬥爭，有些人因此受到政治迫害，遺恨終生。
同樣，在中國的共產黨人也無法幸免。托洛茨基開始就堅決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從此，“托洛茨基派”（簡稱“托派”）不僅是蘇共政治鬥爭的對象，而且中共也必須跟著念這個“緊箍咒”。
《謊言》一，走資派鄧小平“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亂臣賊子汪東興說：沒有毛主席，鄧小平什麽也不是。沒有華國鋒，鄧小平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盡管汪東興與華國鋒背叛毛主席的教導，違法黨紀國法夥同走資派發動反革命政變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災難，但對於鄧小平的評價是符合事實的。毛主席說，鄧小平當過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這個定論任何人休想改變得了！
鄧小平：“保證永不翻案”，結果翻了個底朝天。把一個好端端社會主義祖國演變成一個千瘡百孔的資本主義社會。文革中鄧小平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他說，“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鄧小平在《寫給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發誓：“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在信中說：“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登上權力的尖峰以後，掀起的翻案風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難道說還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嗎！？
《謊言》二，《四人幫是走資派，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複群資本主義道路。》
事實是走資派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實線證明他們才是真正的走資派，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複群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1967年7月20日鄧小平還說：“他們就趁機把中國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劉少奇就是這種人。要不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把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通過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來使我們認識清楚，我真會讓劉少奇拉著鼻子走。這說明什麽？是我過了幾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線搞不清楚，很多同誌也會有這種錯誤，現在基本上扭轉過來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主要是保住了黨的本質，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就可以在這裏體現出來。”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和黨內的二號走資派，對黨中央和毛主席表明這樣的政治表態，應該說是正確的。鄧小平的這個政治態度，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記在心中的、是眼睛看著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鄧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權力的尖峰。
《謊言》三，《文革是十年內亂、十年動亂、十年浩劫》。
走資派鄧小平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到“雙崩潰邊緣”。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搞錯了對象”。他否定毛澤東同誌的豐功偉績，給毛主席下了一個“三七開”的定論，說毛主席晚年犯下“嚴重錯誤”。把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江青、毛遠新等親人投進監獄，判以重刑，以德報冤。
正如鄧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說的一樣：“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謊言》四，《走資派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者》。
在1972年8月3日寫給毛主席的信中說：“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的確，鄧小平是一個“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這也許是鄧小平不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內心世界吧。
鄧小平“垂簾聽政”，重權在握，居高臨下，又不出任總書記或國家主席，最後還是要自封為“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而且還有那麽多追隨者隨聲附和，連篇累牘地為“核心”論尋找依據。
《謊言》五，《階級鬥爭熄滅論了》。
走資派鄧小平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逐步導致國內外敵對勢力越來越猖獗，特別是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氣焰越來越囂張，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他否定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否定農村走集體化道路的人民公社體製；讓5000萬國有集體企業工人買斷、下崗、失業、受窮，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讓兩億農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為資本家打工，受盡剝削和壓迫，成為全世界唯中國獨有的“農民工”現象。
《謊言》六，《文革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走資派鄧小平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到“雙崩潰邊緣”。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搞錯了對象”。他否定毛澤東同誌的豐功偉績，給毛主席下了一個“三七開”的定論，說毛主席晚年犯下“嚴重錯誤”。把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江青、毛遠新等親人投進監獄，判以重刑，以德報冤。
《謊言》七，《鄧小平是“無產階級革命家”》。
鄧小平提出了“先富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極具誘惑力的。於是，有權的、有路的、有本事的爭先恐後地富起來，如鄧小平家庭早已進入全國500富，富可敵國。而沒有富起來的工農大眾，成為相對貧困或者絕對貧困，中國有絕對貧困人口兩億（按照世界標準）。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會財富，反映財富分配的基尼指數，中國0.5，美國是0.4，其他發達國家0.28以下，中國的貧富差距為世界之最。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以富人和官僚資本為特征的新生資產階級。
鄧小平由於疏於學習，沒有讀過多少書，讀一點書，也從來不寫字，不劃道，不記日記。對馬列毛主義從來就沒有一篇具有係統性理論性思想性特別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為特色社會主義“總設計師”提出的理論，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談怪論。
《謊言》八，《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說：“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你說不上不要緊，哈哈，我也說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沒有定規麽，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金庸，和金庸討論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時說的一段話。這段話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沒有定規麽”。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從《共產黨宣言》、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著作，到共產黨的所有文獻資料，從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實踐，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都沒有對社會主義作出理論上的任何“定規麽”。
鄧小平曾坦言：“我讀的書並不多。”他的女兒鄧榕回憶，鄧小平沒看過馬恩全集，看的是選集，通讀了列寧全集。他的兒子鄧樸方回憶說，“他看書從來不在上麵寫字，連個道都不畫，熟記在心，融會貫通，他也沒有記日記的習慣。”
《共產黨宣言》把共產黨人關於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並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然後“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什麽是社會主義？老祖宗馬克思說得最明白：“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就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這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
列寧曾指出：“隻要還存在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貨幣權利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隻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
鄧小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忘掉得一幹二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謊言》九，《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忘掉得一幹二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也難以設計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提出了“摸論”。沒有方向，沒有一條到達彼岸的社會主義道路，隻能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多年，13億人民越摸越糊塗了。
鄧小平提出了“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並把它運用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管什麽主義、什麽道路、什麽社會製度、什麽辦法措施，隻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提出了“不爭論”。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的實質是怕爭論，怕“爭論”不得理，怕一爭論，自己那套東西推行不下去。“不爭論”的結果是，使改革開放走上鄧小平自己擔心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邪路上去。
《謊言》十，《不當“皇帝”，結果自我包裝成“核心”。》
鄧小平說：“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從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產生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包括我在內，還有陳雲同誌、李先念同誌，還有葉帥。這１０年我們黨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崗位，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
鄧小平說：“華國鋒隻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
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也難以設計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提出了“摸論”。沒有方向，沒有一條到達彼岸的社會主義道路，隻能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多年，13億人民越摸越糊塗了。
鄧小平提出了“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並把它運用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管什麽主義、什麽道路、什麽社會製度、什麽辦法措施，隻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鄧小平提出了“不爭論”。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的實質是怕爭論，怕“爭論”不得理，怕一爭論，自己那套東西推行不下去。“不爭論”的結果是，使改革開放走上鄧小平自己擔心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邪路上去。
鄧小平提出了“先富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極具誘惑力的。於是，有權的、有路的、有本事的爭先恐後地富起來，如鄧小平家庭早已進入全國500富，富可敵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