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時代中的苦難中國

《中華民國》時代中的苦難中國

 

 

 

《中華民國》時代中的苦難中國，處在一個中央政府名不副實，國家實際四分五裂的戰爭狀態。內部的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打碎了舊的封建王朝，但卻沒能凝聚成統一的主權國家，淪為軍閥割據的局麵。外部列強的幹涉不僅非常嚴重，而且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而演變，致使中國大地成了世界強國的利益競技場。

此時的世界仍然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調整期。企圖為一戰後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巴黎和平會議，“和平”效果卻非常糟糕。德國被大大懲罰但沒有被徹底削弱，反倒引起了德國民眾的強烈不滿，為日後的戰爭報複埋下了種子。意大利雖為戰勝國，但其訴求被忽視，間接催生了法西斯主義從該國萌發。蘇俄不僅被排斥在巴黎和會之外，而且會議決定對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經濟封鎖。中國以戰勝國之一的身份，卻被會議裁定，戰前德國侵占的山東膠州灣的領土，以及那裏的鐵路、礦產、海底電纜等，統統歸日本所有，結果直接點燃了“五四運動”的怒火。

即使在該和會上獲益最大的英國、美國、日本，也為下一場大戰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海軍軍備競賽。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任何國家，仰仗它急速膨脹的工業和金融實力，向世界頭號海軍強國英國發出了挑戰。美國海軍部長丹尼爾斯宣稱，將在5年內建造 137艘軍艦，“建設一支世界上最強大、最優秀的海軍”。英國不甘示弱，首相勞合·喬治表示：“大不列顛寧願花盡最後一分錢，也要保持海軍對美國或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優勢。”日本為了與美英一爭高下，雄心勃勃地製定了“八八艦隊”計劃，即擁有兩支強大的艦隊，每支艦隊有主力艦8艘，每8年更新一次。緊接著，法國和意大利也興衝衝地加入了這場不見硝煙的軍備大戰。

但隨著一艘艘戰艦的下水，軍費開支陡然大增，各國財政紛紛捉襟見肘。列強們開始嚐到了軍備競賽的苦頭，各國人民要求裁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總統沃倫·加梅利爾·哈定倡議召開限製海軍軍備的會議，得到了各國的響應，這就是影響深遠的“華盛頓會議”的由來。

由於巴黎和會的失敗，世界格局中的重要議題不僅僅是海軍軍備問題，還有很多影響和平的問題，尤其是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特別是在中國的利益衝突。於是，出席華盛頓會議的擴大為9個國家：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葡萄牙和中國。

中國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派出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為全權代表，餘日章、蔣夢麟為國民代表，朱佛定為秘書，共130多人組成的龐大代表團出席。原計劃還有廣州國民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為代表，但是孫中山不承認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代表團，不被各國接受，伍朝樞遂未赴會。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上述9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了國際會議。議程主要有兩項：一是限製海軍軍備問題；二是太平洋和遠東問題。為此組成兩個委員會：“限製軍備委員會”由英、美、日、法、意5個海軍大國參加；“太平洋及遠東問題委員會”則由9國代表都參加。兩個委員會分別進行討論。

實際會議的過程中，各國的發言權是嚴重不平等的。美國、英國、日本處於第一等級，參與決定所有重大問題；法國其次，有時被前述3國置之不理；意大利還不如法國，在一些議題上被排除；比利時、荷蘭、葡萄牙重在參與，滿足於分得一小杯羹；中國則處於最下一級，完全為維護自己被侵犯的權益而來，對其他議題沒有什麽影響。

會議經過長時間激烈交鋒，各與會國簽訂了一係列條約、協定和決議案。其中對世界均勢影響最大的是《五國海軍條約》，它規定五國主力艦總噸位限額為：美、英各52.5萬噸，日本31.5萬噸，法、意各17.5萬噸。條約還嚴格限製了主力艦和航空母艦的噸位和建造，對於其他艦船也有相應的規定。

中國為自己達成了兩項成果：一是中日雙方簽署的《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二是《九國關於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通常簡稱為《九國公約》。

《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在法律形式上結束了日本對山東的軍事占領和政治控製，中國收回了部分喪失的主權。但中國也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不僅要償付高額的鐵路贖金等，更為重要的是日本通過安插日本人任車務長及會計長，仍然牢牢控製著膠濟鐵路。

《九國公約》表示，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確立各國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原則。有關條文規定，九國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專門研究中國的關稅政策。實際上使中國恢複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麵。

這次華盛頓會議，中國成功收回山東權益，是近代中國在沒有武力後盾的情況下，外爭國權的第一次重大成就。但是，由於中國政府在解決山東問題時仰賴美、英的幫助，因而作為妥協，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權、撤退外國軍警、恢複關稅自主權、取消勢力範圍等方麵取得實質性成果。

華盛頓會議後，日本在山東的利益受到抑製，遂轉為重點扶持東北的奉係軍閥。從地緣政治上，東北直接與日本統治下的朝鮮接壤，又是與宿敵蘇俄利益交叉的地區，所以成了日本擴張勢力的不二之選。奉係軍閥頭子張作霖為了爭勝中原，也需要靠上一個帝國主義後台。因此日本與奉係一拍即合。在這種有利條件下，奉係通過戰爭的勝利，已經雄霸東北和華北，把持了北京政府，成為中國最強大的一支軍閥。另外，盤踞在山西的閻錫山也跟日本往來密切。

英國主要憑借兩次鴉片戰爭的勝利獲得了在華最大的勢力範圍，以不平等條約開放的商埠（經濟發達城市）來計算，甚至比第二和第三位的日本和俄國加起來都多。由於其大多數條約商埠都在長江流域以南，所以扶持南方的軍閥更能保護它的利益。於是，英國聯合美國，支持直係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前者掌握著湖南、湖北、河南以及河北、陝西的部分地區，後者控製著富庶的東南五省。

美國是帝國主義列強中的後起之秀，因此早期在華勢力範圍還不及法國。美國意圖限製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所以與英國聯手支持直係軍閥，包括吹捧吳佩孚，派遣顧問，派軍艦掩護，等等。但是，美國人信奉實用主義，更重視商業實利，同時向直係和奉係兩邊都賣武器，大發戰爭之財。

[yongbing1993]

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是為什麽人的







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是為什麽人的？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列寧在這篇論文中說：“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寫作隊伍中來的，不是私利貪欲，也不是名譽地位，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它要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經驗和生氣勃勃的工作去豐富人類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過去的經驗（從原始空想的社會主義發展而成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現在的經驗（工人同誌們當前的鬥爭）之間經常發生相互作用。”（《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頁）。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誌中，這個問題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誌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於偉大解放鬥爭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藝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分子，但是絕大多數卻都是在為著共同事業努力工作著。依靠這些同誌，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藝工作者，有許多是抗戰以後開始工作的；有許多在抗戰以前就做了多時的革命工作，經曆過許多辛苦，並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響了廣大群眾的。但是為什麽還說即使這些同誌中也有對於文藝是為什麽人的問題沒有明確解決的呢？難道他們還有主張革命文藝不是為著人民大眾而是為著剝削者壓迫者的嗎？

誠然，為著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

文藝是為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主義的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

文藝是為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麽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

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

在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

我們曾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

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

對於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裏，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那末，什麽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所以我們的文藝，

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

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

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

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

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我們的文藝，應該為著上麵說的四種人。我們要為這四種人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

在今天，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麵。

而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同誌對於文藝為什麽人的問題不能正確解決的關鍵，正在這裏。我這樣說，不是說在理論上。在理論上，或者說在口頭上，我們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把工農兵群眾看得比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不重要的。我是說在實際上，在行動上。在實際上，在行動上，他們是否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比對工農兵還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為是這樣。

有許多同誌比較地注重研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分析他們的心理，著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並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是引導他們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農兵群眾，去參加工農兵群眾的實際鬥爭，去表現工農兵群眾，去教育工農兵群眾。

有許多同誌，因為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於是就隻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麵。這種研究和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我們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寄予滿腔的同情，連他們的缺點也給以同情甚至鼓吹。對於工農兵群眾，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勞動人民，麵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在某些方麵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牆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為著獵奇，為著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為著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有時就公開地鄙棄它們，而偏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些同誌的立足點還是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麵，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

這樣，為什麽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明確地解決。這不光是講初來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過前方，在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做過幾年工作的人，也有許多是沒有徹底解決的。要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卻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徹底地解決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麵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麵來。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

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誌間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於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麽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傾向。我說某種程度，因為一般地說，這些同誌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和國民黨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是不同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傾向是有的。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比如說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隻有把為工農，為八路軍、新四軍，到群眾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

魯迅曾說：“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隻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隻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這個問題那時上海有，現在重慶也有。在那些地方，這個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因為那些地方的統治者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自由。

在我們這裏，情形就完全兩樣。我們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群眾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裏，是接近於解決的了。接近於解決不等於完全的徹底的解決；我們說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就是為著完全地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的馬克思主義，是要在群眾生活群眾鬥爭裏實際發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把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變成為實際生活裏的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不但宗派主義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也都可以解決了。

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麽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都不行，隻有用工農兵自己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個基礎。比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麽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基礎嗎？都不是，隻能是從工農兵群眾的基礎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農兵提到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著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沿著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高。而這裏也就提出了學習工農兵的任務。隻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確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係。

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隻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

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作品，不也是源泉嗎？實際上，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

文學藝術中對於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你就隻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裏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麽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曆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麵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麵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著，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yongbing1993]

近三個時代工人農民的不同標配






《長工短工》《人民公社社員》和《農民工》成了三個時代的不同標配。有人問：【新中國解放了誰 ？】

《中華民國時代》：《長工短工》成了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被解放了。

《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成了領導階級，拿著錢飯碗。農村人民公社社員、貧下中農組織起了成了工人階級同盟軍。

《走資派時代》：工人被下崗，工人階級被解散。農村人民公社被解散，社員成了《農民工》《零時工》，又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打回到舊社會，隻不過改了個名稱，資本家改叫“民運企業家“，土豪，下崗工人，《農民工》，保姆等。

三個時代：舊中國民國時代。新中國毛澤東時代。中國走資派時代。

三個時代的不同標配：

舊中國中華民國時代，有資本家，地主、農民《長工短工》、傭人。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農村人民公社社員、貧下中農。

中國走資派時代，資本家，土豪，下崗工人，《農民工》，保姆。

[yongbing1993]

讀《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






讀《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一文有感。文中說：“文革中在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號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數學教師寫了一本高等數學上下冊。曾被評為優秀教材。因為該書把毛的哲學思想，把唯物辯證法的精髓對立統一，矛盾的觀點融合在微積分的理論中了。

文革後上大學，學校說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隻做為學生的參考書，可買可不買。主要聽老師講課。

由於對文革中”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很排斥，心想那本書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沒有購買。跑到學校圖書館借了本當時倍受歡迎的蘇聯專家吉米多維奇的《高等數學習題集》來學習。該書雖然好，看後習題也會做，但對微積分的理論和對微積分的應用還是覺得隔靴搔癢，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學裏的初等數學和大學裏的高等數學有何聯係。

一天聽數學老師講課，老師也是那套高等數學教材的作者之一。“

文中又說：“聽完老師一席話，我突然領悟在”顯微鏡”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數學變”活”了，把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有機地聯係起來了，微積分的應運開竅了。

我趕緊到學校的印刷廠買下了這套原以為是政治掛帥的書。細讀和精讀，受益很多。後來慢慢明白書中講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紀起源的古典微分幾何的分析方法。隻是我們的數學老師在寫書時把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學的高度，展現了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

遺憾的是這本書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後這本書已經改得麵貌全非了。此後我再沒有發現在國內高校的高等數學教材中有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講述微積分理論，讓它淺顯易懂，讓學生深入了解其內核的。大多過雨煙雲，沒有留下深刻印象。“

文中最後說：”後來為人之父，為人之師。我嚐試著用老師傳授給我的用辯證法來講述微積分，覺得孩子們和我一樣對此易懂，易學，初等數學變”活”了。

看來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給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歡不喜歡，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對立統一的。“

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毛澤東不僅是辯證法理論大師，而且是辯證法實踐大師。辯證法是研究矛盾對立統一的學說，而矛盾普遍存在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天下萬事萬物運動變化的原生動力，“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

早在1937年，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矛盾論》，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唯物辯證法理論。這是一部深刻的有著重大理論價值的哲學論著，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奠基之作和主要標誌。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全麵論述了矛盾的普遍性，“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矛盾貫穿於一切過程的始終”。普遍性表現為矛盾鬥爭的絕對性，“矛盾的鬥爭則是不斷的，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鬥爭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鬥爭的表現更為顯著”。

《文革》中毛澤東說：“現在的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們白天不活動晚上活動，戴眼鏡，戴口罩，手裏拿著棍子、刀，到處搗亂，殺了一些好人，殺死了幾個人，殺傷了好幾百。多數都是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弟。”

毛澤東又說：“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資產階級勝利，修正主義勝利，把我們打倒。第二個可能就是我們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打倒。我為什麽把第一個可能放在我們會失敗這一點上呢？我感覺這樣看問題比較有利。就是不要輕視敵人。“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劃分，不是哲學自發的形成，是人為的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劃分，僅僅是從本體論角度，也就是從“世界的以物質還是以精神為本源”來做區分的。這個區分方式出自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簡稱《費爾巴哈論》。

這裏恩格斯所要指出《哲學基本問題》是有著深刻的曆史目的和政治目的：當時的國際局勢是，工人組織經常受到資產階級革命思想，修正思想，改良主義的侵蝕。

這種侵蝕使得工人階級內部出現分裂，而這種分裂往往是由於一些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將自己偽裝為工人革命的指導思想。如果按照這種思想進行革命鬥爭，隻能將革命引向失敗。

類似的思想包括：無政府主義（立刻消滅權威和政黨，構建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改良主義（先走資產階級革命，借助資產階級的力量和平的完成社會主義過渡）、激進派（反對一切妥協，立刻掀起革命）、超帝國主義論（帝國主義是一種政策，因此隻要帝國主義國家可以攜起手來訂立和平協議，世界就可以進入長久和平期）、拉薩爾主義（忽視現實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狀況，要求不折不扣的分配勞動所得的理想主義）。

其中，中國也有以胡適為首的社會改良派，宣稱階級鬥爭隻能引起階級仇恨，不應該用武力的方式進行徹底的改革。這正是由他信奉的“實用主義”哲學所導致的。

現在我們看得到，這些思想，或多或少都偏離或完全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而對當時局勢的解決，不是缺乏變通就是過於懦弱，要麽則是過於理想主義而脫離了現實。

因為有相當多的思想家，都認為應該等待統治階級自我反省，主動幫助人民實現解放。

然而很明顯，這都是基於唯心主義的看法。他們認為，思想是高度獨立於現實的，甚至是思想支配現實，因此隻要統治階級“想”這樣做，他們就可以解放人民。並且他們相信人的理性天生趨向於自由民主，隻要統治階級覺醒了這種天性，自然會推動社會向更文明的方向發展。

但是唯物主義的觀點則是，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完全由自身決定的，更是由社會狀況和經濟條件決定的。因此寄希望於統治階級自身的覺醒，無疑是緣木求魚。

很明顯，這兩種基本觀點之下，各自提出的政治觀點也必然是不同的路線。

在這種背景之下，恩格斯就必須提出一種高效的辨別方法，來將一切“唯心主義的思潮”從黨內驅逐出去，堅定科學的理論指導，否則革命一定會失敗。

於是，《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論就誕生了。

這一理論，寄托著全世界工人組織能否堅定馬克思主義科學指導，反對一切修正主義的侵蝕的願望。其有深厚的哲學背景和政治背景。

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一些人出於“宗教狂熱”一般的情感，非常武斷的在任何研究方式中大談特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劃分，忽視了“哲學基本問題”這個學說提出本身的目的和背景，這實際上把這個劃分庸俗化了。

因為雖然絕大多數的各婁學派都可以以此劃分，但是它們的研究側重未必是這些基本問題。如果上來就大批特批，就屬於人家要做個蛋糕，你不品嚐蛋糕反而說它托盤的花紋不好看。

另外一些人讀了一些哲學史，認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論純屬無稽之談。這實際上也是不了解這個理論所提出的背景，導致評價片麵化。

以《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劃分哲學基本派別，本沒有問題。因為基本上所有派別，都要提到“何者為本源”的問題，即使聲稱超越二者分立或者二元論的學派，也會最終落腳於物質和意識之一。因此片麵強調基本派別劃分是僵硬的，而片麵否定基本派別劃分則是帶有強烈個人偏見的，這同樣是狹隘。

但是如果因此而過度貶低唯心主義，或者過度貶低唯物主義，則是另一種狹隘。

一、哲學的基本派別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物質是本原，意識是派生的，先有物質後有意識，物質決定意識。

《唯物主義》有三種基本形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

《唯心主義》的基本觀點：意識是本原，先有意識後有物質，意識決定物質。

《唯心主義》有兩種基本類型：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

二、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派別

(一)唯物主義：

1、古代樸素唯物主義

基本觀點：認為金、木、水、火、土等是世界的本原。

進步性：否認世界是神創造的，認為世界是物質的，堅持了唯物主義的根本方向，本質上是正確的。

局限性：A.是一種可貴的猜測，沒有科學依據。

B.它把物質歸結為具體的物質形態，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

2、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

基本觀點：認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原子的屬性就是物質的屬性。

進步性：豐富和發展了唯物主義。

局限性：仍然把物質的具體形態等同於物質。具有機械性、形而上學性、不徹底性。

3、現代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

基本觀點：認為物質是世界的本原，物質的本質屬性是客觀實在性。

進步性：終結了唯心史觀，創立了唯物史觀，做到了自然觀和曆史觀的統一。

(二)唯心主義

主觀唯心主義：把人的精神當成世界本原。

客觀唯心主義：把獨立於人之外的“客觀精神”當作世界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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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

文/萬湖小舟

文革中在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號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數學教師寫了一本高等數學上下冊。曾被評為優秀教材。因為該書把毛的哲學思想，把唯物辯證法的精髓對立統一，矛盾的觀點融合在微積分的理論中了。

文革後上大學，學校說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隻做為學生的參考書，可買可不買。主要聽老師講課。

由於對文革中”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很排斥，心想那本書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沒有購買。跑到學校圖書館借了本當時倍受歡迎的蘇聯專家吉米多維奇的《高等數學習題集》來學習。該書雖然好，看後習題也會做，但對微積分的理論和對微積分的應用還是覺得隔靴搔癢，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學裏的初等數學和大學裏的高等數學有何聯係。

一天聽數學老師講課，老師也是那套高等數學教材的作者之一。他這樣講到(大意):

同學們大家在初中時就學過梯形麵積公式: (上底+下底)x高/2。但梯形的邊如果是曲線就不能用這個公式，因為直和曲是矛盾的，不能互換。

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曲邊梯形分成有若幹個小的梯形。由於這些小梯形的曲邊比大梯形的曲邊彎曲程度小，接近直線。 我們能夠用梯形麵積公式求出這些小梯形的麵積，在把他它們加到一起，就得到了大曲邊梯形的麵積。

同學們一定有疑問，這樣會帶來誤差，不精確，因為那些小梯形的邊仍然還是曲的。誤差和精確是矛盾的，不能相互代替。誤差的產生是因為我們把這個大的曲邊梯形隻做了有限次地劃分。設想我們把這個曲邊梯形劃分成無限多個細小的梯形。細小的程度連我們肉眼都看不見它的曲邊了。讓我們在顯微鏡下看，在這樣無限細小地劃分下梯形曲邊從量變發生了質變，曲線變成了直線，矛盾統一了。在這個條件下，我們可以放心地使用梯形麵積公式，求出每一個無限小的梯形的麵積，然後在把這些無窮多個的無限小的梯形的麵積加起來，其結果就是精確的曲邊梯形的麵積。積分的理論就是求無窮多個無限小量的和。

積分的過程體現了從有限到無限，從誤差到精確，從曲線到直線的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矛盾的規律)、質量互變(量變到質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

現在讓我們來講述積分的理論和求積分的方法。....

聽完老師一席話，我突然領悟在”顯微鏡”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數學變”活”了，把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有機地聯係起來了，微積分的應運開竅了。

我趕緊到學校的印刷廠買下了這套原以為是政治掛帥的書。細讀和精讀，受益很多。後來慢慢明白書中講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紀起源的古典微分幾何的分析方法。隻是我們的數學老師在寫書時把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學的高度，展現了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

遺憾的是這本書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後這本書已經改得麵貌全非了。此後我再沒有發現在國內高校的高等數學教材中有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講述微積分理論，讓它淺顯易懂，讓學生深入了解其內核的。大多過雨煙雲，沒有留下深刻印象。

後來為人之父，為人之師。我嚐試著用老師傳授給我的用辯證法來講述微積分，覺得孩子們和我一樣對此易懂，易學，初等數學變”活”了。

看來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給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歡不喜歡，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對立統一的。

[yongbing1993]

蔣介石《中華民國》統治二十二年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8年12月張學良宣布改旗易幟後，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實現了表麵上的中國的統一。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心南京。延續22年的蔣介石國民黨反動統治，頗受文藝創作者的青睞，以這一時期為創作背景的文藝作品層出不窮。而在文學創作的影響下，不少網民對民國進行美化和浪漫主義描述，認為民國時期是一個崇尚民主、自由、知識的時代，認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政治開明、經濟繁榮、文化自由，更有甚者認為當前對蔣介石統治集團與國民黨軍隊的種種負麵評價是中國共產黨的汙蔑攻擊。那蔣介石的民國是否真得像部分影視劇或文學作品中所說那麽美好嗎？

蔣介石專製獨裁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實行的是代表地主階級、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一黨專政和軍事獨裁統治，通過建立龐大軍隊、推行特務統治、實行聯保連坐等方式鞏固專製統治，與民主政體背道而馳。

1929年3月，蔣介石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定：“中華民國人民須服從擁護中國國民黨，……始得享受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對中華民國之政權治權”，要由蔣介石國民黨“獨負全責”。

1931年5月，蔣介石國民黨主持的國民會議通過《訓政時期約法》，第30條明確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將權力集中於蔣介石個人。

蔣介石國民黨建立了龐大的軍隊，1929年3月官方材料披露，“全國軍額達二百萬”，還大力加強地方反動武裝，將人民置於武裝力量的嚴密控製和監視之下。

蔣介石扶植“CC”派和複興社勢力，建立龐大的特務組織，如隸屬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隸屬於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以及“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大規模推行特務政治，以增強對各種政治力量及廣大民眾的有效控製。

蔣介石國民黨大力推行保甲製，1934年12月經中政會第432次會議議決，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普遍辦理地方保甲，強製實行聯保連坐，加強了對廣大群眾的控製束縛。《鄉鎮保甲長須知》中規定“各戶戶長應聯絡甲內全體戶長共具聯保連坐切結，聲明結內各戶互相勸勉監視，不為匪通匪縱匪，如有違反者，他戶應即報明，倘瞻徇隱匿，聯保各戶實行連坐”。

蔣介石思想禁錮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大力推行文化專製，用封建法西斯主義對人民進行思想禁錮與精神控製，與思想自由背道而馳。《訓政時期約法》雖規定了人民的結社集會之自由、發表言論及刊行著作之自由、請願之權等，並強調“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製之”，但為了控製輿論，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大肆剝奪人民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從1929年起就相繼頒布《宣傳審查條例》《出版法》等嚴格限製書籍刊物的編輯、出版、發行，還設立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查禁具有進步傾向的文化作品，對進步作家進行監視、拘捕甚至槍殺。

1930年至1933年間，李偉森、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洪靈菲、潘漠華、應修人、宗暉等先後犧牲。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936年製定的《取締反動文藝書籍一覽》《取締社會科學反動書刊一覽》，被查禁的文藝書籍和社會科學書刊就多達1040種。為了與敵人周旋，保存革命文化陣地，魯迅這一時期使用過的筆名達70多個。

蔣介石公開鼓吹法西斯主義，在1931年5月國民會議開幕詞中提到，法西斯蒂政治理論能保證“最有效能的統治權”，而且“合於大同原則”。此後，“CC”派和複興社開展了宣傳法西斯主義的競賽，大力鼓吹“三民主義為體，法西斯主義為用”。蔣介石親自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目的也在於禁錮人們的言行，正如他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所說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禮義廉恥，也被蔣介石視為“根本剿滅土匪之最良武器”，用以加強全體民眾的反共意識，使民眾俯首帖耳地服從國民黨反動統治。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官員上下貪汙腐敗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采取一係列有利於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政策和措施，控製全國經濟命脈，對廣大群眾進行超經濟的榨取和掠奪，與為民謀利背道而馳。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中央和南京政府高級官員利用手中權力，通過公開勒索、貪汙、投機倒把、借款、發行公債和增加稅率等手段，把許多國家財產變成由他們任意支配的私產，形成了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一大批新的官僚兼買辦的資本家。他們與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結合，成為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壟斷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和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匯業局，成立“四行聯合辦事總處”，控製了全國經濟命脈，為濫發紙幣、大規模發行公債打開了道路。

從1927年到1936年，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共發行26億元公債。抗戰期間，發行17種國內公債，共計法幣151.92億元，關金1億金單位，英金2000萬鎊，美金2.1億元。政府發行公債是以捐稅作為擔保，公債發行越多，人民承受的捐稅負擔就越重。

1934年，湖北省田賦附加稅達61種，江蘇省更是多達147種。而公債又由“四大家族”控製的銀行以低價承購，通過高利率還本付息獲取暴利。官僚資本集團通過資源委員會和工礦調整委員會對民族工業進行大規模掠奪和吞並，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官僚資本已占到整個工業資本的2/3。官僚資本不是在正常的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積累起來的，而是官僚資產階級利用超經濟的特權，主要在從事金融和商業投機的過程中，在充當外國帝國主義的買辦的過程中，通過掠奪廣大勞動人民和兼並民族工商業而發展起來的，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阻礙。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各級軍政官員在收複區內進行掠奪性接收，以“接收”名義加以侵吞。以北平為例，被接收的日、偽物資，入庫的數量不足五分之一，其餘絕大部分被接收官吏據為己有。《大公報》於1945年9月27日發表的社評稱：這種行為“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

民不聊生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貪汙腐敗，濫發紙幣，使經濟危機加劇，通貨膨脹嚴重，貧富差距巨大，廣大群眾的生活陷入極度困境，與安居樂業背道而馳。

據江蘇省民政廳統計，1928年至1934年間，省內擁有1000畝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374個，其中77個為國民黨官吏，這就決定了國民黨政府必然要維護封建土地占有關係和地租剝削製度。苛捐雜稅眾多，加之災害頻發，廣大農民掙紮在饑餓和死亡線上。

1937年出版的《中國救荒史》記載，從1928年到1930年，全國因受災而死亡的人數達1000萬，1931年受災人數超過5000萬。由於國民黨政府到處抓兵拉夫、橫征暴斂，造成田園荒蕪，農民逃亡。

1946年，湖南、廣東已有40%的耕地荒蕪。國民黨政府實施的幣製改革，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經濟發展，但也使官僚資本極大膨脹。為了應對猛增的軍費開支，彌補財政赤字，國民黨政府無限製地濫發紙幣，更是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急劇上漲，使百姓遭到洗劫，民族工商業走向破產。

1947年7月24日，美聯社電訊發表一則材料，稱法幣100元可買的物品：1937年為兩頭牛，1938年為一頭牛，1941年為一口豬，1943年為一隻雞，1945年為一隻魚，1946年為一個雞蛋，1947年為三分之一盒火柴。

到1948年8月，法幣發行額已比1937年全民族抗戰前增發47萬多倍，物價暴漲725萬多倍。美國學者易勞逸曾評價道：貶值的貨幣就像染上白血病的血液在這個國家流淌，“使整個機體、軍隊、政府、經濟和社會普遍虛弱”。

1947年，工業產量較1936年減少30%，農作物產量減少33%-40%，各地饑民達1億人以上。1947年3月至7月，38個城市發生搶米風潮，17萬城市貧民參與其中。

當時的報紙感慨道：“中國不亡於日本，如今卻要亡於經濟總崩潰”。嚴重的經濟危機，給全國各階層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激起了廣大人民的強烈不滿，他們不得不團結起來，同國民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鬥爭。

四麵楚歌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破壞團結抗戰大局，大肆迫害愛國民主力量，鎮壓日益高漲的人民運動，將自己置於了人民的對立麵，與民族大義背道而馳。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也表現出很大的妥協倒退傾向。

1939年1月蔣介石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製定“溶共”“防共”“限共”方針。後國民黨成立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陸續製定和秘密頒發《防製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等一係列文件，大肆進行反共宣傳，設立集中營囚禁和殺害共產黨員、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並且發動三次反共高潮，殘酷鎮壓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動。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國民黨統治集團公然違背中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肆意破壞和撕毀政協協議，悍然發動全麵內戰。隨著國民黨統治區政治、經濟危機不斷加深，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先後爆發“一二·一”運動、抗暴運動、“五二〇”運動、反美扶日大遊行等，其中參加抗暴運動的學生總數達到50萬人，“五二〇”運動則波及60多個大、中城市。僅1947年，參加罷工鬥爭的工人就達到320萬以上，波及20多個大中城市，涉及50多個行業。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還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充滿敵意，不斷進行殘酷迫害。

1946年2月10日，製造“較場口事件”，在重慶舉行的慶祝政協成功大會上打傷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樸、施複量、章乃器等多人。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國民黨特務先後暗殺著名民主人士、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和聞一多。

1947年10月7日，殺害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

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民盟總部被迫解散，許多成員轉入地下堅持鬥爭。在人民解放戰爭接近最後勝利時，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工農群眾和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以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都團結在了中國共產黨周圍，國民黨統治集團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已經處在了全民的包圍中。

可以說，正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和腐敗沒落，促成了中國革命高潮的早日到來。

這樣一個與民主政體、思想自由、為民謀利、安居樂業、民族大義背道而馳的政權，其滅亡是不可避免的。

喪盡民心的腐朽政權，最終隻能被人民所拋棄。

一些文藝作品中對民國時期與國民政府的謳歌，隻是對曆史一廂情願的想象。不能以精英階層的幸福生活掩蓋底層大眾的種種苦難，因為創造和書寫曆史的正是廣大群眾。

[yongbing1993]

共產黨要進北京毛澤東建立規矩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是毛澤東的經典名句。這句話是在什麽背景下提出來的呢？背後又有怎樣的故事呢？

1948年11月11日，毛澤東在西柏坡給東北野戰軍負責人和各中央局、各前委負責同誌發出一封電報。

此時，遼沈戰役剛剛結束，淮海戰役正在進行，平津戰役即將開始，人民解放軍在各大戰場的節節勝利使得原來預計需要5年的解放戰爭進程大為縮短，中國革命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曆史轉折點。

毛澤東在電報中指出，再有一年左右時間即可從根本上打倒蔣介石國民黨。

但毛澤東同時又告誡：“要全部解決蔣介石國民黨並占領全國，則尚須要更多的時間。我黨我軍仍須穩步前進，不驕不躁，以求全勝。我們的口號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自進入1948年後，毛澤東一直在強調抓紀律建設。為什麽在中國革命勝利在望的曆史時刻，毛澤東如此強調加強紀律性呢？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向來是以嚴格的紀律著稱的。隨著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也隨之發生三個重要轉變，即戰爭形式由遊擊戰轉向正規戰，工作由分散轉向集中，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此時，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幹部隊伍自身思想狀況與新形勢、新階段的工作要求不相適應，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一些違反政策、破壞紀律的現象。

這些違反政策、破壞紀律的行為，其危害是嚴重的，最可怕的是把民心推向中國共產黨的對立麵，造成中國共產黨背離民心和政治孤立。毛澤東和黨中央及時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問題的危害性和嚴重性。

毛澤東指出，進入1948年，國民黨蔣介石在全國人民麵前已經孤立起來。但是蔣介石孤立並不等於我們勝利。如果我們的政策不正確，比如侵犯了中農、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開明紳士、知識分子，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錯誤，那就還是不能勝利，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國共兩方麵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

毛澤東嚴正告誡全黨：“全黨同誌須知，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並不就等於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具體說來，在戰爭、整黨、土地改革、工商業和鎮壓反革命五個政策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犯了原則的錯誤，不加改正，我們就會失敗。”

正是站在這樣的政治高度，毛澤東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隻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

理論上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堅定。1948年，毛澤東下大氣力抓黨內軍內紀律建設。建立報告製度，是毛澤東抓紀律建設的一個重要抓手。從1月至10月，為建立健全黨內報告製度，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一係列黨內文件和指示，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全黨全軍，包括《關於建立報告製度》、《關於建立報告製度的補充指示》、《關於宣傳工作中請示與報告製度的規定》、《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應向中央報告的事項》、《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嚴格執行請示報告製度的指示》，等等。

毛澤東不僅親自起草製定製度，而且花了很大氣力親自推動督促製度的落實。對於報告製度執行好的，提出表揚。對於不重視、不遵守請示報告製度的行為，毛澤東提出嚴厲批評，責令改正。

1948年1月7日中央《關於建立報告製度》的指示發出半年多後，林彪和東北局遲遲未向中央作綜合報告，毛澤東幾次去電對其嚴加督促和批評，直到8月13日東北局才給中央複電，強調了他們未作綜合報告的原因。毛澤東對此複電很不滿意，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封給林彪和東北局的長達兩千多字的電報，嚴厲批評林彪的“敷衍態度”和“無紀律思想”，並指出所謂“常委各同誌均極忙碌”，“對各部門的工作難求得全部了解，對作全貌的報告遂感困難”，“缺乏向中央作綜合性報告的材料來源”等，“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收到毛澤東措辭嚴厲的批評電後，林彪在15日當天即向中央作了檢討，並送來綜合報告。

1948年毛澤東和黨中央抓紀律建設，有力製止了黨內的無政府無紀律現象，保證了黨中央領導的集中統一，不僅為爭取即將到來的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於以後從嚴治黨、從嚴治軍，加強作風建設和紀律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紅軍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也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所在。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是1948年12月20日《中國青年》複刊之際發表的毛澤東的題詞。這個題詞，精煉概括了加強紀律性和革命勝利的關係。

此前，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時就指出，我們的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突出強調了加強紀律性的極端重要性。“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鮮明響亮、朗朗上口、深入人心，有力地凝聚起全黨共識，很快化為各級黨組織和黨領導下的軍隊的行動。

“保護城市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護工廠、商店，禁止拆毀機件、搬取物資或私自沒收強購……”開封博物館收藏著一份解放戰爭時期的入城紀律守則。現在看來是泛黃發舊的一張紙，紙上的內容卻是當時戰士們嚴格遵守的鐵律。

1948年6月，開封戰役前，中央軍委就頒發了入城紀律守則，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也向攻城部隊頒布了政策和紀律，號召大家當執行黨的城市政策和革命紀律的模範。在一次巷戰中，某班同誌進入一座漂亮的洋樓，屋子裏一個人也沒有，展現在眼前的是床上的紅綢緞、繡花枕頭皮和精致的被單。部隊前進時，屋裏一切東西都原封不動。野戰軍不“野”，每個同誌都做到了秋毫無犯。

紀律就是形象，正是鐵一般的紀律，讓解放軍深受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正是有了人民群眾這個後盾，才無往而不勝。

開封戰役開始時，解放軍某部進入離開封十餘裏的一個村莊，該村群眾因受國民黨謠言欺騙，大部分離開了。部隊領導號召戰士們為房東看好門，保存好東西，喂好牲畜。解放軍到村外地裏找老鄉宣傳，向他們揭穿國民黨的謠言，說明解放軍的政策，後來群眾慢慢地回來了一些。房東大娘起先還很害怕，但剛一進門，戰士就端開水給她喝，又看到她的牛已被戰士們喂得肚子圓圓的，大娘可樂了。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全村群眾很快都回來了。老鄉們說：“解放軍這樣愛民，古今中外哪裏去找這樣的好隊伍。”於是群眾們紛紛磨麵、蒸饃、綁擔架，支援解放軍解放開封……

朱德曾說，“我們既要會打仗，又要能執行政策，遵守紀律，隻有這樣，才能團結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隻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擁護，我們才能勝利。”無數事實也證明，嚴明的紀律是中國共產黨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不斷取得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會上，毛澤東預言，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為此，他提出了加強作風建設的要求，即要求全黨同誌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就是被我們黨始終牢記和堅持的“兩個務必”。

“一進城市，大家對居住、生活條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愛從好的方麵去布置。”“似乎大家都變了，要能維持簡樸的作風，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誘實在太大。”這是楊尚昆在1949年初寫下的一則日記。楊尚昆時任中央秘書長兼軍委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負責中央機關向北京轉移的具體事宜。這則日記是他從西柏坡出發前往北京記錄下的個別機關紀律鬆弛的現象。

楊尚昆所記載的事件並非個例。麵對迅速到來的重大勝利和可喜局麵，一些中國共產黨員幹部的精神開始懈怠起來，頭腦中或多或少地產生了享樂思想。這些現象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我們難免有重蹈李自成覆轍的危險。

“兩個務必”的提出恰如一針清醒劑，警示全黨要防止出現、及時發現和糾正思想行為上的“病灶”。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勇於直麵問題、常懷憂患意識的鮮明體現。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20個字成為中國共產黨在相當長時間內的行動方針。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軍，使國共兩黨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改變：人民解放軍已經由127萬人發展到280萬人，其中野戰軍149萬人，在裝備上也有了很大改善，建立起了強大的炮兵和工兵，指戰員的政治覺悟和軍事技術也進一步提高。

解放區相繼連成一片，麵積達到了235.5萬平方公裏，占全國總麵積的24.5%，人口1.68億，占全國總人口的35.3%。

與此相反，國民黨軍隊已經由430萬人下降到365萬人，可用於一線的僅有174萬人，且士氣低落、戰鬥力不強。

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雖然統治著全國四分之三的地區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卻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強烈反對，其統治正處於崩潰的邊緣。

隨著解放故爭的順利發展，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也日益發展壯大，到1948年，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了300多萬名黨員。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迅速發展推動了黨的發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問題，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被敵人分製的戰爭環境下，為了發展革命曾經給了地方許多自主權，但是隨之也產生了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和地方主義、遊擊主義傾向。這些問題如果不及時解決，不僅會成為革命的障礙，而且有可能會對中國共產黨即將在全國執掌政權產生不好影響。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高度一致，成為擺在全黨麵前重要而迫切的任務。

一個沒有鐵的紀律的黨是不可能有領導力的，一個沒有鐵的紀律的軍隊是不可能有戰鬥力的。加強紀律教育，嚴明紀律，無疑是奪取解放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

毛澤東、朱德在帶領紅軍第四軍自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途中發布的布告中就提出：“平買平賣，事實為證，亂燒亂殺，在所必禁。”他們為紅軍規定了三大紀律：(一)不拿工人、農民、小商人一點東西;(二)打土豪歸公;(三)一切行動聽指揮。毛澤東強調“嚴格地執行紀律，廢止對紀律的敷衍現象”;指出：“紅軍紀律是一種對群眾的實際宣傳，現在的紀律比前鬆懈了，因此給了群眾以不好的影響。”“上門板，捆禾草，掃地，講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照還，賠償損失，這些都是紅軍宣傳工作的一種，現在也做得不充分”;重申“嚴格地執行三條紀律”。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嚴肅地指出：“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鬥爭。”他還在會上說：“鑒於張國燾嚴重地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

毛澤東在延安領導的整風學習運動也與加強紀律性有關。整風學習運動分學習、改造學習、整風學習三個階段。第三個階段的標誌是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整頓就是用紀律來解決問題。當時，毛澤東說：“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改造我們的學習》用的是勸導的方式，《整頓黨的作風》用的是加強紀律的方式。這兩種方式並用，對打敗教條主義，堅定地走從實際出發的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產生了積極而重大的影響。

毛澤東認為軍隊要有統一領導和紀律，才能戰勝敵人。黨也需要統一領導和紀律。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說：“一個軍隊，要有統一紀律，要聽號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開步走，瞄準放。不然敵人在前麵，一個往東放，一個往西放，是要被敵人消滅的。黨這個軍隊也是一樣，沒有統一紀律，沒有民主集中製，沒有民主或者沒有集中都不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與紀律嚴明是密不可分的。

[yongbing1993]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喊這個口號“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轉戰陝北途中的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在解放戰爭開始之後提出來的。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大屠殺之後的十年內戰期間沒有喊這個口號。進入抗日戰爭時期也沒有喊這個口號。抗日戰爭勝利後還是沒有喊這個口號。還在重慶談判後簽了一個“雙十協定”。

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對中原解放區發動瘋狂進攻，全麵內戰爆發。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糾集大軍進攻延安城的槍炮聲，打破了王家坪的寧靜。

1947年，中國命運的十字路口，轉戰陝北途中的黨中央和毛主席發出戰鬥號召。“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從黃土溝壑中飛出的口號，道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激勵著軍民鬥誌。一時間，“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軍歌嘹亮，衝鋒，衝鋒！這響亮的口號伴隨人民解放軍挺進大別山、打過長江天險，覆滅蔣家王朝。

紅旗漫卷，前進，前進！這有力口號宣告中國共產黨從劣勢轉為優勢，帶領廣大人民迎來新中國的誕生。

兩座大山山腳下，坐落著延安王家坪。這裏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駐地。

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對中原解放區發動瘋狂進攻，全麵內戰爆發。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糾集大軍進攻延安城的槍炮聲，打破了王家坪的寧靜。

國民黨軍集中了34個旅（師），共23萬餘人，由胡宗南等率領，妄圖一舉占領延安；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陝甘寧邊區的部隊僅有不足3萬人。一時間，“希望之城”延安聖地告急！（不是加沙告急。）

“麵對國民黨軍的來勢洶洶，延安有人表示要誓死保衛延安。

但毛澤東經過再三考慮之後，作出一個大膽的決定——主動撤離延安。好多人不理解，毛澤東就給大家做解釋工作。毛澤東說：“留人失地，人地皆存；而留地失人，人地皆亡。我們要用一個延安來換取全中國，不要在乎這一城一池的得失。”

也有人出於對領導安全考慮，堅持要“中共中央離開陝北，東渡黃河到較安全的地方”。

而毛澤東再次站在全局的視角，明確指出自己不能走，並要求黨中央也最好不要走，從而達到拖住胡宗南為其他地方爭取有利條件的目的。最終，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澤東的建議，決定由毛澤東領導一部分中共中央機關人員繼續留在陝北指揮作戰。由劉少奇帶一部分轉移。

1947年3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就從王家坪出發，踏上轉戰陝北的征程。

1947年4月，轉戰中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在這裏停留了58天。窯洞內的牆上，掛著毛澤東的題字——“光明在前”。

這是在王家灣停駐時，應任弼時女兒任遠誌的要求，毛澤東所題寫的。轉戰之路險象環生，困難時刻，這題字卻如此堅定，給人無限鼓舞。

從延安撤離，毛澤東便化名李德勝，取“離得勝”之諧音，也就是“離開以後取得勝利”的意思。周恩來化名“胡必成”，“胡”來自他那長長的黑胡子，戰爭歲月他實在無暇天天剃須，幹脆讓它長個夠，而“必成”則是“必定成功”之意。

“從安塞到靖邊，麵對敵人四個半旅的追擊，在小河幾乎和敵人迎麵相遇。在天賜灣，毛澤東按兵不動，唱了一出‘空城計’，讓敵人順溝過去。在佳縣，敵人10萬兵馬南北撲來，大雨連綿，河水猛漲，麵對漸漸逼近的敵兵，毛澤東毅然決定沿著葭蘆河向黃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脫離險境……盡管輾轉勞頓、危險重重，但絲毫都不影響毛主席對前途的信念、對勝利的信心。”
　　
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揮下，八路軍運用“蘑菇戰術”與敵巧妙周旋、牽製，並殲滅其有生力量，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轉戰中盡管有艱難、有危險，戰士們有時會感到非常緊張，但他們從不曾感到消沉，從不曾產生過失望。

“在那段日子裏，部隊依然不斷傳出玩笑和嬉鬧聲。因為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運籌帷幄，部隊就會無往不勝。”戰士們說。

對革命必勝的信念、對戰爭必勝的信心，時刻都在激蕩著全體軍民。正是有了這個信念，毛澤東等領導人雖處一隅，卻始終放眼全國；雖居險難，卻永遠心向光明。

而轉戰陝北的結局也正印證了毛澤東的預言。僅僅一年多，敵人在損失兵力10萬餘人之後，不得不狼狽逃出陝北，落了個“人地皆失”的局麵。

當地群眾不管是漢人還是少數民族：有主動為解放軍帶路的老大爺，有趕著牲口給解放軍送糧的村民小隊，有運送一捆捆軍鞋的女青年們……在黃河渡口，為了讓解放軍順利渡河，老大爺甚至趕著牛車，送來了自己的棺材板當船用。

那時候解放軍打仗糧食短缺，一天到晚人肚子都是餓的，有時候連野菜也吃不上。但村民們隻要有點糧食，每家每戶就會蒸饅頭、烙成餅或者做成窩窩頭，給路過的自己的解放軍部隊送去。

“自己的黨、自己的部隊”，每當解放軍路過時，在當地老百姓的心中就是這樣的認知，村民們傾其所有支持共產黨和解放軍。

1947年10月，毛澤東帶領中共中央轉戰到佳縣，與胡宗南部將展開一場惡戰。“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佳縣一帶已被胡宗南部搶掠一空，解放軍方糧草十分吃緊。毛澤東計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隊就需要12萬斤糧食。

時任佳縣縣委書記張俊賢說：“把全縣堅壁的糧食挖出來，夠部隊吃一天；把全縣地裏的青玉米和穀子收割了，還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縣的羊和驢都殺了！”

戰役打響了，佳縣老百姓的支前隊伍扛著拉著從各家各戶湊來的糧食、驢和羊，解放軍打到哪裏他們就一步不離地跟到哪裏。戰鬥勝利後，應張俊賢的請求，毛澤東在一塊白布上揮筆寫下“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麵”這13個大字。

中共中央轉戰陝北的曆程，就是一幅壯麗的人民戰爭畫卷：前方人民解放軍衝鋒陷陣、奮勇殺敵，後方遊擊隊緊密配合、神出鬼沒、搗毀敵營，戰,鬥在各地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和廣大人民群眾踴躍參加，用最高漲的革命熱情支前、助戰。

據清澗縣統計，轉戰陝北之初，全縣支前超過28萬人次，出動牲口23萬次，運送軍糧10萬多石，做軍鞋2萬多雙，有2100名青年自覺主動參加了解放軍。據綏德縣統計，從1947年6月開始，全縣應征公糧5.98萬斤，超征6700斤；應征公草1100萬斤，超征200萬斤。

為什麽陝北群眾會如此擁護共產黨？在楊曉紅看來，這是因為共產黨心中同樣裝著群眾。

中國共產黨的黨中央在陝甘寧邊區局部執政的10多年的時間裏，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始終為老百姓謀福利。老百姓得了實惠、得了好處，自然覺得共產黨好，自然心甘情願聽黨的話、跟黨走。”當地群眾說，“真正贏得老百姓的，就是中國共產黨恪守了自己的群眾觀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群眾，才可能一切依靠群眾。”

轉戰陝北的過程中，每當遇到危險和困難，黨的領導人總是惦記著群眾。1947年6月7日中央撤離王家灣時，轉移方向確定了，毛澤東對警衛人員說：“馬上通知村幹部，讓鄉親們跟上部隊撤離。”

有人擔心這樣會暴露中央機關的行蹤，建議不要把部隊的行動告訴老百姓。毛澤東嚴肅地批評了這種意見，他指出：“現在軍民已凝成一體，我們應該對群眾負責到底。一定要把我們的行動方向告訴村幹部，讓鄉親們跟上部隊轉移。”

共產黨對人民群眾的關心愛護贏得了陝北人民的真心擁護。在安塞王家灣村，村民們說：黨中央從王家灣撤離之後，國民黨進駐王家灣，老百姓堅壁清野之後，全部避到山上。毛澤東的房東薛老漢被抓住以後，被國民黨剁掉手指，也沒有說出毛澤東他們的去向。

在王家灣村民高慶凱的記憶中，完全沒有父親的身影。“父親犧牲時，我才一歲。根本不記得他長什麽樣子。”高慶凱說。轉戰中，他的父親誌願為部隊抬擔架，剛去了20多天，就犧牲在羊馬河戰役中。

在子長縣餘家坪鄉羊馬河戰役烈士紀念碑上，記者找到了高慶凱父親高煥明的名字。上麵刻著：“高煥明，男，漢族，1917年出生，陝西省延安市安塞區坪橋鎮王峁灣村人，擔架隊民工，1947年在子長縣羊馬河戰役中搶救傷員犧牲。”羊馬河戰役中，解放軍以傷亡479人的代價，斃傷俘敵4700餘人。

高煥明的屍體被拉回到村子後，毛主席正在王家灣。村子裏給高煥明開了追悼會，當時中央警備團、王家灣的官兵都參加了，毛主席也參加了高煥明的追悼會。在這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心中，群眾是銅牆鐵壁，人民就是江山。

瘋狂反撲也未能挽救國民黨在各個戰場的潰敗。從1947年下半年開始，再經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消滅，決定戰爭進程的主動權開始轉入共產黨人手中。

6月底，劉伯承鄧小平12萬大軍一舉強渡黃河天險，隨後揮師千裏進軍大別山，由此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不久，陳賡謝富治大軍挺進豫西，陳毅粟裕大軍揮戈西進，三支大軍與國民黨軍逐鹿中原，創建了江淮河漢之間新的中原解放區，完成了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的戰略任務。

1947年10月，在佳縣神泉堡，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並於10月10日頒布，響亮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這個口號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得到了熱烈的擁護和響應，對整個解放戰爭後來的迅速發展起了重大推動作用。

喊出這句口號5個多月後，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在陝北轉戰了一年的中央縱隊，從吳堡縣東渡黃河，前往河北西柏坡。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從陝西省榆林市吳堡縣川口村渡口東渡黃河。曆時1年零5天的轉戰陝北結束，中國革命進入新的篇章。在抵達東岸的山西後，毛主席下船回望對麵蒼茫的陝北大地，深情地說：“陝北是個好地方！”

黑白老照片定格的瞬間中，老船工薛海玉頭上包著白羊肚手巾，手裏拿著旱煙袋，如陝北大地一般溝壑縱橫的臉上綻放著淳樸的笑容。73年前的料峭春寒中，薛海玉撐著木船將毛澤東擺渡過黃河。那天渾濁的黃河水比以往平緩，但依然夾雜著冰塊撞擊船身。薛海玉憑豐富的經驗避開了漩渦和險灘，讓木船順利靠岸。

彼時的薛海玉沒有意識到，自己親身參與了中國革命的轉折點。1935年10月落腳陝北時，中央紅軍僅剩7000餘人；1948年3月黨中央離開時，人民軍隊兵力已達280萬，解放全中國勝利在望。

在宣言發出之時，解放軍已著手進行戰略反攻，曆52天的遼沈戰役，人民解放軍以傷亡6.9萬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精銳部隊47.1萬餘人，取得決定性勝利。三大戰役的勝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基礎。“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句口號也就隨著三大戰役的推進，從北到南，越喊越響亮，一路喊過長江、喊到南京。

這簡潔有力、氣勢恢宏的口號，配合解放軍的所向披靡、戰無不勝，一路凱歌。這句口號成了解放軍的精神旗幟，成了蔣家王朝的喪鍾挽歌，真正聲震全國、聲震全世界。從此以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屹立在了世界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