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新中國成立後的台灣該如何稱謂
《涉台用語》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機構與新聞、媒體、出版、教育等非政府機構在涉及中華民國政府機構、人員身分、證件名稱、法律法規等方麵時所使用的係列術語 ，包括英文譯名，以及其它禁止事項。 在宣傳、新聞領域，或稱為涉台宣傳用語、涉台新聞用語。 此外，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某一領域所推動形成的產業術語。
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基於一個中國原則，不承認1949年10月1日之後《中華民國》的存在，並且《否認》現在位於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合法性。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規定，中國大陸境內和國際活動時，使用涉及中華民國的用語時不承認中華民國為一個國家，不使中華民國政府相關機構、官員正式稱呼以及特定名詞，禁止出現中華民國紀年 和中華民國國家象征。
同時，不可以簡單地用「台灣」、「台」取代中華民國，以避免符合台獨勢力去中國化的意圖，以及賦予其主權國家（台灣國）的含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在1949年建國之前存在的中華民國，仍承認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但主張在1949年後，中華民國已經消滅，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 台灣時期的中華民國不是合法主權國家，隻是地方政權。
涉台用語以「台灣地區領導人」或「台灣當局領導人」取代中華民國國家元首正式官銜－中華民國總統最為典型。 該稱謂用「台灣地區」表示不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使用「台灣當局」表示不承認是政府，使用「領導人」表示不承認是總統或國家元首。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兩岸就此產生事實分治的局麵。 此前，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中國共產黨政權和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政府就互相貶稱為「匪」 。 除了蔣匪、共匪的貶稱外，中華民國方麵以中共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麵則以國民黨政府、台灣當局、蔣介石集團等稱呼中華民國政府。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廈門與中華民國國軍對峙、從事台海心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地播音員，對國軍稱謂由「蔣匪軍」過渡到「國民黨軍」、「蔣軍」。
1979年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政治態度轉變。 基層對台廣播時，對國軍稱呼從蔣軍轉為國民黨軍。
1980年代初，鄧穎超在廈門視察時曾鼓勵基層人員，以「台灣同胞」取代「敵人」一詞稱呼。 兩岸關係緩和、敵意減輕後，雙方亦未互相承認。
1987年時，《新聞出版署關於轉發外交部《關於國內出版物出現台灣偽稱問題》來函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將“中華民國”之類的正式稱謂稱為“偽稱”， 中華民國國旗稱為「偽旗」。 認為此類情況，不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因此「如果我出版物中確需刊登有『中華民國』稱謂的內容，建議將偽稱加引號。」新聞出版署在通知中明確支持外交部建議。 日後，該通知被視為涉台用語相關檔案之一。
2002年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頒布了《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係涉及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各機構以及 中華民國總統所稱呼的規範，在中國大陸的媒體普遍使用。 這被認為是涉台用語的指導檔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在2015年12月實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術語》，以及《涉台婚姻登記機關服務規範》，試圖設定兩岸婚姻領域的產業術語。
2016年3月，中共中央台辦、中國外交部、中共中央宣辦對《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進行了修訂。 該份意見實質為對媒體及出版物報導及提及涉台相關內容的規定，由於當年蔡英文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兩岸關係更加緊張，因此該意見的執行比以往 更加嚴格。 根據此意見，中華民國總統被稱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台灣當局領導人」，且除了「陸委會」外，中國大陸媒體不直接使用中華民國以「國家」、「中央」、 「全國」名義設立的官方機構名稱，對台灣的總統府、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其下屬機構，如內政部、文化部等變通處理。 如對總統府，可稱其為“台灣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對立法院可稱其為“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對行政院可稱其為“台灣地區行政 管理機構」；對行政院的各部會可稱其為「台灣某某事務主管部門」、「台灣某某事務主管機關」，如文化部可稱其為「台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中央銀行可 稱為「台灣地區貨幣政策主管機關」，金管會可稱其為「台灣地區金融監理機關」。
獲準在中國大陸落地的境外電視台，如鳳凰衛視，一般以「台灣領導人」的稱謂來指稱中華民國總統，而中國大陸媒體一般不稱中華民國總統為「台灣省省長」，但是也有例外， 例如環球網曾將現任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稱為「蔡省長」。 但若新聞中無法避免正式稱謂，則需在其官銜或機構名稱加上引號，如“中華民國總統”、“總統府”等，並且經常在引號前加上“所謂” 二字，或將出現 的中華民國國旗畫麵或總統字眼打上馬賽克。 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CCTV-4）《海峽兩岸》節目中如出現在台灣相關人士相關論述中出現台灣當局以「國家」、「中央」、「全國」名義設立的機構或其他相關用語時 ，會對後製的字幕中的相關用語進行修改，如「立法委員」在字幕中會改為「民意代表」。 福建廣播電視台、觀察者網在使用台灣網路圖片或影片素材的時候，除了在電視節目主持人口播中會在引號之前加上「所謂」二字，還會將台灣方麵來源的原素材圖片 影片文字中「總統」「行政院」等相關字眼在後製中人為加上引號。 有時候由於後製痕跡不明顯以至於看不出來，部分網友並未察覺到引號是大陸方麵後期加上去的，實際上台灣方麵來源的原素材並無引號。
有作者根據《意見》概括出三種涉台用語問題處理方法，一是，「變通回避法」；二是，「加引號直接使用法」；三是，「不加引號直接使用法」。 「不加引號直接使用法」主要用於「出現在文獻中或隨文注釋中的資料名稱，還有就是行文中的引文」。 該作者認為《意見》沒有對這種情況明確規定，「隻要不引起負麵誤會和不良反應，而且語境確有需要」，應該可以直接使用。
《意見》第一項第1條即規定，不使用「中華民國」一詞，也一律不使用中華民國紀年。 使用自稱時，不涉及台灣的宣傳報導不以「大陸」、「中國大陸」取代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亦不可取代「全國」。
台灣當局又稱「台灣方麵」、「台灣相關麵向」，簡稱「台當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1949年10月1日之後管轄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政府的稱謂，而不使用「中華民國 政府”或“台灣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麵認為自1949年其政府成立以來，已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唯一的中國政府，不承認1949年遷至台灣以來的中華民國政府。 亦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作者，依「台灣當局」一詞及馬英九政府時期兩岸官員「定期會晤、互稱官銜」，認為兩岸政府「在一定行政層級、在一定領域範圍內『預設』對方公權力 的『合法性』」。
1949年後，海峽兩岸互不承認。 中華民國方麵以中共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麵則先後以國民黨政府、蔣介石集團、台灣當局等稱呼中華民國政府。
1987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官方檔案中將「中華民國」之類的正式稱謂視為「偽稱」。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新華社相關規定，對1949年以後遷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得直接稱呼其名稱。
國台辦在回應香港部分曆史教材把以往的「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改為「中國國民黨遷台」時表示「1949年國民黨政權…退居台灣島，從此喪失了代表全中國合法政府的地位 」。
台灣當局領導人或台灣地區領導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的正式稱謂。 2002年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頒布《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規範涉台用語。 2016年3月，修訂《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 第一項第一條，嚴禁用「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稱呼台灣地區正（副）領導人，可稱為「台灣當局領導人（副領導人）」、「台灣地區領導人（副 領導人）」。
起訴莫言的風波中，“好得很”和“糟得很”的聲音都很強烈。真正的民意是什麽，信仰和立場不同，站在不同的旗幟下麵，意見一定會截然相反。要想終結爭論，就一定要尋找到這場風波的源頭。
莫言的小說一度被認定為是中國文學的一座豐碑，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巔峰。不過那是一個中國社會陷入了文化上自我否定，活在了別人思維模式中的走資派時代;那是一個中國知識精英對美西方極度崇拜並視為文化和精神上宗主國的時代。
莫言今天從神壇上跌了下來，根本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時代變了。莫言風波本質上是西方話語霸權走入了黃昏，西方的道德形象開始碎裂，西方文化和價值觀走下神壇的同時也把莫言扯下了神壇。隻有讀懂今日世界，才能讀懂莫言風波和這場風波最終會走向哪裏。
中國是低著頭融入這個世界的。36年前的那個夏天，一曲“河殤”奏響了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挽歌。從“河殤”流出的那一刻起，中華民族就麵臨著一場知識精英的集體背叛，就成了一個“在精神和文化上被美國占領的國家”。
莫言的小說就是“河殤”最好的文學注解，是這個古老民族背負著罪感和恥感文化走入曆史虛無主義最值得誇耀的“河殤”文學。他的小說同所有領域的“河殤”匯聚到一起，一個全盤西化，最終被征服者在思想上控製和奴化的時代就誕生了。
“河殤”和莫言的小說，都是文化殖民化的產物，都是精神和文化被別國控製後的次生性文化。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全麵懷疑自己，就是給自己匹配了征服者的價值觀。在摧毀中華民族的精神意識，道德根基，自尊自信方麵，“河殤”和莫言可謂難分伯仲，異曲同工。
當一國知識分子全盤否定自己，甚至為自己是個中國人而自慚形穢的時候，這個國家的文明自信就徹底崩潰了。希拉裏說過，“通過巧妙運用美國文化軟實力，就可以輕鬆地控製中國”。當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文化被美西方徹底收編之後，這話還真的不是危言聳聽。
有過這樣一個段子：“中美各驅逐了對方五家媒體，請問美國失去了多少媒體?答案是十家”。無論你把這個段子中的媒體換成作家、經濟學家、教育家，還是法律專家，最後的答案都是一樣的。這就使美國在中國形成了強勢的話語權，通過經濟買辦和文化買辦完成了中國經濟和文化主權的悄然轉移。
幾十年來，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殖民地色彩無法視而不見。中國的人文和道德在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文化滲透麵前已經是千瘡百孔，中國社會的傳統信仰和崇拜內容已經被徹底顛覆。在這方麵，“河殤”和莫言功不可沒。美西方頒獎給莫言，可謂是目光如炬，慧眼識人。
斯大林說過，當曆史的火車頭轉向的時候，一定會有人被甩出去。今天這個世界正在發生巨變，在“東升西降”中西方霸權衰落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的衰落，當西方的價值觀無法再對新興國家輸出時，莫言跌落凡塵和“河殤”的幹涸枯窘就順理成章地發生了。
四年前馬克龍在哀歎西方霸權走入終點的時候就說過，“當這些新型國家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文化，並且開始堅信它時，他們就會逐漸擺脫西方霸權過去灌輸給他們的哲學文化”。對於這一點，我們的很多人還真的沒有這位顏值很高的“小馬哥”看得清楚。
西方周期性危機正在讓資本主義油盡燈枯，隨著美式民主的黯然失色和價值觀的完全破產，“河殤”和莫言的時代過去了。所有不甘心成為西方經濟和精神奴隸的人們正在掀起一場公開的審判，為曾經遭受的經濟和文化劫掠尋求一個公道，這才是莫言風波最真實的背景。
統治中國思想和文化界幾十年的西方價值觀正在走入末日時刻，猶太跨國資本正在引起全世界的憤怒，並且做好了和他們鬥爭的準備。莫言風波骨子裏是一個時代的碰撞和覺醒，是一個5000年的民族正在剪掉心中那條粗大的美國辮子，正在反思和拷問自己的靈魂。
莫言風波最大的意義，就是讓人們看清了那個龐大的，占據著有利位置，被賦予了道德優越感的“河殤派”來自哪裏;看清楚了我們的經濟，文化，教育，傳媒，法律被深度滲透後的顏色;同時也看清楚了這些人讓中華民族活在西方價值觀當中有多麽可怕。
正是這種覺醒，才能讓橫行無忌的“毒教材”“毒插圖”“毒字典”“毒小說”多年後被一個個地扒了出來，放到了陽光下麵。這不僅僅是社會性的應激反應，而是思想領域最珍貴的民族抵禦力量，是21世紀中國擺脫精神壓迫的一場文化解放運動，是國本國運國脈的覺醒。
被西方稱為“良心之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在目睹蘇聯解體的悲慘之後痛徹心扉地說，“我的所作所為，對不住蘇聯和蘇聯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祖國”。索爾仁尼琴是一個有過錯的人，但也是一個熱愛自己祖國的人，是一個有良知的人。
中國的“河殤派”精英會有這樣的反思嗎，我估計不會。1945年日本戰敗後，朝鮮半島上自殺“殉國”的朝鮮人比日本本土還要多。這就是奴隸的悲哀，他們的心靈脫離了主子已經無處安放，他們最大的解脫就是帶著主子強行為自己注入的靈魂離開這個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成為人們對這個世界發展的主流認識。這個大變局不僅包括政治經濟的巨變，同樣也蘊含著豐沛的精神文化的變革衝動。今天中國的崛起已經不是錢的問題，甚至不是科技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莫言走下了神壇，標誌著中國文化進入一個拂曉時刻。
莫言不會有事情，他和柳傳誌方方一樣都不會有事情。因為“河殤”時代還沒有徹底結束，新的時代還沒有完全到來。盡管他們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樣，但是距離徹底爛掉還需要時間。他們“過去30年所有啟蒙的努力失敗了”，他們和我們都要重新適應一個新的時代。
中國正在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中國文化和文學的脫胎換骨和真正繁榮同樣需要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老百姓都能夠接受和相信的有效意識形態。文化認同才是最深層次的國家認同，我們隻有踏著“河殤”的屍骸才能走上一個新的起點。
今天中國正在經濟上去依附，在文化上去殖民，正在逐漸遠離幾十年來依附型次生性的經濟和文化結構。莫言風波正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場文化和精神洗禮，隻有搞清楚這一爭論牽扯到的重大理論是非，才能同曾經像空氣一樣包裹著我們的“河殤”文化鄭重地道別。
當然，隻要“河殤派”仍然占據著優勢地位，就不能醫治中華民族文化上的創傷，也無法產生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的強勢文化。中國文化也就無法在精神上由被動轉入主動，由自卑走向驕傲。莫言風波也許僅僅是一個前戲，文化革命的浪潮才更加值得期待。
思想文化從來都是經濟結構的折射，中國正在糾正之前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乾坤旋轉也必然會隨之發生。中國要維護自身的純潔性和正義性，就不能對西方的意識形態投降。這就使“河殤派”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精神亡國者，他們的潰敗已經無法避免。
中美必有一戰，這在美國已經成為共識。中國雖然沒有亮明態度，但是也在積極準備。中美決勝的關鍵就在於誰的糾錯能力更有效，在這些準備當中，文化準備是其中重要的內容。要擺脫來自西方的精神束縛，一團和氣顯然解決不了問題，一場衝突和對決已經開始熱身。
今天的中國不但要進行經濟建設，更要建構精神國力，積累文化軟實力，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影響力和精神感召力。“河殤”和莫言的時代結束了，中國走入了重建“道統”這個國家最高價值觀的道路上，正在重建文化的人民性和自主性，正在奪回已經喪失的文化話語權。
莫言風波更像是一個探路者，是尋找新文化必然經曆的一段路徑。一個民族的文化信仰，決定這個民族的前途。隻有充滿文化自信的民族，才是擁有未來的民族，才能在21世紀傲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百年大變局當中“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8年12月張學良宣布改旗易幟後，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實現了表麵上的中國的統一。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心南京。延續22年的蔣介石國民黨反動統治，頗受文藝創作者的青睞，以這一時期為創作背景的文藝作品層出不窮。而在文學創作的影響下，不少網民對民國進行美化和浪漫主義描述，認為民國時期是一個崇尚民主、自由、知識的時代，認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政治開明、經濟繁榮、文化自由，更有甚者認為當前對蔣介石統治集團與國民黨軍隊的種種負麵評價是中國共產黨的汙蔑攻擊。那蔣介石的民國是否真得像部分影視劇或文學作品中所說那麽美好嗎？
蔣介石專製獨裁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實行的是代表地主階級、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一黨專政和軍事獨裁統治，通過建立龐大軍隊、推行特務統治、實行聯保連坐等方式鞏固專製統治，與民主政體背道而馳。
1929年3月，蔣介石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定：“中華民國人民須服從擁護中國國民黨，……始得享受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對中華民國之政權治權”，要由蔣介石國民黨“獨負全責”。
1931年5月，蔣介石國民黨主持的國民會議通過《訓政時期約法》，第30條明確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將權力集中於蔣介石個人。
蔣介石國民黨建立了龐大的軍隊，1929年3月官方材料披露，“全國軍額達二百萬”，還大力加強地方反動武裝，將人民置於武裝力量的嚴密控製和監視之下。
蔣介石扶植“CC”派和複興社勢力，建立龐大的特務組織，如隸屬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隸屬於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以及“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大規模推行特務政治，以增強對各種政治力量及廣大民眾的有效控製。
蔣介石國民黨大力推行保甲製，1934年12月經中政會第432次會議議決，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普遍辦理地方保甲，強製實行聯保連坐，加強了對廣大群眾的控製束縛。《鄉鎮保甲長須知》中規定“各戶戶長應聯絡甲內全體戶長共具聯保連坐切結，聲明結內各戶互相勸勉監視，不為匪通匪縱匪，如有違反者，他戶應即報明，倘瞻徇隱匿，聯保各戶實行連坐”。
蔣介石思想禁錮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大力推行文化專製，用封建法西斯主義對人民進行思想禁錮與精神控製，與思想自由背道而馳。《訓政時期約法》雖規定了人民的結社集會之自由、發表言論及刊行著作之自由、請願之權等，並強調“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製之”，但為了控製輿論，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大肆剝奪人民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從1929年起就相繼頒布《宣傳審查條例》《出版法》等嚴格限製書籍刊物的編輯、出版、發行，還設立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查禁具有進步傾向的文化作品，對進步作家進行監視、拘捕甚至槍殺。
1930年至1933年間，李偉森、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洪靈菲、潘漠華、應修人、宗暉等先後犧牲。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936年製定的《取締反動文藝書籍一覽》《取締社會科學反動書刊一覽》，被查禁的文藝書籍和社會科學書刊就多達1040種。為了與敵人周旋，保存革命文化陣地，魯迅這一時期使用過的筆名達70多個。
蔣介石公開鼓吹法西斯主義，在1931年5月國民會議開幕詞中提到，法西斯蒂政治理論能保證“最有效能的統治權”，而且“合於大同原則”。此後，“CC”派和複興社開展了宣傳法西斯主義的競賽，大力鼓吹“三民主義為體，法西斯主義為用”。蔣介石親自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目的也在於禁錮人們的言行，正如他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所說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禮義廉恥，也被蔣介石視為“根本剿滅土匪之最良武器”，用以加強全體民眾的反共意識，使民眾俯首帖耳地服從國民黨反動統治。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官員上下貪汙腐敗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采取一係列有利於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政策和措施，控製全國經濟命脈，對廣大群眾進行超經濟的榨取和掠奪，與為民謀利背道而馳。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中央和南京政府高級官員利用手中權力，通過公開勒索、貪汙、投機倒把、借款、發行公債和增加稅率等手段，把許多國家財產變成由他們任意支配的私產，形成了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一大批新的官僚兼買辦的資本家。他們與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結合，成為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壟斷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和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匯業局，成立“四行聯合辦事總處”，控製了全國經濟命脈，為濫發紙幣、大規模發行公債打開了道路。
從1927年到1936年，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共發行26億元公債。抗戰期間，發行17種國內公債，共計法幣151.92億元，關金1億金單位，英金2000萬鎊，美金2.1億元。政府發行公債是以捐稅作為擔保，公債發行越多，人民承受的捐稅負擔就越重。
1934年，湖北省田賦附加稅達61種，江蘇省更是多達147種。而公債又由“四大家族”控製的銀行以低價承購，通過高利率還本付息獲取暴利。官僚資本集團通過資源委員會和工礦調整委員會對民族工業進行大規模掠奪和吞並，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官僚資本已占到整個工業資本的2/3。官僚資本不是在正常的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積累起來的，而是官僚資產階級利用超經濟的特權，主要在從事金融和商業投機的過程中，在充當外國帝國主義的買辦的過程中，通過掠奪廣大勞動人民和兼並民族工商業而發展起來的，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阻礙。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各級軍政官員在收複區內進行掠奪性接收，以“接收”名義加以侵吞。以北平為例，被接收的日、偽物資，入庫的數量不足五分之一，其餘絕大部分被接收官吏據為己有。《大公報》於1945年9月27日發表的社評稱：這種行為“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
民不聊生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貪汙腐敗，濫發紙幣，使經濟危機加劇，通貨膨脹嚴重，貧富差距巨大，廣大群眾的生活陷入極度困境，與安居樂業背道而馳。
據江蘇省民政廳統計，1928年至1934年間，省內擁有1000畝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374個，其中77個為國民黨官吏，這就決定了國民黨政府必然要維護封建土地占有關係和地租剝削製度。苛捐雜稅眾多，加之災害頻發，廣大農民掙紮在饑餓和死亡線上。
1937年出版的《中國救荒史》記載，從1928年到1930年，全國因受災而死亡的人數達1000萬，1931年受災人數超過5000萬。由於國民黨政府到處抓兵拉夫、橫征暴斂，造成田園荒蕪，農民逃亡。
1946年，湖南、廣東已有40%的耕地荒蕪。國民黨政府實施的幣製改革，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經濟發展，但也使官僚資本極大膨脹。為了應對猛增的軍費開支，彌補財政赤字，國民黨政府無限製地濫發紙幣，更是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急劇上漲，使百姓遭到洗劫，民族工商業走向破產。
1947年7月24日，美聯社電訊發表一則材料，稱法幣100元可買的物品：1937年為兩頭牛，1938年為一頭牛，1941年為一口豬，1943年為一隻雞，1945年為一隻魚，1946年為一個雞蛋，1947年為三分之一盒火柴。
到1948年8月，法幣發行額已比1937年全民族抗戰前增發47萬多倍，物價暴漲725萬多倍。美國學者易勞逸曾評價道：貶值的貨幣就像染上白血病的血液在這個國家流淌，“使整個機體、軍隊、政府、經濟和社會普遍虛弱”。
1947年，工業產量較1936年減少30%，農作物產量減少33%-40%，各地饑民達1億人以上。1947年3月至7月，38個城市發生搶米風潮，17萬城市貧民參與其中。
當時的報紙感慨道：“中國不亡於日本，如今卻要亡於經濟總崩潰”。嚴重的經濟危機，給全國各階層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激起了廣大人民的強烈不滿，他們不得不團結起來，同國民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鬥爭。
四麵楚歌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破壞團結抗戰大局，大肆迫害愛國民主力量，鎮壓日益高漲的人民運動，將自己置於了人民的對立麵，與民族大義背道而馳。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也表現出很大的妥協倒退傾向。
1939年1月蔣介石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製定“溶共”“防共”“限共”方針。後國民黨成立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陸續製定和秘密頒發《防製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等一係列文件，大肆進行反共宣傳，設立集中營囚禁和殺害共產黨員、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並且發動三次反共高潮，殘酷鎮壓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動。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國民黨統治集團公然違背中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肆意破壞和撕毀政協協議，悍然發動全麵內戰。隨著國民黨統治區政治、經濟危機不斷加深，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先後爆發“一二·一”運動、抗暴運動、“五二〇”運動、反美扶日大遊行等，其中參加抗暴運動的學生總數達到50萬人，“五二〇”運動則波及60多個大、中城市。僅1947年，參加罷工鬥爭的工人就達到320萬以上，波及20多個大中城市，涉及50多個行業。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還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充滿敵意，不斷進行殘酷迫害。
1946年2月10日，製造“較場口事件”，在重慶舉行的慶祝政協成功大會上打傷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樸、施複量、章乃器等多人。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國民黨特務先後暗殺著名民主人士、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和聞一多。
1947年10月7日，殺害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
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民盟總部被迫解散，許多成員轉入地下堅持鬥爭。在人民解放戰爭接近最後勝利時，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工農群眾和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以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都團結在了中國共產黨周圍，國民黨統治集團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已經處在了全民的包圍中。
可以說，正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和腐敗沒落，促成了中國革命高潮的早日到來。
這樣一個與民主政體、思想自由、為民謀利、安居樂業、民族大義背道而馳的政權，其滅亡是不可避免的。
喪盡民心的腐朽政權，最終隻能被人民所拋棄。
一些文藝作品中對民國時期與國民政府的謳歌，隻是對曆史一廂情願的想象。不能以精英階層的幸福生活掩蓋底層大眾的種種苦難，因為創造和書寫曆史的正是廣大群眾。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是毛澤東的經典名句。這句話是在什麽背景下提出來的呢？背後又有怎樣的故事呢？
1948年11月11日，毛澤東在西柏坡給東北野戰軍負責人和各中央局、各前委負責同誌發出一封電報。
此時，遼沈戰役剛剛結束，淮海戰役正在進行，平津戰役即將開始，人民解放軍在各大戰場的節節勝利使得原來預計需要5年的解放戰爭進程大為縮短，中國革命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曆史轉折點。
毛澤東在電報中指出，再有一年左右時間即可從根本上打倒蔣介石國民黨。
但毛澤東同時又告誡：“要全部解決蔣介石國民黨並占領全國，則尚須要更多的時間。我黨我軍仍須穩步前進，不驕不躁，以求全勝。我們的口號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自進入1948年後，毛澤東一直在強調抓紀律建設。為什麽在中國革命勝利在望的曆史時刻，毛澤東如此強調加強紀律性呢？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向來是以嚴格的紀律著稱的。隨著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也隨之發生三個重要轉變，即戰爭形式由遊擊戰轉向正規戰，工作由分散轉向集中，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此時，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幹部隊伍自身思想狀況與新形勢、新階段的工作要求不相適應，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一些違反政策、破壞紀律的現象。
這些違反政策、破壞紀律的行為，其危害是嚴重的，最可怕的是把民心推向中國共產黨的對立麵，造成中國共產黨背離民心和政治孤立。毛澤東和黨中央及時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問題的危害性和嚴重性。
毛澤東指出，進入1948年，國民黨蔣介石在全國人民麵前已經孤立起來。但是蔣介石孤立並不等於我們勝利。如果我們的政策不正確，比如侵犯了中農、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開明紳士、知識分子，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錯誤，那就還是不能勝利，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國共兩方麵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
毛澤東嚴正告誡全黨：“全黨同誌須知，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並不就等於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具體說來，在戰爭、整黨、土地改革、工商業和鎮壓反革命五個政策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犯了原則的錯誤，不加改正，我們就會失敗。”
正是站在這樣的政治高度，毛澤東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隻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
理論上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堅定。1948年，毛澤東下大氣力抓黨內軍內紀律建設。建立報告製度，是毛澤東抓紀律建設的一個重要抓手。從1月至10月，為建立健全黨內報告製度，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一係列黨內文件和指示，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全黨全軍，包括《關於建立報告製度》、《關於建立報告製度的補充指示》、《關於宣傳工作中請示與報告製度的規定》、《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應向中央報告的事項》、《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嚴格執行請示報告製度的指示》，等等。
毛澤東不僅親自起草製定製度，而且花了很大氣力親自推動督促製度的落實。對於報告製度執行好的，提出表揚。對於不重視、不遵守請示報告製度的行為，毛澤東提出嚴厲批評，責令改正。
1948年1月7日中央《關於建立報告製度》的指示發出半年多後，林彪和東北局遲遲未向中央作綜合報告，毛澤東幾次去電對其嚴加督促和批評，直到8月13日東北局才給中央複電，強調了他們未作綜合報告的原因。毛澤東對此複電很不滿意，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封給林彪和東北局的長達兩千多字的電報，嚴厲批評林彪的“敷衍態度”和“無紀律思想”，並指出所謂“常委各同誌均極忙碌”，“對各部門的工作難求得全部了解，對作全貌的報告遂感困難”，“缺乏向中央作綜合性報告的材料來源”等，“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收到毛澤東措辭嚴厲的批評電後，林彪在15日當天即向中央作了檢討，並送來綜合報告。
1948年毛澤東和黨中央抓紀律建設，有力製止了黨內的無政府無紀律現象，保證了黨中央領導的集中統一，不僅為爭取即將到來的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於以後從嚴治黨、從嚴治軍，加強作風建設和紀律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紅軍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也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所在。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是1948年12月20日《中國青年》複刊之際發表的毛澤東的題詞。這個題詞，精煉概括了加強紀律性和革命勝利的關係。
此前，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時就指出，我們的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突出強調了加強紀律性的極端重要性。“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鮮明響亮、朗朗上口、深入人心，有力地凝聚起全黨共識，很快化為各級黨組織和黨領導下的軍隊的行動。
“保護城市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護工廠、商店，禁止拆毀機件、搬取物資或私自沒收強購……”開封博物館收藏著一份解放戰爭時期的入城紀律守則。現在看來是泛黃發舊的一張紙，紙上的內容卻是當時戰士們嚴格遵守的鐵律。
1948年6月，開封戰役前，中央軍委就頒發了入城紀律守則，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也向攻城部隊頒布了政策和紀律，號召大家當執行黨的城市政策和革命紀律的模範。在一次巷戰中，某班同誌進入一座漂亮的洋樓，屋子裏一個人也沒有，展現在眼前的是床上的紅綢緞、繡花枕頭皮和精致的被單。部隊前進時，屋裏一切東西都原封不動。野戰軍不“野”，每個同誌都做到了秋毫無犯。
紀律就是形象，正是鐵一般的紀律，讓解放軍深受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正是有了人民群眾這個後盾，才無往而不勝。
開封戰役開始時，解放軍某部進入離開封十餘裏的一個村莊，該村群眾因受國民黨謠言欺騙，大部分離開了。部隊領導號召戰士們為房東看好門，保存好東西，喂好牲畜。解放軍到村外地裏找老鄉宣傳，向他們揭穿國民黨的謠言，說明解放軍的政策，後來群眾慢慢地回來了一些。房東大娘起先還很害怕，但剛一進門，戰士就端開水給她喝，又看到她的牛已被戰士們喂得肚子圓圓的，大娘可樂了。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全村群眾很快都回來了。老鄉們說：“解放軍這樣愛民，古今中外哪裏去找這樣的好隊伍。”於是群眾們紛紛磨麵、蒸饃、綁擔架，支援解放軍解放開封……
朱德曾說，“我們既要會打仗，又要能執行政策，遵守紀律，隻有這樣，才能團結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隻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擁護，我們才能勝利。”無數事實也證明，嚴明的紀律是中國共產黨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不斷取得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會上，毛澤東預言，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為此，他提出了加強作風建設的要求，即要求全黨同誌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就是被我們黨始終牢記和堅持的“兩個務必”。
“一進城市，大家對居住、生活條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愛從好的方麵去布置。”“似乎大家都變了，要能維持簡樸的作風，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誘實在太大。”這是楊尚昆在1949年初寫下的一則日記。楊尚昆時任中央秘書長兼軍委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負責中央機關向北京轉移的具體事宜。這則日記是他從西柏坡出發前往北京記錄下的個別機關紀律鬆弛的現象。
楊尚昆所記載的事件並非個例。麵對迅速到來的重大勝利和可喜局麵，一些中國共產黨員幹部的精神開始懈怠起來，頭腦中或多或少地產生了享樂思想。這些現象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我們難免有重蹈李自成覆轍的危險。
“兩個務必”的提出恰如一針清醒劑，警示全黨要防止出現、及時發現和糾正思想行為上的“病灶”。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勇於直麵問題、常懷憂患意識的鮮明體現。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20個字成為中國共產黨在相當長時間內的行動方針。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軍，使國共兩黨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改變：人民解放軍已經由127萬人發展到280萬人，其中野戰軍149萬人，在裝備上也有了很大改善，建立起了強大的炮兵和工兵，指戰員的政治覺悟和軍事技術也進一步提高。
解放區相繼連成一片，麵積達到了235.5萬平方公裏，占全國總麵積的24.5%，人口1.68億，占全國總人口的35.3%。
與此相反，國民黨軍隊已經由430萬人下降到365萬人，可用於一線的僅有174萬人，且士氣低落、戰鬥力不強。
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雖然統治著全國四分之三的地區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卻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強烈反對，其統治正處於崩潰的邊緣。
隨著解放故爭的順利發展，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也日益發展壯大，到1948年，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了300多萬名黨員。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迅速發展推動了黨的發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問題，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被敵人分製的戰爭環境下，為了發展革命曾經給了地方許多自主權，但是隨之也產生了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和地方主義、遊擊主義傾向。這些問題如果不及時解決，不僅會成為革命的障礙，而且有可能會對中國共產黨即將在全國執掌政權產生不好影響。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高度一致，成為擺在全黨麵前重要而迫切的任務。
一個沒有鐵的紀律的黨是不可能有領導力的，一個沒有鐵的紀律的軍隊是不可能有戰鬥力的。加強紀律教育，嚴明紀律，無疑是奪取解放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
毛澤東、朱德在帶領紅軍第四軍自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途中發布的布告中就提出：“平買平賣，事實為證，亂燒亂殺，在所必禁。”他們為紅軍規定了三大紀律：(一)不拿工人、農民、小商人一點東西;(二)打土豪歸公;(三)一切行動聽指揮。毛澤東強調“嚴格地執行紀律，廢止對紀律的敷衍現象”;指出：“紅軍紀律是一種對群眾的實際宣傳，現在的紀律比前鬆懈了，因此給了群眾以不好的影響。”“上門板，捆禾草，掃地，講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照還，賠償損失，這些都是紅軍宣傳工作的一種，現在也做得不充分”;重申“嚴格地執行三條紀律”。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嚴肅地指出：“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鬥爭。”他還在會上說：“鑒於張國燾嚴重地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
毛澤東在延安領導的整風學習運動也與加強紀律性有關。整風學習運動分學習、改造學習、整風學習三個階段。第三個階段的標誌是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整頓就是用紀律來解決問題。當時，毛澤東說：“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改造我們的學習》用的是勸導的方式，《整頓黨的作風》用的是加強紀律的方式。這兩種方式並用，對打敗教條主義，堅定地走從實際出發的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產生了積極而重大的影響。
毛澤東認為軍隊要有統一領導和紀律，才能戰勝敵人。黨也需要統一領導和紀律。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說：“一個軍隊，要有統一紀律，要聽號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開步走，瞄準放。不然敵人在前麵，一個往東放，一個往西放，是要被敵人消滅的。黨這個軍隊也是一樣，沒有統一紀律，沒有民主集中製，沒有民主或者沒有集中都不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與紀律嚴明是密不可分的。
美籍港人孫中山棄醫鬧革命，向清皇朝造反以武裝推翻之，屢戰屢敗之後，聯合清皇朝叛臣袁世凱，最後裏應外合後成功。建立新政府。
《中華民國》：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定國號為中華民國，首都為南京，改用陽曆。同時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以五色旗為國旗。袁世凱不同意，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共四十三天。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己亡。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二屆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自鎮壓孫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後，即迫使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後又解散國會。1914年﹐袁世凱召開約法會議，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製定《中華民國約法》﹐改責任內閣製為總統製，大權獨攬。隨即廢除國務院，改設政事堂，並設參政院代行立法權。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被迫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首都遷至北京。
《大清帝國》：袁世凱複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複辟帝製，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並下令廢除民國紀元，改民國5年（1916年）為“洪憲元年”，史稱“洪憲帝製”。
袁世凱接受帝位後，隨即封官晉爵，改總統府為新華宮，並發行一種以他的頭像和龍作圖案的紀念金幣和銀幣，準備於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袁帝製自為的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雲南宣布獨立》：反帝製運動在深入發展。12月25日，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在雲南宣布獨立，討伐袁世凱背叛共和，護國戰爭爆發。袁世凱放棄洪憲帝製，恢複“中華民國”年號，但仍然想當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並起用段祺瑞為國務卿兼陸軍總長，企圖依靠段團結北洋勢力，壓製南方起義力量，但起義各省沒有停止軍事行動。5月下旬袁世凱憂憤成疾，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北洋政府》：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稱北京政府，是指北洋軍閥在政治格局中占主導地位的中國中央政府。
《北洋政府》也是中國繼清朝滅亡後第一個被國際承認的中國政府。
袁世凱死後，北洋各部分崩離析，皖係、直係兩大派係先後控製中央政府，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北洋政府又被迅速壯大的奉係軍閥控製。
《北洋政府軍閥混戰》：軍閥是指由自成派係的軍人組成軍事集團，他們通過軍事手段割據一方，並實際控製其割據地的行政、司法、教育、稅務等政府事物，名義上，軍閥服從國家政府，但實際上根本無視國家中央政府的存在，隻服從於其軍事首領，與國家中央政府各行其政甚至分庭抗禮。
北洋軍閥的誕生，最早孕育於李鴻章的淮軍。1895年袁世凱天津小站練兵，到1912年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奠定了北洋軍閥的基本框架。1928年東北易幟，則標誌著北洋軍閥的衰亡。
袁世凱稱帝失敗身亡後，無人具有足夠威望和能力統領全部北洋軍隊及政權，各大出身於北洋新軍的軍頭以所帥軍隊為主要力量搶奪地盤建立勢力範圍。雖然名義上接受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但實際上各自格局，並搶奪、控製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政權，故這一時期稱為北洋軍閥時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軍閥政府簡稱《北洋政府》。
北洋軍閥分裂為皖係、直係、奉係三大派係。北洋軍閥的特點是封建所有製的人身依附為屬性，經濟上依靠外國列強和大地主。
《皖係軍閥》：因首領段祺瑞為安徽（簡稱皖）人而得名，是北洋軍閥嫡係分支，袁世凱死後，迅速奪得北京政權。主要人物有徐樹錚﹑靳雲鵬﹑段芝貴﹑傅良佐﹑倪嗣衝、盧永祥等。皖係在日本的支持下，控製皖、浙、閩、魯、陝等省。在北洋三大派係中，皖係最先興盛，亦最早衰敗。1920年7月直皖戰爭，皖係一敗塗地，一蹶不振。1924年，皖係最後的軍閥盧永祥為新直係齊燮元、孫傳芳等擊敗，皖係勢力從此在政治與軍事方麵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
《直係軍閥》：直係軍閥領袖大多出身直隸省，故稱為“直係”，政治上親英美，代表舊地主。主要代表人物有馮國璋、曹錕、吳佩孚等。
直係軍閥在英美的支持下，控製長江中下遊的蘇、贛、鄂及直隸和西北等地。1926北伐戰爭中，吳佩孚孫傳芳被北伐軍擊敗，直係到此消亡，大部分在北伐戰爭中被收編或遣散。
《奉係軍閥》：因首領張作霖出生在奉天故稱奉係。奉係並非北洋軍閥嫡係，其出身為清末招安組成的奉天巡防營。奉係軍閥以日本為靠山，占踞東北三省。主要將領分兩派，舊派包括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馬占山等；新派以張學良為首，又分為以楊宇霆、薑登選為中堅的士官派和以郭鬆齡、李景林為首領的陸大派。此外，著名的“狗肉將軍”張宗昌於1921年投靠奉係，屬於奉係旁支。皇姑屯事件之後，統治中國東北的奉係軍閥將領張學良，於1928年12月29日通電全國，宣布：東北從即日起遵守三民主義，服從果民政府，改變旗幟（將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換成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標誌著北洋軍閥時代的結束。
《其他派係軍閥》：山西的晉係軍閥閻錫山，徐州一帶張勳的定武軍，西南的滇係軍閥唐繼堯、桂係軍閥陸榮廷等，都在外國列強操縱下，爾虞我詐，爭鬥不已，甚至於民國海軍也曾割據福建部分地區。
《新軍閥時期》：東北易幟標誌著中國名義上的統一，但軍閥實力一直存在，包括北洋時期的一些雜係力量，一直延續到1949。貫穿1911～1949整個時期。因占據中央名義的北洋軍閥倒台。這段時期稱為新軍閥時期。相比於北洋政府的舊軍閥時期，新軍閥時期有了為形式上更為統一的中央政府，經濟基礎由傳統列強和大地主轉換為大買辦和大地主階級。同時，利益糾葛更為複雜，衝突戰爭戰爭更為激烈，其程度遠超北洋軍閥時期。
《滇係軍閥》：1907年9月創辦的雲南陸軍講武堂，可以看做滇係軍閥的根基。主要代表人物有：蔡鍔、唐繼堯、李烈鈞、龍雲、顧品珍等。辛亥革命爆發後，蔡鍔將軍出任雲南督軍，創立滇係軍閥雛形，後由唐繼堯繼任督軍。隨著蔡鍔逝世，唐繼堯全麵掌握滇軍，並利用護國戰爭、護法運動，不斷派兵進占貴州、四川等省，轄鎮滇、黔兩省，後向四川擴張。
《粵係軍閥》：粵係軍閥政治上大都親孫中山，代表人物有陳炯明、許崇智、張發奎、李濟深、陳濟棠等。粵閥最早是由孫中山1917年7月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時組建。之前，廣東為滇、桂係軍閥和受北京北洋政府支持的本地勢力角逐，並無統一的粵軍。
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粵軍總司令，擴編為2個軍3個師共15個旅，陳炯明、許崇智分任軍長。1922 年6月，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後，粵軍分裂為兩派。
後蔣介石聯合李濟深排擠許崇智，許崇智逐漸退出曆史舞台，麾下部分武裝力量後來演變成為中央軍嫡係部隊。
《桂係軍閥》：桂係是指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先後以廣西為統治基地，以廣西籍軍政人物為主要代表的軍政集團。按代表人物來分，可以分為以陸榮廷為代表的“舊桂係”，以及以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新桂係”。
《湘係軍閥》：湘係軍閥可追溯到曾國藩時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譚延闓、程潛、趙恒惕、唐生智、何健。湘係軍閥在發展過程中，其主要將領和軍隊多依附中央政府，和粵係軍閥一樣，具有半中央化的特點。
《川係軍閥》：1918年，以四川靖國軍總司令名義攝行四川軍民兩政的熊克武，決定按各軍駐防地區，劃撥地方稅款，由各軍自行向各縣征收局提用，作為糧餉之需。四川軍閥防區製由此形成。因各軍駐防日久，不僅在防區內提取糧餉，還幹預政事，委任官吏，預征賦稅，致使各防區成了軍閥割據的“獨立王國”。
《晉綏軍閥》：晉綏軍，又稱晉軍、閻軍，主要活動在山西、綏遠以及華北地區，核心割據地區為山西，其次綏遠，故稱晉綏軍。
在新軍閥時期，晉綏軍因蔣介石政治手段，先後分離出商震、傅作義等部。1949年1月，傅作義將軍促成北平和平解放，餘部逐步改編，所部消亡。
《西北軍》：曆史上有兩個西北軍，一個是馮玉祥國民軍；一個是楊虎城的17路軍。
《黔係軍閥》：黔係軍閥也是西南軍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馬家軍》：馬家軍，民國時期實際控製中國甘肅、寧夏、青海等地的地方軍閥名稱，合稱為“西北三馬”，即青海馬步芳（青馬），寧夏馬鴻逵（寧馬），甘肅馬鴻賓（甘馬）。
《新疆軍閥》：新疆軍閥按統治者順序分為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三個時期。
《中華民國軍政府》：孫中山於1917年9月在廣州成立的政府。正式稱中華民國軍政府。1918年7月5日，改組後的軍政府成立，實權落到桂係軍閥手裏。他們壓製、排擠親近孫中山的伍廷芳、唐紹儀。8月19日推岑春煊為總裁會議主席。軍政府的大權被篡奪，孫中山護法運動告失敗。此時，孫中山才認識到南北軍閥猶如“一丘之貉”。它也可為談論政體、製度，隻看形式上的民主性而不察其實質者鑒。
《滿洲國》：1932年滿洲國成立，3400萬其中漢族83%，蒙古和滿族總共就15%。日本和朝鮮人2%，剩下就是其他民族。偽滿洲國握著實權的是日本人。鴉片在滿洲國也是相當重要的作物。除了無償強迫滿洲勞力勞動，在工礦企業中滿洲當地員工的薪水與日本雇員相比也相當低。對比1931年撫順煤礦職工工資水平可以發現，日本雇員的工資水平遠高於滿洲本地人。滿洲國經濟大多操控在日本資方手中，而工人則大多為非日裔平民。工人工作環境惡劣，薪資經常受到壓榨，世界曆史上最大的礦難本溪湖煤礦爆炸就發生在滿洲國時期。
日本731生生化武器部隊的人體實驗造成約58萬人死亡，其中受害者以中國人為主。關押在戰俘營的數以千計的男人、女人、兒童和嬰兒接受了活體解剖，通常沒有麻醉，通常以受害者的死亡告終。囚犯在感染各種疾病後對其進行活體解剖。研究人員對囚犯進行侵入性手術，摘除器官以研究疾病對人體的影響。
《汪偽國民政府》：汪偽國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6日），又稱汪偽政權等，是抗日戰爭期間以汪精衛（本名汪兆銘）等投靠日本的中國國民黨黨員為首建立的政權，其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名，實際上則是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扶持的傀儡政權之一。
1938年12月8日，汪精衛托詞到昆明進行演講，按預先策劃好的叛國降日路線，先飛到“雲南王”龍雲管轄的昆明，再轉飛越南河內。12月18日，汪精衛夫婦和曾仲鳴﹑周佛海等逃離到越南河內後，發表降敵“豔電”。1939年4月，由日本特務秘密護送汪等進入上海。1940年3月30日，南京舉行所謂“國民政府”還都儀式，正式成立傀儡政權，汪精衛擔任該政權的“國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長，周佛海、李士群為主要成員。“汪偽國民政府”一度遙奉重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為主席，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長。1943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慶車禍身亡後，渝方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同時在南京"轉正"。1944年汪精衛在日本病死，陳公博繼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6日，偽“國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陳公博為首的一批漢奸頭目先後被處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6日）是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和第三國際的支持下，於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政體。先後轄有18省、4直轄縣。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延安》：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蘇區成立，主席毛澤東，定都瑞金（中央蘇區-瑞金縣），以中國工農紅軍作為國家的武裝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隨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同月，組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統一領導中央蘇區留守軍民的鬥爭。
1935年5月，中共西北特委組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體製演變為聯邦製。10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抵達陝甘蘇區。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變更對外名義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12月，中華蘇維埃政權改國名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宣布遷都延安。
《中華民國》時代中的苦難中國，處在一個中央政府名不副實，國家實際四分五裂的戰爭狀態。內部的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打碎了舊的封建王朝，但卻沒能凝聚成統一的主權國家，淪為軍閥割據的局麵。外部列強的幹涉不僅非常嚴重，而且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而演變，致使中國大地成了世界強國的利益競技場。
此時的世界仍然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調整期。企圖為一戰後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巴黎和平會議，“和平”效果卻非常糟糕。德國被大大懲罰但沒有被徹底削弱，反倒引起了德國民眾的強烈不滿，為日後的戰爭報複埋下了種子。意大利雖為戰勝國，但其訴求被忽視，間接催生了法西斯主義從該國萌發。蘇俄不僅被排斥在巴黎和會之外，而且會議決定對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經濟封鎖。中國以戰勝國之一的身份，卻被會議裁定，戰前德國侵占的山東膠州灣的領土，以及那裏的鐵路、礦產、海底電纜等，統統歸日本所有，結果直接點燃了“五四運動”的怒火。
即使在該和會上獲益最大的英國、美國、日本，也為下一場大戰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海軍軍備競賽。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任何國家，仰仗它急速膨脹的工業和金融實力，向世界頭號海軍強國英國發出了挑戰。美國海軍部長丹尼爾斯宣稱，將在5年內建造 137艘軍艦，“建設一支世界上最強大、最優秀的海軍”。英國不甘示弱，首相勞合·喬治表示：“大不列顛寧願花盡最後一分錢，也要保持海軍對美國或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優勢。”日本為了與美英一爭高下，雄心勃勃地製定了“八八艦隊”計劃，即擁有兩支強大的艦隊，每支艦隊有主力艦8艘，每8年更新一次。緊接著，法國和意大利也興衝衝地加入了這場不見硝煙的軍備大戰。
但隨著一艘艘戰艦的下水，軍費開支陡然大增，各國財政紛紛捉襟見肘。列強們開始嚐到了軍備競賽的苦頭，各國人民要求裁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總統沃倫·加梅利爾·哈定倡議召開限製海軍軍備的會議，得到了各國的響應，這就是影響深遠的“華盛頓會議”的由來。
由於巴黎和會的失敗，世界格局中的重要議題不僅僅是海軍軍備問題，還有很多影響和平的問題，尤其是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特別是在中國的利益衝突。於是，出席華盛頓會議的擴大為9個國家：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葡萄牙和中國。
中國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派出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為全權代表，餘日章、蔣夢麟為國民代表，朱佛定為秘書，共130多人組成的龐大代表團出席。原計劃還有廣州國民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為代表，但是孫中山不承認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代表團，不被各國接受，伍朝樞遂未赴會。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上述9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了國際會議。議程主要有兩項：一是限製海軍軍備問題；二是太平洋和遠東問題。為此組成兩個委員會：“限製軍備委員會”由英、美、日、法、意5個海軍大國參加；“太平洋及遠東問題委員會”則由9國代表都參加。兩個委員會分別進行討論。
實際會議的過程中，各國的發言權是嚴重不平等的。美國、英國、日本處於第一等級，參與決定所有重大問題；法國其次，有時被前述3國置之不理；意大利還不如法國，在一些議題上被排除；比利時、荷蘭、葡萄牙重在參與，滿足於分得一小杯羹；中國則處於最下一級，完全為維護自己被侵犯的權益而來，對其他議題沒有什麽影響。
會議經過長時間激烈交鋒，各與會國簽訂了一係列條約、協定和決議案。其中對世界均勢影響最大的是《五國海軍條約》，它規定五國主力艦總噸位限額為：美、英各52.5萬噸，日本31.5萬噸，法、意各17.5萬噸。條約還嚴格限製了主力艦和航空母艦的噸位和建造，對於其他艦船也有相應的規定。
中國為自己達成了兩項成果：一是中日雙方簽署的《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二是《九國關於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通常簡稱為《九國公約》。
《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在法律形式上結束了日本對山東的軍事占領和政治控製，中國收回了部分喪失的主權。但中國也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不僅要償付高額的鐵路贖金等，更為重要的是日本通過安插日本人任車務長及會計長，仍然牢牢控製著膠濟鐵路。
《九國公約》表示，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確立各國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原則。有關條文規定，九國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專門研究中國的關稅政策。實際上使中國恢複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麵。
這次華盛頓會議，中國成功收回山東權益，是近代中國在沒有武力後盾的情況下，外爭國權的第一次重大成就。但是，由於中國政府在解決山東問題時仰賴美、英的幫助，因而作為妥協，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權、撤退外國軍警、恢複關稅自主權、取消勢力範圍等方麵取得實質性成果。
華盛頓會議後，日本在山東的利益受到抑製，遂轉為重點扶持東北的奉係軍閥。從地緣政治上，東北直接與日本統治下的朝鮮接壤，又是與宿敵蘇俄利益交叉的地區，所以成了日本擴張勢力的不二之選。奉係軍閥頭子張作霖為了爭勝中原，也需要靠上一個帝國主義後台。因此日本與奉係一拍即合。在這種有利條件下，奉係通過戰爭的勝利，已經雄霸東北和華北，把持了北京政府，成為中國最強大的一支軍閥。另外，盤踞在山西的閻錫山也跟日本往來密切。
英國主要憑借兩次鴉片戰爭的勝利獲得了在華最大的勢力範圍，以不平等條約開放的商埠（經濟發達城市）來計算，甚至比第二和第三位的日本和俄國加起來都多。由於其大多數條約商埠都在長江流域以南，所以扶持南方的軍閥更能保護它的利益。於是，英國聯合美國，支持直係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前者掌握著湖南、湖北、河南以及河北、陝西的部分地區，後者控製著富庶的東南五省。
美國是帝國主義列強中的後起之秀，因此早期在華勢力範圍還不及法國。美國意圖限製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所以與英國聯手支持直係軍閥，包括吹捧吳佩孚，派遣顧問，派軍艦掩護，等等。但是，美國人信奉實用主義，更重視商業實利，同時向直係和奉係兩邊都賣武器，大發戰爭之財。
從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僅僅兩年半的時間裏，蔣介石用以發動全麵內戰的國民黨軍隊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殲滅，蔣介石已走向窮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勝利發展的形勢下，1949年元旦，蔣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發表了向中國共產黨求和的聲明。
針對蔣介石的假和平攻勢，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了達到真正和平的八項條件。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製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政府及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這一聲明獲得了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的一致讚同和擁護。
已經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於1月22日聯合發表聲明《對時局的意見》，明確表示對於召開新政協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他們“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一致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指出：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和偽法統、改編一切反動軍隊等八項條件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
從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僅僅兩年半的時間裏，蔣介石用以發動全麵內戰的國民黨軍隊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殲滅，蔣介石已走向窮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勝利發展的形勢下，1949年元旦，蔣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發出了元旦文告，列舉了向中國共產黨“求和”的條件：保留偽憲法、保留偽法統、保留反動軍隊等五項條件。
針對蔣介石的假和平攻勢，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1月14日發表了著名的時局聲明，聲明中提出了達到真正和平的八項條件。
聲明主要內容如下：
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
（一）懲辦戰爭罪犯；
（二）廢除偽憲法；
（三）廢除偽法統；
（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
（五）沒收官僚資本；
（六）改革土地製度；
（七）廢除賣國條約；
（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中國共產黨認為，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隻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1949年1月14日）
1949年1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發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毛澤東主席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
聲明發布後，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一致響應，表示讚同和擁護。1月22日，已經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聯合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擁護毛澤東主席的八項和平條件，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假和平陰謀。
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發表《對時局的意見》。
從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僅僅兩年半的時間裏，蔣介石用以發動全麵內戰的國民黨軍隊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殲滅，蔣介石已走向窮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勝利發展的形勢下，1949年元旦，蔣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發表了向中國共產黨求和的聲明。針對蔣介石的假和平攻勢，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了達到真正和平的八項條件。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製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政府及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這一聲明獲得了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的一致讚同和擁護。
已經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於1月22日聯合發表聲明《對時局的意見》，明確表示對於召開新政協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他們“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一致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他們還深刻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假和平攻勢，指出國民黨反動派快要土崩瓦解了，其“軍事掙紮既已絕望，乃改變花樣，企圖以政治陰謀苟延殘喘”，企圖“爭取時間，讓反革命殘餘勢力在大江以南或邊遠省份作最後掙紮”。
他們強調說“革命必須貫徹到底，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絕無妥協與調和之可能”，並表示完全支持中共領袖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
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發表《對時局的意見》，支持和鼓舞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事業，為人民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1949年1月6日《中國致公黨最近對時局之聲明》發布。
1949年元旦，毛澤東在新年獻詞中提出“將革命進行到底”。1949年1月6日，致公黨發表《中國致公黨最近對時局之聲明》，表示：“中國當前正是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決鬥的階段，也就是革命勢力要徹底消滅反革命勢力的階段，在這一階段裏決沒有中間路線和妥協的餘地。”
1949年1月14日，針對國民黨政府的“和平攻勢”，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名義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宣布八項和平條件，號召各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為實現真正的和平而奮鬥。毛澤東主席的聲明，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熱烈擁護。
1949年1月22日，已經到達解放區的致公黨和各民主黨派共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完全讚同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鄭重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認為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絕無妥協與調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陣線之內，絕無反動派立足之地，亦絕不允許有所謂中間路線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