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還要想萬歲萬萬歲
《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是孫文(即孫中山)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2月13日。共43天。
《中華民國》最後一任代總統是李宗仁。任期:1949年1月21日-1950年3月1日。共一年多。
中華民國《次任臨時大總統》是袁世凱(任期:1912年3月10日——1913年10月6日)。1914年頒布《中華民國約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稱皇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建元洪憲,史稱“洪憲帝製”。此舉遭到各方反對,引發護國運動,袁世凱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後宣布取消帝製。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歸葬於河南安陽。不過這時的《中華民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北洋政府》。
《中華民國》大總統是公元1912年—1928年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國家元首的稱呼。
初屬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也是首任臨時大總統為孫中山。
民國元年(1912),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次年(1913年)10月10日後,袁世凱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
民國5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猝逝後,《中華民國約法》被廢止,恢複責任內閣製,大總統為不負實際行政責任的國家元首,此製
一直延續到民國13年(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時為止。
中國國民黨政府北伐後中華民國大總統一職被國民政府主席取代。
完整的《中華民國》最後一任代總統是李宗仁。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發布元旦文告。1月4日,蔣介石到傅厚崗拜訪李宗仁,詢問對時局之處置意見,要求李出麵主持與中共談判,表示自己五年內不幹預政治。1月11日,張群同白崇禧在漢口繼續會談,張群稱:“總裁強調這樣一種見解,就是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戰而後能和。”1月19日,蔣約見李商談時局,表示引退。
1949年1月21日,李宣布就代總統職,聲明願就毛澤東所提八項條件即行開始商談;旋即下令撤銷總動員令,停止戒嚴法之實施,改各剿匪總司令部為長官公署,並釋放政治犯。
1月24日,李表示:“決促進和平實現。”李又飭令行政院長孫科辦理“七大和平措施”:一,將各地“剿匪總司令部”一律改為“軍政長官公署”。二,取消全國戒嚴令,接近前線者,俟雙方下令停止軍事行動後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亂建國總隊”。四,釋放政治犯,五,啟封一切在戡亂期間因抵觸戡亂法令被封之報館、雜誌。六,撤銷特種刑事法庭,廢止刑事條例。七,通令停止特務活動,對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
1月27日,李宗仁親電毛澤東,“促其迅速指定和談代表與談判地點”。並謂南京“政府業已承認,以貴方所提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
同日,李宗仁和白崇禧之私人代表劉仲華、黃啟漢在北平頤和園向中共代表葉劍英轉達李、白之秘密口信,表示願以和平方式加快勝利進程;首先實現局部和平,及與中共並肩作戰。切實在八項條件下裏應外合,推動全麵和平。
《中華民國》和《北洋政府》曆任總統(元首)列表:
1912年1月1日-1912年2月13日, 孫文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第1任 中國同盟會。
1912年3月10日-1913年10月10日 袁世凱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臨時大總統 第2任 北洋政府,共和黨。
1913年10月10日-1916年1月1日 袁世凱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第1任 北洋政府,進步黨。
1916年1月1日-1916年3月22日 袁世凱 皇帝 這裏也不是《中華民國》,而是 《中華帝國》,進步黨。
1916年3月22日-1916年6月6日 袁世凱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再任 北洋政府,進步黨。
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1日 黎元洪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繼任 北洋政府,進步黨。
1917年7月6日-1918年10月10日 馮國璋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代理 北洋政府(直係)。
1918年10月10日-1922年6月2日 徐世昌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第2任 北洋政府(皖係)。
1922年6月2日-1922年6月11日 周自齊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署任大總統 署任 北洋政府,交通係。
1922年6月11日-1923年6月13日 黎元洪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複任 北洋政府,研究係。
1923年6月14日-1923年10月10日 高淩霨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代總理署任大總統 署任 北洋政府。
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0月30日 曹錕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大總統 第3任 北洋政府(直係),津保派。
1924年11月2日-1924年11月24日 黃郛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代總理署任大總統 署任 北洋政府。
1924年11月24日-1926年4月20日 段祺瑞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臨時執政 第1任 北洋政府(皖係)。
1926年4月20日-1926年5月13日 胡惟德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代總理署任臨時執政 署任 北洋政府。
1926年5月13日-1926年6月22日 顏惠慶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總理署任大總統 署任 北洋政府
1926年6月22日-1926年10月1日 杜鍚圭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代總理署任大總統 署任 北洋政府(直係)
1926年10月1日-1927年6月16日 顧維鈞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代總理署任大總統 署任 北洋政府
1927年6月18日-1928年6月3日 張作霖 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北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 第1任 北洋政府(奉係)
1928年2月7日-1928年10月10日 譚延闓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 第1任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28年10月10日-1931年12月15日 蔣中正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 第2任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31年12月15日-1932年1月1日 林森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 代理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32年1月1日-1943年8月1日 林森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 第3任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43年8月1日-1943年10月10日 蔣中正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 代理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43年10月10日-1948年5月20日 蔣中正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 第4任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48年5月20日-1949年1月21日 蔣中正 《中華民國》總統 第1任 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
1949年1月21日-1950年3月1日 李宗仁 《中華民國》代理總統 代理 南京-台北,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1912年—1949年,簡稱“民國”。
《中華民國》,位於亞洲東部、東臨太平洋,是從清朝滅亡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期間中國的國家名稱和年號。《中華民國》是辛亥革命即舊民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後建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在南京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各省代表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月中華民國在南京正式建立 。隨後臨時政府遷京,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政權建立 。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推動孫中山於1924年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新三民主義的三大政策,進行北伐戰爭,推翻北洋軍閥統治。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全國性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逃亡重慶為陪都。1946年5月,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隨後蔣介石發動全麵內戰。
1949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繼1901年元旦孫中山向東京學界及國際社會宣布“中華民國”為革命成功之後的國號後,1906年同盟會開會追認,獲一致通過。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宣布成立“中華民國”。
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正式宣布使用“中華民國”之國號。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創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明確表示:中華民國
“民國者,民之國也。為民而設,由民而治者也。”
表明中華民國政府之設立,完全是為了代表全國各族人民管理國家,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應該屬於全體國民。
孫中山在1916年作過全麵闡述:中華民國
“何以不曰中華共和國,而必曰中華民國?此民字之意義,為仆研究十餘年之結果而得之者。歐美之共和國,創建遠在吾國之前,二十世紀之國民,當含有創製之精神,不當自謂能效法於十八九世紀成法而引為自足。……國民者,民國之天子也。”
“民國”與“共和國”的本質是一致的。孫中山心目中的共和國與歐美並不完全相同,他認為應該創造性地學習西方,要避免歐美諸國的弊端,而在國號之中以“民”字直接表示民權,比“共和”之意義更為積極和鮮明。
中華民國的建立不同於此前中國的君主王朝,它是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鬥爭而建立的共和國家。
19世紀末年,由於清朝腐敗不堪和資本主義列強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陷入嚴重的民族危機。先進的中國人紛紛探求救亡圖存的辦法。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學說的傳播,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開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
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批誌士仁人首先選擇革命救國的道路。
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組成興中會,提出推翻清王朝,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興中會的活動一開始便和傳統的王朝更替模式區別開來,而具有新時代的特點。但孫中山的創舉當時還不能為廣大群眾所理解,追隨他的誌士,隻有百餘人。
1898年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的維新變法的失敗和隨之發生的義和團運動以及八國聯軍的入侵,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社會各階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推翻清政府。於是,孫中山倡導的反清革命迅速地發展成為廣泛的社會運動。
20世紀初年,一批公開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團體在國內出現。湖南有黃興組織的華興會,江浙地區有以蔡元培為會長的光複會,湖北有科學補習所,四川有公強會,安徽有嶽王會,廣東有群智社等。包括興中會在內的這些小團體,在組織形式上大都受傳統秘密結社的影響,彼此缺少聯係。它們發動的反清起義或鬥爭相繼失敗,其領導人紛紛逃往國外。
革命的挫折並沒有使領導人沮喪,相反卻給了他們反思、改組和大聯合的機會。
由於孫中山和黃興的聯合倡導,流亡到日本的革命黨人於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成立了同盟會。會員包括十餘省的革命黨人。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政黨。孫中山當選為總理,黃興負責執行部。仿照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建立起來的同盟會,以激進的民主主義綱領把小團體參差不齊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這個綱領就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後來由此進一步闡發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內容的舊三民主義。
同盟會還宣布在未來的民國:“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製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製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個共和國的藍圖,對長期受封建君主專製壓迫的中國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會成立後,發行《民報》等多種書刊報紙,揭露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政府禍國殃民的罪行,抨擊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宣揚的君主立憲主張,鼓動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經過與康、梁論戰,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與此同時,同盟會在南方一些省區不斷組織會黨和新軍起義。以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是同盟會推進革命運動的基本戰略。
從1906年萍瀏醴起義至1911年4月黃花崗起義,革命黨人前仆後繼,共發動十餘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雖然給清王朝一次次打擊,顯示出資產階級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由於起義有脫離廣大群眾的單純軍事冒險傾向,沒能從根本上威脅清政府的統治。而起義的連續失敗,卻使一些革命黨人產生消極情緒,成為此後同盟會上層渙散的重要原因。
《中華民國》時代中的苦難中國,處在一個中央政府名不副實,國家實際四分五裂的戰爭狀態。內部的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打碎了舊的封建王朝,但卻沒能凝聚成統一的主權國家,淪為軍閥割據的局麵。外部列強的幹涉不僅非常嚴重,而且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而演變,致使中國大地成了世界強國的利益競技場。
此時的世界仍然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調整期。企圖為一戰後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巴黎和平會議,“和平”效果卻非常糟糕。德國被大大懲罰但沒有被徹底削弱,反倒引起了德國民眾的強烈不滿,為日後的戰爭報複埋下了種子。意大利雖為戰勝國,但其訴求被忽視,間接催生了法西斯主義從該國萌發。蘇俄不僅被排斥在巴黎和會之外,而且會議決定對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經濟封鎖。中國以戰勝國之一的身份,卻被會議裁定,戰前德國侵占的山東膠州灣的領土,以及那裏的鐵路、礦產、海底電纜等,統統歸日本所有,結果直接點燃了“五四運動”的怒火。
即使在該和會上獲益最大的英國、美國、日本,也為下一場大戰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海軍軍備競賽。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任何國家,仰仗它急速膨脹的工業和金融實力,向世界頭號海軍強國英國發出了挑戰。美國海軍部長丹尼爾斯宣稱,將在5年內建造 137艘軍艦,“建設一支世界上最強大、最優秀的海軍”。英國不甘示弱,首相勞合·喬治表示:“大不列顛寧願花盡最後一分錢,也要保持海軍對美國或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優勢。”日本為了與美英一爭高下,雄心勃勃地製定了“八八艦隊”計劃,即擁有兩支強大的艦隊,每支艦隊有主力艦8艘,每8年更新一次。緊接著,法國和意大利也興衝衝地加入了這場不見硝煙的軍備大戰。
但隨著一艘艘戰艦的下水,軍費開支陡然大增,各國財政紛紛捉襟見肘。列強們開始嚐到了軍備競賽的苦頭,各國人民要求裁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總統沃倫·加梅利爾·哈定倡議召開限製海軍軍備的會議,得到了各國的響應,這就是影響深遠的“華盛頓會議”的由來。
由於巴黎和會的失敗,世界格局中的重要議題不僅僅是海軍軍備問題,還有很多影響和平的問題,尤其是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特別是在中國的利益衝突。於是,出席華盛頓會議的擴大為9個國家: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葡萄牙和中國。
中國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派出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為全權代表,餘日章、蔣夢麟為國民代表,朱佛定為秘書,共130多人組成的龐大代表團出席。原計劃還有廣州國民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為代表,但是孫中山不承認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代表團,不被各國接受,伍朝樞遂未赴會。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上述9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了國際會議。議程主要有兩項:一是限製海軍軍備問題;二是太平洋和遠東問題。為此組成兩個委員會:“限製軍備委員會”由英、美、日、法、意5個海軍大國參加;“太平洋及遠東問題委員會”則由9國代表都參加。兩個委員會分別進行討論。
實際會議的過程中,各國的發言權是嚴重不平等的。美國、英國、日本處於第一等級,參與決定所有重大問題;法國其次,有時被前述3國置之不理;意大利還不如法國,在一些議題上被排除;比利時、荷蘭、葡萄牙重在參與,滿足於分得一小杯羹;中國則處於最下一級,完全為維護自己被侵犯的權益而來,對其他議題沒有什麽影響。
會議經過長時間激烈交鋒,各與會國簽訂了一係列條約、協定和決議案。其中對世界均勢影響最大的是《五國海軍條約》,它規定五國主力艦總噸位限額為:美、英各52.5萬噸,日本31.5萬噸,法、意各17.5萬噸。條約還嚴格限製了主力艦和航空母艦的噸位和建造,對於其他艦船也有相應的規定。
中國為自己達成了兩項成果:一是中日雙方簽署的《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二是《九國關於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通常簡稱為《九國公約》。
《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在法律形式上結束了日本對山東的軍事占領和政治控製,中國收回了部分喪失的主權。但中國也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不僅要償付高額的鐵路贖金等,更為重要的是日本通過安插日本人任車務長及會計長,仍然牢牢控製著膠濟鐵路。
《九國公約》表示,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確立各國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原則。有關條文規定,九國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專門研究中國的關稅政策。實際上使中國恢複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麵。
這次華盛頓會議,中國成功收回山東權益,是近代中國在沒有武力後盾的情況下,外爭國權的第一次重大成就。但是,由於中國政府在解決山東問題時仰賴美、英的幫助,因而作為妥協,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權、撤退外國軍警、恢複關稅自主權、取消勢力範圍等方麵取得實質性成果。
華盛頓會議後,日本在山東的利益受到抑製,遂轉為重點扶持東北的奉係軍閥。從地緣政治上,東北直接與日本統治下的朝鮮接壤,又是與宿敵蘇俄利益交叉的地區,所以成了日本擴張勢力的不二之選。奉係軍閥頭子張作霖為了爭勝中原,也需要靠上一個帝國主義後台。因此日本與奉係一拍即合。在這種有利條件下,奉係通過戰爭的勝利,已經雄霸東北和華北,把持了北京政府,成為中國最強大的一支軍閥。另外,盤踞在山西的閻錫山也跟日本往來密切。
英國主要憑借兩次鴉片戰爭的勝利獲得了在華最大的勢力範圍,以不平等條約開放的商埠(經濟發達城市)來計算,甚至比第二和第三位的日本和俄國加起來都多。由於其大多數條約商埠都在長江流域以南,所以扶持南方的軍閥更能保護它的利益。於是,英國聯合美國,支持直係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前者掌握著湖南、湖北、河南以及河北、陝西的部分地區,後者控製著富庶的東南五省。
美國是帝國主義列強中的後起之秀,因此早期在華勢力範圍還不及法國。美國意圖限製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所以與英國聯手支持直係軍閥,包括吹捧吳佩孚,派遣顧問,派軍艦掩護,等等。但是,美國人信奉實用主義,更重視商業實利,同時向直係和奉係兩邊都賣武器,大發戰爭之財。
從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僅僅兩年半的時間裏,蔣介石用以發動全麵內戰的國民黨軍隊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殲滅,蔣介石已走向窮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勝利發展的形勢下,1949年元旦,蔣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發表了向中國共產黨求和的聲明。
針對蔣介石的假和平攻勢,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了達到真正和平的八項條件。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製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政府及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這一聲明獲得了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的一致讚同和擁護。
已經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於1月22日聯合發表聲明《對時局的意見》,明確表示對於召開新政協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他們“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一致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指出: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和偽法統、改編一切反動軍隊等八項條件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
從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僅僅兩年半的時間裏,蔣介石用以發動全麵內戰的國民黨軍隊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殲滅,蔣介石已走向窮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勝利發展的形勢下,1949年元旦,蔣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發出了元旦文告,列舉了向中國共產黨“求和”的條件:保留偽憲法、保留偽法統、保留反動軍隊等五項條件。
針對蔣介石的假和平攻勢,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1月14日發表了著名的時局聲明,聲明中提出了達到真正和平的八項條件。
聲明主要內容如下:
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
(一)懲辦戰爭罪犯;
(二)廢除偽憲法;
(三)廢除偽法統;
(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
(五)沒收官僚資本;
(六)改革土地製度;
(七)廢除賣國條約;
(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中國共產黨認為,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隻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1949年1月14日)
1949年1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發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毛澤東主席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
聲明發布後,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一致響應,表示讚同和擁護。1月22日,已經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聯合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擁護毛澤東主席的八項和平條件,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假和平陰謀。
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發表《對時局的意見》。
從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僅僅兩年半的時間裏,蔣介石用以發動全麵內戰的國民黨軍隊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殲滅,蔣介石已走向窮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勝利發展的形勢下,1949年元旦,蔣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發表了向中國共產黨求和的聲明。針對蔣介石的假和平攻勢,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了達到真正和平的八項條件。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製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政府及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這一聲明獲得了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的一致讚同和擁護。
已經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於1月22日聯合發表聲明《對時局的意見》,明確表示對於召開新政協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他們“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一致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他們還深刻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假和平攻勢,指出國民黨反動派快要土崩瓦解了,其“軍事掙紮既已絕望,乃改變花樣,企圖以政治陰謀苟延殘喘”,企圖“爭取時間,讓反革命殘餘勢力在大江以南或邊遠省份作最後掙紮”。
他們強調說“革命必須貫徹到底,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絕無妥協與調和之可能”,並表示完全支持中共領袖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
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發表《對時局的意見》,支持和鼓舞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事業,為人民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1949年1月6日《中國致公黨最近對時局之聲明》發布。
1949年元旦,毛澤東在新年獻詞中提出“將革命進行到底”。1949年1月6日,致公黨發表《中國致公黨最近對時局之聲明》,表示:“中國當前正是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決鬥的階段,也就是革命勢力要徹底消滅反革命勢力的階段,在這一階段裏決沒有中間路線和妥協的餘地。”
1949年1月14日,針對國民黨政府的“和平攻勢”,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名義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宣布八項和平條件,號召各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為實現真正的和平而奮鬥。毛澤東主席的聲明,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熱烈擁護。
1949年1月22日,已經到達解放區的致公黨和各民主黨派共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完全讚同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鄭重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認為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絕無妥協與調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陣線之內,絕無反動派立足之地,亦絕不允許有所謂中間路線之存在。
《涉台用語》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機構與新聞、媒體、出版、教育等非政府機構在涉及中華民國政府機構、人員身分、證件名稱、法律法規等方麵時所使用的係列術語 ,包括英文譯名,以及其它禁止事項。 在宣傳、新聞領域,或稱為涉台宣傳用語、涉台新聞用語。 此外,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某一領域所推動形成的產業術語。
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基於一個中國原則,不承認1949年10月1日之後《中華民國》的存在,並且《否認》現在位於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合法性。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規定,中國大陸境內和國際活動時,使用涉及中華民國的用語時不承認中華民國為一個國家,不使中華民國政府相關機構、官員正式稱呼以及特定名詞,禁止出現中華民國紀年 和中華民國國家象征。
同時,不可以簡單地用「台灣」、「台」取代中華民國,以避免符合台獨勢力去中國化的意圖,以及賦予其主權國家(台灣國)的含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在1949年建國之前存在的中華民國,仍承認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但主張在1949年後,中華民國已經消滅,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 台灣時期的中華民國不是合法主權國家,隻是地方政權。
涉台用語以「台灣地區領導人」或「台灣當局領導人」取代中華民國國家元首正式官銜-中華民國總統最為典型。 該稱謂用「台灣地區」表示不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使用「台灣當局」表示不承認是政府,使用「領導人」表示不承認是總統或國家元首。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兩岸就此產生事實分治的局麵。 此前,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中國共產黨政權和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政府就互相貶稱為「匪」 。 除了蔣匪、共匪的貶稱外,中華民國方麵以中共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麵則以國民黨政府、台灣當局、蔣介石集團等稱呼中華民國政府。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廈門與中華民國國軍對峙、從事台海心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地播音員,對國軍稱謂由「蔣匪軍」過渡到「國民黨軍」、「蔣軍」。
1979年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政治態度轉變。 基層對台廣播時,對國軍稱呼從蔣軍轉為國民黨軍。
1980年代初,鄧穎超在廈門視察時曾鼓勵基層人員,以「台灣同胞」取代「敵人」一詞稱呼。 兩岸關係緩和、敵意減輕後,雙方亦未互相承認。
1987年時,《新聞出版署關於轉發外交部《關於國內出版物出現台灣偽稱問題》來函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將“中華民國”之類的正式稱謂稱為“偽稱”, 中華民國國旗稱為「偽旗」。 認為此類情況,不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因此「如果我出版物中確需刊登有『中華民國』稱謂的內容,建議將偽稱加引號。」新聞出版署在通知中明確支持外交部建議。 日後,該通知被視為涉台用語相關檔案之一。
2002年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頒布了《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係涉及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各機構以及 中華民國總統所稱呼的規範,在中國大陸的媒體普遍使用。 這被認為是涉台用語的指導檔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在2015年12月實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術語》,以及《涉台婚姻登記機關服務規範》,試圖設定兩岸婚姻領域的產業術語。
2016年3月,中共中央台辦、中國外交部、中共中央宣辦對《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進行了修訂。 該份意見實質為對媒體及出版物報導及提及涉台相關內容的規定,由於當年蔡英文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兩岸關係更加緊張,因此該意見的執行比以往 更加嚴格。 根據此意見,中華民國總統被稱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台灣當局領導人」,且除了「陸委會」外,中國大陸媒體不直接使用中華民國以「國家」、「中央」、 「全國」名義設立的官方機構名稱,對台灣的總統府、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其下屬機構,如內政部、文化部等變通處理。 如對總統府,可稱其為“台灣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對立法院可稱其為“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對行政院可稱其為“台灣地區行政 管理機構」;對行政院的各部會可稱其為「台灣某某事務主管部門」、「台灣某某事務主管機關」,如文化部可稱其為「台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中央銀行可 稱為「台灣地區貨幣政策主管機關」,金管會可稱其為「台灣地區金融監理機關」。
獲準在中國大陸落地的境外電視台,如鳳凰衛視,一般以「台灣領導人」的稱謂來指稱中華民國總統,而中國大陸媒體一般不稱中華民國總統為「台灣省省長」,但是也有例外, 例如環球網曾將現任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稱為「蔡省長」。 但若新聞中無法避免正式稱謂,則需在其官銜或機構名稱加上引號,如“中華民國總統”、“總統府”等,並且經常在引號前加上“所謂” 二字,或將出現 的中華民國國旗畫麵或總統字眼打上馬賽克。 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CCTV-4)《海峽兩岸》節目中如出現在台灣相關人士相關論述中出現台灣當局以「國家」、「中央」、「全國」名義設立的機構或其他相關用語時 ,會對後製的字幕中的相關用語進行修改,如「立法委員」在字幕中會改為「民意代表」。 福建廣播電視台、觀察者網在使用台灣網路圖片或影片素材的時候,除了在電視節目主持人口播中會在引號之前加上「所謂」二字,還會將台灣方麵來源的原素材圖片 影片文字中「總統」「行政院」等相關字眼在後製中人為加上引號。 有時候由於後製痕跡不明顯以至於看不出來,部分網友並未察覺到引號是大陸方麵後期加上去的,實際上台灣方麵來源的原素材並無引號。
有作者根據《意見》概括出三種涉台用語問題處理方法,一是,「變通回避法」;二是,「加引號直接使用法」;三是,「不加引號直接使用法」。 「不加引號直接使用法」主要用於「出現在文獻中或隨文注釋中的資料名稱,還有就是行文中的引文」。 該作者認為《意見》沒有對這種情況明確規定,「隻要不引起負麵誤會和不良反應,而且語境確有需要」,應該可以直接使用。
《意見》第一項第1條即規定,不使用「中華民國」一詞,也一律不使用中華民國紀年。 使用自稱時,不涉及台灣的宣傳報導不以「大陸」、「中國大陸」取代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亦不可取代「全國」。
台灣當局又稱「台灣方麵」、「台灣相關麵向」,簡稱「台當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1949年10月1日之後管轄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政府的稱謂,而不使用「中華民國 政府”或“台灣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麵認為自1949年其政府成立以來,已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唯一的中國政府,不承認1949年遷至台灣以來的中華民國政府。 亦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作者,依「台灣當局」一詞及馬英九政府時期兩岸官員「定期會晤、互稱官銜」,認為兩岸政府「在一定行政層級、在一定領域範圍內『預設』對方公權力 的『合法性』」。
1949年後,海峽兩岸互不承認。 中華民國方麵以中共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麵則先後以國民黨政府、蔣介石集團、台灣當局等稱呼中華民國政府。
1987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官方檔案中將「中華民國」之類的正式稱謂視為「偽稱」。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新華社相關規定,對1949年以後遷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得直接稱呼其名稱。
國台辦在回應香港部分曆史教材把以往的「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改為「中國國民黨遷台」時表示「1949年國民黨政權…退居台灣島,從此喪失了代表全中國合法政府的地位 」。
台灣當局領導人或台灣地區領導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的正式稱謂。 2002年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頒布《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規範涉台用語。 2016年3月,修訂《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 第一項第一條,嚴禁用「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稱呼台灣地區正(副)領導人,可稱為「台灣當局領導人(副領導人)」、「台灣地區領導人(副 領導人)」。
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共四十三天。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己亡。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凱已改國號為《北洋政府》。
代表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巴黎和會的即是《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的國旗為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國歌為取自尚書大傳虞舜篇的《卿雲歌》,其中名句:“日月光華,旦複旦兮”。
《北洋時代》《五色旗》從1912年到1928年。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是從1928年到1949年亡國。在中國大陸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共二十二年。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至今。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定南京為首都。
真正的《中華民國》的曆史是: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定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以五色旗為國旗。
《中華民國》的國慶日:《雙十節》是以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發動成功武昌起義,並在隨後的兩個多月帶動中國各地的革命響應。
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個行省中業已獨立的17個省,派出代表,推選剛剛返國的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職,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正式成立。
1912年1月至3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臨時憲法,南京為臨時首都。
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大臣的勸說下,宣統帝溥儀的兼祧母後(即溥儀的伯母)隆裕太後發布退位詔書,“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為一大中華民國”。
至此,《中華民國》正式取代與繼承《大清帝國》。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被迫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首都遷至北京。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己亡。
此後至1928年間稱為《北洋時期》,該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稱為《北洋政府》。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已改國號為《北洋政府》。
代表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巴黎和會的即是《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的國旗為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國歌為取自尚書大傳虞舜篇的《卿雲歌》,其中名句:“日月光華,旦複旦兮”。
《北洋時代》《五色旗》從1912年到1928年。
南京臨時政府正式遷京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政權建立起來。袁世凱對內鎮壓孫中山的國民黨,對外出賣國家主權,孫中山號召武力討袁,史稱孫中山的“二次革命”發生了。由於孫中山的國民黨力量渙散,北洋軍力量強大,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很快失敗。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開始了複辟帝製的活動。孫中山再次組織武力討袁,孫中山的護國運動爆發,袁世凱被迫取消帝製,在絕望中死去。
袁世凱死後,中國出現了軍閥割據的局麵。徐州軍閥張勳以調停“府院之爭”為名,進北京擁戴溥儀複辟,史稱"張勳複辟"。但複辟醜劇隻持續了短短的12天。段祺瑞再次執政後,拒絕恢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召集國會。為維護共和製度,孫中山倡導了護法運動,但不久也失敗了。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資產階級強烈要求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反對封建軍閥的統治,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了。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民主”和“科學”是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口號。新文化運動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李大釗宣傳十月革命,在中國第一次舉起了社會主義的大旗,從而使新文化運動有了新的發展。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開來,成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進分子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初步結合起來。1920年,共產主義小組在各地相繼建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中國共產黨誕生了。1922年,中共二大製定了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
孫中山的國民黨和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聯合進行北伐與統一中國。
1923年的“二七慘案”,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僅僅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隻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為此,中國共產黨決定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和革命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在廣州黃埔建立了陸軍軍官學校即黃浦軍校,為建立國民革命軍奠定了基礎。
孫中山的國民黨一大後,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國民大革命運動迅速開展起來,廣東革命政府還創辦了培養農民運動骨幹的講習所。兩次東征陳炯明後,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統一。第一次東征後,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並將所屬軍隊編為國民革命軍。
為了打倒帝國主義,推翻軍閥統治,統一中國,國民政府於1926開始了北伐。北伐軍勝利進軍,不到半年打到長江流域。北伐戰爭得到了工農運動的大力支援。北伐戰爭的勝利又推動了工農運動的高漲。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間,上海工人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並取得了勝利。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加緊爭奪革命領導權。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
這期間,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國民革命失敗。
蔣介石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大屠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國民黨在南京又重新建立的國民政府叫《中華民國》。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是從1928年到1949年亡國。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共二十二年。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至今。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定南京為首都。
1928年,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舉行“北伐”,占領北京,奉係軍閥張作霖退到關外,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陰謀炸死。年底,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全國。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占領北京後,將北京改為北平,置北平特別市。國民政府所用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取代北洋政府的五色國旗(其後東北易幟),並訂於國府的《訓政時期約法》中。“約法”相當於憲法。卿雲歌亦停用,改以1924年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訓典禮所撰訓辭“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谘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為國歌。
根據1924年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軍政”時期在1928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結束,“訓政”時期開始。
由於國共內戰繼續,以及日本侵華,直到1946年方訂定中華民國憲法並於1947年頒行,訓政時期始告結束。
1936年5月擬定“五五憲草”預備正式立憲。後因中日戰爭爆發,立憲遂向後拖延。
當時國民政府主席為林森(1932年-1943年),行政院長為汪精衛(1932年-1935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蔣介石(1932年-1946年) 。
汪精衛因屢遭國民黨內壓力,後出亡河內,與日本接觸,應允反共,停止抗日,於1940年在南京另組一個《汪偽國民政府》。該《汪偽國民政府》僅獲教廷、意大利、納粹德國、偽滿洲國的承認。汪精衛於1944年病死東京。
抗日戰爭時期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從東北地區開始了局部侵華。
1937年7月7日,日軍中國駐屯軍一部製造“盧溝橋事變”,中國軍隊奮起還擊,全國抗日戰爭爆發。8月13日,日軍在上海製造“虹橋機場事變”,蓄意擴大侵華戰爭規模,國民政府被迫對日作戰,“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9月下旬,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國全民族的抗戰開始。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在正麵戰場組織多次大規模戰役,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實行的是一條片麵抗戰的路線,喪失了大片國土。
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全麵抗戰的路線,執行持久抗戰的方針,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開辟敵後戰場,廣泛開展遊擊戰爭,與正麵戰場互相配合,抗擊日軍侵略,為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44年,解放區軍民開始局部反攻。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七大召開。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9日,毛澤東發出“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號召,抗日戰爭進入大反攻。
1945年8月初,美國在日本廣島與長崎先後投下核武器,日本天皇於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帝國於9月2日向盟國簽訂投降書,接受《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規定、歸還占領之外國領土。遂即“偽滿洲國”瓦解,汪精衛政府覆亡,台澎諸島後由中華民國進行接收。
解放戰爭時期,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有利於人民的決議,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國民黨雖然也宣布批準政協決議,但提出許多保留條件。接著,在3月間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則公然不承認政協會議的約束力,繼續鼓吹一黨專政。同時對全國人民要求遵守政協決議和反對內戰的活動橫加破壞鎮壓,製造了“較場口事件”、“李聞血案”及“下關慘案”等流血事件。
1946年5月,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國共談判也轉到南京舉行。蔣介石借口共產黨拒絕從蘇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調集二十萬軍隊,於6月大舉圍攻以宣化店為中心的中原解放區,發動全麵內戰。
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令。 百萬雄師強渡長江, 摧毀了國民黨軍的防線,於23日解放南京。
《中華民國》在大陸最後一屆反動政府垮台,宣告國民黨在大陸二十二年統治的結束。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亡國。
接著,解放軍攻占上海、 杭州、 南昌、武漢等城市,共殲滅國民黨軍四十三萬餘人,取得了渡江戰役的勝利。殘餘的國民黨軍隊紛紛退向兩廣、西南、西北及台灣等地。
蔣介石從幕後走到前台,在廣州成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直接掌握軍政大權,後又退到四川,企圖負隅頑抗。為了徹底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人民解放軍分路展開追殲戰,席卷兩廣、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區。在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的形勢下,綏遠、新疆、湖南、雲南等省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通電起義。蔣介石帶領餘部逃往台灣島。
根據《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對1949年10月1日之後的台灣地區政權,應稱之為“台灣當局”或“台灣有關方麵”、“台灣方麵”,不使用《中華民國》,也一律不使用《中華民國》紀年。
《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
1.對1949年10月1日之後的台灣地區政權,應稱之為“台灣當局”或“台灣有關方麵”“台灣方麵”,不使用“中華民國”,也一律不使用“中華民國”紀年。
2.不使用“台灣政府”一詞。不直接使用台灣當局以所謂“國家”“中央”“全國”名義設立的官方機構名稱,即台所謂“一府”(“總統府”)、“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其下屬機構,如“內政部”“行政院新聞局”等,可用台灣“有關當局”、台灣當局“主管部門”“主管機關”代替。如對“台灣行政院”可稱其為“台灣行政主管部門”或“台灣行政當局”,對“台灣各部”可稱其為“台灣某某主管部門”,如“行政院新聞局”可稱其為“台灣新聞主管部門”。特殊情況報道中不得不直接稱呼上述機構時,必須加引號,我廣播電視媒體口播時則需加“所謂”一詞。
3.不直接使用台灣當局以所謂“國家”“中央”“全國”名義設立的官方機構中官員的職務名稱,可稱其為“台灣知名人士”“台灣政界人士”或“××先生(女士)”。台灣市級及市級以下(包括台北市、高雄市)的機構名稱及人員職務,如市長、縣長、議長、議員、鄉長、鎮長,縣民政局、市教育局等,在相關新聞報道中,原則上可以直接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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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是有名的小八路。莫言筆下的《八路》是胡耀邦嗎?胡耀邦的後人們都不《起訴莫言書中汙篾八路軍》,祖上沒有八路的後人們《起訴莫言書中汙篾八路軍》,走資派特色政府法院一定不受理。
毛星火與《起訴莫言書中汙篾八路軍》的案件沒有直接利害關係,所以走資派特色政府的法院不接案。這是意料之中的事。網民祖上沒人當八路軍的,屬多管閑事。那麽莫言筆下的《八路》是胡耀邦嗎?是習近平的祖父輩嗎?不管了。《八路》的親人後代都不管,就任其自然吧。不過還在廟堂裏的《八路》的親人後代們心甘情願就行。
近日出了一件大事《起訴莫言》,先是法院不受理,推到檢察院,後者雖接受了材料,但並不能確認受理了案件……
但在網上支持毛星火和支持莫言的,卻開始激烈廝殺,暗戰湧動,烽火連天。這一切隱喻了羅刹國現實的某種詭異?法律表現了“缺位”,有關部門也不出來幹預,在涉及重大社會問題的時候,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
首先,這件事就本質而言是個政治問題,而且是長久未根本解決的大問題,關係到國家的路線和未來,因為從起訴內容到雙方辯論的內容無不涉及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的重大曆史。
這件事也絕不是簡單的法律問題,而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暗中階級較量。這件事的發生背景,是長期以來,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右派政客,貪官汙吏,官僚,買辦,資本家,富豪,房地產奸商以及雇傭的操縱意識形態的磚家叫獸反動文人,這些竊取立法,司法,行政,媒體社會公器,霸占大部分公權力的改格右派既得利益集團的封資修意識形態,與漸已覺醒的廣大中國人民大眾左派強烈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危機意識鬥爭精神之間的矛盾,尖銳碰撞的結果,這是遲早要來的事。
莫言,貴為中國作協副主席,論行政級別應屬副部級高官之列,共產黨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經常到大學講課,其作品被改編為電影、戲曲,結交的都是達官顯貴,社會名流,被捧成帶領中國融入西方先進文化中國文化界的“旗手”,文學權威大師。莫言是右派權貴階級一員,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了。毛星火的對手並不隻是莫言,而是上圖所示的“右派既得利益集團”,他們與其說是在維護莫言,倒不如說是在維護他們自身所處的階級利益。起訴莫言引起了整個右派的恐慌,也是很自然的了。
右派雖然嘴上諱言階級鬥爭,但右派都是天生的階級鬥爭動物,階級覺悟都是與生俱來的,一切達官貴人富人都要結交,一切社畜都要敲骨吸髓地壓榨,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分的很清。這比因為被分田單幹企業私有化改製原子化為孤立的個體“烏合之眾“”愚昧的一群“,喪失了工薪階級的階級意識,經常混沌與易受忽悠要敏感得多。
總結了一下,右派在這場意識形態的暗中階級較量種表現出以下特色:
第一個特色:莫言抹黑侮辱英烈,醜化人民公社集體化經濟是“扼殺自由”,諂媚洋人窺私心理,醜化中華民族的罪行,白紙黑字,證據確鑿,鐵證如山,不容抵賴。但右派並沒有象個斯文人一樣,“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就莫言的文學內容進行實質性地隻言片語的辯論,說清是非。讚同莫言的人,一個都不敢貼莫言的原文。而是避實擊虛,胡攪蠻纏:由胡錫進率一群小嘍囉,大帽子,大棍子,鋪天蓋地,對毛星火展開批鬥大會,人身攻擊,除了一味地謾罵和抹黑,神馬毛星火是“混混”,起訴莫言是中國文化界的“悲哀”,是一場“鬧劇”,是“民粹的狂歡”,是中國文化界的“悲哀”,是“自我炒作”??
那氣勢飛沙走石,幾乎遮天蔽日,大有炸平廬山,毀滅地球之勢。非要把毛星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不可。一群攪屎棍子街頭流氓混混尋釁滋事,一副不把水攪混誓不休架勢。不由讓人一下子就回憶起文哥中“保爹保娘保省委”的保皇派“聯動紅衛兵”。
毛星火這可是走法律程序啊!右派居然管這叫民粹?你們是真不懂民粹,還是不願意接受“法治”?奇了怪了,罵別人是順民不敢反抗權威的是你們右派,罵別人起訴權威的也是你們右派。
真是好笑。中國任何人都有起訴莫言的自由。這才剛剛要起訴,還沒開始打官司呢,這就一片哀嚎,各種批鬥帽子都扣上來了。我真的很驚訝,也很破防,原來你們“自由派”竟是如此地恐懼害怕自由啊!竟然是一隻披著“自由派”外衣的封建官權資本專製的狼?
按常理來說,對於毛星火依法走程序起訴莫言這件普通的民事訴訟案件,一貫鼓吹“法治社會,秩序”的右派,應該感到欣慰才對,然後就搬個小凳子安靜坐等 “青天大老爺”法官判決,法槌落下,然後歡呼“法治對民粹的勝利”激動人心時刻到來……
但右派們偏偏逆天,在 “青天大老爺”法官尚未受理之際,就對毛星火大家撻伐……這卻恰恰暴露了右派一貫鬼吹的“法治”是假的 ,是騙人的鬼蜮伎倆糊弄人的魔法而已,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
第二個特色:這些為莫言辯護的言論有一個總的特點,就是在極力回避實質正義所在,回避正邪善惡黑白是非的界限,而是單純從虛偽的“程序正義”法律層麵為其詭辯。
右派拿出的第一個“程序正義”,就是說毛星火:當事人與案件沒有直接利害關係,不具有民事訴訟主體資格。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公益訴訟通常由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提起,主要是檢察院作為公訴人。個人並不具備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資格。
首先,毛星火“與案件沒有直接利害關係”嗎?右派對法律的曲解是非常荒謬膚淺的,其偏見比愚昧離真理更遠。莫言利用小說醜化新中國,造成集體公有經濟被走資派破壞殆盡,每一個新中國的主人,都淪為雇傭勞動者,淪為牛馬社畜,深受其害至深。怎麽能說“當事人與案件沒有直接利害關係”?
聯想到“私有化官有化改製”中的下崗失業6000萬工人階級,起訴改製搶劫人民公有財富的訴訟,均遭法院 “改製案件不受理” 。而檢察院作為法定公訴人,卻對下崗失業6000萬工人階級這種明目張膽破壞社會主義憲法的社會性犯罪行為,竟然不發一語?屍位素餐,不提起公訴?
2015年暴雷的雲南政府支持背書的泛亞金融詐騙大案,受害人涉及全國30萬人,金額400億。本來是受害人自訴案件,卻被檢察院剝奪了訴訟權,變成檢察院公訴案件。銀監局急匆匆炮製了一部惡法,把刑法的“合同詐騙受害人”誣為“非法集資參與人,損失責任自負”。把一樁驚天金融合同詐騙案性質,篡改成非法集資案,完全無視全國30萬受害人遭受的430億巨大損失利益主張,最後抓了幾個人了事。包括銀行,央視,雲南政府,詐騙資金賣貨人,一幹同案罪犯,全部都變成了“善意所得的市場行為者”。這一係列顛倒黑白,戕害正義,庇護犯罪團夥的騷操作,不由人想起馬克思關於“法律就是統治階級任意玩弄的妓女”的曆史宣判。
在右派鼓噪的“程序正義”指導下,複雜繁瑣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程序性規定迷宮和高額訴訟費用。法官專注於程序的嚴格執行而喪失了追求事實真相與實質公正的熱情,而律師則抱著對雇傭他的當事人負責的態度,竭力從法律中尋找有利於其當事人的條款甚至利用其中的漏洞,同樣不關心事實真相與實質公正。結果,法庭變成了訴訟技巧的競技場,實際上成了維護犯罪的法律工具,而“程序正義”則成了罪惡淵藪,犯罪的遮羞布。
如果右派借此阻撓毛星火起訴行為,也證明所謂“程序正義”的反動性反人民性,因為江平法律黨徒們製定的現行法律,基本不具有“集體約法”性質,是非法,不合法的,應該全部廢除。
我很讚成美國的案例法係,以毛星火起訴案作為案例,秉持真理越辯越明的態度,通過全民辯論,起到全民教育,全民網絡大討論,大辯論,大鳴大放,確立涉及公益起訴的全體公民參與,代表民意的正確案例法援引法係,廢除四十年來江平法律黨徒販賣的,一小撮法律黨徒暗箱操縱的,起源於古羅馬的落後僵化大陸法成文係。推進中國的法律建設新起點。把中國人民的思想,從江平法律黨徒販賣的源於古羅馬的落後僵化大陸法成文係中解放出來。
但恐怕這又要被某些“左派”反美人士罵成“美狗”了。令人訝異的是,當走資派“搞一段資本主義”的時候,“與美國接軌搞私有化貧富懸殊”的時候,這些“左派”反美人士不反美;但一談美國案例法或民主製度的時候,他們就立即嗷嗷叫“反美”了?這種選擇性反美,其形左實右的維護封建官權的極右本質是掩蓋不住的,一撅尾巴就露餡。
第三個特色:也是在極力回避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的正邪善惡是非,而是從純文學方麵為其詭辯。
有的說莫言小說裏的人物是文學創作的一種虛構,法律無法針對具體對象判決。這就奇怪了,不是還在吹捧他寫的是曆史的真相嗎?怎麽又變成魔幻虛構文學創作了呢?
小說裏的人名地名故事情節都可以是虛構,日軍,國軍,還鄉團,地主,外國人,解放軍,八路軍,遊擊隊,土改隊,村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等等他們各自幹了什麽好事壞事也都是虛構的嗎?政治如果也可以虛構,那虛構的目的是什麽?僅僅是要說明領悟到了那高深莫測的人性還是對毛主席時代新中國的咬牙切齒地憎恨?難道設立侮辱先烈法不涉及被侮辱地群體?還是以小說文字來侮辱先烈就不算侮辱?可是外國的頒獎詞不明明是寫著因為他侮辱了我黨我軍及帶領的人民才給他這份榮譽的嗎?
關於莫言小說,從沒看過,隻是在各網友截取的內容和評論上基本有個判斷,再看替他辯護的各路大神的文章,著實感覺雙方主要都不是蹭熱點,而是一場爭奪話語權的階級鬥爭較量。有人一開始企圖把毛星火起訴莫言一事,說成是一個不知名小網民,為搏取流量打著愛國旗幟煽動網民碰瓷知名作家的一場鬧劇。可是,當我們看到莫言小說的諸多文字不斷暴露出來時,我們才發現任何一個樸素的社會主義者都無法對其小說所要表達的極端反動思想邪惡價值觀采取容忍和漠視,法院似乎冷處理詭異,又讓莫言的支持者開始得意忘形。直到現在愈演愈烈地與情,連部隊裏都有人出來發文批判莫言,這就讓支持莫言的一幫文化人坐臥不安,紛紛冒出來為其長篇大論辯護。
為莫言辯護的又說,“文學小說創作內容應該與作者分開,法律不能幹涉創作的自由,否則文學就死了’。這話不等於就是說,用文學小說來造謠歪曲抹黑曆史也是創作的自由,應該允許。如果真是這樣,那是不是應該把所有曆史文獻都燒掉,反正曆史真相沒什麽重要,考古也不要進行,影視劇想怎麽拍都行,照著他們多年以來就給我們灌輸的:“曆史是任人打扮地小姑娘”去做就是了。
為莫言辯護的又說“莫言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唯一的中國人,這是中國人的驕傲。他是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家,是一個少有的有良心的中國人,甚至可以和古今中外無數偉大的文學家比肩"。這些吹捧簡直是空洞無物,浮誇成風,批評莫言就被說成不懂文學,讀不懂莫言,奇怪了!難道莫言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右派不是一直“反權威,反極權主義”嗎?怎麽變葉公好龍了?
莫言的辯護者又說:他們要維護的不僅僅是莫言,而且是要維護所有敢於講真話的人,如果這次讓起訴莫言得逞,那以後所有人都不敢講真話了”,難道莫言的“豐乳肥臀,拋乳,濫交。八路軍是流氓,對酷刑的窺陰心理”體現了文學的真實嗎?
莫言的辯護者又說:莫言小說幾十年前就發表了,國內還得過無數大獎,以及他的軍齡黨齡作協副主席身份,說明國家是認可他的"。是的,國家過去也是認可許家印的,給了許家印各種耀眼光環,難道他犯罪就可以“不捕不判”嗎?人民有監督國家一切的權力,這話可不是說著玩的。
莫言的辯護者又說:起訴莫言會影響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順力進行,還會讓外資企業望而卻步,起訴莫言影響了中國營商環境。”這其中的邏輯著實怪異,起訴莫言竟嚇壞了官商勾結的封建官權資本家?以至於影響了官商勾結的中國營商環境?這不等於不打自招地確認了“莫言是右派既得利益集團資本家的代言人乏走狗”,與他們是一夥的嗎?
其實起訴莫言最終是什麽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恰恰是民意的一次最真實的展示。這個民意的背景前麵說過,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近年來層出不窮的磚家叫獸挑戰國人底線的事件發生,毫無底線的對策誤導輿論,一切政策仿佛都有這一小撮人搗亂掣肘。
在《萬維讀者網 》上,有位作者《 七使2022 》,發表了一篇文章是《公知群起力挺老五毛莫言,這是中文圈大笑話》中說:“就這麽一個滿腦子嗜血和獸欲的九流作家,居然成了公知們的保護對象。這不是笑話,什麽才是笑話?“
文章開篇就說:如果老想著跟蠢人講道理,他們不但絕不會聽,反倒會拉低你的水平讓你越變越蠢。
文章又說:譬如最近一個毛血旺要起訴莫言,一堆沙雕網紅公知就含淚式蹦躂發文,“要為莫言鼓與呼”,然後大批蠢粉就在朋友圈批量轉發,一副“我不為莫言喊冤,天地就此崩塌”的模樣。這些網紅,包括了押沙龍、六神磊磊讀金庸、雷斯林、海邊的西塞羅、何三畏、王五四、何思雲、嚴鋒、理記、餘秀華、胡錫進……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為莫言站台就算了,他倆本就是一路貨色,你們這些連作協大門往哪邊開都不知道的網絡公知們又跟著汪汪叫作甚?活脫脫的流浪狗冒充官宦看門犬。
文章中說:莫言早在2016年就當過作協副主席,這是副部級高幹,所以人家是莫部。真蹭上了他,別說區區一碗飯,給你們個小官當當有錢吃日料魚生壽司還是很容易的。想當年,莫言就是靠吃日料起家的。他的成名作《紅高粱家族》,講的就是八年抗日戰爭時期一幫土匪如何“英勇抗日”、“英勇就義”的故事。故事講述者的奶奶九兒,有個很可能“上過奶奶的炕”的老相好劉羅漢,因為鏟傷了日軍運輸牲畜,被日本人下令剝皮淩遲處死;講述者的爺爺土匪頭子餘占鼇奮勇抗日,到處攻打伏擊日偽;講述者的二奶奶遭日軍侮辱,死前咬掉了一名日兵的鼻子;講述者的奶奶給抗日部隊送飯,中了日軍幾槍,壯烈犧牲。
文章中說:我看過很多國軍將領寫的抗戰資料,沒聽說日軍侵華時期有過剝皮淩遲的行刑法,東京遠東國際法庭宣判二十幾個被告有罪,也沒聽說他們或他們部下犯了在大陸犯下了剝皮或淩遲的罪行。但還沒當上副部長的莫言,卻非要說“我查閱過縣誌,縣誌載:民國二十七年,日軍捉高密、平度、膠縣民夫累計四十萬人次,修築膠平公路,毀稼禾無數。公路兩側村莊中騾馬被劫掠一空。農民劉羅漢,乘夜潛入,用鐵鍬鏟傷騾蹄馬腿無數,被捉獲。翌日,日軍在拴馬樁上將劉羅漢剝皮零割示眾。”
文章中說:嗯,估計莫言版的高密縣誌還記載了他爹餘占鼇是怎麽在高粱地裏與別人的老婆九兒野合,可歌可泣地勾搭成奸的。憑著改編電影《紅高粱》一炮而紅,莫言從此幾乎在每部小說都要加插若幹日料。我說的“日料”,是莫言挖空心思向壁虛構出來的“抗戰史料”的縮寫。實際上,莫言就是今天滿網反日仇日自幹五的祖師爺,在蔡洋舉起u型鎖之前二十多年,莫言的“爺爺”就在山東高密用鳥槍殲滅了無數日寇了。我所知道的眾多偽公知裏,隻有一個李單眼是對莫言有微詞的,但他東拉西扯一通郭沫若趙樹理沈從文,引用完了莫言2013年“蚍蜉撼大樹”的著名講話,沒兩句馬上兜回來說”事實上我對莫言尚存善意”。一看而知,雖然扯淡連篇,單眼鍋對莫部挨罵也不如他的偽公知夥伴那樣痛心疾首,但還是最終表示同情,總體立場與夥伴們保持一致。
文章中說:這一長串踴躍力挺莫部、不知真愚還是假愚的偽公知們,我懷疑他們從來沒有完整看過莫部的任何一篇小說。我可以告訴他們,莫部虛構史料肆意攻擊“洋鬼子”的,絕對不止三十年前的《紅高粱》,更有名的是《檀香刑》。在這部臭名昭著的小說裏,德國鬼子侵略山東強修膠濟鐵路,“莊稼地裏修鐵道、扒了俺祖先的老墳塋”,德國技師還調戲良家婦女,摸了“貓腔”戲子孫丙的老婆,孫丙用棍打死了德國技師,惹來德國洋鬼子兵“血洗村莊”,燒房子、殺女人、刺刀挑兒童,孫丙投奔義和拳,糾集千把人到處“扒鐵路,燒窩棚,殺洋人”,最後被抓,袁世凱討好德國人,下令孫丙的親家趙甲行刑,用檀香木插進孫丙肛門裏,讓其坐樁而死,而且必須坐樁滿五天,直到德國人舉行鐵路通車典禮才能死,而孫丙唱起“貓腔”戲曲,緩緩慷慨就義。
《檀香刑》的結構是多個人物角度敘事,基本全抄福克納的名著《我彌留之際》。這個輪不到莫部不認,別以為穿插了什麽“貓腔”曲詞就能忽悠別人。而在思想方麵,《檀香刑》宣揚的就是扶清滅洋,義和拳運動代表了人民福祉,孫丙成為義和拳高密首領後到處殺人放火是正義的,他被德國鬼子和二鬼子袁世凱合謀酷刑處死,簡直就是蒼天沒眼,大清子民務必牢記此恨。
隻要懂點曆史就知道,義和拳是白蓮教、八卦教等邪教變種,趁當時大旱導致民不聊生,暗戳戳崛起準備反清,但山東巡撫毓賢對其十分縱容,將黑幫義和拳提拔為官方的民團,允許他們到處設場授徒,招納拳匪,於是義和團就搖身一變,成了“扶清滅洋”的公開組織,到處焚燒教堂和醫院,殺害教士教民。如有地方知縣保護教民、捉拿拳匪,毓賢就派兵鎮壓,反過來查辦知縣,繼續縱容拳匪殺人放火。多國公使見狀,要求滿清撤換毓賢,於是清廷才將袁世凱調來當山東巡撫,鎮壓查禁義和拳,使其逐漸不能為禍。這就是當時的大背景。
具體到《檀香刑》所說的“高密遭德國鬼子血洗”,實際情況如下:山東曆來教案高發,這是因為自從清廷被迫允許傳教士入華後,由於教會免費提供食物,所以大批貧民紛紛入教,災難之年尤其如此。而當地的官員士紳礙於治外法權管不著教民,所以懷恨在心,經常策劃反對教會,造謠教會收養孤兒是要對他們挖眼取心抽腦髓配藥,借此煽動無知群氓焚拆教堂、劫掠殺害教士教民。莫言的老家高密也不例外,在官員士紳煽動下,當地人深信膠濟鐵路的建設會帶來洪澇、破壞風水,於是極力反對,阻撓施工,攻擊德國技術人員和華人小工,圍攻德國公司。德國總督決定派兵保護鐵路並緝拿凶徒,但受到阻撓,於是開槍鎮壓,打死打傷十餘人。過了幾個月,1900年1月,高密縣官亭村出現了一個叫“孫文”的義和拳小頭目,到處發揭帖,招引來了一千幾百個拳匪,與當地數千群氓結合成恐怖武裝,帶著抬炮、火槍、單刀、花槍,到處襲擊德國鐵路公司分局,燒毀工地房屋,“平路毀局”。到了5月,袁世凱的官兵終於抓住了“孫文”。但到了6月中旬 ,高密“ 西鄉一帶漸有蠢動 ”,大批義和拳匪來了,6月底“兩日之間,濠裏嘯聚,千百成群,驅逐小工,搜殺洋奴。動則施放槍炮,更欲劫奪孫文”。袁世凱的武衛軍“調行至柳溝河邊,乃被橫截”,“剛過半隊,匪人槍炮齊施”,最終武衛軍“當場格斃數十名”。次日,“奉諭斬孫文”。
義和拳在山東被鎮壓後,一邊去了毓賢任巡撫的山西,協助毓賢在太原將傳教士191人全部殺掉,另殺害教民及其家屬子女1萬多人,焚毀教堂、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餘間。另一邊,慈禧本人公開支持義和拳,下旨讓其合法化,還默許以端郡王載漪為首的近支王公和剛毅等親信,將義和拳匪引入河北直隸,再引入北平,要倚靠這些“刀槍不入的神兵”將洋鬼子趕出滿清。於是,數以十萬計的拳匪頭戴義和團紅巾,扛著大刀、長矛從各城門進入北平,夥同慈禧衛隊董福祥部當街殺害日本公使還開腹剖心馬蹄踏屍,德國公使亦被射殺,隨後在內城焚燒教堂,殺害教民。拳匪還隨意屠戮百姓,連使用火柴的戶主都稱為“三毛子”,是通敵賣國,一家八口全殺掉。打洋傘、戴眼鏡的也要被殺,賣洋貨的商店統統燒掉,店主也得挨刀。最後,拳匪和清兵合力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慈禧發給義和團兩萬石米,還讓莊親王載勳懸賞殺洋人:“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這就導致了八國聯軍在大沽口登陸,長驅直入,攻陷北平,解救使館人員。義和拳匪一夕之間作鳥獸散。慈禧嚇得倉皇跑到西安,下詔罪己,讓李鴻章與聯軍議和,簽下《辛醜條約》,才得以灰溜溜返回北平。這一長串踴躍力挺莫部、不知真愚還是假愚的偽公知們,我懷疑他們從來沒有完整看過莫部的任何一篇小說。我可以告訴他們,莫部虛構史料肆意攻擊“洋鬼子”的,絕對不止三十年前的《紅高粱》,更有名的是《檀香刑》。
文章中說:當年的老公知們被莫言打油詩罵得狗血淋頭,尚且知道反擊,今天的小公知們卻非要迎狗血而上,爭著搶著“保衛莫言”,殊不知這種犯賤之舉,在莫言眼中,隻不過是集體“竄稀”罷了。
如今的小偽公知們,其實沒幾個真讀過莫言的小說,隻不過看到別人“竄稀”,自己也跟著“竄稀”。這種“竄稀”,與他們的流量相關,與他們的良心無關。如果他們真有良心,看到莫言挨毛星火揍,應該在旁邊看笑話才對。莫言自八十年代出道以來,一直就是個徹頭徹尾的五毛,仇外、為義和拳唱讚歌,是莫言貫徹始終的思想。小五毛讀不懂老五毛的小說以為老五毛是反賊所以怒揍老五毛,這難道不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話嗎?
小偽公知們肯定要反擊說: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恰恰證明了西方價值觀對他思想性和文學性的肯定,你在這裏瞎說八道,是在蓄意混淆視聽,破壞莫言的高大全形象!我隻能回一句,蠢蛋們之所以蠢,不僅僅在於他們沒見識,更在於他們沒記憶。十二年前莫言剛獲獎,馬上掀起了巨大的質疑潮,海內外的學者和公知都在質疑,寫了無數文章。著名漢學家顧彬認為,莫言的英文本是譯者葛浩文改寫過的,整段整段重寫,有些篇幅甚至直接刪除,整本小說基本等於葛浩文重新創作,這才能忽悠到那些根本不懂中文的讀者和評委。
細看《2012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就知道了,裏麵全是對莫言作品的誤讀。
莫言“最傑出的小說《豐乳肥臀》”,對躍進、饑荒和各種災難隻是一掠而過,它的重點在於對女性胸部和哺乳過程反複而細致的描寫,主人公是個到幾十歲還隻會吃奶的弱智男,還坐過牢。這種角色設定直接來自福克納名著《喧嘩與騷動》裏的白癡兒班吉。
授獎詞提到的莫言另一部小說《酒國》,“譏諷的對象”既不是“獨生子女政策”,也不是“吃人肉的風俗”。恰恰相反,莫言是用一個從開始就喝醉的偵查員的胡思亂想來解構了“食人俗”,到最後偵查員以為自己撲向一艘畫舫喝酒吃人肉,結果卻掉進糞坑死了。整個故事穿插著莫言本人和讀者李一鬥的書信來往,最後酒桌相見,字裏行間明示著整個“吃人肉”的故事是兩個醉漢瞎編的。
《酒國》一書充分凸顯了創作者莫言的奸猾意圖:既要用“吃人肉”這話題來吸引讀者的眼球,借此提升銷量,另一方麵卻從頭到尾都用莫言自己的話來消解“吃人”故事的真實性。這叫賺了便宜又賣乖。
莫言從來沒有如授獎詞所說,“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曆史及其謊言……發起攻擊”。恰恰相反,他是用垃圾般的語言狂歡譏諷和嘲弄了真實的曆史,而把虛構和謊言釀造而成的假酒硬灌給讀者和評委們喝。《檀香刑》就是最最典型的勾兌糞水。
莫言的小說從來沒有自己獨創的結構,都是從各位世界級大師直接“拿來”的,如福克納、喬伊斯、略薩,還有一些後現代作家。莫言小說的語言是他的硬傷,農民話本式的拖遝囉嗦,比民國的還珠樓主還差起碼兩個檔次。莫言小說裏的“苦難”是一種假象,實際上是用來包裝肉欲和酷刑的細節描寫的。有些人天生就心理變態,從小喜歡親手弄死各種小動物,以滿足其嗜血欲。莫言很明顯就是這種人。他在《酒國》結尾就津津有味地描寫如何主動要求店家當著自己的麵宰殺活驢。顧彬指出,莫言沒有思想,因為莫言自己曾公開宣稱,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其實不對,莫言是有自己“思想”的。他的思想,從《紅高粱》中期的《豐乳肥臀》到《檀香刑》,一以貫之,就是仇外和力捧義和拳。在《豐乳肥臀》中,他還不忘編排出義和拳祖宗們的“抗德英雄事跡”,說他們往幾十個德軍頭上澆屎。
就這麽一個義和拳基因深入骨髓溢於毛孔的老五毛,就這麽一個滿腦子嗜血和獸欲的九流作家,居然成了公知們的保護對象。這不是笑話,什麽才是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