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十條誡令》分裂中國人很成功
在意識形態領域，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一直沒有放鬆過他們的“滲透”“演變”和“顛覆活動。請認識一下美國中央情報局《十條誡令》：
一、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條。替他們製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強調過的刻苦耐勞精神。
二、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隻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於：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遊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時常製造一些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種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裏找好機會，分裂他們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製造新仇舊恨，這是完全不能忽視的策略。
五、要不斷製造消息，醜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後組織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
六、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宣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都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麽場合，什麽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隻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所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
七、要盡量鼓勵他們(政府)花費，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這樣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來摧毀他們的信用，使他們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隻要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製，他們在人民心目中就會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隻要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去，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不過我們必須表麵上非常慈愛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這樣他們(政府)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政府，就會帶來更大的動亂。
九、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
十、暗地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以及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們。
中央情報局西化、分化中國的險惡用心，在《十條誡令》中暴露無遺。
在美蘇爭鬥得你死我活、對蘇情報活動牽涉了中情局主要精力時，尚且出台這樣的對中國秘密情報活動綱領，那麽，在現在美國已日益明顯地把中國當作了“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中情局又會有什麽樣的對中國行動綱領呢？
根據美國政府決策有著強大影響的智囊庫蘭德公司於1999年6月份向美國政府提出的建議報告：美國的對華戰略應該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國，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
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麵的遏製，並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合圍。
第三步就是在前兩招都不能得逞時，不惜與中國一戰，當然作戰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國的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衝突的周邊國家。
樹欲靜而風不止。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國的種種秘密情報活動，過去沒有停止過，現在也沒有停止，將來還會繼續下去。隻要中國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變得越來越強大，就將是美國揮之不去的一個“心病”，就仍將是中央情報局秘密情報活動的重點對象之一。
美國中情局這《十條誡令》是根據形勢需要不斷修改、經過深思熟慮的、語言極其準確、嚴密的，必須經過分析研究，才能掌握它的實質。這《十條誡令》是極好的反麵教材，讀懂了它，你才真正認識到莫言的作品是什麽貨色？你讀懂了莫言的作品，你才真正知道《十條誡令》是幹什麽的玩意兒？二者聯係得就是如此緊密、相得益彰！
過去和現在批判莫言的文章是相當深刻的。
第一，莫言對毛主席抱有刻骨的仇恨。他的小說醜化抹黑共產黨、八路軍、革命群眾、社會主義以及黨的土改政策等，其根本目的是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莫言曾急不可耐地寫道：“毛主席不死，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不大可能改變，階級鬥爭就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學，也不會是現在這樣子的文學，而那樣子的文學我是不會寫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現在，我肯定不會當上所謂的‘作家’。”，”如果毛主席活著，就不可能有我家那頭牛。”，“毛主席死了，天並沒有塌下來，老百姓也沒有因為他死了而活不下去，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活得不賴。”歡呼毛主席去世，從莫言這兒開始。掀起反毛惡浪，莫言難辭其咎。直到現在還砸毀毛主席塑像的人必定與莫言同流合汙。莫言模範地履行了《十條誡令》第五條。
第二，莫言是分裂中國人民思想感情、汙染青年們心靈的禍首。由於莫言采用所謂”暴露”的表現手法，抹黑共產黨、抹黑八路軍、抹黑革命人民、抹黑社會主義，給廣大的讀者造成極大的情感上的衝擊，使不少人對黨對領袖離心離德，喪失信賴。文藝作品改變人的感情的作用絕對不能忽視。《十條誡令》把分裂中國人民的感情與分裂中國的地區和民族並舉，是有它的深意的。事實是，隻要中國人民的感情不被分裂，中國的領土、民族就不會被分裂。感情是和物和人最牢固的紐帶。莫言是如何分裂中國人民的感情的？僅舉一例，請看下麵莫言書中的一段描寫：
莫言：“黝黑的鄉村夜晚，一所深宅大院的盡頭的破爛房間裏，掛著幾盞汽燈；擺著皮鞭、棍棒、藤條、鐵索、麻繩、水桶、掃帚；一群捆人吊人的行家裏手，把白發蒼蒼、臉腫得透明的老母親和她的兒孫們，反剪著胳膊高高地吊在房梁上；他們難耐刺骨的疼痛，掙紮、哭嚎、哀鳴， 汗水從們的身上湧出，雜亂的頭發裏蒸發著雪白的霧氣，死了，癱瘓了，才放下，用涼水潑醒......“
這是八路軍和民兵拷問、吊打老母親和她的兒孫們的描寫。什麽叫”暴露”？這就叫莫言對八路軍的“暴露”。寫得何等“驚心動魄”、“駭人聽聞”？請問：那些新中國才出生的青年讀者們，讀了這段描寫有何感想呢？你們的感情是否受到極大的衝擊，是否發生分裂呢？
莫言寫色情肆無忌憚，無所不用其極。看他的描寫：
莫言：“我”（金童）不分長幼親疏摸弄啞咬一切女人的乳房，幾個親姐姐也不放過。我在六姐招弟結婚時，獸性大發，想衝上去，用刀子劃破她的裙子，然後貼著底盤利索地把她的乳房旋下來。
在所謂‘雪集’上，‘我’裝扮雪公子，一次摸過120個女人的乳房，以後我奸淫女屍被判了15年。出獄後，仍然惡性不改，沒有乳房摸就大病，在母親幫助下，上了比她大得多的‘獨乳老金‘’’的床，以後又靠外甥的資助，每天招來三撥21個胖的、瘦的、大的、小的、白的、黑的、黃的、紅的女人，亮出胸膛讓“我”“檢查”，摸到最後一天，“我”的手脖子已經軟弱無力，手指上磨起了血泡。“
......
青年讀者同誌們，你們可能不知道什麽叫《十條誡令》說的“替他們（指青年們）製造色情奔放的興趣”？這就是，這就是莫言按《十條誡令》指示“製造色情奔放的興趣”。
文學能喚起聯想，書中說，“在我十來歲跟著女人們過敵人的封鎖溝的哨卡，到堯城趕集時，凡是女的不論老少，都被漢奸逼迫著到站崗的日本兵那兒檢查——敞開胸，看看乳房，脫下褲子看看腿襠，然後才放行。“七十多年前，中國婦女被漢奸逼迫著讓日本人發泄獸性、尋歡作樂；七十多年後莫言幫助美國人“製造色情奔放的興趣”，還要汙染我們青年人的心靈。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三，莫言是對黨性的叛逆，是對中華民族的叛逆。有評論說，莫言的作品有兩個特色：叛逆和審醜。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他們首先有個堅定的立場，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莫言作為一個黨員作家，他背叛了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他背叛了黨，背叛了黨性，他把抹黑共產黨、抹黑八路軍、抹黑革命人民、抹黑前30年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作為他的文學使命，實際上他連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都糟蹋得不像樣子了。
第四，《生死疲勞》《豐乳肥臀》集中地反映了莫言反土改、為地主還鄉團揚幡招魂的本質。莫言為什麽咬牙切齒地反土改？土改在中國革命中的意義和作用是什麽？
中國革命歸根到底是土地革命，在國土淪亡的歲月，中國的人民沒有生存之地，連公園都寫著“華人與狗不準入內”！在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下，土地是農民的血淚和仇恨的代名詞。土地是用烈士的鮮血換來的啊，在祖國的大地上，有多少革命先烈長眠於地下，有多少革命的先烈的鮮血灑在這塊土地上？
一寸土地一寸金，土地就是江山，守住它，就守住了江山，就能做土地的主人、國家的主人：失掉它，就失去江山，就重新淪為列強的奴隸、地主的奴隸。
土地改革，讓我國農民懂得了用鮮血換來土地必須用鮮血來守住它的道理；土地改革，使億萬農民真正懂得了共產黨、毛主席帶領人民搞革命，是千真萬確地為了人民。全中國人民懂得了，沒有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土地革命，就不會保住用革命烈士鮮血換來的土地，就不會使全國人民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生生不息地享受著這屬於自己的美麗江山、千裏沃野、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大自然的恩賜和稟賦。
當前，國內外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非常嚴峻。莫言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十條誡令》的忠實執行者，與莫言之流的鬥爭是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的集中反映。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都要行動起來，堅持持久戰，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之初的40多年前，一曲“不搞階級鬥爭，不搞意識形態”，“不爭論姓社姓資的解放思想運動”奏響了中華民族有識之士以“天下為公，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子操守精神和古道熱腸俠義文化的挽歌。
在走資派的號召下，一打牛鬼蛇神右派分子放出來後，附和著萬分威嚴地說：“什麽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閉嘴吧! 我們正在進行思想解放大討論哩，一律不爭論!”
隨之更多血淋林的事實資料以及更深刻的研究，會看清楚走資派右派們所謂“不搞意識形態”就是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要社會主義，而要搞修正主義，不正大光明，而要搞陰謀詭計。
從那一刻起，中華民族中就出現了一群磚家叫獸的集體叛變，而莫言的“豐乳肥臀，濫交，入微露骨地描寫女人乳房和屁股，以及性交‘哼哼’‘尖叫’細節，白描烹食嬰兒、大書酷刑細節的窺"陰"癖患者........”無疑就是一座背叛墮落的豐碑，一個時代的人性惡墮落至巔峰。相應地禮儀之邦的中華民族就墮落成了一個“自私自利字當頭照，禮義道德放一邊”的盛況，中國成了沒有精神和文化隻有物欲橫流的荒漠荒蠻之地。
一個國家的國民性格往往是政治製度塑造的結果。
毛澤東把意識形態看作“理論上的現實社會”。毛澤東又提出整個社會主義階段的基本路線，深刻描述了社會主義階段的階級鬥爭特征，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毛澤東：【“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幾千年的封建專製，對普通老百姓而言，則造就了“孔乙己，祥林嫂，閏土，阿Q，尼姑，阿長……”一群渾渾噩噩，怕官，羨富，逆來順受的國民奴隸式的劣根性。
如果僅僅是建立了法律意義上的公有製，而沒有一場徹底的“觸及每個人靈魂的”文化大革命，不但要把那些作威作福的國民黨的官僚軍閥老爺打倒在地，也要把共產黨內當官做老爺的走資本主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老爺打翻在地，讓它們橫行霸道了幾千年的威風掃地，激活人天生流淌在血液裏的“反潮流精神”，確立人人平等，主權在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意識形態，跟一群膽小怕事，怕官，羨富，自私自利，畏首畏尾的“孔乙己，祥林嫂，閏土，阿Q，尼姑，阿長……”談什麽社會主義，公有製，平等，民主，自由，無異於趕鴨子上架。
從前，有個叫花剌子模的中亞古國。該國有一種古風，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要大大的獎賞。凡是帶來壞消息的信使，要丟進籠子喂老虎。人們據此揣測君王的腦回路：以為獎勵帶來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勵好消息的到來，處死帶來壞消息的人，就能根絕壞消息。
於是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搞學術的人，尤其是人文學者、藝術家，法學家，就像花剌子模的信使。莫言就是一個花剌子模的信使，莫言的小說就是“不爭論姓社姓資的解放思想”最好的文學注解和次生性文化，是這個古老民族背負著罪感和恥感文化走入曆史虛無主義最值得誇耀的文學。
莫言們既要引進先進西方先進私有製，就要首先對東方“天下為公”文化妖魔化，於是有了“河殤”和莫言。
走資派既要改革，就要先把文革妖魔化，於是“傷痕文學”這個花剌子模信使受到君王的獎勵。
走資派右派們既要告別革命，那就要先侮辱先烈，把他們描繪成青麵獠牙的魔鬼。
走資派右派們既要否定公有製集體經濟，那就先要把公有集體經濟妖魔化，描繪成“扼殺自由”的無間地獄。
走資派右派們既要搶劫全民財富，法學家就先要把毛主席時代人民法學妖魔化為“人治”，為“搶來的財產受法律保護，房地產公司可以爛尾，買房者不能斷供”的 “法治”開辟道路。
走資派右派們在政治學領域就要先妖魔化“階級鬥爭為綱”。對所有領域的“不爭論姓社姓資的解放思想”匯聚到一起，就是一個資本家養活了多少工人。官貴民賤，笑貧不笑娼。極端自私自立欲壑難填而又塗脂抹粉打扮精致的利己主義。不管白貓黑貓，權錢色就是好貓。在思想上控製和奴化人民的時代就誕生了。
有哪一個對“不爭論姓社姓資的解放思想”有微詞者，不被當政走資派右派們罵為“極左”呢?
又有哪一個走資派右派們不拿“反改革開放”這個罪名，去彈壓質疑私有化，醫療教育產業化，市場階級，爛尾樓…….的人呢?
僅僅小學二年文化的莫言粗鄙露骨文字獲得諾獎，則純粹是跌了一跤撿個大元寶。時值當年走資派鄧小平訪美，開啟中美蜜月，戰略夥伴，夫妻關係，卿儂妾蜜，如膠似漆。西方頒獎給莫言，可謂是屎裏覓豆，吹毛見疵，用心良苦。
莫言說：“我有一種偏見，文學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而是揭露黑暗和人性之惡的。”通過這句話，莫言看似把自己打扮成為民請命的鬥士，卻實際上是封建專製馴化後的奴才和犬儒之順從爭寵諂媚阿諛的表現。
莫言在“不爭論姓社姓資的解放思想”開啟的一片聲討“前三十年的群情激憤”氛圍中，跟風上了傷痕文學的這艘末班車。
所謂的“揭露黑暗與反映人性之惡”，都隻是事後的看客和不公允的主觀臆想，以己及人、以偏概全、管中窺豹、盲人摸象，毫無道德操守，以坐井觀天的思維來審視，抹黑革命和新中國建設波瀾壯闊的曆史。
這種人有的隻是趨炎附勢的伎倆，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奸佞小人之風。莫言的言辭和小說，沒有對工人下崗失業，道貌岸然貪腐之徒、資本家壓榨，經濟危機，蝸居，爛尾樓，說一句話，沒有對自己眼巴前的醜惡作任何一絲一毫正義的揭露，也沒有為民請命，更惶論對黑暗的反抗。
而反觀魯迅，在“風雨如磐”的黑暗年代，橫眉冷對千夫指，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以筆做投槍的猛士，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
魯迅與莫言，戰士與蒼蠅，高山與糞土，雲泥之判!
刀郎的羅刹海市之歌是第一聲春雷，把這個社會美醜顛倒，善惡混淆，正邪不分，廟堂登豬狗，鞋拔作如意，牝雞司晨，半扇門楣上裱真情，勾欄扮高雅，公公好威名，群魔亂舞，描寫得淋漓盡致。
而莫言風波最大的意義，就是讓人們看清了那一小撮竊取了革命果實的封建官權代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右派政客，貪官汙吏，官僚，買辦，資本家，富豪。各種資本代表如：房地產奸商官商勾結聯盟代表，資本私權專製改割既得利益集團複辟勢力代表，帝國主義外資在華利益的買辦代表。以及雇傭豢養的磚家叫獸反動文人，這些竊取立法，司法，行政，媒體社會公器，霸占大部分公權力的改割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占總人口0.1%，社會財富2：8分配中的2的“上流社會”，龐大的，占據著有利位置。他們被賦予了道德優越感的勢力來自哪裏? 看清楚了經濟，文化，教育，傳媒，法律被封資修意識形態深度改造後的殘酷現實。
思維把人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怎麽思想就怎麽行動。政權國家對個人的支配，除了製度，法律，軍事暴力之外，最為常見的支配形式，首先通過意識形態的支配來實現。它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鏈。不得不在“自由競爭”的資本增殖遊戲中承受人之生命本質的全麵異化和普遍不幸。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國家製度是“政治上層建築”的核心結構，意識形態則是“觀念的上層建築”的核心內容。這種獨特作用在黑格爾國家學說那裏就是“依照思想構築現實”
當被問到“莫言會不會被判刑?” 這樣的問題時，結論是：莫言不會有事情，他和柳傳誌一樣都不會有事情。
因為“不爭論姓社姓資的解放思想”時代還沒有徹底結束，新的時代還沒有完全到來。盡管他們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樣，但是距離徹底爛掉還需要時間。他們過去40年關於“資本家養活了工人，官貴民賤，英雄創造了曆史”的所有啟蒙努力全部都失敗了，他們和共產黨人都要重新適應一個新的時代。
鳥瞰天下，極目世界，隨著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由於內部修正主義得無恥叛變而導致失敗。馬克思描述的資本主義製度生產的社會化與私人占有之基本矛盾，愈益地凸現出來：貧富懸殊痼疾，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全球經濟集體疲憊、空氣環境汙染疫病流行，以及挽救經濟危機而引發爭奪資源市場的戰爭遍及全球，衝突不斷、中美競爭加劇、民族矛盾激化，世界大戰兩大帝國主義陣營正在醞釀，第三次世界核大戰日益迫近，人類陷入生死存亡前夜，人類社會運動迷失前進方向，前途渺茫，世界再一次陷入了悲觀，頹廢，迷茫泥潭。國內房地產支柱崩毀、經濟泡沫持續破裂、下行周期席卷各個領域、三駕馬車趴窩、內需嚴重不足、貨幣循環阻塞、有錢人紛紛拋售資產、還有一部分潤出海外.......
這波巨變的發生，標誌著過去一個虛假繁華時代的落幕。
以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方式，一個時代徹底地終結了。
人類靈魂在漸漸失去最寶貴的東西：安全感與希望。
危機正在讓踏上資本主義末班車的ts社會油盡燈枯，隨之統治中國幾十年的特色意識形態正在走入末日時刻，所有不甘心成為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壓迫，思想上受奴役的人們，正在掀起一場公開的審判，為曾經遭受的經濟和文化劫掠尋求一個公道，是重回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道路還是繼續走私有化的封建官權資本主義老路?這才是莫言風波最真實的背景。
所以，起訴莫言風波的源頭，不是右派的神馬“中西方文化衝突論”，更不是右派的神馬“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之爭的河殤論”，與“美國民主價值觀的衰落”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因為中國雖然經濟製度上全盤西化了私有製貧富懸殊經濟危機，政治製度上卻從未接受美國民主價值觀的絲毫影響。起訴莫言風波骨子裏是一個5000年的民族正在剪掉心中那條粗大的封建專製資本主義辮子，正在反思和拷問自己的靈魂。
大變局正在醞釀，這個大變局不僅包括政治經濟的巨變，同樣也蘊含著豐沛的精神文化的變革衝動。今天中國的崛起已經不是經濟問題，不是科技問題，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文化哲學問題。莫言走下了神壇，標誌著中國文化進入一個拂曉時刻。
回看1993到1994年間發生的所謂“人文精神大討論”，其實質是一場政治大討論，不過是為了呼應1992年的南巡講話精神。
從鴛鴦蝴蝶派到張恨水，從還珠樓主到港台新武俠，籠子徹底被打開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個不爭的後果：市場經濟風潮裏的文學環境，人民大眾徹底失語，農民徹底失語，工人徹底失語。
漸漸壟斷了創作權的，是拔地而起的兩類人：
一、市場中奉行小資產階級路線的青春派寫手們;
二、 捧著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先鋒文學的通行證，重新端坐體製內高位——尤以各地作家協會和所謂文學研究會為主要陣地的“官帽文人”們，吸食著百姓的血汗納稅，卻處處脫離群眾的腥臭作態。
除卻作協，包括今天的書協、藝協等官辦協會在內，享用著頂級的皇糧、生產著低劣的作品、擺弄著高傲的做派、築固著淫腥的圈子……
台上道貌岸然，床上男盜女娼，百姓對此早已見怪不怪。
更有甚者，吃皇糧而反皇糧、扛著紅旗罵紅旗，此等油膩之尊都大有人在。
作協的烏紗帽下，孵化出了如武漢大媽、莫言等反共文人。市場經濟的報攤亭裏，以郭比特人為代表，更是孕育出了如今連同人文、人獸文都大行其道的文學局麵。
在失去合理的文化利益分配的底層麵前，這兩大群體可謂高高在上的兩座大山，仿若隨性兩三筆，即成揮斥方遒指點江山的大作。
文藝的台上是牛鬼蛇神，那麽牛鬼蛇神的背後——文藝的幕後呢?
已然太多年，張斌、趙忠祥、周玄毅、方方……以及文藝界、知識界、媒體界、高校界數不勝數的“叫獸”“老濕”、“大濕”們………
這三四十年來，還少嗎?
和他們比，吳x凡、李x迪、王x宏、x爽、x冰冰、陳x華、史x……似乎也可以“理解”。
管虎電影《金剛川》暗辱毛主席、岸英同誌。
曾經文藝人士、知識分子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今天的文藝人士，或早就在群眾頭上作威作福。
還記得前兩年紅極一時的賈淺淺嗎? 以屎為墨，以尿為酒，執器官之筆，道閑詩之鹹濕。
這就是當今體製內頂層文壇的大家閨秀，為人民群眾打造的詩歌生態：遍地葷臭，肛腥橫流。
但是作者卻淡定不亂，她甚至會驕傲地捋捋頭發：“這是現代派詩歌藝術，你們這等土老帽不懂!”
賈淺淺其人，頭銜的多得嚇死人，恐怕唯有勃列日涅夫同誌胸前的勳章可以一比：西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現當代在讀博士，魯迅文學院32屆高研班學員，第35屆青春詩會參與人，陝西省青年文學協會副主席，《詩刊》《作家》《十月》《鍾山》《星星》《山花》等期刊作品的作者，詩集《第一百個夜晚》《行走的海》的作者，第八次全國青創會的出席人，第二屆陝西青年文學獎獲得者……
以及一個最重要的身份：賈平凹的女兒。
某種程度上，這位“賈詩人”其讓人作嘔的“下半身文學、屎尿屁詩歌”的創作及展示，完全是在進行權力的炫耀。
這根本不是一個藝術動作，而是一個政治動作，是一種讓人非常不適的、來自精英階層的傲慢。
正如所揚言：“我就是胡亂寫點‘拉屎放屁’，敲幾下回車鍵，也能成為大作家、受到各路場合的褒獎——就問你們羨慕不羨慕?”
酒飽思淫欲，寫點屎尿屁;
路有凍死骨，還得把掌鼓……
如何評價? 如何根解?
依我看，還是得去1942年5月的延安尋找答案，尋找毛主席給出的那個至今仍顛簸不破的答案：
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所以我們的文藝，
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
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
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
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
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
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麵。
這就是為什麽毛主席會對“老爺”“官僚”們恨之入骨：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的對象，革命的對象。
毛主席當年會不斷追問有沒有“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因為蘇聯文藝界的亂象他看的一清二楚，擅於隨風舞動的蘇聯“藝術家”、“知識分子”們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寫出中篇小說《大學生》歌頌斯大林、又在1976年將其改寫(主角與反派全數調個)為《濱河街公寓》的特裏豐諾夫;
比如在衛國戰爭期間大寫各種抒情詩讚美斯大林和蘇聯紅軍、又在斯大林逝世後擔任《新世界》雜誌主編時大罵斯大林的特瓦爾多夫斯基;
比如一邊自稱“列寧同誌是我的全部生活準則”，一邊又在小說中大罵列寧與十月革命的田德裏亞科夫;
比如一邊在蘇聯國營電影製片廠中領巨額公務薪金，一邊又大罵蘇共“殘酷迫害”的維索斯基………
文藝是一柄利器，西方世界和蘇修當局都輸門清兒。
而文學家、藝術家們的創作更是輿論戰中或雷霆萬鈞、或潤物無聲的重彈。
他們向來都是「無冕之王」。
縱使是以“屎”為落筆喻物，談話行文向來不拘一格的毛主席，同樣使用過，且用得生動明快、一針見血：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
1962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給彭真、劉仁的批示中曾這樣說：
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兩年後的6月27日，主席又對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作出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
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都說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實上又何止五十年。
什麽是“社會主義的藝術”?
很簡單，就是人民大眾喜聞樂見、引導群眾積極向上的對社會建設和精神文明都有助推作用的文藝作品。
比如40年代活躍於延安解放區的作家丁玲，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等作品描繪了一幅幅專注於農民個體和革命生產麵貌的馬克思主義文學，這就是典型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性質的文學”。
在丁玲筆下，不論是被困於男性單向欲望和男權主義世界裏的夢珂，還是對社會現狀具有極度反思渴望的莎菲，亦或是標誌“告別‘莎菲’而走向革命、放棄女性立場”的韋護，無一不鼓舞了最廣大的底層工農階級。
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
這是毛主席半個多世紀前的隱憂。
那麽今天呢，老人家當年是多慮嗎?
與“社會主義的藝術”反著來的是什麽?那就是資產階級的藝術。
它需要特殊的觀摩框架以欣賞，需要特殊的權力渠道以推廣，需要特殊的歪曲視角以解讀，需要特殊的製度平台以保護。
總之，資產階級的藝術意味著一切都是特殊化的，它必須脫離群眾，使自己“曲高和寡”，方能在高度的特殊化之中實現對藝術高度的壟斷——壟斷創作權、壟斷解釋權、壟斷宣傳權。
過去，文學等藝術的一係列權力屬於人民，為人民書寫篇章的人被稱為“人民藝術家”。
因為創作的原動力不是為了去分離集體、把自己摘出來，而是要服務和謳歌集體、將自己放進去。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的領導下經過《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學術思想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批判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學術思想領域“資產階級唯心論”已經受到削弱，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初步占領了主導地位。
不過，這種地位依舊不夠鞏固，需要進一步加強。
毛主席認為，意識領域的美與醜的鬥爭、善與惡的鬥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香花與毒草的鬥爭，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毛主席說：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醜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當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鬥爭，這種鬥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
一年後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毛主席更是深刻點明：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後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
他們知道，共產黨在這些方麵不如他們，情況也正是如此。
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麽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
改革開放後的磚家叫獸們高呼：《文革》結束了，如果僅僅隻是結束階級鬥爭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我們還要追求從冷漠的政治社會回到人性的身體社會，因為隻有身體社會才是適合於人生活的。
進入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春天”之後，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掌控的90年代中後期，隨著文學創作中的“欲望化”敘事逐漸成為新風尚，文人們開始迫切追求利用人體器官、失序倫理、泄淫縱情來表現自己的卓爾不群。
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本是個個自稱文學家的人，通通成了生物老師性學磚家，性學叫獸，性學導屎，又是現代社會“文明“的象征、開化的代表。公開傳揚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性的“杯水主義“。
莫言作品《豐乳肥臀》產生了。一個在民國時代的農村婦女，在本地農村以“母親“的身份，“她為夫家連生八個女兒，直到最後第九個的時候終於生了對龍鳳胎，出了個兒子。這麽多兒女，沒有一個是跟丈夫上官壽喜生的。“《沒有一個是跟丈夫上官壽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親和親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個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個敗兵強奸後生的，最後那對龍鳳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個瑞士牧師生的。書中還強調，隻有這個洋人牧師給給她帶來了“極致的愉悅”，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跡罕至的槐樹林裏，上官魯氏和馬洛亞兩人在一起了，在極致的愉悅中，上官魯氏的眼睛裏“溢出感恩戴德的淚”。
“將綿羊精子射入兔子或強迫某人吃被雕刻成“假驢雞巴”的蘿卜。“
“一個中國婦女脫光了衣服分開雙腿等待日軍人來操......。“
《豐乳肥臀》不僅政治上近乎反動，而且道德上也近乎反人倫。書中關於男女淫亂關係的描寫，不僅觸目皆是，而且到了反常的程度。
其中有姑姑慫恿自己的丈夫與侄女通奸的。
有侄女向姑父“借種”、向姑父說“肥水不落外人田”的。
有來弟因漢奸丈夫死後為消除性饑渴而戲弄七歲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誘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
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
有母親為女兒偷情發出浪叫而在門外放哨、敲盆加以掩護的;有母親為兒子拉皮條的。
有沙棗花脫下衣裙赤條條仰麵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來試試她是不是處女的。
還有更糟汙的描寫：領弟被啞巴強奸後，部隊要槍斃啞巴時，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啞巴雙腿間那個造了孽的家夥，對眾人哧哧地笑起來”，“厚唇上浮著貪婪的，但極其自然健康的欲望。”
“軀體語言”書寫和“下半身”寫作在90年代末的興起，使得一部分人關於人性的解讀，走向了一種極端。
《2000年中國新詩年鑒》曾刊載一奇文《下半身寫作及反對上半身》，宣稱：我們的身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傳統、文化、知識等外在之物異化了，汙染了，已經不純粹了。太多的人，他們沒有肉體，隻有一具綿軟的文化軀體，他們沒有作為動物性存在的下半身，隻有一具可憐的叫做‘人’的東西的上半身。我們隻要下半身，它真實、具體、可把握、有意思、野蠻、性感、無遮攔。隻有肉體本身，隻有下半身，才能給予詩歌乃至所有藝術以第一次的推動。這種推動是惟一的、最後的、永遠嶄新的、不會重複和陳舊的。因為它幹脆回到了本質。
這在當時被一幫早就憋著淫欲的臭筆杆，欣喜若狂地奉為圭臬：這是21世紀實際中國民間文學的‘啟蒙宣言’!
同年7月，這篇文章的作者沈浩波創辦《下半身》詩刊，並收錄了那篇驚為天人的《下半身寫作及反對上半身》……
一年後，謝有順在《花城》雜誌中發表的文章《文學身體學》，則表達的更加赤裸裸：《文革》結束，如果僅僅隻是結束階級鬥爭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我們還要追求從冷漠的政治社會回到人性的身體社會，因為隻有身體社會是適合於人生活的。
以前的作品寫的可能是政治人，集體人，概念人，工人農民士兵。現在作品寫的可能是文化人，社會人，曆史人，才子佳人，資本家官員權貴們，後者無疑是一種進步，但和前者一樣，都還是在同一個文化視野的序列中。那麽要繼續追問的是，那個卑微的、個性的、生理意義上的有物質外殼的人，以及他的身體究竟在哪裏?……沒有身體的解放就沒有人的解放，沒有與身體細節密切相關的日常生活的全麵恢複，也就沒有真正的人性基礎和真正的文學表達。
這是在談文學嗎? 這是十足的政治。強調結束階級鬥爭這是文藝嗎？
當《私欲》《性欲》的閘門被放開，饑渴難耐的“文學家”們就立刻撒開了歡，“三陪”題材日漸火熱，如巴喬《一起走過的日子》、張者《朝著鮮花去》等。
個個饑渴難耐的“文學家”們張著血盆大口、流著瘟臭的哈喇子，用鍵盤飛速敲擊著對“下半身”極其病態的描摹與欣賞。
在當時《性高潮》中你敢對這樣的作品評論一句“惡心”? 馬上就有烏央烏央的“學者”、“文學專家”們蜂擁而至，一邊擦著口水，一邊怒目圓睜得詰難你是“土掉渣”、“老保守”、“不開化”、“不懂潮流與藝術”………
任何消費作為欲望的的表達和滿足，無疑沒有身體本身的表達來得直接而徹底。這是2003年《河南大學學報》第3期的文章《無法深化的自我與現實》的文字。
一句“消費欲望”就解構了賣淫嫖娼的全部社會意義：這是人性的解放。
不到十年後，2014年東莞掃黃風波爆發，“知名性學家”李銀河當眾大放厥詞，認為：賣淫嫖娼應該非罪化，性服務完全是個人行為，政府不用管，相互之間是否給錢也是出於自願，這實際上最符合人類性活動的基本邏輯!
伴著這位性學老嫗的呐喊邏輯，《錢江晚報》亦公然發表所謂《錢江晚報時評》，大喊：東莞挺住!
同時還在《錢報網》2014-02-11 19:38 刊登了源於《新聞晨報》的文章，引用東莞出租車司機采訪，稱不覺得“小姐”被逼無奈，因為她們對司機小哥出手闊綽……
隨後，走資派地方廣東省政府官方微博賬號更是雷霆發博：力挺東莞!
這在當時被外界認為是公開反擊中央掃黃的叫板動作……
在微博中，走資派粵府大力為東莞“鼓勁”，稱：東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不要害怕質疑…不要害怕汙蔑…不要害怕批判…不要害怕輕視…
最後一句最受關注、引人遐想：東莞你好，不要害怕詆毀。請告訴他，因為摯愛，我們不會出賣靈魂。
根據走資派粵府設置，那條微博彼時不允許回複和評論。
這樣的《掃黃》有結果嗎？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享受著免費性吸務的同時，一手收稅，一手出動警力掃黃做樣子。剝削欺壓的是那些賣身的妓女們。
必須看到，四十餘年的曆程，從文學變遷的角度，這是一場製度性的文化滑坡。
2018年11月30日，在“價值重建論壇暨《文化縱橫》雜誌創刊十周年”活動上，韓少功先生在演講中曾有過精準而辛辣的評述：
從全球範圍來看，文學正遭受以市場化為主的製度性衝擊，還有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性衝擊，正在進入重組和再生的艱難過程。與此同時，思想動力不足，也明顯成為當下文學發展的一大製約。
‘文青’及高齡‘文青’那種自戀、自閉、自大的文字，無論是幽閉式的、狗血式的、還是雜耍炫技式的，無論是沉默的(布朗肖語)、零度的(羅曼﹒羅蘭語)、還是無意義的(昆德拉語)寫作，都讓文學中的‘自我’越來越麵目雷同，離個性更遠，離複製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為另一款神話，另一種心理傳染病。
以至'文青’‘文藝腔’‘文科生’‘中文係的’這些詞，眼下早已在互聯網上聲名狼藉，總是成為輿論場上嘲諷和同情的對象。
近四十年，文字工作者逐步在創作過程中追求脫離底層的生活，同時謀求內容與詞藻的無限精致化，這種個體的演變顯然是宥於大環境、大時代的震蕩。
左翼運動的消沉，導致了左翼文學在世界範圍內的跌淪。
中國作為由無產階級專政而豎旗政權的國家，從現實的表象上看，並未充當“挽救者”或“托底者”的角色，這是非常遺憾的。
相反，中國的主流文學似乎還在靡靡之音中接納並順應了這股“世界潮流”，並以“融入世界”為傲。
從而，或主動或被動地驅逐了曾經是文學舞台主角的“人民文學”、“革命文學”與“解放區文學”。
蘇聯短短七十年的國家曆史，誕生了五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分別是：蒲寧、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
但是蘇聯解體後，號稱“文學解凍”、“政治解禁”、“管製解體”的新俄羅斯，再也沒有一位作家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賞賜。
因為已經不需要再用諾獎去誘降一個已經失敗並死去的對手了。
以2012年12月10日諾貝爾獎文學委員會主席帕·瓦斯特伯格的頒獎詞作為本文結尾吧：
莫言是個詩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傳海報，讓個人在芸芸眾生中凸顯而出。莫言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曆史及其謊言、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後的貧瘠發起攻擊。他用戲弄和不加掩飾的快感，揭露了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麵，在不經意間找到了有強烈象征意義的形象。
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這些故事和曆史進入一個這樣的國度，那裏驢子和豬的叫囂淹沒了人的聲音，愛與邪惡呈現了超自然的比例。
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個人類。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饑餓的所有含意。20世紀中國的殘酷無情從來沒有像他筆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強盜以及堅強、不屈不撓的母親們那樣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給我們展示的世界沒有真相、沒有常識、更沒有憐憫，那裏的人們都魯莽、無助和荒謬。
這一苦痛的證據就是中國曆史上經常出現的吃人肉的風俗。
在莫言的筆下，吃人肉象征著毫無節製的消費、鋪張、垃圾、肉欲和無法描述的欲望。隻有他能夠跨越種種禁忌界限試圖加以闡釋。
莫言的小說《酒國》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歲童子肉。男童成為很難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無人問津反而得以生存。這一譏諷的對象正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因為這一政策女嬰被流產，規模之眾多達天文數字：女孩子不夠好，都沒人願意吃她們。莫言就此話題還寫了一部完整的小說《蛙》。
莫言的故事都偽裝成神話和寓言，將所有的價值觀置於故事的主題中。
在莫言筆下的中國，我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理想具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寫的人物都充滿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規的步驟和方法來實現他們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運和政治所規劃的牢籠。
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曆史，而是他用誇張、模仿以及神話和民間故事的變體重現五十年的宣傳，令人信服、深入細致。
在他最傑出的小說《豐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據主導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躍進和1960年代的大饑荒。他嘲笑試圖用兔子精液讓母羊受孕的偽科學革命派，他們把所有對此表示懷疑的人斥為右派分子。這部小說的結局是90年代的新資本主義，所有的騙子因為兜售美容產品而致富，仍在試圖通過異體受精孵化出鳳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個被人遺忘的農民世界在我們的眼前崛起、生機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氣體也讓人心曠神怡，雖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無情卻充滿了快樂的無私。他的筆下從來沒有一刻枯燥乏味。這個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並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種手工藝、鐵匠活、建築、開溝、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詭計。他的筆尖附著了所有的人類生活。
他是繼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後，也是繼我們這個時代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之後比很多人都更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
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寫中國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掛毯的故事中，既沒有跳舞的獨角獸，也沒有跳繩的少女。但他所描寫的豬圈般的生活如此獨特以致我們覺得已經在那裏呆了太久。
意識形態和改革運動來來去去，但是人類的自我中心和貪婪卻永存。
所以莫言為個體反抗所有的不公，無論是日本侵略還是毛主義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熱生產至上。
莫言的家鄉是一個無數美德與最卑鄙冷酷交戰的地方。那些敢於去的人，等待你們的將是一次踉蹌的文學冒險。中國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詩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學發出的巨吼淹沒了很多同代人的聲音。
瑞典文學院祝賀你。
請你從國王手中接過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
蔣介石敗走台灣：中華民國早就滅亡了。
台灣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郭正亮日前表示，蔣介石1950年的確曾說過“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灣宣布恢複“總統”職位。
郭正亮表示，根據1950年10月台灣國防研究院出版的《蔣總統集》第二冊（演講），1950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莊對國民黨幹部講話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已成了亡國之民。”
蔣介石：“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幾乎已等於滅亡了。”
1949年－1950年蔣介石的經曆。
蔣介石宣布“引退” 李宗仁任代理總統
1949年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聲明：“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本人因故不能視事……決定身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蔣介石下野是由國際國內環境造成的。
1948年底，東北、華北全境以及華中、華東的長江以北地區均為解放軍奪取。於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欲實現國共和議，非蔣介石去職不可”。
1948年12月24日，擁兵五十萬的“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在武漢通電提出“國共雙方立即會議上軍事行動”和蔣介石下野等要求。緊接著李宗仁等又提出五項和議主張，把蔣下野作為第一項主張。豫、湘、鄂、桂四省也相繼通電主和並要求蔣下野。
除夕日，蔣介石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征詢意見，除穀正綱等少數人外，其他委員一致認為蔣是和談的主要障礙，應當去職。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八項條件作為和談基礎。
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
聲明主要內容如下：
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
（一）懲辦戰爭罪犯；
（二）廢除偽憲法；
（三）廢除偽法統；
（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
（五）沒收官僚資本；
（六）改革土地製度；
（七）廢除賣國條約；
（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中國共產黨認為，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隻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1949年1月14日）
19日，蔣介石在最後一次會議上說：“局麵發展到此地步，個人引退已無遺憾，”並說：“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為共黨，而是因為本黨的某一派係。”
蔣介石敗走台灣
據人民網刊載汪幸福的文章，1月21日，蔣介石帶著兒子及少數隨從離開南京，22日回到奉化老家。蔣介石初回奉化時，表麵上不問政事，但暗中仍以總裁的身份操控國民黨政府的大小事情。對此，李宗仁頗為惱火。
於是，李宗仁通過多種渠道，勸蔣介石再不要幹預政事，最好能出洋。他還要行政院副院長兼外長吳鐵城到奉化去向蔣介石轉告他的意見。吳鐵城不好在蔣介石麵前開口，便派李惟果去談此事。蔣介石聽後，大罵李宗仁不講情義，逼人太甚。
此時，中共中央得知蔣介石將上海的大批金銀、外匯和文物運往台灣，判斷蔣介石殘餘分子有可能要逃往台灣，並將台灣作為反共基地。
3月15日，中共的廣播播發了新華社的時評《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時評中說，中國人民將絕對不能容忍美帝國主義對台灣或任何其他中國領土的非法侵犯，同樣地亦絕對不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把台灣作為最後掙紮的根據地。
附：《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新華社時評)
美國帝國主義正在進行侵占中國的領土台灣省的活動。去年十二月間，當國民黨賣國反動政府在軍事上遭受決定性的慘敗的時候，美國的合眾社就傳出了美國準備直接攫取台灣的陰謀。該通訊社說：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已向杜魯門建議，“必須以一切代價在台灣和海南島建設防務。”自此以後，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台灣的活動，即以軍事、政治、經濟、外交和特務等各種形式更加加緊地進行。美國經濟合作署在台灣的侵略計劃已經擴大，美國記者且已傳出美國不久就要把台灣經濟“合並”於日本經濟的消息。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於本月初曾到達台灣，“巡視”高雄、基隆等海空軍侵華基地。美國駐日占領軍統帥麥克阿瑟最近經過台灣省漢奸美國奴才廖文毅之流發出了所謂要求“台灣獨立”的狂吠，並正醞釀將所謂台灣“獨立”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首先是打算準許廖文毅以所謂台人代表的資格出席遠東委員會提出同樣的問題。不僅如此，麥克阿瑟且已公然發出“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台灣仍屬於盟軍總部”的荒謬聲明。美國帝國主義這一切陰謀活動的目的，就是妄圖吞並台灣。美國帝國主義經由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在中國的殖民地統治很快就要滅亡了，因此它急欲直接攫取中國的一塊領土——台灣作為將來對中國大陸發動侵略戰爭的跳板。與此同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也夢想托庇於美國帝國主義的軍事保護下，把台灣作為最後掙紮的根據地。台灣省偽主席陳誠在蔣匪“引退”後且曾表示，在必要時將宣布台灣“獨立”，就是說，將使台灣在實際上合並於美國殖民帝國主義。
但是美國帝國主義者打算像日本在一八九五年那樣來強占台灣，不過是在做夢。今天的中國，不是五十四年前的中國了。今天的台灣人民，也不是五十四年前的台灣人民了。就在從前，在日本占領時期，台灣人民也曾舉行過幾十次武裝反抗。而自從台灣重回祖國版圖以後，台灣人民所自由表示的意誌，更和美國奴才廖文毅和美國的其他走狗要把台灣省從中國分立出去並合並於美國的叫喊完全相反。台灣人民曾進行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政府奴役統治的偉大英勇鬥爭。為了抗議美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北萬餘學生曾舉行過雄壯的遊行示威，高呼“美軍滾出中國去”。為了反對美國傀儡國民黨的暴政，兩年以前台省人民曾進行了“二·二八”運動，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全台灣的武裝起義。台灣人民的這種鬥爭和中國其他各省人民求解放鬥爭的目標是完全相同的，這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對於中國人民的奴役統治，建立一個獨立的統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所謂“台灣獨立運動”，乃是對於台灣人民的絕端侮辱。
中國人民(包括台灣人民)將絕對不能容忍美國帝國主義對台灣或任何其他中國領土的非法侵犯，同樣地亦絕對不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把台灣作為最後掙紮的根據地。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台灣、海南島和屬於中國的最後—寸土地為止。由於中國形勢已發生巨大變化，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勝利一定要在不久的時間內全部實現。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一定要解放全中國。
根據1949年8月16日《新華社電訊稿》刊印。
蔣介石聽後感覺，自己在奉化老家也呆不了多久了，於是考慮自己將來的落腳問題。最終，蔣介石還是選擇了台灣。
蔣介石兵敗台灣後的反省。
據牛釗的《蔣介石兵敗台灣後的全麵反省》記載，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攜蔣經國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八百萬軍隊和五百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
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慨歎道：“大好河山，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到台灣後，蔣介石慨歎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首先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平定戰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共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誌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他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麽能不被敵人所消滅？”他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據此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沉痛之情與反省之意，即使說出“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也不足為奇。
《中華民國》的蔣介石說了，“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批判莫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清算誕生「莫言文學」的時代。
針對莫言作品的剖析已有很多網民詳細寫過，其實回溯《莫言文學》生涯的起步、發展、開花、結果，一個回避不掉的事實是：並不是莫言自己推動了什麽、改變了什麽、塑造了什麽，而是《莫言所處的時代誕生了莫言》，以及那一堆由莫言汙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與新中國建設史的“文學作品”——如：
1986年《透明的蘿卜》，1988年《紅高粱家族》，1989年《十三步》，1993年《酒國》，1995年《白狗秋千架》，1995年《食草家族》，1996年《豐乳肥臀》，1998年《會唱歌的牆》……莫言隻是迎合了那個時代的需要而己。之後又被外國資本的利用來攻擊中國。
一切始於80年代，一切育於80年代。
如果說莫言文學的政治內涵是在於否定一段革命的曆程，那麽80年代一夜之間所謂“萬物春來”其席卷社會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礎上。
因而誕生了莫言，這又有什麽奇怪呢。
1978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完整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篇文章是根據一位大人物在中組部落實幹部政策座談會上的講話寫的。這位大人物就是胡耀邦任中宣部長期間。
胡耀邦在這次講話中係統地談到了黨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談到“團結、教育、改造”方針形成的曆史原因，談到知識分子經曆的曆史變化，最後說明：
胡耀邦認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已經不再適用於新情況下的知識分子，而應該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針。《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種想法就是《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體現。而事實如何呢？四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了嗎？在《知識分子》中有工人階級的朋友，也有工人階級的敵人。這是客觀事實，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
不到兩年後的1980年2月，胡耀邦出席首都出版界迎春茶話會，有同誌提出請他講講國家形勢，於是他從當年2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講起。
那篇文章的結尾引用了辛棄疾《漢宮春·立春日》中的個別句子形容當時局勢，但他覺得不夠完整，因此即興現場發揮，將這首詞重新編排組合，以新詞來道形勢。
辛棄疾的名作《漢宮春·立春日》原詞是：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嫋嫋春幡。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卻笑東風從此，便薰梅染柳，更沒些閑。閑時又來鏡裏，轉變朱顏。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生怕見、花開花落，朝來塞雁先還。
該詞以立春為題，雖是寫春已歸來的歡樂時節，但通篇更多流露的是歲月易逝英雄無用的悲涼愁緒。
而八百年後，這位並非詩人的大人物胡耀邦將辛棄疾的原詞改編，其意境、格調“煥然一新”：春已歸來，東風從此，染柳薰梅。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
胡耀邦所改編的新詞第一句是“春已歸來”，與辛詞無異，但其所寫的“春天”，顯然是指那個階段力推的所謂“意識形態領域解凍”的象征。所謂“意識形態領域解凍”即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了。
第二句是“東風從此，染柳薰梅”，他隨即解釋道：春天回來以後，東風吹得柳樹綠油油的，吹得梅花開放起來，香香地撲鼻，東風從此把祖國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來。《把祖國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來》後成了資本家走資派和知識分子先富起來。工人下崗工人階級解散了。
第三句是“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這是直接引用了辛詞，他說：春天到來以前，料想那個經曆了風風雨雨的燕子，在立春這天晚上，連做夢都夢到百花盛開的園林裏去了。我們在座的同誌，也是經過多少風雨的燕子啊，我們這些同人民、同黨共命運同患難的時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夢也夢到我們國家的‘四化’建設，進入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境界裏麵去了。現在的走資派特色社會還是社會主義強國嗎？走資派特色社會裏的資本家走資派和知識分子先富起來還為工人農民服務嗎？
胡妖幫把上麵三句作為上闋，而下麵兩句是下闋。第一句是“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他解讀：引到我們的形勢上麵來說就是，現在還有消極因素幹擾著我們，這也是一種無端風雨，一種幹擾破壞的因素。‘未肯收盡餘寒’，即還有‘XX幫’的餘毒，也就是鄧副主席講的‘XX幫’在組織上、思想上的殘餘，餘毒也是一種餘寒嘛。
隨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便引用此句大聲疾呼：我們還要繼續克服幹擾四化建設的消極因素，如極左思潮之類。
最後一句是“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這是化用了辛詞，“解連環”典故出自《戰國策·齊策》：“秦昭王嚐遣使者遺君王後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後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後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秦國用玉連環向齊國示威，齊王後一錘砸碎破解了玉連環，向秦國暗示齊國不會示弱。辛棄疾以玉連環比喻憂愁難解。
但是這位大人物胡亂邦則不同，胡亂邦從君王後解連環的故事隱喻所謂“打破教條束縛，推進改革開放”，他說：我們解連環的辦法很多，君王後的魄力是值得學習的，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辦法，要因事而異，實事求是。辛幼安是愛國詩人，因為有餘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發出感慨：‘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君王後已經學會解連環，就是把它砸開嘛!辛幼安為什麽還要問，何人會解連環呢?我們絕大多數同誌，沒有什麽‘清愁不斷’。我不知在座的同誌對國家的形勢，有沒有清愁不斷、憂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國可能有一點，也不會太多。
所以胡亂邦把辛詞改為“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認為這麽一改就“把憂慮解除了，解放掉了”……
莫言公開發表作品是在80年代中葉，而那正是一個巨大轉折的節點。
1985年，劉賓雁在《開拓》創刊號上發表了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同年在《文匯月刊》上發表了著名的《我的日記》，算是拉開了《傷痕文學》的序幕。《傷痕文學》是以控訴共產黨和文革為主攻的。遵照走資派鄧小平的話，用盡一切宣傳工具搞臭文革。
同年，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三人合作出品的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被發表。隨後，他們圍繞這一問題又進行了六次對談，並在《讀書》雜誌上連刊。
最後，結集成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出版社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間則為1988年。
1988這一年，《紅旗》雜誌宣告休刊，某部紀錄片粉墨登台，一切都在呼應著。
同在這一年，王曉明與陳思和在《上海文論》上主持了“重寫文學史”專欄，提出：要重新研究、評估中國新文學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現象……衝擊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文學史結論。
這無異於一種對曆史的顛覆和起義。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毛澤東時代以及文革的顛覆和起義。
從1988年第四期一直持續到1989年第六期，一年半的時間裏，該專欄發表了一大批帶有強烈“重寫”色彩的論文。
一切都要“重寫”，仿佛一切都要重來。
飯要重新吃一遍，書要重新念一遍，衣服也要重新穿一遍。
氣宇軒昂，進入90年代。
90年代是一個什麽樣的文學景象? 無論是馬克斯·韋伯鼓吹的“學術作為一種職業”被突然傳播， 還是陳寅恪被推崇為“文化英雄”，都昭示了一種以學者自持立場為政治本位的新社會認同方式。
用許多人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從80年代末之後，知識分子與國家宣布了分手。
但這其中有一個被掩藏的問題：“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其本身的門檻早已經在80年代被磨平剁碎。
進入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春天”之後，想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已然不需要像80年代之前那般會造橋修路、通渠灌溉、醫治百病，更不需要去過問什麽核彈衛星、潛艇大炮——你隻需要會擺弄擺弄筆頭子、扯幾句淫語再高亢地呻吟，你就是知識分子了。
正是在此時，出現了一本叫做《再解讀》的書，它生動地反映了那一時期的某種氛圍，一種強烈對峙的氛圍：
① 40-70年代文學與所謂“新時期文學”的對峙。
② 五四文學與所謂“大眾文學”的對峙。
爭鋒最激烈時，一度被理解為“現代”與“傳統”的對峙、“文學”與“政治”的對峙、“文明”與“愚昧”的對峙。
拿筆杆子的人們，不論水平如何，終於宣示了和過往的決裂、也是同底層群眾的決裂。
1955年2月17日出生的莫言，1966年，輟學回鄉放牧牛羊 。1973年8月，作為農民合同工到高密縣第五棉油廠工作 。1976年2月參軍，曾任戰士、班長、教員、幹事等職 。1978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
《莫言》1955年生，1966年，輟學回鄉放牧牛羊 。小學沒學完輟學回鄉放牧牛羊 。11歲開始放牧牛羊 ，至1973年，作為農民合同工到高密縣第五棉油廠工作 。18發開始工作，至1976年參軍，時年21歲。
就像席卷90年代的一部小說《人啊，人》後記中的一段話：我走出角色，發現了自己。原來，我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維能力的人。我應該有自己的人的價值，而不應該被貶抑為或自甘墮落為‘馴服的工具’。
從那時起，一大批自詡為“啟蒙導師”的人，開始從人民的共同體裏跳躍出來，旋即回身，冷眼俯瞰著億萬雙群眾眼睛和耳朵——這在他們看來都是自己的讀者聽眾、都要接受自己的啟蒙與教化。
這部分文人，後被稱為《河殤一代》。
到2012年之前，他們肆無忌憚得狂跳了足足三十年。到今天他們肆無忌憚得狂跳了足足四十多年。
中國共產黨上台，最大的合法性，就是”人民解放“，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
在解放前，貧苦的，受壓迫的人民，解放後翻身當了主人。
莫言的言論，完全抹殺了中國共產黨對普通勞苦大眾的解放這個巨大的公積。把中國共產黨等同於曆史上的王朝變更。
如果說莫言文學的政治內涵是在於告別一段革命的曆程，那麽改開以來的1980年代一夜之間所謂“萬物春來”其席卷社會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告別革命”的基礎上。那麽就不必自稱共產黨社會主義了。然而走資派還自稱共產黨社會主義。而莫言還是共產黨員。
1978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完整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篇文章是根據胡耀邦在中組部落實幹部政策座談會上的講話寫的：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哲宇主編《改革憶事》中，保育鈞撰文回憶，“《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篇署名為“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就是我根據當時胡耀邦的兩次發言整理而成的。此後，全國開始了規模浩大的為知識分子正名的浪潮，大批知識分子得以重用”。
“從80年代末之後，知識分子與國家宣布了分手”，其實這句話並不準確，應該是“從80年代末之後，持無產階級立場的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國家宣布了分手”。30年前的那場“人文精神大討論”其實就是從文學上呼應“九二南巡”的講話精神。
於是，以作協為代表的學界等成為了一個享用一級皇糧、生產著低劣作品、擺弄著高傲姿態、散發著淫腥的腐臭圈子。“前三十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知識分子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在走資派改革開放後的文藝人士，早就騎在群眾頭上作威作福了。
毛主席說過，“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
所以，新中國成立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學術思想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批判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學術思想領域“資產階級唯心論”逐漸受到削弱，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初步占領了主導地位。意識領域的美與醜的鬥爭、善與惡的鬥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香花與毒草的鬥爭，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1950年，蔣介石：“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根據1950年10月台灣國防研究院出版的《蔣總統集》第二冊（演講），1950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莊對國民黨幹部講話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已成了亡國之民。”
1949年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聲明：“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本人因故不能視事……決定身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攜蔣經國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八百萬軍隊和五百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
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慨歎道：“大好河山，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到台灣後，蔣介石慨歎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首先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平定戰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共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
蔣介石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誌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
蔣介石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
蔣介石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
蔣介石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麽能不被敵人所消滅？”
蔣介石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沉痛之情與反省之意，蔣介石說：“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過氣的馬英九訪問中國大陸。一路上高呼《中華民國》如何如何，又能如何呢？隻是阿Q式自嗨而己。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也沒有反對聲，於是過氣的馬英九更是阿Q式自嗨了。國民黨的徒子徒孫們也開始阿Q式自嗨了。且不去猜測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為什麽不反對馬英九如此高調高呼《中華民國》。隻說結果：還是民進黨上台執政了。國民黨沒戲。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又一次幫倒忙。還要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嗎？
阿Q能給國民黨帶來什麽啟示？阿Q向吳媽求婚，然後被趙家趕著出去，賠的隻剩一件褲子了。阿Q的心境，沒有衣服穿，所以覺得寒冷，寒冷這個東西是沒法用精神勝利法驅逐的。女人們對他的態度都起了變化，他雖然用精神勝利法告訴自己，這些女人都學習了小姐模樣，但是自己的性本能前不久才被喚起過，所以現在女人們像躲瘟神一樣躲她，他還是會覺得很無奈。因為自己的生存條件變得惡劣了，沒有辦法恰飯了。沒落消亡國民黨馬英九阿Q自嗨。
過氣的馬英九訪問中國大陸。多次提到孫中山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的曆史當從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開始，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了。國民黨成立的宗旨，是成為一個領導中國革命的先進政黨。然而如何革命呢？孫中山最初手中並沒有什麽法寶，主要是利用私會黨的力量進行單純的軍事冒險。孫中山在創立同盟會之前，曾於1894年在夏威夷組織了類似會黨性質的興中會，興中會在發動武裝鬥爭之前，注冊會員隻有100多人，並且接近半數是孫中山的同鄉。會內財產少得可憐，與日後國民黨龐大的黨產不可同日而語。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將若幹革命團體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同盟會仍是一個普通會黨的名稱，這個選擇反映出孫中山對會黨的偏愛，同盟會甚至還沿用了三合會的暗號。
孫中山屢敗屢戰的血淚奮鬥終於感動了“上帝”──中國民眾。經武昌首義，龐大的清帝國像紙糊的房子一樣頹然坍塌。1912年8月25日，同盟會宣布與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統一共和黨、共和實進黨等小黨聯合，組成國民黨，一時間聲勢大振，成為中國政壇第一大黨。1913年11月，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後，下令解散國民黨。1914年，孫中山召集國民黨內激進力量成立中華革命黨，樹起反袁旗幟。1919年，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1927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後，中國國民黨正式開始了它執政的曆史。
國民黨執政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孫中山1905年在《民報》發刊詞中所闡述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正式確立三民主義為黨的主義。同年6月孫中山對黃埔軍校發布訓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谘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這一訓詞於1928年被定為國民黨黨歌，1937年更被確定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國歌，至今在台灣猶然，隻不過民進黨“總統”還認不認國民黨的黨歌為“國歌”，還是一個問題。黨國不分，終究會出一些麻煩。
國民黨是一個滿口“革命”、滿口“國家”的政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清楚地指出：“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於顛覆滿洲而已；乃在於滿洲顛覆以後，得從事於改造中國。”
曆史給了國民黨機會來改造中國，國民黨和它的主要領袖蔣介石在北伐勝利後以及抗戰期間的威望，也數度達到頂峰。不過，這個黨有一個不好的習慣，那就是視天下為黨產，心胸狹窄，一味地排斥異己。一位外國學者發現，在國民黨的特殊字典上，革命有一種確定的含義：誰反對在國民黨內占優勢地位集團的政策，他就是反革命。(易勞逸：《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
當時一位外國觀察家批評說，奢侈與豪華似乎是國民黨官員特有的生活方式，他們住在南京的漂亮住宅裏，用轎車接送子女上學，銀行裏的存款絕大部分屬於官吏們及其親屬。不少生活優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娛樂生活死氣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適生活。貪汙成了南京政府最顯著的特征。有人甚至說，共產黨的力量就來源於農民對政府腐敗和弊政的痛恨。黃埔係將領中喊出： “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澤東。此處無人要，延安去報到。”這個《中華民國》政權最終在1949年徹底崩潰，敗退台灣。
今日國民黨在台灣既失敗又分裂一樣，國民黨在大陸時期也多次發生過分裂，國民黨的分裂和失敗一樣值得探究。
國民黨從同盟會時期起，就始終是一個缺乏黨內民主而又派係林立的政黨，而派係間的分歧常常演化成激烈的政爭甚至軍事衝突。國民黨執政後，由於成為黨內的主流派就意味著取得國家的控製權，派係鬥爭一度空前激烈，不惜生靈塗炭，而輸了不過是下野、出國考察、回老家稱病而已。
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分裂，主要原因是政治權力的分配糾紛，與蔣介石具有同等資曆和相近威望的國民黨重要成員，窺視最高黨政職務，揪住當政者的過失不放，或另組“改革力量”，或依附地方軍事強人，向當權者發起了一次又一次挑戰。蔣介石的三次下野(1927年8月、1931年12月、1949年1月)都暴露出國民黨權力鬥爭的難以調和。而對失敗者不取其性命，給予退路，是國民黨黨內鬥爭大體遵守的遊戲規則，這主要是黨內權力製衡的結果，必要時雙方還可互相利用，共享權力。
國民黨“革”了近百年的“命”，以民生為“革命”要旨之一，可是到頭來自己卻成了台灣最大的財團。今年年初台灣財訊月刊出版了《拍賣國民黨──黨產大清算》一書，指目前國民黨主控的企業高達66家，轉投資300多家，總資產逾新台幣6000億元，堪稱全球最富有的政黨。
國民黨直接涉足商業，巧取豪奪，性喜金錢，必然會走到用金錢來玩政治、用政治來搞金錢的地步。收買選票、收受政治獻金、與企業或黑道做權錢交易，“黨庫通國庫”已是公開的秘密，並且為國際社會所詬病。而在黨內，李登輝排斥異己的一言堂作風，也使得精英流失，民眾側目。
此次台灣領導人選舉，兩岸關係是最主要的現實課題，但不是唯一的現實課題。民主進步黨正是死死揪住國民黨的黑金政治不放，以“清流共治”爭取民心；而人民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也就甘冒風險讓國民黨下台一次。在民主進步黨的競選廣告中，一位婦女說：“政黨輪替好像家裏大掃除，沙發不搬開，就不知裏麵藏了什麽髒東西。”
國民黨過去自稱“革命黨”，現在卻被人稱為“百年老店”。從“革命”到“開店”，金錢越來越多，前途越來越窄，輸給民進黨，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