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莫言筆下的母親我把黨來比母親
《母親》！每一個人都有《母親》。《母親》是慈母。“失去母親，等於失掉最遙遠的故鄉，故鄉中的故鄉。”因此，有人將祖國比作《母親》。將大地比作《母親》。翻身的農奴將共產黨比作《母親》。
莫言筆下的《母親》是什麽樣子的呢？《母親》和八個男人睡過。《母親》又生了八個女兒。這是不是就是莫言的母親。他的母親和八個姐姐們不是被男人睡，或是借種，就是被日本兵集體操，都是自覺自願的。唯獨被八路軍是被強奸的。詳細不說了。
詳細說說《我把黨來比母親》。原創歌曲《唱支山歌給黨聽》是由姚筱舟（筆名蕉萍）作詞，朱踐耳譜曲的歌曲，該曲創作於1963年，最早由任桂珍演唱，後作為故事片《雷鋒》的插曲由胡鬆華演唱，經藏族歌手才旦卓瑪演繹後廣泛流傳。
《唱支山歌給黨聽》，每當聽到這首歌的時候，一種深厚的感激之情頓時油然而生！這首歌的歌詞質樸感人，旋律動人心弦。表達了人民對黨的深情，是一首流淌在人們心中的歌。難忘的旋律，讓人久久回味。這首歌曆經60年，經久不衰，曆久彌新。
那麽這首歌的歌詞作者是誰？作曲是誰？又是誰把這首歌唱火六十年經久不衰。
這首歌的原詞作者是姚筱舟，1933年，姚筱舟出生在江西鉛山縣石塘鎮。1949年4月下旬，鉛山解放。年僅16歲、正在鉛山中學讀書的姚筱舟與幾十名同學一起，投筆從戎，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第五分校”，畢業後分配到二野十七軍五十一師政治部。
1951年冬，又隨部隊高唱誌願軍戰歌跨過鴨綠江，停戰後才歸國。
不久，姚筱舟轉業到陝西省銅川礦務局焦萍煤礦當了一名采礦技術員。在與工友們朝夕相處中，他了解到舊社會的煤礦工人所受到的壓迫和剝削，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新社會的煤礦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翻身得解放，當上了國家的主人，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他們經常用純樸的聲音表達對黨的感恩之情。
熱愛音樂和寫作的姚筱舟，用手中的筆，記錄著煤礦工人的故事和心聲。1958年的一天晚上，在工棚昏暗的煤油燈下，姚筱舟飽含激情地一口氣寫下了三首小詩，想表達煤礦工人們心中對黨的感恩之情。《唱支山歌給黨聽》便是其中一首。詩歌《唱支山歌給黨聽》曾先後刊發在《陝西文藝詩傳單》、《新民歌三百首》之中。
當雷鋒看到這首詩歌後，一下子就被這首詩歌的歌詞深深打動，他想起了自己在舊社會苦難悲慘的童年，再看看自己在新社會黨的光輝照耀下茁壯成長。雷鋒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把這首詩摘抄在日記本上：“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隻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隻會淚淋淋。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
雷鋒在摘抄這首詩的時候，把原來“母親隻能生我身”，修改為“母親隻生了我的身”。把原來的“黨號召我們鬧革命。”，修改為“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這幾個字的修改，充分表達了雷鋒對黨的恩情無比深厚，對鬧革命的決心無比堅定。
雷鋒犧牲後，雷鋒的日記被各大報刊刊登，上海實驗歌劇院的作曲家朱踐耳讀到這首詩後，深為感動，對於經曆過新舊社會兩重天的人們來說，雷鋒的文字具有強大的共鳴力量。朱踐耳也是在這種共鳴中，以對黨充沛的感情，短時間內完成了《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譜曲工作。
很快這首歌就由上海實驗歌劇院女歌唱家任桂珍首唱。1963年的一天，上海音樂學院學生才旦卓瑪，在由食堂回宿舍的路上，從校園廣播中第一次聽到任桂珍演唱的《唱支山歌給黨聽》。一下子她就被這首歌所感動，她急忙找到自己的老師王品素，希望老師能教她唱這首歌，因為這首歌唱出了她的心聲。
才旦卓瑪出生在西藏日喀則的一個農奴家庭。在農奴製度下，農奴的命運完全掌握在農奴主手上，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隻能為農奴主耕地終生，而自己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農奴主不僅可以任意買賣農奴，並且任意對農奴實施種種嚴酷的刑罰，鞭刑隻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種刑罰。
195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西藏人民進行民主改革，廢除了農奴主的土地所有製，百萬農奴大解放，他們有了自己的土地，人民當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命運。才旦卓瑪和許許多多的藏族同胞從心底裏感激共產黨，感激毛主席！
正是有了這樣的經曆，才旦卓瑪第一次在校園演唱《唱支山歌給黨聽》便獲得成功，她飽含激情、如泣如訴、鏗鏘有力聲音把這首歌演唱的感人至深。這個節目獲選在1963年第四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上演出。一年後，她又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演唱這首歌。從此，才旦卓瑪把這首歌唱火祖國大地。
六十年來，《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歌一直在被歌唱，一直沒有被遺忘。隻要一聽到這首歌就能深深地感染你，激勵你。
該曲歌詞由姚筱舟創作。在1958年的一個夏夜，他創作出了《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詩作。當時，他寫得比較順手，隻有第二段中“鞭子”這個詞，讓他想了很久。初稿是：“舊社會三座大山壓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姚筱舟反複思考，總覺得“三座大山”不夠味，他隨手翻起一本小人書，看到上麵有個提著鞭子打長工的胖地主，頓時來了靈感，他覺得用“鞭子”來形容舊社會窮人的苦難，比“三座大山”更形象，於是他馬上提筆改為“舊社會鞭子抽我身……奪過鞭子揍敵人”。 詩歌發表在《陝西文藝》雜誌的《總路線詩傳單》專欄，署名為與焦坪煤礦同音的“蕉萍”。
1962年，遼寧的春風文藝出版社將其編入《新民歌三百首》。當時正在沈陽當兵的雷鋒看到這本書，便把這首詩抄在自己的日記裏。雷鋒在日記中將原作的“母親隻能生我身”改為“母親隻生我的身”，將“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為“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
1962年，雷鋒因公殉職。在毛主席“向雷鋒同誌學習”題詞的號召下，全國掀起學雷鋒熱潮。上海音樂學院教師朱踐耳在雷鋒日記中讀到了這首小詩的前兩段，隨即譜成曲子。
1963年3月，上海在文化廣場召開7000人的學雷鋒動員大會，在大會召開前20分鍾，上海歌劇院領導讓任桂珍學會並獻唱《唱支山歌給黨聽》，任桂珍接過歌譜後，輕聲哼唱幾遍，就登台獻唱。任桂珍的表演打動了當時在上海音樂學院民族聲樂班學習的才旦卓瑪，她找到老師王品素，要求演唱這首歌，王品素被才旦卓瑪的真情所打動，便費盡周折找到曲譜，一字一句地教她漢語歌詞，並請朱踐耳為她的演唱把關。
在當年的上海之春音樂節上，才旦卓瑪演唱了該曲，之後又灌錄成唱片，該曲自此推廣開來。同年，朱踐耳還打聽到該曲真正的詞作者是還在焦坪煤礦工作的姚筱舟，姚筱舟的名字才出現在歌名後麵。
《唱支山歌給黨聽》歌曲的歌詞如下：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
母親隻生了我的身，
黨的光輝照我心。
舊社會鞭子抽我身，
母親隻會淚淋淋；
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
奪過鞭子揍敵人。
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
奪過鞭子，奪過鞭子揍敵人！
唱支山歌給黨聽，
我把黨來比母親。
母親隻生了我的身，
黨的光輝照我心。
黨的光輝照我心。
歌曲《唱支山歌給黨聽》誕生過程：
上海實驗歌劇院專職作曲家朱踐耳的作曲。朱踐耳解放前曾在新四軍前線劇團工作，建國後給上海、北京等電影製作廠作曲。一九五五年，朱踐耳遠赴蘇聯，師從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著名教授巴拉薩年門下，潛心鑽研交響樂創作，並創作了《節日序曲》、《英雄的詩篇》（歌詞選用毛澤東的詩詞）等優秀音樂作品。雷鋒的事跡深深地感動了這位充滿激情的音樂家，擅長交響樂創作的朱踐耳另辟蹊徑將《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小詩譜上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調。隨後，朱踐耳就把這首歌寄到了《文匯報》。
1963年2月21日，《文匯報》刊載了這首歌，並附上了300字的唱法說明。為了配合宣傳“雷鋒精神”，標題也改成了“雷鋒的歌—摘自雷鋒日記”。這首歌最初由著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後來才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瑪演唱。當時，才旦卓瑪正在上海學習音樂。有一天，她在校園廣播裏聽到了這首歌，覺得這首歌簡直就是為她這個藏族翻身農奴寫的。於是，才旦卓瑪就找到了她的老師，著名聲樂教育家王品素，向他請教這首歌的唱法要點。在王品素的精心輔導下，才旦卓瑪在1964年的“上海之春”音樂會上飽含深情地演唱了這首歌曲。沒想到，這首歌一經唱響，就引發了億萬人民的強烈共鳴，才旦卓瑪和這首《唱支山歌給黨聽》一夜間家喻戶曉。
《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詞作者是誰？雷鋒在日記裏記載《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小詩的時候，標明了“抄錄蕉萍原詞”。但是“蕉萍”是誰，一時眾說紛壇。給《唱支山歌給黨聽》譜曲的朱踐耳同樣也想搞清楚“蕉萍”到底是誰。朱踐耳通過多種渠道打聽，終於將“蕉萍”鎖定在了陝西銅川礦務局。於是，朱踐耳就給陝西銅川礦務局寄了一封信函，希望礦務局能夠幫助找到“蕉萍”本人。
朱踐耳的信函來到陝西銅川礦務局後，立即引起了礦務局領導的高度重視。然而，經過多方查找，“蕉萍”本人始終沒有現身。很多人也開始表示疑惑：唱紅大江南北的這首紅歌，怎麽會出自咱們這個窮山溝呢？就在尋找“蕉萍”陷入困境的時候，有人向局領導“舉報”，說被下放到焦坪煤礦井下挖煤的姚筱舟總喜歡背著人寫寫畫畫，還時常看見他把自己寫的散文、詩歌向外投稿。
姚筱舟於1933年出生自江西省鉛山縣石塘鎮。1949年鉛山解放的時候，16歲的姚筱舟和十幾個同學一塊考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第五分校。朝鮮戰爭爆發後，姚筱舟又作為一名鐵道兵，奔赴到了朝鮮戰場。朝鮮戰爭結束後，姚筱舟隨所在的部隊，來到了陝西，成為了支援大西北建設的一員。姚筱舟終於承認自己曾經以“蕉萍”為筆名發表過《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詩。
“生在舊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姚筱舟對黨有著深厚的情感，特別是他被下放礦井的那段歲月裏，是黨和工友們給了他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讓他感到了黨的溫暖。在當時，礦井裏流傳著礦友們自己編寫的順口溜：“黨是媽，礦是家，聽媽的話，建設好家。”懷著對黨的無比熱愛，姚筱舟根據礦友們口語相傳的順口溜，並根據童年時期聽過的江西民歌，創作了《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詩歌。
姚筱舟後來回憶說：《唱支山歌給黨聽》全詩共有12行，以民歌作為表現形式，通俗淺顯，樸實無華。在創作中，我借用和提煉了平時礦友們的順口溜，比如“我把黨來比母親”就是借自順口溜“黨是咱是媽”。隻是詩中的“鞭子”一詞讓我想了許多。起初，我寫的是“舊社會三座大山壓我身，新社會推倒大山作主人”，這樣寫出來總覺得味道不足，難抒胸臆，但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句子。苦思冥想中，隨手翻開了一本小人書，書中地主正用皮鞭抽打長工。頓時讓我茅塞頓開，覺得用“鞭子”來形容舊社會的殘暴和苦難比“三座大山”更形象。於是，就有了“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隻會淚淋淋，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的經典詩句。
興奮不已的姚筱舟，就以單位名稱“焦坪煤礦”的諧音署名“蕉萍”，把這首詩寄到了省城。1958年6月26日就被發表在了《陝西文藝·總路線詩傳單》，後又被春風文藝出版社匯編到《新民歌三百首》一書中。全詩文如下：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隻能生我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隻會淚淋淋；黨號召我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母親給我一顆心，好像浮萍沒有根；億萬紅心跟著黨，乘風破浪齊躍進。
現在，我們無法考證雷鋒是通過《陝西文藝·總路線詩傳單》還是《新民歌三百首》發現這首小詩，並工工整整地抄錄到了自己的日記之中。不過，雷鋒在抄寫的時候，將其中的“母親隻能生我身”改成了“母親隻生了我的身”；將“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成了“共產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朱踐耳在《雷鋒日記》中看到的《唱支山歌給黨聽》詩歌，就是雷鋒改寫過的。
1964年，《唱支山歌給黨聽》被文化部評為“全國優秀群眾歌曲”，並在北京舉行了頒獎晚會。由於姚筱舟未能被通知前去北京出席頒獎大會。事後，文化部將一套《毛澤東選集》寄到了銅川礦務局，並由礦務局領導轉交給了姚筱舟，作為《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歌的獎品。
1997年，第17屆“上海之春”音樂會在上海開幕。東方衛視邀請了《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詞作者姚筱舟、曲作者朱踐耳和演唱者才旦卓瑪相聚東方明珠，並同台演繹了這首紅色經典歌曲。舞台現場，當《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歌的旋律響起的時候，姚筱舟首次與相知30年卻從未謀麵的朱踐耳、才旦卓瑪緊緊地擁抱在一起。觀眾熱淚盈眶掌聲如雷經久不息。
汪精衛接受不了這個突如其來的現實，憤慨地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
汪精衛激動得從床上坐了起來。旁邊夫人趕緊使了一個眼色，他馬上又裝得一陣頭暈，倒了下去。
譚、朱互道：“我看介石是有點神經病，這人在我們看來，平常就有神經病的，我看我們還得再走一趟，問問他想什麽和要什麽再說。”他們覺得，蔣介石和共產黨合作得好好的，和汪精衛的交情也不淺，何以突然做出這類顯然與共產黨為敵，對汪主席不敬之事？！
汪精衛夫婦在寓所突遇兵變，一時束手無策。忽聽警衛來報，說譚延闓、朱培德二人求見。汪精衛眼睛一亮，因為這兩位分別是第二軍和第三軍的軍長，是他所企盼的實力人物。但是跟他們說什麽呢？陳璧君建議：不知對方站在哪一邊，你不妨裝病，聽聽對方怎麽講。
譚、朱二位受蔣介石之托，轉呈一封蔣給汪的親筆信。信中說：共產黨圖謀暴亂，不得不緊急處置，請求汪主席原諒雲雲。
躺在床上的汪精衛，接受不了這個突如其來的現實，憤慨地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他激動得從床上坐了起來。旁邊夫人趕緊使了一個眼色，他馬上又裝得一陣頭暈，倒了下去。
譚、朱互道：“我看介石是有點神經病，這人在我們看來，平常就有神經病的，我看我們還得再走一趟，問問他想什麽和要什麽再說。”他們覺得，蔣介石和共產黨合作得好好的，和汪精衛的交情也不淺，何以突然做出這類顯然與共產黨為敵，對汪主席不敬之事？！
汪仍很激動，要和譚、朱同去。陳璧君擔心汪遭暗算，焦急地提醒：“你身體這樣是不能去的。”汪馬上改口說：“好！等你們回來再說罷，我在黨內有我的地位和曆史，並不是蔣介石能反掉的!”
其他國民黨左派人士對突發而來的兵變也無法理解，紛紛出麵，了解和調解危機。當天上午，除了譚延闓、朱培德之外，何香凝也去見蔣介石。何質問蔣：“你究竟想幹什麽？派軍隊到處戒嚴，並且包圍罷工委員會，是不是發了瘋，還是想投降帝國主義？”這番義正言辭把蔣介石鎮住了，尤其是“投降帝國主義”這頂帽子，讓他意識到自己闖了多大的禍。蔣在辯解時，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寫字台上哭了。
到了下午，通過跟李之龍、鄧演達、寶璧艦艦長、海軍局值班科長等多人的初步對證，蔣介石終於發現原來自己“捕風捉影”——根本沒有預謀綁架自己這碼事！傍晚時分，蔣介石解除了對蘇聯代表團和顧問團的包圍，也釋放了多數被扣留的共產黨員。他的心情壞到極點，如同將要被判死刑一般。
蘇聯代表團當然不能這麽不明不白地被耍弄一通，這個代表團團長布勃諾夫來頭不小，時任蘇共中央委員和蘇軍總政治部主任，他命令副團長拉茲貢找蔣介石交涉。當拉茲貢見到蔣介石時，發現蔣全無昔日的威儀，表情非常沮喪。
拉茲貢質問蔣介石為什麽如此對待代表團，蔣說：“我要請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給我處分，我的心情很沉重，因為這裏發生的挑釁事件我本人負有一定的責任。我對俄國人遭軟禁表示歉意。我要下令對第五團團長的錯誤進行嚴格的調查。”他還辯解說：“我最近收到許多匿名信，威脅要對我行刺。我還收到海軍政委李之龍的信，信中要我在三個月期限內把廣東的所有工廠收歸國有，否則就槍斃我。”
拉茲貢說：“這信肯定是偽造的。李之龍決不會寫這樣的信。”
中共在廣州的黨員們更加憤慨。當晚，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部長毛澤東、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等在一起碰頭，大家分析後認為：黃埔軍校有500多名共產黨員，國民革命軍在廣東的6個軍中，5個軍的軍長與蔣介石有矛盾，而蔣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幹大部分是共產黨員，我們還掌握了一個葉挺獨立團，從力量上看是可以反擊的。隻要我們態度強硬，國民黨左派也會支持我們。
他們試圖得到顧問團團長季山嘉的支持，但季山嘉早已從跟蔣介石對立的立場上後退了，推說合作不能破裂。
這邊蔣介石心緒煩亂，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將是什麽，他已沒有與汪精衛徹底鬧翻的勇氣了，隻能走一步是一步。當天傍晚，他以探病的名義去見汪精衛。汪以病為由，不肯交談。第二天上午，蔣打算以書麵的形式向汪匯報和解釋，可當他下筆之時，才發現怎麽寫都不好：如果和盤端出實情，自己的形象就顯得非常不堪；如果編造一些情節，又不符合修身養性的自我要求。最後隻好罷筆。
3月21日晚上，蔣介石沒有按照前一天的許諾前去布勃諾夫的住處會談，說因事務太多，來不了。此時，布勃諾夫又得到情報，說蔣介石可能繼續進行他已經發動的事件。這使布勃諾夫感到情況嚴重，他立即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商議對策。會議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廣州市內的力量對比對我們不利，而省內力量對比對我們有利，需要贏得時間。而要贏得時間就要做出讓步。因為情況很清楚，整個行動是針對蘇聯顧問和共產黨人的。為了不使國共關係破裂，為了國民革命運動的前途，無論如何要留住蔣介石。為此，他們決定采取讓步措施，下決心撤掉不受蔣介石歡迎的季山嘉、羅加喬夫和拉茲貢的職務。
很多非左派的國民黨人士也對蔣介石的行為大為不滿。李濟深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的身份，親自到蘇聯顧問的住處道歉。朱培德、譚延闓等軍長訪問了季山嘉，表示蔣介石此舉為反革命行為，提議嚴厲懲罰。甚至一向對蘇聯顧問和共產黨人不太友好的人，也紛紛表示出親善的態度，如孫科設宴招待了蘇聯顧問們；第五軍軍長李福林也首次訪問蘇聯顧問們的居住地，並設午宴招待第五軍中的蘇聯顧問。
可以說，此刻隻要布勃諾夫點個頭，蔣介石的命運將從此改寫。但是，布勃諾夫並沒有這份信心，為了保證蘇聯在遠東的利益，尤其是保證自己不成為階下囚，布勃諾夫和代表團做出了妥協，中共方麵的強硬主張被否定了。
3月22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召集臨時特別會議。而主席汪精衛卻稱病不起，因此會議就在汪的寓所舉行。汪精衛躺在床上，大家圍床而坐。出席會議的有汪精衛、譚延闓、蔣介石、伍朝樞、朱培德、宋子文、陳公博、甘乃光、林祖涵，列席會議的有李濟深、張太雷、卜世畸，另外蘇聯顧問薩洛威亞夫代表顧問團列席。
汪精衛在會上提出，軍事當局沒有奉黨的政治領袖命令不得擅自行動，而蔣介石在事前未征求他的意見，擅自行動，他表示大為不滿。蔣介石的表情很不坦然，他本來平時就不大說話，那天更少開口。有的人認為他還在倔強，也有的人認為是他愧怍使然。
由於蘇聯方麵的妥協，汪精衛本指望打擊蔣介石的願望落空，失望至極，於是要求休假療病。大家經過一番討論後，會議做出如下決議：第一，本黨應與蘇俄同誌繼續合作，並增進親愛關係；工作上意見不同之蘇俄同誌暫行離去，另聘其他為顧問。第二，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第三，李之龍受特種嫌疑，應即查辦。
與此同時，曾在事變的當天提出要與蔣介石鬥爭的各軍軍長，也因為蘇聯代表團的讓步而改變了態度，他們紛紛倒向了蔣介石一邊，對於蔣提出的解聘蘇聯顧問和製裁李之龍的辦法，均表讚成。
蔣介石如釋重負，方感到自己一身冷汗。他不但躲過一劫，而且發現：除汪精衛尚有與自己爭鬥的政治意圖，其他中央大員形同牆頭草，隨風而倒，實不足懼也。
為了讓此次事件的負麵影響盡快消除，蔣介石在3月25日對軍委會呈上一文，說是：18日中山艦擅自駛抵黃埔軍校前，偽稱奉校長命令來守候；19日該艦又於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為防其擾亂政府，采取緊急處理措施：扣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嚴訊，派軍隊於廣州附近戒嚴。由於事起倉猝，來不及報告，不得已而臨機處理，專擅之罪不敢辭，自請從嚴處分。
而汪精衛與陳璧君商議後決定，匿居養病，不再理事，並從原住所西華二路搬了出去。隨即，汪精衛消失了，不知行蹤。
蔣介石得誌之際，更增強了自己對汪精衛的判斷。他在3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政治生活全是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複問矣。精衛如果避而不出，則陷害之計，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至此，蔣介石已深深地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渦，並無師自通地學會了權謀之術，38歲才初試鋒芒，就力挫那班政治老手。
縱觀莫言近四十年的文學表演，濃縮了中國文壇一個”吃飯砸鍋”的怪胎。
毛主席領導黨和人民趕走了帝國主義給了這些文人生存的機會，人民國家又給了他們鐵飯碗(全民所有製，公務員或事業編製) ，還有眾多的福利。正是錦衣玉食。
可是，他們偏說沒得到全民所有製的好處(何作麻)。有的同敵對勢力相勾結，汙損毛主席，要推翻黨和國家。成了砸鍋黨一類。
原作協主席鐵凝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大概叫《母親》。
說的是，有母女倆，女兒放蕩不羈，無所事事，吃媽喝媽，打媽罵媽。瀕臨危亡時，呼媽救命。得救後，照打照罵不誤。直到把母親折磨死。當她再遇險呼救時，也再沒有人救她了。
小說雖短，但很深刻。形象的刻畫了砸鍋黨。
我料，作者是對當時社會上盛行的對黨，國家，社會主義虛無的人們的批判。
這當然是愛國之舉。
可，在她麾下的傷痕幹將，後來的三反文學的打手，如莫言之類，同那個墮落之女相比，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此，我們這位主席也無可奈何。
這說明，我國文藝界的砸國黑黨，已經霸占我國諸多文藝陳地，甚至左右我國諸地文藝方向。有著龐大有力的後台，保護傘。
他們軟刀子割肉，殺人不見血。實行資產階級專致。
莫言的文章，這麽反動，已同明仗執丈的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無大區別了，他們還死命的護著。
教材上的反國家的插圖，人民憤怒揭發批判，他們照印照發不誤。
曆史教課書改來改去，證明鬥爭的尖銳激烈。
是誰給他們這樣的膽子，這麽大的權力？大家還不請楚嗎？
這些問題大都超越了思想意識的範疇，普遍觸及到了刑律。
我們黨對待知識分子，對待政治思想領域的問題是科學的，嚴肅的。
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黨和國家嚴格區分兩個不同性質的矛盾，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實行批評從嚴，處理從寬，給出路的政策。思想之辯，路線之爭，從來不動刑。
文化大革命期間，群眾組織衝擊了那麽多幹部，除個別人外，基本沒有組織上法律上的結論。以待後期處理。
但是，對觸犯刑律的人也決不姑息。
原來刑法上”有反革命”一罪名(現改為破壞國家安全罪)，就是懲治公然膽敢反對馬列毛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人民民主專政的罪犯分子的。
莫言的行為已不限於思想意識範籌的問題了。
根據刑法的規定，他的許多問題應該定為犯罪。
莫言對毛主席，對共產黨，對人民武裝力量，對社會主義的攻擊和漫罵己到無以複加的地步了。
雖然寫在小說裏，但，決不會金蟬脫殼。
某出版社在回擊群眾置疑時還有這樣一句話:莫言書中的三反言論“隻能代表該人物在特點(定)時代曆史環境的立場和觀點，並不代表作家本人的立場和觀點。”(百度搜索)
照這樣說，隻要說是寫小說，隻要隨便按上一個人的名字，就可隨便說話而不承擔責任了。照這樣，誰都能以寫小說為名，加害任何人了。天下還有什麽秩序可言。
可見，這個出版社也是象莫言一樣，行無章法。
關於文藝作品，包括小說毛主席有六條標準。最主要的是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
莫言大多小說都是明目張膽的漫罵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語言之惡毒，令人發指。
如果這些話既使不是莫言的立場和觀點，但是，由於處理不當，造成惡劣社會影響。莫言也應承擔責任。
更何況這些惡毒的話雖出自別人之口，但是作者莫言對此不表明立場，或加以讚賞。這就是莫言的觀點立場了。
這就是利用小說反黨。
長期以來，莫言在幾乎所有的小說中，都是釆取這種方法從事三反活動的。
某出版社對莫言的掩護是無知，無力，無效。
他們出莫言的書，亦應承擔連帶責任。
在封資權貴一切向錢看的修正主義路線誤導下，包括出版發行部門，眾多意識形態領域，為了錢，什麽作品都敢推銷。
連解放前被禁的教人學壞的《厚黑學》，一度從北京王府井大書店，到鄉間的書攤，都極力兜售。
有的黨政幹部當聖經擺在案頭。
其他，如莫言那樣攻擊毛主席，共產黨，社會主義的書刊報隨處可見。
這樣，我們的黨風政風民風能正起來嗎嗎？
思想解放，這是一個重要內容。
莫言的三反言行，同用文藝的形式幫助黨和國家克服缺點不同。
善意的批評都是一分為二的。大前提是對黨的領導地位和成就充分肯定的條件下，提出批評意見。
莫言咬牙切齒，對毛主席，黨和國家是全盤否定，看不到光明，毫無善意。這怎能說是關心幫助說呢？
對此，莫言狡辯道，其意是揭露人性的醜惡一麵。
人性本善。這是由人的社會性本質決定的。惡人是在私有觀念驅動下，失去人性的表現。
莫言在這裏把他漫罵的共產黨員，稱為惡人，再一次證明他的反黨實質。
莫言犯了破壞國家安全罪，其中包括汙損英烈的罪行，是確定無疑的。這應接受國家的審剡。
莫言必須接受黨紀國法的嚴懲，莫言的黑書必須下架，莫言的謬論必須批判。
當然，依黨的政策，對犯了罪的莫言，也要給予出路。
起訴莫言，黨和國家到底怎樣處理莫言，在這裏並不是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通過對莫言的追究揭露出我國長達四十多年的文藝黑幕，及這個黑幕掩蓋下的三反邏輯及其社會勢力和保護傘，肅清他們文藝黑論的流毒，實現文藝的思想解放。從而，打開政治思想解放的缺口。實為全黨的思想解放奏響了序曲。
起訴莫言的意義即如此。
胡錫進們為什麽害怕起訴莫言？為什麽拚死保護莫言？
根由在此。
經曆大中小全程教育的胡錫進，又留過洋，在官場也混了幾十年，莫言頭腦再靈光也沒有他狡猾。
老胡們清楚知道，如果給莫言定罪，他們也不遠了。
他，馬立誠等，常用模糊語句，表達三反立場的言行也藏不住了。
馬立誠在《曆史的拐點》中，汙蔑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是殺人放火，也難逃其責。
老胡前年在美國瘋狂要推倒我們黨時，居然狂稱不恨美國，並曆數美國對中國的“善舉”。這是兩國交鋒時在輿論上資敵。難道不是犯罪嗎？能逃避清算嗎？
那麽，是誰，用什麽手段支撐保護馬立誠，胡錫進等利用黨和人民的平台，向毛主席，共產黨，人民的國家發難也就昭然若揭了。
對此，可能有人會跳出來大聲喝道:你們還想搞笫二次文化大革命嗎？
是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
文化大革命雖被中止，但並未結束。
一些人用自己的暴行破壞了文化大革命，又栽贓於文化大革命，企圖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永遠阻止文化大革命。
這是徒勞的。
毛主席發動的旨在清理黨和國家幹部隊伍中的封資腐敗權貴利益集團，滌蕩腐朽的意識形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原則是永存的。
半個世紀以來，人民經曆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這次思想解放運動，就是要繼續揭露打擊封資腐敗權貴，繼續批判腐朽的意識形態。
解放思想，刀郎吹起了號角，毛星火演奏了序曲，雄闊壯觀的大合唱即將響徹中華大地。
以俄語世界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情況為中心談一下這個獎項的時事政治性：
西方人自己認為，歐洲文學有三大高峰，第一個是傳說中的希臘時代，其代表作是荷馬史詩;第二個是文藝複興時代，其代表作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第三個是十九世紀，其代表作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在諾貝爾獎設立的時候，托爾斯泰是公認的歐洲文壇的領袖。但是，其卻連續多年一直到去世，都沒有獲得獎。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宣稱，托爾斯泰雖然是公認的“文學比賽的桂冠”，但是其作品中“否定了一切形式的文明”，讚美了“原始的生活方式”，“提倡無政府主義思想”，“任意改寫《聖經》”，“對於他那種罕見於一切文明樣式的狹隘和敵意，我們覺得無法忍受”。也就是說，不給托爾斯泰諾貝爾文學獎，主要不是因為文學原因，而是因為政治原因。
其實，評獎委員會還有一個說不出口的理由是。當時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活動正在俄羅斯如火如荼地展開，托爾斯泰雖然並不讚成革命，但是其主要的譴責方麵是反動派對於革命的鎮壓，因此如果是把獎金頒給托爾斯泰，其實也就是縱容了所謂的“對於西方現代文明的敵視”的革命活動。
俄語世界第一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在1933年，評獎委員會把它頒給了號稱最堅決的反共分子，流亡的白俄作家伊凡·亞曆克塞維奇·蒲寧。評獎委員會並沒有掩飾自己的政治傾向，宣稱蒲寧“雖然和前輩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但是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正統”。也就是說，頒獎給蒲寧並不是出於文學上的考慮，而是出於政治上正統主義的考慮。但是這樣一來又出現了一個自打耳光的現象，如果要說代表俄羅斯文學正統的話，難道托爾斯泰不是比蒲寧正統的多嗎?如果要是僅僅出於正統主義來授予蒲寧諾貝爾文學獎，那麽蒲寧的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二十年代初以前寫的，為什麽一直延續到1933年才給他獎呢?
事實上，這也是一種時事政治性的作用，1929-1933年，西方爆發了巨大的經濟危機，到1933年時也就是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同一時期，蘇聯則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巨大的建設成就。兩相對比之下，社會主義出現了難以遏製的感染力，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開始高漲，被人稱之為“紅色的三十年代”。在這種情況下，把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白俄作家蒲寧，或多或少都可以衝抵現實中革命浪潮的興起。
在後來的諾貝爾獎頒發過程中，這種時事政治性也是非常明顯的。第二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帕斯捷爾納克，其獲獎時間是1958年。很多人僅僅看到了帕斯捷爾納克的反共立場，然而忽略了一個問題是，反共的作家多的是，為什麽到1958年的時候才授予帕斯捷爾納克文學獎呢?其實如果要是帶有一點時事政治敏感性的話，我們就會發現，1957年的時候，蘇聯人造衛星上天，對於西方世界起了一個巨大的衝擊作用。當時毛澤東主席的訪問莫斯科的時候表示，這是一個“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甚至西方世界自己很多人也認為，西方在從東方的競爭中落後了。因此，為了彌補這種軟實力的損失，重建西方的輿論優勢，在1958年授予一個蘇聯反共的西方粉諾貝爾文學獎是非常必要的，至於是不是帕斯捷爾納克，這個倒是無足輕重。
第三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肖洛霍夫，其獲獎時間是1965年。如果要是稍微有一點曆史常識的人就會知道。1964年，蘇聯又發生了一件大事，極力主張否定斯大林的赫魯曉夫被趕下台，蘇聯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究竟是為斯大林平反還是延續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路線，帶有很多不確定性。而肖洛霍夫是緊跟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路線的代表人物，如果要是在這個時間頒發給他諾貝爾文學獎的話，可以為蘇聯的內部發展定下一定的調子。果然，蘇聯得到這個消息以後非常高興，高度評價肖洛霍夫的文學成就，自然也就談不上為斯大林平反的事了。於是，蘇聯解體的意識形態危機的種子便在這時候生根發芽了。
第四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索爾仁尼琴，其獲獎時間是在1970年。如果要是對於曆史有一點了解的話，那麽我們就會知道在六十年代末的時候西方的形勢非常不好，由於越戰走向失敗以及國內的社會矛盾激化，出現了大量的反戰運動和民權運動。而1970年又是列寧誕辰100周年，世界範圍內爆發了大規模的紀念列寧的活動，紅色革命的幽靈在一次徘徊在西方世界的頭上。因此，把一位攻擊革命最尖銳的索爾仁尼琴樹立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是非常適時和必要的。
第五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布羅茨基，此人的名言是如果俄羅斯成了瑞典的殖民地，就可以享受先進的西方文明。其獲獎時間是1987年。眾所周知，那個時候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傾向已經初露端倪，“回歸文學”的浪潮也已經開始，但是蘇聯社會上擁護社會主義的力量仍然非常強大。在1987年這個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之際，擁護社會主義的力量也對於文壇上的一些亂象進行了反擊。在這種情況下，授予流亡美國的這位俄語作家，極度崇拜西方的布羅茨基諾貝爾文學獎，其實就是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特別是其文藝政策的最大支持。果然，布羅茨基剛剛得獎，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就支持文壇上的自由派刊物發表布羅茨基的作品。隨後，蘇聯“回歸文學”的浪潮從個別刊物席卷全國。這為蘇聯解體製造了很好的輿論環境。
第六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白俄羅斯的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維奇，其獲獎時間是2015年，距離上一次俄語世界獲獎已經將近三十年了。為什麽這麽長的時間內沒有頒發給俄語世界作家諾貝爾文學獎?恐怕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由於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沒有必要通過頒布給俄語作家諾貝爾文學獎來引導俄羅斯的國內輿論了。而2014年至2015年，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在烏克蘭與敘利亞等問題上與西方叫板，某種程度上恢複了大國雄風。在這種情況下，把諾貝爾文學獎授給一個靠醜化蘇聯與俄羅斯軍隊成名的女作家難道不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嗎?
有的朋友可能說，你想的是不是太多了?其實不光是俄語作家的情況，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代表著一種鮮明的時事色彩。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80年波蘭發生大動亂，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立竿見影的把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流亡美國的波蘭反共作家米沃什。甚至就華人世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那兩位作家來說，也是有鮮明的時事政治色彩的。像1999年中國取締邪教圈圈功，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馬上就在2000年把獎金授予了內容主題全都是攻擊中國“踐踏宗教信仰自由”的作家高行健。而2012年十八大的時候，中國的前途還是有很大不確定性的，把獎金授予莫言，就好像1965年時把諾貝爾獎授予肖洛霍夫一樣，可以起到強大的輿論引導作用。幸運的是，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沒有上西方國家的當，相反，習總書記還在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上公開批判了追求在西方獲獎的現象：
“如果‘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後麵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於‘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曆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
因此，如果我們了解了諾貝爾文學獎的這種時事政治性，就會明白讓某些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絕對不隻是一個簡單地文學藝術性質的評價。
在當前世界大亂，而在中國國內，社會主義製度的優勢日益顯露的這種情況下，授予一個中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以引導中國國內輿論搞亂中國，是非常必要的。
就當前的形勢來看，高行健一類的純公知模式的作家不一定能夠得到欣賞，如果要是給予一個體製內身居高位又激烈反共的作家，效果會大得多。
事實上，不僅僅是諾貝爾獎，西方控製的輿論機器還有很多。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89-1992年連續設了四個文化年：1989年是阿赫瑪托娃年，1990年是帕斯捷爾納克年，1991年是曼德爾施塔姆年，1992年是茨維塔耶娃年。這可以說是比諾貝爾文學獎還要高得多的榮譽稱號，對推動蘇聯解體起了很大作用。這四個人也是越往後的越敵視十月革命。而影響要比他們大得多的馬雅可夫斯基1993年誕辰100周年的時候，聯合國卻沒有設文化年進行紀念，顯然也是跟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態度有很大關係。關於這些人在蘇聯時期受到所謂“殘酷迫害”的真相，以及蘇聯文藝界和平演變的情況，咱們以後有機會再說吧!
不知大家有沒有發現，自從微博名"說真話的毛星火"指控莫言的作品涉嫌侮辱英雄先烈、美化日軍侵華，各大平台皆蹦出來為莫言站崗的文章，文章標題五花八門，其觀點卻基本一致：文學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學作品允許虛構，對一個作家的文學作品吹毛求疵、上綱上線，這是文革思維、人生攻擊，是對文學創作的扼殺。保護莫言，就是保護文學創作環境，就是保護我們的文明底線。
對此，文學作品固然允許虛構，但既然選擇曆史題材，就應該、也必須尊重曆史。
莫言的作品多以曆史為題材，他是否尊重曆史，我們今天不談他的作品，來談他的演講。
自從張藝謀推出由中篇小說改編的電影《紅高粱》，其原著作者莫言就名聲大噪，先後被多所大學授予榮譽文學搏士。
2005年12月，莫言在香港公開大學接受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典禮上，作了口若懸河的演講，大談特談其童年的貧窮和饑餓。
他說："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經常會死人，我們村裏最高紀錄是一天死了18個人。村周圍是一片荒原……"
莫言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的童年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演講中所說的20世紀60年代，自然指的是1959年到1961年這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前些年，"三年餓死3000多萬人"的謠言一度在網上傳得沸沸揚揚。這個謠言不是在三年自然災害過後的1962年就出現的，而是在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1949—1982曆年人口統計數字表》之後才出現的，是有人把1959—1960年的死亡人口合計後，減去1958年的死亡人數得出3000多萬人缺口的結果。
這種計算方法，顯然犯了嚴重的教條錯誤。
那麽，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人口數字，為何會有3000多萬人的缺口呢?
有人口專家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終於找到了原因：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戶籍製度並不完善，直到1958年才頒布《戶口登記條例》。在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間，由於戶籍管理製度不嚴的原因，在我國農村地區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戶籍漏報現象，其中涉及死亡漏報這部分的漏報率在15%——18%之間。由此可以推算出我國這一期間產生了死亡漏報人口約710萬人左右。即人死了，戶口沒銷。
二、1956年—1959年，由於工業化發展的需要，大批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工作，在這一過程中產生重報虛報戶籍人口約1140萬人。也就是說，這些進城工作的農村人口，在城市上了新戶籍，卻沒有注銷在農村的老戶籍。
三、1960年前後，因自然災害導致經濟困難，城市開展大規模人口精簡運動，不少城市居民被遷往農村生活。在這一運動中，約有1515萬人的戶籍在城市被注銷，但他們之前沒有農村戶籍，在農村又沒辦理遷入手續，成為了沒有戶籍的人口。這就等於又有1515萬人“人間蒸發”了。
綜上所述，造成我國統計數據中三年困難時期的戶籍統計人口數字合計減少了3366萬人。國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這一人數的減少誣陷為3000多萬人“餓死”，並以此為"核彈"對社會主義進行攻擊。
戳破了"三年餓死3000多萬人"的謠言，我們再來分析莫言的這段話。
按照莫言"經常死人，最高紀錄一天死了18個人"的說法，他家鄉平安村的人不出半年就該死絕了，而且的確是死絕了，"村周圍是一片荒原"嘛。
莫言口中筆下對饑餓的演繹堪稱登峰造極，又是"像狗一樣逮著什麽吃什麽"，又是"亮晶晶的煤塊越嚼越香"，又是"1960年春天，能吃的東西都吃光了，草根，樹皮，房簷上的草。村子裏幾乎天天死人。都是餓死的。"
可是，何以他莫言一家十幾口人就沒餓死一個呢?何以連他體弱多病的母親都活到了70多歲呢?何以連他日夜勞累的父親都活上了90多歲呢?何以按他口中和筆下的邏輯人口應該早已死絕的平安村反倒人丁興旺呢?
顯然，他在撒謊，而且還是謊話連篇。
有意思的是，對於莫言嘴上無時無刻、筆下無處不在的童年饑餓論，有好事者和較真者相約去了莫言的家鄉，找他家鄉的老人們求證，他們求證的結果是：山東高密曾經饑餓不假，但根本沒有人餓死。
本來就是嘛，憑啥餓死的總是別人家的人啊?
記得艾躍進教授生前在一次演講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認為黨和政府應該實行兩追，一是追討貪官，一是追殺漢奸。某些人為什麽能在西方獲獎?不就是靠罵社會主義獲得西方反華勢力美國幹爹的青睞嗎……"
艾公此言，讚：貪官理應追討，漢奸理當追殺!
莫言在《豐乳肥臀》中從根本上修正了當年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國的性質和目的。所表現的日軍從高密縣城到鄉下不是去“掃蕩”，去燒殺掠奪的，而是下鄉做好事，開展親善活動的。
其指揮官和軍醫都像菩薩一樣，熱心救活了上官魯氏(即所謂母親)一家的三條人命。
其軍隊也是紀律嚴明、秋毫不犯，既未掠奪老百姓的財產，也並不強奸婦女，即使對上官魯氏家那幾個美若天仙般的姑娘，日軍也未動淫念。
你反倒是大寫了八路軍的一個班長孫不言強奸了上官家的一個姑娘，又寫了抗日打鬼子的黑驢鳥槍隊的幾個戰士，在教堂裏輪奸了上官魯氏。
當然了，為了掩蓋過分美化日軍的嫌疑，也虛晃一槍提到了日軍第二次到東北鄉時，殺了司馬庫家十幾個人。因為司馬庫不肯做亡國奴，率人炸毀了日軍控製的一處鐵路橋梁，日軍迫不得已，也就殺人有理了。
《豐乳肥臀》書中還通篇著力表現了被日軍救了命的上官魯氏和兩個子女上官金童、上官玉女，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一直過著悲慘的“豬圈一般的生活”(諾獎《授獎詞》之語)。
玉女饑餓難忍，又無援無助，隻得投河自盡。
金童上小學五年級時，因撞壞校園內一棵小樹苗而被開除了。青年時期的金童則被誣陷為強奸犯而入獄勞改15年，出獄後又被關進精神病院二年。改革開放期間金童辦起了一個乳罩公司，結果被別人騙得傾家蕩產，流浪失所。年老的上官魯氏則靠著揀破爛艱難度日，死時連一隻骨灰盒也買不起，而且無葬身之地，因為所有土地都是共產黨政府的。
瞧，被日軍友善救活的上官魯氏母子三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卻沒有活路，隻能慘死而終。莫言在頌揚和美化誰，在仇恨和反對誰，誰會看不明白呢!日本人看後必定會大加喝彩，而且也同樣會給頒一個高檔次獎項。如果說現在還會出現犯罪的漢奸文學的話，那就是非你莫言之作品莫屬了!
再譬如，莫言“攻擊”和“修正”曆史的另一個重要方麵，就是褻瀆、辱罵毛澤東。這是被國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拍手叫好，嘖嘖稱道的。
莫言幾十年前就已打了頭陣，叫嚷著要打倒毛澤東這個人間的神。還在《豐》書中特意描繪了一位女大學生胸前戴著一枚毛澤東頭像的紀念章，說這位女大學生的乳房像死麵餑餑一樣堅硬，可以砸破狗頭。所謂的“狗頭”，一般讀者是不會加以琢磨和留意的，莫言卻是蓄意而寫，指向明確，痛快地報了當年跪在毛澤東像前請罪的深仇大恨。
莫言在另一部自稱是“巨大的寓言”式的小說《檀香刑》中，還借古諷今，將清朝末年“首席劊子手”趙甲，與新中國的第一號人物毛澤東聯係在一起，比喻毛澤東也殺人不眨眼，殺人取樂。又寫到趙甲的兒子趙小甲為了看清人的本相(隱喻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就四處尋找什麽神奇的“虎須”(隱喻馬克思主義)，後來終於找到了一根“虎須”，趙小甲就把這根“虎須”含在嘴裏，於是就觀察到了人的各種麵目。為此，莫言自誇說，這是你首先發出的獨特的聲音。
何止於此呢!
莫言自詡為最完美也是最值得你驕傲的小說《酒國》。這個叫酒國市的城市，黨、政領導幹部已經腐敗透頂了，竟發展到烹食活嬰兒，享受嬰兒宴和活嬰兒製成的補品。黨、政大權也落到一個名叫餘一尺的侏儒大老板手中了。為了調查和解決酒國市的嚴重問題，上級檢察機關便委派了一位名叫丁鉤兒的特級偵察員前往酒國市巡視案情。
在這裏，莫言是這樣巧妙地借檢察機關所謂同行們的嘴來惡意誹謗公檢法執法人員的，說丁鉤兒是“用雞巴破案”，是乘機來酒國市“放縱一下”的。你接著便表現了丁鉤兒到酒國市後首先就和腐敗官員的代表人物市委宣傳部付部長金剛鑽的妻子勾搭成奸了。隨後，丁鉤兒也像先前到酒國市視察或辦案的人一樣，一步步陷進了權力、女人和美酒的泥坑，最後竟然醉死在茅廁坑裏。
顯而易見，莫言是在說：反腐敗的人同樣是腐敗的，再怎麽反腐敗也挽救不了自己必將滅亡的命運，而且滅亡在茅廁坑裏——遺臭萬年呢!這就是你莫言所揭示的當今這個人吃人(共產黨領導幹部吃活嬰兒)可怕社會的“奧秘”喲!
這還不算，莫言還把丁鉤兒和風騷女人胡搞亂淫的過程，比做“男人和女人漫長的曆史，實際上就是類似階級鬥爭的曆史，有時男人勝利，有時女人勝利，但勝利者也就是失敗者”。
莫言無疑是在告訴人們：丁鉤兒的下場，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結局。可見，你創作《酒國》貌似反腐敗，實則是打著反腐敗旗號，有恃無恐地攻擊中國共產黨，詆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
莫言還有一部長篇叫《紅鬆林》，有人讀過，讀後一針見血地指出：這部小說比《金瓶梅》還金瓶梅!這或許是莫言擅長在文學作品中向美國人學習性描寫的代表作吧。
從上述所解讀的幾部作品中足以看出，莫言在政治傾向上，在思想意識形態上，在現實生活和人物形象的表述上，所竭力宣揚的都是些什麽貨色了，哪裏還有什麽正能量可談呀!你因此而得到了諾獎評委的高度讚賞，獲得了諾獎，完全是有理有據，修行成正果的事情哩!
至於你二十多年來在國內外的一係列演講(包括先後幾次在中日韓文學論壇上的發言)，所大力鼓吹的各種謬論，如深入生活無濟於事論、創作靈感是一種技巧論、寫作可以撒謊論、做為老百姓寫作從自我出發寫自我論、文學遊戲論、文學越超政治論、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害人論、文藝政策是清規戒律論，作家要蔑視左右黨論、建立文學共和國論、政治和政治家虛偽論、中國眾多作家連做人都不行論、性欲失控而犯罪論、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貧富與欲望論、欲望失控釀成戰爭論、戰爭克製論、科技發展進步是人類瞎折騰論、文學拯救地球、拯救人類論及其在這些方麵突出表現出來的抹黑中國、顛覆曆史的曆史虛無主義，也必須加以清除和批判。瞧，你那首《檀香刑》開卷詩的48個字，甚至猖狂凶狠地要把整個中國踏在你的腳下，把中國人民醜化和諷刺挖苦到了極點!難道廣大人民群眾能容忍下去，不管不問嗎?這裏，我有必要將這48個字抄錄於此，向社會公眾曝曝光：
中國什麽都落後
但是刑法是最先進的
中國人在這方麵有特別的天才
讓人忍受了最大痛苦死去
這就是中國的藝術
針對莫言的5行短詩，我也寫了5行，回敬你，反擊你：
《檀香刑》字字句句血淋淋
低俗暴力歪曲曆史抹黑中國人
莫言在這方麵有特別的天才
讓人讀他的書既惡心又氣憤
這就是莫言的藝術
信寫到這裏，似乎沒必要再寫下去了。那就打住吧。
祝願
安康愉快!
革命烈士子弟、離休老幹部、山東萊西人氏
民國農村婦女睡過中外八個男人？有嗎？多嗎？
民國時代的山東農村高密東北鄉的婦女睡過中外八個男人？有嗎？多嗎？有！在莫言的《豐乳肥臀》中。
這個故事講了一位“偉大的女性”上官魯氏。
她為夫家連生八個女兒。
直到最後第九個的時候終於生了對龍鳳胎，出了個兒子。
這麽多兒女，沒有一個是跟丈夫上官壽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親和親姑父生的。
老三是和土匪生的。
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
老五是和一個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
老六是和和尚生的。
老七是被四個敗兵(八路軍）強奸後生的。
最後那對龍鳳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個瑞士牧師生的。
書中還強調，隻有這個洋人牧師給給她帶來了“極致的愉悅”。
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跡罕至的槐樹林裏，上官魯氏和馬洛亞兩人在一起了。
中國特色：《一九三八年的初》。《在人跡罕至的槐樹林裏》。《和一個洋人瑞士牧師馬洛亞兩人在一起了》。《兩人在一起了》，聽起來多麽象如今的年輕人說的，一對上眼我們就在一起了。民國時代的中國農村婦女們也如此開放。
在極致的愉悅中，上官魯氏的眼睛裏“溢出感恩戴德的淚”。
民國時代的山東農村高密東北鄉的婦女睡過中外八個男人？
即使有，是個別還是多數？作者能說明嗎？有多少有證據嗎？.
如是少數，也屬中國在這方麵的“陰暗麵“。
有人說了，文藝就是要暴露“陰暗麵“。
要暴露這樣的“陰暗麵“，為了什麽？
告訴全世界，中國的“母親“是：睡過中外八個男人嗎？
請問中國的“母親“們會認同這個說法嗎？莫言的母親會同意這個說法嗎？習近平的母親會同意這個說法嗎？
要說在走資派時代的當下，中國有極少數婦女或是有意，或是生活所迫睡過中外八個男人，甚至更多。但那是妓女。
一個在民國時代的農村婦女，在本地農村以“母親“的身份，“她為夫家連生八個女兒，直到最後第九個的時候終於生了對龍鳳胎，出了個兒子。這麽多兒女，沒有一個是跟丈夫上官壽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親和親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個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個敗兵強奸後生的，最後那對龍鳳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個瑞士牧師生的。書中還強調，隻有這個洋人牧師給給她帶來了“極致的愉悅”，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跡罕至的槐樹林裏，上官魯氏和馬洛亞兩人在一起了，在極致的愉悅中，上官魯氏的眼睛裏“溢出感恩戴德的淚”。
而且還是“一位“偉大的女性”上官魯氏“也。
沒有原型的文藝，憑容臆想的謊言文藝，是在誤導後人，傷害中國農村的母親們。也是抹黑中國婦女們。
在全世界宣揚的中國婦女，尤其是母親們，更是農村的母親們，會是這樣的嗎？
莫言的書己成中小學教材的內容。中國有孩子的婦女，尤其是母親們，更是農村的母親們會買莫言的書來教育孩子嗎？
文藝作品可以誇張，可以暴露“陰暗麵“。但誇張到不是或沒有的“陰暗麵“，非要用謊言臆想來造假製造出一些“陰暗麵“來，抹黑中國和中國的婦女又或是中國的母親們，意欲何為？為私利，為出名，為賺錢，為得獎，為討好外國人？就可以出賣中國的母親們的名譽？
共產黨內最可怕的人是修正主義“理論家”。修正主義“理論家”是以馬克思主義麵貌出現，說了許多馬列的話，但是轉身就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原則，把革命隊伍引導到錯誤路線上去。因為走資派也說了許多馬列毛澤東的話，善良的人們會相信他，跟著他走，所以危害極大。陳獨秀、王明、鄧小平等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
王滬寧因為沒有名正言順掌握共產黨的領導權，故改革開放錯誤路線的責任主要不能算在他頭上，但是他肯定有相當的責任，因為他是鄧江胡習的“核心謀士”。特別是多維網的右派說：“王滬寧是政治局委員，隻擔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說明該機構責任重大。他常伴習近平外訪，深受習器重，得習首肯。說明習不但提倡實施‘八二憲法’，早已經著力重新製訂新的‘憲法’或說修改憲法，我們理應積極擁護和支持。”（《王滬寧：政改要從反思文革開始起步》，老蝸牛，多維博客，2013-04-09 02:24:41）王滬寧是一個修正主義的理論家。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理論則是政治鬥爭的刀刃。人民是創造曆史的動力，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財富是勞動人民創造的，但是勞動人民卻一直生活在社會最低層，當牛作馬，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竟然成為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雖然無產階級為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進行過無數次鬥爭，但是都失敗了，因為沒有革命理論的指導，不能形成自覺的階級鬥爭，是自發的一盤散沙的鬥爭而不是自覺的團結一致的有效鬥爭。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改變了這種情況，成立了共產黨，宣布：“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從此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開始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1864年成立了第一國際，無產階級解放運動掀起了第一次高潮。
但是“一從大地起風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第一國際存在的期間仍然一直有思想路線鬥爭，後來在巴黎公社失敗後，革命處於低潮，又因為統一全世界無產階級行動的條件已不複存在，經馬克思提議，第一國際代表會議通過，在1876年7月15日的費城會議上宣布第一國際解散。
後來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許多國家無產階級政黨的成立，又需要統一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行動了，所以在1889年成立了以恩格斯為導師的第二國際。
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並沒有能夠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其主要曆史貢獻是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即毛主席總結的不能分割的三部分：“馬列主義應包含三部分：一、馬列主義的哲學，這是理論基礎。二、馬列主義的經濟學，這是用馬列主義的觀點來考察經濟現象的學說。三、馬列主義的革命學說，比如關於階級鬥爭、政黨、無產階級專政等的學說。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應視為馬列主義的三個有機聯係的組成部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至今未變，個別結論可以改變》，1959年2月14日，毛澤東同智利《最後一點鍾》報社社長阿圖羅?馬特?阿曆山德裏談話）
雖然馬克思主義迅速傳播，但是真正有悟性理解馬克思主義精髓的革命者非常罕見。
在恩格斯1895年逝世後第二國際被考茨基等缺德少才的修正主義者把持，失去了革命的作用。
這種群龍無首、思想混亂的情況直到十月革命勝利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裏新旗手列寧誕生並且被公認才結束。
1919年3月2日列寧在莫斯科發起召開第三國際成立大會。30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左派組織代表出席會議，通過《共產國際宣言》、《共產國際行動綱領》等文件。規定其最高權力機關是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為執行委員會。總部設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是它的支部。共57個支部。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並成為它的支部。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第三國際曾給予過幫助和支持；同時也因策略和指示的嚴重偏差，給中國革命帶來了不良後果。於1943年6月被解散。
為什麽第二國際領導權會被機會主義者篡奪（雖然是合法的領導，但是因為路線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所以本質上仍然是“篡奪”）？因為時代出現了新的問題，而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沒有及時回答好這些問題，導致思想極度混亂，不能形成戰鬥力。
例如馬克思恩格斯的論斷：“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裏，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21頁）到底對不對？不對則應該說明為什麽不對和出路究竟在哪裏等。這些問題是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的列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所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才進入第二個裏程碑，列寧主義新時代。所以“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理論則是政治鬥爭的刀刃”，理論正確與否極端重要。
列寧沒有來得及研究完善無產階級憲政製度的曆史課題。任何製度都是統治階級的製度，任何製度想長期存在都必須解決接班人問題。培養合格的無產階級接班人等是完善無產階級憲政製度的重大曆史課題，但是列寧因為去世太早，沒有來得及從理論上研究解決。
但是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還是意識到這個問題，並且留下許多寶貴思想，例如讓工人代表參加黨中央和靠工農來監督黨中央的高瞻遠矚的思想。
“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工人，主要的不應該是來自那些做過長期蘇維埃工作的工人，因為在這些工人中間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傳統和一定的成見。這種傳統和成見正是應該反對的。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工人，主要應當是這樣的工人，他們低於最近五年內被我們提拔為蘇維埃職員的人，他們要接近於普通的工人和沒有成為直接或間接的剝削者的農民。”（《列寧全集》，第36卷，第619頁）
為了使黨中央不脫離工人農民，列寧還想從工人農民中選優秀分子參加中央監察委員會。他說：“我建議代表大會從工人和農民中選出七十五個至一百人新的中央監察委員。當選者也象一般中央委員一樣，應當經過黨的審查，因為他們也將享有中央委員的一切權利。”（《列寧選集》，第四卷，第694頁）
列寧還說：“中央監察委員必須在自己主席團的領導下，有係統地審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這種工作，不客氣地說，雖然不是捉拿騙子，但也是諸如此類的事情……”（《列寧選集》，第四卷，第704頁）。
列寧接著說：“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了還不很久，而已經積了這樣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渣滓，未必會有人一想到要用某些巧計、有時要用尋根究源或迂回曲折的偵察方法來挖掘這些渣滓就惱怒起來，假如有，那也可以確信，我們都會大笑這種人的。”他還特別強調說：“……官僚不僅在蘇維埃機關有，而且在黨的機關裏也有。”（《列寧選集》，第四卷，第705頁）
這些思想與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裏讓工農兵代表進入黨中央的實際做法如出一轍。但是如何從製度上解決無產階級憲政製度的不完善，因為曆史條件毛主席沒有明確提出和實際解決。
斯大林因為理論基礎和悟性不如列寧，雖然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創建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顯示出社會主義巨大優越性，使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強國，戰勝了德國法西斯，把社會主義陣營連成一大片等，曆史功勞巨大，但是不可否認也留下了修正主義上台的隱患。
“斯大林同誌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另一方麵，托洛茨基同誌，不僅具有傑出的才能，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衷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麵。現時中央兩位傑出領袖的這兩種特點會出人意料地導致分裂，如果我們黨不采取措施防止，那麽分裂是會突然來臨的。”
“斯大林同誌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想個辦法以斯大林從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其他方麵同斯大林一樣，隻要有一點強過於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誌，少任性等等。這種情況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想想從防止分裂來看，從我前麵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事實證明列寧的擔心後來變成了現實。為什麽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雙雄不能共存？因為無產階級憲政製度不完善。這種不完善把正常認識分歧的路線鬥爭變成了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生死搏鬥。傳統社會主義從斯大林開始，迄今為止一直是如此，最新的薄熙來事件同樣是如此。
共產黨內鬥爭你死我活、無比殘酷的情況在斯大林時代表現非常典型，當時可能避免嗎？ 基本不能避免，有曆史必然性，這從我國非法逮捕和審判四人幫就可以證明。完善了無產階級憲政製度後，有一線、二線和革命委員會這樣的完善結構才可以避免。
因為無產階級憲政製度不完善，沒有解決接班人問題等，使得缺德少才的赫魯曉夫篡奪了無產階級政權。
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不是一點道理沒有，但是有小道理，沒有大道理，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從此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了，當然不可能不分裂，因為修正主義者不代表無產階級利益。
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使毛主席成為繼列寧之後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繼續革命的第三個裏程碑，人類脫離弱肉強食苦海隻差最後一步。
毛主席明確提出了接班人問題，搞了企圖教育人民捍衛自己利益和解決接班人問題的文化大革命，總結了曆史教訓，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等。毛主席總結自己的一生時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因為曆史原因，毛主席沒有試圖通過完善無產階級憲政製度來解決接班人問題，在文化大革命裏又沒有及時糾正林彪四人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從而物極必反，後來讓修正主義者篡奪了領導權；同樣因為無產階級憲政製度的不完善，共產黨至今不能糾正錯誤路線，隨時可能亡黨亡國。
缺德少才者在傳統社會主義製度遭受嚴重挫折之際失去鬥誌，垂頭喪氣，對內屈服於資產階級，對外屈服於帝國主義。他們沒有正確的曆史觀，思想深處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錯誤地以為資本主義製度穩定而優越，所以就走資本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接軌了。
因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掌權階級不同，運行原理和目的完全不同，是水火不相容的社會製度，所以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導致亡黨亡國。搞資本主義要共產黨幹什麽？資本主義發展從來不需要共產黨，共產黨的曆史使命應該是埋葬資本主義，而不是發展資本主義。所以一旦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意味著共產黨的領袖已經背叛了無產階級利益和民族利益，不管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他們實際上已經成為叛徒內奸賣國賊了。但是除了確有證據的叛徒內奸賣國賊外，思想意識上的問題仍然應該批評教育，不能階級鬥爭擴大化，要牢記曆史證明了的“左”傾機會主義與右傾機會主義同樣危害革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