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1949年元旦,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澤東揮動如椽之筆撰寫5篇評論文章,《別了,司徒雷登》是第二篇，全文共3000多字，其中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約占全文的六分之一。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之時，毛澤東為什麽在評論文章中點名司徒雷登? 這文中的司徒雷登又是何許人也?
一語雙關,揭開司徒雷登的“麵紗”
司徒雷登,全譯為約翰·雷登·司徒。美國人，但出生於中國杭州,父親是傳教士。青少年時期他回美國完成學業,此後,作為美國基督教南長會的傳教士攜妻子再次回到中國,1919年出任燕京大學校長。經過不到10年的時間,他就把燕京大學辦成了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齊名的一流大學。從客觀上講,學校對提高中國學生的國際視野和人文修養都是有幫助的,也培養出一批人才。但在中國推行美國的政治製度,始終是司徒雷登的主要目的。
1946年6月24日,馬歇爾就“國共兩黨和談”調停失敗。7月份,剛過完70歲生日的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馬歇爾當初之所以把我拉進他所致力的建立聯合政府的事業,是由於我享有自由派美國人之聲譽,對全體中國人都心存友好,以及並無對任何派別和思想學派的明顯偏愛。”而實際情況是這樣嗎?
司徒雷登選定在中國實現他理想的人物是蔣介石。他始終認為“共產黨問題”不是依靠軍事手段所能解決的,所以“調停”期間,他特別熱衷於幫助蔣介石開成“國大”。國共談判破裂之後,他積極建議,在馬歇爾主持下改組國民黨軍隊,給蔣以技術援助,派技術顧問,用援蔣來壓共產黨就範。
在這其中司徒雷登扮演的角色是美國在中國推行政治製度的代表。司徒雷登是一個美國人,後來更成為美國政府的代表,雖然他一向以中國人民的朋友自居,卻一直在自覺不自覺地執行美國的侵略政策,這就使他不能不成為美國侵華的象征性人物。
“別了,司徒雷登”的巧妙之處就在於一語雙關,題麵明言司徒雷登離開中國,題底隱喻美帝主義對華侵略政策的失敗。它尖銳地嘲諷了司徒雷登的滾出中國和美國對華侵略政策的徹底失敗。
一針見血，直指美國侵華的本質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達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當天,美國國務院發表題為《美國與中國關係——著重1944-1949年時期》的白皮書。
《白皮書》敘述了美國和中國過去和現在的關係,其中著重說明了1944年到1949年間中國的形勢和美國的對華政策。嚴厲地指責國民政府腐敗無能,透露了美國援助蔣介石的許多證據,呈現了美國助蔣反共的政策。
與白皮書同時見於公眾的還有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從這封信中,人們能了解到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的用心所在。
例如在談到抗戰勝利後美國政府派馬歇爾使華的原因時,艾奇遜指出:“我們當時的政策是基於兩個目的,一個目的是在政府能趨於穩定並沿著民主的途徑進步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另一個目的是協助國民黨政府盡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其權威。事實證明,第一個目的由於雙方都不願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實現的。在中共方麵,他們拒不接受將削弱他們一貫堅持的目的——全中國共產主義化——之自由的條件;在國民黨方麵,他們不顧美國軍事代表的屢次忠告,仍然抱著武力摧毀共產黨的幻想。”
所以《白皮書》一經問世,立即遭到中共的抨擊,並在全國掀起了斥責《白皮書》高潮。
1949年8月12日,即在白皮書發表的一周後,新華社以“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為題,發表了第一篇評論文章。緊接著，在從8月14日至9月16日一個月的時間裏,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又親筆撰寫了5篇評論文章，以新華社社論的形式陸續公開發表,對白皮書進行了透徹的分析與批判。
毛澤東對白皮書進行批判時,更多的是把它作為一個反麵教材,引導那些對美國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過現象看本質,去認識美國當權者向國民黨提供多達21億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內戰,導致中國老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真實麵目,從而一方麵爭取更多的中間派人士對革命和共產黨的支持,另一方麵進一步激發解放區廣大軍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意誌和決心。
一石三鳥，表達中國人民的心聲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毛澤東用這段生動的文字既直白而又形象地描繪出了司徒雷登離華時的尷尬與無奈,也影射和諷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同時還明確地表達出了中國共產黨對司徒雷登個人的看法,達到了“一石三鳥”的目的。
司徒雷登自1946年7月出任大使後,幾乎所有的行動都是與抵製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他堅信蔣介石是中國唯一能抵抗共產主義的人,認為凡是反共者都是實現民主自由道路上的同路人,因而在某些方麵比美國政府走得更遠。
中國的知識界曾對司徒雷登的印象很好。但司徒雷登當上美國駐華大使不久,他那“愛中國也愛美國”的形象就開始崩塌。1946年11月,司徒雷登與國民黨政府經過談判,簽署了使中國進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條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個條約使中國在經濟上更加依附於美國,受到國內各方麵人士的強烈譴責。
更令中國人憤怒的是司徒雷登對美國的扶日反共政策的堅決支持。1948年6月,當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對美國扶日政策的愛國運動時,司徒雷登公開發聲,力挺美國扶日政策。司徒雷登在公開講話中聲稱,扶日是為了“製止共產主義”。對此,全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大、中學生紛紛表示極大的不滿。燕大學生自治會決議聯絡各校罷課以示抗議,並要求司徒雷登辭職。
1949年,國民黨政權崩潰在即,司徒雷登意欲通過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關係、燕京大學的師生關係,影響新中國的政策,繼續維護美國在華利益。
後來司徒雷登又準備訪問北京,想與毛澤東、周恩來直接麵談,遭到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否決,司徒雷登隻得離開中國。白皮書中曝光了許多司徒雷登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其中不乏他對中共的偏見,所以才有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以及“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這樣的說法。
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真實地表達了中國人民的心聲。人民大眾已經看清了司徒雷登雖然一向以中國人民的朋友自居,卻一直在更為積極主動地執行著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
《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
美國國務院在本月五日發表的名為“中美關係”的冗長的白皮書和其他有關的資料，其主要內容現在已經為中國人民所知。從美國政府的白皮書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聲明中，中國人民應該得到什麽教訓呢？
應該得到的第一個和最基本的教訓，就是美國帝國主義政府對於中國民族利益和中國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敵視。美國白皮書毫不掩飾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的侵略立場。美國政府公然厚顏的宣稱“不幹涉中國內政”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與“支持中國的統一與領土完整”“發生了衝突”。換句話說，美國政府認為必須幹涉中國內政，必須把中國看作美國的保護國，然後中國才能有所謂“統一與領土完整”！根據這種希特勒主義的武斷，美國政府盡管承認蔣介石的國民黨是一群“與過去軍閥並無區別的反動分子”，因而他們的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是“為了顯見的理由，仍舊繼續傾全力援助”它，使它“盡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其權威”。究竟是“為了什麽顯見的理由”呢？美國政府給予這個反動的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以“較美國對其他任何國家的援助數量為大”的援助，等於這個反動政府的“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究竟是為了什麽呢？美國政府究竟是為著什麽奧妙的“友誼的”目的，“在運輸武裝和補給上”給予一個反動的而且本身已經“喪失了鬥誌”的軍隊以如此巨大的援助，供給了它的“軍需品的大部分”，致使其竟能一度用戰爭的方法（記著：這在美國政府就叫做“鼓勵雙方從事協商，力求避免內戰的發生”！）“推廣其控製及於華北和東北的大部分”呢？凡是一個頭腦清醒而有最低限度的推理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得到結論：美國政府是堅決地一貫地抱著侵略中國的目的。美國政府之所以看來毫無理由地援助一個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動政府及其反動軍隊，來進攻中國的拒絕支持反動統治的廣大人民，是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理由”的，這個“理由”就是：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既然違反中國人民的意誌和中國民族的權益，美國政府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中國人民的合作，就不可能不專橫地幹涉中國內政，以便用軍事方法在中國建立一個可以與美國政府“合作”的季裏諾式的賣國傀儡政府。難道除此以外，還有任何別的解釋嗎？
白皮書徒然地偽善地說了一大堆中美的友誼。這種友誼確是存在的，而且將永遠繼續存在，但是它隻存在在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因為美國人民沒有侵略中國的動機和必要，並且曾在許多方麵與中國人民作了令人永誌不忘的互相援助。至於美國政府的侵略行為，甚至艾奇遜也不能不承認這是美國人民所“顯然不會允許”的。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的信中寫道：美國今天如果采取進一步的幹涉，則“勢將引起中國民眾的憤慨，並將受到美國人民的譴責”。多奇怪！如果美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民確是抱著友好態度，為什麽擴大這種友誼的範圍和廣度（比方說，如果美國政府曾在抗日戰爭期間援助中國人民而不是援助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惡政府），就會引起這種友誼的一方的憤慨和他方的譴責呢？難道這還不足以證明，美國政府所抱的並不是什麽友誼，而隻是令人憤慨和必須譴責的侵略野心嗎？既然如此，難道規定了這種侵略野心的範圍和廣度（比方說，日本侵略者不占領延安和重慶而停止在黃河東岸和貴州南部），就會叫人們停止憤慨和譴責了嗎？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們妄想全世界都是愚蠢的，但是結果表明，真正愚蠢的隻是他們自己。
而事實上美國政府又是怎樣規定自己的侵略的範圍和廣度的呢？帝國主義者按照獨占資本的要求所要求的擴張是不知道止境的；如果有什麽止境，決不是因為畏懼人們的憤慨和譴責，憤慨和譴責的紀錄難道不是已經堆積得比白皮書還要厚嗎？這是因為帝國主義者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能。關於美國政府援助國民黨得到什麽結果，艾奇遜寫道：“我們的援助與鼓勵，曾幫助他們抵抗。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不幸結果為美國政府控製所不及。美國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內，所曾經做或能夠做的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美國所未做的對於這個結果也沒有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這些勢力，美國亦曾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看吧！這就是美國的貪得無厭的但是終於失敗了的幹涉者和侵略者向全世界所作的有益的供狀！隻有堅決的有效的鬥爭，將帝國主義者徹底地打敗和打倒，帝國主義者的腳步就停止了，而到最後，帝國主義這個厭物就被消滅了。
但是今天的問題是：幹涉者和侵略者在中國是就此幹休了嗎？不，在這種意義上說，他們的野心仍然是沒有止境的。“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句格言並不能一般地適用於帝國主義者。盡管美國政府對於利用蔣介石國民黨這個工具如何失望，但是隻要國民黨反動派還有一兵一卒或一個特務分子存在，美國政府就決不會中止加以利用。同一個艾奇遜在一個月以前，在七月六日還聲明：“美國正向國民黨中國輸送它現在確能辦到的一切經濟援助。”但是即令對於國民黨的心是死了，美國政府對於繼續幹涉和侵略中國，繼續破壞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心，卻是不會死的。艾奇遜已經明目張膽地宣布：一切反對“中國內部勢力”在今日所已經達成的人民民主政治的“發展”，都將受到美國政府的“鼓勵”。艾奇遜並在白皮書公布的第二天即八月六日發表專門的聲明，提出他的所謂五項原則，如果把這些原則不用騙術而用科學加以解釋，那就是：（一）美國政府願以每一可行之途徑，鼓勵凡能促中國成為美國殖民地之發展，俾能在國際事務中擔任美國帝國主義分子之傀儡的任務。（二）美國政府願協助中國建立一種經濟與政治之環境，可保障美國帝國主義代理人之人權與自由，並可逐步地發展美國的殖民地經濟與買辦階級的福利。（三）美國政府反對中國脫離其幹涉而獨立，反對任何一個不服役於美國獨占資本利益之政權。美國政府反對任何外國以平等友好態度援助中國。（四）美國政府將繼續與其他殖民於遠東的帝國主義國家參照有關各國在整個遠東之局勢，谘商將有助於各該國在遠東繼續保持帝國主義特權之辦法。（五）美國將強迫聯合國達成上述目標，特別是有關維持帝國主義對遠東侵略之努力。由此可見，美國政府決定繼續從內部破壞人民民主的中國，並從外部壓迫人民民主的中國。由此可見，隻要美國仍然是帝國主義國家而沒有變為人民的國家，美國政府就決意敵視中國人民到底。
中國人民至今隻是努力恢複和保護自己的正當利益，從沒有派一個兵或一個顧問，遠渡重洋，到美國去幹涉該國“內部勢力”的發展，去支持該國的“統一與領土完整”，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然而美國帝國主義卻要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幹涉中國，破壞中國人民的偉大愛國運動，強迫中國隸屬於美國帝國主義，服役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因此，美國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不可調和的仇敵，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
因此，中國人民應該從美國白皮書得到的第二個教訓，就是中國人民必須繼續抵抗和防備敵人美國帝國主義的任何幹涉和挑戰，必須不墮入敵人美國帝國主義所設的任何陷阱。凡是敵人所害怕的，我們一定要做，凡是敵人所喜歡的，我們一定不要做。美國侵略者號召某些中國人（按照艾奇遜的話，這些人叫做“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組織反共派別，借以推翻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美國侵略者妄想在中國人民的經濟困難麵前利用某種暫時的表麵的物質“援助”來勾引中國人民飲鴆止渴，放棄獨立，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美國侵略者妄想挑撥中國人民與蘇聯的兄弟友誼，借以分化遠東和世界的反帝國主義反侵略的同盟，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
美國白皮書在美國人民、中國人民、世界人民麵前散布了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種種荒謬的惡毒汙蔑，例如說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不努力，例如說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戰爭結束以後的國內和平不努力，例如說中國共產黨“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與此同時，則竭力衝淡國民黨的罪惡，並將美國侵略者在白日夢中所描繪的比國民黨有用些的某種新工具稱為中國的“民主政治的脊骨”等等。但是這些奇談簡直是幼稚到不值一駁。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真相，就已經被許多在中國的美國觀察者，包括史迪威將軍這樣的人物，報告給美國人民了。艾奇遜斷言，“在不久的過去，外國之企圖控製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地就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嚴肅的抵抗。”艾奇遜在這裏的頭腦，似乎還有些清醒之處。但是他接著斷言，世界忽然大變了，這些嚴肅的抵抗者們自己忽然“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了；過一會兒（大概是一分鍾），中國人民又忽然不讚成這種說法，而是“顯然地認為具有它的土生性和國家性”了；倒是美國政府所努力幫助其恢複“主權”的國民黨，被公認為“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而且中國人民老實不客氣地指明這個外國帝國主義，首先就是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之流所代表的美國帝國主義。
美國帝國主義之企圖控製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地就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嚴肅的抵抗。另一件事也是中國人民很清楚地看到的，這就是蘇聯並沒有幹涉中國內政。甚至艾奇遜自己也不能不承認，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而中國內戰雙方的“軍需品的大部分”都是美國供給的。那麽，關於誰是侵略者及其代理人的問題，究竟是因失敗而昏迷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看得清楚些呢，還是有數十年如一日的愛國立場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看得清楚些？毫無疑問，艾奇遜盡管自己欣賞自己的自相矛盾的天才，卻決不能使世界信服，決不能動搖中國人民對於客觀真理的堅定信念於萬一。
美國白皮書也攻擊了國民黨，其目的之一是誘使人們以為美國政府究竟也有一些客觀態度。但是白皮書是為什麽而攻擊國民黨的呢？這是侵略者對於他的走狗的攻擊，猶如日本侵略者對於汪精衛的攻擊。正如艾奇遜所說，攻擊了國民黨的魏德邁的報告，仍然是“對國民政府的各項問題表示同情”的。同情，但是不滿，因為國民黨“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得不好，致使帝國主義援助歸於無效，致使帝國主義利益歸於滅亡。嚴格地說，美國侵略者對於國民黨的攻擊是不公平的，因為第一，國民黨的反動無一不因美國政府“援助與鼓勵”而加深，沒有美國政府的“援助與鼓勵”，國民黨是不敢惹出這樣滔天大禍的；第二，國民黨的腐敗是隨著它的反動而來的，並且這種腐敗至少因美國的榜樣而加深。廣州的國民黨報紙在本月十日說得對：“美政府指責中國（國民黨）官員貪汙舞弊，此為不可否認之事實。但美國派來中國之人員，其貪汙程度比諸中國官僚亦無不及。如戰後之‘善後救濟’事宜及近年之‘經濟合作’等工作過程中，美籍人員之貪汙舞弊事實誠不可勝數。”螃蟹責備它的兒子橫行，沙士比亞喜劇中的醜鬼卡立班痛恨他在鏡子裏的尊容難看，這就是美國白皮書譴責國民黨的真正意義。
總之，從根本上說來，美國白皮書確是一部顛倒黑白的傑作，這種顛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顛倒，人們是可以從中獲得種種有益的教訓的。中國人民由美國白皮書進一步認識了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麵貌，進一步認識了應該如何向美國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最後，還可以由此進一步認識這一鬥爭的前途。白皮書是美國帝國主義反動政策在中國慘敗的史冊，因此它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一個重大的貢獻。艾奇遜說：國民黨的“貌似強大的力量是弱的，他們的勝利建立在沙上”。完全正確，可是必須補充說，美國帝國主義者自己以及任何國家的反動派的“貌似強大的力量”都是弱的，他們的暫時的猖獗的基礎也都是“建立在沙上”，或者更準確些說，建立在火山上。但是，美國政府並沒有從中國事件中得到應有的教訓。因此，美國政府仍然要在中國國內外繼續征募各種色彩的破壞分子來搗亂中國人民的莊嚴美麗的祖國，來搗亂蘇聯和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來搗亂東方和西方的和平。在中國事變中真正得到了教訓的首先是中國人民自己。我們相信我們的曾經貌似弱小的力量是強的，因為我們的力量生根在中國人民中間，同時也生根在各國人民的國際主義團結中間。我們既然戰勝了為一千零五十四頁的白皮書所見證的過去的困難，我們也必須戰勝任何新的白皮書所將要恫嚇的困難。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任何白皮書，將隻能無可奈何地判決自己的失敗，並且無可奈何地證實中國人民和各國革命人民的勝利。【1949年8月13日】
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他假冒中國共產黨的名義強製複辟資本主義製度。走資派鄧小平培植了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資本家群體。
在鄧小平“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理論昭示下，又為資產階級發財致富創造了一切便利、優惠條件，在各級黨、政領導幹部（許多有權勢人的妻子、兒女、親友都是企業的直接領導者或暗中操縱者）帶領下，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已迅速崛起。
“從1995年到2005年這十年間，從66萬戶增至430萬戶，增長5.5倍，比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前私營企業主16萬人增長26.8倍；雇工從822萬人增至4715萬人，增長4.7倍，是1956年前雇工250萬人的18.8倍；資本從2262億元增至61331億元，增長26倍，比1956年前的24億元增長639倍（扣除價格變動因素）。”（《大變化》第三頁）
那時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現在卻不敢承認存在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許多國有資產正是通過‘內部人’和關係網而流入私人手中的，權力參與分配的直接後果是少數執掌權力和接近權力中心的人，通過按權分配‘為自己及其家族在短期內積累起巨大的財富。”（《趙紫陽在軟禁中的談話》第224頁）
“改革開放後，總的來說，在我國的西化學者和走資派的合作下，中國經濟改革是按照美國人的旨意行事的。全國工商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和自己的調查，2000年內外民營（即私營）經濟在GDP中占比重為55%，到2005年上升為65%。這五年比重平均上升2個百分點，據此估計，則2006年私營經濟在GDP中所占比重為67%，2007年為69%，現在是2008年9月初比重可能在70%以上了。
這就是說，現在我國經濟的所有製結構已經是私有製為主了，已和世界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結構狀況差不多了。再看工業總產值中所有製結構的變化。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發布的2004年資料，計算出國有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15.3%，按照多年來國企比重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的趨勢估計，2007年其比重可能隻剩10%左右了。
數據表明，1992年黨的十四大宣布‘公有製為主體，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所有製結構，已經不複存在了。”（原國家計委副主任劉日新《新中國經濟60年論文選》第110和203頁）
這些新生資產階級，每天在謀劃著如何能賺更多的錢？如何偷漏國稅？如何用金錢和美女以及更巧妙、更“保險”的辦法收買當權者，為自己的意圖服務？
如何讓工人多做工作，少得報酬、減少福利待遇？如何占有更漂亮的女人？他們過著妻（妾）、情人遍地、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窮奢極欲的夢幻般的生活，哪管工人和廣大人民的死活。
資產階級除了千方百計多賺錢這一根本特征外，還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漏稅；二是收買權力，為己服務。
偷漏國稅是所有資產階級的本性特征之一，幾乎所有的私營、外資、個體企業，最本能的常識都要對各種稅收進行明爭暗抗。
《新華文摘報》刊登了一篇關於私營企業主的分析，統計在過去十年私營企業主應繳稅3058億元人民幣，實際隻繳388億元，欠繳2670億元。”（《新華文摘報》2001年第16期第16頁）
二是用金錢美女、吃喝玩樂，收買腐蝕各級、各部門的黨政要員，他們的手段是先吃喝玩樂，待其上鉤後，金銀財寶、本幣、外幣一齊上，直到這些大員完全聽指揮、成為其代言人為止，這和歐美的資產階級收買議員、部長、總統以及有關係統權力為其服務的手段如出一轍。
上層建築的變化。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反映，有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就會產生什麽樣的上層建築，這是一條馬列毛主義的基本規律；同樣，有什麽樣的上層建築，也會產生什麽樣的經濟基礎，這就是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在承認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反映的同時，又承認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如“修正主義上台，就是資產階級上台”。“林彪一類騙子如上台，複辟資本主義很容易”。反之，堅持馬列毛主義的原理就一定會搞社會主義，就是這個道理，這又是一條馬列毛主義特別是毛澤東主義的基本規律。
第一，在土地私有製的基礎上，農村的封建文化完全複興，封建迷信在農村已經泛濫成災，舊社會所有的神鬼廟寺，全部修飾一新，還加上了現代化的建築技術，信男信女成群結隊，燒香拜佛，求神保佑一生平安，發財致富，到處香火旺盛，有些地方竟出現了有錢蓋新廟、無錢辦學校的怪現象。除了敬神，就是恢複塋地，有些有錢有勢的人，占用大片土地，花上百萬元，建造豪華墳墓。再就是過年貼對聯，內容庸俗，都是如何發財、聚寶吉慶祥和、心想事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之類。這些現象，充分說明人們的思想境界已恢複到國民黨時代的水平。唯心論、宿命論、輪回學說又成了多數眾生的信條，許多共產黨員也成了封建文化的信徒。
第二，市場經濟的利益導向作用，迫使每一個人去為自己奮鬥，把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為了自己“富起來”，運用非法的與“合法”的各種手段參與競爭，甚至掠奪。人們的私欲極度膨脹，從追逐個人利益和小團體利益出發，向損人利己、損公肥私、見利忘義、非法牟利猛進，追逐金錢、美女、升官發財已成為許多人的世界觀。目前，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已成為社會的公害，成為一切違法犯罪的主要根源。“商品以它不可阻擋的威力改造著每個人，中國青年一代在呼吸著商品經濟的空氣長大。”這些思想意識是新老私有製經濟基礎和西方所謂自由民主思想的混合產物，它對人們的世界觀起著極大的塑造作用，這種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在各個領域都在與馬列毛主義、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對抗著、鬥爭著。人人為己，全國又成了一片散沙，又回到了抗日前的狀況。
在當今特色社會中看得見的，但化了妝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更險惡，尤其令人擔心的正是生長《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那塊土壤。碰一下那些隻會發橫財而不懂國家法律的法盲先富起來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權貴資本家老總官繚，也略有體會：不清不白的環境產生不倫不類的怪物，說不正常也正常。
在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下，四十多年來殺出一條血路來改革開放，不管黑道還是白道《先富起來》就是王道的《自私自利》灌教下的幾代人，在如今社會中自私自利己名正言順，在各級學校中尤其是大學中特別是名牌大學中，四十多年來培養了幾代中國人中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各行各業擔任著走資派官員和各行業的領頭人領路下，致使全體中國人高舉著《自私自利的大旗》，在中國又或是在世界各地橫行霸道。中國富了。中國強了。
人，其實是最讓人琢磨不透的。法國大文豪雨果在《悲慘世界》這部名著裏對於人性的描寫可謂是淋漓盡致：一個人有時會因為生活所迫而走到了危險的懸崖邊上，推他一把，他會直墜下深淵，拉他一把，他就能獲得新生。那對年輕的戀人，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在他們即將絕望的時候，如果有人伸出手來拉他們一把，他們是不會墜下深淵的，他們的靈魂也不會被罪惡嚴重侵蝕而使原本善良的人性喪失殆盡。那麽，全民自私自利，誰來伸出這隻手？
毛澤東時代的人見證了中華民族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新中國後的即毛澤東時代的一段特殊的曆史。他們親身參加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參加過《上山下鄉》呼吸過廣闊天地的新鮮空氣。他們在毛澤東時期度過了寶貴的青春歲月。將他們千錘百煉，終於鑄造成堅實、管用、敢開拓、能創新並富有時代責任感的一代嬌子！
毛澤東時代的人曆經了史無前例的新時代的社會實踐，心中始終充滿著正氣、希望和進取。毛澤東時代的人是特殊的一代，史無前例的一代，也是難得的一代。他們是一直對社會、對民族高度負責的一代人。他們正在追憶中看著社會，在以親曆者看著民族，在觀察中寄予希望，希望毛澤東時代的人的種子在祖國大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希望社會越來越和諧，希望民族越來越興旺。
一位曆史學家說過——50年內無曆史。曆史，應是對過去發生的事件及演繹這些事件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真實記載，離得愈遠，看得愈清。太短的時間，很難讓書寫者摒棄個人的榮辱恩怨，真實地反映曆史。
因此，真正的曆史，是需要時間來鑄造的，時間是曆史的試金石。
在文革中毛澤東時代的人，參加文革必須要使用過的“文革四大武器”，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也。大鳴大放是政策框架，大辯論大字報是運作形態。“文革四大武器”引上“舞台”，這是序幕。早在1965年11月，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開始了《文革》。1966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樣清新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卻一浪高過一浪，而且字裏行間充滿著一股濃濃的火藥味，似乎預示著一場政治的暴風雨即將來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5·16通知）。《通知》決定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出：我國正麵臨著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通知》強調：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
《通知》表明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為“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的通過和貫徹，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發動，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
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於是，個人崇拜在那個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逐漸盛行。
從1963年起，毛主席就認為中國存在一個官僚資產階級，並且已經掌握了各級政府層一大部分權力。到了1964年，他認為搞“四清”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要尋找新的解決辦法。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國內政治形勢作了極為嚴重的估計。他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共中央內部，已經產生了修正主義分子，他們是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不搞掉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就會腐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因此，毛澤東下決心要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掌控的權力奪回來，以保證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
5月25日，在北京大學的一個飯堂的牆上，貼出了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革中究竟幹了些什麽》，署名是以聶元梓為首的7名北大青年教師和學生。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是北大校長、黨委書記。1919年的五四運動，就是從這裏點燃了第一把火炬。北大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5月28日 ，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
6月1日，毛主席在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上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當晚八時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
6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北京大學七同誌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通欄標題，刊登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同時發表了陳伯達參與炮製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個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在《人民日報》的煽動下，全國的運動哄然而起，短短幾天時間裏，全國各地的報刊連連刊登工、農、兵、學、商各界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文章。北大頓時成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6月1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學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北京四中的呼應倡議書。
6月13日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徹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廢除了高考製度。大學是上不成了。文化革命將成為一場持久戰。
現在，機會來了，可以革命了。在學校的操場上，經常聚攏著一群一群的人，被圍在當中的激情萬分地在演講，圍觀的人群熱情高漲，高聲附和；或者聚合成一支遊行的隊伍，邊喊口號，邊遊行，演出一幕幕“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的精彩畫麵。
出身革命幹部和軍隊幹部家庭的同學，經常後悔自己出生太晚，沒趕上父輩那樣的年代，沒能在萬裏長征中浴血奮戰，沒能在抗日的戰場上英勇殺敵，沒能在三大戰役中建功立業，沒能在抗美援朝中保家衛國。現在，終於等來了挽救人類命運的大革命。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在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包圍之中，在蘇聯背叛了社會主義原則之後，中國高舉起世界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挽救人類命運的大革命了。克裏姆林宮的紅星已不再閃耀，“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國燃起。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織著，巨大的興奮與喜悅的浪潮在心中澎湃。
北京那幅著名的“血統論”的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傳到了全國各地。由於多年來，社會上、學校裏一直在宣講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人們的頭腦裏形成了階級鬥爭的理念，認為：階級鬥爭永遠沒有結束，老一輩革命家和幹部子弟的父母們用生命和鮮血打下的江山隨時有變色的可能。一旦紅色政權變色，千萬人頭將會落地，無數工人和貧下中農又將回到舊社會的水深火熱之中。
現在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正在猖狂活動，配合黨內的野心家準備卷土重來。這種理念在學校裏的集中表現就是革命幹部和工人、貧下中農子弟與地、富、反、壞、右分子子女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必須劃定階級界線。在這場鬥爭中依靠的對象必須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稱“紅五類”），鬥爭的對象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他們的社會基礎，地、富、反、壞、右（稱為“黑五類”）。在學校裏，“紅五類”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黑五類”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對象。
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和首都高等學校的“革命師生”代表47人列席了會議。
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它提出：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的理論。指出：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稱讚“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規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來。走上社會 破舊立新 戴上“袖章”，走上社會，大破“四舊”，大造輿論，這是第一幕
1966年5月29日晚，十幾個清華附中的學生在北京西郊圓明園的廢址上聚會。他們決定要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確定小組名稱時，有人提議叫“紅衛兵”，得到大多數人的讚同。“紅衛兵”三個字，最早出現在蘇俄的十月革命。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中，武裝的工人和士兵奪取了沙皇的政權，革命導師列寧稱讚他們是革命的堡壘、勝利的衛士，紅色的衛兵。紅衛兵寓意為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於是就這樣誕生了。
6月2日，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出現在清華附中。紅衛兵名稱的出現，恍若天空中的一顆新星，迅速地吸引了越來越多驚奇的目光。北京各中學學生紛紛湧到清華附中看大字報，並紛紛以某某學校紅衛兵的身份來表示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
7月27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接著，又貼出《再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明確地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就是敢造反，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貴的品質，無產階級黨性的基本原則，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他們利用一次江青到清華附中視察的機會，將所寫的這兩份大字報交給了江青，並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後來毛主席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說：“你們的文章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信中還說：“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
毛主席給紅衛兵的信雖然沒有公開發表，但很快就傳遍北京，傳遍全國，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震動。此後，紅衛兵作為一種政治力量，進入了中國的政治舞台。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起來。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打開了《私》的閥門以致自私自利橫行霸道，貪官汙吏代代相傳，貪汙腐敗無處不在，無官不貪，反了一批新官上任繼續再腐再貪，四十多年來一直喊著要“反腐“卻越反越多。為什麽反腐越反越多？是因為人人都有《私》。不反對《私》，不批判《私》。不人人都鬥《私》。不管誰上台當官有了權力就會利用權力為自己自家親朋好友謀《私》利。就會腐就會貪。改革開放用四十多年的實踐證明了一條真理：就是反腐最有效方法是文革《鬥私》。中國幾千年的私有化社會實踐證明腐敗一直沒有離開過人類社會。隻有人人進行《鬥私》才能減少腐敗，隻有人人不斷進行《鬥私》台上的官員不敢腐敗。隻有人人徹底經常不停地進行《鬥私》才能製止腐敗。這就是大民主，人人進行《鬥私》監督官員。
《私》是什麽？對於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取得政權之後，複辟資本主義就是《私》。貪汙就是《私》。浪費就是《私》。當權者官僚主義就是《私》。行賄受賄就是《私》。偷稅漏稅就是《私》。盜騙國家財產就是《私》。偷工減料就是《私》。盜竊國家情報就是《私》。多吃多占就是《私》。自私自利就是《私》。損人利己就是《私》。
三反”運動是《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五反”運動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經過“三反”、“五反”運動隻是打擊了的一些官員的《貪汙腐敗》，而滋生在人們頭腦中的《私》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有了《文革》。文革中的《鬥私批修》是最有效的《反腐敗》方法。
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正如決議中所指出的，第一，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私自利》。第二，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自私自利》。第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自私自利》。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 第一就是官員層麵的《鬥私》, 這是最關鍵的重要的指共產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二就是意識形態內的《鬥私》, 這裏指的是全體人民尤其是教育文藝領域裏的人；第三，改革, 這裏的改革指的是去除舊的私有的一切醜惡的習俗, 興起新的社會主義的風貌! 要完成這三項任務必須要放手發動群眾, 讓群眾自己起來《鬥私》而不是群眾要聽官員的旨意! 目的就是要掃除這堆《自私自利》的《垃圾堆》。隻有清除了這個《垃圾堆》，然後就能消滅了大老虎和小蒼蠅。
毛主席經常告訴共產黨人應當無所畏懼。要“敢”字當頭, 敢於《鬥私批修》……有些同誌直到現在仍是怕字當頭，有人甚至怕得很厲害，很古怪，而且越發花樣多。怕 字派說：“群眾亂起來了不講道理，不守規矩，鬧得很糟，把習慣秩序打亂，使事情不好辦。”又說：“文化大革命妨礙生產，一鬧，生產就不好進行，計劃無法保 證。”又說：“文化大革命會給反革命鑽空子，右派鬧翻天，鬧得厲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蠻人’等等。他們給革命 師生，革命幹部加了不少頭銜。於是怕群眾、怕大民主就有理由了，在群眾中製造分裂，挑動群眾鬥群眾……。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眾、怕革命。從好的方麵說， 有的想做維持現狀派，但有一種人越走越遠，就隻能為自己垮台創造條件。曆史上從怕群眾到反對群眾，從怕革命到反對革命者不少。希望他們不要再蹈複轍。
有 些人口頭上講並不怕群眾，不怕發動群眾，但是葉公好龍，見了真龍，六神無主。毛主席這故事已講了四十年，難道還不引以為戒嗎？德國進步詩人海涅，自稱是共 產主義者，但是怕共產主義革命。他說：“未來是無產階級的，我是以憂慮的心情說這些話的。”從海涅看來，一旦共產主義革命勝利到來，無產階級掌權，他喜歡 的藝術品會毀壞，他的詩也會毀滅。列寧說：“海涅是個無知者，他認識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在破壞舊世界的同時，還將保留人類文化的精華，並創造出資產階級望塵 莫及的極其輝煌的新文化。”
冒昧地說：有些同誌擔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丟烏紗帽，怕失尊嚴等，於是就同群眾，同無產階級大革命抵觸起來了。 他們挑動工農、幹部鬥學生，標榜自己是受到多數擁護，他們主持的機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把別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們組織圍攻，卻說：“這不過是 辯論會。”圍攻，辯論其界限是什麽？其實隻要我們屁股坐到群眾一邊，站到群眾中去，這個問題是可以懂的。如果隻在怎樣對待群眾上打主意，誰也不能代替回答 這個問題。對待革命串聯也是對待群眾，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把全國文化大革命連成一片，並可識別誰是真革命，誰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
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通訊社在看了紅衛兵後斷論，兩個多月的曆史，已成為七億五千萬中 國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的組織，大概會影響中國人的政治和生活。還說：“如果西方世界的蘇修集團，認為這種狂熱隻是流氓行為或短暫熱情，那不僅是愚蠢的，而 且是危險的。”敵人的觀察比我們的一些同誌還深刻得多，值得我們好好想想。本是我們祖國的事，為什麽會使敵人感到危險呢？現在已經不是封鎖國的時代，文化 大革命正在影響全世界，也更迅速，更高地促進國內的革命化。什麽地方、什麽單位、認真而不馬虎地抓革命促生產，就可以大大促進生產積極性和工農業生產、科 學技術新飛躍，使我國在較短時間內，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在 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堅持階級路線，善於發現不帶括號的左派隊伍，爭取許多搖擺不定的，可東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團結大多數，徹底孤立資產階級右派，揭露玩弄 權術的兩麵派。有人企圖用宗派主義代替黨的階級路線，把革命原則拋到九霄雲外，不理會各種派別帶有政治性、階級性，用血統論代替階級性，企圖混淆階級陣 線，孤立無產階級革命隊伍。
各地流行一種“自來紅”的謬論，宣傳謬論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學生天真地提出的一付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迷惑 一些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反動的血統論。什麽“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地主階級哲學，是徹頭徹尾的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唯心的， 與馬列主義階級分析相對立的。毛主席和黨是重視階級成份出身的，同時反對唯成份論，人們都需要在鬥爭中長期考驗自己，證實自己的世界觀屬於哪一個階級。思 想意識不是天生來的，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是階級鬥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這一個階級，或者反映那一個階級。
馬列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按照自己的社會地 位來說是容易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但是科學社會主義不是那個工人階級自發創造產生的，而是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 他們在那時按其社會地位曾是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列寧、斯大林以至於 毛主席也是一樣。但他們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總結了國際工人運動各個時期的全部經驗，創立和發展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引導工人階級 前進。
有一些工人出身的並不一定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如英國工黨領導人成了反對工人階級的工具，在蘇聯也有一批工人出身的……。現在學生接受“自來紅”、 “自來黑”，劃分“紅五類”、“黑五類”的觀點，製造和散布這一觀點的人，是要製造混亂，毒害青年，否認在革命前進中要不斷改造，否認別人能夠改造，自己 不願革命，也不準別人革命。
不重視階級出身是錯誤的，唯成份論，不重視政治表現也是錯誤的。這些觀點必須批判，離開階級分析去看多數和少數也是錯誤的。
毛主席在黨內，曾長期處於少數地位，卻恰恰代表廣大人民、馬列主義，代表真理，而那些自以為正確的人都失敗了，被群眾拋棄了。不作階級分析，處在超然地位，既不支持多數，也不支持少數，這是不行的，是虛偽的，不偏不倚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無 產階級在曆史上代表最廣大的人民，最偉大的階級。毛主席七月卅一日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指出：我們要求你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按毛主席指出 的，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全人類，否則自己不能最後得到解放。毛主席又指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防止宗派主義，即關門主義。他把關門主義策略叫做孤 家寡人主義，單兵獨馬的策略。無產階級相反，是要招收廣大人馬，好把敵人包圍消滅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孤立一小撮反革 命修正主義分子，取得一個個勝利。
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舊人。無產階級的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一定取代資產階級的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並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說：“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誌就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願實行……”事實證明了毛主席的預見。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說：“……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麵前不愧為英雄稱號，但是經不起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
曆 史的階級鬥爭的確如此，被敵人威脅利誘，潛移默化，站到敵人一邊，先進的變為落後，落後的變為先進，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現出來。我們有些同誌以老革 命自居，做官當老爺，把自己的革命曆史忘得一幹二淨，毛主席批評的官、暮、嬌、驕四氣他們全有。
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不能讓群眾觸動他們的缺德（不是缺點，是 缺德），而是隻想利用黨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動員一批群眾保他們自己。四川南充一個婦女的話應當讀一讀，我引她一句話。她對兩個街道幹部說：“如果這兩個 學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在學校受黨的教育的，出這麽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問題了。”這位普通婦女的話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銳，何 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說：“革命的地委還要我們去保？又不是國民黨的地委，又不是舊政府，為什麽怕群眾？”這位普通工人把問題分析得多麽明白，簡直是毛 澤東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幹部不知高明多少倍。
事實是擺著的，兩條路線還在鬥爭，還在繼續，還會經過多次的反複，階級鬥爭的規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八月 八日通過了《決定》，不過十二天，有個大學的文革委員會就跳出來，提出了對抗綱領，而且印發得很廣。有人對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決定》不感興趣，對他的 綱領卻為之印刷、廣播，不亦樂乎。另一高幹子弟竟稱讚說：“這適合我們的情況，對我們有利。”高幹子弟中有許多好的，較好的，他們可能成為革命的接班人。 有些卻要走修正主義的路。不分析，不一分為二，隻醉心於高幹子弟專權，是完全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我們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條標準去培養接班人。為什麽高幹子 弟要專權？因為他們血統高貴嗎？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要鬥私，批修”。鬥私，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自己頭腦裏的“私”字作鬥爭。批修，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反對修正主義，去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鬥爭。這兩件事情是互相聯係的，隻有很好地鬥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鬥爭進行到底。我們要響應毛澤東的偉大號召，用“鬥私、批修”這四個字為綱，加強對軍隊幹部、地方幹部和紅衛兵的思想教育。要開辦各種學習班，中央辦，地方辦，各個革命群眾組織也可以辦，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通過學習，幫助我們的老幹部，新幹部和革命小將，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頭腦裏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為人民立新功。
劉少奇的兒子也是一位大官的劉源在談論其父劉少奇錯誤問題的文章稱：“我認為，他（劉少奇）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有兩件，都是經長期逐漸積累造成的。
第一件，就是‘大躍進’，以及之後三年的調整不力。
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從一開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很快又開始抵製，但收效甚微。”
“反毛小醜們打著我父母的旗號反毛，其用心是險惡的，中國人民要擦亮眼睛千萬別上當！再說我父母從來沒反毛，對毛是很尊敬的，隻是路線不同，經這三十年檢驗，我父親的方法有問題。”
“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以同情劉少奇的名義反對毛澤東的家夥。”
劉少奇的最後一位夫人王光美說：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鳳凰衛視記者采訪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主持人：“夫人，您是怎樣看待當年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光美沉思片刻說：“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真理往往不在多數人手中。
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就在別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質，找不到解決的方法時候，他能夠看到、看清楚本質，並且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
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說，關於毛澤東的檔案之所以沒有完全公布，不是擔心有損毛澤東的形象，而是可能有損某些人（走資派）的形象。如果說有利於走資派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關於毛澤東的檔案"中的內容存在的話, 當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後第一時間就會公告出來了。
文革中一號走資派是劉少奇。二號走資派就是鄧小平。然而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在被批判打倒免職後的生活待遇是住將軍樓、喝茅胎酒、每天有人倍著打橋牌、天天看報紙。外加有夫人倍伴、配有廚師、司機、秘書、警衛及少量通風報信的官員倍著打橋牌等。二號走資派有此待遇而一號走資派卻沒有? 說明文革中沒有對走資派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隻是免職批判而一切生活上的待遇是按原的。就是下麵的官員知識分子下農場五七幹校參加勞動被後來稱作為"住牛柵"的官員們都是帶"俸祿"的。何況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大官們。對俘虜都優待, 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戰犯投誠的還重用, 抓到的也不殺關在一起接受改造,生活上享受人民解放軍的幹部待遇。
再看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的官方文件中說的《重病在身的劉少奇》由於《病情迅速惡化》，11月12日晨，劉少奇《"含冤"》?逝世。含什麽冤? 劉少奇夫人、兒子都沒有說《"含冤"》?走資派鄧小平說是《"含冤"》是為鄧小平他自己篡權後執政"合法性"服務的。你及你們為劉喊冤為了什麽意圖?
就用百度注釋中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的話說:"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少奇受到錯誤的批判，並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被免除一切職務。1969年10月17日，重病在身的劉少奇被用擔架抬著，空運到河南省開封市，監禁在一個嚴密封鎖的小院內。由於病情迅速惡化，11月12日晨，劉少奇含冤逝世。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給劉少奇予以徹底平反，恢複名譽。添加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恢複他的名譽作了專門的決議。"
這裏沒有說到"劉少奇是被冤枉整治的。而是說"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殘，被免除一切職務。"在走資派鄧小平口中的所為"政治陷害"還成立媽? 走資派鄧小平用實際行動證實了"複辟資本主義的事實。人身摧殘和重病在身都可至死, 何以還要勞命傷財地《用擔架抬著，空運》到另一個地方去進行"人身摧殘"? "監禁在一個嚴密封鎖的小院內"中的"監禁"何意? 即便在位時的這麽大個官下到地方也不是要"監禁"的? 這個"小院"可沒說成是牛棚? 這個"小院"和鄧住的將軍樓比如何? 可惜沒詳細說。
走資派官方文件中說的《重病在身的劉少奇》由於《病情迅速惡化》，11月12日晨，劉少奇《"含冤"》?逝世。含什麽冤?劉少奇夫人、兒子都沒有說《"含冤"》?走資派鄧小平說是《"含冤"》是為鄧小平他自己篡權後執政"合法性"服務的。走資派的吹鼓手們為劉少奇喊冤為了什麽意圖?
現在的網上, 中國官方網都是被走資派控製的, 都是反共反社反毛澤東的。國外的網上幾乎也都是反共反社反毛澤東的。互聯網剛開始普及時的網上還能看到一些不同看法。可能是因為還沒有開發設立禁止的軟件。很快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網上開始大量關閉不喜歡的網站, 刪除不喜歡的文章。如今官方媒體幾乎一致了的是反共反社反毛澤東的。而走資派的幫凶們出書的演講的百度的狗的貓的妓院的等網站上的注釋都是反共反社反毛澤東的。隻有少數的國外的華人網站上還可以看到有關共產黨社會主義毛澤東的各種不同的聲音。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是中國農村最重要的組織形式、製度體係和中國鄉村社會的存在方式。當年毛澤東極力“推廣”人民公社並將它設計為一種獨具特色的製度模式，凝結著他對中同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
這種訴求在於，通過全新的製度安排，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統籌農、林、牧、副、漁，建立一套較完整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製，尋求一條既能避免資本主義弊端，又能改造傳統小農社會，使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的、中國自己的農村現代化乃至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道路。
農村人民公社的設想和具體製度安排，是把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工業、商業、文化教育、軍事國防等統一於農村基層社會組織之中。
1958年，當一些農村在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中自發合並建立大合作社（公社）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此寄予承載中國農村發展前景的厚望：幾十年之後，我國的鄉村將有許多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傳達了毛澤東對於公社的設想：“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當譚啟龍匯報曆城縣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時，毛澤東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在他看來，“農場”隻意味著一種純農組織，而人民公社要綜合經營，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俱全。
農村人民公社凝結著毛澤東對於中國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承載了毛澤東深遠的期望，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在它存續的二十餘年當中，支援了工業化建設，促進了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發展了農業生產，以較低的成本滿足了廣大農村對醫療衛生保障和基礎教育等方麵的基本需求。
然而，由於時代的局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張力、戰略設想與戰術實現之間的配置等問題，毛澤東在推廣農村人民公社時所賦予它的價值訴求沒能充分顯現出來，但卻為今天的農村發展道路留下許多令人深思的空間。
人民公社解體、利益聯結機製消失後的這些年來，農村耕地和山林因切塊承包，以一家一戶為一個小生產單位，責任到戶，形成了碎片狀的“井田”或“西瓜田”，農戶利益也由此而碎片化。
一方麵，由於生產單位小，每家每戶獨立核算，生產分配完全自主並各自為政，從而各自利益也是互相分立的。
另一方麵，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同一地區相互分立的農戶在生產上往往相互搬套，同質同構，因而在出售農產品時常常相互競爭，這就加劇了利益的衝突。
並且，單個農戶在購買生產資料時，交易成本高，還因勢單力薄的弱談判地位常常受中間商的欺詐和盤剝。這些既是農戶利益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反過來也加劇這種碎片化程度。
由於農民利益的分立和碎片化，導致了當下一係列的“三農”問題。
其中最突出是農村公共設施失於維護和公共事業建設難的問題。以水利為例，賀雪峰對其家鄉湖北荊門5個村的調查材料顯示：自1958年開始，曆時8年，調集4縣10萬民工施工修建的漳河水庫，最高可以灌溉200萬畝以上農田，5個村的幾乎所有農田可以直接受灌。
然而現在該水庫灌溉能力不足百萬畝，這5個村“已經十多年沒有見到漳河水了。”另外還有一個1976年修建的可灌溉1.4萬畝農田的新賀泵站，曾經為其中4個村的耕地供水，而今也因河道長期得不到清淤，水渠被毀，可灌溉耕地不足千畝。
水利是一項隻有組織起來才可以建設的事業。在農民利益分立的情況下，即便是小水利建設也因成本居高和“公地悲劇”而無人問津。每一塊農田對水的渴望並不能自然帶來建設大水利的合作，即便以前有的龐大水利工程設施，也因與利益碎片化的農戶組織生產之方式有衝突而得不到維護，即水利的維護和興建失去了組織支撐。
水利設施建設如此，其他公共事業（如村莊道路、供電、初級教育、初級醫療等）也類似。山林也同樣存在因劃片承包、分散管理而疏於保護甚至毀林開荒等問題。
農戶利益碎片化已成為當下農民增收的製約瓶頸。無論是購買生產資料還是出售自己的農副產品，個體農民並不具有市場的溢價能力與籌碼，極大地製約了農民勞動成果價值的實現。
同時，農民在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更無力與資本抗衡。最為明顯的是單個農戶與投資者的信息極度不對稱，無法判斷土地的增值前景，也難以提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要求，因而土地承包租金低端固化。林地的經營權流轉情況更不容樂觀。
例如廣東某縣山地使用權的流轉期限為30年，第一個十年，每畝山地農民得到6元，第二個十年得8元，第三個十年得10元。更有甚者，某大型木本油料專業種植基地的山地租金，每畝僅為1-2元。再者，農民進行集體勞動的體製性條件已不存在，這使得需要合作才能開發的產業幾乎成為不可能。
當農民在“一畝三分地”上的純農勞作無法滿足基本生計的時候，隻能離鄉背井進城打工尋找出路，這實際上是許多農民拋地並惡性循環的起點。
由農戶利益碎片化而引致的種種問題，彰顯了組織起來構建利益共同體的必要和迫切。然而，集體經濟瓦解後，集體經濟的負麵影響被誇大，使得不少人“談合色變”。
今日農村，雖然已有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工商業，但在農業中，農村剩餘勞動力因為不能組織起來，而致他們無法改善與自己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品供給問題，成為當今不少農村破敗不堪的一個重要原因。
走資派鄧小平廢除了人民公社，實行家庭承包為主的責任製，不可能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以公有製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製為主體。一家一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不可能實現農業現代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