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文革的暴力己成喪心病狂

妖魔化文革的暴力己成喪心病狂

 

 

至於儒家說的什麽秦始皇“殘暴”，無非是指他消滅了六國諸侯，建立了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焚書坑儒。林彪也大罵“秦始皇焚書坑儒”，還別有用心地攻擊秦始皇“不民主”。其實，消滅六國諸侯，焚書坑儒，都是革命行動，是實現中國的統一，鞏固新興的封建製度所必需的，是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

秦始皇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對農民當然也是實行暴力統治的。

但儒家所說的秦始皇的“殘暴”，顯然並不是指這個方麵，而是指他對奴隸主複辟勢力的鎮壓。

其實，在中國曆史上，最殘暴的是代表沒落反動階級的儒家。儒家滿口“仁義道德”，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卻十分毒辣凶狠。他們對革命人民和法家的鎮壓和屠殺，手段之殘暴無所不用其極。

這幫反動家夥對革命人民哪裏有什麽民主? 在他們拚命要恢複的奴隸製度下，奴隸主對奴隸有什麽民主? 趙高這個儒，代表著沒落奴隸主勢力，他上台後，就瘋狂屠殺了大批法家革新派。

他對革命的勞動人民的鎮壓，就更加凶惡了。儒家殺人的血腥曆史事實告訴我們：複辟勢力上台，革新者就會人頭落地，廣大勞動人民更要深受其害;對於複辟勢力，隻有實行專政，實行獨裁，才能鞏固新興的社會製度，鞏固國家的統一。秦朝之所以滅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革命暴力運用得還不夠，對反革命的儒殺得太少，有一些漏網了，有一些養起來了，鎮壓反革命不夠徹底。

這些反革命的儒、奴隸主複辟勢力的存在，正是趙高篡權、妄圖複辟的社會基礎;也是後來乘農民起義之機大搞複辟活動的反動力量。

秦末農民大起義與法家路線的繼續推行

馬克思指出：“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秦朝是地主階級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從封建製度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著農民階級和地主階 級對抗性的矛盾。這是封建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現。秦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應該從這種基本矛盾的發展和激化中去尋找。

秦始皇畢竟是一個封建帝王，在剝削、壓迫勞動人民這一點上，他所代表的地主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特別是他修造阿房宮、驪山墓，濫用了民力，妨礙了生產，激起勞動人民的反對。秦始皇在位的時候，就已經有一些小規模的農民反抗鬥爭。

但是，“失在於政，不在於製”，當時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基本上還是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係也正在不斷調整，大體上是相適應的，生產力有所發展。秦始皇堅持法家路線，打擊矛頭主要指向六國舊貴族，指向以儒家為代表的複辟勢力。“焚書坑儒”，鎮壓奴隸主貴族複辟勢力，是廣大農民所擁護的。當時，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還沒有激化到大規模外部對抗的程度。

鑽進新興地主階級政權內部的奴隸主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趙高篡權以後，中斷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線，逐步推行複辟倒退的儒家路線。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社會性質雖然還沒有根本的變化，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卻大大加重了。

這種奴隸主式的殘酷壓榨，使當時的社會基本矛盾激化起來，導致了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的爆發。“在中國封建社會裏，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曆史並沒有按照複辟勢力的代表趙高的主觀願望向後倒退，而是恰恰相反，趙高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秦末農民大起義打擊了趙高操縱的正在開曆史倒車的反動政權，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同時也沉重地 打擊了奴隸主複辟勢力，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曆史的進步作出了貢獻。這在客觀上也為法家路線的繼續推行掃清了障礙。

趙高把持的反動政權是當時繼續推行法家路線的主要障礙，不推翻它，社會就不能繼續前進。新興地主階級革新派對於趙高的反革命行徑曾經進行了程度不同的鬥爭。

在趙高篡權之際，蒙恬、蒙毅看出了趙高是“孽臣逆亂”，上書反抗。在趙高篡權之後，李斯逐漸認清了趙高的反革命猙獰麵目，想要起來進行鬥爭，曾上書揭露趙高有“邪佚之誌，危反之行”，建議秦二世鏟除這個國家的禍害?。

他們受時代、階級和自己的思想的局限，隻是把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而不是充分運用自己掌握的軍事、 政治力量進行鬥爭，不依靠當時整個新興階級的力量，更不知道也不可能依靠和發動人民群眾。

而且，大勢已去，悔之晚矣!結果，不但無濟於事，反而遭到複辟勢力更狠毒的迫害和殺害。在趙高的反動統治下，“宗室振恐”，“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眾”;但卻沒有一個人能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

反對奴隸主貴族複辟的曆史任務，自然地落到了革命農民身上。農民革命的風暴一起來，趙高操縱的這個貌似強大的反動政權，就象紙糊的房子一樣倒塌了。

“散處閭巷之間”的“六國公族”是推行法家路線的又一障礙。秦始皇當權的時候曾通過遷徙、收兵器、焚書坑儒等措施，對六國舊貴族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防範和鎮壓。

但是，地主階級畢竟也是剝削階級，它本身的階級局限性，決定了它對舊貴族采取的這種自上而下的措施的局限性，不可能從思想上、政治上徹底清除這些複辟勢力。

在農民起義的過程中，這些以各種偽裝潛伏在各地的反動家夥乘機紛紛跳了出來，也要“造反”，有的混進農民起義隊伍，企圖借農民軍的力量實現自己的野心，“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

有的擁兵自立，割地稱王;有的妄圖用儒家的反動理論影響起義軍領袖，以改變農民鬥爭的方向。農民革命的英雄們飽嚐了諸侯割據的苦難，堅決粉碎了複辟勢力“立六國後”的陰謀。

農民起義軍的傑出領袖陳勝堅決拒絕了混進農民起義隊伍的孔丘後代孔鮒要他“興滅繼絕”的反動 說教，他說：“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毅然決然地建立了農民革命政權。

後來，由於六國舊貴族和混進農民起義隊伍的反動儒生的破壞和起義隊伍本身的某些 弱點，陳勝、吳廣起義最後是失敗了。但是，在農民大起義期間，奴隸主複辟勢力受到了農民軍的沉重打擊。原關東六國各地仍然保存著的奴隸製殘餘也被進一步掃除。儒家的反動政治路線遭到了慘重的失敗。

在秦末農民戰爭之後，又經曆了以項羽和劉邦為代表的儒法兩條路線的大搏鬥。這場大搏鬥又以 法家路線的勝利而結束。劉邦繼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在女政治家呂雉和法家蕭何、張良等協助下，為創建和鞏固中央集權的西漢封建王朝進行了多次重大的鬥爭。

劉邦、呂雉以後，文、景、武、昭、宣幾個皇帝也都是堅持法家路線的。他們經過一百多年的反複鬥爭，基本上打垮了奴隸主殘餘勢力的複辟活動，打敗了不斷侵擾的匈奴奴隸主軍事政權，捍衛了新興的封建製度和國家的統一。

秦始皇開創的封建大一統局麵，到漢武帝的時候基本上得到鞏固。正是在秦皇、漢武這個時代，我國初步形成了強大的統一的國家，這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大進步。

盡管文章寫於1974年，內容又是分析秦朝覆亡的原因，可是讀起來卻感到其中每一個字都是在寫當今中國，在寫毛主席逝世後的中國40多年，甚至其中每一個具體事件每一個具體人物，都能夠從最近40多年的曆史演變中找到原型。

正是因為文章極其準確地預見到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窮人政權覆亡的全部過程——準確得似乎不是在預見而是在回顧——才會讓人讀起來如此的驚心動魄，如此的感慨萬千。之所以感慨萬千，是因為我們看到了早在1974年以前，包括江青在內的文革派，就知道了主席逝世後會發生什麽，包括自己會被判處死刑等每一個細節，都預先知道得清清楚楚。

文中寫得十分明白，秦始皇生前執行法家路線的所有人，後來全部被盡數處死，無一人幸免。可是，明知死到臨頭的江青卻十分平靜地端坐於寓所之中，既沒有進行任何反擊的準備，更沒有提出投降求生的要求。

在此，我們十分真切地看到了理想主義者的內在悲劇：不是不能為之，而是不去為之。如同哲學家培根所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這既是中國曆史上所有變革者悲劇的共同根源，更是當代中國左派擺脫困境最大的道德障礙，是中國左派與右派相比最大的選擇劣勢。左派受內在道德的約束，往往隻堅持選擇那些高尚手段，而對明知成功有效的那些卑鄙手段，往往是連想都不想地便棄之不用;而右派則沒有任何道德約束，在政治鬥爭中完全是不擇手段。

由於左派總是有所顧忌，右派總是不擇手段，所以吃虧的往往總是左派。大家從文章中可以看到，江青等對秦朝滅亡原因看得十分清楚：“秦朝之所以滅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革命暴力運用得還不夠，對反革命的儒殺得太少，有一些漏網了，有一些養起來了，鎮壓反革命不夠徹底。”這的確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

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就在於充分運用了革命暴力，僅一天之中判決的死刑犯就超過一千四百人。英國大革命同樣是殺得反革命哀鴻遍野，革命領袖克倫威爾甚至意猶未盡地說“如果不是英吉利海峽的阻擋，我會把歐洲大陸的反革命也殺得血流成河”。所以，法國左派勝利了，英國左派也勝利了，包括對反革命進行暴力鎮壓的所有國家，左派全都獲得了勝利，成功建立了民主製度。

唯獨中國左派失敗了，不僅沒有鎮壓一個走資派，反倒遭到了走資派的全部鎮壓。連身為國母地位的江青都被判處了死刑，跟隨造反的左派會被鎮壓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據說僅河南一個省份遭到鎮壓和處分的左派就約有上百萬人。妖魔化文革的暴力己成喪心病狂。

 

 

[yongbing1993]

走資派特色政府中的《無原則》





《無原則》是走資派特色政府中的一大特色。

作為一個黨或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首要的職責，就是帶隊領路，把準方向。首要的品格，就是原則性。在大是大非麵前，態度清晰明朗，不能胡裏胡塗。

可是，走資派鄧小平叫大家《不管姓社姓資》，不管《姓公姓私》，麵對如此重大的大是大非問題，《不要爭論》，《不準爭論》，要大家不管黑白摸著石頭過河，強勢推出馳名遐邇的鄧小平“貓論”。

走資派鄧小平的那個“貓論”，就是“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本來，這是一個十分生動的褒義民諺，當人們需要打破陳規陋習的時候，用以鼓勵人們的創新精神。

但是這句諺語被板凳走資派鄧小平加以理論運用，並進行廣泛倡導之後，卻變成了不講原則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

不管黑貓白貓，不管用什麽手段，那怕喪失原則也行，反正能撈錢就是好貓。

這就為各級官員們亂收費，搞灰色收入，貪汙受賄，私吞國企提供依據，為走資派在私有化的路上狂奔提供理由。

將中國共產黨一貫所強調的思想政治方麵的原則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這就是：

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一些人，也都偶爾搖卜郎鼓似的叮當幾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當真嗎？笑話，玩玩而已，走資派鄧小平們是糊弄人民的。

第一，堅持社會主義了嗎？被走資派鄧小平們糊弄沒了，變成有特色的不姓社的資本主義社會（相當一部分中小城市的經濟，已經百分百私有化了）。

第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了嗎？被走資派鄧小平們糊弄沒了，變成專政無產階級的工具(工人和農民都成了被專政的新的無產階級)。

第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了嗎？被走資派鄧小平們糊弄沒了，變成鏟公黨領導，專門鏟除公有製。

第四，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嗎？被走資派鄧小平糊弄沒了，變成由五塊板塊組成的理論。這五塊板塊是：貓論，摸論，不爭論，允許官們先富論，最後轉型“資本論”。　　

走資派鄧小平們允許黨員去當資本家，允許資本家來入黨，模糊黨的階級性，變成走資派特色黨。

中國共產黨原本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共產黨的理想和目標是共產主義。

一個資本家，不是“過去時”的資本家，而是“現在正在進行時”的資本家，他現在的身份就是資本家，怎麽卻成了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隊員？

走資派鄧小平們生產的資本家，現在正在幹的是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怎麽卻是踐行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走資派鄧小平們生產的資本家，現在正在嘔心籌謀擴展資本家和走資派合夥開的私企，怎麽卻有共產主義理想？

支部大會和黨委會怎麽就通過並批準了資本家加入共產黨？

走資派鄧小平們生產的資本家，中國真奇妙，能夠為世界創建出如此奇妙的咄咄怪事。

而在“中共“黨員中私營企業主（或資本家）所占的比例已達5.1％以上。嘿！更有甚者，不止是資本家可以入黨，共產黨員可以當資本家。

而且有幾百個身為資本家的共產黨員已經進入省、縣、鄉等地方各級黨委領導機構，也就是說，資本家已經成了共產黨的某一方麵領導機構的主要領導成員。哈哈哈！　　

世界各國的領導，有如此無原則的嗎？有哪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喪失資本主義原則？有哪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喪失社會主義原則？噢，倒有一個，戈爾巴喬夫。我們失掉排名第一，隻好屈居第二。　

[yongbing1993]

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1949年元旦,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澤東揮動如椽之筆撰寫5篇評論文章,《別了,司徒雷登》是第二篇，全文共3000多字，其中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約占全文的六分之一。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之時，毛澤東為什麽在評論文章中點名司徒雷登? 這文中的司徒雷登又是何許人也?

一語雙關,揭開司徒雷登的“麵紗”

司徒雷登,全譯為約翰·雷登·司徒。美國人，但出生於中國杭州,父親是傳教士。青少年時期他回美國完成學業,此後,作為美國基督教南長會的傳教士攜妻子再次回到中國,1919年出任燕京大學校長。經過不到10年的時間,他就把燕京大學辦成了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齊名的一流大學。從客觀上講,學校對提高中國學生的國際視野和人文修養都是有幫助的,也培養出一批人才。但在中國推行美國的政治製度,始終是司徒雷登的主要目的。

1946年6月24日,馬歇爾就“國共兩黨和談”調停失敗。7月份,剛過完70歲生日的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馬歇爾當初之所以把我拉進他所致力的建立聯合政府的事業,是由於我享有自由派美國人之聲譽,對全體中國人都心存友好,以及並無對任何派別和思想學派的明顯偏愛。”而實際情況是這樣嗎?

司徒雷登選定在中國實現他理想的人物是蔣介石。他始終認為“共產黨問題”不是依靠軍事手段所能解決的,所以“調停”期間,他特別熱衷於幫助蔣介石開成“國大”。國共談判破裂之後,他積極建議,在馬歇爾主持下改組國民黨軍隊,給蔣以技術援助,派技術顧問,用援蔣來壓共產黨就範。

在這其中司徒雷登扮演的角色是美國在中國推行政治製度的代表。司徒雷登是一個美國人,後來更成為美國政府的代表,雖然他一向以中國人民的朋友自居,卻一直在自覺不自覺地執行美國的侵略政策,這就使他不能不成為美國侵華的象征性人物。

“別了,司徒雷登”的巧妙之處就在於一語雙關,題麵明言司徒雷登離開中國,題底隱喻美帝主義對華侵略政策的失敗。它尖銳地嘲諷了司徒雷登的滾出中國和美國對華侵略政策的徹底失敗。

一針見血，直指美國侵華的本質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達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當天,美國國務院發表題為《美國與中國關係——著重1944-1949年時期》的白皮書。

《白皮書》敘述了美國和中國過去和現在的關係,其中著重說明了1944年到1949年間中國的形勢和美國的對華政策。嚴厲地指責國民政府腐敗無能,透露了美國援助蔣介石的許多證據,呈現了美國助蔣反共的政策。

與白皮書同時見於公眾的還有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從這封信中,人們能了解到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的用心所在。

例如在談到抗戰勝利後美國政府派馬歇爾使華的原因時,艾奇遜指出:“我們當時的政策是基於兩個目的,一個目的是在政府能趨於穩定並沿著民主的途徑進步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另一個目的是協助國民黨政府盡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其權威。事實證明,第一個目的由於雙方都不願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實現的。在中共方麵,他們拒不接受將削弱他們一貫堅持的目的——全中國共產主義化——之自由的條件;在國民黨方麵,他們不顧美國軍事代表的屢次忠告,仍然抱著武力摧毀共產黨的幻想。”

所以《白皮書》一經問世,立即遭到中共的抨擊,並在全國掀起了斥責《白皮書》高潮。

1949年8月12日,即在白皮書發表的一周後,新華社以“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為題,發表了第一篇評論文章。緊接著，在從8月14日至9月16日一個月的時間裏,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又親筆撰寫了5篇評論文章，以新華社社論的形式陸續公開發表,對白皮書進行了透徹的分析與批判。

毛澤東對白皮書進行批判時,更多的是把它作為一個反麵教材,引導那些對美國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過現象看本質,去認識美國當權者向國民黨提供多達21億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內戰,導致中國老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真實麵目,從而一方麵爭取更多的中間派人士對革命和共產黨的支持,另一方麵進一步激發解放區廣大軍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意誌和決心。

一石三鳥，表達中國人民的心聲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毛澤東用這段生動的文字既直白而又形象地描繪出了司徒雷登離華時的尷尬與無奈,也影射和諷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同時還明確地表達出了中國共產黨對司徒雷登個人的看法,達到了“一石三鳥”的目的。

司徒雷登自1946年7月出任大使後,幾乎所有的行動都是與抵製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他堅信蔣介石是中國唯一能抵抗共產主義的人,認為凡是反共者都是實現民主自由道路上的同路人,因而在某些方麵比美國政府走得更遠。

中國的知識界曾對司徒雷登的印象很好。但司徒雷登當上美國駐華大使不久,他那“愛中國也愛美國”的形象就開始崩塌。1946年11月,司徒雷登與國民黨政府經過談判,簽署了使中國進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條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個條約使中國在經濟上更加依附於美國,受到國內各方麵人士的強烈譴責。

更令中國人憤怒的是司徒雷登對美國的扶日反共政策的堅決支持。1948年6月,當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對美國扶日政策的愛國運動時,司徒雷登公開發聲,力挺美國扶日政策。司徒雷登在公開講話中聲稱,扶日是為了“製止共產主義”。對此,全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大、中學生紛紛表示極大的不滿。燕大學生自治會決議聯絡各校罷課以示抗議,並要求司徒雷登辭職。

1949年,國民黨政權崩潰在即,司徒雷登意欲通過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關係、燕京大學的師生關係,影響新中國的政策,繼續維護美國在華利益。

後來司徒雷登又準備訪問北京,想與毛澤東、周恩來直接麵談,遭到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否決,司徒雷登隻得離開中國。白皮書中曝光了許多司徒雷登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其中不乏他對中共的偏見,所以才有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以及“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這樣的說法。

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真實地表達了中國人民的心聲。人民大眾已經看清了司徒雷登雖然一向以中國人民的朋友自居,卻一直在更為積極主動地執行著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

[yongbing1993]

毛澤東親筆撰寫了五篇評論文章






毛澤東為什麽要寫《別了，司徒雷登》等評論？《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是毛澤東當年為批駁美國政府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為新華社撰寫的五篇評論文章中的第二篇。白皮書到底是怎樣的一部“書”呢？這還要從白皮書出台的經過說起。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達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當天，美國國務院就中美關係問題發表了一部重點介紹從1944年至1949年期間美國對華關係的報告書，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著重1944—1949年時期》。

這部報告書（即白皮書）是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征得了杜魯門總統的同意後，組織國務院工作人員編纂的。全書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外加收錄在內的《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及《中美關係大事紀年表》，共1054頁，100多萬字。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用五分之一的內容，介紹了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50年各個不同曆史階段，美國對中國局勢的看法及政府的對華政策。其餘五分之四的篇幅等於是文件匯編，收集了近200篇美國政府官方發表過或未發表過的、與對華關係有關的文件。其中既有美國總統有關的演說詞、與國民黨政府往來的函件及電報、聲明，以及幾乎所有與中國有關的條約、協議、法案，也有相關的會談紀要、任命、國民黨和其發表的社論、聲明和文告等，還有相當一部分美國派駐中國的特使及大使給國務院寫的例行報告。

與白皮書同時見之於公眾的還有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在信中，艾奇遜把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其自身的無能，以及聽不進美國的意見。從這封信中，人們輕而易舉地就可了解到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的用心所在。

由此可見，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主要是出於三個方麵的考慮：

其一，對內平息國會中反對黨派和美國公眾就總統對華政策失敗而發出的指責，為自己辯護。

其二，揭露蔣介石政府過去幾年與美國的實際關係，以表明國民黨政府的倒台主要責任不在美國政府方麵，而是由於國民黨本身的無能。

其三，推卸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責任，對外重塑和平者的形象。

白皮書一經問世，便在中美關係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甚至包括那些美國政府內部與國務院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意見相左的人，都對白皮書的發表做出了異乎尋常的強烈反應。

白皮書裏關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指責完全是歪曲事實的，特別是司徒雷登有關中共方麵的片麵的報告更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8月12日，即在白皮書發表的一周後，新華社以《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為題，發表了第一篇評論文章。緊接著，在從8月14日到9月16日一個月的時間裏，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又親筆撰寫了五篇評論文章，以新華社社論的形式陸續公開發表，對白皮書進行了透徹的分析與批判。

毛澤東認為，通過對白皮書的討論，人們可以對中美關係、中蘇關係、100年來的中外關係、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係、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應取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整個對內對外關係中應取的態度等，有一個全麵的、清醒的認識。因此，白皮書的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是一件好事。

可見，毛澤東在對白皮書進行批判時，更多的是把它作為一個反麵教材，引導那些對美國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過現象看本質，去認識美國當權者向國民黨提供多達21億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內戰，導致中國老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真實麵目，從而一方麵爭取更多的中間派人士對革命和對共產黨的支持，一方麵進一步激發解放區廣大軍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意誌和決心。


《無可奈何的供狀一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

毛澤東又親筆撰寫了五篇評論文章：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別了，司徒雷登》

《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

《“友誼”，還是侵略?》

《唯心曆史觀的破產》

[yongbing1993]

橫渡長江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

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

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麽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

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麽事做了，隻好挾起皮包走路。

轉載《別了，司徒雷登》

作者: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係，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係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係統看來，他隻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係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借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線鞏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歐洲進攻。美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戰線，它是認為比較地鞏固的。這些就是美國侵略者的整個如意算盤。
　　
可是，一則美國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戰爭；二則歐洲人民的覺悟，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聳立在歐亞兩洲之間，頑強地抵抗著美國的侵略政策，使美國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則，這是主要的，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民眾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地強大起來了。這樣，就迫使美帝國主義的當權集團不能采取大規模地直接地武裝進攻中國的政策，而采取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美國的海陸空軍已經在中國參加了戰爭。青島、上海和台灣，有美國的海軍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都駐過美國的軍隊。美國的空軍控製了全中國，並從空中拍攝了全中國戰略要地的軍用地圖。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鎮，在長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膠東半島，美國的軍隊或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民解放軍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美國的空軍除替蔣介石運兵外，又炸沉了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參戰的行動，隻是還沒有公開宣布作戰，並且規模還不算大，而以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國之所以采取這種方式，是被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係統不想直接侵略中國。在助蔣作戰的開頭，又曾演過一出美國出麵調處國共兩黨爭端的文明戲，企圖軟化中國共產黨和欺騙中國人民，不戰而控製全中國。和談失敗了，欺騙不行了，戰爭揭幕了。
　　
對於美國懷著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一看艾奇遜的話：“和平來到的時候，美國在中國碰到了三種可能的選擇：（一）它可以一幹二淨地撤退；（二）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幹涉，幫助國民黨毀滅共產黨；（三）它可以幫助國民黨把他們的權力在中國最大可能的地區裏麵建立起來，同時卻努力促成雙方的妥協來避免內戰。”
　　
為什麽不采取第一個政策呢？艾奇遜說：“我相信當時的美國民意認為，第一種選擇等於叫我們不要堅決努力地先做一番補救工作，就把我們的國際責任，把我們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統統放棄。”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就是幹涉中國。幹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幹涉就叫做對華友好，不幹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裏強奸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
　　
為什麽不采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二種供選擇的政策，從理論上來看，以及回顧起來，雖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卻是完全行不通的。戰前的十年裏，國民黨已經毀滅不了共產黨。現在是戰後了，國民黨是削弱了，意誌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這在前文已經有了說明。在那些從日本手裏收複過來的地區裏，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為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產黨卻比以往無論什麽時候都強盛，整個華北差不多都被他們控製了。從國民黨軍隊後來所表現的不中用的慘況看來，也許隻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來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準。我們因此采取了第三種供選擇的政策……”
　　
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毀滅共產黨”，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
　　
國民黨腐敗無能，“意誌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幹涉，在“理論上”是妥當的。單就美國統治者來說，“回顧起來”，也是妥當的。因為這樣做起來實在有興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實上是不行的，“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準”。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人的帝國主義係統——不想幹，幹是很想的，隻是因為中國的形勢，美國的形勢，還有整個國際的形勢（這點艾奇遜沒有說）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條路。
　　
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裏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說。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麵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像沒有失敗的樣子的歐洲馬歇爾計劃陷入全盤崩潰的慘境。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隻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隻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麽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麽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麵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麽。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炮、火箭炮、榴彈炮、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鬆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麽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麽事做了，隻好挾起皮包走路。
　　
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它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麵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記錄。先進的人們，應當很好地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yongbing1993]

毛澤東關於《西藏平叛》談話





關於西藏平叛[1]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對於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們隻同情少數人，不同情多數人，一百個人裏頭，同情幾個人，就是那些叛亂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幾的人。在外國，有那麽一些人，他們對西藏就是隻同情一兩萬人，頂多三四萬人。西藏本部(隻講昌都、前藏、後藏這三個區域)大概是一百二十萬人。一百二十萬人，用減法去掉幾萬人，還有一百一十幾萬人，世界上有些人對他們不同情。我們則相反，我們同情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而不同情那少數人。

那少數人是一些什麽人呢?就是剝削、壓迫分子。講貴族，班禪[2]和阿沛[3]兩位也算貴族，但是貴族有兩種，一種是進步的貴族，一種是反動的貴族，他們兩位屬於進步的貴族。進步分子主張改革，舊製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舊製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西藏地方大，現在人口太少了，要發展起來。這個事情，我跟達賴[4]講過。我說，你們要發展人口。我還說，你們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讚成你們信。但是，有些規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們一百二十萬人裏頭，有八萬喇嘛，這八萬喇嘛是不生產的，一不生產物質，二不生產人。你看，就神職人員來說，基督教是允許結婚的，回教是允許結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許結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結婚，不生產人。同時，喇嘛要從事生產，搞農業，搞工業，這樣才可以維持長久。你們不是要天長地久、永遠信佛教嗎?我是不讚成永遠信佛教，但是你們要信，那有什麽辦法!我們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隻能各人自己決定。

至於貴族，對那些站在進步方麵主張改革的革命的貴族，以及還不那麽革命、站在中間動動搖搖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麵的中間派，我們采取什麽態度呢?我個人的意見是:對於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莊園，是不是可以用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即實行贖買政策，使他們不吃虧。比如我們中央人民政府把他們的生活包下來，你橫直剝削農奴也是得到那麽一點，中央政府也給你那麽一點，你為什麽一定要剝削農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農奴製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製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製度。貴族坐在農奴製度的火山上是不穩固的，每天都覺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個農奴製度了，不要那個莊園製度了，那一點土地不要了，送給農民。但是吃什麽呢?我看，對革命的貴族，革命的莊園主，還有中間派的貴族，中間派的莊園主，隻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麵，就用贖買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現在是平叛，還談不上改革，將來改革的時候，凡是革命的貴族，以及中間派動動搖搖的，總而言之，隻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邊的，我們不使他吃虧，就是照我們現在對待資本家的辦法。並且，他這一輩子我們都包到底。資本家也是一輩子包到底。幾年定息[5]過後，你得包下去，你得給他工作，你得給他薪水，你得給他就業，一輩子都包下去。這樣一來，農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農民就不恨這些貴族了，仇恨就逐漸解開了。

日本有個報紙哇哇叫，講了一篇，它說，共產黨在西藏問題上打了一個大敗仗，全世界都反對共產黨。說我們打了大敗仗，誰人打了大勝仗呢?總有一個打了大勝仗的吧。隻有人打了大敗仗，又沒有人打了大勝仗，哪有那種事?你們講，究竟勝負如何?假定我們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打了大敗仗，那末，誰人打了大勝仗呢?是不是可以說印度幹涉者打了大勝仗?我看也很難說。他打了大勝仗，為什麽那麽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呢?你們看我這個話有一點道理沒有?

還有個美國人，名字叫艾爾索普，寫專欄文章的。他隔那麽遠，認真地寫一篇文章，說西藏這個地方沒有二十萬軍隊是平定不了的，而這二十萬軍隊，每天要一萬噸物資，不可能運這麽多去，西藏那個山高得不得了，共產黨的軍隊難得去。因此，他斷定叛亂分子滅不了。叛亂分子滅得了滅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這個疑問。因為究竟滅得了滅不了，沒有親臨其境，沒有打過遊擊戰爭的人，是不會知道的。我這裏回答:平叛不要二十萬軍隊，隻要五萬軍隊，二十萬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們就五萬人(包括幹部)在那裏，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們撤了三萬多，剩下一萬多。那個時候我們確實認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後，如果還不讚成，我們還可以推遲，是這樣講的[6]。你們曉得，整個藏族不是一百二十萬人，而是三百萬人。剛才講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後藏)是一百二十萬人，其他在哪裏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來西康[7]區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兒蓋、鬆潘、阿壩那些地方。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萬人。第三是甘肅南部。第四是雲南西北部。這四個區域合計一百八十萬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現在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族地區都改革了，人民武裝起來了。藏人扛起槍來，組織自衛武裝，非常勇敢。這四個區域能夠把叛亂分子肅清，為什麽西藏不能肅清呢?你講複雜，原西康這個區域是非常複雜的。原西康的叛亂分子打敗了，跑到西藏去了。他們跑到那裏，奸淫虜掠，搶得一塌糊塗。他要吃飯，就得搶，於是同藏人就發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萬多人。一萬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從哪裏來呢?就在一百二十萬人中間吃過來吃過去，從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經吃了一年了。這回我們把叛亂分子打下來，把他們那些槍收繳了。比如在日喀則，把那個地方政府武裝的槍收繳了，江孜也收繳了，亞東也收繳了。收繳了槍的地方，群眾非常高興。老百姓怕他們三個東西:第一是怕他那個印，就是怕那個圖章；第二是怕他那個槍；第三，還有一條法鞭，老百姓很怕。把這三者一收，群眾皆大歡喜，非常高興，幫助我們搬槍枝彈藥。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裏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的腳骨拿來作樂器，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這樣野蠻透頂的叛亂分子完全能夠滅掉，不需要二十萬軍隊，隻需要五萬軍隊，可以滅得幹幹淨淨。滅掉是不是都殺掉呢?不是。所謂滅掉，並不是把他們殺掉，而是把他們捉起來教育改造，包括反動派，比如索康[8]那種人。這樣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來，悔過自新，我們不殺他。

再講一個中國人的議論。此人在台灣，名為胡適[9]。他講，據他看，這個“革命軍”(就是叛亂分子)滅不了。他說，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占領了安徽，但是沒有去徽州。什麽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複雜。日本人連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個山共產黨敢去?我說，胡適這個方法論就不對，他那個“大膽假設”是危險的。他大膽假設，他推理，說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產黨難道敢去嗎?因此結論:共產黨一定不敢去，共產黨滅不了那個地方的叛亂武裝。現在要批評胡適這個方法論，我看他是要輸的，他並不“小心求證”，隻有“大膽假設”。

有些人，像印度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點，他們有兩麵性。他們一方麵非常不高興，非常反對我們三月二十日以後開始的堅決鎮壓叛亂，非常反對我們這種政策，他們同情叛亂分子。另一方麵，又不願意跟我們鬧翻，他們想到過去幾千年中國跟印度都沒有鬧翻過，沒有戰爭，同時，他們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經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兩國訂了條約[10]，就是聲明五項原則的那個條約，他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的領土。他們留了一手，不做絕。英國人最鬼，英國外交大臣勞埃德，工黨議員這個一問，那個一問，他總是一問三不知，說:沒有消息，我們英國跟西藏沒有接觸，在那裏沒有人員，因此我無可奉告。老是這麽講。他還說，要等西藏那個人出來以後，看他怎麽樣，我們才說話。他的意思就是達賴出來後，看他說什麽話。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11]。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12]裏頭要講這件事。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隻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麽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裏是他的父母之邦，生於斯，長於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

總理的報告裏頭要講希望達賴回國。如果他願意回國，能夠擺脫那些反動分子，我們希望他回國。但是，事實上看來他現在難於回國。他脫離不了那一堆人。同時，他本人那個情緒，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來的，而班禪是要回來的。那時，總理勸解，可能還有尼赫魯[13]勸解，與其不回不如回。那個時候就跟他這麽講:你到印度有什麽作用?不過是當一個寓公，就在那裏吃飯，脫離群眾，脫離祖國的土地和人民。現在，還看不見他有改革的決心。說他要改革，站在人民這方麵，站在勞動人民這方麵，看來不是的。他那個世界觀是不是能改變?六十年以後也許能改，也許不要六十年。而現在看來，一下子要他回來也難。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麵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但是，我們文章不做絕了。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關於西藏問題的部分。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外國勢力支持下，蓄意破壞《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實行，公開宣布“西藏獨立”。十七日，達賴喇嘛逃往印度。十九日，叛亂分子發動對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隊和中央代表機關的全麵進攻。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於二十日對拉薩叛亂武裝實施反擊，並相繼平息了其他地區的武裝叛亂，維護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2]班禪，即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一九三八——一九八九）。
[3]阿沛，即阿沛·阿旺晉美，一九一一年生，西藏拉薩人。
[4]達賴，即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一九三五年生，青海湟中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領袖之一。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武裝叛亂時逃往印度。
[5]定息，是我國在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對民族資本家的生產資料進行贖買的一種形式，即不論企業盈虧，統一由國家每年按照合營時清產核資確定的私股股額，發給資本家固定的利息。從一九五六年起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
[6]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周恩來在同達賴喇嘛的談話中說，毛澤東主席讓我告訴你，可以肯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內根本不談改革；過六年之後，如可以改的話，仍然由西藏地方政府根據那時的情況和條件決定。
[7]西康，即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銷。撤銷時，原轄區劃歸四川省。
[8]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曾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
[9]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字適之，安徽績溪人。一九一九年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還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一九四八年去美國，後到台灣。
[10]《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
[11]指《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發表的達賴喇嘛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先後寫給中央駐西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的三封信。三月十一日的信中說：“昨天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使我害羞難言，憂慮交加，而處於莫知所措的境地。”又說：“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著危害我的活動。”三月十二日的信中說：“對於昨天、前天發生的、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製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事件，我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三月十六日的信中說：“現在此間內外的情況雖然仍很難處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辦法，在政府官員中從內部劃分進步與反對革命的兩種人的界線。一旦幾天之後，有了一定數量的足以信賴的力量之後，將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區。”
[12]指周恩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13]尼赫魯，當時任印度總理。

[yongbing1993]

謊話和髒話哪個《危害》更大?






有人問：謊話和髒話哪個危害更大? 這個問題表麵上看上去好像是一個人的文明素質的問題。統治集團的走資派資本家權貴們和穿西裝的磚家叫獸們，他們一定瞧不起說“髒話“的下等人的。而說“髒話“的這些下等人不會說謊話。所以，謊話和髒話哪個危害更大?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階級屬性的問題。站在極少數剝削階級立場上，肯定會認為髒話要惡於謊話。但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站在天道天理的立場上，則肯定會認為謊話要惡於髒話。

道理很簡單，統治集團的走資派資本家權貴們和穿西裝的磚家叫獸們天天在說謊話，他們就生活在謊言之中。謊言是他們這個階級存在的一個重要基礎。所以他們絕不會把謊話入罪入刑。一定會把說髒話的下等人給於入罪入刑。

因為髒話是被剝削階級被壓迫人民特別是弱勢群體，除了革命造反之外唯一的發泄憤怒和減輕痛苦的方式。除此之外他們再也找不到任何一種發泄憤怒和減輕痛苦的方式。然而就是這個唯一的減壓方式，也被權貴們用髒話入罪入刑給剝奪掉了。

可見一個說髒話的社會，是一個沒有修養但是充滿人性的社會。

而一個說謊話的社會，則是一個富有修養而沒有人性的社會。

我們判斷一個社會政治文明的先進與落後，隻要看看這個社會法律上對說髒話和說謊話的不同規定，就能夠準確地判斷出這個社會的基本性質，判斷出這個社會還有沒有最起碼的人性以及還有多少人性。

美國精英集團和美國人民越來越反中反共的一個最重要的客觀原因，就是美國人接受不了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共產黨內一些官員的反毛立場。這是世界各國不僅包括美國等發達國家同時也包括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反中反共的一個主要原因。

不僅僅是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拒絕跟著中國走資派來反毛澤東，包括世界上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和那些與中國關係很鐵的國家，也拒絕跟著中國走資派們反毛澤東。

在中國反毛澤東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的時候，在他們與中國親密無間的時候，在反毛澤東問題上也絕不附和中國走資派，寧可保持沉默讓中國不高興，也絕不反毛澤東。

這也是許多中國小兄弟越來越不受中國待見的原因。雖然這些國家不像美國精英集團那樣是從政治文明的角度感受到了毛主席的偉大，而是站在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立場上感激毛主席的支持和領導。

但是無論他們從哪個角度來讚揚毛主席，都對中國人躺在毛主席打下的江山上，卻反對否定和辱罵毛澤東的做法感到十分齒冷，由此而對中國形成了越來越惡劣的看法。

有一位藏族學生與漢族學生爭吵時罵道：“你們漢族連毛主席都反對，可見都是些什麽玩意兒”，可以說這個藏族學生的態度基本上也是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人的態度。世界各國越來越普遍的反中浪潮就是由此而形成的。

毛主席是中國的，可是唯獨中國走資派對毛主席說三道四，進行了什麽玩意所謂的“三七開”的根本否定。

為什麽說“三七開”是一種根本否定，道理很簡單，因為“三七開”中的所謂三分“錯誤“，《文革》！《文革》恰恰是毛澤東思想最輝煌的部分，是毛主席創建的開辟人類曆史新紀元的最先進的政治文明——大眾政治文明。

大眾民主，是政治文明，又是當今人類社會擺脫叢林法則的指路明燈，是未來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方向，是人類走向和平與大同的未來之路，是人類社會共有的精神財富。

所以，否定毛主席開創的大眾民主的人類社會的政治文明，就是對毛主席的最根本否定。

如果中國走資派悖逆曆史潮流，與現代政治文明對著幹，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世界人民對著幹，繼續對毛主席進行“三七開”式的根本否定，那麽中國將會越來越走向道德窪地，被世界政治文明所拋棄。

目前全世界勞動人民普遍崇拜和敬仰毛澤東，對世界和中國來講具有雙重作用。

一方麵，站在世界人民的角度來看是一件大好事，全世界人民信仰的統一，特別是對毛澤東思想這個科學信仰的統一，將奠定全世界人民大團結的基礎，形成全世界99%人民大眾聯合起來的精神紐帶，從而形成人類走向大同世界的根本前提。

另一方麵，在中國99%的人民大眾比世界各國人民更加強烈崇拜和擁護毛主席的情況下，一旦美國為首的北約軍隊打著崇拜和敬仰毛主席的旗號侵入中國，在信仰上與中國人民融為一體相一致，那麽就會對仍然堅持對毛主席進行“三七開”式根本否定的中國走資派，形成致命打擊和滅頂之災。

如果中國走資派不肯定毛主席大眾民主革命的《文革》，不尊重99%勞動人民群眾信仰毛澤東思想，中國必將在走資派手中解體。如果是希望中國在走資派手中實現崛起。不要再繼續否定毛主席晚年的繼續革命，因為這樣做已經成為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解體中國的一把政治尖刀，越來越威脅著中國的存在和發展。

總之，在當今崇拜和敬仰毛主席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信仰時，在世界各國精英集團即便是反中反共也不反毛的情況下，習政權應該對毛主席重新評價了。否則，99%熱愛毛主席的中國人民，將會在中外之間對待毛主席的不同態度上，被迫麵臨無法作出選擇的痛苦選擇。如果習政權失去大多數民意之後必將垮台。

在階級社會中，教育方針是一定的階級為培養本階級的接班人而製定的。因而教育方針是有階級性的，體現著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體現著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專政。

新中國成立以後，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人了。為了培養無產階級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毛主席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方針。

毛主席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毛主席還指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

毛主席的教育方針是他老人家運用馬列主義原理，聯係人類的文明史，聯係社會上階級鬥爭的實踐而製定的。毛主席的教育方針顯著地抓住了無產階級教育的本質，就是要培養德、智、體幾方麵都得到發展的無產階級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德育是放在首位的，必須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因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無產階級政治就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是有鮮明的階級性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人服務的。因此，培養的人才必須是勞動者，而不是剝削者，並且不是一般的勞動者，而是必須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

“有社會主義覺悟”是極其重要的，必須使受教育者懂得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資本主義。它們本質上有什麽區別?從而會自覺地捍衛社會主義事業，自覺地“防修反修”，防資止本主義複辟。

智育必須全麵發展，全麵發展必須分清主次。這樣才能掌握為人民服務的本領。體育也必須全麵發展。這個全麵發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各種體育項目必須都要掌握，而是指全麵地理解體育理論，並在實踐中運用。就是要讓學生“思想好、學習好、身體好”。

在那火紅的毛澤東時代的二十多年代裏，“又紅又專”常常出現在媒體上，出現在各級領導的講話中，出現在群眾語言裏，出現在課堂上，出現在標語中……。

“紅”指思想紅，就是要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突出用馬列毛思想武裝頭腦，突出“為人民服務”。“專”指要刻苦鑽研文化科學知識，要精益求精，掌握好為人民服務的過硬本領。“又紅又專”是毛主席教育方針的生動體現。

上世紀60年代，毛主席根據蘇聯赫魯曉夫上台推行修正主義路線，複辟資本主義的教訓，結合我國的修正主義苗頭，強調防修反修，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他老人家提出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

毛澤東1964年6月16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講話提出了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

一、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二、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和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

三、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要團結廣大群眾，團結廣大幹部，團結這兩個95%。

四、有事要跟同誌們商量，要充分醞釀，要聽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

五、自己有了錯誤，要做自我批評。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裏。不要總是認為隻有自己才行，別人什麽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

講話強調：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引自《百度百科》黨史百科工作組)

這五個條件本質上是毛主席教育方針的延伸、深化與提高。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毛主席的教育方針與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思想得到大普及。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幾千萬知識青年到農村的廣闊天地裏鍛煉成長。各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知識青年中選拔人才上大學，當時稱為“工農兵學員”。這些都是執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和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五個條件的實踐，都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逝世不久，這些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都被扼殺在搖籃中了。

至今，許多學校對毛主席的教育方針都不提了，而是立孔子像，提倡“弟子規”。

問題在於孔子是代表哪個階級的，為什麽值得大樹特樹?大樹特樹孔子的人們又是代表哪個階級的?他們要培養什麽階級的接班人?

難道不應該深思!

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和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是代表無產階級以及其他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是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的，是無產階級教育事業的指路明燈。因此，必定再放光芒!

毛主席平時就有深厚的來自群眾的思想、理論及文化的積澱，所以到了關鍵時刻往往信手拈來各種格言、警句。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說法就是這麽來的，後來這一說法成了一句名言。

這一名言出自毛主席1949年6月30日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這裏摘錄其中一段：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孫中山在絕望裏，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合作。孫中山死了，蔣介石起來。在二十二年的長時間內，蔣介石把中國拖到了絕境。在這個時期中，以蘇聯為主力軍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了三個帝國主義大國，兩個帝國主義大國在戰爭中被削弱了，世界上隻剩下一個帝國主義大國即美國沒有受損失。而美國的國內危機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幫助蔣介石殺戮了幾百萬中國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之後，進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建立了完成的列寧主義體係。

毛主席在道層麵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器層麵結合中國具體實際進行了創造性的實踐，在道器層麵全麵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體係——毛澤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