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毛主席《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由來

《尚書·五子之歌》“皇祖訓一”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其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譯文：我們偉大的祖先早有遺訓：“對於人民隻可親近，不可下視之，更不可狗眼看人低，汙蔑為‘刁民’，肆意盤剝、掠奪、欺淩、‘改揩’。”

人民是邦家的根本，根本穩固邦家才得安寧。從我(大禹)來看，這天下的人民，即使是任何一個愚夫愚婦，也能勝過我(大禹)。一個人總不免有三差四錯，招怨的事未必都是那麽明顯，眼前看不見的過失，猶須要預防它的發生。我們統治著幾百萬人民，時刻都要戰戰兢兢，簡直像用一根腐朽的繩索，駕馭著六匹駿馬飛奔!作人民的君主，怎麽可以對人民不尊敬?

“六祖壇經”詩雲：問道有生有學知，生知即有慧能氏。目不識丁作佛祖，石破天驚啟民智。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嶺南自出慧能始，睥睨天下學問人。

其中一句：“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白話雲：地位卑微之人，也有過人之智慧;地位顯榮之人，常常迷失了心智。這句話和毛主席所說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幾乎分毫不差。毛主席非常喜歡“六祖壇經”。

還有左傳-曹劌論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一以貫之，毛澤東還講，一切會有變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讓位給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變成大的，因為大多數人要求變。《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71頁

係統地解決問題才叫做科學，不是係統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確的也不是科學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02頁

那麽，毛主席到底是在什麽情況下說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呢?

1957年2月16日，中國自己生產的第一台30馬力的單缸輪式拖拉機――“鴨綠江一號”在遼寧安東機械廠(現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有限公司)下線。一年以後的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於“鴨綠江一號”拖拉機生產製造的調查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引起了全國上下的巨大轟動。

小修理廠研製出“鴨綠江一號”拖拉機。

1955年，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向全黨發出要用四五個五年計劃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號召。1956年，為了向黨中央、國務院匯報機械化工業建設成就，有關部門在北京舉辦了一個匯報展覽，中央很多領導同誌都參觀了展覽。在參觀過程中，毛澤東對從事農業機械研究的專家說，我們的農業勞動還很繁重，農民還很艱苦，有了拖拉機，就可以解放勞動力，你們要為農民多造些拖拉機，多造些機器。在農業機械的生產製造過程中，要重視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此時，正值全國廣大農村掀起轟轟烈烈的合作化運動，這給正處於困境中的遼寧安東機械廠指出了新的發展方向，就是要麵向廣大的農村，為農業生產服務。適應這種新形勢的需要，安東機械廠很快就為農村生產了大批耕種、排灌、運輸等急需的農業機械。

安東機械廠始建於1952年，最初是為抗美援朝戰爭而成立的一個小型修理廠。建廠初期隻有16人，工廠生產設備極其簡單，隻有4台舊皮帶車床、3間破民房、2台鑽床和1台小型翻砂爐。它主要為抗美援朝過江部隊生產汽車防滑鏈、馬蹄掌和製造一些簡單的農具等。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工廠由軍需轉為民用，專門為農民維修農業機具。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因為生產任務不足，工廠經常處於停工待料狀態，三班生產改為兩班生產，最後又改為一班生產，半數工人編餘學習，有時甚至連工資都發不出。

1956年春，安東機械廠接受安東市工業局的特殊任務，開始研製輪式拖拉機。在技術和經驗成熟之後，工人常逢堯、楊廷貴、林輝生等人產生了自己動手製造拖拉機的大膽想法，立即得到廠領導的支持，並成立了以常逢堯為首的新產品研製小組。在研製期間，他們克服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沒有資料，他們就赴外地考察學習。實地拆解拖拉機進行測繪，並結合我國農村特點設計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拖拉機藍圖。沒有專用設備，他們就因陋就簡，土法上馬。缺少原材料，他們除了到廢鐵堆裏找，還開動腦筋，親手製造出許多零件。

參加研製的工人廢寢忘食，晝夜苦戰，就連除夕之夜，也是在車間裏度過的。沒有廠房，他們就在院子裏搭起臨時葦棚;沒有圖紙，他們就奔山東省兗州中匈友誼農場請教專家，赴遼寧省北鎮縣(現在的北鎮市)參觀從匈牙利進口的GS35型單缸臥式拖拉機，並將其700多種、1000多個零部件逐一進行拆卸測繪;沒有滾齒和插齒機，就用普通立式銑床做齒輪粗加工，再用銼刀進行細加工;沒有熱處理設備，就用木炭和牛骨加熱對齒輪進行滲碳處理。從毛料的鑄造、鍛造到零部件的加工，從零件的裝配到部件的總裝配，他們克服種種困難，攻克道道難關。工夫不負有心人，經過100多天的連續苦戰，1957年2月16日，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終於在鴨綠江畔誕生，研製的工人們激動地將它命名為――“鴨綠江一號”。

“鴨綠江一號”是30馬力單缸輪式拖拉機。經過耕地試驗證明，它構造簡單，操作方便，耕作性能強，能帶動三鏵犁或四鏵犁，每班(10個小時)可翻地60畝以上;不易出事故，安全性能較好;成本低，可用普通鋼材和生鐵製造。除了耕地，它還可以作為動力來運輸、碾米、發電和排灌;不但可以用柴油，而且可以用重柴油和原油。然而，這個“新生兒”還是有很多不足，因為是單缸、臥式、二衝程的輪式拖拉機，開動起來振動較大，前麵冒煙，後麵噴土。

毛澤東為“鴨綠江一號”拖拉機作批示：

“鴨綠江一號”國產輪式拖拉機研製成功的消息很快傳到北京，引起了中央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1958年春天，國家計委副主任倪偉和機械局局長王光中親自來到安東機械廠視察，知道這台拖拉機的研製過程後，被工人們敢想敢幹的精神所震動，當即決定讓“鴨綠江一號”進京參加農業機械展覽會。正是這個決定改變了“鴨綠江一號”的命運。他們在詳細聽取研製拖拉機情況匯報後，於5月3日，寫了一篇900多字的關於安東機械廠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克服重重困難試製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調查報告，向中央匯報了安東機械廠工人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難研製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詳細情況，並把材料上報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和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

“鴨綠江一號”進京後在擔負平整展覽場地的任務和操作表演中大顯身手，深受領導和觀眾好評。特別在展覽會上，它既適合耕田又適合跑運輸及結構簡單、結實耐用等諸多優點，受到有關部門領導和專家的重視，一致認為“鴨綠江一號”為我國拖拉機的製造和農機製造工業體係的建立，提供了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材料。展覽會接近尾聲，在組建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拖拉機遊行車隊時，“鴨綠江一號”因外形不夠美觀而未能入選。但是，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5月1日早晨，原來計劃參加遊行的4台拖拉機中有1台在路上發生了故障，有關部門領導當即決定讓“鴨綠江一號”替補上。於是“鴨綠江一號”幸運地同其他3輛拖拉機一起駛過天安門，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

5月18日，正在出席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毛澤東接到李富春轉來的、由國家計委呈送的關於安東機械廠小廠辦大事，克服技術、工具、材料設備和資金上的種種困難，終於研製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報告。毛澤東對這份報告很感興趣，就在材料的旁白處寫下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2個大字，並寫了近300字的批語，充分肯定了中國工人階級“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精神”。批示的具體內容是：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此件印發大會各同誌閱讀。請中央各工業交通部門各自收集材料，編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家的通俗簡明小傳(小冊子)。看一看是否能夠證明：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於被壓迫階級，即是說，出於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這個工作。科學院和大學也應當做，各省市自治區也應當做。各方麵同時並舉。如果能夠有係統地證明這一點。那就將鼓舞很多小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幹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卞和獻璞，兩刖其足：“函關月落聽雞度”，出於雞鳴狗盜之輩。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難道不是的嗎?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注 釋

〔1〕 這是毛澤東為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印發倪偉、王光中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關於安東機器廠試製成功三十馬力拖拉機給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賈拓夫的報告寫的批語。題目是毛澤東擬的。

〔2〕 倪偉、王光中的報告中說，安東機器廠是為抗美援朝建立起來的小修理廠，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生產任務不足，他們麵向農村，為農業生產服務，製造了不少的拖拉機零件。一九五六年開始作生產拖拉機的嚐試，雖然兩次試製沒有成功，但工人們摸索到了製造內燃機的經驗，提高了試製的信心。他們想了各種辦法克服技術上、工具上、材料設備上和財務上的困難，沒有技術人員就依靠老工人，做發動機噴油嘴沒有電火花設備就以手工方法鑽孔，終於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試製成功一台三十馬力單缸輪胎式拖拉機。他們計劃今年五月以前再試製兩台，下半年生產150台，一九五九年生產1500台，並計劃改產捷克式的二十五馬力拖拉機。

毛澤東批示的全文，被列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文件之二十六，發至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認真貫徹了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說：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現在正需要大批敢想敢說敢做的人，敢於破除迷信、革新創造的人，敢於堅持真理，為真理衝鋒陷陣、樹立先進和革命旗幟的人，依靠這樣的人，我們才能夠領導全國人民躍進再躍進，多快好省地完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參加這次會議的安東市委書記肖純接到文件後。立即把喜訊傳回安東市委。整個安東機械廠立即沸騰了，工人們沉浸在歡慶的喜悅中，直接參與研製“鴨綠江一號”的常逢堯等3名工人骨幹更是激動得熱淚盈眶。此後，這種象征中國工人階級破除迷信、敢想敢幹精神的拖拉機很快投入批量生產，並幾經完善，日益受到廣大農村幹部和群眾的喜愛。 “鴨綠江一號”拖拉機陳列國家博物館 。

毛澤東為“鴨綠江一號”拖拉機作出的批示，極大地鼓舞了安東機械廠的幹部職工，他們敢想敢做的生產勁頭更足了。在後來的技術革命運動中，全廠湧現了大量的技術革新事跡。老工人穀維智、王安太等人創造的車煤氣機機體的多頭床子，提高效率18倍;由於工人們改革了設備，采用了新的操作方法，至1958年6月6日，已經趕製出60台煤氣機，有利地支援了農民抗旱。

為紀念毛澤東的批示，1960年經批準安東機械廠正式更名為“五一八拖拉機配件廠”。改革開放以來，五一八拖拉機配件廠不斷發展壯大，現已發展成為“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3年12月，遼寧五一八公司與香港兆彩實業有限公司合資重組，成為股權多元化的現代企業，是全國機械工業行業500強之一，經營規模居於內燃機零部件行業前茅。

“鴨綠江一號”拖拉機一直存放在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直到2002年10月國家博物館專程派人赴丹東，經考證後發來征集函，國家博物館認為此拖拉機是見證新中國成立初期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實物。並將“鴨綠江一號”輪式拖拉機作為珍貴文物永久收藏。2003年9月，作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鴨綠江一號”正式陳列於國家博物館。

[yongbing1993]

充滿臆想和偏見下流的莫言小說





一個在民國時代的農村婦女，在本地農村以“母親“的身份，“她為夫家連生八個女兒，直到最後第九個的時候終於生了對龍鳳胎，出了個兒子。這麽多兒女，沒有一個是跟丈夫上官壽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親和親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個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個敗兵強奸後生的，最後那對龍鳳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個瑞士牧師生的。書中還強調，隻有這個洋人牧師給給她帶來了“極致的愉悅”，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跡罕至的槐樹林裏，上官魯氏和馬洛亞兩人在一起了，在極致的愉悅中，上官魯氏的眼睛裏“溢出感恩戴德的淚”。

“將綿羊精子射入兔子或強迫某人吃被雕刻成“假驢雞巴”的蘿卜。“

“一個中國婦女脫光了衣服分開雙腿等待日軍人來操......。“

《豐乳肥臀》不僅政治上近乎反動，而且道德上也近乎反人倫。書中關於男女淫亂關係的描寫，不僅觸目皆是，而且到了反常的程度。

其中有姑姑慫恿自己的丈夫與侄女通奸的;有侄女向姑父“借種”、向姑父說“肥水不落外人田”的。

有來弟因漢奸丈夫死後為消除性饑渴而戲弄七歲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誘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

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

有母親為女兒偷情發出浪叫而在門外放哨、敲盆加以掩護的;有母親為兒子拉皮條的。

有沙棗花脫下衣裙赤條條仰麵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來試試她是不是處女的。

還有更糟汙的描寫：領弟被啞巴強奸後，部隊要槍斃啞巴時，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啞巴雙腿間那個造了孽的家夥，對眾人哧哧地笑起來”，“厚唇上浮著貪婪的，但極其自然健康的欲望。”

這是在宣揚什麽？易文在肯定《豐》是“社會主義文學”作品時,指出它的惟一缺點隻是“寫得粗野一些”。

所謂粗野，是否就指上述描寫呢？

那請讀者想想，這是僅一個“粗野”打發得了的麽？

莫言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小說，叫做《紅高粱家族》，絕大多數人隻看過薑文主演的那部同名電影《紅高粱》，實際上那部電影大大提升了這部小說的境界，並且刪掉了很多下三濫的東西，原著隻是一部充滿臆想和偏見的三流小說，莫言對農民、地主一無所知，對抗日更是一無所知，他隻是在編造他想象中的那個“舊中國”。

莫言筆下，抗日的是地主民團武裝，不是八路軍，八路軍不但不抗日，還殘殺掠奪“抗日百姓”，以至於百姓不歡迎八路軍，反而要殺八路軍。

不信，看原文吧：爺爺說：“媽的，我全不信你們（指八路軍膠東大隊），聯合，聯合，打鬼子汽車隊時你們怎麽不來聯合？鬼子包圍村莊時你們怎麽不來聯合？老子全軍覆滅了，百姓血流成河啦，你們來講聯合啦！”

爺爺別別扭扭地掏出槍，瞄得那在萬千人頭中沉浮的土八路腦袋親切，勾了一下槍機，子彈正中眉心，兩顆綠色的眼球像蛾子產卵般順暢地從他的眼眶裏跳出來。

爺爺覺得，這個人的臉像一條漫長的道路，路上鋪滿土黃色的傲慢灰塵，灰塵中彌散著狡詐的狐狸氣味。這張臉上打著鮮明的土八路的印記，是膠高大隊！江小腳的人！土八路！

“同誌們！衝上去，搶奪武器！”八路在人群裏大喊。

清醒過來的黑眼和鐵板會員們對準人群，胡亂開槍，每發子彈都咬肉，每發子彈都連續鑽透幾個肉體才餘興未消地停留在肉體內或沮喪地劃著漂亮弧線落在黑土上。

爺爺看到了，在亂紛紛的人海裏，土八路臉上鮮明的特征。他們像溺水的人一樣拚命掙紮著，他們臉上那種貪婪凶殘的表情令爺爺心如刀絞，往日裏慢慢滋生的對八路的好感變成了咬牙切齒的憎恨，爺爺準確地打碎一張又一張這樣的臉，他自信沒有枉殺一人。

老鐵板會員眼裏的淚水被憤怒的烈火燒幹了，他昂著猙獰可怖的頭顱，對著同樣被細麻繩反剪了雙肩的膠高大隊（八路軍的隊伍）衣衫襤褸的隊員們咆哮著：“畜生！你們有本事打日本去！打黃皮子去！打我們鐵板會幹什麽！你們這些漢奸！裏通外國的張邦昌！秦檜……”

爺爺和父親清點了一下子彈，又鑽進了高粱地。他們往前走了一裏路左右。就聽到前麵一陣吼：同誌們——衝啊——上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口號聲過後，軍號又嘀嘀噠噠吹起來。好象是兩挺重機槍在高粱地裏咕咕叫起來。　爺爺和父親異常興奮，撲著那重機槍聲飛跑過去。到了跟前一看，人影沒有一個，隻見高粱棵子上拴著兩隻鐵皮洋油桶，桶裏有兩掛鞭炮正在爆響。軍號聲和口號聲又在旁邊的高粱地裏響起來。爺爺輕蔑地一笑，說：“土八路，就會來這一套。”

父親看到一個持槍的八路跪在地上，對著被洋馬撞得亂搖擺的高粱棵子開了一槍，槍聲破破爛爛，像摔了一個瓦罐。開過槍的八路拉著大栓退彈殼，怎麽也拉不動。一匹洋馬衝上去，父親看到馬上的日本兵把賊亮的馬刀耍了一個花，對著那個八路的腦袋劈下去，那個八路扔下槍就跑，洋馬追上了他，日本馬刀把他的腦袋一劈兩半，腦漿子滋到了高粱葉子上。

父親在尋找爺爺的過程中碰到了三個八路的屍體，他們都是被馬刀砍死的，他們的死臉在晦暗中顯得猙獰可怖。

膠高大隊采納了成麻子的計策，趁著暗夜，偷走了我父親和爺爺釘在村裏斷壁殘牆上的一百多張狗皮，又盜走了爺爺藏在枯井裏的幾十支鋼槍。他們依樣畫葫蘆，四處打狗，補充了營養，恢複了體力，籌齊了避寒衣——每人一張狗皮。那年的漫長寒冷的春天裏，高密東北鄉廣闊的大地上，出現了一支身披狗皮的英雄部隊。大隊長江小腳身披一張碩大的紅狗皮——那一定是我家那條紅狗的皮，走在隊伍前頭，小腳蹀躞，狗毛翻滾，粗大的狗尾巴夾在雙腿間，狗尾巴梢尖拂動著地麵。成麻子披著一張黑狗皮，胸前掛一個布袋，布袋裏裝著二十八顆手榴彈。他們披狗皮的方式都是一樣的：狗的兩條前腿皮用麻繩捆紮，套在人的脖頸下；狗皮的肚腹兩側，穿兩個洞，拴兩條麻繩，兩根麻繩在人的肚臍處打結。膠高大隊因為人人身披狗皮，確實像亢奮的狗群一樣往敵營衝去.......

在馬店戰鬥中立了大功勞的成麻子竟吊死在村頭一棵柳樹上。一切跡象都證明他是自殺的。他上吊時也沒把那張狗皮解下來，所以從後邊看，樹上好象吊著一條狗；從前邊看，樹上吊著一個人......

熟悉莫言文風的人一眼就會看出他的隱喻和褒貶，這甚至已經不是隱喻了，他小說中地主、民團都是正麵形象，甚至日本人都是高大、英俊、有禮貌的，隻有八路軍的“膠東大隊”的形象是極其醜陋的，他甚至把他們比成了“狗”。

莫言描寫“二奶奶”麵對日本兵時候的筆法，更加奇特；

一陣錐心的痛楚、一種無私的比母狼還要凶惡的獻身精神，使二奶奶清醒了。她脫掉褲子，脫掉褲頭，脫掉上衣，脫得一絲不掛，還把那個塞進褲腰的包袱用力摔到炕下，包袱硬梆梆地打中了一個年紀輕輕、容貌俊俏的日本士兵的臉。包袱掉在地上，那年輕小夥子發呆般地瞪著兩隻迷惘漂亮的眼睛。二奶奶對著日本兵狂蕩地笑著，眼淚洶洶地湧流。她平躺在炕上，大聲說：“弄吧！你們弄吧！別動我的孩子！別動我的孩子。”

我現在想，如果那天麵對著二奶奶輝煌肉體的不是一個日本兵，二奶奶是否會免遭蹂躪呢？不，不會，當一個雄性獸人單獨在一起的時候，由於沒有必要猴子戴帽，他會加倍瘋狂，他會脫掉那些刺繡著美好文章的楚楚衣冠，像野獸一樣撲上去。在一般情況下，強大的道德力量會威逼著生活在人群中的野獸用漂亮的衣服遮掩住它們遍體的硬毛，穩定和平的社會是人類的訓練所，正像虎豹豺狼在籠子裏關久了也會沾染上部分人性一樣。會不會啊？會？不會？會不會？我若不是男人，我若手中握有殺人的刀，我要把天下男人都殺盡！也許那天隻有一個日本兵麵對著二奶奶的肉體，也許他會想起他的母親或妻子，想到此他也許會悄然而去，會不會啊？

六個日本兵僵持著，像參拜祭壇上的犧牲一樣參拜著赤裸裸的二奶奶。誰也不願離去，誰也不敢離去。二奶奶直挺挺地躺著，像一條曝曬在炎陽下的大狗魚。小姑姑哭得嗓音嘶啞，音量減弱，間隔增大。日本兵其實被二奶奶的獻身精神鎮住了，當她以慈母的姿態躺在兒子們麵前時，每個人都在追憶自己走過的道路。

我認為，如果二奶奶能夠再堅持一下，也許會贏得勝利。二奶奶，你為什麽在躺倒之後又匆匆忙忙爬起來穿衣呢？你剛剛把一條褲腿蹬上，炕下站著的日本兵就騷動不安起來，那個被你咬破了鼻子的日本兵扔掉大槍就往炕上撲......

莫言似乎總結出了一種神奇的“道理”，如果二奶奶不反抗，日本兵或許會被她偉大的慈母精神打動？倉皇退卻？

莫言還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說，叫做《豐乳肥臀》，這部小說曾經被文壇遺老遺少們吹的天上有地上無，被譽為“偉大的現實主義巨著”，甚至是“史詩一般”的文學豐碑。

[yongbing1993]

金、馬、台、澎問題是中國內政





西藏問題解決了。台灣問題暫時不能解決，問題是美國霸占著。金、馬、台、澎問題是我們的內政，你們管不著，唯一的問題就是請美國搬家，美軍從台灣滾回美國去。

再談談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暫時不能解決，問題是美國霸占著。
　　
台灣人民很不喜歡美國人，也不喜歡蔣介石。但是要蔣介石好呢，還是不要他好?現在要他好，他是親美派，但他還想自己統治。另外一批人也是親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國。
　　
現在的一個具體問題是，蔣介石明年還做不做總統。美國不想讓他做，但我們認為他應該做。他想要有自己的軍隊。你們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灣人民打爛了美國“使館”。美國人懷疑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搞的，他們認為蔣經國不可相信，因為他去蘇聯住了十來年，娶了蘇聯老婆。
　　
去年打金門，那裏沒有美國軍隊，隻有美國一個工作組，十幾個人。這個地方和美國沒有條約關係，而台灣卻和美國有條約關係。我們打金門是內戰問題。杜勒斯的方針是叫我們和蔣介石都不打。我們說，你們管不著，這是我們中國的地方，我們打不打是我們的事，你們不要多管；我們和你們美國隻在一點上有關係，就是要求你們從台灣撤軍。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在日內瓦、華沙同美國談判。美國要簽訂一個聲明，要蔣介石不打我們，要我們也不打蔣介石。我們說不行，金、馬、台、澎問題是我們的內政，你們管不著，唯一的問題就是請你們搬家。
　　
看來我們和美國還得談下去。它不讚成我們，我們也不讚成它，談多久我們不知道。已經談了三年半，恐怕還會談十年，這是世界上最長的談判。你們不要怕我們會打台灣。我們打金、馬是為了幫助蔣介石，因為美國想把金、馬讓給我們，自己占據台灣。我們放棄金、馬，都給蔣介石。蔣介石一困難，我們就打金、馬，美國就可以讓蔣介石繼續做總統。
　　
美國有“戰爭邊緣政策”，主要是為台灣問題而想出來的。去年我們也采取“邊緣政策”。我們打金、馬和蔣介石的增援船隻，蔣介石就請美國幫助。美國人來了，但隻在十二海裏以外。我們光打蔣介石的船，不打美國船。美國船升起國旗，叫我們不要打它。美國一炮也沒有打我們，我們也沒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戰爭邊緣上。
　　
美國空軍很守規矩，它總是和我們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離。有一次我們打下一架美國飛機，因為它越了境，但美國不做聲，不要我們賠。美國是強國，霸占的地區太寬，它的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動不了啦，一個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難辦了。

關於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節選）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1）展現政治誠意

跑到印度的萬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會堅決反對祖國，一部分會感到沒有出路，希望回來。當然，這是需要時間的，比如十年後，其中年紀輕的、被欺騙的，就會要回來的。對他們，要采取歡迎態度。

（毛澤東的政治主動。）

（2）群眾路線、鬥爭策略

我們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現在開始解決西藏問題。西藏麵積不小，有一百二十萬平方公裏，相當於十二個民主德國。可是西藏地區的人口隻有一百二十萬。有人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麽長久不解決西藏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黨過去很少與藏族接觸，我們有意地把西藏的社會改革推遲。

（毛澤東的實事求是。）

過去我們和達賴喇嘛達成的口頭協議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後再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過早了條件不成熟，這也和西藏的農奴製有關。西藏勞動群眾占百分之九十五，剝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說有六萬人是剝削者。我們要分化他們，爭取一部分。

（毛澤東的團結多數，孤立少數）

現在條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這就要謝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他們的武裝叛亂為我們提供了現在就在西藏進行改革的理由。叛亂分子拿起槍來打我們，這樣就可以看清，他們誰是站在我們這邊的，誰是搞叛亂的。

（毛澤東的以退為進，引蛇出洞，成功掌握政治主動權。）　　

（3）西藏力量的發展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萬，而是三百萬。一百二十萬在西藏，一百八十萬分布在川西、甘南、雲南及青海北部。這一百八十萬人中也有過叛亂，我們進行了平叛，現在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問題。外國人武裝了藏族反動統治者，很多喇嘛廟都曾經是叛亂者的根據地。現在在這一百八十萬藏民聚居的地區建立了黨組織，進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農奴，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過去喇嘛不參加生產，現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參加生產了。人民組織了武裝自衛隊。

（毛澤東的廢除剝削製度，建立獨立自主的人民的黨組織、經濟力量、武裝力量。）　　

（4）對西藏各階級的具體區分

現在西藏問題好解決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再組織合作社。六萬農奴主中約有一萬人逃到印度了，其餘沒有走的可分為左、中、右三派，我們將根據他們不同的政治態度來區別對待。對有些人，還要看他們究竟如何，我們可以在鬥爭中觀察他們。總之，我們要爭取多數人，使他們讚成改革。

（毛澤東的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5）不斷在西藏擴大革命影響

我們在西藏的農村和城市中建立了黨組織。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勞，和人民解放軍一起同叛亂分子鬥爭，很快就能組織起來。我們已培養了近萬名藏族幹部。過去十年中，我們培養了青年藏族幹部，他們學了漢語。在西藏工作的漢族的幹部也學了藏語。在西藏，馬列主義者和勞動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毛澤東的擴大政治軍事經濟影響，走好群眾路線。）

《關於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1]》全文

作者：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我們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現在開始解決西藏問題。西藏麵積不小，有一百二十萬平方公裏，相當於十二個民主德國。可是西藏地區的人口隻有一百二十萬。有人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麽長久不解決西藏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黨過去很少與藏族接觸，我們有意地把西藏的社會改革推遲。過去我們和達賴喇嘛[2]達成的口頭協議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後再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過早了條件不成熟，這也和西藏的農奴製有關。西藏勞動群眾占百分之九十五，剝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說有六萬人是剝削者。我們要分化他們，爭取一部分。現在條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這就要謝謝尼赫魯[3]和西藏叛亂分子。他們的武裝叛亂為我們提供了現在就在西藏進行改革的理由。叛亂分子拿起槍來打我們，這樣就可以看清，他們誰是站在我們這邊的，誰是搞叛亂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萬，而是三百萬。一百二十萬在西藏，一百八十萬分布在川西、甘南、雲南及青海北部。這一百八十萬人中也有過叛亂，我們進行了平叛，現在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問題。外國人武裝了藏族反動統治者，很多喇嘛廟都曾經是叛亂者的根據地。現在在這一百八十萬藏民聚居的地區建立了黨組織，進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農奴，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過去喇嘛不參加生產，現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參加生產了。人民組織了武裝自衛隊。
　　
現在西藏問題好解決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再組織合作社。六萬農奴主中約有一萬人逃到印度了，其餘沒有走的可分為左、中、右三派，我們將根據他們不同的政治態度來區別對待。對有些人，還要看他們究竟如何，我們可以在鬥爭中觀察他們。總之，我們要爭取多數人，使他們讚成改革。
　　
我們在西藏的農村和城市中建立了黨組織。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勞，和人民解放軍一起同叛亂分子鬥爭，很快就能組織起來。我們已培養了近萬名藏族幹部。過去十年中，我們培養了青年藏族幹部，他們學了漢語。在西藏工作的漢族的幹部也學了藏語。在西藏，馬列主義者和勞動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談談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暫時不能解決，問題是美國霸占著。
　　
台灣人民很不喜歡美國人，也不喜歡蔣介石。但是要蔣介石好呢，還是不要他好?現在要他好，他是親美派，但他還想自己統治。另外一批人也是親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國。
　　
現在的一個具體問題是，蔣介石明年還做不做總統。美國不想讓他做，但我們認為他應該做。他想要有自己的軍隊。你們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灣人民打爛了美國“使館”[4]。美國人懷疑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搞的，他們認為蔣經國不可相信，因為他去蘇聯住了十來年，娶了蘇聯老婆。
　　
去年打金門[5]，那裏沒有美國軍隊，隻有美國一個工作組，十幾個人。這個地方和美國沒有條約關係，而台灣卻和美國有條約關係[6]。我們打金門是內戰問題。杜勒斯[7]的方針是叫我們和蔣介石都不打。我們說，你們管不著，這是我們中國的地方，我們打不打是我們的事，你們不要多管；我們和你們美國隻在一點上有關係，就是要求你們從台灣撤軍。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在日內瓦、華沙同美國談判[8]。美國要簽訂一個聲明，要蔣介石不打我們，要我們也不打蔣介石。我們說不行，金、馬、台、澎[9]問題是我們的內政，你們管不著，唯一的問題就是請你們搬家。
　　
看來我們和美國還得談下去。它不讚成我們，我們也不讚成它，談多久我們不知道。已經談了三年半，恐怕還會談十年，這是世界上最長的談判。你們不要怕我們會打台灣。我們打金、馬是為了幫助蔣介石，因為美國想把金、馬讓給我們，自己占據台灣。我們放棄金、馬，都給蔣介石。蔣介石一困難，我們就打金、馬，美國就可以讓蔣介石繼續做總統。
　　
美國有“戰爭邊緣政策”[10]，主要是為台灣問題而想出來的。去年我們也采取“邊緣政策”。我們打金、馬和蔣介石的增援船隻，蔣介石就請美國幫助。美國人來了，但隻在十二海裏以外。我們光打蔣介石的船，不打美國船。美國船升起國旗，叫我們不要打它。美國一炮也沒有打我們，我們也沒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戰爭邊緣上。
　　
美國空軍很守規矩，它總是和我們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離。有一次我們打下一架美國飛機，因為它越了境，但美國不做聲，不要我們賠。美國是強國，霸占的地區太寬，它的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動不了啦，一個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難辦了。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談話的主要部分。
[2]達賴喇嘛，即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見本卷第46頁注[4]。
[3]尼赫魯，當時任印度總理。
[4]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駐台灣美軍士兵雷諾將路過美軍住宅的中國人劉自然槍殺。二十三日，雷諾被美軍顧問團軍事法庭宣判無罪釋放。二十四日，台北等地數萬民眾舉行反美示威遊行，要求懲辦凶手。示威群眾衝擊並搗毀美國駐台“大使館”和新聞處，包圍美國軍事顧問團總部和台北市警察局。
[5]見本卷第23頁注[2]。
[6]指美國和台灣當局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一九五○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公開宣布武裝幹涉朝鮮內戰的同時，命令其海軍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美國為使侵略中國領土的行為“合法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與台灣當局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該條約規定：美國幫助台灣當局維持並發展武裝部隊；台灣遭到“武裝攻擊”時，“美國將采取行動”，對付“共同危險”；美國有在台灣、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陸、海、空軍的權利，還可擴及到經雙方協議所決定的“其他領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條約生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政府就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發表的聲明宣布，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將予以終止。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該條約正式廢除。
[7]杜勒斯，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任美國國務卿。
[8]指中美大使級會談。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總理在亞非會議八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聲明：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雙方就舉行大使級會談達成協議，並於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內瓦進行首次會談。此後由於美方缺乏誠意，會談中斷。一九五八年八月對金門炮擊開始後，美國政府公開表示準備恢複會談，雙方隨即於九月十五日在波蘭華沙恢複會談。迄至一九七ˉ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共舉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於美方堅持幹涉中國內政的立場，會談在和緩和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上未取得任何進展。
[9]金、馬、台、澎，指金門、馬祖、台灣和澎湖。

[yongbing1993]

必須《廢除農奴主的剝削製度》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有明確的階級立場，必須立即堅決要廢除農奴主的剝削製度。將農奴從農奴主手下解放出來。

西藏廣大群眾熱烈歡迎平息叛亂。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處亂搶老百姓的東西，非常脫離群眾。群眾就非常擁護人民解放軍，擁護人民解放軍徹底平息叛亂。

他們發動叛亂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趕走人民解放軍，把我們嚇走。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

這次平息在拉薩發生的叛亂，隻用了十個連，兩天兩夜就把叛亂平息了。在山南，隻用了四個團。

現在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增加兩個半師，一個師在山南，一個師在昌都，半個師維護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後，要組織同原藏軍根本不同的人民自衛武裝。有了人民自衛武裝，就不需要駐這樣多的軍隊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他們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我們知道。他們要叛亂，我們也知道。過去他們鬧事，我們沒有去平息，請他們平息，他們認為我們害怕。

我記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經有過一個風潮，那時他們就想搞叛亂。鐵棒喇嘛要進城，我就說，讓他們進城，要打就讓他們打。

這次西康的叛亂分子進城，鐵棒喇嘛進城，我們的態度是要幹就幹。

有什麽辦法呢? 每天同他們講和，他們不幹嘛! 兩種對立的政治態度嘛!


《西藏平叛後的有關方針政策》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1）階級立場——廢除農奴主的剝削製度

現在看來，西藏廣大群眾熱烈歡迎平息叛亂。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處亂搶老百姓的東西，非常脫離群眾。群眾就非常擁護人民解放軍，擁護人民解放軍徹底平息叛亂。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堅持群眾路線。）

（2）已經注意了鬥爭策略

索康、帕拉等人發動叛亂，他們把形勢估計錯了，把我們對西藏的方針、政策也估計錯了。我們的方針，你們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後是否改革，還可以根據情況決定。決定六年不改革以後，我們從西藏撤走了三萬多部隊，這樣做的目的是團結他們，使他們有所進步。但是，他們卻利用這一形勢，組織一些從西康跑來的叛亂分子在山南等地發動叛亂。

（索康、帕拉等人發動叛亂，他們先叛亂，掌握政治主動權的就是我們的人民解放軍。）　　

他們發動叛亂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趕走人民解放軍，把我們嚇走。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這次平息在拉薩發生的叛亂，隻用了十個連，兩天兩夜就把叛亂平息了。在山南，隻用了四個團。現在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增加兩個半師，一個師在山南，一個師在昌都，半個師維護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後，要組織同原藏軍根本不同的人民自衛武裝。有了人民自衛武裝，就不需要駐這樣多的軍隊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西藏人民自衛武裝獨立自主的槍杆子。）

（3）具體穩定局勢的鬥爭藝術

你們對西藏的改革問題，有什麽意見? 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禪:我認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實行改革，西藏無法發展。至於怎樣改革，周總理曾經講過，要結合西藏的實際情況進行。我希望快點實行改革。)改革的具體政策需要商談，而且需要確定下來。建議你們在北京同民委和張經武同誌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薩以後，再更具體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種人。所謂“右”，指的是那些並未拿起槍參加叛亂，也沒有跑到印度，但是態度很頑固，反對我們、反對改革的人。對這四種人，在政策上應當有所不同。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的鬥爭策略。）　　

你們站在愛國、進步方麵，是左派，不要怕喪失你們的莊園以後沒有飯吃。對左派和中間派，要采取贖買的政策，保證改革以後生活水平不會降低。對你們要同對上海、北京、天津、武漢、廣州、西安、蘭州、成都等全國所有大城市的資本家一樣，同對榮毅仁一樣。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民主建國會的人。他們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時，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習慣了，現在生活過得很好。我們對他們采取的是穩固地團結的政策。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四麵出擊。）

除了資本家，還有民主人士，過去國民黨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劉文輝那樣的大地主，隻要是願意跟我們合作的上層人士，我們絕不會丟掉他們，也不會暫時同他們合作將來不要他們。對全國所有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開明人士，我們都是團結的政策。道理很簡單，隻有采取這樣的政策，才對全國人民有利。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發展進步實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這次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會議，你們都參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會議比起來，這兩個會特別是政協會議增加了好多人，參加的人的範圍擴大了。有些人我們還準備繼續安排進去。

你們和索康他們不同，采取了同他們相反的政治態度。索康等到過北京，我見過他們。這些人和英國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經陷在裏邊了，一心想搞獨立。他們計劃很久了，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據地就是他們計劃的。

（毛澤東做好最困難的準備，預見力，知己知彼。）

這也是為著準備退路，準備叛亂失敗後，他們好從那裏跑。

他們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我們知道。他們要叛亂，我們也知道。過去他們鬧事，我們沒有去平息，請他們平息，他們認為我們害怕。我記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經有過一個風潮，那時他們就想搞叛亂。鐵棒喇嘛要進城，我就說，讓他們進城，要打就讓他們打。這次西康的叛亂分子進城，鐵棒喇嘛進城，我們的態度是要幹就幹。有什麽辦法呢?每天同他們講和，他們不幹嘛!兩種對立的政治態度嘛!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實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你們和他們不同，站在我們方麵。還有中間派，是動動搖搖的。還有右派，沒有同我們打。隻要不同我們打，就還留有餘地，你們就要對他們做工作。你們對中間派、右派做工作，比我們講話好。

脫離人民是不好過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麵是不會吃虧的。農民，藏語怎麽講?(翻譯:藏語叫“米賽”。)米賽起來鬥你們，你們怕不怕?隻要你們站在人民方麵，我們可以給米賽講清楚，不要鬥了。劉文輝就沒有鬥。我們可以叫米賽顧全大局，不要算曆史上的舊賬。這樣可以使許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鬥一下，很難說。我們把你們當作左派，你們可以勸中間派，告訴他們世界要變，要他們對米賽的態度好一點。他們這樣做有三條好處: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於被鬥爭。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堅持實行群眾路線、統一戰線。）　　

（4）製度改革和特殊地域信仰等等問題

現在，你們都是國家幹部、人民代表，還分別是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政協常委，在西藏你們還有職務和工作。隻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講民主，一定有你們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過去一樣，這一點由中央來保證。過去同米賽關係不好的，要改好一點，像劉文輝，工人、農民就不鬥他了。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漢族地區和內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都走了這兩步。你們那裏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後，就搞和平改革。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是循序漸進的進行。）

關於宗教，我們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來，宗教寺廟也需要進行改革。寺廟中有些人參加了叛亂，同叛亂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等地都有這樣的情況。

青海有個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個廟被群眾砸了，幹部去阻止，群眾同幹部還起了衝突。其他地方的寺廟，我們都保護下來了。對宗教寺廟，過去人民政府就是保護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廟，在土地改革中農民要砸，我從那裏經過，給製止了。現在，被砸過的寺廟，當地人民政府正在組織重修。（實事求是的科學的宗教政策）　　

你們在精神上要有準備。改革以後，有一個時期喇嘛可能要減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們不是不信佛教了。當然年老的還是願意留在寺廟。你們要把工作範圍放廣大一點，在寺廟和不在寺廟的佛教徒都是歸你們領導的。宗教寺廟如何改革，我想你們應該考慮一個辦法。達賴上次來北京時，我同他談過話，談得很好。他向我保證，回去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改革，但看來他還是處在一種矛盾當中。在他下麵的索康、赤江、帕拉這些人都是很壞的。達賴有那樣一個很不好的環境。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對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麵，他又是一個聰明人，他能夠想到，他離開西藏、離開人民、離開祖國之後，下麵的文章不好做。他寫給譚冠三的三封信就流露了這個思想。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給進步勢力充分信任、在和頑固勢力鬥爭中充分留有餘地、爭取最小的損失。）　　

（5）繼續展現政治誠意，充分留有餘地

達賴，現在一個可能是回來，一個可能是不回來。最近印度報紙放出來的空氣是他要回來。但是，達賴的兩個聲明，完全是反對中央，反對祖國大家庭，要求西藏獨立的。這樣，回來的路，達賴就自己堵塞了。據我看，達賴的聲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時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達賴如果讚成這兩個聲明，就不能回來，要回來就要改變態度，站在反對這兩個聲明的立場，擁護中央。要達賴從那個環境出來，離開索康、赤江、帕拉等人，辦法很難想，這全靠他個人的意誌，個人想辦法。我們是留有餘地的，還選舉他做人大副委員長，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的位子也給他留著。留有餘地，我們的態度就很主動。其他的叛國分子，他們也可以回來，但是要改變態度。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顯示充分的誠意。）

回來也不能再當噶倫，要不然和你們就沒有區別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亂的領導分子。我們不準備采取殺的辦法，保留他們的生命，慢慢地改變他們的腦筋。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更有利於爭取政治主動。）

但辦事是不能讓他們再辦下去了，因為他們是叛國分子。你們要同阿旺嘉措、喜饒嘉措、黃正清等很好地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發展，人口、文化、經濟和政治都要發展。　

[yongbing1993]

毛主席逝世工人階級成弱勢人群





毛主席的遺願：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中國革命走了一條特殊的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先是遵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做工人工作，發動工人運動，但這條道路並不順暢，由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殊性，重點工作改為發動農民和進行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後回過頭再次強調依靠工人階級，高潮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依靠力量是誰？毫無疑問，還是工人階級。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達高潮。

走資派時代，《毛主席逝世工人階級成弱勢人群》。中國的工人階級一夜回到舊中國。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有著深刻的理論與曆史依據。》

1968年8月，《紅旗》1968年第2期發表了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毛澤東對此文加了批語並加寫的一段話：“在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毛澤東年譜》第六卷，187頁）

這段批語有非常明確的現實針對性。

一方麵，是針對蒯大富一類富有革命激情但帶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革命知識分子來說的。1968年初，北大、清華都發生了武鬥事件，而以清華尤甚。清華武鬥中死亡18人，受傷1100人，致殘30多人，經濟損失1000萬。革命小將們將派性利益置於階級利益之上，讓毛主席十分震怒。

另一方麵，是針對明裏暗裏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那些人講的。毛澤東在1968年7月28日接見五大領袖談到，“四一四必勝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爭取他們中間群眾，包括領袖中一些人。周泉纓的主要觀點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說蒯大富隻能把權交給四一四。”“清華414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四一四思潮必勝》這篇文章，我仔細讀過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勝的。”周泉纓是“四一四”的理論家，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派靠不住，必須依靠他們那樣的“知識階級革命派”。

大浪淘沙，曆史會檢驗很多東西。改革開放後，四一四派的周泉纓、沈如槐、汲鵬先後加入了胡德平與鄧樸方的東湖公司與康華公司，投入“官倒”的懷抱。而據周泉纓回憶，胡德平與鄧樸方並不否定414，胡德平說，在清華414問題上，鄧樸方的觀點是與他一致的，他們都認為414在文革的那一種極度困難的曆史條件下，能夠堅決和有效對抗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的確是難能可貴的。（周泉纓：胡德平與鄧樸方不否定清華文革414，http://blog.tianya.cn/m/post.jsp?postId=110703866）

“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這是他們的核心觀點。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必須坐天下，也能夠坐天下，這是原則性的問題。

而當代的人們解讀毛澤東派駐工宣隊進校，一般理解為針對蒯大富，這是不全麵的，是一葉障目。毛主席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無產階級要打天下、坐天下，四一四派的人認為打天下的坐不了天下，而蒯大富一類的小資產階級以為天下是自己打的，要自己坐天下，不懂得階級的天下和個人或派別天下的區別。

隨著毛主席的去世，“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這句話就越講越空，至今完全不提了。

今天，中國工人有著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巨大數量，有著先進的馬列毛主義的理論遺產，有著光榮的鬥爭傳統和豐富的鬥爭經驗。但是，由於失去了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處於嚴重的雇傭化、貧困化、無權化、分散化的狀態（工運前輩劉實語）。

歸根結底，是鬥爭的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相背離。這毫不奇怪，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的，這是根本的規律。然而，無產階級運動的發生、發展，卻有著相對的獨立性，有著能動的品質。階級鬥爭如逆水行舟，資產階級的“水”逆曆史潮流而動，無產階級的舟須臾不可懈怠。就像近五百年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封建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都是幾十年一個輪回一樣，十月革命以後的資產階級是逆水而行，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也往往是幾十年一個輪回。如果說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某些時期，兩大階級有過短暫的“同舟共濟”期，在資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之後，溫情脈脈的麵紗撕去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存在任何幻想的空間。無產階級的劃舟人，如有先進理論的指導，又有階級組織的手段，則在極艱苦的條件下仍能成就偉業。相反，劃舟者對資產階級的水性不熟，或路線不明，或劃舟技巧太差，就算舟已足夠強大，則仍有翻船或退行的可能。前者，如中共早期領導的工運，二三百萬的產業工人，相對四億人口的大國，可以忽略不計，卻掀起了工人運動的驚天巨浪，後者，如改革年代的工人階級，盡管有了上億的規模，有毛澤東思想的教育的文革的訓練，由於對黨內資產階級這一新生事物不熟悉，對西方資本主義有著粉色的幻想，複辟的慘劇仍然發生了。

客觀條件是需要我們下大工夫研究的，以使得我們的工作盡量符合實際，盡管有些條件不以人意誌為轉移。主觀努力是我們可以親身踐行的，主觀的努力本身就可以化為客觀條件，所謂“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馬列毛主義者從來不將主觀努力當成純粹的精神方麵。相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最理解、最重視精神的作用，毛主席在評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列寧說過，唯物主義者最“唯心”，他們最能夠刻苦，最不怕死。

毛主席說的“唯心”，就是徹底的唯物辯證法：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在精神與客觀世界之間，加入了“人”這個能動的中介，絕不是資產階級庸人們所說的“唯意誌論”。將無產階級當作物質武器，馬、列、毛是一以貫之的。資產階級很“唯物”，信仰拜物教，然而他們這個“唯物”是低級的、庸俗的，他們不懂得人的運動、社會的運動、階級的運動是物質的高級運動形態。

今天，不存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政治條件，但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不是一句空話、一句套話，是毛主席和所有共產黨人為之奮鬥不息、身體力行的一句話。也是我們今天的行動指南，否則，我們的一切奮鬥就成為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毛主席本人就是中共早期傑出的工人運動領袖之一，他的革命實踐活動主要是從工人運動開始的。他在長沙第一師範辦過工人夜校，他曾爭取和改組湖南勞工會，使之走上革命工會的道路。他七赴安源路礦，成立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建立了我們黨的第一個產業工人支部——安源路礦支部和安源黨的地方委員會。他自述這段經曆時說：教過兩年書，做過兩年工人運動，半年農民運動。他在做工人運動的這兩年期間，領導湖南地區工人罷工十次，隻失敗過一次，大部分取得了勝利。尤其是在安源，1.7萬路礦工人罷工7天，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抗戰勝利前夕，毛主席以他一貫的高瞻遠矚在為黨的“七大”所作的結論中說：“農民運動，我們比較會搞，工人運動就比較生疏了。我們黨走過的路是這樣的，從工人運動到農民運動，再到工人運動。過去我們是從工人運動起家的，從工人運動到農民運動，比如內戰時期，抗戰時期都是搞農民運動，將來我們要再轉到搞工人運動，搞大工業，搞正規軍隊等。這就是我們的預見。為著領導，必須有預見。”

解放戰爭勝利前夕，毛主席又發揮他偉大的預見性，在黨內很多同誌還在向往即將到來的全國勝利時，發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重要號召。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在城市鬥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有些糊塗的同誌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糊塗的同誌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毛主席強調指出，我們必須批判這種糊塗思想。他旗幟鮮明地提出“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麵。”

新中國成立後，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還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還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依靠工人階級，是要階級鬥爭還是搞階級合作，毛主席的社會主義革命方向與劉少奇的資本主義傾向之爭，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文革爆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鑒於紅衛兵小將的局限性，學生、知識分子無法再將革命向前推進，毛主席提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開天辟地頭一遭，工人階級取得如此崇高的政治地位，中國工人走入曆史上最輝煌的時刻。

毛主席逝世後，尚未完全成熟的工人階級失去了他們的導師，階級力量對比頓時失衡。資本主義複辟了。工人們淪為雇傭奴隸，先是政治權利的喪失，緊接著是經濟地位的下降。工人階級慢慢回想起主席的教導，備感親切，備覺透徹。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就要努力克服我們自身的下意識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我們身處資產階級主導的社會，有意無意間，不可避免要沾染很多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當我們要融入無產階級鬥爭的洪流時，這些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不可避免地會影響我們的工作，腐蝕我們的靈魂。於是我們通常自嘲我們是小資產階級，就心安理得地放下工作，暫且偷安了。可是，階級鬥爭無時不刻不在發生、發展，我們能休息，鬥爭卻不會停止。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就要善於引導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團結的對象，小資產階級的意識、特別是“左派”中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是我們批評的對象，批評即是團結的手段。小資產階級有兩重性，有兩種發展的可能，引導的辦法不是融入其中，更不是跟隨其後。小資產階級群眾有自己的夢想，即所謂明君夢、清官夢、俠客夢，這是事實。引導的辦法，第一，是在適當的時候打碎其幻想，幻想不打碎不行，打碎得太快也不行，散布幻想更不行。第二，讓其感受工人階級的力量，讓其認識到，明君、清官、俠客都不能達到解放自己的目的，唯有依靠最有前途的階級。有破有立，方能做引導工作。

我們紀念毛主席，是因為懷念他、熱愛他，更是要踐行他的主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他老人家留下的最深刻教誨之一，我們每一個自稱毛澤東的信徒，自稱的馬列毛主義者，如果忘卻了這個教誨，那就意味著背叛。雄關漫道真如鐵，如今邁步從頭越，工人階級勝利的曙光，我們已經看到了。主席離開我們44年了，千萬個毛澤東卻正在迅速成長，我們腳下這片沃土，不缺生長毛澤東的條件。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沿著主席指引的道路，我們腳踏實地前進，勝利是完全可以預見的。

[yongbing1993]

文革中工會是工人自己選舉產生





1949年以後，工人從來不被真正允許擁有自己的組織，曆屆工會幹部都是黨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選舉產生。所以一旦文革中黨對社會的控製力量減弱，工人便馬上拋開工會，自己組織造反隊。但1968年以後，黨的權威重又恢複，所有的造反派組織被解散，再經過“清隊”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這樣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卻始終守住自己的組織，在整合自己內部力量方麵，做得非常有成效。

1966年底，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發起“康平路武鬥”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對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組織“上海工人赤衛隊”，旋即馬上宣布歡迎赤衛隊員加入造反隊。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絕大多數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勢力在上海從此不複以組織形式對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將被擊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門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義重新聚合成組織，重又成為對抗造反派的強勁勢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顯然大大降低了對付反對力量的成本。1967年8月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發動“砸聯司”，一舉掃除造反派內部的反對勢力。從此，以王洪文為首的 “工總司”成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組織。

1967年底， “工總司”，召開“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會”，其實就是“工總司”一家的大會，成功地將自己的組織體係全盤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總司”的名稱。而在1968年這一時期，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組織都被解散。直到1972年，“工總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稱為“上海市工代會”。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國各地那樣重起爐灶式的召開。1973年上海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原“工總司”的骨幹成員全部成為總工會的領導成員，各級基層也都是原來的造反派擔任工會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這樣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組織體係。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終有著可以作為依托的組織平台；而作為文革初期非常時期的群眾組織 “工總司”，演變為本應是官辦的總工會，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獲得在黨的權威恢複後的正常秩序中活動的合法資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總工會與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與黨的關係。

共產黨執政後，對於工會與黨的關係有過多次爭議，每次都以試圖維護工會獨立的主體意識的工會幹部被批判調離或撤職而告終。各級工會幹部是由黨組織推派，還是由職工選舉，有過多次爭論。原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1951年遭到批判的罪狀之一，就是“同黨的關係上的工團主義”，因為李立三反對由黨組織委派而不是工人自己推選工會幹部，甚至提出“肅清委派製度”，主張工會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李立三因此遭批判被調離全總。李立三的後任賴若愚盡管不得不批判前任，但工會工作的固有本質還是使他將保護職工利益和權利作為基本任務，賴若愚同樣遭到批判和離開工會的命運。工會從此實際成為同級黨組織領導下的一個工作部門，必須無條件接受同級黨委領導，沒有自主權。在工會幹部尤其是工會主席的任命方麵，名為由工人自己選舉，實際由黨決定。黨對工會幹部不滿隨時可以撤換；即使撤換、選舉或增補前與工會商量，也是“真主意，假商量”，工會隻能服從。工會的中心工作就是組織勞動競賽，即動員工人多幹活，根本不敢再向黨和政府為職工爭取權益。

工會在文革初期一度停止活動，1970年以後，工會活動又開始恢複。上海市總工會完全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裏，上海工人造反派視工會為自己的組織，不許他人幹涉過問。例如，當時的上海市總工會製定了審批局、區、縣工會的規定，提出對這一級工會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調動，必須經由上海市總工會同意和批準。1970年左右上海機電二局和上海城建局黨委欲增加本單位工會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總工會商量，上海市總工會就公開聲稱不予承認，並要這兩個局的黨委檢討錯誤，向上海市總工會補辦手續。

上海市總工會在工會幹部的任命方麵有著較大的自主權。不但對工會幹部的任命，總工會還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黨政機構輸送優秀工人幹部”的要求，進而對黨政幹部的任命也施加相當大的影響。

據文革中上海市總工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葉昌明回憶，當時的市總工會主要通過這樣幾種方式施加影響：

其一是趁局、區、縣重建工會之際，由市總工會直接委派或製定人員擔任負責人；待局、區、縣黨委或革委會增補或調整領導成員時，便以工會輸送工人新幹部名義將這些人轉入黨政機構。市總工會這樣做，下麵的工會也層層仿效。許多工人造反派就是這樣先擔任工會幹部，然後再以工人幹部的名義“輸送”進黨政機構。

其二是強調黨政機構中必須充實工人幹部。市總工會認為哪一個局、區、縣的黨委或革委會裏沒有自己人，便以那裏沒有“文革中湧現的工人新幹部”為由，由市總工會派去幹部。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市總工會副主任王秀珍規定：“總工會可以向各區、縣、局派幹部，不僅派工會幹部，也派黨政幹部。”主持上海市總工會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葉昌明1973年前還未入黨，卻可以推薦、指派人員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組室或辦公室的核心，委派區黨委副書記，以及其他黨政成員。

其三是以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名義安排工人幹部。為此，王洪文一再強調工宣隊應由總工會負責管理。

其四是讓已經擔任領導的工人造反派兼任工會領導職務，擴大工會政治資源，提高工會辦事力度。王洪文從1967年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到1971年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以後又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間始終兼任上海市總工會主任。而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王秀珍、市委組織部負責人金祖敏、市工業交通辦公室負責人陳阿大，文革中都始終兼任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市總工會規定：在組建工會領導班子時，必須將擔任黨政負責工作的工人新幹部安排工會職務，增強他們對工會的認同；凡被準備培養提拔擔任各級黨政幹部的工人新幹部必須先到工會“過渡”，即先擔任一段時間的工會幹部，培養對工會的感情，再去擔任黨政職務。靠著這樣的政治資源，工會得以在黨委中貫徹自己的主張。例如當“輸送幹部”等做法遭到黨政幹部抵製時，便由在市裏擔任領導的工人造反派以市委領導的名義直接委派。中共上海市靜安區、普陀區的負責人就是這樣直接由上海市委委派工人去任職的。

幹部的任命，從來由黨壟斷。這一狀況在文革中則被上海市總工會突破。總工會負責人葉昌明在1974年上海市委的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黨組織發展共產黨員和提拔幹部，要征求工會的意見。身兼上海市委組織部負責人和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爭在二三年內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區、縣、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負責幹部）中占50％。上海市總工會從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擔任上海各局、區、縣以上機關（包括市委、市革委會各組、辦）領導職務 ；此外，幾次送往中央擔任領導幹部的工人幹部候選人，也都由市總工會首先提名。

雖然，“工會是幹部的學校”的思想早就由列寧提出，文革前黨的組織部門也經常從工會選拔幹部，但文革前工會的“輸送幹部”是被動的，即由黨的組織部門挑選，唯獨文革中的工會才有那麽強的自主意識，不是等待被挑選，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動輸送，甚至主動向中央和國務院輸送工人幹部。

文革前的工會依附於黨，處於黨的嚴密控製之下，工會工作必須聽命於同級黨組織。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則通過以上辦法，不但形成了一個活躍於黨的係統之外的嚴密體係，而且還把勢力伸進了黨政係統，通過各級工會影響甚至控製各級黨政。這種現象是文革前所從未有過的。這種狀況，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張得以上下內外呼應。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後黨的權力日益集中，黨的幹部大都兼任行政幹部的狀況使得“黨政合一”日趨嚴密。但在工會係統，工會幹部兼任黨的職務的狀況反而分割了黨的權威，削弱了黨對工會的控製。在這一意義上，尤其是在參與及影響上海各級黨政機構的政策方麵，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的地位，是1949年以後最高的。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工會在上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yongbing1993]

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各個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猛烈地衝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之後，毛澤東加寫“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

毛澤東：刪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無前例的”五個字，並批注：“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曆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

毛澤東：“工人宣傳隊進入教育陣地，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解放以後，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

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有些人由於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較好，或教師比較好，或受了家庭、親戚、朋友的影響，而主要的是受社會的影響）能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有一些人則不能。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

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奮起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學校中的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暫時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

但隨後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動起來，挑動群眾鬥群眾，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鬥、批、改，破壞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破壞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和整黨的工作。

這種情況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現實的狀況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學生、知識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係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

毛澤東：“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

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

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

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

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毛澤東：“自從十九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開始形成的時候起，就提出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到今天已經一百二十年了。

隻有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義者才反對這個徹底革命的口號。

中國共產黨是以這個口號為其基本綱領的。

而要實現這個口號，就要聯合工人以外的廣大群眾，這主要是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識分子，並領導他們前進。”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修改部分

1968年8月22日，毛澤東三次審閱修改姚文遠的文章《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鬥、批、改》。姚文遠在送審報告中說：“根據您‘宜有一篇指導當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寫了一篇評論，整理了您的兩段重要指示，駁斥了一些錯誤的觀點，不知能否作為社論或署名文章在《紅旗》用。”

毛澤東當天審閱時，將文章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並批示：“應確定《紅旗》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寫一篇評論。此文由你署名，在《紅旗》先發，然後由各報轉載並廣播。請向碰頭會宣讀一次，征求意見。”

對三次送審稿，毛澤東所作修改主要有：

（一）在文章第一段講到當前鬥批改的高潮處，於“在各個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猛烈地衝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之後，加寫“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

（二）在第二段，將完成鬥批改這個任務是一個中心環節，“是堅持工人階級領導”，改為“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

（三）加寫第三段：“自從十九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開始形成的時候起，就提出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到今天已經一百二十年了。隻有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義者才反對這個徹底革命的口號。中國共產黨是以這個口號為其基本綱領的。而要實現這個口號，就要聯合工人以外的廣大群眾，這主要是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識分子，並領導他們前進。”

（四）對第四段，將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進行的”，改為“僅僅是在工人階級這個唯一的階級領導下進行的”。刪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無前例的”五個字，並批注：“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曆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在這一段講舊北京市委“這個‘獨立王國’已被革命的風暴徹底摧毀了。它的階級鬥爭的曆史教訓，應為一切革命者所記取”之後，加寫一句：“全國各地那些被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裏的公民們，也應當研究這個教訓。”

（五）改寫第五段（加寫和改寫的文字用粗體標明）：“工人宣傳隊進入教育陣地，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解放以後，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有些人由於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較好，或教師比較好，或受了家庭、親戚、朋友的影響，而主要的是受社會的影響）能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有一些人則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奮起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學校中的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暫時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但隨後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動起來，挑動群眾鬥群眾，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鬥、批、改，破壞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破壞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和整黨的工作。這種情況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現實的狀況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學生、知識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係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

（六）在第十段的“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派都把工人階級當作‘自己’人……”這句話中的“一切”後麵，加寫“真正的而非口頭說說騙人的”。在這段話之後，加寫一段話：“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七）改寫第十七段：“首先的任務是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使工廠企業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體上清理階級隊伍兩項任務結合起來做的。”

（八）在第十八段講“大批判和清理階級隊伍”使“黨員的政治狀況、組織狀況基本上弄清楚了”之後，加寫“並且吸收一批在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參加黨組織，使黨增加新鮮血液”。

（九）加寫第十九段：“在工礦企業中的運動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業中，在黨、政機關中的運動，也大體是如此。”這篇文章發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一九六八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