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美軍又來了台軍又殺大陸漁民了
駐台美軍又來了。是《“友誼”，還是侵略？》
台軍又殺大陸漁民了。是“同胞“還是敵人？
走資派不講《階級鬥爭》？可敵人會聽嗎？
走資派“命運共同體“了，敵人會聽嗎？
走資派隻會忽悠百姓，遇弄百姓，維穩百姓。.
侵略來了，敵人殺漁民了，就當縮頭烏龜。
駐台美軍又稱駐華美軍。隨著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通過，駐台美軍人數逐漸減少，隨後華府、北京在1972年的《上海公報》中更明確指出美國將從台灣撤出所有部隊和軍事設施。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美軍結束在台駐軍編製。
1975年3月26日駐金門馬祖的美軍顧問小組撤出。
1976年1月7日，隨著負責台灣空防的第327航空師解散，台北通訊站於3月2日關閉。
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1979年1月時，美軍在台剩餘的主要單位為：美軍總部營區、陸軍通訊司令部、第6217空軍基地中隊。美國國務院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於該年2月28日正式閉館。同年4月，美軍協防司令部和顧問團撤銷，最後一任協防司令林德少將於4月28日離台，最後一名美軍在1979年5月3日離台，美軍結束在台灣的正式活動。1980年1月1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終止。
閩平漁5540事件：台海巡署用鐵釘封死船艙，悶死大陸25名漁民！
2023年7月，有台灣漁民不知何故落水渾身濕透，大陸漁民及時將其救助上船，並安全移交當地海巡署，海巡工作人員更是大呼感謝同胞。
然而，在2024年闔家歡樂的春節期間，台當局偽海巡署以“越界”為由追查大陸漁船，在暴力執法的過程中，最終釀成了漁船傾覆，2人死亡的惡性事件。
1990年7月12日，一艘普普通通的捕魚船“閩平漁5540”號從福州平潭出海打漁，裏麵有26名福建漁民。台島海警突然出現，並以“走私”為由將他們逮捕，漁船也被扣押。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漁民並沒有被遣散回來，也沒有被押送到台島，反而被台島海警用棍子全部趕到船艙中。由於他們的暴力行為，一些血氣方剛的青年漁民，不肯進入船艙，立刻被他們用棍子打了一頓。就這樣，26名福建漁民被他們用黑布蒙住雙眼，強行關進一米來高、三米見方的船艙內。不僅如此，他們還用六寸長的全新圓釘將船艙頂蓋釘死，而且還在船艙頂蓋壓上重物，就是為了防止裏麵的人逃跑。然後命令船工將船開到海峽中線附近，並警告出海後也不準打開船艙。
為了保險起見，他們“親自護送”，沿途還檢查了好幾遍，確認船艙蓋沒有被人撬開。當時正值七月份，氣候很熱，船艙又是封閉的，氣溫很高，在長時間的航行過程中，船艙內的氧氣逐漸耗盡，造成嚴重缺氧。由於缺乏足夠的氧氣，25名漁民不幸死亡，活活的被悶死，僅有一人幸存。真的難以想象，這些漁民在臨死前遭受到了怎樣的痛苦、折磨和絕望。據說，這位幸存者能夠存活，是因為他偶然發現船艙隔板上有一個很小的孔，僅有綠豆大小，他通過這個小孔貼近呼吸而幸存下來。
事後，“閩平漁5540”上的一名受害者的家屬，更是捶胸頓足，悲憤說道：“台灣有人來到平潭，我們都把他們當做親人一樣，而我們的親人卻被這樣殘害，實在是心寒。”
然而台灣省那邊對待大陸漁民有多殘暴？據台灣方麵持續八年的統計數據，八年期間驅離大陸漁船近萬次，扣留四百多次，沉沒了八十多艘船。相當於八年中大陸這邊每個月沉沒一艘，每周被扣留一艘，每天被驅離三四艘，這還不算禁漁期。
從1990年至1994年5月僅4年的時間裏，因為遭到台軍警的突然射殺，大陸漁民一共被打死46人，打傷112人。
另一項統計顯示，自1989年到2010年期間，台軍警在遣返大陸私渡去台人員時，悶死、撞船淹死大陸人員計46人。
越過所謂“中線”闖入大陸這一側，強行抓走大陸漁民的作業漁船達223艘，非法逮捕關押漁民3160餘人。
艾奇遜當麵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自從一八四○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
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
就是在這個條約裏，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
美帝國主義比較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麵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
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占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
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曆的。
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
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布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友誼”，還是侵略？》
作者：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為了尋找侵略的根據，艾奇遜重複地說了一大堆“友誼”，加上一大堆“原則”。
艾奇遜說：“從我們曆史很早的時期起，美國人民和政府就關心中國了。雖然距離遙遠，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兩國隔離開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許多年來種種善意措施便是證據，例如用庚子賠款來教育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等等。美國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等等，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遜當麵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自從一八四○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
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
就是在這個條約裏，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
美帝國主義比較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麵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
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占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
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曆的。
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
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布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餘美元，據我們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餘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從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鴉片戰爭算起）美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友誼”，特別是最近數年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這一項偉大的“友誼”，都是為著一個目的，就是“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等等”。
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不為別的，第一為了門戶開放，第二為了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第三為了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
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著，第一個神聖的原則在那裏“依然維持”著。其餘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後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
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領土，還算叨了艾奇遜第二個神聖原則的光，“依然維持”住了它們的“完整”。其餘地方，一概倒運，行政和領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樣子了。
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地方，叨了第三個神聖原則的光，把“任何外國的控製”，連同美國的控製也在內，都給艾奇遜們“反對”掉了，因此還被中國人控製著。其餘的國土，說來要掉眼淚，一概完了，都給外國人控製住了，中國人統統當了奴隸。至於是什麽外國呢，艾奇遜老爺行文至此，還沒有來得及點出，下文自明，無須多問。
不幹涉中國內政，是否也算一條原則呢，艾奇遜沒有說，大概不能算吧。美國老爺的邏輯，就是這樣。看完艾奇遜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證實這一項高明的邏輯。
【胡耀邦是怎樣搞亂西藏新疆的？- 鄧力群 】
作者：鄧力群
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
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
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
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
另外，本來陰法唐（時任西藏第一書記）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
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
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
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
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
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
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
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
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胡耀邦反對安全生產，80年代初提出所謂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在這種政策的影響下，本來屬於國家所有的礦山資源，成為各種社會勢力爭搶的對象，被少數人霸為己有，不顧後果的胡挖亂采。為了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礦主們挑肥棄瘦，大量本來可以采掘的珍貴資源被拋棄，原本可以開采數十年的資源，在群挖群采的無序狀態下，礦山壽命大大縮短，早早就夭折了。
而且在“有水快流”政策指引下，取消了地質條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資，導致最近20多年來，中國每開采百萬噸煤的生命代價急遽上升五倍多。當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政策時，原煤炭部部長韓英（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曾經堅決反對這一決定，並找胡當麵提過意見，但一切都沒用。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許西藏流亡政府方麵派出的代表團前往西藏。
1980年3月，胡耀邦召開“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發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幹部要敢於保護自己民族的利益。
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稅、免征購。
變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為實用主義的經濟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
加強藏文化的地位。
漢人要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
他的報告作為中央文件下發，遭到黨內左派的強烈批評，認為是民族工作的錯誤傾向。鄧小平決定收回胡耀邦的報告。當時西藏第一批漢族幹部撤離已經完成，第二批撤離停止，一切恢複原樣。胡耀邦繼續堅持民族問題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進行實地調查，震驚於西藏的貧困，並承認之前的極左路線給藏民帶來了許多苦難，這些舉動令西藏人民對胡耀邦深切懷念。在1981年7月接見了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62]，期間提出了“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萬裏在西藏考察時，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條”，其中一條是要讓藏族幹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幹部占到西藏地區幹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漢族幹部離開西藏是光榮的。並建議把80%的漢族幹部從西藏撤離。
這些建議引起新疆和內蒙古自治區的共鳴。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談會，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條，提出從新疆調回漢族幹部的決定。但最後由於新疆民族主義高漲以及王震的反對，決議沒有通過。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國確定了蒙古語標準音，圖蘭語標準音和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拉丁圖蘭文及蒙古語音標。中央1984年5號文件關於對少數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即“兩少一寬”）。
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通過，正式確立了以少數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間，還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規定》、《關於對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企業給予低息貸款的通知》，每年遞增10％民族自治區定額補助的《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財政管理體製的暫行規定》等對少數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導下，全國新增了很多自治縣。
年初五，福建一艘近海又是淺海作業區的小艇，在金門海域收漁網時，被台灣軍方驅離撞擊後翻艇，導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死亡。這種小艇不是漁船，適用於近海淺海放網收網時使用。
對此，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時強調：“多年來，我們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為保障兩岸漁民正常作業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在沿海多地設立台灣漁民接待設施，為台灣漁船和漁民提供避風、補給、搶險、救助等相關幫助。反觀台灣方麵，一段時間以來，民進黨當局以各種借口強力查扣大陸漁船，以粗暴和危險的方式對待大陸漁民，這是導致這起惡性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
《兩岸一家親》？！隻是中國大陸走資派的一廂情願。先回憶一下曆史事實：
台灣當局再扣我五漁民：永遠記得那些年對岸製造的血案嗎 ？
不久前，台當局通過了《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正式賦予了海巡部門的自主確定時機，在執行公務時開槍用炮的權利。其自主確定的兩個條件是:受到武力威脅和聯係不上上級，現場指揮官有權命令射擊。
從這個法例中我們不難看出一個清晰的事實，那就是台當局為彌補軍隊不足的困境，開始將海巡這樣的行政執法部門武裝化，其打著有利執法的口號下，到底是針對誰？一目了然。
在1990年的平潭縣，清晨趕海的漁民，在海邊發現一艘擱淺的漁船，船體上寫著“閩平漁5540號”，當好奇的人們，走進船隻，卻發現空無一人，而船體完好，又不像是遭受了什麽海難，於是有幾個膽大的人登船查看，結果他們發現，原本裝魚獲的艙室被人用木板在外麵死死釘住。在撬開木板之後，裏麵的氣息和現狀讓一眾人瞬間嚇尿。屍體，滿倉的屍體。我公安人員聞訊趕到後，立刻安排將全部木板拆下，半個小時之後，兩個船艙展露在人們麵前，其中一個有11具屍體，另一個有14具屍體，和一名奄奄一息的幸存者。
麵對如此重大慘案，大陸公安機關立刻進行了法醫鑒定，確認這些人員無外力損傷，全部死於窒息。而經過救治，已清醒的幸存者林裏誠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原來他們是常年遊走兩岸的漁民，因為大家都是同胞，語言也相近，於是就和對岸的漁民做起了小生意，這一次他們裝載著中藥材和酒水等小商品，前往交易。結果遇到了台軍的檢查，當時他們被對岸軍警用膠帶綁住了雙手，全副武裝的軍警用木棒把他們趕到艙室，其中一個軍官模樣，背著衝鋒槍的軍官，拿來一包鐵釘，交代下屬，將艙門從外釘死，任其自身自滅。
船艙最矮處僅有0,76米，幾十個關在狹小的空間裏，很快就缺氧，盡管他們大聲呼救，但最終還是一個一個的倒下，林裏誠靠著船艙邊一個微小的縫隙，支撐到獲救。
雖然不知道是否是台當局的命令，但參與該行為的台軍執行人員的行徑來看，完全是赤裸裸的有預謀，有組織的謀殺~
而對此，時任地區領導人的李登輝，嘉獎台軍，並宣稱他們的行為沒有問題，要求島內民眾體諒一線執法人員的難處。並把大陸漁民的不幸歸結為是他們自己的械鬥和分贓不均。而我法醫部門在第一時間就查驗過，無任何表麵傷痕，械鬥說根本是推卸責任的伎倆。
一波未平，緊接著一個月後，又發生了閩平漁5202號事件，當時這艘船載著50名被島內遣返的偷渡客，送回大陸。因為一個月前的慘案引起島內嘩然，這次還派了兩艘巡邏艇和6名立法委員，記者隨船監督。
可就在航行途中，突然台軍文山艦全速駛來，發生碰撞，當時小小的漁船瞬間被撞成兩半，而奇怪的是，隨行監督的巡邏船隻在旁邊觀望，完全不予以施救，不知道是向上匯報，還是另有目的，總之兩個小時後，救援開始，但最終導致了21人遇難，僅有29人被解救。
而這次，台當局再次強調是因為作業困難和現場環境不好，等等因素。岩裏政男仍然是為當事者站台，要求島內體諒執法者的艱難，等等。
總之，這兩項事件，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均沒有得到最終的真相，亡魂依舊飄蕩難安。
有了台當局的偏袒，前線的執行者更加肆無忌憚。從1990年至1994年5月僅4年的時間裏，因為遭到台軍警的突然射殺，大陸漁民一共被打死46人，打傷112人。
另一項統計顯示，自1989年到2010年期間，台軍警在遣返大陸私渡去台人員時，悶死、撞船淹死大陸人員計46人，越過所謂“中線”闖入大陸這一側強行抓走大陸漁民的作業漁船達223艘，非法逮捕關押漁民3160餘人。
更邪惡的是，台島當局允許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漁船入港避風，卻唯獨不允許大陸漁船入港，因此每年發生暴風時，幾乎都有大陸漁民因被拒絕入港而發生船翻人亡的慘劇。
2006年之後，隨著中國大陸海軍海監力量崛起，加上兩岸三通、服務貿易等惠台政策和項目開始啟動或落實，這類情況才開始減少。
但是隨著蔡英文的上台，有計劃的獻媚美日主子，同時又為了掩蓋自身實力不足，不敢在軍事上挑釁的現實。色厲內荏的他們，又再次規模的打著執法的外衣，有計劃的針對大陸漁民開始了攻擊。
2017年1月16日，日本漁船大量闖入搶奪大陸漁業資源，但台灣海峽另一側的海巡則一方麵要求台島漁民禁止駛入該傳統漁場，給“皇軍”讓路。一麵對大陸大陸漁民越線著給予水炮攻擊。
2017年5月7日，台澎湖海巡隊6日清晨再次闖入所謂“中線”海域的大陸一側查扣一艘中國大陸漁船，並且還公然開槍傷打傷兩名大陸漁民。
2018年8月23日，一艘自福建省泉州市祥芝港出港的大陸漁船被強製登檢扣留，船上漁獲約2000公斤海產品以及部分漁業設備被台島軍警全部拋入海中，其餘用具和18名船員被台方麵非法扣留。
而這已經是當月台島方麵對大陸漁民進行的至少第6次襲擊事件了。
2019年1月10日，以“越界”為由，強行扣走一艘大陸漁船及逮捕船上6名漁民。7月9日，在台中港外約28海裏，再次扣押大陸漁船，將船上300公斤漁獲實施海拋，並將船上35歲黃姓船長等11人逮捕，然後勒索120萬元人民幣必須交齊才肯放人。
2020年7月24日深夜，在大陸地區疫情肆虐的災難時刻，對岸又非法扣押大陸漁船，將魚獲和設備拋棄大海，然後扣留全船漁民。
..........還有很多很多，統計的隻是冰山一角，這裏就不一一列舉。
2023年4月16日，一艘大陸漁船在苗栗外海作業，被台海巡部門強行要求檢查，在遭到拒絕後，台海巡部門窮追不舍，強行登船，並將海貨2000公斤海拋，大陸11名船員被抓走。
這件事也是台灣海巡部門此次設立開火權利的由頭，他們的理由是，萬一追不上，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執法，所以要求開槍開炮。
2023年5月17日中午12時許，馬組海巡隊，在東引水域查扣大陸漁船“霞下滸水0323”，並扣押大陸5名漁民。
樁樁件件，哪有親中愛台，哪有“兩岸一家親““？政客的話術權謀，掩蓋不了數十年來大陸沿海漁民的斑斑血淚。大陸走資派的強勢崛起，解放軍的日益強大，嚇阻不了這些魑魅魍魎，至今天，及將來，台灣海峽上空恐怕還不知道還要增加多多少大陸漁民的冤魂。
最後，我們隻想問一句，大陸漁民在中國台灣省海域進行漁業作業，有問題嗎？空喊口號有什麽用？為了“兩岸一家親““？要用多少大陸漁民的血淚和命來祭。
1954年4月，達賴喇嘛排除了分裂分子的阻擾，決定赴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4年9月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敬獻了哈達和禮物。1954年9月16日下午，達賴喇嘛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言：“我們有堅強的信心，遵守憲法，執行‘十七條協議’，逐步把西藏建設成為一個政教昌盛繁榮幸福的地方。”9月23日，達賴喇嘛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0月1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再次接見了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聽取了他們對西藏工作的意見並作出重要指示：在西藏不成立軍政委員會，要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1954年12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當選為主席團成員。22日下午，達賴喇嘛在會上發言：“我們終於在1951年獲得和平解放，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羈絆，回到了祖國大家庭，並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和進藏工作人員正確地執行了民族政策，使得西藏人民日益深刻感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和看到他們未來的光明前途，因而西藏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日益增長起來，衷心擁護祖國的統一。”
1955年1月3日，達賴喇嘛一行赴華東、東北參觀，目睹了各族人民大團結、熱火朝天建設新家園的景象，深受鼓舞。1955年2月23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返抵北京，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歡度藏曆木羊年新年。
達賴喇嘛在愉快友愛的氣氛中結束了在京的參觀訪問。安抵拉薩後，達賴喇嘛於7月6日給毛澤東寫信，大意是自北京出發，到西北、西南各地參觀了建設情況，在當地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一路平安抵達拉薩，特地向毛澤東匯報，並親自撰寫讚文，稱“祖國偉大領袖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頌揚毛澤東是“照耀一切的太陽”、“保護吾人如慈母”。此時的達賴喇嘛心潮澎湃，真情流露，真心擁護祖國統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55年11月24日毛澤東複信達賴喇嘛：
親愛的達賴喇嘛：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給我的信收到了，很高興。我時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時候我們相處的那種愉快的情形。何時再能和你見麵呢？大概要再等三年，等到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的時候，那時你也許會來這裏吧。你回去以後的許多活動，我覺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會很高興。西藏是在前進。當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進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養身體。我們這裏的情況還好。也做了一些錯事，正在批評改正。中國是個大國，但是現在還是不富不強，希望經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後，變為一個又富又強的國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們好好做去。很高興地看到你在信裏附寄的西藏鮮花，我在這裏也附寄一朵給你。希望經常看到你的信，隨便寫幾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餘事請問張國華同誌。我已囑咐張國華同誌，叫他好好向你請教。
祝你健康愉快！
毛澤東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956年8月18日、1957年8月18日的兩封信
1954年11月，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同誌和在西藏工作的同誌，遵照黨中央、毛澤東指示精神，就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各項事宜，分別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其隨行官員進行協商，交換意見。大家一致表示要公平合理地解決問題，按照中央指示辦，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籌備小組。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舉行成立大會。黨中央派出以陳毅副總理為團長，由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各人民代表團體組成的中央代表團赴西藏祝賀並慰問演出，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和當地群眾的隆重歡迎。
4月22日下午，達賴喇嘛宣布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開幕，並致開幕詞：“我們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平等、團結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當時全國已經掀起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在大的政治形勢影響下，也促發了西藏工委黨員幹部的樂觀情緒，加快進行建團、建黨、民主改革的實踐，大批漢族幹部調進西藏。這引起了西藏上層集團的疑懼和不滿，昌都地區分裂分子以此為借口趁機發動武裝叛亂。在新的形勢下，達賴喇嘛的信心動搖了，他給毛澤東寫信談了自己的想法。1956年8月18日，毛澤東複信給達賴喇嘛：
親愛的達賴喇嘛：
給我的兩封信都收到了，很高興。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已經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擁護，大家滿意。
西藏社會改革問題，聽說已經談開了，很好。現在還不是實行改革的時候，大家談一談，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準備，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麵都安排好了，然後再做，可以少出亂子，最好是不出亂子。四川方麵出了一些亂子，主要是親帝國主義分子和國民黨殘餘分子在那裏煽動，我們的工作也有缺點。我希望西藏方麵盡量避免出亂子。
陳毅副總理回來，轉達了你的意見。我們大家對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總是擔心，漢人在那裏和你們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請你負起責來，對於犯了錯誤的漢人，給他們以嚴格的教育，把他們當作你自己的幹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體。
有事隨時給我寫信。
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時改不過來，但比上次少了一點。
遇到困難，務宜忍耐。困難總可以慢慢克服的。
希望同你見麵。
祝你健康！
毛澤東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
這封信是針對西藏地方存在的主要問題和達賴喇嘛主要思想活動寫的。西藏民主改革進程的加快，對達賴集團是一個很大的衝擊，這不能不影響達賴喇嘛的心理和觀點，開始對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產生疑懼。毛澤東對此深有洞察，他指示西藏工委的同誌：“西藏實行改革的條件還沒有成熟，因此實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會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甚至還可能推遲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期內去。”
恰在此時，印度邀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活動。經中央批準，達賴喇嘛一行在1956年11月22日赴印度。達賴喇嘛在印度期間，正在印度訪問的周恩來在新德裏連續3次同他談話，轉達毛澤東的指示，大意是：現在肯定先不談改革，在大家（指貴族、上層官員）都沒有安置好前不改革。可以肯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內根本不談改革，6年之後，如可以改的話，仍然由達賴喇嘛根據那時的情況和條件決定。若是分裂分子搞“西藏獨立”，就是叛國的行為，人民解放軍就一定要將叛亂鎮壓下去。毛澤東希望達賴喇嘛早日回去。
此時，昌都地區的叛亂有蔓延的趨勢。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做好應對拉薩等地可能發生暴亂的準備，同時暫停民主改革的實踐。
1957年4月1日，達賴喇嘛自印度返抵拉薩。5月14日，中央批示《西藏工委關於今後西藏工作的決定》，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重要內容之一，是遲早一定要進行的。中央在重新考慮了西藏地區的曆史和現實的情況以後，決定從今年起至少6年以內，甚至在更長的時間內，在西藏不進行民主改革，6年過後是否進行改革，到那時候依據實際情況再作決定。今後至少6年內，在西藏地區的工作有可為和不可為兩個方麵，可為的是“要繼續進行和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並以達賴集團為主要對象”。四不為是“停止和結束民主改革的準備工作、不幹涉西藏的內部事務、不在社會上發展黨員、不辦不是西藏上層和下層迫切要求和同意的建設事宜”。強調指出西藏工作統一由中央直接領導，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不得直接向西藏指示工作。
在中央對達賴集團作出重大讓步的同時，分裂分子卻毫不悔改，叛亂活動越來越猖獗。
此時政治立場動搖、猶疑不定的達賴喇嘛讓進京的阿沛攜帶一封信給毛澤東。1957年8月18日，毛澤東致信達賴喇嘛：
親愛的達賴喇嘛：
你托阿沛·阿旺晉美帶給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興。阿沛我也見到了，並且由周總理和他談了話。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你領導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績的。去年對實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機構也太大了，這是缺點。現在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不改革，並且把過大的機構作了精簡，這就改正了缺點。
工作中發生缺點總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對缺點，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正確分析，積極改正，記取經驗，繼續前進。我們改掉了缺點以後，工作就會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訪問印度期間，拒絕了那些逃亡國外的反動分子出的壞主意，是做得很對的。他們大概還要找機會進行反動活動，要教育僧俗官員對他們保持警惕。
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廳間的關係問題，希望都能從團結願望出發，雙方好好協商加以解決。
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並多來信。
祝你愉快！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這是目前見到的毛澤東寫給達賴喇嘛的最後一封親筆信。
1959年3月10日，西藏分裂分子發動全麵武裝叛亂，挾持達賴喇嘛出逃印度，達賴喇嘛從此走上了叛國之路。
從上述6封信看，有幾個共同的特點：一是毛澤東尊禮和關懷達賴喇嘛，禮稱“達賴喇嘛先生”或“親愛的達賴喇嘛”，對達賴喇嘛是有信必複、有禮品必回贈，信中既有殷切關懷和愛護，又有良好的祝願和期望，流露出真摯的感情。二是毛澤東尊重達賴喇嘛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權力，信中多次可見“西藏地方政府在你領導下”，“多批評犯了錯誤的漢族幹部”等等，這是中央民族宗教政策的生動實踐。三是毛澤東在政治上團結爭取達賴喇嘛，將達賴喇嘛與分裂分子區別開來，對達賴喇嘛的工作成績和積極進步都是肯定的和讚揚的，針對分裂分子的叛亂活動，在信中沒有批評西藏地方政府，為團結達賴體現了很大的誠意和忍耐。四是毛澤東在信中簡略地闡明了中央對西藏的政策，也承認了西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適當做法，體現了偉大領袖襟懷坦蕩的政治魅力。
毛澤東致達賴喇嘛的信是黨中央對西藏政策的一個光輝映照。從1951年5月到1959年3月，毛澤東多次指示西藏工委要高度重視民族宗教的特殊情況，堅決維護執行《協議》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首要任務是開展對達賴喇嘛集團的統戰工作。
另外，從這些信中也可以了解到《協議》簽訂後的近8年裏，達賴喇嘛確有愛國表現和較大的進步。但是，他本質上是以維護自己政教地位和農奴製度為最高利益的，在分裂勢力的包圍中，患得患失，搖擺不定，不願意接受民主改革，不願意農奴解放，不願意走下神壇，最終背叛了祖國和廣大藏族人民，也背叛了和平解放時期自己的政治承諾，成為西藏分裂勢力的總代表。
艾奇遜所說的“極親密的友誼的聯係”，不是說的兩國人民，而是說的兩國反動派。
在這裏，艾奇遜既不客觀，也不坦白，他混淆了兩國人民和兩國反動派的相互關係。對於兩國人民，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美兩國反動派的失敗，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這個時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時期。
隻有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和其它美國反動派，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它中國反動派與此相反，確是“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
艾奇遜們對於輿論的看法，混淆了反動派的輿論和人民的輿論。對於人民的輿論，艾奇遜們什麽也不能“感應”，他們都是瞎子和聾子。
幾年來，美國、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對美國政府的反動的對外政策，他們是充耳不聞的。什麽是艾奇遜所說的“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呢？就是被美國共和、民主兩個反動政黨所操縱的許許多多的報紙、通訊社、刊物、廣播電台等項專門說謊和專門威脅人民的宣傳機關。
對於這些東西，艾奇遜說對了，共產黨（不，還有人民）確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於是乎帝國主義的新聞處被我們封閉了，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對中國報紙的發稿被我們禁止了，不允許它們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國境內毒害中國人民的靈魂。
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
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
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
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
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
因為中美兩國反動派的阻隔，這種聯係，過去和現在都受到了極大的阻礙。
並且因為兩國反動派向兩國人民撒了許多謊，拆了許多爛汙，就是說做了許多的壞宣傳和壞事，使得兩國人民的聯係極不密切。
《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
作者：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關於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我們業已在三篇文章（《無可奈何的供狀》、《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中給了批評。
這些批評，業已引起了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社，各學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廣泛的注意和討論，他們並發表了許多正確的和有益的聲明、談話或評論。各種討論白皮書的座談會正在開，整個的討論還在發展。討論的範圍涉及中美關係，中蘇關係，一百年來的中外關係，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係，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應取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整個對內對外關係中應取的態度，對於帝國主義的新陰謀如何對付，等等。這種現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曆史上的偉大意義。
就中國人來說，我們的革命是基本上勝利了，但是很久以來還沒有獲得一次機會來詳盡地展開討論這個革命和內外各方麵的相互關係。這種討論是必需的，現在並已找到了機會，這就是討論美國的白皮書。
過去關於這種討論之所以沒有獲得機會，是因為革命還沒有得到基本上的勝利，中外反動派將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區隔絕了，再則革命的發展還沒有使幾個矛盾側麵充分暴露的緣故。
現在不同了，大半個中國已被解放，各個內外矛盾的側麵都已充分地暴露出來，恰好美國發表了白皮書，這個討論的機會就找到了。
白皮書是一部反革命的書，它公開地表示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幹涉。
就這一點來說，表現了帝國主義已經脫出了常軌。偉大的勝利的中國革命，已經迫使美帝國主義集團內部的一個方麵，一個派別，要用公開發表自己反對中國人民的若幹真實材料，並作出反動的結論，去答複另一個方麵，另一個派別的攻擊，否則他們就混不下去了。
公開暴露代替了遮藏掩蓋，這就是帝國主義脫出常軌的表現。
在幾星期以前，在白皮書發表以前，帝國主義政府的反革命事業盡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書上，卻總是滿篇的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
老奸巨猾的英帝國主義及其它幾個小帝國主義國家，至今還是如此。
後起的，暴發的，神經衰弱的，一方麵遭受人民反對，另方麵遭受其同夥中一派反對的美國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國主義係統，認為以公開暴露若幹（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來和他們同夥中的對手辯論究竟哪一種反革命方法較為聰明的問題，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他們企圖借此說服其對手，以便繼續他們自認為較為聰明的反革命方法。兩派反革命競賽，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爭得不得開交了，一派突然攤牌，將自己用過的許多法寶搬出來，名曰白皮書。
這樣一來，白皮書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來，在許多問題上，主要地是在帝國主義的本性問題和社會主義的本性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所說的，在若幹（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很多）中國人看來，總是將信將疑的，“怕未必吧”。
這種情況，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後起了一個變化。艾奇遜上課了，艾奇遜以美國國務卿的資格說話了，他所說的和我們共產黨人或其它先進人們所說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結論來說，如出一轍。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開了眼界，原來是這麽一回事。
艾奇遜在其致杜魯門的信的開頭，提起他編纂白皮書的故事。他說他這本白皮書編得與眾不同，很客觀，很坦白。“這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的坦白記錄，這個國家早就和美國有著極親密的友誼的聯係。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沒有刪略，盡管那裏麵有些話是批評我們政策的，盡管有些材料將來會成為批評的根據。我們政府對於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能夠感應，這便是我們的製度的固有力量。這種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正是右派和共產黨的極權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
中美兩國人民間的某些聯係是存在的。經過兩國人民的努力，這種聯係，將來可能發展到“極親密的友誼的”那種程度。
但是，因為中美兩國反動派的阻隔，這種聯係，過去和現在都受到了極大的阻礙。
並且因為兩國反動派向兩國人民撒了許多謊，拆了許多爛汙，就是說做了許多的壞宣傳和壞事，使得兩國人民的聯係極不密切。
艾奇遜所說的“極親密的友誼的聯係”，不是說的兩國人民，而是說的兩國反動派。
在這裏，艾奇遜既不客觀，也不坦白，他混淆了兩國人民和兩國反動派的相互關係。對於兩國人民，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美兩國反動派的失敗，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這個時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時期。
隻有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和其它美國反動派，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它中國反動派與此相反，確是“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
艾奇遜們對於輿論的看法，混淆了反動派的輿論和人民的輿論。對於人民的輿論，艾奇遜們什麽也不能“感應”，他們都是瞎子和聾子。
幾年來，美國、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對美國政府的反動的對外政策，他們是充耳不聞的。什麽是艾奇遜所說的“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呢？就是被美國共和、民主兩個反動政黨所操縱的許許多多的報紙、通訊社、刊物、廣播電台等項專門說謊和專門威脅人民的宣傳機關。
對於這些東西，艾奇遜說對了，共產黨（不，還有人民）確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於是乎帝國主義的新聞處被我們封閉了，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對中國報紙的發稿被我們禁止了，不允許它們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國境內毒害中國人民的靈魂。
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
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
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
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
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
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幹淨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
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
但是艾奇遜的話有一半是說錯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於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
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
這個政府的工作人員對於人民必須是恭恭敬敬地聽話的。
同時，他們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於艾奇遜所說的“右派極權政府”，自從德意日三個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後，在這個世界上，美國政府就是第一個這樣的政府。
一切資產階級的政府，包括受帝國主義庇護的德意日三國的反動派政府在內，都是這樣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鐵托政府現在也成了這一夥的幫手。
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
希特勒、墨索裏尼、東條、佛朗哥、蔣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資產階級內部民主的幕布，是因為國內階級鬥爭緊張到了極點，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
美國政府現在還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國反動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顏色，比起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的朝代來是差遠了，這是階級鬥爭迫緊了幾步的緣故。
再迫緊幾步，美國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拋到九霄雲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遜一開口就錯了這許多。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是反動派。
至於說，他的白皮書是怎樣一個“坦白記錄”這一點，我們認為坦白是有的，也是沒有的。艾奇遜們主觀上認為有利於他們一黨一派的東西，他們是有坦白的。反之，則是沒有的。裝作坦白，是為了作戰的目的。
世上的貪婪狂妄者，總是同惡相求、同欲相趨，幹壞事互相幫襯，有利益拚命爭搶。如今走資派特色政府麵對五獨：港獨藏獨疆獨蒙獨台獨合流。 世界上反華勢力猖獗，有「五獨」之稱的「港獨」、「藏獨」、「疆獨」、「蒙獨」與「台獨」再度合流，意圖分裂中國。
美西方帝國霸權主義者不遺餘力利用中國的民族問題做文章，在民族問題上又選擇曆史為突破口，目的是從源頭上割斷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國家構建，撕裂少數民族同中國的淵源關係，把少數民族世居的地方一塊一塊地從中國版圖上分割出去，妄圖從領土主權、民族關係、曆史問題上肢解、分化、顛覆中國。
走資派胡亂邦 1933年8月由共青團轉為中共黨員，簡單說，胡原是三軍團老彭手下的團級幹部，後來是聶總手下的18兵團 付兵團（軍）級政治部主任。 胡15歲投身革命是紅小鬼，毛主席提他任共青團書記。
毛主席對胡耀邦的評價可謂入骨三分，「此人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可否譯：不懂裝懂，胡說八道）
總起來說：胡在建國前參加革命，沒有功勞有苦勞。 誌大才疏，不學無術，沒水平。 一刀切平反右派和牛鬼蛇神地富反壞敵對分子。 隨由敵對分子非毛，貶毛，反毛，去毛，政治上弄不清，胡塗蟲！ 亂西藏，亂新疆，波及內蒙等區域是大罪！ 胡說八道，信口開河，亂七八糟的政策，胡鬧！ 弄不清自己是幾斤幾兩，自以為還高明還偉大！ 就其材料，充其量當個副省長，基本團級水平，甚至不及格！
胡耀邦是15歲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紅小鬼，1952年被毛主席親點為團中央第一書記，可以說是毛主席一手提拔的。 但毛主席病重時策劃了「四五」事件，毛主席逝世後，胡耀邦更是全盤否定毛主席革命理論與實踐。 否定階級鬥爭理論。 全盤否定反帝反修，防止和平演變的鬥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被外界稱為「非毛化」第一人。
胡耀邦在少數民族上扶植舊貴族，壓製共產黨的積極分子。 在西藏，胡耀邦萬裏1980年12月到西藏後，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 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 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 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 不僅如此，胡耀邦還提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 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兩少一寬”等等政策，使穩定多年的西藏、新疆開始動蕩，為近幾年的“3·14” ，“7·5” 埋下了隱患，時人稱為「胡耀邦，胡亂邦，亂了西藏亂新疆」。
一 九八○年五月，剛被扶上總書記三個月的胡耀邦、和剛擔任副總理一個月的萬裏一同到西藏考察。
胡耀邦在飛機上就對隨同人員說：「西藏是一個單一的民族地區， 基本上是藏族的西藏是一個什麽樣的概念？第一，它擁有全國八分之一的麵積﹔第二，人口不 到二百萬，隻相當於全國的五百分之一，而且現在還很窮。」胡耀邦說：「二十多年來，西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廣大幹部工作也是努力的。之所以 沒有把經濟發展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問題是，多年以來，一條極左路線對我們黨的民族政策的破壞很大。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自主權。這是 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胡耀邦告訴大家：「中央政府考慮的幾項非常措施概括為六個字：「免稅、放開、走人」。 胡耀邦到了拉薩，他和萬裏把在途中的談話內容， 在不同的場合反複地同自治區領導班子講。
5月28日與領導班子座談，萬裏積極配合。 自治區第一書記陰法堂還拉來誌願軍出身的前任任榮，兩人會後一起勸胡耀邦：“明天幹部大會，千萬不能講。”
29 日胡耀邦在拉薩幹部大會上做報告，有人形容：胡耀邦根本沒有聽兩位自治區第一書記的勸說，他把外衣一脫，講得更多。 他在報告中提出的「六件大事」。 概括起 來是兩點：1、政策左了。 2、漢族幹部要撤。 他說：「國家每年給西藏六個億，都讓漢族幹部吃掉了，藏族老百姓沒得到好處。」、「100人申請。70人批準。技術幹部要留下來。」萬裏插話：「80 人批準。胡的報告引起極大的波動，這是29年來，西藏幹部和老百姓沒有聽過的聲音。 漢族幹部熱烈擁護，在西藏，各部門的一把手都安排藏族，他們難以升得上去。 而且工作 條件艱苦，危險性大。 反而農奴出身的藏族幹部情緒低落，變得灰溜溜的。 自治區決定漢族幹部分三批撤出西藏。
胡耀邦的報告作為中央文件下發，遭遇左派的強烈批評，認為是民族工作的錯誤傾向。 恰巧鄧穎超視察新疆，在一個公眾場合傳達了胡耀邦的報告。 新疆的反應更強烈，出現多起騷亂，要求漢族幹部撤離。 新疆與西藏情況不同，東突早就進行基地訓練，官方一直進行武裝剿滅。 中央決定收回胡耀邦的報告。
西藏的第一批漢族幹部撤離已經完成，但是第二批撤離停止，一切恢複原樣。 胡耀邦繼續堅持民族問題要批左，80、84年舉行兩場「西藏工作座談會」。 至今「西藏工作座談會」已經舉行7、8次，但是政策方針與胡耀邦完全不一樣。 89西藏動亂被看成是胡耀邦責任。 民族問題一直是鄧力群之流攻擊胡耀邦自由化錯誤之一。
12大之後，胡耀邦調彝族幹部伍精華代替陰法堂擔任西藏第一書記，藏族幹部說：「走了一個老大哥，來了一個小弟弟。這位「小弟弟」將來應該在西藏樹碑。 他 主政期間，示威藏民把伍精華的住處包圍。
十三大胡錦濤接替伍精華擔任西藏第一書記。
87年7月-88年3月，光是拉薩地區就出現六次大規模抗議、示威，都被鎮壓下去，都被認為是達賴喇嘛策動，也被認為是胡耀邦應付的責任。 89年1月28日，班禪喇嘛在日喀則是圓寂。 2月。 拉薩出現 緊張的民族對立狀態。 2月7日，大昭寺掛出雪山獅子旗。 軍警進入大昭寺搜查逮捕僧人，拉薩連續反共示威，西藏其他地區也出現騷動。 3月2日，拉薩局勢 更加激化，除了僧尼，連婦女兒童都上街挑釁漢人。 3月4日深夜11點，總書記趙紫陽已經睡下，機要交換部門給他送來特級加急文件，文件由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處轉來，是成都軍區要求拉薩戒嚴給中央軍委打的 報告。 趙紫陽被叫醒，他坐在床上，看過報告。 楊尚昆沒有批示，他寫下：「立即實施戒嚴。」由機要交換送給鄧 小平。 軍委會文件由趙、楊聯署，報鄧小平是不變的程序。 5日淩晨軍委會批示已到拉薩。 5日中午，武警開始向人民廣場的人群發射催淚彈。 兩點十分，大昭寺對麵 「塔經」被點著，藏人湧上前去救火，武警從人民廣場兩側向藏人開火。 西藏軍區第一政委胡錦濤頭戴鋼盔，攜槍走上拉薩街頭，指揮「平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