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戰爭走過了曲折的道路。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發動反革命戰爭的時候，他們軍隊的數量約等於人民解放軍的三倍半，他們軍隊的裝備和人力物力的資源，更是遠遠地超過了人民解放軍，他們擁有人民解放軍所缺乏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工具，他們獲得美國帝國主義在軍事上、經濟上的大量援助，並且他們是經過了長期的準備的。
就是因為這樣，戰爭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現為國民黨的進攻和人民解放軍的防禦。國民黨在一九四六年，在東北占領了沈陽、四平、長春、吉林、安東等城市和遼寧、遼北、安東等省[1]的大部，在黃河以南占領了淮陰、菏澤等城市和鄂豫皖、蘇皖、豫皖蘇、魯西南等解放區的大部，在長城以北占領了承德、集寧、張家口等城市和熱河、綏遠、察哈爾的大部，聲勢洶洶，不可一世。人民解放軍采取了以殲滅國民黨有生力量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為主的正確的戰略方針，每個月平均殲滅國民黨正規軍的數目約為八個旅（等於現在的師），終於迫使國民黨放棄其全麵進攻計劃，而於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將進攻的重點限製在南線的兩翼，即山東和陝北。
戰爭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已經消滅了大量國民黨正規軍的人民解放軍，在南線和北線都由防禦轉入了進攻，國民黨方麵則不得不由進攻轉入防禦。人民解放軍不但在東北、山東和陝北都恢複了絕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戰線伸到了長江和渭水以北的國民黨統治區。同時，在攻克石家莊、運城、四平、洛陽、宜川、寶雞、濰縣、臨汾、開封等城市的作戰中學會了攻堅戰術。人民解放軍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記，人民解放軍是沒有飛機和坦克的，但是自從人民解放軍形成了超過國民黨軍的炮兵和工兵以後，國民黨的防禦體係，連同他的飛機和坦克就顯得渺小了。人民解放軍已經不但能打運動戰，而且能打陣地戰。
戰爭第三年的頭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發生了另一個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在數量上由長期的劣勢轉入了優勢。人民解放軍不但已經能夠攻克國民黨堅固設防的城市，而且能夠一次包圍和殲滅成十萬人甚至幾十萬人的國民黨的強大精銳兵團。人民解放軍殲滅國民黨兵力的速度大為增加了。試看殲敵營以上正規軍的統計（包括起義的敵軍在內）：第一年，九十七個旅，內有四十六個整旅；第二年，九十四個旅，內有五十個整旅；第三年的頭半年，根據不完全的統計，一百四十七個師，內有一百一十一個整師。半年殲敵整師的數目比過去兩年殲敵整師的總數多了十五個。
敵人的戰略上的戰線已經全部瓦解。東北的敵人已經完全消滅，華北的敵人即將完全消滅，華東和中原的敵人隻剩下少數。國民黨的主力在長江以北被消滅的結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軍今後渡江南進解放全中國的作戰。同軍事戰線上的勝利同時，中國人民在政治戰線上和經濟戰線上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因為這樣，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現在在全世界的輿論界，包括一切帝國主義的報紙，都完全沒有爭論了。
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曆史舞台。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已經不能用單純的軍事鬥爭的方法加以阻止，他們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視政治鬥爭的方法。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現在一方麵正在利用現存的國民黨政府來進行“和平”陰謀，另一方麵則正在設計使用某些既同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有聯係，又同革命陣營有聯係的人們，向他們進行挑撥和策動，叫他們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陣營，構成革命陣營中的所謂反對派，以便保存反動勢力，破壞革命勢力。
根據確實的情報，美國政府已經決定了這樣一項陰謀計劃，並且已經開始在中國進行這項工作。美國政府的政策，已經由單純地支持國民黨的反革命戰爭轉變為兩種方式的鬥爭：第一種，組織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和所謂地方勢力在長江以南和邊遠省份繼續抵抗人民解放軍；第二種，在革命陣營內部組織反對派，極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進，則應帶上溫和的色彩，務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國和法國的帝國主義者，則是美國這一政策的擁護者。這種情形，現在許多人還沒有看清楚，但是大約不要很久，人們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麵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樣，就可以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並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麵，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
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背人民的意誌，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誌，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後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這樣明白地這樣尖銳地擺著的問題。兩條路究竟選擇哪一條呢？中國每一個民主黨派，每一個人民團體，都必須考慮這個問題，都必須選擇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是否能夠真誠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夥，就是要看它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見，是否能夠為著推翻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驟。這裏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麽“反對派”，也不是走什麽“中間路線”。
以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夥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夥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和賣國賊嗎？請大家想一想，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以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重慶談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以來，中國人民對於這夥盜匪曾經做得何等仁至義盡，希望同他們建立國內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願望改變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沒有呢？這些盜匪的曆史，沒有哪一個是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得開的。
他們依靠美國帝國主義把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投入了空前殘酷的大內戰，他們用美國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轟炸機、戰鬥機、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動步槍、汽油彈、毒氣彈等等殺人武器屠殺了成百萬的男女老少，而美國帝國主義則依靠他們掠奪中國的領土權、領海權、領空權、內河航行權、商業特權、內政外交特權，直至打死人、壓死人、強奸婦女而不受任何處罰的特權。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於這些窮凶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隻有徹底地消滅了中國反動派，驅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中國才能有獨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這個真理難道還不明白嗎？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中國人民的敵人忽然竭力裝作無害而且可憐的樣子了（請讀者記著，這種可憐相，今後還要裝的）。最近做了國民黨行政院長的孫科，在去年六月間，不是曾經宣布“在軍事方麵，隻要打到底，終歸可以解決”的嗎？這次一上台卻大談其“光榮的和平”，說什麽“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於和平不能實現，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後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複”。
合眾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電訊，馬上就預料孫科的聲明“在美國官方人士及國民黨自由主義人士中，將遇到最廣泛的讚揚”。美國官方人士現在不但熱心於中國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以來，美國就遵守著“不幹涉中國內政的政策”。應該怎樣來對付這些君子國的先生們呢？這裏用得著古代希臘的一段寓言：“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複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
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死去，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於毒蛇的好心腸。但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卻聽見了並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
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而且老老實實地認為：凡是耍著花腔，說什麽要憐惜一下這類惡人呀，不然就不合國情、也不夠偉大呀等等的人們，決不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像蛇一樣的惡人為什麽要憐惜呢？究竟是哪一個工人、哪一個農民、哪一個兵士主張憐惜這類惡人呢？確是有這麽一種“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或非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他們勸告中國人民應該接受美國和國民黨的“和平”，就是說，應該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當作神物供養起來，以免這幾種寶貝在世界上絕了種。但是他們決不是工人、農民、兵士，也不是工人、農民、兵士的朋友。
我們認為中國人民革命陣營必須擴大，必須容納一切願意參加目前的革命事業的人們。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需要有主力軍，也需要有同盟軍，沒有同盟軍的軍隊是打不勝敵人的。正處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國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應當記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記他們。忠實於人民革命事業的朋友，努力保護人民利益而反對保護敵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國無疑是不少，無疑是一個也不應被忘記和被冷淡的。我們又認為中國人民革命陣營必須鞏固，必須不容許壞人侵入，必須不容許錯誤的主張獲得勝利。處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國人民除了記住自己的朋友以外，還應當牢牢地記住自己的敵人和敵人的朋友。
如上所說，既然敵人正在陰謀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陣營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強自己的陣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則要求徹底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並驅逐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那末，凡是勸說人民憐惜敵人、保存反動勢力的人們，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敵人的朋友了。
中國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會階層決定自己的態度。中國階級力量的對比正在發生著新的變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脫離國民黨的影響和控製而站到革命陣營一方麵來，中國反動派完全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人民解放戰爭愈接近於最後勝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將愈加鞏固地團結一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堅決地主張徹底消滅反動勢力，徹底發展革命勢力，一直達到在全中國範圍內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實現統一的民主的和平。
與此相反，美國帝國主義者、中國反動派和他們的朋友，雖然不能夠鞏固地團結一致，雖然會發生無窮的互相爭吵，互相惡罵，互相埋怨，互相拋棄，但是在有一點上卻會互相合作，這就是用各種方法力圖破壞革命勢力而保存反動勢力。他們將要用各種方法：公開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斷定，他們的政治陰謀將要和他們的軍事進攻遭遇到同樣的失敗。已經有了充分經驗的中國人民及其總參謀部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像粉碎敵人的軍事進攻一樣，粉碎敵人的政治陰謀，把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
一九四九年我們在經濟戰線上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成就。我們的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將要比過去提高一步，鐵路公路交通將要全部恢複。人民解放軍主力兵團的作戰將要擺脫現在還存在的某些遊擊性，進入更高程度的正規化。
一九四九年將要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適當的代表人物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這些就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在一九四九年所應努力求其實現的主要的具體的任務。我們將不怕任何困難團結一致地去實現這些任務。
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奮鬥中徹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
今天《疆獨》《藏獨》鬧得歡，應該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胡亂邦遠不止《兩少一寬》這一大錯。胡亂邦的嚴重胡搞失誤遠不止《兩少一寬》犯下大錯這麽簡單：
東突勢力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現在還否認東突勢力對新疆的影響，粉飾太平，那是純粹的自欺欺人。觀察再稍微仔細一點，就會發現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將牛鬼蛇神放出來之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就是胡亂邦的《兩少一寬》犯下大錯。看今天的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胡亂搞的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藏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王震在新疆建立了《新疆建設兵團》。這個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的機構為新疆的統一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可謂“呼之即來，逢戰必勝”，養百萬大軍而不費一粒糧餉。王震在新疆大力打擊分裂主義勢力，保新疆幾十年太平。
因為分離主義分子絕對不會因為政府的心慈手軟而改變觀點，相反他們就會認為政府軟弱，就會大肆發展勢力。等到他們坐大之後，不得不對付的時候，可能就成了正規軍對正規軍的大血戰，所以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暴。
當時的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確實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數民族和漢族都有同感。
到了胡耀邦的時代犯下了拍腦袋主觀主義的大錯，那就是“新疆六條”和“西藏六條”。大致內容是：1． 充分自治；2． 修養生息；3． 采取適合西藏特點的特殊靈活政策發展西藏經濟；4． 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5． 恢複西藏文化教育科學事業；6． 進藏 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
對比“西藏六條”，也就有了“新疆六條”。為了落到實處，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決定在全區範圍內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
胡亂邦以為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漢族，自然而然就要維護祖國統一。誰知道少數民族中的少數農奴主和上層根本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要怎樣的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胡耀邦的錯誤主要是這幾個方麵：
胡亂邦不知道治理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賴的力量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而不是少數民族中己經被趕下台的農奴主。開明的農奴主為足可以作為團結對象，不能是力量的主體。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中放出來的農奴主。
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至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執行的過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層的阻力。相當在新疆的各族人之間終埋下一個衝突的火種，極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間的矛盾。並不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政策並不能增加維吾爾族人對漢族的好感，尤其 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越來越成為另外一個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的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然後呢？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識的人的參與，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人。
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說法，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有點過分，應該也有點誇張，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網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發生的一些惡性案件，如買羊肉串被殺，罪犯卻隻被判2年徒刑等，無不引起極大的民憤。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壞的卻是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則隻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同樣，維吾爾族的人是否感激這種庇護呢？讓我們來看看一個疆獨分子的發言：
“那個婦女把***的羊肉翻來翻去，到最後卻不買了。旁邊兩個警察視而不見，結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個婦女，殺了一個警察，自己也被另一個警察殺死。”（很抱歉，我找不到那個貼子的原文了，這是憑記憶自己寫出來的）
在他們看來，看了肉以後不買就是死罪，而警察則有維護維吾爾族人的義務，否則就該殺。它們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法律義務，而這樣的思維，卻恰好是胡亂邦的政策慣出來的。而這種政策對漢族造成什麽樣的影響呢？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漢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漢族下崗女工在公園門前擺了一個台球案以謀生記，中午十四歲的妹妹和暑假歸來的大學生姐姐來接替母親，換母親回家吃飯，從此這位母親永遠失去了這個剛剛進入大學的女兒。母親走後，幾個維吾爾青年來打球，打著打著，其中一個便開始對妹妹不軌，當姐姐的自然挺身保護妹妹，一句憤怒的話沒有說完，一把匕首就刺進姐姐的胸膛，姐姐當即斃命，這個殺人的維吾爾人在妹妹悲憤的哭喊中揚長而去，周圍都是維吾爾族人，但沒有一個人製止，也沒有一個人報案。等母親回來看到這突變的事件，才報案叫來了警察，警察向圍觀的人群詢問，竟沒有一個人說看見過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來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將正在喝酒凶手抓獲，凶手竟說，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回來法院竟按酒後過失傷人，判了凶手兩年徒刑。社會頓時嘩然，死難者家屬揚言將抬屍遊行，政府有關部門紛紛來做家屬工作，許以撫恤、工作等條件，軟硬兼施，硬是息事寧人地將事情壓了下去。”（引自《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作者：無奈）
再來看看胡耀邦幹了什麽愚蠢的事情：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 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
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從這一點看出，當時的中央。拍拍腦袋就想當然的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更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一九七一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 強行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維吾爾族文化和宗教傳統麵臨後繼無人的局麵——在公立學校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不識維吾爾老文字，不能閱讀老文字的曆史文獻，而 諳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結果當然是文化斷層現象日益嚴重，漢化越來越普遍。而維吾爾族老文字，是載負本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維吾爾族與其它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區別開來的特徵之一。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當年的中國在封閉中發展，可以不考慮國際的壓力，而今天的我們，卻經常不得不在國際壓力麵前退卻，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沒有辦法作改變了。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拍腦袋，就天真的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人示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害了後來的繼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再來看看維吾爾人是否感激這種政策：“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胡亂邦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的一把手必須是維吾爾族人，更加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東突。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白白犧牲了很多戰士。（詳見新疆士兵親曆記）在基層，實際上維族領導隻需要有意無意的偏向維族，就可以是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
胡亂邦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將軍的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於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1954年10月25日，新疆軍區發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機構及管轄部隊番號》，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於同年11月1日正式運作。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後，新疆屯墾事業由原軍墾農場開始逐漸轉變為正規化國營農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企業化生產代替原軍隊自給性生產。60年代，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到來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農牧團場基本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園林化，新疆現代工業基礎主要由生產建設兵團締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某人主政軍委工作後，認為比毛高明（時毛、周都已體弱高齡多病），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做出決定：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製，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胡亂邦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由托乎提庫爾班、尼牙孜·烏買爾、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等建立了全疆範圍內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將組織名稱改為與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的人民革命黨同名，並將成立時間定為1960年11月12日，與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權(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均於11月12日建立)。
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統一的集團組織，組成了以托乎提庫爾班為主席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及由若幹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
1969年8月20日，暴亂發生，其中喀什地區麥蓋提縣的暴亂分子搶劫了縣民兵武器庫，當地公安及武警分別予以圍殲，並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及其他凶器，阿洪諾夫等10名暴亂分子被擊斃，其餘均被俘獲。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至1969年發生在新疆的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分裂集團案件，據統計涉案人員達5000餘人。在獲取充分、確鑿的證據的條件下，進行了嚴肅，處理。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主政國務工作後（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已體弱高齡多病），鄧小平明示後，1975年8月自治區革委會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餘1165人均不定為該黨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作為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亂邦複辟資本主義後又都被平反放了出來。今天《疆獨》《藏獨》鬧得歡，應該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文革在許多工人的記憶中，始終是一個值得懷念的蜜月。那個時期，工人不但是老大哥，而且被賦予領導一切的地位《領導階級》。
1949年以後的中國始終稱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而到了文革時期，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地位被提得更高。
用毛澤東那句被姚文元作為一篇文章題目的著名口號說，就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工人階級與今天打工人農民工的地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按照中國的階級論的劃分，所謂工人階級，其實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製工廠的工人，被稱作“產業工人”。集體所有製的工人，戶口在城市者，也被劃作工人階級。而農村人們公社管轄的集體所有製工廠的工人則被劃為人民公社社員。
直至今天，工人被下崗了，工人階級解散了。被稱作“打工人“，“農民工”。
而“工人階級”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期間，全民所有製工廠的生產工人始終被作為工人階級的基本成員。文革中雖然沒有明確的界定，但從所有的報刊文章、中央文件等來看，“工人階級”顯然隻限於這部分基本成員。
上海是全國全民所有製工廠工人人數最多的工業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運動持續時間之長，對全國文革局勢影響之大，也是堪稱領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稱為工人階級的階層在文革中的地位。
文革中工人地位最顯著的變化便是黨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曆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會中，沒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總工會的領導被作為工人方麵的代表，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黨工委係統的領導。
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書記、常委和委員的席位中，隻有一個委員名額是留給工會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麵，1950年，33名市長和市人民政府委員中，上海市總工會方麵有 4個名額，以後越來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屆人代會更隻有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祺一人算是工會方麵的代表。雖然以工會領導代表工人作為參政成員的做法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通例，但這些工會領導一則脫離工廠已經很長時間，二則不是工人選舉產生，隻是共產黨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說，至少在上海，政權對工人的吸收是1949年以來最多的。
許多過去的普通工人進入各級權力機構，人數比例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十七年。
在上層，從1967年初的文革奪權機構“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後的文革權力機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人代表的比例都遠比文革前高。
在政府機構中，最初的奪權機構“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委員中，工人代表占了4名，是占名額最多的。
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105名委員中，工人代表43名，還是最多的。
而在政黨機構中，上海1971年恢複成立的第四屆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書記，工人占兩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 。
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視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傑出代表。
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進入了上海權力中心，擔任了市委、市革委會書記、主任或各委、辦的負責人。王洪文更是當上了十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組織部負責人。
在各工業局、公司和基層工廠，工人也擔任著各種領導職務。
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發表後，“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達到頂點，大批工宣隊進駐新聞、出版、文藝以及大學、中學、小學等“上層建築領域”，擔任各級黨政領導，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
據上海市總工會1974年的統計：當時全市工宣隊總人數10713人，被“結合”為黨的書記、委員或革委會的主任、委員的人數共4142人，其中進黨委者189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擔任實職、掌握實權，許多人雖然隻是副職，但權力往往比擔任正職的老幹部還大。
在基層各級黨和政府的委員會中安排工人代表，從工人中選拔幹部，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政策，文革前也這樣做。
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實權的工人幹部，都是在長期的工作中一個階梯一個階梯地上去的，長期的黨或行政工作，使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多的是“黨的幹部”，換句話說，他們不能再算作底層工人的代表。
因此，每次黨代會、人代會，都會安排一些底層生產第一線的工人代表。但這些代表隻是象征性的，他們不脫產，即不脫離生產崗位，仍然是工人，並不擔當任何領導實職，沒有相應權力。
更與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黨的權力雖然更為集中，但黨的威信卻因文革初期幹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產黨的幹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樣神聖不可批評。
文革中擔任領導的工人就是因為造黨政幹部的反才得以被選拔進入黨政機構的，因此他們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幹部那樣事事聽命於黨的幹部，許多人甚至在整個文革中與文革前便擔任幹部者關係始終不融洽，盡管他們自己也擔任了黨的幹部，這些新幹部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多的是工人幹部而不是黨的幹部。
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澤東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權威。分割黨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權威。因此他們無時不刻地注意自己這個群體在黨政機構中所占的席位以及對於政治參與的有效性。希望對黨政機構施於盡可能大的影響，甚至左右黨政機構的決策。
而在事實上，黨的組織也從來沒有象在文革中那樣委屈求全於群眾組織，在群眾組織的衝擊幹擾前顯得那樣軟弱無力。
這種現象直到中共“九大”後仍未消除，雖然那時已再三強調恢複黨的權威。
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終是一支強有力的社會力量，影響著整個上海的局勢。
從1967年的“一月革命”，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上海所有的風波都首先由他們掀起，各派力量為了顯示自己對文革的支持以及對工人階級的尊重，都想方設法與工人造反派稿好關係，工人造反派在各級領導中的席位以及對他們意願的重視，被看作是對待文革的態度。
甚至連中共中央及國務院，也多次要上海輸送“優秀工人幹部”，毛澤東周恩來對此都曾有過指示，周恩來向王洪文交辦過此事，還曾批評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輸送幹部不多。
工人造反派擁有的也隻是執行政策的權力。他們爭奪席位，就是向幹部階層爭奪更多的政策執行權。
幹部階層對工人造反派的滲透始終保持高度警惕，這使工人造反派參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絕大多數不是共產黨員，他們要參政，首先必須入黨。而幹部階層能夠製約他們參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們入黨，因為入黨必須由黨員舉手通過。許多工人造反派因此遲遲入不了黨，因此也就進不了黨的領導機構。
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後，這個問題才有所突破。
此外，1969年至1970年的“清隊”和“一打三反”，給幹部階層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機。在上海，一機、紡織、輕工、化工、儀表、手工、二機、冶金、電業，九個工業局，到1973年，已經擔任各級領導的工人造反派新幹部，被清洗者有137人，占九局擔任了幹部的工人造反派的36％。
而在上海10個區擔任了幹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135名，占43.5％。1975年鄧小平複出後，更是明確反對“直升飛機”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調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幹部當權的領導班子。幹部階層的抵製，使得工人造反派在黨政機構中的席位相對文革前雖然增加許多，但相比黨政機構幹部的絕對數，還是不高。
因此，盡管工人造反派占領了領導職務，但他們內心深處始終有種強烈的不安全感，總是生怕有朝一日時局複辟，那把“秋後算帳”的達摩克利特劍始終懸在他們頭上。這其實是對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懼的延續，也是對掌握著國家機器的幹部強勢集團“永不翻案”之類保證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決策始終是認同的，對毛澤東文革的方向，始終 “堅決擁護”。
因此，他們從來沒有以工人的身份對文革的政治和經濟政策表示過懷疑，在關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資、獎金、分房、勞動政策乃至上山下鄉等方麵，他們與當政者沒有任何分歧，而且還積極擁護。
文革8年不加工資，取消計時或計件獎金，除了上海，大多數地區連基本的5元月獎金都被取消。
工人的起點工資下降許多，連上海都從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嚴重損害工人經濟利益。這些已經當權的工人造反派從來沒有表示異議，而且跟著擁護“破除資產階級法權”。
在涉及千家萬戶的“上山下鄉”政策方麵，他們也是不遺餘力地動員工人子女去農村。
工人造反派關心的是“走資派還在走”之類的政治鬥爭，參政的目的是為自己群體爭取更多的黨政席位，這不得不使人得出結論：他們比較多具有的是新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被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製度搞私有化的道路之爭。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將這些工人幹部趕下台，並將工人下崗，解散工人階級隊伍。不就證明了這是階級鬥爭。是中國共產黨內的路線之爭。
共產黨是一個窮黨，又是被國民黨廣泛地無孔不入地宣傳為殺人放火，奸淫搶掠，不要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講道理，共產公妻，人海戰術，總之是一群青麵獠牙，十惡不赦的人。
可是，事情是這樣地奇怪，就是這樣的一群，獲得了數萬萬人民群眾的擁護，其中，也獲得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們的擁護。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美國國務院關於中美關係的白皮書以及艾奇遜國務卿給杜魯門總統的信，在現在這個時候發表，不是偶然的。這些文件的發表，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的失敗，反映了整個帝國主義世界製度的衰落。帝國主義製度內部的矛盾重重，無法克服，使帝國主義者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中。
帝國主義給自己準備了滅亡的條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自己國家內的人民大眾的覺悟，就是這樣的條件。帝國主義驅使全世界的人民大眾走上消滅帝國主義的偉大鬥爭的曆史時代。
帝國主義替這些人民大眾準備了物質條件，也準備了精神條件。
工廠、鐵道、槍炮等等，這些是物質條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強大的物質裝備，大部分是從美國帝國主義得來的，一部分是從日本帝國主義得來的，一部分是自己製造的。
自從一八四○年英國人侵略中國以來，接著就是英法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法國進攻中國的戰爭，日本進攻中國的戰爭，英國、法國、日本、沙皇俄國、德國、美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日本和沙皇俄國在中國領土內進行的戰爭，一九三一年開始的日本進攻中國東北的戰爭，一九三七年開始繼續了八年之久的日本進攻中國全境的戰爭，最後是最近三年來表麵上是蔣介石實際上是美國進攻中國人民的戰爭。
這最後一次戰爭，艾奇遜的信上說，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物質幫助占國民黨政府的“貨幣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國供給了中國軍隊（指國民黨軍隊）的軍需品”。這就是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的戰爭。所有這一切侵略戰爭，加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造成了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革命精神發揚起來，從鬥爭中團結起來。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鬥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精神條件，沒有這個精神條件，革命是不能勝利的。
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買辦製度，造成了官僚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刺激了中國的社會經濟，使它發生了變化，造成了帝國主義的對立物——造成了中國的民族工業，造成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特別是造成了在帝國主義直接經營的企業中、在官僚資本的企業中、在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中做工的中國的無產階級。
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以不等價交換的方法剝削中國的農民，使農民破產，給中國造成了數以萬萬計的廣大的貧農群眾，貧農占了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隻能控製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隻能控製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它都不能控製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麵。
學生、教員、教授、技師、工程師、醫生、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公務人員，都造反了，或者不願意再跟國民黨走了。
共產黨是一個窮黨，又是被國民黨廣泛地無孔不入地宣傳為殺人放火，奸淫搶掠，不要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講道理，共產公妻，人海戰術，總之是一群青麵獠牙，十惡不赦的人。
可是，事情是這樣地奇怪，就是這樣的一群，獲得了數萬萬人民群眾的擁護，其中，也獲得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們的擁護。
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裏是看。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著幻想。他們不願意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別。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鬥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們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
艾奇遜的白皮書表示，美國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目前這個局麵是毫無辦法了。國民黨是那樣的不行，無論幫它多少總是命定地完蛋了，他們不能控製了，他們無可奈何了。艾奇遜在他的信中說：“中國內戰不祥的結局超出美國政府控製的能力，這是不幸的事，卻也是無可避免的。在我國能力所及的合理的範圍之內，我們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無法改變這種結局；這種結局之所以終於發生，也並不是因為我們少做了某些事情。這是中國內部各種力量的產物，我國曾經設法去左右這些力量，但是沒有效果。”
按照邏輯，艾奇遜的結論應該是，照著中國某些思想糊塗的知識分子的想法或說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強盜收心做好人”，給人民的中國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搗亂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麽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
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凶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俄國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這條定律，中國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這條定律。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曆史的就叫做曆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麵的是曆史的唯心主義。
自我批評的方法隻能用於人民的內部，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鬥爭，例如我們的人民解放戰爭，土地革命，揭露帝國主義，“刺激”他們，把他們打倒，製裁他們的犯法行為，“隻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
然後，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條件下和外國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然後，才有希望把已經繳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階級分子、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成員及其幫凶們給以由壞人變好人的教育，並盡可能地把他們變成好人。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讚成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
先進的人們，共產黨人，各民主黨派，覺悟了的工人，青年學生，進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團結人民中國內部的中間階層、中間派、各階層中的落後分子、一切還在動搖猶豫的人們（這些人們還要長期地動搖著，堅定了又動搖，一遇困難就要動搖的），用善意去幫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動搖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眾方麵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叫他們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不要以為勝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還要做工作，還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爭取這些人。爭取了他們，帝國主義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遜的一套就無所施其伎了。
“準備鬥爭”的口號，是對於在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的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的問題上，還抱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被動的，還沒有下決心，還沒有和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英國帝國主義）作長期鬥爭的決心，因為他們對美國還有幻想。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或者相當大的距離。
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發表是值得慶祝的，因為它給了中國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而對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讚成，或不甚讚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並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丟了他們的臉。特別是對那些相信美國什麽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
艾奇遜公開說，要“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擺脫所謂“外國的羈絆”。這就是說，要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製度。因為，據說，這個主義和這個製度是“外國的”，在中國沒有根的，是德國的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國的列寧（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還活著）強加於中國人的，而且這個主義和這個製度是壞透了，提倡什麽階級鬥爭，打倒帝國主義等等，因此，必須推翻。
這件事，經過杜魯門總統，馬歇爾幕後總司令，艾奇遜國務卿（即經手發布白皮書的一位可愛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滾蛋大使們一“鼓勵”，據說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艾奇遜們認為這是在做“鼓勵”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國的那些雖然相信美國但是尚有愛國心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認為是一瓢冷水，使他們感覺丟臉：不和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當局好好地打交道，卻要幹這些混賬工作，而且公開地發表出來，丟臉，丟臉！對於有愛國心的人們說來，艾奇遜的話不是一種“鼓勵”，而是一種侮辱。
中國是處在大革命中，全中國熱氣騰騰，有良好的條件去爭取和團結一切對人民革命事業尚無深仇大恨，但有錯誤思想的人。先進的人們應當利用白皮書，向一切這樣的人進行說服工作。
胡耀邦包庇縱容西化，自由化頭目。胡耀邦掌權後他適應國內外勢力否定毛澤東，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中國社會主義模式的逆流，堅持對中央關於開除西化自由化頭目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黨籍和製止六四學潮的指示頂著不辦，結果引起一大批元老的不滿。老一代革命家認為《胡亂邦》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具備領袖的素質，繼續擔任總書記是危險的。迫於元老們的壓力，1985年，走資派鄧小平讓人傳話：“現在外麵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麽不講”？1986 年，走資派鄧小平又對揚尚昆講：“陸鏗（香港《百姓》雜誌主編）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麽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走資派鄧小平即用非常手段將胡耀邦拉下馬。
胡耀邦表麵看好象是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其實不然。當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從華國鋒手裏奪權的時候，完全是在破壞黨章，背後搞陰謀詭計。所謂“真理標準”的討論，也是背著華國鋒搞的，又突然捅向社會，搞臭華國鋒。而對“兩個凡是”的具體製造者鄭必堅，龔育之卻大加重用。
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其實質就是翻案搞階級報複，來徹底清理真正的共產黨人。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其目的就是重組階級隊伍，為推行西化路線服務。胡耀邦批判華國鋒搞“兩個凡是”，胡耀邦卻又對資改路線搞了“三個凡是”。凡是資改路線處理錯的人不能複查與糾正。可見，胡耀邦為人處世處事，是為一已私利或小集團的利益。那有什麽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
胡耀邦的重大貢獻，後果如何，對誰有利，如何評價，經過四十多年實踐的檢驗，已經一清二楚。隻是中國和西方立場不同，答案不同而已。隻是階級立場不同而已。
1.1976年清明，悼念周總理的那場運動，不是群眾自發搞的，而是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等幕後策劃的。
2.批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把中央內部的不同看法，背著華國鋒組織批判力量捅向社會，迷惑.欺騙百姓，為搞臭華國鋒，全麵否定毛澤東思想打開缺口（注：兩個凡是，是鄭必堅.龔育之提出並由他們寫入華國鋒的講話稿。批判“兩個凡是”後，鄭和龔搖身一變，成為批華批極左的先鋒。鄭提為中央黨校副校長，龔提為《紅旗》雜誌社長）。
3.為把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等中央領導搞下台，胡耀邦四處串連，煽風點火，不擇手段地搞陰謀詭計。奪權成功後，胡耀邦當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後稱總書記）。
4.大搞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全盤否定毛澤東的革命理論與實踐；否定中國社會主義模式。全盤否定反霸權，防止和平演變的鬥爭。堅持右傾，攪亂了全黨全民思想，動搖信念，放棄原則，混浠是非標準，導致自由化泛濫，縱容反毛反共反中國模式勢力發展壯大，成為當時中國的主流力量，把中國推向被顛覆的邊緣。
5.平反所謂的冤假錯案。胡耀邦當上中組部部長，利用職權平反冤假錯案搞一風吹，得到國內外反毛反共反中國模式分子的支持與讚賞，評價甚高。
從建立新中國起，到文化大革命，當年的敵人幾乎全部平反。
為他們恢複名譽、職務、級別、補發工資，提拔重用。
甚至雙手沾滿鮮血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沈醉也平反了，享受共產黨離休幹部待遇。
胡耀邦在為當年的敵人平反之時，又在全國開展了所謂清理“xxx”地方勢力運動。上至省委領導，下至基層機關企事業單位、街道、縣委、人民公社，貧協主席、民兵營、連負責人、積極分子統統被審查，很多人被處理。
如，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組到廣西搞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運動，清理“xxx”勢力，大抓“三種人。”全廣西審查了上百萬人，立案23萬多人，核查“三種人”6.2萬，定性“三種人”4萬多，受各種處分116934人，判刑1894 人，判死刑22人，執行死刑12人，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
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老紅軍，老八路，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老戰士，勞動模範。當年，他們南征北戰，抗日寇，打老蔣，剿土匪，清惡霸，抓特務，搞土改，鬥地主，批資本家，支援朝鮮、越南抗美鬥爭，開礦山，建工廠，築公路，修鐵路，造田地，修水利，搞科研，促生產，等等，為鞏固和建設新生的中國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而，1978年以後，這些革命和建設的功臣們，被胡耀邦推行的極右路線反攻倒算，統統打翻在地。而過去的敵人及其後代卻翻身作主人。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重組了階級隊伍，為在中國全麵西化掃清了障礙，奠定了組織基礎。
6.否定中共的西藏工作政策和巨大成績，把翻身農奴重新打倒在地，讓舊貴族，農奴主翻身掌權，培養藏獨勢力，為達賴反共和分裂祖國提供了最重要條件，造成嚴重的後果。
胡耀邦翻案，縱容自由化泛爛，讓反毛反中國勢力日益壯大，成為主導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否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讓本已哀落的達賴分裂勢力卷土重來，嚴重威脅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這些當然需要“過人的膽識。”難怪胡耀邦公開說，我不下地獄，誰下？真是夠膽的。這也顯示了胡走西方化道路的決心。
李銳卻讚美胡具有“過人膽識”，“扭轉乾坤，推動曆史前進”。真是驗應了老話：什麽樹開什麽花，什麽立場說什麽話。
李銳為何拔高胡耀邦
李銳拔高胡耀邦，究其原因，無非是李銳曾因犯右傾錯誤被處理過，而胡耀邦為其平反，還讓其當上了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感激不盡。李上台後，自然成為胡的得力幹將，兩人結下了深厚的黑色友誼。因此，在李銳眼裏，胡耀邦當然是“最得人心”了 。
其實，其所代表的集團利益及其本性決定了李銳自己也是這樣幹的。李上台後經常寫文章，出專著，到處演講，從國內到國外，公開咒罵毛，和中共，鼓吹走西化道路，要在中國建立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製度。1989年，李銳公開跳出來勾結美國中央情報局。這場大動亂把中國幾乎推到了如前蘇聯一樣被顛覆的危險境地。結果，李銳被撤職了。由此更加仇恨中國的一切。事實證明胡耀邦平反和重用李銳，正是他右傾的表現。而李銳讚美胡耀邦，也說明胡耀邦的確代表了什麽集團的利益。他已經從紅軍老戰士，老幹部變為西化勢力代言人及其利益的維護者。
毛澤東與賬本的淵源已久。1936年9月，毛澤東在保安窯洞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裏記賬。”還說到他父親脾氣暴躁，常常打他和兩個弟弟。“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賬，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從9歲到17歲，毛澤東一直給家裏記賬。1910年秋毛澤東留下一首“孩兒立誌出鄉關”的詩，夾在父親每天都看的賬簿裏，離開韶山從此走上了求學、革命的道路。1920年毛澤東參與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時，嚐試將“年度結賬”會計製度改為“半年算”，還率先向社會披露會計信息;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戶佃農張連初家進行試點調查，又用算賬的方式寫出《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用數據揭示中國佃農的貧苦生活，尋找中國革命的動力之源。之後，他在三個不同曆史時期又留下了三本重要的“夥食賬”。
延安時期的“菜金賬”
毛澤東創造的“夥食尾子”津貼製度一直延續到長征途中。成仿吾在《長征回憶錄》一書中記述：“每個夥食單位都按人數領取夥食費，由於自己動手生產，每月夥食費常有結餘，這種結餘分給每人自用，叫作‘夥食尾子’，從幾角到幾元不等。突圍以來，又由於沒收豪紳的糧食、家畜等，‘夥食尾子’更多。很多人長期以來積累了不少紙幣，紅軍占領遵義後，全市商店顧客盈門。”“夥食尾子”津貼製度經過長征後，得到了延續，逐步對接了後來延安的供給製。很多回憶錄把延安時期發放的夥食費之外的生活津貼，還稱為“夥食尾子”，足見這個平均分配的津貼製度深入人心。
限於延安的自然條件和反動派的經濟封鎖，毛澤東初到保安的夥食水平可從邵華《毛澤東之路》的一段文字中大致得知：“父親平時的夥食十分簡單，加上陝北本來就缺少蔬菜，所以他的菜常是一盤辣椒，一盤青菜，偶有警衛員費盡心機弄來一點兒肉，主食是小米、饅頭，有時前方會捎來一點兒繳獲的火腿、罐頭等。來了斯諾這個客人，他們的飯菜也隻是加了一份子珍媽媽用野果自製的甜食。有一次，斯諾吃飯時，看到餐碟裏有西紅柿炒辣椒，‘感到很奇怪’，由此可想見他們平日飯桌上的內容。”
也是在這個艱難的時期，“夥食尾子”平均津貼製度逐步過渡到略有差別的供給製。1939年中央頒布《各機關津貼標準》，規定各機關部隊的供給製標準為：糧食標準分兩種：每人每日1.5斤，1.4斤;菜金標準，按人員類別分四種：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毛澤東的級別應該享受每天“1角”的標準，即每月3元菜金。
對於這3元菜金的管理，從1936年4月就開始擔任毛澤東警衛員的賀清華在《回憶毛主席在延安》一文中記述：“主席的夥食標準和我們的夥食標準是一樣的，都按供給部的規定，每月3塊錢。標準低，稍不注意，就容易超支。”賀清華說的夥食標準，就是菜金標準。
可當時毛澤東的客人太多了。前線回延安的部隊首長，都想見見毛主席，毛澤東也需要跟他們了解前線的情況;各部門的幹部也經常來家跟他匯報工作;各界人士甚或普通民眾，也常到主席家串門。為了詳細地了解情況，毛澤東一談起來就廢寢忘食。隻要趕上吃飯時間，毛澤東都熱情地留他們吃飯。“每月3元的夥食費本來就少，最怕的是招待客人，往往到了月底，主席就沒錢買菜吃，有時隻好燒點辣椒，蘸鹽麵當菜吃。”
為了管理3元菜金，嚴防超支，毛澤東讓炊事員老周學著記賬，精打細算，計劃開支。毛澤東交代：“老周，你不要每個月才結算一次，這樣一超支，就沒辦法了，以後你每十天一小結，每月一大結，如果前十天超支了，以後十天還可以想辦法節省出來，最後十天超支了，也超不多，下月還可以節約出來。”
從三本“夥食賬”看毛主席對自己和家人有多“刻薄”
毛澤東的家庭生活收支報表
這本“菜金賬”開記之後，賬麵也總是入不敷出。王濤的《在延安的艱苦歲月中》一文記述：“主席還經常過問自己的夥食標準。如果有一個月吃超了，就要問為什麽?如果我們說不上理由，主席就批評我們，並且一定要從下個月的夥食費扣回來補上。”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寫出了大量指導中國革命的著作，經常熬夜寫作，身邊工作人員總想為毛澤東改善夥食，但毛澤東不同意：“夥食標準是供給部門統一規定的，大家都一樣，我怎麽能特殊呢?現在雖然邊區的情況好了些，可是河南還鬧災荒，蔣管區的人民生活更苦啊!我們每月3元錢的夥食費也就不算少了，井岡山時期，每天才5分錢呢!”他始終遵循3元菜金標準的規定，並“不斷檢查老周記的賬目”。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來源：新華網 人民網 ?中國西藏信息中心 ?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西藏民族是中國境內具有悠久曆史的民族之一，與其他許多民族一樣，在偉大祖國的創造與發展過程中，盡了自己的光榮的責任。但在近百餘年來，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了中國，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區，並進行了各種的欺騙和挑撥。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於西藏民族，則和以前的反動政府一樣，繼續行使其民族壓迫和民族離間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內部發生了分裂和不團結。而西藏地方政府對於帝國主義的欺騙和挑撥沒有加以反對，對偉大的祖國采取了非愛國主義的態度。這些情況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於奴役和痛苦的深淵。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內部敵人——國民黨反動政府，驅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敵人——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此基礎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內，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自己的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則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其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自此以後，國內各民族除西藏及台灣區域外，均已獲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和各上級人民政府直接領導之下，各少數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權利，並已經實行或正在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
為了順利地清除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西藏的影響，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和主權的統一，保衛國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獲得解放，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來，與國內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樣的民族平等的權利，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事業，中央人民政府於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之際，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來中央舉行談判，以便訂立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到達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當即指派全權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於友好的基礎上舉行了談判。談判結果，雙方同意成立本協議，並保證其付諸實行。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
二、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三、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四、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製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五、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六、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係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
七、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八、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
九、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十、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
十二、過去親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隻要堅決脫離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供職，不究既往。
十三、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線。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並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鄰邦和平相處，建立和發展公平的通商貿易關係。
十五、為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盡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
參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區、各主要寺廟的愛國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與有關各方麵協商提出名單，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軍所需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西藏地方政府應協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
??李 維 漢????（簽字蓋章）
代???表
??張 經 武????（簽字蓋章）
??張 國 華????（簽字蓋章）
??孫 誌 遠????（簽字蓋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首席代表
首席代表
??阿沛·阿旺晉美????（簽字蓋章）
代???表
??凱墨·索安旺堆????（簽字蓋章）
??土丹旦達??????????（簽字蓋章）
??土登列門??????????（簽字蓋章）
??桑頗·登增頓珠????（簽字蓋章）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於北京
毛澤東對胡耀邦的評語：此人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
維護民族團結，必須相信依靠和動員群眾，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優秀精英也是少數，但絕不是農奴的全部。放到國家大戰略方麵，毛澤東共產黨超過國民黨，甚至超過任何曆史統治者。
一就是國家意誌的統一，對防止外來侵犯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就是民族的團結，這在任何曆史階段都是難題，讓千年以來的奴隸主和農奴平起平坐，而且讓少數民族一夜越千年，極大地縮短了本民族的曆史自然演變過程，從原始部落、農奴製社會進入了現代社會。
三就是鄉村社會的有效管理，鏟除了土匪和家族封建的非公道權力的影響。
四就是民族的婦女解放。如中東婦女至今還在包頭。
而《胡亂邦》則陷入了依靠精英農奴主的道路，否決了奴隸群眾路線政策，將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諷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從80年代以來在重視知識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體性的往右轉，成了社會的混亂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問題的出現都說明《胡亂邦》思路的異化與定位的差異，嚴重缺乏戰略智慧的政治短板。
雖然《胡亂邦》自命不平，時常用“開明“形象出現，但是管理國家從來是需要鋼柔相濟的。領導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滿足大多數人的權利，對知識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引導。《胡亂邦》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的弊端顯露了出來了。《胡亂邦》僅僅用一個錯誤來批判另一個錯誤，而不是繼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現如今的疆獨、藏獨成因邦亂的混亂局麵了。
當提起胡耀邦的時候，不少少數民族兄弟有些敏感，這是很正常的。因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關係問題。但其實在這點上，漢族和少數民族是同一陣線的。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層精英並對各少數民族進行一定的“優待”。為什麽要給優待打上引號呢？主要是因為他這些優待算不上優待，卻讓漢族人氣憤，給部分少數民族抹黑。
這就是《胡亂邦》的“兩少一寬”政策：依據“反動網站”維吾爾在線論壇的交流來看，維族人根本就不認可這個政策。他們看到的是很多賓館在奧運期間不招待維族人，在車站對維族人查的更緊，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釋放。原因何在？一個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維族人民有多少被兩少一寬的機會？鼓勵和縱容這批人不但沒有惠及維族人民，還傷害了維族人的聲譽。對少數民族表現好的查的更緊，對表現壞的卻非常優待，這難道不是一個笑話？一個好的政策，是激勵那些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禍害人民的人！
再說說《胡亂邦》對少數民族上層和下層的區別：
《胡亂邦》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亂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
就這樣，擁護中央的藏人下層積極分子被拋棄了，而農奴主卻殺回來了。中央所撥的款項，都被官員和喇嘛拿走了。試問，如果你是藏人，你會感激《胡亂邦》的恩情嗎？新疆也是一樣，《熱比婭》就有幸在他當政期間成為《新疆首富，政協委員》。但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嗎？你給他們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們自己掌權來的爽，這點道理難道很難去理解嗎？《熱比婭》已逃亡國外。
還有那些支邊的各族人士，來到這麽艱苦的地方獻了青春獻子孫，反倒要被《胡亂邦》譴責，就因為他們的花的國家經費太多。難怪他們要起綽號“胡亂幫”。
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偉大貢獻之一是基本解決了困擾中國幾百年的民族問題。在新疆，百萬支邊漢族同誌和當地維吾爾同誌平等和睦相處，共同建設邊疆。我身邊的朋友，有的來自新疆，他們的父母是老一代支邊青年，他們自小在新疆長大。他們講，新疆人民待漢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們從來也沒感到民族隔閡問題。甚至感覺不到他們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邊人員為國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國家應感謝他們。目前國家對他們的肯定是遠遠不夠的。
而《胡亂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層人士，全麵拋棄各族下層。但因為他的“兩少一寬”，一個傷害雙方利益的政策，少數民族和漢族卻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傷害了所有人 。
揭開了批判毛澤東的蓋子，丟了毛澤東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導致了社會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數民族信仰的坐標消失了，社會正義性的價值觀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嚴打，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勢力豢養、庇護下的張狂。
胡耀邦上台後，與萬裏到西藏考察 9天。此行雖然也講了幾句共產黨的好話，但整體上卻是否定毛澤東時代黨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績。公開指責當時的政策是極左路線。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權；漢族幹部多，壓迫了藏族幹部；中央對藏的撥款被漢族幹部職工吃了；中央對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錯誤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層人士，對這些“極左”政策要徹底糾正。撤銷任榮西藏區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任陰法唐為第一書記，解散人民公社，要將漢族幹部調離西藏。
萬裏定調，藏族幹部要占80％以上。後來，胡耀邦還表態，歡迎達賴在國外親自培養的所謂“教師”回藏執教（實際是分裂勢力人員）。達賴兄弟講先回來三、四十人。胡耀邦說、達賴回來，將擔任相當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級別的職務。
《胡亂邦》還親自聽舊貴族，農奴主控訴共產黨，滿足他們的要求，落實統戰政策，為大批舊貴族，農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照顧特權。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兒女都要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深造鍍金，畢業後也都當幹部掌權。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舊貴族吉普，曾是達賴手下五品官，也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當年，黨的積極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淪為貧困階層。胡耀邦的政策還引發了新一輪宗教狂熱。宗教活動場所，僧尼人員迅猛擴張。從1982 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後擴張勢頭不減，到1994年達到1787座46380人。
藏傳佛教成為藏獨的重要宣傳陣地，公開否定中國合法統治，喊出“西藏獨主，漢人滾蛋”的口號等等。陰法唐等一大批共產黨人強烈抵製胡耀邦的所謂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責，陰法唐 1985年6月被胡撤職，另派伍精華任西藏區黨委書記。
伍精華變本加利推行胡的極右路線，讓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還派高級轎車迎接。伍精華親自穿藏袍參加各種宗教活動，提拔重用舊勢力人員，實行“抑漢捧藏”政策。許多高級幹部出身於舊貴族家庭，同達賴分裂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伍精華被稱為 “喇嘛書記”。
藏獨活動日益囂張猖狂，在拉薩策劃了許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規模的打砸燒搶事件，正是多年來藏獨分裂活動的結果。藏獨勢力東山再起，越演越烈，中華民族麵臨分裂危險，鬥爭日趨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親自操作，先否定毛，再否定中國模式，否定鬥爭理論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也是胡耀邦極右路線的慘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