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
毛澤東:“現在的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們白天不活動晚上活動,戴眼鏡,戴口罩,手裏拿著棍子、刀,到處搗亂,殺了一些好人,殺死了幾個人,殺傷了好幾百。多數都是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弟。”
毛澤東:“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資產階級勝利,修正主義勝利,把我們打倒。第二個可能就是我們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打倒。我為什麽把第一個可能放在我們會失敗這一點上呢?我感覺這樣看問題比較有利。就是不要輕視敵人。“
毛澤東接見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的談話,是毛澤東評價文革的極為重要的講話。
《毛選》第七卷:26.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
毛澤東:什麽時候謝胡〔1〕同誌到中國來的呀?
周恩來:去年五月。
毛澤東: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講這個問題,究竟是修正主義勝利還是馬列主義勝利?這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我也說,究竟哪一方麵勝利現在還看不出來,還不能作結論。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資產階級勝利,修正主義勝利,把我們打倒。第二個可能就是我們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打倒。我為什麽把第一個可能放在我們會失敗這一點上呢?我感覺這樣看問題比較有利。就是不要輕視敵人。
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裏麵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時間。為什麽說我們有不少工作沒有做好?不是跟你們講客氣的,是跟你們講真話。就是過去我們隻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比如十七年來,就有和高崗、饒漱石〔2〕的鬥爭,他們一個集團,我們把他整下去了,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後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3〕這個集團整下去了。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這場鬥爭也準備了一個時期,前年十一月,對一個曆史學家吳晗發表一篇批判文章〔4〕,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隻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了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
卡:受毛澤東同誌指示寫的?
毛澤東: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隻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文章發表以後,各省都轉載,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後頭我說印小冊子。各省都答應發行,就是北京的發行機關不答應,彭真通知出版社,不準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市委。現在不是改組了嗎?改組了的市委還不行,現在還要改組。當公開發表北京市委改組決定〔5〕時,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現在北京有三個陸軍師,一個機械化師,一共有四個師。所以,你們才能到處走,我們也才能到處走。原先那兩個師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塗,到處保衛。
現在的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們白天不活動晚上活動,戴眼鏡,戴口罩,手裏拿著棍子、刀,到處搗亂,殺了一些好人,殺死了幾個人,殺傷了好幾百。多數都是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弟,比如象賀龍、陸定一、羅瑞卿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象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把羅瑞卿的問題處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這些人處理了,是去年五月。發動大字報運動,是去年六月一號。發動紅衛兵,是去年八月。你們有人不是見了北京大學聶元梓〔6〕嗎?誰人去見的呀?
卡:什圖拉同誌。
毛澤東: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號寫了一張大字報,那個時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號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我說要廣播。這一下大字報就滿天飛了!
巴:大字報就發出信號。
毛澤東:也不是我寫的,是聶元梓她們七個人寫的。紅衛兵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兩處搞起來的,他們有一篇材料給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號,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兩個學校的紅衛兵,後來就大搞起來了。八月十八號我接見了紅衛兵幾十萬人。接著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開了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個時候我自己才寫了一張二百個中國字的大字報,說,從中央到地方某些負責人,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學生,反對無產階級,搞白色恐怖。這才揭露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現在,兩方麵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三、四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還要長。才別相信我們這個黨裏都是好人。好幾年以前我就說要洗刷幾百萬,那不是講空話嗎?你有什麽辦法?毫無辦法。隻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他〔7〕不聽。一個《人民日報》,就不聽我的。《人民日報》是奪了兩次權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號;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過去我公開聲明,我說,《人民日報》我不看。當著《人民日報》總編輯也說,我不看你的報紙。講了好幾次,他就是不聽。我的這一套在中國是不靈的,所有大中學校都不能進去。因為控製在劉少奇、鄧小平、陸定一的宣傳部、周揚的文化部這些人手裏,還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這些人的手裏,毫無辦法。
我們黨內暴露出許多人,大概可以分這麽幾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階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資本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他是讚成的;打倒官僚資本主義,他也讚成;實際上打倒民族資本主義他就不讚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讚成的,分到農民手裏,要組織合作社他就不讚成了。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謂老幹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後才進黨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後進黨的。其中有一部分人當了幹部,支部書記、黨委書記,甚至更高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書記,還有中央委員,這麽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們收容下來的國民黨的這些人,其中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了,在報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麽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第四部分人就是資產階級、地主、富農的子弟,解放以後他們進了學校,甚至進了大學,掌了一部分權。這些人也不是都壞,有許多是站在我們方麵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這麽幾部分人。總之,在中國人數並不多,百分之幾。他們的階級基礎隻有百分之幾,比如地主、富農、資本家、國民黨等等,頂多有百分之五。那麽,七億人口裏麵也不過是三千五百萬人。他們也分散,分到各個鄉村、各個城市、各個街道。如果三千五百萬人集中到一起,手裏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軍了。
巴:盡管合在一起也是一個沒有思想的軍隊。
毛澤東:他們是滅亡的階級,他們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萬人裏頂多有幾十萬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農村、各學校、各機關。所以,大字報一出來,群眾運動一出來,紅衛兵一出來,他們嚇得要死。
另外,還有一些什麽東西也搞得很亂,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麽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麽辦法!他們到處這麽搞。有人建議保留一個Teacher,我是個小學教員嘛,就是一個普通教員多好。至於什麽Professor〔教授〕談不上,我沒有進過大學,你們都進過大學吧?
卡:一個都沒有。
毛澤東:馬克思是大學生,列寧是大學生,斯大林讀了中學,我也是隻讀了中學。大學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懷疑的,特別是讀文科、社會科學的。這些人如果不進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險,這些人將來就是修正主義。搞文學的不能寫小說,不能寫詩;學哲學的不能寫哲學文章,也不能解釋社會現象。還有學政治的、學法律的,都是一些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沒有搞出什麽好的教科書。還有學經濟的,修正主義分子可多了。但是,現在看來有些希望,鬥得厲害。
群眾都發動起來了,什麽壞東西都可以扔掉。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是樂觀的。從去年,我和謝胡同誌談話時,比較樂觀些了。
卡: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取得了巨大勝利。
毛澤東:取得了相當的勝利,巨大的現在還沒有。在明年這個時候也許可以講。但是,我們還不能斷定。也許我們這批人要被打敗,我時刻準備著,打敗就打敗,總有人起來繼續戰鬥。中國這個國家有人吹牛皮說是什麽“愛好和平”,才不是那樣,愛鬥爭,動不動就打,我也是一個。好鬥,出修正主義就不那麽容易了。
卡:不搞鬥爭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麽實現呢?
毛澤東:就是吆!中國搞修正主義不像蘇聯那麽容易,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受壓迫一百多年。我們的國家是軍隊打的,學校原封未動,黨和政府的領導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陳丕顯〔8〕不是派去的嗎?以後選舉的。選舉我是不相信的,中國有兩千多個縣,一個縣選舉兩個就四千多,四個就一萬多,哪有那麽大的地方開會?那麽多人怎麽認識?我是北京選的,許多人就沒有看見我嘛!見都沒見怎麽選呢?不過是聞名而已,我和總理都是聞名的。還不如紅衛兵,他們的領導人還和他們講過話呢,不過紅衛兵也在不斷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極少數,站在我們這邊,受壓迫,他們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變化,少數派變成多數派。你們到過清華大學嗎?
卡:去過。
毛澤東:“井岡山”,過去是少數派,是受打擊的;北大的聶元梓也是少數派,受打擊的。現在變成多數派。過去受壓迫,他們少數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變成多數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變成反革命的。當然,聶元梓、蒯大富〔9〕這兩個人,我們是在那裏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不過,鬧起來總會有好人在裏頭。
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不過,整個潮流看來,鬥來鬥去那些錯誤的人總是最後站不住腳。你們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標語,打倒林彪同誌的標語。什麽打倒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等等的標語都有。至於要打倒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陳毅、葉劍英、聶榮臻、肖華的標語就更多一些。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打倒肖華是北京軍區司令員〔10〕挑起來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華,過了一兩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國第二大軍區呀!一個軍區司令,一個政委還有個副政委張南生幾個都倒了。但是,有一條真理永遠是真理,天不會掉下來的,絕大多數人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黨員、團員是好的,我們要堅決相信這條真理。
巴:他們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澤東:雖然有些人有些錯誤、缺點。我也不來包庇葉劍英、楊成武、肖華、王樹聲一點缺點,但是他們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錯誤,可以改呀。
毛澤東: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錯誤嘛,隻有人家犯錯誤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錯誤。政治、軍事各方麵都犯了一些錯誤。至於犯了一些什麽具體的錯誤,現在沒有時間,你們如果多呆幾天可以跟你們講,我不隱瞞自己的錯誤。有些人吹,說我一點錯誤也沒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你那麽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個啥人,自己還不知道?有一點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國天黑了,地也黑了,你們也不要怕,要相信一點,全黑也不會的。秦始皇統治十六年就倒了,有兩個人首先起義,一個叫陳勝,一個叫吳廣,他們都是那個時候的農奴。現在中國貼大字報的紅衛兵,在去年夏季被打擊,被打成“反革命”的這些人,就是陳勝、吳廣〔11〕。
在這裏,我們還要著重地說一說我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
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從來都是相互支持的。對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和兄弟組織,全世界的廣大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許多友好國家、友好團體和人士,都給了我們熱情的讚揚和支持。我在此代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感謝。我們堅決保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同他們一道,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當前世界的總趨勢,還是毛主席說的那兩句話:“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一方麵,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蓬勃高漲。越南南方、老撾、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勒斯坦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人民的武裝鬥爭日益壯大。“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真理日益為廣大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歐、北美資本主義“心髒”地區,暴發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眾運動。越來越多的人民正在覺醒。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和兄弟組織,正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本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另一方麵,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陷於政治經濟的危機,內外交困,走投無路。他們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在反華、反共、反人民、鎮壓民族解放運動和進行侵略戰爭方麵,他們互相配合,狼狽為奸。在爭奪原料、市場、附庸國、戰略要地和勢力範圍方麵,他們勾心鬥角,互相傾軋。他們為了實現各自的野心,都在擴軍備戰。
列寧曾經指出: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在生產資料私有製還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百八十二頁)列寧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四十九頁)列寧的這些科學論斷並沒有過時。
毛主席最近指出:“關於世界大戰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製止戰爭。”這是因為,當代的世界存在著四大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據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經驗,可以斷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戰強加在世界人民頭上,那隻會大大加速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全世界人民起來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統統送進墳墓。
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毛主席指出的這個偉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鬥誌,指引著我們在同帝、修、反的鬥爭中不斷取得勝利。
美帝國主義紙老虎的本質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國主義這個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越來越走下坡路。尼克鬆上台以後,麵臨著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和無法擺脫的經濟危機,麵臨著全世界人民和國內人民群眾的巨大反抗,麵臨著帝國主義國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揮棒越來越不靈的困難局麵。尼克鬆拿不出任何解決問題的辦法,隻好同他的前任一樣,繼續玩弄反革命的兩手,表麵上裝出一副“愛好和平”的樣子,實際上更大規模地擴軍備戰。美國的軍費開支,逐年增加。美帝國主義至今還霸占著我國領土台灣。它把侵略軍隊派到很多國家,還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軍事基地和軍事設施。它搞了那麽多飛機、大炮,那麽多核彈、導彈。這一切,是為了什麽?是用來嚇唬人民、鎮壓人民、屠殺人民、霸占世界的。而這樣做的結果,就使它到處陷入與人民為敵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廣大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包圍和痛擊之中,並且必將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規模的革命。
蘇修叛徒集團也是紙老虎。它的社會帝國主義的麵目,暴露得越來越清楚了。還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剛剛冒頭的時候,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現代修正主義對世界革命事業的嚴重危害。毛主席領導全黨,同以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恩維爾?霍查同誌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道,從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同以蘇修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使全世界人民在鬥爭中逐步學會區別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真假社會主義,使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宣告破產。同時,毛主席領導我們黨,堅決批判了劉少奇投降帝、修、反,撲滅各國革命運動的修正主義路線,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履行了我們黨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後,蘇修叛徒集團的指揮棒越來越不靈,內外困難越來越嚴重,就更加瘋狂地實行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對內,加緊鎮壓蘇聯人民,加緊全麵複辟資本主義。對外,加緊勾結美帝,加緊鎮壓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加緊控製和剝削東歐各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加緊同美帝爭奪中東和其他地區,加緊對我國的侵略威脅。派幾十萬軍隊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對我國領土珍寶島進行武裝挑釁,就是蘇修最近的兩次醜惡表演。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奪作辯護,它鼓吹什麽“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這一套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說,你的主權是“有限”的,他的主權是無限的。你不服從嗎?他就對你實行“國際專政”即對各國人民專政,以便組成新沙皇統治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即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美國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樣。列寧痛斥第二國際的叛徒們,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即機會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四百五十八頁)這完全適用於今天由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組成的蘇修叛徒集團。我們堅信: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蘇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一定會起來推翻這一小撮叛徒集團。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誌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
由於蘇聯政府一手製造了武裝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的事件,中蘇邊界問題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蘇邊界問題,同我國和其他一些鄰國之間的邊界問題一樣,是曆史遺留下來的。對這些問題,我們黨和我國政府一貫主張通過外交途徑進行談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在解決以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衝突。根據這個主張,我國先後同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鄰國圓滿地解決了同他們的邊界問題。隻有蘇聯、印度同我國的邊界問題,至今沒有解決。
中印邊界問題,我國政府同印度政府進行過多次談判。由於印度反動政府繼承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不僅要我們承認舊中國曆屆反動政府都沒有承認的非法的“麥克馬洪線”,而且還妄圖進一步侵占一直在我國管轄之下的阿克賽欽地區,從而破壞了中印邊界談判,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蘇邊界問題,是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造成的。十九世紀下半葉,那時中俄兩國人民都處於無權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強加給中國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割去了大片中國領土,還在許多地方越過不平等條約規定的邊界線,進一步侵占中國領土。這種強盜行徑,曾經遭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憤怒譴責。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偉大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鄭重宣布:“以前俄國曆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殘暴地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地歸還中國。”(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宣言》)由於當時的曆史條件,列寧的這個無產階級政策,沒有能夠得到實現。
我國政府本著對邊界問題的一貫立場,早在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就先後兩次主動向蘇聯政府建議舉行談判,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一九六四年,中蘇雙方在北京開始談判。盡管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沙皇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不平等條約,我們從維護中蘇兩國人民革命友誼的願望出發,仍然主張以這些條約為基礎解決邊界問題。但是,蘇修叛徒集團背叛列寧的無產階級政策,堅持新沙皇的社會帝國主義立場,拒不承認這些條約是不平等的,還堅持要我國承認他們違約侵占和企圖侵占的中國領土都是屬於蘇聯的。蘇聯政府這種大國沙文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立場,使談判遭到了破壞。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後,蘇修叛徒集團變本加厲地破壞邊界現狀,一再挑起邊界事端,槍殺我手無寸鐵的漁民、農民,侵犯我國主權。最近,他們更連續武裝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我邊防部隊忍無可忍,實行自衛還擊,給了侵略者應有的打擊,勝利地保衛了我國神聖的領土。為了擺脫他們的狼狽處境,三月二十一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國領導人通電話。三月二十二日,我國政府立即用備忘錄答複他們,說明“從當前中蘇兩國關係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係,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麽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三月二十九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一方麵仍然堅持其頑固的侵略者的立場,一方麵表示願意恢複“協商”。對此,我國政府正在考慮給予答複。
我們黨和政府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這就是: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在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製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我們的無產階級對外政策,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長期堅持實行的政策。我們過去是這樣做的,今後也仍然堅持這樣做。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為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如何進行黨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正如毛主席向全黨指出的那樣:“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毛主席的指示,確定了我們整黨建黨的政治方向。
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設起來的黨。從一九二一年誕生以來,我們的黨,經曆了武裝奪取政權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長期鬥爭。在毛主席領導下,我們黨始終站在革命戰爭和革命鬥爭的最前線。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指引下,在國內外敵人極其強大、情況十分複雜的環境中,我們黨領導了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前仆後繼,英勇奮鬥,才使黨從最初隻有幾十個成員的共產主義小組,發展成今天領導著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我們深深懂得,離開了人民的武裝鬥爭,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要永遠記住毛主席的教導:“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誌都不要忘記。”
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果,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半個世紀以來,毛主席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鬥爭中,在領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鬥爭中,在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鬥爭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哲學等各個方麵,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黨的全部曆史,證明了一條真理:離開了毛主席的領導,離開了毛澤東思想,我們的黨就受挫折,就失敗;緊跟毛主席,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我們的黨就前進,就勝利。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經驗。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毛主席在談到整黨建黨的時候,曾經這樣說過:“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髒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毛主席用這個生動的比喻,講出了黨內矛盾的辯證法。“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黨內兩條路線的對立和鬥爭,是社會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鬥爭,沒有吐故納新,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關於黨內矛盾的理論,是今後進行整黨建黨的根本指導思想。
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就是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黨內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鬥爭的曆史。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黨戰勝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王明的先是“左”傾後是右傾的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紅軍的路線,戰勝了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聯盟,經過長期鬥爭,又粉碎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我們黨正是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特別是在戰勝了對黨危害最大的陳獨秀、王明、劉少奇這三個叛徒集團的鬥爭中,鞏固、發展、壯大起來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的曆史時期,無產階級的專政和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是經過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實現的。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不能正確地解決黨的建設問題,建設一個什麽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
劉少奇的修正主義建黨路線,正是從根本上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黨的建設的理論。當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階級鬥爭異常激烈的重要時刻,劉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養》,其目的就是為了推翻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產階級專政。劉少奇在抄錄我們在前麵引證過的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話時,再一次故意刪去了“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這個最重要的結論,明確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麵目。劉少奇還繼續散布“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作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即“吃小虧占大便宜”)等等反動謬論,就是妄圖腐蝕和瓦解我們的黨,使黨員越“養”越“修”,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和平演變”為修正主義的黨,使無產階級專政“和平演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我們應當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徹底肅清它的惡劣影響。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黨的曆史上一次最廣泛、最深刻的整黨運動。各級黨組織,廣大的共產黨員,經受了兩條路線的劇烈鬥爭,經受了大規模階級鬥爭的考驗,經受了黨內外革命群眾的審查。使黨員和幹部經了風雨,見了世麵,提高了階級覺悟和兩條路線鬥爭的覺悟。這場大革命告訴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必須向廣大黨員進行階級、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和繼續革命的教育。必須在黨內外進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把叛徒、特務和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分子清除出黨,把大風大浪中經過考驗的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吸收入黨。必須努力使各級黨組織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必須使黨員真正做到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必須使黨員永遠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和艱苦奮鬥的作風。隻有這樣,黨才能夠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教導我們:“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複講。隻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對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的學習和宣傳,對兩條路線鬥爭史的學習和宣傳,對毛主席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的學習和宣傳,都不能隻進行一次,而要反複講,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隻有這樣,才能使錯誤路線和錯誤傾向剛冒頭時,就受到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批判和抵製,保證我們黨始終沿著毛主席指出的正確航道勝利前進。
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項重要議程,是修改黨的章程。中央已將黨章草案提請大會討論。這個草案是全黨和全國革命群眾共同參加起草的。從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層黨組織參加修改黨章以來,中央收到了幾千份草案。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這個基礎上,製定了黨章草案以後,全黨、全軍、全國廣大革命群眾又一次進行了熱烈的認真的討論。可以說,新黨章草案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產物,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廣大革命群眾的意誌,是黨一貫堅持的民主集中製和群眾路線的生動表現。特別重要的是,黨章草案重新明確規定了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劉少奇修正主義建黨路線的偉大勝利,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中央相信,經過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以後,我們的黨一定能夠按照新黨章的規定,建設得更加偉大、更加光榮、更加正確。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毛主席曾經用簡潔的語言說明了這場大革命的必要性:“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為了充分認識毛主席這個科學的論斷,我們應當深刻理解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
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偉大著作,繼《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之後,全麵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它象光芒萬丈的燈塔,照耀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航向,也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
為了更深刻地認識毛主席的偉大曆史貢獻,就需要簡略地回顧一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
一八五二年,馬克思曾經這樣說過:“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曆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曆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曆史階段相聯係;(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中文版,第六十三頁)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使科學社會主義同空想社會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劃清了界限。馬克思、恩格斯為此而奮鬥了一生。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後,第二國際的那些黨,除了列寧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以外,幾乎全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列寧在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鬥爭的焦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列寧在痛斥老修正主義者的時候,多次指出:“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隻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列寧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奪取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根據他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實踐,看出了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和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曆史時代。隻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複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複辟行動”
列寧指出:“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凶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於它的各種國際聯係牢固有力,而且還在於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的結論是:“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
列寧還指出了“新的資產階級”正在“從我們蘇維埃的職員中間產生出來”。(《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六十二頁)
列寧指出複辟的危險還來自資本主義的包圍:帝國主義國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進行它們所說的武裝幹涉,也就是扼殺蘇維埃政權。”
蘇修叛徒集團徹底背叛了列寧的這些光輝的教導。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隱藏在蘇聯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一上台,就立刻把資產階級的“複辟希望”變成“複辟行動”,篡奪了列寧、斯大林的黨,把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和平演變”成為黑暗的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毛主席同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主席全麵地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反兩個方麵的曆史經驗,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早在中國革命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就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奪取全國政權之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鬥爭的中心仍然是政權問題。毛主席特別提醒我們:“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毛主席預見到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向全黨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經濟、文化、外交領域中向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戰鬥任務。
我們黨根據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根據毛主席製定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進行了緊張的戰鬥。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社會主義革命能不能繼續前進的緊要關頭。毛主席鑒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修正主義的猖狂和我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偉大著作中,提醒全黨:“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製方麵說來,已經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針對劉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謂“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的謬論,毛主席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實踐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還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還必須繼續革命。
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率領廣大群眾,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這個方向,繼續進行了偉大的鬥爭。從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揭露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從關於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大辯論,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兩條路線的鬥爭;鬥爭的中心,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複辟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⑴⑵)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每一個勝利,黨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每一個重大戰役的勝利,都是粉碎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實右的修正主義路線,才取得的。
現已查明,劉少奇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叛變投敵,充當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總代表。他有一條妄圖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殖民地的政治路線。他又有一條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線服務的組織路線。多年來,劉少奇招降納叛,搜羅了一幫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他們隱瞞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曆史,互相包庇,狼狽為奸,竊取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控製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的領導權,組成了一個地下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對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勾結著,起了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不能起的破壞作用。
一九三九年,當毛主席領導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正在蓬勃發展時,劉少奇拋出了他的黑《修養》。這本書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它根本不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談如何同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不談武裝奪取政權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理,而要共產黨員離開偉大的革命實踐去搞什麽唯心主義的“修養”,實際上是要共產黨員“修”成向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專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正當美帝國主義武裝蔣介石反革命軍隊,準備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時候,劉少奇適應美蔣反動派的需要,拋出了所謂“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提出的“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總路線和對美蔣反動派的進攻采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鼓吹什麽“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議會的鬥爭”,要取消黨對人民軍隊的領導,把人民解放軍的前身八路軍、新四軍“統一”為蔣介石的“國軍”,並且要把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大量複員,妄圖從根本上取消人民軍隊,斷送中國革命,把中國人民用鮮血奪回的勝利果實雙手捧給國民黨。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劉少奇卻跑到天津,一頭栽進資本家的懷抱。他瘋狂地同剛剛開完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所決議的對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實行利用、限製、改造的方針相對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國資本主義還是在年青時代”,要無限製地“大發展”,“今天資本主義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厚顏無恥地吹捧資產階級“剝削的越多功勞越大”,大肆吹噓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妄圖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
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許多重大的曆史關頭,劉少奇一夥都猖狂地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反革命陰謀破壞活動。但是,既然他們是反革命,他們的陰謀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魯曉夫上台以後,特別當蘇修夥同美帝國主義、印度等國的反動派,大規模反華的時候,他們就更加猖狂起來了。
毛主席最早察覺了劉少奇一夥的反革命陰謀的危險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九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毛主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麵,就會變質,就會出現複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毛主席提出的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
接著,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製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十條》),規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黨發出了警告:如果忘記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誌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麽危險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經把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更加鮮明地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麵前了!
所有這些警告和鬥爭,並沒有也不可能絲毫改變劉少奇一夥反動的階級本性。一九六四年,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劉少奇跳了出來,鎮壓群眾,包庇走資派,並且公開地攻擊毛主席倡導的對社會情況進行調查研究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已經“過時”了,胡說什麽不執行劉少奇的路線就“沒有資格當領導”了,他們急不可待地要複辟資本主義。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會議,主持製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痛斥了劉少奇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了劉少奇的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談怪論,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總結國內和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得出的這個新結論,撥正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航向,指明了即將到來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方向。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初,這首誕生於黃土高原的民歌用樸實的語言,唱出了人民群眾對毛澤東主席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深情。幾經改編和廣為傳唱後,《東方紅》不僅創造了演唱人數和演唱次數的紀錄,還曾搭乘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飛向太空,唱響世界。
一曲《東方紅》唱出了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帶領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永續奮鬥的信念和決心。時至如今,每每響起,仍能激蕩你我心緒,曆久彌新。
用最樸實的生命之呐喊,吼出了陝北大地的心聲
“東方紅,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咳呀,
他是人民大救星……”
《東方紅》,中國人最熟悉的旋律之一。
這首中國人家喻戶曉、激昂雄渾的經典革命老歌曾激勵了幾代人。對於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初的陝西省政協委員、延安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張小兵而言,這是沁入血液的記憶。在那個大多數人捧著廣播聽世界的年代,晨間一曲《東方紅》、暮色下《國際歌》奏罷後再關上那個方匣子,這頗具儀式感的一天才算完整,“對我們那代人來說,《東方紅》是最熟悉的旋律。”張小兵說。
關於《東方紅》的創作起源,說法眾多。有說法認為它的最初原型是一首叫做《你叫妹妹不放心》的陝北民歌,有人則認為,它其實起源於另一首流傳於陝北和晉西北的民歌《芝麻油》。然而,對比這兩首歌曲不難發現,歌詞雖然大不相同,曲調卻相差無幾。
沒有人說得清,這曲調誕生於何時、創作者是誰、它的第一版歌詞是什麽。這首曲子已經在黃土高原的山坳坳裏,在黃河兩岸,流傳了幾個世紀。晉、陝大地上的一代代後生,在貧瘠的土地上,在黃土高原的梁梁峁峁上,吊起嗓子唱著那一句句親昵的歌詞,抒發著心中的情愛喜樂。
1935年,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共產黨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窮苦人翻身做了主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黃土地上的老百姓開始過上了好日子。而以信天遊為代表的陝北民歌開始融入革命色彩,謳歌火熱的邊區生活,紛紛用歌聲表達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擁護。
1938年,音樂家安波等人為這曲小調重新填詞創作了一首反映抗日內容的《騎白馬》:“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嘿喲,打日本就顧不上”。幾年之後,以《騎白馬》為範本,日後唱響全中國的那首《東方紅》在延安以北200多公裏外的一個小縣城裏開始萌芽。
半個多世紀以來,佳縣農民李有源、李增正兩叔侄的創作故事流傳已廣。七八十年後,李有源的孫子李錦鵬在采訪中這樣描述這首歌的誕生:“1942年的一天早晨,我爺爺起身掏糞,當他走到一個山峁上時,一輪紅日從東方升起照到他身上,照亮了佳縣古城,照亮了黃土高原,照得他身上暖洋洋的。他突然停住腳步,自言自語地說‘把毛主席比作太陽,不是最恰當嗎?’因此他就即興唱到:‘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李有源是個苦水裏泡大的莊稼漢,直到家鄉“鬧紅”,他和其他窮苦人才真正翻了身做主人。因此他打心眼裏感激中國共產黨,感激黨的領袖毛澤東。不斷充實後,李有源將歌曲唱給了侄子李增正,後者在春節鬧秧歌時,把這首歌唱響了整個佳縣縣城。翻身做主人的勞苦大眾,用最樸實的生命之呐喊,吼出了陝北大地的心聲:“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哪裏有了共產黨,哪裏人民得解放……”
“他和人民之間有一種親切的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遠生活在群眾之中”
1943年冬天,邊區政府在佳縣縣城附近組織起一支移民隊,到延安一帶墾荒,陝北人把這叫“走南路”,作為移民大隊的副隊長李增正領著鄉親們一路唱著“東方紅,太陽升”南下,將這首歌傳唱開來。
歌者唱的起勁,聽者聽的入神,文藝工作者聽到後更是如獲至寶。魯藝民歌研究會收集到的《東方紅》,在1945年被魯藝組織的“挺進東北幹部團”帶到了沈陽,在劉熾、王大化、高陽、田方、公木的修改完善下在沈陽正式演出,一曲《東方紅》天下盡知。
在張小兵看來,《東方紅》以樸實的語言,唱出了人民群眾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深情。“為什麽陝北群眾會如此擁護共產黨?這是因為共產黨心中同樣裝著群眾。”
共產黨治理下的延安,與當時的中國有著太多的不同。一位作家寫道:“那是一個奮發的時代,一個朝氣蓬勃的年代。一個黨和人民、領袖和群眾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創造英雄史詩的年代……”
“中國共產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張小兵認為,在半個多世紀的流傳中,這首歌之所以能成為刻在國人細胞中的紅色基因,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將人民的利益視作黨的最高利益。
“我們黨中央在陝甘寧邊區局部執政的十多年時間裏,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始終為老百姓謀福利。老百姓得了實惠、得了好處,自然覺得共產黨好,自然心甘情願聽黨的話、跟黨走。”張小兵說,“真正贏得老百姓的,就是中國共產黨恪守了自己的群眾觀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群眾,才可能一切依靠群眾。”
張小兵經常給來延安學習培訓的學員講述一個故事:1944年,毛澤東得知侯家溝有兩個村莊的婦女不能生育孩子,便找來當時的中共延安市委書記張漢武詢問情況並建議請中央醫院去化驗一下水。張漢武回答:“好是好,隻怕這種小事醫院不願幹。”對此,毛澤東嚴肅指出,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人民的疾苦絕非小事!應當讓醫院派人去。經過化驗,果然發現村裏的水中有大量有害物質,影響了婦女生育,醫院很快幫助群眾解決了飲水問題。
張小兵說,毛澤東在陝北延安時期,雖然工作很忙,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但總要抽出時間或利用一點一滴的空閑,深入群眾,與他們交往,詢問他們的生產生活情況;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與群眾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在張思德追悼會上,毛澤東用一篇通俗易懂的演講,生動詮釋了共產黨人的宗旨:為人民服務!
正如英籍華人女作家韓素音在《早晨的洪流:毛澤東與中國革命》一書中的評價:“他和人民之間有一種親切的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遠生活在群眾之中。”
必將穿越時空,成為永恒的經典
新中國成立後,《東方紅》演變為響徹中華大地的經典聖歌。1949年10月1日,當毛澤東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莊嚴時刻,奏響的背景音樂就是《東方紅》。
進入上世紀60年代,《東方紅》迎來了一個新的高潮。為紀念新中國成立15周年,由周恩來總理親自策劃和指揮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不僅以《東方紅》命名,而且將這首歌改編成交響合唱曲,用於全台戲的序幕。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第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演出,成就了那個時代文藝界空前的盛舉。
80多年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延安戰鬥和生活了13年。在那個積貧積弱、戰火紛飛的年代,延安保留住了紅色中國的火種。80多年以後,這片“紅色聖地”的故事又不止於曆史,它也在用自身經濟的發展和產業轉型書寫著當下和未來。張小兵告訴記者,如今,“延安蘋果”“洛川蘋果”已經發展成家喻戶曉的品牌。蘋果也成為全市覆蓋麵最廣、從業人數最多、持續效益最好、對農民增收貢獻最大的特色產業。
此外,延安充分利用當地的445處革命舊址,依托景區旅遊資源優勢,大力發展旅遊配套產業。從對礦產資源的依賴,到走現代農業之路,加上紅色旅遊帶動生態旅遊發展,一個多元化發展的革命老區正在煥發新機。
走進新時代,這首誕生於黃土高原民間音樂沃土,表達人民樸素心聲的歌,又通過民歌新唱等形式被演繹為多種版本。《東方紅》唱出了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帶領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永續奮鬥的信念和決心,必將穿越時空,成為永恒的經典。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毛澤東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是民主的最高境界。也是階級鬥爭中的暴力的主動權掌握在誰的手裏的最好回答。壓迫和剝削就是暴力,壓迫者和剝削者掌握著國家機器財政大權,他們可以用文的或暴力的手法,強逼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
自從人類產生階級結成社會以來,階級鬥爭一直存在。奴隸主和奴隸、封建社會裏的帝皇將相才子佳人等的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間、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和長工之間。以致今天中國特色政府走資派當官的和平民百姓之間的矛盾幾十年來一直貫串始終。
走資派特色政府當官的靠在社會各級製度中掌權而占有優勢,但人數一直居劣勢,而靠大量的維穩經費組成的警察、特警、保安、城管、農管、文管等外,還有隨處可見的監視攝象頭。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大量暴力行為,最大的動用軍隊坦克開進城裏開槍鎮壓。最卑鄙無恥的是判四人幫死罪,大量鎮壓文革中的造反派。
還有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把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的億萬國企職工兄弟姐妹改革得下崗失業,甚至淪為新生資本家和官僚家族企業的雇傭、奴隸甚至不得不從事皮肉生意以過活,這是不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
把無數作為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經濟支柱的國企改革成了私企、外企或官企,是不是赤裸裸的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
把無數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改革成了空殼、虛無甚至土地都“流轉”到新生地主老財手中,使翻身農民再度淪為昔日的長工,農民工、短工,臨時工幹苦活累活髒活後,連拿極低薪為活命的血汗錢,還欠薪?討薪時下跪還被保安驅趕毒打,這是不是意在變天的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
不雇百姓死活旨在維護官僚和“先富”既得利益的《物權法》的麵皮,為了官僚和開發商的利益,大肆強拆民房並不斷造成流血案件,是不是充滿血腥的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
震驚中外的台資企業富士康的農民工連續跳樓自殺,走資派特色政府照顧的優惠的是台灣國民黨的資本家。工人不準反抗、不準罷工、不準貼大字報造反等還有一丁點共產黨的味嗎?這不是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又是什麽?
如通鋼工潮,通鋼工人階級不奮起抗爭直至拳毖私企總經理陳國君,他們就勢必淪落為新生資產階級的雇工、奴隸甚至被“滾蛋”!……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湖北巴東民女鄧玉嬌麵對淫官肆虐,如果不堅決自衛,直至刀斃淫官,後果豈非可想而知?!
下等人平民百姓在社會結構中處於低微,但其人口數量龐大。官與民的力量在社會的不同時期彼此消長,決定著官民矛盾的緩和、激化和爆發。官的壓迫資本家的剝削少些,官民的矛盾輕微時,社會和諧,即所謂太平盛世。官的壓迫資本家的剝削重了,官民矛盾嚴重時,則社會不穩定,甚或動蕩。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是客觀存在的,也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每次的暴力鎮壓之後的反抗,都是促進人類向文明前進。最終以戰爭決定著要改朝換代。改朝換代有資產階級的輪流執政。假如工農取得政權,為防止資產階級的輪流執政的產生,就要進行文革。
調和官民矛盾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民主,或者說,民主最主要的功效就是調和官民矛盾。但是,民主的功效僅僅就是調和官民矛盾嗎?非也,民主還通過影響官民矛盾而使社會漸臻公正,從而漸臻進步。所以說,民主最內涵的功效是有利於社會公正,其終極目的是推動社會進步。如果能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民主,你就會發現,“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原來是最徹底民主的宣言。民眾的反抗是被動的,被迫的。壓迫越重,反抗越激烈。消滅暴力,就要消滅壓迫和剝削。
說實話,剛開始時,很多人對於毛澤東的名言“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由於思維上的慣行和定勢,覺得這十一個字可能有“暴力“。不料一旦靜下心來,細細想,細細想,難道反抗無理嗎?曆來都是剝削有理,造反有罪的。但資本社會裏有不平,無反抗不造反則不平更甚矣,勞動人民有苦難,無反抗無造反則苦難更重矣,社會資本製度有不公,無反抗不造反則不公長存矣。毫無疑問,如果沒有反抗,沒有造反,社會不但會踏步不前,甚或逆行倒退。如此看來,“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豈不是民主的最高境界?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包含了兩層重要的民主思想。首先,這句話明確指出,先有壓迫剝削,後有反抗造反,是因為壓迫剝削才導致反抗造反的,也就是說壓迫剝削是無理的,反抗造反才是有理的。隻要有官的地方,就必然會發生官壓迫民的事情,民壓迫官的情況,則鮮有。所以說,“壓迫無理,反抗有理”的觀念一旦被多數人所接受,從長遠看,則反抗未必增多,壓迫必會減少。
在人類數千年的曆史中,存在著一種不合理的觀念,仿佛官欺壓民是理所當然的,民反抗官則是大逆不道的,這種觀念時至今日,仍留餘毒,仍在束縛著民主,孔孟的儒家思想對此貢獻最大。毛澤東說出了“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應該說是站在對民有利的立場上說話的,為孔夫子所深深懼怕的“犯上”撐腰,史無前人。
然而更重要的還在其次,“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不僅為“反抗”正名,而且還是實現社會進步的唯一方法,不公平從來沒有不經過民眾的反抗而得到消除,社會也不會不經過民眾的反抗而進步。所以說,能提出“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人遠比提出要建立什麽樣社會的人高明得多。這就好象老師教學生,教會某種知識,遠不如教會學生學習的方法,善於教方法的老師才是最好的老師。所以,比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美國獨立時的先賢們的“三權分立”來,毛澤東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更為高明,是人類社會以來對民主最高境界的宣揚。有人稱毛澤東為導師,的確很確切。
其實,很多的嘴上常講民主的人,其對民主的理解僅僅停留在製度或體製的層麵。孰不知,無論在什麽樣的製度或體製之下,官的地位總會高過民,如果不認為民的反抗有理,不管是幾權分立,隻不過是限製或分化了某些官職的權力而已,並沒有解決“官的地位總高過於民”這一產生官民矛盾的根本原因,則總歸是不徹底的民主。而且製度和體製不公平,又該怎麽辦呢?他們從來沒想過。離“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境界還相差十萬八千裏呢。這些人真的應該靜下心來,仔細想想毛澤東的這句名言了。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學生運動代表時的講話》
時間:1967年9月16日。文革進行一年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時至十七日淩晨一時,周恩來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長接見了北京大專院校天派代表,並作了重要講話。
參加接見的還有戚本禹、姚文元、葉群、吳法憲、傅崇碧、李鍾奇等首長。江青同誌主持會議。領大家學毛主席語錄第一頁第一段、第3頁第三段、第224頁第二段、第229頁第二段。
江青同誌說:小將們,今天開會。小將們,你們不是老將,是小將。現在請總理給我們講話。
周恩來:有些事商量,找一些大專院校紅代會、各學校一些代表來會談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直到現在分成兩派:一個叫天派,一個叫地派。今天找天派,天派的後台可能有我一個(伯達:陳伯達。康生:我是地派的後台),對我是個新聞。有個很好的經驗教訓,我們喜歡坐飛機,一個經驗,坐飛機從地上到天上,最後還要到地上。
我希望號稱天派的回到地上來。天派對形勢有個錯誤估計,任務是從形勢來,我有一次看過清華《井岡山》小報,對形勢估計很壞,說要跟毛主席上山打遊擊,毛主席是少數了,是悲觀的,到處傳聞。
最近又比如,七·二O後,在天安門上支持八·五大字報,我同謝富治也遇到幾位。韓、蒯等幾位同誌,是第三次革命大串連階段,北京學生到外地。中央根本不是這樣,全國掀起那麽大的批判高潮,還開了百萬人的大會,形勢大好,大聯合,大批判。為什麽還要出去搞串連?我們否定了這種看法。
盡管這樣說,可是許多同學回去還是這樣估計,把人派出去。八月十日十一日兩天我和兩方代表都談話,批判了這種形勢估計。清華走得最多,四、五千人,北大也不少(伯達:北航也不少)因為聽外麵來電話,叫他們回來,就是不理。(江青:清華出去五千揪軍內一小撮。今天出的報紙專門反對我,蒯大富到今天還反對我。蒯大富來了沒有?你站起來,我今天批評你,嚴肅批評你,你要作檢討。今天是批評,不是打倒你)
武漢“三鋼”“三新”到北京犯了同樣的錯誤,也是悲觀。“現在是反動的資本主義複辟前夜”“全國都要複辟”,這樣估計,任務怎麽提?“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奪誰的權?奪毛主席的權,戰爭解決什麽問題?就是奪我們軍隊了!所以揪黨內一小撮到軍內一小撮,宣傳上犯了錯誤。我們犯了錯誤,我們要負責。八月中也還這樣估計,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肅清錯誤口號,肅清這個口號的影響。
我們向大專院校談過多次,和各地革命派也談過,但始終我們的話不靈。北京一派形勢悲觀,還在傳布揪軍內一小撮,和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所認識大好形勢背道而馳。武漢反革命事件後,引起了各地的注意,這個教訓,引起各地軍隊認識自己錯誤,馬上承認,改正了。
解決各省市這方麵的問題,比較快,差不多江西、浙江、湖南等省都在這個時期得到解決,比上半年要快得多。因為我們的領袖是毛主席,是無產階級,軍隊是毛主席領導的,聽毛主席話的,是林副統帥親自指揮,一聲號召,馬上解決。
武漢也是如此。中央一聲令下,馬上解決。事情是毛主席說的“三相信”,北航同學也參加的,了解嘛,沒有什麽了不起,武漢陳再道、鍾漢華這樣的人有多大作用,一下就解決了。
文化大革命進入第二個年頭,過了三個半月,革命總是深入了,向廣度深度發展了,有的成立了革委會、革籌、軍管會,總之把革命推向前進了。在這樣的年頭裏,我們要求把革命、兩條路線鬥爭、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權更深入推廣,爭取勝利,鞏固勝利,抱著無限信心解決這些問題。
可是大專院校不相信我們的話,主觀臆斷,主觀主義,錯誤估計形勢,“理想”不小啊!可努力方向背道而馳。前幾天,江青九月五日講話,放了錄音,講了三個問題。
在這三個問題上你們的做法剛好相反。第一個確信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在這個時候是主要鞏固領導中心。《文匯報》十四日社論,領導核心首先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正因為有這個核心,所以在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江青、伯達和我談了“五一六”陰謀反革命,破壞黨中央。
姚文元文章發表,最後一段突出性質,突出一小撮壞頭頭蒙蔽群眾,揭發出來就行了,要認真對待,但不能擴大化。他們是從“左”的方麵動搖黨中央。“五一六”就是企圖挑撥黨中央無產階級司令部內部關係,矛頭好象對準我個人,其實同樣對準中央文革。
我和中央文革共同戰鬥,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揮下,天天一起戰鬥。這樣一個戰鬥關係,統一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揮下。是鑽什麽空子?從右、極左鑽空子,到處傳布,不利於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利於鞏固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動搖不了,他要幹擾我們的工作。
今天我要再講“五一六”問題。幾個根本觀點要說清楚。
一、隻是少數,不要擴大化。當然要揪後台、黑手,不要到群眾中去抓一大片,揭發一大批。他們隻是靠造謠,他們沒有多少人,沒有什麽了不起。這種組織揭發後不要擴大化。在群眾中這派揭那一派,那一派揭這一派,兩派矛盾越來越深,也揪不出來。最近對“湘江風雷”頭頭,有壞分子,一下子看成壞人很多,同意了省軍區報告,抓人多了,犯了錯誤。這是有範圍,現在是全國範圍,它(“五一六”)似乎稱八個方麵軍,名字叫方麵軍。其實隻有幾個人。“紅旗軍”全國也隻有這幾個壞頭頭,揭發後沒有多少,以後就不聽他們的造謠。
二、我們讚成你們在學校各組織清查出這樣的人,確實不要亂竄,自己弄清頭頭,和壞頭頭劃清界線。最好是本組織,不要別的組織去搞,如農大。地派“東方紅”,認清了秦化龍叛黨真憑實據,直至在揭發前,我提了意見,他們很聽我的意見,審查他,昨天把秦扭去。秦已交衛戍區,我通知了,接受下來,這樣搞很好,不但如此,還把農大“東方紅”與“五一六”有關係的弄清楚,告訴我,並分析為什麽有這種思想,這樣做就不能擴大,這樣做就很好嘛!象在安徽“九五”講話,兩派打電話回去,都把自己方麵的黑手揪出來,揪出來以後並肩遊行。
(江青:二十萬人。康生:兩派並排)
好派、炮轟派並排遊行,爭先恐後、繳槍恐怕落後,自己把壞頭頭抓了去,送到軍管會。這樣的事情應該提倡。農大走資派沒有參加你們這方麵。農機大、地派,你們應當歡迎人家調查秦化龍。如天派,北航“紅旗”也有地派,他們是合作的,這樣行動有利於黨的純潔。至於“五一六”也要有這種精神。
三、對於“五一六”,也要把頭頭揪出來,還是要搞大批判,大聯合。
不要因為一度受蒙蔽,就看成全體不好了。這不是毛澤東思想,是主觀主義,把群眾推到對立麵,挑動群眾鬥群眾。
四、批判“五一六”以極“左”形式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核心領導。我們文革有什麽矛盾?我們平常談話當然不完全一樣,各有各的風格嘛!
(康老:反映一種思想,與赫魯曉夫一樣,勾心鬥角,你打倒我,我打倒你,資產階級這一套)
是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不是毛澤東思想。“五一六”從極左方麵幹擾,極左,實際上形“左”實右。我們指出“五一六”的反動性,但不能允許老保翻天,不能認為二月逆流對了,不能借此機會翻案。隻有這樣,才能鞏固毛主席核心領導。
象《文匯報》講的,從中央核心鞏固起,到地方核心鞏固,你們就要問問自己,錯誤估計以毛主席為首的核心領導,你們不知道我們內部的政治生活,胡思亂想,把中央領導同誌分成這一派那一派,幹擾、動搖中央核心領導。是受壞人利用,要揭發問題、要檢討,走資派要想動搖,特務分子要想動搖,姚文元文章、九月三日(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鬥爭的大方向)的領導寫了,要想動搖毛主席司令部,要想拆台,地、富、反、壞、右。你們啊!這是一種社會思潮,有的思想常常動搖,要深思,電話一到,好象從中央文革得到了什麽寶貝似的。
這種做法很不好嘛!從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愛國主義運動,受資產階級影響大,形成許多派別。五四運動發展後,北大分兩派:胡適之一派、陳獨秀一派,各派都又分了一派。在共產黨成立後,在毛主席領導下,建立正確領導,這仍然有不同意見。毛主席取得領導後,雖然有劉少奇進行幹擾,但總的方麵還是紅線。你們常常把毛主席的領導孤立成不能起作用,老是搬起石頭砸幾個人,這是資產階級的一套。
過去是北洋軍閥,可以這樣講,現在不能這樣講。不錯,有壞人,有特務,走資派,但最偉大的力量是毛主席。要相信這個領導,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批準的文件、文章在你們中間就不能起最大力量,那裏你們思想占很重要的地位。回想一九一八年時候,我們時代和你們時代不同,我們羨慕。要好好從天上回到地上,好好地想,哪些對,哪些不對。
另外江青同誌講了,我們要鞏固人民解放軍,因為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人民解放軍是支柱,不僅保衛國防,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衛我們,就是要保衛革命小將,不使走資派,壞人傷害你們。
而你們怎麽看?在一個時期,宣傳上犯了錯誤,你們就到處亂分析,隻能亂分析,有人分析:“林彪副統帥隻能指揮五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還不到。”完全是胡說,看到解放軍發展曆史,從秋收起義到解放軍,一直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四個第一、四好連隊。林彪指示,解放軍做得是出色的嘛!我們怎麽能懷疑解放軍。
不錯,有壞人,青海趙永夫,內蒙王逸倫、武漢陳再道,是個別的嘛!絕大多數軍隊考驗過了。你們那麽衝擊,他們還保衛你們。看看語錄,怎麽能動搖信念。
靠戰爭解決問題,靠什麽武器解決問題,若幹青年人認識錯了,有壞人就上當了,你們得不到好處。
擁軍愛民,毛主席早就號召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江青跟毛主席把軍委八條命令發展到十條,擁軍愛民,八條實質是擁軍,十條實質是愛民。
應該爭取很好的一麵,這個時代,毛主席的時代,特別重要,因為麵臨敵人。要搞走資派,要把他們批倒批臭。
希望有最好的敵情觀念,敵情特點,一打內戰就忘記了。
很多地方群眾組織打內戰,現在許多領導靠邊站,應該通過大批判,達到大聯合。
北京武鬥破壞國家財產,工人農民帶著眼淚進去,帶著眼淚回來。有內因,有外因,有走資派挑撥,社會治安影響,這方麵要照顧大局,繼續揪軍內一小撮是錯誤的,跟軍隊對立是錯誤的。
要搞好學校、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如軍訓,好好支持。偉大領袖教導,學校最好搞軍訓,實現三性,隻有軍訓才能使無組織現象轉為有組織。
軍管。有些國家最機密的地方,必須軍管,不能實行四大。機要的地方,隨便進出行嗎?如大會堂,隨便進,行嗎?
(江青:再重申:昨天夜裏象強盜一樣衝進紅旗。革命小將,強盜哪有革命的。我氣壞了,要謝副總理懲罰,要無產階級專政)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絕非僅僅是按照去做就行了,而是極具前瞻性和深遠意義,要求真共產黨人和人民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增加新的內容以適應新時期《階級鬥爭》的需要。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把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的億萬國企職工兄弟姐妹改革得下崗失業,甚至淪為新生資本家和官僚家族企業的雇傭、奴隸甚至不得不從事皮肉生意以過活,是不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把無數作為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經濟支柱的國企改革成了私企、外企或官企,是不是赤裸裸的階級鬥爭?
把無數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改革成了空殼、虛無甚至土地都“流轉”到新生地主老財手中,使翻身農民再度淪為昔日的長工,農民工、短工,臨時工幹苦活累活髒活後,連拿極低薪為活命的血汗錢,還欠薪?討薪時下跪還被保安驅趕毒打,這是不是意在變天的階級鬥爭?
不雇百姓死活旨在維護官僚和“先富”既得利益的《物權法》的麵皮,為了官僚和開發商的利益,大肆強拆民房並不斷造成流血案件,是不是充滿血腥的階級鬥爭?
震驚中外的台資企業富士康的農民工連續跳樓自殺,走資派特色政府照顧的優惠的是台灣國民黨的資本家。工人不準反抗、不準罷工、不準貼大字報造反等還有一丁點共產黨的味嗎?這不是階級鬥爭又是什麽?如通鋼工潮,通鋼工人階級不奮起抗爭直至拳毖私企總經理陳國君,他們就勢必淪落為新生資產階級的雇工、奴隸甚至被“滾蛋”!……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湖北巴東民女鄧玉嬌麵對淫官肆虐,如果不堅決自衛,直至刀斃淫官,後果豈非可想而知?!
事實上,當我們真正以毛主席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為武器,並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觀察現實,就會迅即發現一個原本熟視無睹和司空見慣的問題,這就是,不僅自己一直生活在激烈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壓迫之中,而且被走資派鄧小平頭子美其名曰的“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場剝奪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階級鬥爭。
其走資派鄧小平自詡為“一大發明”對信社還是信資的不爭論,隻允許走資派鄧小平自己專橫跋扈,頤指氣使,甚至拿謬論當理說,就是不許真正的共產黨人和人民駁斥其謬,不是典型的官僚資產階級壓迫或法西斯專政?
再有如當今不避矢石,甘冒喪失黨心軍心民心和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支持之險,一意孤行,硬是在十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紅旗改換成彩旗,不是明擺著的官僚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嚴酷事實?
還有剛剛發生的“湖北武漢市黃陂區盤龍城經濟開發區政府出動三千多武警、公安、城管,對黃陂區後湖村進行被稱為‘史上最大’規模的強拆”暴行,不更是空前絕後和令人發指的典型的官逼民反類的血的階級鬥爭嗎?!
所以,毛主席關於《文革》階級鬥爭的論斷和階級分析方法,誠可謂解決當今諸多問題的靈丹妙藥,試服之保準見效。例如對“河蟹”論及“盛世”論,隻要鍥而不舍地追問論者:到底是誰的“河蟹”和“盛世”?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的盛世還是官僚資產階級和先富們的“盛世”?沒有作為絕大多數人民的和諧,甚或隻有強烈反對,想創造“河蟹”和“盛世”,做夢去吧!須知,僅此之問,本身也是階級鬥爭和階級的質問,絕非百姓一人之意。
《暴力》!就是《文革》階級鬥爭的升級。
《戰爭》!就是最高級的階級鬥爭。
《反走資派》不是借著歌頌毛澤東來反走資派,而是聽毛主席話要反走資派。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是一次在我黨曆史上有深遠影響的代表大會。
我們這次代表大會,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大大地加強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地加強了我們的黨,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這次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毛主席曾經用簡潔的語言說明了這場大革命的必要性:“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為了充分認識毛主席這個科學的論斷,我們應當深刻理解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
毛主席同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主席全麵地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反兩個方麵的曆史經驗,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現已查明,劉少奇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叛變投敵,充當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總代表。他有一條妄圖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殖民地的政治路線。他又有一條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線服務的組織路線。多年來,劉少奇招降納叛,搜羅了一幫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他們隱瞞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曆史,互相包庇,狼狽為奸,竊取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控製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的領導權,組成了一個地下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對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勾結著,起了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不能起的破壞作用。
這一次有億萬革命群眾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不是偶然發生的。這是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長期尖銳鬥爭的必然結果。這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決心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英雄的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人民解放軍、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對劉少奇一夥的複辟活動,已經忍耐不住了,一場階級大搏鬥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指出的那樣:“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現在,我們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隻有發動億萬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才能把混入黨內的叛徒、特務、走資派揭露出來,粉碎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劉少奇這個叛徒、內奸、工賊的曆史反革命的真麵目,正是在廣大群眾參加下,才審查清楚的。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決定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把他永遠開除出黨,這是億萬群眾的一個偉大勝利。我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根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親自發動和領導了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千真萬確“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
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由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政治大革命,是一場上層建築領域裏的大革命。我們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義,奪回被資產階級篡奪了的那一部分權力,在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實行全麵的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保證我國繼續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
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為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成為整個運動的偉大綱領。這個《通知》徹底批判了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為鎮壓這場大革命而拋出的“二月提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特別注意揭發“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是向全國人民發出的開展政治大革命的偉大動員令。這個《通知》決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決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廣大的革命群眾投入了戰鬥。北京大學寫了一張響應中央號召的大字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大字報迅速布滿全國。接著,一批批紅衛兵起來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劉少奇集團亂了手腳,慌忙拋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殘酷地鎮壓青年學生的革命運動。但這並沒有為他們爭得多少苟延殘喘的時間。
毛主席主持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這個綱領性文件。毛主席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揭開了劉少奇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蓋子。
毛主席在給紅衛兵的信中指出:紅衛兵的革命行動,“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支持。”
接著,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門,八次接見了來自全國的一千三百萬紅衛兵和其他革命群眾,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革命鬥誌。革命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以及機關革命幹部的運動,迅速地發展起來了。大字報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萬炮齊鳴,“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口號響徹全國。億萬群眾炮打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戰鬥,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任何反動階級都決不會自動退出曆史舞台。當革命觸動到資產階級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時,階級鬥爭更尖銳了。在劉少奇已經垮台以後,劉少奇修正主義集團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斷地變換手法,拋出什麽“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實右的口號,妄圖繼續打擊一大片,保護他們一小撮。他們還分裂革命群眾,操縱和蒙蔽一部分群眾,保護他們自己。而當無產階級革命派粉碎了這些陰謀以後,他們又來了一次猖狂反撲,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現的那股逆流。
這股逆流,矛頭對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它的總綱領就是一條: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替已經被打倒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替已經被廣大群眾批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對於革命群眾運動進行鎮壓和報複。但是,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嚴肅批判和廣大革命群眾的抵製,它終究阻擋不住革命群眾運動的主流奔騰前進。
革命運動的幾次曲折和反複,使廣大群眾進一步懂得了政權的重要性:劉少奇一夥所以能幹壞事,主要是因為他們竊取了無產階級在許多單位和地方的權力;革命群眾所以受壓,主要是因為那裏的權力不在無產階級手裏。有些單位,形式上是社會主義所有製,實際的領導權被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所篡奪,或者仍然在原來的資本家手裏。特別是當走資派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的陰謀遭到失敗,刮起罪惡的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的時候,廣大群眾更加懂得了:隻有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才能從根本上打敗走資派。具有革命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聯合起來,於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奪了舊市委、舊市人委中走資派的權力。
毛主席及時地總結了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的經驗,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接著,毛主席又發出了“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指示。毛主席繼續總結了黑龍江等一些省、市的經驗,確定了建立有革命幹部的代表、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和革命群眾代表參加的、實行革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方針和政策,推動了全國的奪權鬥爭。
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是生死存亡的鬥爭。從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風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其間有一年零九個月的時間,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進行了反複的政治較量,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展開了劇烈的鬥爭,出現了極其複雜的情況。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我們終於克服了這種困難。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視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引導廣大革命群眾逐步地分清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進一步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把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使這場鬥爭的過程,隻是亂了敵人,鍛煉了廣大群眾。
潛伏在群眾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務,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野心家、兩麵派,他們不到一定的氣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們從右的方麵和極“左”的方麵又刮起了一股反動的翻案邪風。他們的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軍,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挑動群眾鬥群眾,組織反革命陰謀集團,妄圖向無產階級進行反奪權。但是,這一小撮壞人,終於同他們的頭子劉少奇一樣被揭露出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大的勝利。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曆這麽幾個階段。”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個一個工廠,一個一個學校,一個一個公社,一個一個單位,深入細致地、踏踏實實地、合理地完成這些任務。
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抓根本,必須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幾十年來,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著全黨和全國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於劉少奇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封鎖毛主席的指示,廣大革命群眾難以直接聽到毛主席的聲音。這場大革命的風暴摧毀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閻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廣大革命群眾見麵,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毛澤東思想在一個七億人口的大國中,得到這樣廣泛的普及,是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獲。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億萬人民《毛主席語錄》隨身帶、認真學、認真用;最新指示一發表,立即宣傳,立即行動,這種最寶貴的作風,必須鞏固下來,堅持下去。要深入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繼續辦好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按照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把我們全國真正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一切革命的同誌必須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領域中的階級鬥爭是決不會停止的。決不因為我們奪了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就消失了。我們必須繼續高舉革命大批判的旗幟,用毛澤東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批判各種違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右的或極“左”的錯誤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批判“多中心即無中心論”。我們要繼續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搞的那一套買辦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牢固地確立起來,保證我們的事業繼續沿著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進。
無產階級要不要建立自己的國家?能不能成立自己的祖國?列寧的共產黨建立的紅軍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建立了《蘇聯》。
在《國家與革命》,列寧用他幹脆利落的文字,打碎了修正主義的”國家觀“,更加旗幟鮮明的強調了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列寧同誌明確指出——沒有無產階級的武裝鬥爭,沒有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國家“是不可能”自行消亡“的。
列寧強調:“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既然國家就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就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那麽資本主義國家就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統治工具而已——這也是為什麽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的重要內在原因。
所以無產階級不需要愛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而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列寧說:“既然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既然它是站在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那麽很明顯,被壓迫階級要求得解放,不僅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體現這種‘異化’的國家政權機構不可。”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就要剝奪資產階級的武裝。武裝鬥爭勝利之後,無產階級失去的隻有枷鎖,獲得的是自己的解放!
麵對阻礙無產階級進行武裝鬥爭的勢力,列寧強調:“反對要工人拒絕使用武器,拒絕使用有組織的暴力,即拒絕使用應為‘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這一目的服務的國家。”
可見,阻礙無產階級進行武裝鬥爭,阻礙無產階級武裝消滅壓迫他們的機器,就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針對修正主義者“不搞革命,國家自然消亡”荒唐論斷,列寧同誌強調:“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隻能通過暴力革命。”
列寧強調——既堅持階級鬥爭,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武裝消滅資產階級之後,還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堅決實現無產階級對暴力機器的壟斷,鎮壓和無產階級利益根本違背的資產階級。列寧講:“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從來沒有放棄武裝鬥爭。
馬克思在《導言》就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馬克思這句話的本質含義很清楚——對現實的批判再嚴厲、再深刻,不通過實際的物質鬥爭去摧毀人壓迫人的現實,也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批判階級敵人的武器,無法代替用武器消滅階級敵人的作用。
在《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強調:“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資產階級是掌握暴力機器的,無產階級如果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是無法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非常清晰的論述了他們的武裝鬥爭觀。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為了堅決而嚴厲地反對這個從勝利的頭一小時起就開始背叛工人的黨,工人應該武裝起來和組織起來。必須立刻把整個無產階級用步槍、馬槍、大炮和彈藥武裝起來;必須反對複活過去那種用來對付工人的市民自衛團”,“工人就應該設法組成由他們自己選出的指揮官和自己選出的總參謀部來指揮的獨立的無產階級近衛軍,不聽從國家權力機關的調遣,而聽從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鎮委員會調動。凡是國家出錢雇用工人做工的地方,工人們都應該武裝起來,組成由他們自己選出的指揮官指揮的獨立軍團,或者組成無產階級近衛軍的支隊。武器和彈藥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對任何解除工人武裝的企圖在必要時都應予以武裝回擊。”
無產階級獨立自主的組織自己的武裝力量,是馬克思、恩格斯堅決堅持的。
有人經常歪曲恩格斯的本意,認為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武裝鬥爭,實際上這種人胡說八道。恩格斯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提到了“舊式起義”有“過時”的問題。但是他說的“舊式起義”僅僅是巷戰,不是其他的戰鬥。而且,恩格斯還指出,“這是不是說,巷戰在將來就不會再起什麽作用了呢?決不是。這隻是說,自1848年以來,各種條件對於民間戰士已經變得不利得多,而對於軍隊則已經變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說,將來的巷戰,隻有當這種不利的情況有其他的因素來抵消的時候,才能達到勝利。”可見,恩格斯對巷戰也沒有“徹底放棄”。
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關於這一點,舉世公認。毛主席不惜“粉身碎骨”,也要奮力一搏, 發動文革。毛澤東自傳一生隻做了二件事: 一是把蔣介石國民黨趕到幾個小島上去了。二是晚年不惜“粉身碎骨”也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假如沒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領導的真正中國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怎麽能和那些走資派、那些腐敗的特色官員區別開來呢?
毛主席: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
因為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人民群眾清楚地看到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和走資派鄧小平特色政府那些腐敗的官員的不同,看到真正的中共和偽共不同。 所以,人民群眾並沒有對毛澤東所代表的真正的中共失去信心。這是毛主席的良苦用心, 是為了中共的未來,也是為了中國的未來。然而毛澤東被走資派抹黑咒罵"粉身碎骨"了。
現在說說毛主席的“晚年錯誤”。鄧小平要複辟資本主義,就必須否定文革,就必須給毛主席加上“晚年錯誤”。這個“晚年錯誤”,恰恰反映了毛主席和鄧小平之間的巨大差異,也反映了真共和假共的巨大差異。
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普遍認識到,原來所謂的“晚年錯誤”不是錯誤,而是完全正確的東西。正如年輕人所說: 他(毛主席)不曾錯過。現在人們,尤其是年輕人,把“晚年錯誤”當成光榮的事情。所以,從長遠來看,到底是鄧小平贏了還是毛主席贏了,不是很清楚了嗎?這也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長期作用。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蘇聯為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弄出一篇很清楚很具體很生動的道理來,這就是建立革命陣線,推翻帝國主義、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整個理論。
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馬克思、思格斯、列寧都沒有完成。斯大林把他完成了,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在蘇聯兩個五年計劃之前,各個資產階級的報紙,天天說蘇聯不得了,社會主義是靠不住,但是今天怎樣呢?把張伯倫的口封住了。他把中國那些頑固派的口也封住了。他們也都承認蘇聯是勝利了。
斯大林除在道理方麵幫助了我們的抗日戰爭外,他還給了我們事業上即物質上的幫助。由於斯大林事業的勝利,他幫助了我們很多的飛機,大炮,航空員,各戰區的軍事顧問,還有借款,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國家這樣地幫助我們?世界上還有哪一個階級哪一個黨哪一個人所領導的國家,這樣地幫助我們呢?除了蘇聯,除了無產階級,除了共產黨,除了斯大林,還有誰呢?
現在有些人,他們自稱是我們的朋友,但是隻能是屬於唐朝李林甫一類的人物。這位李林甫先生,是個“口蜜腹劍”的人,帝國主義都是口蜜腹劍,張伯倫就是現在的李林甫,各國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什麽駐軍權、領導裁判權、治外法權等等,哪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廢除了呢?隻有一個,隻有蘇聯是廢除了。
在過去,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理論上指導世界革命,現在加上一點東西,可以在物質上幫助世界革命了。這就是斯大林的大功勞。應該把這件事向全國宣傳,向四萬萬五千萬人講清楚,使中國人民都懂得,隻有社會主義的蘇聯,隻有斯大林,才是我們中國的好朋友。
毛主席直截了當的提出武裝鬥爭是革命的中心問題。
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主席就極其重視武裝鬥爭,並積極的發展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武裝力量。毛主席在這篇報告所講的“第五件事”就是“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毛主席直截了當的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說:
“湖南地主階級的武裝,中路較少,西南兩路較多。平均每縣以六百枝步槍計,七十五縣共有步槍四萬五千枝,事實上或者還要多。農民運動發展區域之中南兩路,因農民起來形勢甚猛,地主階級招架不住,其武裝勢力大部分投降農會,站在農民利益這邊……再一小部分則站在和農會敵對地位……但現時農民正在加以打擊,可能於不久時間消滅其勢力。這樣由反動的地主手裏拿過來的武裝,將一律改為‘挨戶團常備隊’,放在新的鄉村自治機關——農民政權的鄉村自治機關管理之下。這種舊武裝拿過來,是建設農民武裝的一方麵。建設農民武裝另有一個新的方麵,即農會的梭鏢隊……凡有農民運動各縣,梭鏢隊便迅速地發展。這種有梭鏢的農民,將成為‘挨戶團非常備隊’。這個廣大的梭鏢勢力,大於前述舊武裝勢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武裝力量。”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之後,毛主席更加幹脆直接的提出了“槍杆子裏出政權”的科學論斷。毛主席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從槍杆中取得的。”
之後,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前,一直堅決堅持把武裝鬥爭擺在革命的中心位置。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主席就說:“我們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在《發刊詞》,毛主席說:“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在《戰爭和戰略的問題》,毛主席更是清晰了當的說明了武裝鬥爭在革命的中心地位。毛主席開門見山的強調:“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如果無產階級沒有武裝而剝削階級擁有武裝,那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重要標誌,就是實現無產階級對暴力的徹底壟斷和對剝削階級暴力的徹底剝奪。沒有無產階級對暴力的壟斷,沒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成功鎮壓,資產階級不可能乖乖的把生產資料交出來歸無產階級所有的。
正如毛主席所說,《毛澤東選集》是“血的著作”。中國革命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教育了我黨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正如毛主席在《戰爭和戰略問題》所說:“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資產階級不會屈從於沒有槍杆子逼著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目標,就是實現無產階級對暴力的壟斷、實現無產階級對剝削階級的暴力機器的徹底剝奪。毛主席講的“槍杆子裏出政權”,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真理!
這些都是毛澤東從馬列主義中學來的。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林彪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熄滅了嗎?
為什麽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汙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為什麽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一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後矛盾就看不見了?怎麽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麵。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麵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誌,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麵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裏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不要輕視老同誌,我是最老的,老同誌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誌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誌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裏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麵去指責。周榮鑫、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讚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得很。
過去那些學校學的沒有多少用,課程都忘記了,用處就那麽大點,有點文化,能看書寫字,有的能寫點文章。很多書我也是以後看的,很多自然知識也不是課堂上學的,如天文學、地質學、土壤學。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上過什麽大學。可不要迷信那個大學,高爾基隻上過兩年小學,恩格斯隻上過中學,列寧大學未畢業就被開除了。
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於上級,群眾高於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於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鬥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英國工黨就是反動的,美國產聯、勞聯也是反動的。
當前大辯論主要限於學校及部分機關,不要搞戰鬥隊,主要是黨的領導。不要衝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但是,也會波及。現在群眾水平提高了,不是搞無政府,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軌,由校黨委、係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聶元梓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
對一些老同誌要打招呼,要幫助,不然他們會犯新的錯誤。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給地委、縣委書記打了招呼,要正確對待,結果百分之八十的地縣委書記沒有被打倒。我看還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來三個,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