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正文
否定毛澤東必將是大動蕩大衰退
如今的走資派特色政府的中國社會己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著滑向政治大動蕩、經濟大衰退、精神大崩潰邊緣的危險。所謂滑向政治大動蕩邊緣的危險表現在多個方麵，走資派右派們既把肯定社會主義新中國前30年取得了成就統統稱作“極左”，從而將毛主席社會主義革命路線打成“極左”路線，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不能以當時的毛主席語錄為標準，檢驗當前的實踐”。
明眼人不難看出，毛澤東思想都是由一條條語錄構成的，不講別人的語錄，隻講不能把毛主席的語錄作為檢驗當前工作的標準，說穿了這就是雖然在總體上強調繼續堅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實質上全麵徹底的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對當前的指導作用。
顯然，這實際上是赤裸裸的砍旗行為，或者說是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行為。再加上山東郯城、湖南望城拆除毛主席塑像行為等等，無疑都說明四十年來一直存在一股反毛澤東惡潮。
這表明走資派官僚民族資本集團不僅激化了同官僚買辦集團的矛盾，也激化了同人民群眾的矛盾。四十年來教育係統由走資派和右派篡改的毒教材接連出現，一些教員在課堂上胡說八道等等，說明教育領域是重災區，鬥爭很激烈。
另外，一些資本家企業搞“996”，使打工人受到嚴重剝削和壓迫，矛盾越來越尖銳。年輕記者以親身接觸到的三個打工人受到老板欺壓的活生生事實，說明了階級矛盾也在激化。
同時，中國和美西方及周邊某些國家及地區，在南海、台海、東海、中印邊界、朝鮮半島發生軍事衝突，包括擦槍走火引起戰爭的危險性，都在不斷增加。
這表明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也越來越惡化。這就告誡中國人，中國在政治上正越來越快的滑向大動蕩的邊緣。
關於滑向經濟大衰退邊緣的危險。“1至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降4.4%”（《新浪新聞中心》2023年12月27日）。“
貿易，中國內地下降25.5%《昆侖策網》2023年12月26日）。
“70個大城市中，11月，新房房價下降的有59個，而年初隻有13個，二手房房價下降的更厲害，達69個，房價跌幅也越來越大”（2023年12月24日）。“
最近，國家發改委和北京師範大學的調研報告顯示，現在，中國仍舊有6億人月可支配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2023年12月29日）“
縱觀全年，A股主要股指大多數收跌，其中滬指全年下跌3.7%，收在三千點下方。創業股指全年下跌14.4%”（《新浪新聞中心》2023年12月29日）。
這裏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官方媒體在報導經濟數據時，往往隻講同比即和去年同期比，而不講環比即和前幾個月比。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報喜不報憂。以上幾點，就從不同方麵證明經濟下滑的幅度相當不小，發展下去，勢必導致中國的經濟滑向大衰退的邊緣。
關於滑向精神大崩潰邊緣的危險。有人指出：“中國非毛澤東化的事例，在文化、文藝、戲劇、教育、新聞、理論、曆史、外交等上層建築領域以及經濟基礎等諸多領域都有表現。可以說，這樣的問題一抓一大把，不勝枚舉。不能不承認，幾十年來非毛澤東化的逆流已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一定的氣候，就像今年的寒冬一樣，可謂是‘高天滾滾寒流急’。”說的完全對。
人所共知，人民群眾經常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裏，就有這樣一句歌詞：“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這表明他們是把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或者說作為軍魂、黨魂、國魂、民魂的。
走資派和右派們采取低級紅、高級黑的手段，在推出的《新東方紅》歌曲中，把毛主席隻說成是開國的“大救星”，這就是在否定毛主席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紅太陽地位，否定毛澤東思想在人民群眾心目中“不落的太陽”地位時，實際上抽掉了我軍、我黨、我國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支柱，或者說給我軍、我黨、我國和廣大人民群眾換魂。這樣，必然會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造成精神崩潰的局麵，如果不能立即和有效地製止，它的範圍必然迅速擴大，後果將不堪設想。
在對紀念毛主席活動的阻止上，2023很可能是最嚴重的一年。正如有人說，國內外、黨內外、各層各界、反共反華的敵對勢力都在或明或暗地出沒，偷偷摸摸地進行窺視、監測、幹擾、破壞等見不得陽光的可恥陰謀。
進入紅色的十二月，寒流襲來，氣溫驟降，一時間反動勢力更加猖獗，逆動頻出，企圖在熱愛毛主席的人民群眾心頭造成類似解放前國統區對待共產黨人的白色恐怖氣氛，僅僅在首都北京，就有數場重要的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的活動遭到無理幹涉，被強製阻撓破壞掉了。
與此同時，一些地方報名參加去韶山緬懷偉人的群眾竟然遭受惡意威脅，被無理要求退票，不得屆時前往。這樣史無前例的空前殘酷的大倒退，鮮明地告訴全國人民，反動派在哪裏？他們撕去了偽裝，露出了猙獰麵目，“打著紅旗反紅旗”是他們欺騙黨和人民的慣用策略，他們最害怕人民擁護毛主席，特別害怕人民掌握毛澤東思想。
正像彈簧受到的壓力越大，反彈的力度越強一樣，2023年的紀念活動總體上看反而有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當然。座談會之類的紀念活動，由於受到的打壓太厲害，場次數可能有所下降。據紅歌會網匯總的數字，各地的情況是：北京34，湖南31，河北24，黑龍江16，湖北15，江西14，四川14，山東13，河南13，甘肅10，江蘇10，廣西10，廣東10，上海9，安徽7，遼寧7，陝西7，福建7，內蒙古5，海南5，新疆5，天津4，山西4，雲南4，吉林4，重慶2，寧夏2，浙江2，香港1。
但是，據說網絡微信群、朋友圈、微博、公眾號、小視頻上和通過贈送毛主席像章及其他紀念物品、朋友聚餐、家庭會議、吃長壽麵等方式搞紀念活動的，則大量增加。可見，在總體上，2023年的規模，無疑會大大超過以前。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勞爾網友所反映的韶山紀念活動盛況。他說，這一天，韶山仿佛成了中國乃至世界的中心，雖然地球上還在發生著各種各樣的重大事件，有喜有悲，悲比喜多，但似乎很難再找到一個地方像韶山這樣能匯聚人心，很難再找到位已逝之人能在如此廣大的人群心中產生巨大的能量。這真是感天動地的情景。
現在這輪毛澤東熱並沒有官方的助力，而是人民在曆史和現實的糾纏、呼應和對比中，自然而然生發出來的。這一方麵要歸功於毛澤東思想穿越時代的現實力量，還要歸功於繼承和傳播毛澤東思想的良心學者和啟蒙者們，另一方麵也要“歸功於”現實的教育。如果沒有現實的鞭打，中國人可能很難理解毛主席當年的憂心和所作所為。
在韶山，毛遠新不僅和廣大群眾一道紀念毛主席，而且同紅友們談了話。他說：“從反右啊，一直到後邊一係列社教運動啊，等等他（指毛主席）就要碰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了，教育革命，文化革命，文藝革命反正這一係列的問題都提出來了，這就屬於社會主義革命的進一步的任務，他說這個才剛剛開始，文化大革命這才是萬裏長征邁出的第一步啊，他說如果不在這個問題上，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話，你經濟基礎取得的所有製改造的成績完全可能會倒回去，這是他原來講的。他給我講為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我當時不理解。所以他說社會主義革命從合作化，城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所有製的這一部分，等於這一段，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階段的任務完成了。第二階段的任務，開始要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文化教育、什麽什麽等各個領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在韶山，由三峽人家網友代讀的古正華老《在全國十省市慶祝毛主席誕辰130周年大會上的書麵發言》指出：“今年紀念毛主席有一個聚焦點————反擊詆毀毛澤東的惡浪。這股惡浪主要來自社會上層，來自黨內，來自西方。左翼力量則奮起反擊。”
在韶山，一個短視頻所反映的情況:“在韶山毛主席銅像廣場，有一位年輕的小夥子有節奏地揮舞著拳頭振臂高呼，不要資本主義，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要人民的公有製，不要大官僚的私有製；要真正的公有製，不要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私有製”、這個短視頻瞬間在各個微信群裏、朋友圈裏炸開了鍋，隨即變成網絡上的一道霞光，到處閃耀。”
王震將軍罵的不是共產黨的敵人。王震將軍罵的是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右派和牛鬼蛇神。
王震將軍在“去毛化”很凶的時候斥責一些軍隊幹部曾說：“現在社會上有人汙蔑和否定毛主席，你們都不說話。告訴你們，反毛主席的都是婊子養的和雜種野獸，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王震，也沒有你們這些將軍！”
王震老人家在他逝世前也感覺到世道不對了，向後人留下三句話：一句是：“我對不起毛主席，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婊子養的畜生。”一句是：“毛主席比我們早看至少50年。”一句是：“丟了毛澤東思想，丟了公有製，馬克思主義者受難的時候就到了。
目睹蘇聯解體、資本主義複辟，中國資改派集團鄧小平等人的行為後，陳雲等人更加理解晚年的毛主席。90年代以後趙的人馬如李銳、茅於軾、高尚全、吳敬璉等人瘋狂宣傳新自由主義，誤導改革，近幾十年來更是十分張狂，他們召開會議，簽署憲章，試圖搞顏色革命。
陳雲生前跟胡、趙等人做了毫不妥協的鬥爭。他不僅反對私有化，還提出要限製市場經濟的範圍，提出計劃經濟是籠子，市場經濟是鳥的理論。
陳雲晚年還提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要高度重視。其實一大批革命元老在晚年都有所悔悟，比如當年中顧委的大批革命元老都極力抵製胡、趙、萬等人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遺憾的是胡、趙的這些措施都在97年後被他潛伏下來的手下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實行了，在吳敬璉、高尚全等漢奸學者的誤導下，中國國企私有化、教育醫療住房產業化、接受WTO苛刻條款、大力引進外資，中國搞起了比美國、歐洲還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再比如晚年李先念曾對陳雲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講黨內有個走資派，犯了大錯誤，但是，從這幾年來看，胡、趙像不像走資派呢?陳雲說:什麽像不像，他倆就是走資派，他倆搞的那一套，他們的思想，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政見，證明他們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文革中被當作劉少奇死黨而被打倒的彭真，在晚年又懷念起毛主席，他不同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相並列，他提出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綱，改革開放不能高於四項基本原則。而王震死前遺言，毛主席比他多看了至少五十年。要知道，陳雲、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人生前，資改派搞的私有化、市場化、殖民化改革開放的惡果還沒有充分顯現。如果他們活著，隻要不背叛自己的理想，一定是堅決的擁毛派。
陳雲在更晚的時候說過一句話，那是在改革開放十周年左右的時間說的:“中國離開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必將亡黨亡國。”這和錢學森的“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製，中國就完蛋了!”有同樣的認識，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呀。
【陳雲談毛澤東】毛澤東同誌的威望，是通過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建立起來的。在中央領導同誌中間，沒一個人能夠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恩來同誌。即使在毛澤東同誌犯所謂錯誤的時候，許多老幹部被整得那麽厲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評價毛主席。
【一位老將軍晚年的痛苦與迷】這是兒子張勝對父親張愛萍的回憶。張愛萍老將軍晚年無比感慨地說：“什麽是社會主義?第一，人民有發言權；第二，共同富裕。這兩條，我們都沒有做好！”張勝為父親讀報，念到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發展生產力……張愛萍說：“哪個社會不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區別於其他社會的本質特征，應該是公正與公平!”“我們為之奮鬥了一生的這個社會，難道不應該更公正、更公平一點嗎?”
張勝說：“文革結束後，父親全心全意呼喚改革。可是，改革開放一方麵帶來了經濟繁榮，另一方麵也帶來了貧富懸殊，帶來了賣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結的黑社會的恃強淩弱等等，帶來了所有解放初期曾經被他們徹底消滅了的社會醜惡現象。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輩子的父親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難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語地說：‘難道這就是我們革命的目的？!如果革命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我當初就不該參加革命。’”
彭總臨終前的遺言是：毛主席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劉少奇對兒女說：“毛主席一向比我們看得遠，這次可能他還是對的。”少奇曾說：“如果我的路線真的把中國帶上資本主義道路，群眾鬥垮了我，我都認了。”
羅瑞卿大將出獄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齊齊，到天安門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後敬了個標準的軍禮。他的女兒說：給毛主席鞠什麽躬，就是他把您送進監獄的，把咱全家害得好苦嗬！羅瑞卿掉過頭，狠狠地就是一把掌，說：你知道什麽？你還沒有資格評說領袖！回到家中，對主席立了一個牌位，時常走到主席牌位前恭恭敬敬地默哀。
周恩來總理說：“我要求大家永遠銘記的是：毛澤東思想是永遠唯一正確的思想，她來源於人民，紮根於人民，靈魂是為人民服務！因此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的權力都是來源於人民的授予，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誰與民爭利我們就要反對誰，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反對誰，誰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我們就打倒誰”！
周總理曾對薄一波說，“一波呀，毛主席下決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棄權，但不要輕易表示反對。在曆史上，有幾次，我曾認為主席的決策不對，表示反對，但過一段時間都證明他的決策是對的。以後我就謹慎了，不輕易表示反對了。但後來又有一次，我確信主席錯了，我堅決反對，但在以後的實踐卻又證明是主席對的。”
葉劍英80年代一聽見別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談論毛主席，就激動得老淚縱橫。
楊成武上將更是聲稱：認識毛澤東是我一生最大的幸運。
王震將軍在“去毛化”很凶的時候斥責一些軍隊幹部曾說：“現在社會上有人汙蔑和否定毛主席，你們都不說話。告訴你們，反毛主席的都是婊子養的和雜種野獸，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王震，也沒有你們這些將軍！”
王震老人家在他逝世前也感覺到世道不對了，向後人留下三句話：一句是：“我對不起毛主席，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婊子養的畜生。”一句是：“毛主席比我們早看至少50年。”一句是：“丟了毛澤東思想，丟了公有製，馬克思主義者受難的時候就到了。
錢學森的預言：如果中國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製，中國就完蛋了。
李先念生前曾幾次對別人講：“自己軍事上是從徐向前同誌那裏學來的，經濟上陳雲同誌是我的老師，外交上是周總理直接指導的，而毛主席則是我一輩子的導師。”
楊尚昆寫道：“我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一直關到1975年，確確實實沒有動搖過對毛主席的信念，……現在有些人覺得奇怪，說你們這些人受了這麽嚴重的迫害，出來工作以後還講毛主席好。”
1986年，薄一波赴南方調研。行程中拜謁了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故鄉。在滴水洞裏，秘書問薄一波如何評價毛澤東？他沉思片刻道：“小平說得對，沒有毛主席，我們黨還在黑暗中摸索；無論少奇還是彭總，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學生。”薄一波預言今後毛澤東的曆史地位比現在還要高。
薄一波曾這樣評價毛主席，“任何時候都要將他放在民族大業，黨的事業大背景下去考量；任何時候都要從黨成長經曆、製度及黨內生活的大前提下來剖析”及“要把個人和政黨區別開”。盡管他也受到衝擊，但他信念依舊，曾對子女說：“我崇拜毛主席，即使我現在不自由了，我仍然崇拜他。”“我總算看明白了，他所作的一切隻為一個目的，就是專門和毛主席對著幹。凡是毛主席生前所肯定的，他統統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否定的，他統統都要肯定”。
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成說：“毛主席在我父親心中是最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導師”。
習仲勳同誌晚年瞻仰毛主席故居， 題詞寫道：『堅持毛主席親自詮釋的毛澤東思想』。
這是習仲勳同誌留給後代的寶貴的思想武器。這句題詞說明，有人打著主席的旗號，其實，並不是真正堅持毛主席的毛澤東思想。這是有所指的，是指向某些同誌的修正主義路線的。
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寫的那本幾乎全都是記載右派分子往事的《往事並不如煙》的書中，透露了章伯鈞對毛主席的評價。章伯鈞對章詒和說：“毛公是無私的”!“毛公是無私的”這句話，不光是對毛主席的評論，而且也回答了毛澤東為什麽會沒有一個私敵的原因。這就是：毛澤東無私!在被毛主席得罪過的人中間，絕大多數人都能夠客觀地看待他。1957年被毛澤東欽定為全國最大的右派分子之一的章伯鈞就是其中之一。隻因為他們也是無私的，隻有無私的人才肯放下個人恩怨、坦蕩客觀地看待他；其它的不能，而且不配！
梁漱溟先生在1953年曾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文革中又一度受到衝擊。1980年，為梁撰寫傳記的美國作家艾愷在拜訪他時問：中國曆史上偉人很多，“你覺得最偉大的中國人是誰？”梁漱溟既沒有說是孔子，也沒有說其他人，而認為是毛澤東，盡管毛澤東晚年犯有所謂的錯誤。他說：“毛主席實在了不起，恐怕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偉大人物。”“他創造了共產黨，沒有毛澤東就不能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這就是一位獨立性很強、熟諳中國曆史、受到過毛主席嚴厲批評、在思想上與毛主席有諸多不同認識的老人對毛主席的看法。
梁漱溟晚年對共產主義、對中共領袖特別是毛主席的認同，表現在一些細節上。1957年，他的長孫出生，他為之命名為“欽元”，寓意長孫；1960年，次孫出生，他為之命名為“欽東”，寓意崇敬毛澤東；1964年，第三個孫子出生，梁漱溟為之命名為“欽寧”，寓意為崇敬列寧。這些細節，大致可以反射出梁漱溟在1950年代中期之後的思想轉變。
2012年6月，達賴在接受專訪時稱：“毛主席在我心中像父親，他把我當兒子對待。我們的關係非常好。”訪談中，達賴回憶起當年他和毛澤東那段溫暖人心的關係。在2009年，達賴訪日期間，有媒體問他：您印象最深的領導人是誰？達賴回答說：“是毛主席。54年到55年，我們之間培育起某種親密的感情。毛主席把我當作兒子一樣對待。我時常會從內心深處感歎他充滿自信的領導力。同時，我還能感到他那種賢明的理想：他不僅已經獲得一國革命的勝利，還要改變整個世界。”
馬英九：否定毛澤東的人，連敵人也看不起。
馬英九接待赴台訪問的大陸企業家時，說了下麵一段話——毛澤東代表的是民族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從1963年之後，中國大陸已經具備了實際的能力攻擊台灣，完全可以在短時間之內拿下台灣。但是毛澤東沒有這麽做！也許會有人參透其中的真意，那就是不希望兩岸人們打斷共同的脊梁！民族的脊梁，正是毛澤東所承擔的最重最為關鍵的一點。不論是在對美作戰的抗美援朝，還是對前蘇聯的對蘇自衛反擊戰，或者是對印度的反擊戰，無不體現了一個真正的國家脊梁的良心和膽量。
老人家無愧於這個名稱。可以說，但凡有一點民族良心的人，都會被毛主席的氣魄和膽識所感動，並且受到莫大的鼓舞！
作為一個人，最起碼的良心，還是要講的。否定毛主席的人，連敵人都看不起！
毛主席對待知識分子究竟怎樣，前三十年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時代，經曆過兩個時代的對比之後的兩彈一星元勳們的評價最有說服力。
周光召說：“文革時期是尊重人才，科技氣氛也很民主。”
錢學森說：“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就完蛋了。”
錢三強說：“曾經以為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幹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
錢鍾書：反對毛澤東，中華民族的災難就生了根。總有一天這個民族是要集體為它付出代價的。《圍城》的作者錢鍾書是唯一一個婉言拒絕毛主席宴請的著名作家，他一生遠離政治而學貫中西。但他卻早在30多年前就對反毛思潮做出過如下評價:“反對毛澤東，中華民族的災難就生了根，總有一天這個民族是要集體為它付出代價的。”一個旁觀的智者做如此語，想想都可怕！
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選擇在下午5點40分。時間變了，接見的方式也變了。為了讓更多的紅衛兵把領袖看個清楚，采取了領袖到群眾中去的辦法。這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但那時還沒有倒的三個最大的“走資派”劉鄧陶都出來了，但這時，排列發生了一些變化，周恩來之後，是陶鑄，然後是鄧小平、康生，最後才是劉少奇。
領袖們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車沿著事先留好的S型通道進入天安門廣場，最前麵的是前導車，由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領導同誌在前麵開路。毛主席在第一輛車上，他還是穿著綠軍裝。陪同他的有林彪、賀龍、謝富治、楊成武。第二輛車上是周恩來、陶鑄、聶榮臻、江青，第三輛車上是鄧小平、劉少奇，第四輛車上是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第五輛車上是葉劍英、肖華、王任重、劉誌堅和張春橋。一共六輛車，緩緩繞場一周，然後毛主席登上天安門。
第二次接見紅衛兵的時間是1966年8月31日。
這一次，毛主席接見了外地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大約50萬人，正式肯定了大串連。中央決定，讓全國各地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來，支持他們進行大串連。
如此一來，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學，都成了臨時旅館。以後，機關單位也都騰出房子讓給毛主席的客人住。北京師範大學住了很多吉林工業大學的學生，他們記得剛開始接見時秩序還好，但很快就亂了陣腳，大家都想擠到前麵看看毛主席。毛主席的車一來到隊伍前，就被喊著毛主席萬歲的紅衛兵包圍了個水泄不通。學生一下子衝到車前，把後麵的車給隔斷了，維持秩序的解放軍也被衝散了。解放軍奮力挽起胳膊，組成人牆。毛主席站在車中間安祥地注視著沸騰的紅衛兵。在前麵的紅衛兵仿佛在夢中，不知道是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呢還是真正的毛主席本人？他們都在懷疑自己的眼睛，因為這幸福來得太突然了。
這時，站在毛主席左邊的林彪對毛主席說：“主席，請你坐下。”毛主席沒動。賀龍也說請主席坐下，他還是沒動。第三輛車上的周恩來從車上跳下來，衝到毛主席的車後，大聲說：“主席，請坐下。”這時候毛主席坐了下來，周恩來又揮動手臂大聲對紅衛兵說：“請大家讓開！讓開！”天安門城樓上也看見了這邊的形勢，江青對著話筒說：”請同誌們保護首長的安全……”很快，天安門城門裏跑步出來一隊解放軍，把混亂的隊伍分開。接著又來了幾輛北京吉普，把毛主席等人接走了。
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是在1966年的9月15日，頭一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淩晨兩點鍾工作人員在曆史博物館的小會議室開了會，由國務院的同誌安排毛主席接見的具體時間、路線和方式等。會一散，工作人員就來了天安門廣場。這時候，長安街已經用白粉劃出了很多方塊，每個方塊都有一位聯絡員，負責對自己這個方塊的紅衛兵進行加強紀律的教育。要求大家不能往長安街上擁，要聽從指揮，並讓大家交出水果刀一類的危險品。等待接見的隊伍都編成了連排班，還選好了班長排長和連長。下午5點15分，開始不久就華燈齊上了。這一次是參加大會的數十萬師生按大會的指揮，有秩序地向南移動，讓東西長安街兩側的師生進入廣場。在調整期間、領袖們進入休息室休息，直到8點15分，才又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
接下來接見紅衛兵的時間是10月1日，這一次接見了150萬人。因為是國慶，采取了通常的群眾遊行，持續了整整6個小時。
10月18日的接見不再是群眾遊行，而是在中午時分，兩列隊伍綿延在50華裏的長安街上，前麵的席地而坐，後麵的伸長脖子，等著領袖乘車檢閱。
有一個參加這一次接見的紅衛兵說那一次他們是頭一天晚上接到消息的，每個人領到了四個雞蛋、四兩肉和半斤饅頭。午夜12點就開始出發，一直在耐心地等著，隻見一隊隊解放軍手挽手組成了一道警戒線，工作人員乘著摩托來回巡視，大喇叭裏一遍一遍地播放毛主席語錄歌。
人群中常有毛主席來了的誤傳，引起一陣陣的騷動。直到毛主席真的來了，人群轟地一下湧向馬路邊。車開得很慢，前麵的人都清楚地看見毛主席手中揮動著一頂軍帽，額上的頭發隨風飄動著，甚至還看見毛主席張開的嘴裏微微發黑的牙齒，隻是沒有聽見毛主席在說些什麽，後來才知道毛主席說的是要車開慢點。很多人都哭了。
11月3日第六次接見是先開大會，後遊行。參加接見的紅衛兵都由接待站組織進行了兩天軍訓，操練隊列。淩晨3點，隊伍集合來到天安門東側的大街，等著開完大會通過天安門。這一次接見的紅衛兵人數跟前五次相比是最多的一次。
上午10點左右，會場響起了《東方紅》的莊嚴歌聲，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接著，林彪向紅衛兵發表講話，再接著，大約200萬紅衛兵由東向西開始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廣播裏不時響著周恩來洪亮的聲音：“同學們，請快點往前走，後麵還有一百幾十萬紅衛兵沒有通過天安門！”盡管這樣，直到下午3點多還是有很多紅衛兵等著通過天安門廣場。很多年後他說：“如果我還有力氣堅持下去，我會繼續站在天安門廣場堅持看毛主席，世上沒有什麽能比見到毛主席更具有吸引力的了。”
第七次檢閱分兩天，11月10日的是個新花樣，領袖不再坐車，而是由群眾坐車。60多萬紅衛兵分乘來自全國各地的6000多輛卡車，通過了天安門。車隊長達30多裏地。車隊全部過完以後，30萬群眾又湧向天安門，然後毛主席乘車檢閱了天安門廣場上的150萬紅衛兵。
第二天，11月11日又是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兩列隊伍綿延在長安街兩側，前麵的席地而坐，後麵的伸長脖子，等著領袖乘車檢閱。
最後一次接見的紅衛兵比較多，達200多萬。11月25日和11月26日聯合起來算作是第八次接見。除了第一次，後來接見時間一般都不長，在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之間。毛主席在天安門上跟紅衛兵代表握手，也不說什麽話，主要是集合時間長。本來有一個方案是想讓毛主席更多地見到群眾，也可以解決群眾看不清毛主席的問題。這第八次，毛主席乘車環城接見。原來考慮過從通縣一直到建國門大街，路兩邊都站上人，讓毛主席從中間過。但馬上又有反對意見。車速慢了，出事怎麽辦？就一直沒有采用，最後這一次接見為了更多地見紅衛兵，還是決定用環城這個方案，隻是車速一定要快。那一次，幾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包括老人孩子全都出來了，各單位都有通知，隻是沒說時間，人們在馬路上耐心地等著，良久，車隊才來。最前麵是幾輛摩托開路，穿著軍大衣的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車上，繞城一周。車開得快極了，根本看不清車上的人，隻覺得一陣風呼呼地過去。
第八次是在連續兩天算作這一次的，這是接見紅衛兵最多的一次。或者可以說，連北京的老百姓都見了。環城的路線基本上是現在的二環路，從天安門出發，走東直門。一路上飛快，過鐵路時車速慢了一些，群眾就立刻圍了上來，走不了，毛主席隻好下車。
然後由警衛開路，繞道到釣魚台休息。第二天的接見安排在西郊機場，計劃天安門安排一部分，毛主席從天安門那邊過來再到西郊機場。本來西郊機場也就容納20萬人，頂多40萬人，沒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200萬人，大大超過了計劃，快把機場擠崩了。
警衛部隊和西郊機場的空軍全被動員來維持秩序，好不容易才弄得差不多了。這時周總理先到了。張德斌給他匯報，群眾怎麽擺的？道路怎麽走的？因為張德斌著急，怕主席很快到了，就說得快了一點。周總理說：“不要講這麽快，講慢一點。”匯報完之後，周總理說：“光這樣講不行，你帶我走上一圈。”還沒轉完一圈，毛主席到了。主席剛過，紅衛兵就湧上來了，海浪一般。後麵的警衛車一下子被擠壞了不說，還傷亡了兩個人。
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每一次接見，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斷絕交通，長期這樣下去不得了。籌備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跟總理匯報，天越來越冷了，25日這一天，氣溫降到零度左右。
在外麵站上六七個小時，年輕人都受不了，更不要說上了年紀的中央領導人了。再加上後來毛主席也不再提不讓他見群眾的事了。
這樣，在11月27日《人民日報》上，新華社報道了11月25日和11月26日連續兩天接見的情況說：“毛主席先後檢閱了1100萬文化革命大軍，在第八次接見了250萬。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後一次接見，是三個多月來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的勝利總結。”
於是，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也就由第八次而為最後一次。
把紅衛兵代表請上天安門城樓來，隨機抽樣？真是難題！怎麽辦？
周恩來和籌備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商量，找幾個代表上天安門城樓代表一下，誰去辦這件事呢？周恩來想了一下，叫北京軍區作戰部的科長郭春暄下去一趟，把紅衛兵代表請上來。天安門接見的籌備辦公室是由北京市負責，駐京各大單位都有人參加，像總參總政以及各兵種都抽了人，以北京軍區為主。
因為曆年國慶閱兵都是北京軍區為主，統一指揮陸海空三軍，接見紅衛兵也不例外。北京衛戍區政委黃作珍幾乎每一次接見紅衛乓都參加。實際上這個籌備辦也是軍隊在那裏起主要作用。地方幹部一聽說跟紅衛兵談話，立刻就躲開了。作戰科長郭春暄穿著軍裝，他不怕。而且他從五幾年開始就搞五一、十一的節日閱兵，對這一套程序很熟悉。
再說，那時紅衛兵對解放軍是無比崇拜的，他們聽解放軍的話，別人去紅衛兵不一定聽，解放軍的話他們是一定要聽的。一共四個觀禮台，郭春暄立即跑步下去，把每一個觀禮台都跑到了，跟每一個觀禮台的紅衛兵頭頭談判，請他們選出三四個代表上天安門城樓。
此時，紅衛兵也是又渴又餓，他們同意派代表：代表一上天安門城樓，工作人員就把人民大會堂做的味道很好的小包子給他們端出來。讓他們吃飽喝足後，周恩來對他們說：“你們都很累，也很餓，毛主席累不累餓不餓呢？你們想不想讓毛主席休息啊？毛主席剛下去，還忍心讓他再上來嗎？”紅衛兵代表也不說別的話，隻一個勁地堅持：“我們要見毛主席。”
周恩來說：“我和林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行不行？”
紅衛兵代表還是那句話：“我們要見毛主席。”
就咬著這麽一句，不鬆口。
他們知道，如果這一次不堅持以後恐怕就沒機會見到毛主席了。
周恩來沒有辦法，吩咐讓北京軍區出動汽車團，把觀禮台上的紅衛兵全拉到東郊的工人體育館。紅衛兵太多，汽車團跑了一趟，沒有拉完，又跑了一趟。
周恩來給紅衛兵們講了一次話，並向他們保證：“你們不要走，下次接見一定讓你們見到毛主席。”
工作人員說：真想不到群眾想毛主席的心情是那麽迫切，一看到從天安門上下來的工作人員，就搶著跟他們握手，說是他們跟毛主席握過手，跟他們握手，也等於跟毛主席握過手了。
有一個南方來的小女孩，毛澤東出來時，她上廁所去了，回來已經接見完了，小女孩一聽說，當場就暈倒了，摔在地上。那時的人們瘋了一般地要見毛主席，這種心情是我們現在不好理解的。那時人們對毛主席的感情確實不一般，當時的天安門哨兵盧燕財說，每天都有一隊一隊的紅衛兵在毛主席像下宣誓。
他還親眼看見一個外地的紅衛兵因為來晚了，沒有趕上接見，目不轉睛地望著毛主席像足足望了一個多小時，仍舍不得離去。
紅衛兵急於想見到毛主席，不僅僅沒有見到毛主席的紅衛兵提出要見領袖，毛主席也多次提出還要見紅衛兵。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了百萬紅衛兵後，還一直覺得不夠，想更多地見到群眾，埋怨籌備辦公室不讓他見群眾，他那時有兩句話，說“我願意見群眾，群眾也願意見我，就是你們………”這話說得工作人員都特別害怕，不讓毛主席見群眾，這是多麽大的帽子嗬。
其實讓毛澤東見一次群眾很困難的。天安門上走一趟看不清，下天安門城樓，又怕出事情。蘇聯的列寧在1918被槍擊的教訓還不夠深刻嗎？
可是毛主席一定要見紅衛兵，工作人員發動起來，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合適。其實，組織工作是很不容易的。雖然是延續北京市曆年五一十一的作法。隻要一確定地點，兩個小時之內，沿途每隔10米就出現一個已經接通自來水用深藍色布圍起的臨時廁所，衛生站等一套程序等距離安排好了，組織是嚴密的、熟練的。
但是，工作人員的壓力特別大，都擔心出事情，絞盡腦汁想了很多辦法。毛主席經過的沿途高層建築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進行了檢查。就是在天安門城樓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負責接見事宜的籌備小組叫首都工作組指揮部，設在天安門城樓上，有30多部電話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機關。
毛主席的休息地用屏風截開，一般人不讓進去。在天安門上的工作人員吃飯時不用下去，有人專門往城樓上送飯。更重要的是，在接見形式上每每翻新。為此，工作人員想了很多辦法。
北京軍區保衛部長張德斌記得，1966年那一年接見太頻繁了，他幾乎脫離了部隊，一天到晚在搞這件事，主要是組織太費事，而且往往是一次剛弄完馬上又開始第二次。事先看地形，拿出方案，盡量讓毛主席多見一些紅衛兵，還不能出差錯。
一旦出事，那可不是鬧著玩的，群眾怎麽擺？毛主席怎麽走？還有那時老有被打倒的領導，誰能上天安門，誰不能上天安門，位置怎麽排？如何見報？都要事先一一考慮周全。
有一次，離開會隻有十分鍾了，陳伯達還沒有到。周總理急了，發了火。到底來不來？不來，空一個位置怎麽行？怎麽向社會交代？萬一開始後來了，沒有留出位置也不行。
工作人員說，打過電話，他說請帖收到了。總理說：不能光問收到沒收到，還要問到底來不來。最後沒辦法，總理說不等了，開會。這時，陳伯達笑眯眯地來了，氣得工作人員想翻白眼又不敢。
剛開始因為天安門上的攝影記者太多，好幾十人忽拉一下子就嚴嚴地圍住了毛主席，照個沒完，太亂。周總理叫保衛組審查一下，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沒想到保衛組把毛主席和周總理熟悉的攝影記者都給刷掉了，隻剩下兩個人。
毛主席要與外國人合影，身邊沒有攝影記者了，跟總理一匯報，總理火了：為什麽把他們鏟掉？不讓他們上來了？現在怎麽辦？
總理氣得一時說不出話來，趕緊臨時調人。事後總結，總理又說：不叫他們上來，有什麽理由？你保衛組長怎麽當的？光靠秘書怎麽行？
第一次接見是周恩來拍的板，他說：“就安排在天安門廣場吧。”接見完後當場進行總結，各個組都向周恩來匯報。總理抓得很緊，總結完後又研究下次接見的方案。參加首都工作組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大都來自總參和北京軍區的作戰和保衛部門，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要領導吳德以及兼著北京市委秘書長的黃作珍等也參加了。
第一次之後，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第八次。每一次都要根據經驗教訓，四處勘測路線，再選擇最佳的方案。在此期間，曾經選擇過東郊的首都飛機場，因為道路擁擠，不行。又選擇過動物園到香山，也是路太窄，不行，幾個地方都是出入不方便，最後決定還是以天安門廣場為主。
文革在許多工人的記憶中，始終是一個值得懷念的蜜月。那個時期，工人不但是老大哥，而且被賦予領導一切的地位。
1949年以後的中國始終稱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而到了文革時期，地位被提得更高。用毛澤東那句被姚文元作為一篇文章題目的著名口號說，就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與今天打工人農民工的地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按照中國的階級論的劃分，所謂工人階級，其實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製工廠的工人，被稱作“產業工人”。集體所有製的工人，戶口在城市者，也被劃作工人階級。而農村人們公社管轄的集體所有製工廠的工人則被劃為人民公社社員。
直至今天，工人被下崗了，工人階級解散了。被稱作“打工人“，“農民工”。
而“工人階級”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期間，全民所有製工廠的生產工人始終被作為工人階級的基本成員。文革中雖然沒有明確的界定，但從所有的報刊文章、中央文件等來看，“工人階級”顯然隻限於這部分基本成員。
上海是全國全民所有製工廠工人人數最多的工業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運動持續時間之長，對全國文革局勢影響之大，也是堪稱領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稱為工人階級的階層在文革中的地位。
文革中工人地位最顯著的變化便是黨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曆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會中，沒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總工會的領導被作為工人方麵的代表，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黨工委係統的領導。
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書記、常委和委員的席位中，隻有一個委員名額是留給工會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麵，1950年，33名市長和市人民政府委員中，上海市總工會方麵有 4個名額，以後越來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屆人代會更隻有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祺一人算是工會方麵的代表。雖然以工會領導代表工人作為參政成員的做法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通例，但這些工會領導一則脫離工廠已經很長時間，二則不是工人選舉產生，隻是共產黨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說，至少在上海，政權對工人的吸收是1949年以來最多的。
許多過去的普通工人進入各級權力機構，人數比例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十七年。
在上層，從1967年初的文革奪權機構“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後的文革權力機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人代表的比例都遠比文革前高。
在政府機構中，最初的奪權機構“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委員中，工人代表占了4名，是占名額最多的。
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105名委員中，工人代表43名，還是最多的。
而在政黨機構中，上海1971年恢複成立的第四屆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書記，工人占兩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 。
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視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傑出代表。
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進入了上海權力中心，擔任了市委、市革委會書記、主任或各委、辦的負責人。王洪文更是當上了十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組織部負責人。
在各工業局、公司和基層工廠，工人也擔任著各種領導職務。
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發表後，“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達到頂點，大批工宣隊進駐新聞、出版、文藝以及大學、中學、小學等“上層建築領域”，擔任各級黨政領導，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
據上海市總工會1974年的統計：當時全市工宣隊總人數10713人，被“結合”為黨的書記、委員或革委會的主任、委員的人數共4142人，其中進黨委者189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擔任實職、掌握實權，許多人雖然隻是副職，但權力往往比擔任正職的老幹部還大。
在基層各級黨和政府的委員會中安排工人代表，從工人中選拔幹部，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政策，文革前也這樣做。
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實權的工人幹部，都是在長期的工作中一個階梯一個階梯地上去的，長期的黨或行政工作，使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多的是“黨的幹部”，換句話說，他們不能再算作底層工人的代表。
因此，每次黨代會、人代會，都會安排一些底層生產第一線的工人代表。但這些代表隻是象征性的，他們不脫產，即不脫離生產崗位，仍然是工人，並不擔當任何領導實職，沒有相應權力。
更與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黨的權力雖然更為集中，但黨的威信卻因文革初期幹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產黨的幹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樣神聖不可批評。
文革中擔任領導的工人就是因為造黨政幹部的反才得以被選拔進入黨政機構的，因此他們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幹部那樣事事聽命於黨的幹部，許多人甚至在整個文革中與文革前便擔任幹部者關係始終不融洽，盡管他們自己也擔任了黨的幹部，這些新幹部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多的是工人幹部而不是黨的幹部。
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澤東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權威。分割黨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權威。因此他們無時不刻地注意自己這個群體在黨政機構中所占的席位以及對於政治參與的有效性。希望對黨政機構施於盡可能大的影響，甚至左右黨政機構的決策。
而在事實上，黨的組織也從來沒有象在文革中那樣委屈求全於群眾組織，在群眾組織的衝擊幹擾前顯得那樣軟弱無力。
這種現象直到中共“九大”後仍未消除，雖然那時已再三強調恢複黨的權威。
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終是一支強有力的社會力量，影響著整個上海的局勢。
從1967年的“一月革命”，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上海所有的風波都首先由他們掀起，各派力量為了顯示自己對文革的支持以及對工人階級的尊重，都想方設法與工人造反派稿好關係，工人造反派在各級領導中的席位以及對他們意願的重視，被看作是對待文革的態度。
甚至連中共中央及國務院，也多次要上海輸送“優秀工人幹部”，毛澤東周恩來對此都曾有過指示，周恩來向王洪文交辦過此事，還曾批評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輸送幹部不多。
工人造反派擁有的也隻是執行政策的權力。他們爭奪席位，就是向幹部階層爭奪更多的政策執行權。
幹部階層對工人造反派的滲透始終保持高度警惕，這使工人造反派參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絕大多數不是共產黨員，他們要參政，首先必須入黨。而幹部階層能夠製約他們參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們入黨，因為入黨必須由黨員舉手通過。許多工人造反派因此遲遲入不了黨，因此也就進不了黨的領導機構。
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後，這個問題才有所突破。
此外，1969年至1970年的“清隊”和“一打三反”，給幹部階層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機。在上海，一機、紡織、輕工、化工、儀表、手工、二機、冶金、電業，九個工業局，到1973年，已經擔任各級領導的工人造反派新幹部，被清洗者有137人，占九局擔任了幹部的工人造反派的36％。
而在上海10個區擔任了幹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135名，占43.5％。1975年鄧小平複出後，更是明確反對“直升飛機”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調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幹部當權的領導班子。幹部階層的抵製，使得工人造反派在黨政機構中的席位相對文革前雖然增加許多，但相比黨政機構幹部的絕對數，還是不高。
因此，盡管工人造反派占領了領導職務，但他們內心深處始終有種強烈的不安全感，總是生怕有朝一日時局複辟，那把“秋後算帳”的達摩克利特劍始終懸在他們頭上。這其實是對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懼的延續，也是對掌握著國家機器的幹部強勢集團“永不翻案”之類保證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決策始終是認同的，對毛澤東文革的方向，始終 “堅決擁護”。
因此，他們從來沒有以工人的身份對文革的政治和經濟政策表示過懷疑，在關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資、獎金、分房、勞動政策乃至上山下鄉等方麵，他們與當政者沒有任何分歧，而且還積極擁護。
文革8年不加工資，取消計時或計件獎金，除了上海，大多數地區連基本的5元月獎金都被取消。
工人的起點工資下降許多，連上海都從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嚴重損害工人經濟利益。這些已經當權的工人造反派從來沒有表示異議，而且跟著擁護“破除資產階級法權”。
在涉及千家萬戶的“上山下鄉”政策方麵，他們也是不遺餘力地動員工人子女去農村。
工人造反派關心的是“走資派還在走”之類的政治鬥爭，參政的目的是為自己群體爭取更多的黨政席位，這不得不使人得出結論：他們比較多具有的是新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被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製度搞私有化的道路之爭。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將這些工人幹部趕下台，並將工人下崗，解散工人階級隊伍。不就證明了這是階級鬥爭。是中國共產黨內的路線之爭。
現在人們一提到工農兵學員，就將其與“走後門”掛鉤。其中除有人湊熱鬧、有人心理不平衡、有人借此做別樣文章之外，大多數人是因為不了解當年招收工農兵學員的背景和程序。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上海機床廠工人大學培養一線工人報告的批示上肯定了該廠的做法，要求全國大專院校盡快恢複招生。此即後來啟動大學教育革命的“7·21指示”。
1970年春天，全國重點院校，如北大、清華、武大、華工等，開始試招工農兵學員，試招人數大約5萬人。1971年全國院校基本上都恢複了招生，僅武漢地區就有17所地方院校恢複招生，全國招生人數大約有15萬人。1972年之後高校在恢複的基礎上開始拓展，如武漢測繪學院由此前專招部隊學員的“軍測”恢複為地方院校，不少高校逐漸開辦了一些分校，如複旦大學分校、華中師院京山分院、黃石分院，湖醫鹹寧分院等，全國大專院校招生的人數每年在16萬到17萬人以上。
從1970年試招到1976年招收最後一批為止，全國大專院校共計招收工農兵學員百萬人以上（之前采用的據網友提供的95萬人的數字偏低），這還不包括部隊院校的學員。全國縣以上各類中專從1971年開始全麵招收工農兵學員，其中各級師範學校、財貿學校、機械學校、衛生學校招收的人數尤多。從1969年到1976年全國共招收的大中專工農兵學員大約有2300萬人。全國縣以上的共大（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全國各級各類廠礦企業的工人大學、技校共計培養的工農兵學員也不下2000萬人。
黨的“九大”之後，開始由疾風暴雨式的文革時期進入到繼續革命時期，到1976年10月經曆了近七年半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中，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大批老幹部、老知識分子奔赴五七幹校學習提高，然後再根據國家需要逐漸給其分配新的工作，此即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愛說的“住牛棚”；地方各級黨委、革委會班子的組成人員為老中青、軍幹群“三結合”，兩套班子，一套人馬，內設機構通常是三大組，即政工組、業務組、後勤組，幹部人數大約是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老幹部、老知識分子等社會上層人員不可能大規模搞特殊化，各級領導班子成員也不可能搞特殊化。
當年各級各類領導班子的結構安排，既有利於班子成員之間的取長補短和班子內部的相互製約，也有利於班子外部人民群眾的大字報、群眾組織的批判會等各種“大眾民主”的方式隨時隨地的監督。
當年農村基層組織是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大隊是黨支部和管委會，兩套班子一套人馬，也就是黨支部書記、大隊長兼財經隊長、會計、婦聯主任、團支部書記、民兵排長幾個人；小隊是隊委會，幹部有隊長、財經隊長兼倉庫保管、會計、出納、記工員。大、小隊幹部都在各自所在的小隊參加集體勞動，按勞動出勤計算工分，業餘時間的開會、做思想工作不計工分；大、小隊的日常工作除上級督促外，還要接受住隊幹部和社員群眾的監督，毫無特權可言，按現在的說法是既累又得罪人的苦差事。各小隊都設有社員大會，隊裏的大小事情都要經過社員大會同意，會議決定後由隊委會貫徹執行，村幹部這些人處處都要看群眾的臉色行事，事事都要走在群眾的前麵，叫做“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的是幹部”。幹部隻有如此這般，才能表示自己在“繼續革命”。
當年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有著嚴格的工作程序。每到招生時節，先成立各級由地方、院校、部隊的相關領導和工作人員構成的專班，然後層層下發招生文件，規定招生院校及名額、招生對象及條件、招生工作要求、領導責任、違規處分等，報紙、廣播配合宣傳招生意義、政策、要求等。其中招生條件具體明確，主要是：工作三年或在實踐中鍛煉三年以上，初中以上文化或同等學力，本人政治麵貌、一貫表現（有劣跡者一票否決），家世清白（招收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除外），身體健康（體檢不合格者淘汰），年齡在25歲以下，業餘愛好和特長。招生指標層層分配到基層單位。
實施推薦時先由公社召開全社大、小隊幹部會議，傳達招生文件和部署推薦工作；然後各小隊根據公社的推薦指標及要求召開各自小隊的社員大會推薦本隊合格青年，沒有就不推薦；大隊黨支部開會對各小隊報來的青年比較擇優選拔上報公社；公社黨委再在各大隊報來的青年中進行比較擇優，定出被推薦人和備選人上報區黨委；區委比較研究確定後，組織對初選人員進行政審和體檢；政審、體檢中如有落選人員，由區委在各公社報來的備選人員中比較擇優補上，再對這輪初選者進行政審和體檢，有不合格者仍照上述要求辦理；直到推薦的人員都合格後，報縣招辦審查公布，接受舉報，無異議後報地區審定；各地、市招收的人員均確定後，匯集到省招辦審核、備案。其間招生院校參與層層推薦人員的業務及能力考核，還有最後的決定（錄取）權。工礦企業和部隊的推薦工作也按照這樣的程序從基層層層往上推薦。
當年工農兵學員的招生工作是一項政治任務，各級黨委層層把關，至於說到“開後門”的事情，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權錢交易，權色交易，不能說沒有， 但操作也相當困難， 各地都有常年的評選先進模範製度， 知青要選模範， 沒實幹精神很難當選，首先必須得到村民認可。當年的推薦工作基本都是正大光明地在群眾中進行的，就是有幹部子女被推薦上會的，其他條件也得過得去，不是特別優秀的誰也不敢再往上推薦，怕擔責任。當時的幹部真的要是有一點點徇私枉法的事情，一封信，一張大字報就會了結束這些人的政治生命。一句話， 走後門，腐敗是存在的， 但遠遠沒有現在一些人想象 或傳說那麽嚴重， 這其實就是改開以後鄧某一幫黑文革，黑老毛的結果。
當然，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現在看來，當年的推薦工作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過多地考慮地區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類群體之間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農兵學員“文化不齊”的問題，少數學員文化水平太低造成學習困難， 這就是1973年招生 恢複考試的原因， 考試結果也作為重要錄取指標（不是唯一）， 後來因為張鐵生的反潮流，以後幾屆又取消文化考試？但是“反潮流”後一概排斥試卷， 從而又出現遺漏了一些賢才的問題。所以說任何製度都有缺陷， 都存在不公平的問題。
工農兵學員中知青，社會青年和農村青年大約各占1/3， 根據專業， 不同有所差異。幹部子女， 尤其是高幹子女，大約有1/10， 這些人背景強， 走後門的概率大一些，但他們文化程度高， 見多識廣， 多少確有真才實學， 這些人有些有利用關係上大學的， 但說是走後門有些也是說不清楚的。有人理想化要求公平， 實際上任何社會， 任何時代，要做到完全公平，公正 是不可能的， 對一些人看來公平， 另一些人就會認為不公平。對工農大眾來說， 文革時期恐怕是最公平的時代， 但對一些知識分子， 老幹部等，受到打壓的四類分子等， 肯定就是不公平了。對於那些想通過科舉製度出人頭地的人來說， 就是喪失了一些機會，也是一種不公平。還有當時雖然有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平等對待的政策，但具體執行中， 肯定有部分人因為政治背景， 政審不過關而被大學拒之門外。
最後說一點，工農兵學員的最後錄取權還是學校的， 任何走後門的現象 根本上是受製約的。基層推薦的人數和最後錄取的比例是3：1，這個原則也大大減少走後門的概率，一般來說， 學校工作人員和基層有瓜葛的人極少。
寫此文的目的就是還原一些曆史的真實， 如果與事實出入， 也請批評討論。
《轉載》在那個年代，我們是這樣推薦工農兵學員的
作者：工廠人事幹事
來自：重慶三四零三工廠
“工農兵學員”在中國的曆史進程中是一個帶有鮮明時代特點的群體。
這個群體的出現源自於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對因文革而停止多年的高校招生，中央決定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收學生，其對象為“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
推薦招生首先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進行試點，隨後在全國高校推廣，一直實行到1977年國家恢複高考才終止。
在此期間，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七屆95萬名“工農兵學員”。
作者工作所在的重慶三四零三工廠，在此期間也先後向高等院校推薦了10名“工農兵學員”，他們學成歸來，都成為工廠生產工作的主要骨幹。
我雖無緣成為這些幸運兒中的一員，但卻有幸參加多屆 “工農兵學員”的推薦工作，了解工廠推薦“工農兵學員”的很多情況，雖然通過推薦上大學已成為曆史，網上也有很多關於推薦“工農兵學員”的回憶文章，有的文章把推薦“工農兵學員”寫成是有權勢的人利用職權“走後門”，為親屬子女謀利益的機會。這種情況不能說不存在，但多數推薦單位還是按照文件要求推薦“工農兵學員”的，隻是這種推薦入學的方式，本身就帶有文革時期的特點，帶有辦法設計的缺陷，在執行中容易出問題。
我所在的工廠先後向高等院校推薦了10名“工農兵學員”，其中也出過問題，並且是在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選擇三個環節上，各出過一次問題，但都不是上述利用職權走後門的問題，而是有關人員因嫉妒心、報複心以及企圖抹黑強者而上位不健康心態作怪而造成的問題。
工廠所推出的這10名 “工農兵學員”， 1名為1967年招工進廠的工人，其他9名都是從下鄉知識青年中招收的新工人，其中沒有一名工廠領導的子女或親屬，甚至沒有一名本廠職工的子女或親屬，本來在推薦的預選對象中曾有一名本廠退休老工人的子女，但也在最後的錄取階段被淘汰。所有推薦工作都在陽光下進行，沒有任何暗箱操作。我在此回憶當年在工廠參與推薦“工農兵學員”的經曆，也是客觀反映當年推薦“工農兵學員”的真實情況，以及遇到各種問題的真實內情。
第一次：群眾推薦突出政治，群眾舉報臨陣換人。
我1972年調重慶三四零三工廠工作，以前是在部隊農場，農場有2名同事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去學醫，所以知道通過有推薦上大學的事。到了工廠，廠裏當時已有2名“工農兵學員”在清華大學讀書，一人在清華大學焊接專業首批試點招生時入學，一人在1971年清華大學電氣專業進修班招生時入學。
剛到工廠，就聽說廠裏首次推薦工農兵學員就鬧出臨陣換將的風波：上級分配工廠一名清華大學焊接專業的試點招生指標，廠裏通過群眾推薦，領導批準，確定一名從事焊接工作的優秀複員退伍軍人去清華大學焊接專業學習。
在得知自己能到清華大學去讀書，這位青年焊工非常興奮，就邀請一同複員進廠的戰友們喝酒，以示慶祝和告別。沒想到有人暗中向廠革委和駐廠軍代表舉報反映，說該焊工的父親在解放前曾當過學校童子軍的教官，還說該焊工上大學的目的不是代表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他請戰友喝酒炫耀是把上大學當成了個人光宗耀祖的喜事。
結果可想而知，廠革委和軍代表當即決定換人，另推薦一名1967年進廠的學徒工到清華大學讀書。這位意外頂替去清華讀書的學徒工喜出望外，那位被無辜換下的焊工倍受後悔。
第二次：領導批準是個關鍵，工人監督不可缺少。
進工廠當年，我又親眼見證一起更換推薦對象的風波：1972年上級分配一名西安交通大學的招生指標，經群眾推薦，領導已確定一名知識青年進廠的優秀學徒工為第一推薦對象。但很快就發生更換推薦對象的事情，這位學徒工的父親是市裏重點工程四川維尼綸廠建設指揮部的主要負責人。當學徒工的領導按事先約好的時間去做家訪時，不巧碰上指揮部有人來緊急匯報建設工程問題，學徒工的父親就先去處理工作問題，過後才來接見這位領導，向他表示歉意，並感謝領導對自己孩子的教育培養。但這位領導心裏很窩火，認為自己是被人看不起，才會被冷落一旁，暗自忿忿不平。
回廠後這位領導馬上決定更換另一名備選推薦對象去西安交通大學讀書，並放話從此不再推薦這學徒工上大學。推薦工農兵學員的工作是我當時的領導在負責，因在同一個辦公室，我也知道其中內情。在確定推薦意見後又隨意更換推薦對象，明顯摻雜個人恩怨，群眾對此也有議論。正是：辦事要公正，群眾有杆秤，秉公能成事，為己必傷人。
第三次：學校錄取本應擇優，考生反映又要聽取。
1973年，上級分配一名合肥大學英語專業招生指標，因我的領導調離工廠，推薦工農兵學員的具體工作就落在我身上。這一年，國家在招生辦法中嚐試增加文化考試，我按照文件要求認真做好工作計劃，仔細做好推薦工作的每一個環節，經個人報名，群眾評選，文化考試，組織推薦，最終確定三名預選對象：二名知識青年進廠的學徒工和一名技校畢業的技工。
文化考試是參加全省統考，合肥大學來重慶招生的英語老師對三名預選對象還進行了英語的口試。合肥大學招生組的軍代表告訴我，這次招生是總參委托合肥大學培養外語人才的招生，畢業後軍隊將從中挑選為國防事業服務的人才，所以學校很看重文化考試結果。
考試成績出來，一名知識青年學徒工總成績第一、技校畢業技工總成績第二、另一名知識青年學徒工總成績第三，工廠的推薦意見就是以文化考試的排名順序把第一、第二、第三候選對象推薦給合肥大學招生組選擇。
沒想到竟然在學校複審階段又出問題。招生組的軍代表告訴我，因為出現意外情況，他們不可能按照工廠的推薦順序，即按文化考試的成績來確定錄取對象了。招生組本來是準備擇優錄取第一候選對象，但突然有考生來找他們反映情況，來人強調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根正苖紅，被工廠派到中學擔任工宣隊員。雖然本次文化考試成績隻考第二名，但他學習願望特別強烈，希望學校能錄取自己。同時他還告訴招生組，文化考試成績第一的推薦對象家庭有問題，他父親雖是兒科專家，但解放前做過國民黨軍醫，因結發妻子患病不能生育，又娶小老婆生孩子，解放後雖然與結發妻子離了婚，但仍舊住在一起，孩子們都稱她為大媽。
學校招生應貫徹階級路線，如果不看家庭出身隻按考試成績錄取他不服氣。這突發的情況給招生組出了難題，招生組本來已決定接收文化考試成績第一的知識青年學徒工，他是工廠推薦的第一候選人，不但文化考試成績優秀，口試英語的成績也很好。對這個考生反映的情況，招生組本來認為政府既然允許這樣的家庭狀況維持至今，就應該不是個大問題。
但我們擔心的是，如果招生組堅持把第一候選人招到學校，那個反映情況的考生不罷休再直接反映到學校，我們也不敢保證就不會發生學校將考生退回推薦單位的情況，萬一出現這種情況，對已錄取的考生將會是很大的打擊。經再三考慮，我們招生組的意見是：即使我們不招成績第一的考生，這個成績第二的考生我們也不要，我們寧願招收成績第三的考生，考試成績雖然差點但他沒搞小動作。結果，文化考試最差的第三候選人幸運的上了大學。正是：擇優錄取本公平，暗施小計耍聰明，誰知結果不如願，受益並非設計人。
因為本年度的高校招生出現了張鐵生事件，全國文化考試成績最終都作了廢，交白卷的張鐵生還成了“反潮流英雄”。事後，區文教組召集全區參加文化考試的單位開會，區文教組向主任一上來就做自我批評，說自己覺悟不高，本以為自己來自企業，不會重犯走封資修教育路線的錯誤， 沒想到還是“穿新鞋”走了以考試成績取人的“老路”，希望大家都認真回憶一下，看我們區裏有沒有交白卷寫信的，一定要把我們區裏的“張鐵生”挖出來。
會上有參加過閱卷的人發言：我們區裏確實也有在白卷上寫字的考生，但寫的是“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並不象張鐵生那樣理直氣壯，大家聽了哈哈一笑。我沒有發言，但心想廠裏同樣發生不按文化考試成績錄取的事情，說出來臉上也不光彩。
因為文革停止高考招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通道剛開始，1970年高等學校進行招生試點，讓人們又重上大學的希望，誰不想上大學呀？我也非常想，雖然文革開始時我隻讀到初中三年級，但我自信自己是個讀書的料，如果不受文革影響，我肯定能考上大學。
現有了當工農兵學員的機會，而且看到自己的同事不斷有人被推薦上大學，想讀書的願望也更加強烈。我曾向政工組的領導申請去讀書，領導說你所在崗位本來就缺人，現在不可能推薦你。無奈之下也隻有服從工作需要。上學指標是稀有資源，想競爭可以理解，可以正大光明的去競爭。
但文革本來就是造反的年代，“反潮流”的張鐵生這樣做了，廠裏上訪的考生不也一樣嗎？工廠推薦工農兵學員的工作，從試點招生到我負責的這次招生，分別在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選擇三個環節上，各出了一次問題。
事不過三總結改進，同類配對平和心態。
1974年，上級下達工廠三個指標：清華大學一名，重慶大學一名，哈爾濱電工學院一名。為避免再出現問題，先通知各基層單位做好選拔推薦工作，七個車間及科室共推薦9名預選對象，經征求團委意見，再按每個指標配兩個候選對象，最後確定6名候選對象。
為避免因心態不平衡再出問題，3個招生指標把同樣家庭出身，同樣社會關係，同樣文化程度的推薦對象按同類配對組合成三組：清華大學指標配2名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工，都為初中文化，都是車間青年突擊隊隊長；重慶大學指標配2名領導幹部家庭出身的青工，都為初中文化，都是優秀團員；哈爾濱電工學院指標配2名職員（父親為企業經理、院所工程師）家庭出身的青工，都為高中文化，都是優秀團員。
因為6名推薦對象都是廠裏公認的優秀青年，以相同的家庭出身，相同的文化程度，相似的個人表現配對候選，彼此不感覺比別人有多大的優勢，所以心態平靜。整個評選推薦過程波瀾不驚，順利確定3個學校的最終錄取對象，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上級機關也非常滿意，馬上又給我廠追加一個華中工學院的招生指標，原來是局屬其他工廠也出現推薦鬧矛盾的問題，局屬一家工廠為推薦誰去華中工學院上學鬧得不可開交，嚴重影響工人和領導之間的團結，最後把矛盾上交到上級機關，希望上級幫助解決。
結果上級機關幹脆收回該廠指標，轉給我廠進行推薦。我廠馬上將本次落選的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工推薦給華中工學院，學校非常滿意，工廠也樂得一年能推薦出4名工農兵學員。
1974年改進推薦辦法立見好處，大家都願意接受同類配對的新辦法，
以後年度推薦照此辦理再沒出問題，直至1977年最後1名上海機械學院招生工作順利完成。
因為當年國家恢複高考製度，推薦招生就此宣告曆史終結。
對此我的感受是，這種以推薦方式招生的辦法，雖然不象網上有的文章所寫的那樣不堪，但明顯帶有文革年代特點，辦法設計剛開始的確存有一些缺陷，因為必須通過群眾推薦和領導批準，工廠中很多有強烈讀書願望並且文化基礎很好的青年工人，即使個人報了名，也難得到工人群眾的推薦，又要得到領導的批準，學校招生組的文化考核等選拔，所以基本保證真正的公正公平，推薦招生的名額是根據工廠農村及軍隊的需要來決定的。上大學來學習知識不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而是除少數特殊需要的人才外，都是那兒來又回到那兒去的。
1967年毛澤東劉少奇夜談：這個口子開了，就收不回來了！
摘要: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主席和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做了最後一次會麵和談話（整場談話不到一個小時）。劉對那場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劉少奇堅信“新民主主義路線”，劉少奇的理論邏輯是這樣的：政權掌握在我們手中，中國未來絕不可 ...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主席和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做了最後一次會麵和談話（整場談話不到一個小時）。
劉少奇對那場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劉少奇堅信“新民主主義路線”，劉少奇的理論邏輯是這樣的：政權掌握在我們手中，中國未來絕不可能出現什麽資產階級，即使出現了，我們到時候再限製他們就是，這就相當於把豬仔養肥了再宰。
劉少奇 是個坦誠的人，以上觀點是劉少奇一如既往的真實想法。
這場深夜談話，劉少奇完全不能理解毛主席的想法，當麵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幹部，盡早結束“這場運動”，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
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對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論”表態，一直沉吟不語，隻是不停地吸煙。
過了好一會兒，毛主席語重心長地說：“認真地讀幾本書吧，德國人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法國人梅特裏寫的的《機械人》，值得一讀。還有中國的《淮南子》。”
德國人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
法國人梅特裏寫的的《機械人》。
中國的《淮南子》。
這三本書，前兩本主要是批判“機械唯物主義”的。機械唯物主義承認世界的物質性，但卻用孤立、靜止、片麵的觀點解釋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現象之間的普遍聯係和變化發展，或者隻是承認機械的聯係和機械的運動，因而表現出機械的、形而上學的特征。
比如劉少奇同誌看到黨員變富農時所說的“這一萬人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就是十分機械的理解。
今天走資派讓資本入黨，關於資本家入黨的問題，不是資本家該不該入黨，而是大量的共產黨員成為了資本家，造成了事實上的資本家的政黨的黨員，這個黨還是共產黨嗎？如今走資派特色黨中有多少資本家黨員。難不成把這麽多的資本家黨員都開除不成？開除得了嗎？慢慢地溫水煮青蛙，將中國共產黨演變成了走資派特色執政黨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拿鐵飯碗一夜之間，幾千萬熟練工人被迫下崗，成了打工人底層弱勢人群。整個工人階級被解散，人民公社被解散。
再比如“資本”問題，資本絕不僅僅是孤立的、靜止的、片麵的物體，資本代表著一種“生產關係”，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會向上層建築蔓延擴展。
資本一定會尋找代理人，這個時候資本就已經變化了，權力也就已經變質了。也就是說，“資本”不是任人宰割的“靜止的肥豬”，資本長大了就不是誰想收拾就能收拾的了的。
這也就是毛主席推薦劉少奇讀《淮南子》的原因。今天中國人所麵臨的貧富分化問題積重難返，正是毛主席的精準預言“這個口子開了，就收不回來了！”
其實，早在深夜談話前一年，毛主席就在井岡山袒露了自己的心聲：“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後的此時此刻，王光美突然特別理解毛主席，特別理解毛主席說的話。
何止是王光美，21世紀，鳳凰衛視記者采訪劉夫人：“您是怎樣看待當年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
劉夫人王光美沉思片刻說：“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就在別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質，找不到解決的方法時候，毛澤東能夠看到、看清楚本質，並且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
毛澤東劉少奇的深夜對話，毛主席是坦誠的，劉少奇也是倔強的。相信，毛澤東劉少奇他們都沒有私心，毛澤東劉少奇他們都希望中國強盛，隻是強盛的路線不同。毛澤東劉少奇之間這是路線之爭。中國共產黨內的路線之爭有十幾次。這是中國共產黨內的內政。右派們想利用劉少奇來否定毛澤東恐是多此一舉。
劉少奇說，把豬仔養肥了再宰。但是，複辟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再看現實來，養肥了的資本家“肥豬”不聽使喚。口子開了，還能收回來嗎？
因此，更加相信毛澤東的高瞻遠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魏巍：《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初探 —— 紀念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誕辰111周年》一文中說：
五、社會主義的公有製和與之相適應的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體製，企圖將私有製和市場經濟引入並代替這種體製的改革是完全錯誤的
社會主義的公有製和與之相適應的計劃經濟，同資本主義私有製和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對立的經濟體係。這是世人公認的。即便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士也是如此。
惟有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獨出心裁，在他著名的《南巡講話》中提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
這是在偷換概念，故意把計劃和計劃經濟、市場與市場經濟混為一談。
其目的無非是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引入我國以便使我國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
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這個戴著紅帽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過是魔術師手中的騙局。
它把資本主義的醜惡麵目和一切弊端全部搬到了中國。
正是它帶來了無處不在的腐敗，正是它帶來了無孔不入的拜金主義，正是它帶來了對公有製經濟的大破壞，正是它帶來了嚴重的兩極分化、階級對立，正是它帶來了人民的大量失業、貧困、社會犯罪，而另一麵卻生產過剩……。
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說，關於毛主席的檔案之所以沒有完全公布，不是擔心有損毛主席的形象，而是可能有損某些人的形象。
鳳凰衛視記者采訪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主持人：“夫人，您是怎樣看待當年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
王光美沉思片刻說：“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就在別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質，找不到解決的方法時候，他能夠看到、看清楚本質，並且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
法國納德·蘭塞姆說：“假如時光可以倒流，世界上將有一半的人可以成為偉人。”
周恩來總理曾對薄一波說：“一波呀，毛主席下決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對，但不要輕易表示反對。在曆史上，有幾次，我曾認為主席的決策不對，表示反對，但過一段時間都證明他的決策是對的。以後我就謹慎了，不輕易表示反對了。但後來又有一次，我確信主席錯了，我堅決表示反對，但實踐卻又證明是主席對了。因此，對主席的意見和決策，你可以反對，但不要輕易反對。”
周總理還說：“讓紅軍走出死亡之穀是因為聽了毛主席的話，而不是因為聽了什麽集體智慧。是因為有了毛澤東思想，才使集體有了智慧。中國領袖沒有那個人都無所謂，但沒有毛主席，革命勝利早著呢。每當革命危機時刻，都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而不是什麽集體智慧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朱德說：“我們確確實實是常常和毛主席爭論，毛主席高瞻遠矚，料事如神，那時候，尤其是在井岡山，我們常常認為毛主席是不對的時候，就要與毛主席爭論，就要反對毛主席的意見，但是往往在事後證明是我們錯了。”
葉劍英說：“毛、劉、周、朱、陳、林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後六位，還有各位老帥等其他人，我葉劍英也算一個，從一定意義上講，哪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讓我們從心底佩服一個人不容易。但在長期的中國革命鬥爭中，大家逐漸認識了毛主席。別人也都當過頭、掌過舵，但都不行。隻有毛主席，把我們這些人攏起來，幹成了建立新中國並開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大事情。”
黃克誠說：“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隻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麽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躍進中，許多同誌作風浮誇，把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
王震說，毛主席至少比我們多看五十年。
陳雲在改革開放十周年左右時間，說過一句話“中國離開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必將亡黨亡國”。
習仲勳說“堅持毛主席親自詮釋的毛澤東思想”，這句話，意味深長！
科學巨匠錢學森說：“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