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一年土二年洋第三年不認爹和娘
這句話是五，六十年代大學裏農村學生的思想變化。進了城上大學嫌自己農村爹娘土氣，以至於爹娘大老遠進城看望子女，子女不認。
文革前的教育係統裏的教學方法是舊中國留下來的，灌輸給學生的還是那套《"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舊社會留下來的老師們指點、激勵學生：世間的任何事情與讀書相比都是下等的，隻有讀書學習知識是最高貴的。在各行各業中，隻有讀書是最高尚的，能夠出人頭地，勤勉治學求取功名的諄諄之言。
以及《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在新中國成立初就在教育界流行的口號。當時教育界的教職員都是舊中國留下來的。新中國成立後第二年開始高考招大學生，幾乎都是出身在有錢人家的如資本家官商及地主家庭。十多年後有工農子女上大學讀書。當時學校中就如校訓：“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下工農子女的思想起了變化。讀書做官當人上人。
文革中對《"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進行了批判之後，又進行了教育改革。上大學讀書為生產勞動服務，大學生來自農村工廠連隊的，除國家需要外都回到原來的工廠農村和連隊。不會有《一年土、二年不洋、三年不忘爹和娘。
》的學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更縮小了城鄉的差別。農村人民公社的興辦，各行各業都有如同建立一個小城市。各行各業都需要知識人才轟轟烈烈搞建設搞三大革命。沒有人躺平內卷無事生非得精神病做壞事。集體學習勞動，互相關心愛護忙得不亦樂乎。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又複辟《高考》後的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以非常響亮的一句口號響徹在各大學校院內。當年昂首步入大學的學子們，多少人曾經為之心潮澎湃，熱血沸騰。“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提出。從1977年，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大學期間，學校的一句：“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為了影響大學生們人生的“至理名言”。
然而對《"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隻因文革中批得太臭，改革開放後走資派右派們就改頭換麵，是讓高考上大學的大學生們能夠為自己《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讀書《改變命運》，知識《改變命運》，出國留學《改變命運》。改變什麽命運？命運本就是一個封建迷信之說。窮人命運？富人命運？不是天注定，上帝注定。有人上大學了，讀博士了，出國留學了，還是流浪漢的，自殺的等都有。改變什麽命運？無非是逃離工廠，逃離農村，逃離中國。
文革前就有《一年土、二年不洋、三年不忘爹和娘。》文革中批判了的《一年土、二年不洋、三年不忘爹和娘。》文革中的大學生們：在大學三年多的時間裏，一直牢記著學校的規定和老師的教導，就是不能第一年土，第二年洋，第三年連爹娘都不認識了。就是要艱苦樸素，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
文革中的同學都做得很認真，幾年期間沒有發生過大的問題。
大學生們的吃穿一直很簡樸。由於家庭經濟條件很不好，沒有給學生寄錢的記錄。就是糧票，也是東湊西借，秋天拿糧食換糧票，然後再把地方糧票換成全國糧票，等放假回家再拿。
那時候學校食堂的吃比較簡單，不奢望吃得飽，隻求還不餓。一般同學是每次換食堂飯菜票一個月的，有的是換一兩天的，沒有超過一個星期的時候。有同學是享受著助學金的，但是那時候發的票根本不夠吃。有同學一天少吃一頓飯的時候也有。
有同學的衣服和鞋都是隻有一份。有同學最怕下雨，下雨路上有歲廟會把鞋弄濕，而且鞋還不容易幹。有同學去上課走路也就很麻煩了。
有同學洗衣服是盡量擰的特別幹，這樣第二天可以穿著去上課了。有同學因為衣服沒有徹底幹而不去上課，起碼有十幾次。
有同學在學校買的唯一一件用品是帆布箱子，那是要到西安學軍要裝東西的，也是別的同學鼓勵下的決心，估計那時候也要好幾塊錢啊。有同學沒有買過其他像樣的東西，包括喜歡的書。
班裏人時興互相幫助，有同學也經常得到同學們的關照。有一個女同學，她家裏是城市的，經濟條件比有同學好多了。她看見有同學那樣困難，經常把糧票送給有同學，使有同學不至於餓肚子。她的經常關照，有同學把她當成非常重要的親人啊！包括後來一直到現在，有同學的經濟方麵都交給了她負責。
每年放暑假放寒假，有同學都會老家。參加一些勞動是必須的。有同學參加公社組織的大修水庫勞動，工地上的大喇叭不停地宣傳，北京的大學生也來參加勞動。有同學聽了很是高興啊。當然有同學也有作秀的心態，其實沒有好好幹什麽活。在村裏每次幹活，也是一些簡單的勞動。無非是想證明有同學沒有變壞，那個年齡的心態現在看也屬於正常。
有同學父親給同學講過：解放前，村裏有一個人在縣警察局當局長，每次騎馬會村，到了村口必須先下麵，不管有沒有人能看見。好像以後形成了一種風氣：就是必須走路進村。
這個風氣對有同學的影響特別大。從1974年開始到現在，我每次都嚴格執行著。有一次有同學到遼寧開會，省裏的幾個好朋友開車送有同學回老家看看。這樣錦州市裏、義縣縣裏的有關領導也開車到了有同學家，當然公社也知道了。村裏人感覺有同學很神氣呀，特別是有同學小學時的班主任老師，可是有同學進村必須下車，然後走著回家。有同學家就在村口，走也就是50米。但是那不是距離問題，是看有同學變了沒有。
有同學在學校最不怕的就是蚊子，因為蚊子就是不咬有同學。二年級的時候，班長不相信有同學不怕蚊子，非要把他的蚊帳給有同學。班長是部隊來的，是山東人，對人特別關心。其實有同學沒有見過蚊帳，班長的關心也使有同學開了眼界。其實一個宿舍裏的其他5人都有蚊帳，隻是有同學對蚊帳的作用理解不深而已。
應該說，有同學做到了沒有洋，更沒有忘記爹和娘。
當時，有句諷刺某些大學生的話，叫“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不認爹娘是不可能的，但背離爹娘的觀念意識、生活習慣卻是很自然的，無可責備的。
有人從農村走進城市就選擇了“忘卻”。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更多農家子弟身在城市，對故土“心有於而力不足”。
學弟學妹，報到時別嫌父母土。
大二學生發帖，“懺悔”自己曾嫌棄父母初次進城舉止不當，並發出呼籲。
昨日，在重慶工商大學的校園BBS上，一位名叫向光會的大二學生在網上發出“懺悔書”：自己當初上大學的時候，嫌送自己進城的農村父親說話、舉止土氣，現在想起來，真是愧疚！
這位學生希望通過自己的帖子，向那些農村來的學弟學妹們提個醒：父母送你們上大學，他們大多都是第一次進大城市，說話做事難免有那麽點“土氣”，可做子女的千萬別“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
懺悔：責備父親說錯話
向光會以《沒事了，寫寫父親送我來重慶》為標題發出帖子，講述了父親送他來重慶上大學時所發生的事，懺悔自己不懂父親心而發生的爭吵。
向在帖子中說，去年他和父親到學校時比較早，就在附近住了幾天旅館，期間，父親操著不熟練的普通話與服務員交談，遭到服務員的嘲笑。向光會覺得父親很丟臉，責備父親“你不會說普通話就別說！”。帖子寫到這裏，向光會說：之後，想起來都想痛揍自己一頓。
當向光會在學校安定好了後，父親也要離開他去外地打工了。上午，兩人準備去火車站買車票。因為買車票不知道路，父親被人以帶路為名騙了20元錢，還被人逼著買東西，當時向對父親的“懦弱”很憤怒。在帖子的最後，向光會滿懷內疚與感激的心情說：其實不是父親怕惹事，他是怕惹事後影響孩子上學……
提醒：新生別嫌父母土
昨日，記者聯係上這位發帖者向光會。小向是重慶工商大學環境與生物學院04級應用化學的學生。小向說，自己寫這樣一篇帖子，除了表達對父親的感激外，也是為了提醒即將來報到的新生們，千萬不要和父母在途中爭吵，要不會很傷他們的心。
小向還特別提到，希望自己的學弟學妹們看到這篇帖子後，心中能夠有所觸動，做一個能讓父母寬心、安心的懂事孩子，要學會理解父母，並能尊重、愛戴自己的父母。“我尤其向那些跟我一樣出身農村的學弟學妹們提個醒，父母一輩子麵朝黃土背朝天，送我們來城市讀書，他們自己往往都是第一次進大城市，說話做事難免會顯得‘土氣’，我們千萬不要因為自己的所謂麵子而傷父母的心……”
學子感言：我們曾經傷害父母
昨日，記者在重慶工商大學BBS上看到，向光會這篇帖子一出現，立即有數十名同學跟帖。“薄荷的天空”回帖：“心裏酸酸的，想老爸了，每次和老爸吵嘴後都很後悔，我知道那個看起來很凶的老爸在和我爭吵後都會很難過……”
四川外語學院新聞係大二的小王談起父母送自己上大學時，也覺得十分愧疚：“去年考上了川外，父母非要送我去不可，幫我鋪好床位後，就一直不走。我怕同學們笑話，就把他們‘趕’出了寢室，還不接他們的電話，春節回家後，才知道媽媽一直在醫院做切割腫瘤手術，為了不影響我讀書，他們隱瞞了實情。”小王拜托我們給今年所有的新生帶句話：“千萬不要與父母爭吵，隻有父母才是最疼愛自己的人！”
（轉載《重慶青年報》）
1967年毛澤東劉少奇夜談：這個口子開了，就收不回來了！
摘要: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主席和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做了最後一次會麵和談話（整場談話不到一個小時）。劉對那場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劉少奇堅信“新民主主義路線”，劉少奇的理論邏輯是這樣的：政權掌握在我們手中，中國未來絕不可 ...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主席和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做了最後一次會麵和談話（整場談話不到一個小時）。
劉少奇對那場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劉少奇堅信“新民主主義路線”，劉少奇的理論邏輯是這樣的：政權掌握在我們手中，中國未來絕不可能出現什麽資產階級，即使出現了，我們到時候再限製他們就是，這就相當於把豬仔養肥了再宰。
劉少奇 是個坦誠的人，以上觀點是劉少奇一如既往的真實想法。
這場深夜談話，劉少奇完全不能理解毛主席的想法，當麵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幹部，盡早結束“這場運動”，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
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對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論”表態，一直沉吟不語，隻是不停地吸煙。
過了好一會兒，毛主席語重心長地說：“認真地讀幾本書吧，德國人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法國人梅特裏寫的的《機械人》，值得一讀。還有中國的《淮南子》。”
德國人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
法國人梅特裏寫的的《機械人》。
中國的《淮南子》。
這三本書，前兩本主要是批判“機械唯物主義”的。機械唯物主義承認世界的物質性，但卻用孤立、靜止、片麵的觀點解釋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現象之間的普遍聯係和變化發展，或者隻是承認機械的聯係和機械的運動，因而表現出機械的、形而上學的特征。
比如劉少奇同誌看到黨員變富農時所說的“這一萬人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就是十分機械的理解。
今天走資派讓資本入黨，關於資本家入黨的問題，不是資本家該不該入黨，而是大量的共產黨員成為了資本家，造成了事實上的資本家的政黨的黨員，這個黨還是共產黨嗎？如今走資派特色黨中有多少資本家黨員。難不成把這麽多的資本家黨員都開除不成？開除得了嗎？慢慢地溫水煮青蛙，將中國共產黨演變成了走資派特色執政黨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拿鐵飯碗一夜之間，幾千萬熟練工人被迫下崗，成了打工人底層弱勢人群。整個工人階級被解散，人民公社被解散。
再比如“資本”問題，資本絕不僅僅是孤立的、靜止的、片麵的物體，資本代表著一種“生產關係”，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會向上層建築蔓延擴展。
資本一定會尋找代理人，這個時候資本就已經變化了，權力也就已經變質了。也就是說，“資本”不是任人宰割的“靜止的肥豬”，資本長大了就不是誰想收拾就能收拾的了的。
這也就是毛主席推薦劉少奇讀《淮南子》的原因。今天中國人所麵臨的貧富分化問題積重難返，正是毛主席的精準預言“這個口子開了，就收不回來了！”
其實，早在深夜談話前一年，毛主席就在井岡山袒露了自己的心聲：“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後的此時此刻，王光美突然特別理解毛主席，特別理解毛主席說的話。
何止是王光美，21世紀，鳳凰衛視記者采訪劉夫人：“您是怎樣看待當年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
劉夫人王光美沉思片刻說：“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就在別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質，找不到解決的方法時候，毛澤東能夠看到、看清楚本質，並且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
毛澤東劉少奇的深夜對話，毛主席是坦誠的，劉少奇也是倔強的。相信，毛澤東劉少奇他們都沒有私心，毛澤東劉少奇他們都希望中國強盛，隻是強盛的路線不同。毛澤東劉少奇之間這是路線之爭。中國共產黨內的路線之爭有十幾次。這是中國共產黨內的內政。右派們想利用劉少奇來否定毛澤東恐是多此一舉。
劉少奇說，把豬仔養肥了再宰。但是，複辟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再看現實來，養肥了的資本家“肥豬”不聽使喚。口子開了，還能收回來嗎？
因此，更加相信毛澤東的高瞻遠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魏巍：《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初探 —— 紀念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誕辰111周年》一文中說：
五、社會主義的公有製和與之相適應的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體製，企圖將私有製和市場經濟引入並代替這種體製的改革是完全錯誤的
社會主義的公有製和與之相適應的計劃經濟，同資本主義私有製和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對立的經濟體係。這是世人公認的。即便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士也是如此。
惟有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獨出心裁，在他著名的《南巡講話》中提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
這是在偷換概念，故意把計劃和計劃經濟、市場與市場經濟混為一談。
其目的無非是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引入我國以便使我國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
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這個戴著紅帽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過是魔術師手中的騙局。
它把資本主義的醜惡麵目和一切弊端全部搬到了中國。
正是它帶來了無處不在的腐敗，正是它帶來了無孔不入的拜金主義，正是它帶來了對公有製經濟的大破壞，正是它帶來了嚴重的兩極分化、階級對立，正是它帶來了人民的大量失業、貧困、社會犯罪，而另一麵卻生產過剩……。
第一次的慶祝大會預定在早上7點半鍾開始。
那一天，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從淩晨一點開始就步行往天安門方向前進了。雖然一夜沒睡，但大家想到要見毛主席，誰也不覺得困，每個人都興奮異常。到了天蒙蒙亮，上百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下已經有秩序地集合完畢。
新華社報道說：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天安門兩側的東西長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紅衛兵》來維持秩序。
天安門的正前方是北京大學的紅衛兵，他們高舉著第一張革命大字報的模型。這第一張大字報是毛澤東格外讚賞的。本來，聶元梓等七人的造黨委反的大字報一貼出來，就遭到了上千張大字報的批判。康生把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澤東那裏。毛澤東下令，向全中國公布這張大字報，這之後，才有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誕生。所以北京大學的紅衛兵當之無愧地站在毛澤東視線最先看到的地方。在北京大學紅衛兵的周圍，也算站在天安門正麵的是來自上海、天津、廣州、武漢、哈爾濱、烏魯木齊等外地紅衛兵。天安門兩側的觀禮台上也站滿了數以萬計的紅衛兵代表。
清晨5點，離大會開始還有整整兩個小時，毛澤東就和初升的太陽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下。
接見安排在早晨5點鍾。
為什麽選擇在這個時間？也許其中有東方紅，太陽升的意思，但更主要的是8月份是北京最熱的天氣，上午下午在室外都幾乎熱死人。選擇在早晨不僅氣候適宜，而且從保衛方麵說安全係數更大一些。
這種大會，不同於十一、五一的大會，參加大會的人員都沒有經過嚴格的政審，革命群眾中難免魚龍混珠，要是出現暗殺，保衛人員那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因此必須出其不意。從以後的幾次接見也可以看出來，接見的時間和接見的方式都各不相同，這中間似乎有出其不意的意思。雖然是利用了五一、十一的那一套班子組織大會，但是形勢那麽亂，怎麽可能保證每一個參加者的審查？更不要說嚴密審查了。保衛人員隻有在千方百計把保衛工作做得更加嚴密上下功夫了。為了更多地接見群眾，第二次檢閱采用了閱兵式，這種群眾動的方式比靜的方式要多接見兩到三倍的群眾。隊伍從東往西走，按計算兩三個小時的事，卻拖到了四五個小時。沒辦法，費了好大的勁，怎麽動員，群眾隊伍也淤積在天安門城樓下不走，誰都想多看看毛主席。以後就采取群眾就地、領導乘車檢閱方式了。記不清是哪一次了，毛主席的車在大會堂西邊走不了了，紅衛兵整個圍住了車，亂七八糟，神仙也維持不住秩序了，有的紅衛兵幹脆被擠進了車裏。等到警衛好不容易開出一條路，接出毛主席的車子，才發現車裏有一隻女孩子的鞋。還有一次，天還沒亮，紅衛兵已經來了一部分，毛主席來了以後首先到天安門城樓前的金水橋，警衛人員趕緊勸主席上城樓，好一陣子才把主席勸走。接見完，毛主席又自己下了城樓，過了金水橋。當時周總理正在城樓上給工作人員總結，布置下一次的接見，聽說主席過了金水橋，也顧不上說什麽，就急著往下跑，工作人員也都急著往下跑。年輕人腿腳快，很快超過了總理，大家一齊站毛主席對麵喊：“請主席上去。”“請主席上去。”毛主席並不理，還是任群眾把他緊緊地圍在中間。以後司機把車開過來毛主席才上車走了。更有一次，毛主席接見完後來到金水橋邊，一屁股坐在地上。紅衛兵立刻圍上來，記者也蜂擁來拍照，警衛部隊費了好大的勁才把毛主席接出來。
幾十年後，已經離休的北京軍區保衛部長張德斌說：那時真怕出事。安全一出問題，就不好交代了。
一個純粹的偶然使一個紅衛兵名聲大振。一個小女孩因去廁所回來沒見到毛主席，當場暈了過去。
毛澤東穿著一身綠軍裝，由一名年輕的女兵陪同，走過金水橋，微笑著和紅衛兵握手，人群沸騰起來。誰也沒有想到毛主席來到了他們中間，淚流滿麵的人們都以能與偉大領袖握手而感到自豪。
幾十年後，這個久久不去的印象還深深刻在當年的紅衛兵心上。
毛澤東在金水橋下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橋上，凝神望著，他似乎被這一片翻騰的紅海洋感動了，把頭上的軍帽摘下來，一再向群眾招手，軍帽上紅星在初升的朝陽下不時閃著紅紅的光芒。
然後，毛主席戴上軍帽，轉身上了天安門城樓。
緊接著，1500名被推選出來的各地紅衛兵代表接到通知，到天安門城樓上和領袖一起檢閱。大概在7點16分的時候，毛澤東單獨接見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40名代表，並和他們一一握手，然後合影留念。
7點30分，慶祝大會在《東方紅》樂曲聲中準時開始。
毛澤東以及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大會，林彪講話。就從這以後，領袖、導師、統帥、舵手就成了毛澤東這個名字之前的四個固定副詞。
大會結束後，像每年的五一、十一慶祝一樣，舉行了百萬人參加的盛大群眾遊行。這時，穿著舊軍衣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宋彬彬（網易注：宋任窮之女，文革後又改名為宋Ｘ）把一枚紅衛兵袖章給毛澤東戴在了左胳膊上。宋彬彬幾天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了她給毛主席戴紅袖章的經過。
這純粹是一個偶然。
也正是這一個偶然，使紅衛兵超乎尋常得一下子名聲大振。
宋彬彬那天是在天安門城樓上，突然想到應該讓毛主席也參加我們的紅衛兵。有了那個讓她心砰砰跳的想法後，她找到了主持大會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想獻給毛主席一個紅袖章。在過去的集會上，經常有給毛主席戴紅領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員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帶到毛主席身邊。毛主席問她叫什麽名？
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要武嘛。從此，她改名為宋要武。另一個名叫杭生的革命軍人的後代也獻給毛主席一個黃絲線繡的紅衛兵袖章，上麵別著五枚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接過來，衝他微微一笑。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駱小海是最先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休息室裏看到毛主席的，他和另外兩名同學宋柏林和韓平大聲地對毛主席說：“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慈祥地笑了，說好好。你們是哪裏的？幾名紅衛兵自豪他說：我們是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毛主席大聲地說：我堅決支持你們！跟在後麵的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周春曉高興地說：“毛主席也參加我們紅衛兵了。”
紅衛兵的隊伍直到上午11點才全部走出天安門廣場，仍然沒有倦意的毛澤東又在城樓上分批接見了和他一同參加檢閱的紅衛兵代表，並與他們一一合影。當時，在天安門城摟上的北大紅衛兵提出要讓毛主席講話，周恩來總理對他們說：“你們每人手裏拿的不是毛主席語錄嗎？那上邊都是毛主席的話。”
“八一八”之後第二天，全國各大報以大量篇幅報道了“八一八”的盛況。9月8日，一部題為《毛澤東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紀錄片在全國放映，觀看的群眾在幾億人次以上。宣傳範圍之廣是前所未有的。
毛澤東有一次接見紅衛兵結束之後，觀禮台上的數萬紅衛兵始終沒有走，他們說他們沒有見到毛主席。因為毛澤東始終是在天安門的下麵，就是下來了，觀禮台上也看不清。所以，他們揮舞著紅紅的語錄本，有節奏地喊著“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就是不離開觀禮台。工作人員建議毛主席就在天安門東西兩側來回走一趟，以此來滿足觀禮台上的紅衛兵要求。但是，毛澤東揮舞著軍帽從城樓的東側走向西側，又從西側走向東側，老人家已經在天安門城樓上來回走了整整六個多小時，此時已經回去休息，總不能再讓老人家重返回天安門吧？再說，在觀禮台上的紅衛兵還很多，要分好多批才能全部見完，再有兩三個小時恐怕也打不住。
鄧小平的幾個“如果”幾乎全部變成了現實，這就是最有力的證明鄧小平的不管黑白摸石頭爭先富的流毒不該批判清算肅除嗎? "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何止百萬? 如今千萬、億萬資本家都有了。
"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如果風氣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鄧小平根本不讀馬列的書, 不懂馬克思主義提出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隻強調政治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卻事實上放任經濟上的私有化，放任新的資產階級的形成。試問，在資產階級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在私有製經濟占半壁江山並繼續擴張的條件下，政治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能有多大的效果？
鄧小平曆來拒絕批評，拒絕不同意見。這就是他發明的“不爭論”。這和集思廣益、實行民主是對立的。
鄧小平在1980年代中央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 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經平反的同誌們要努力工作，還沒有平反的同誌再等待一下，耀邦同誌正在做這件工作。
同誌們再耐心等待一下，再過幾年，情況就更好了。象過去那樣，大家無法正常工作，《事事看群眾臉色的時代過去了》。《造反派們要鎮壓，有一個，抓一個》。留著搗亂。
今天我講兩個問題：文革和改革。
《毛主席搞的文革從理論到實踐都是錯的》。大家都是過來人，親身體會了。我和少奇，66年被打倒。雖然還有車，有秘書，有廚房，但是沒有工作了。
群眾開批判會，做檢討。我是50歲的人了，革命了一輩子。我革命的時候，王洪文還沒出生呢。
更重要的是，無法保護好我們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兒子在北大摔斷了腿。他毛澤東的兒子雖然死在朝鮮戰場，我的兒子也是文革中光榮負傷。
劍英同誌跟我說，再不把四人幫抓起來，我們無法過好晚年了。
對啊。《我們要徹底否定文革》，沒有人會不同意的。
《毛主席發動文革是從反修防修角度出發的，用意是好的》，但多餘。
少奇同誌和《我什麽時候說要搞資本主義了？》“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也好，獎金鼓勵也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搞的，永遠不會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道路。隻會讓中國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說沒有用，實踐會檢驗的。
少奇曾跟我說：“《如果我的路線真的把中國帶上資本主義道路，群眾鬥垮了我，我都認了》。”
《事事看群眾臉色的時代過去了》。
《造反派們要鎮壓，有一個，抓一個》。
《毛主席搞的文革從理論到實踐都是錯的》。
《毛主席發動文革是從反修防修角度出發的，用意是好的》，但多餘。少奇同誌和《我什麽時候說要搞資本主義了？》。
《我們要徹底否定文革》。
《如果我的路線真的把中國帶上資本主義道路，群眾鬥垮了我，我都認了》。
鄧小平"垂廉聽政"下用的兩任總書記都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基本路線，使資產階級自由化越來越嚴重，並很快複辟了私有化的資本主義道路。難道不是鄧小平的旨意?
還有鄧小平鼓吹的“造不如租，租不如買”的政策，讓今天中國很多的高端技術比起文革前還不如，在世界上大大地落後了。
還有讓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幹部越來越脫離了群眾，脫離了勞動, 貧官汙吏遍地都是。
而造成現在的老百姓上訪的越來越多。
社會上一切醜陋的封建迷信的文化泛濫, 不都是鄧小平的曆史虛無主義禍根長期影響下產生的嗎?
如現代各字典文件中都寫上"毛澤東犯錯"的字條一樣給中國和世界的後人留下了巨大的後遺症，也給現在的年輕人留下了巨大的難題。
世界領袖中注明犯錯的隻有毛澤東是不是曆史虛無主義?
毛澤東說過他的被"撤職開除"無數次, 因犯錯打過敗仗。
但"文革"決不是犯錯。
是鄧小平在玩弄曆史虛無主義的禍根。
作者：《老三屆》一員
被譽為“全人類的驕傲”的俄羅斯大文豪托爾斯泰就非常喜歡幹農活。他是個大莊園主，可他很會幹農活，在偌大的一個莊園裏，每一項農活他都拿得起，放得下。他曾經說，我要不會幹活，怎麽管理近百名農奴，並為他們指派活計？
他一生熱愛勞動。有一次，他路過碼頭，被一位貴夫人當作搬運工叫過去扛箱子。他為貴夫人搬完箱子，得到5戈比的工錢。當碼頭上有人認出了他，圍過來向他問好，那貴夫人見狀無地自容，想要回那讓她蒙羞的5戈比。托爾斯泰拒絕了，說：這是我勞動所得，我很看重這個錢，不在乎多少。
他一生熱愛勞動，至死都信奉：體力勞動是高貴而有益的，輕視體力勞動，隻能說明精神貧弱和思想空虛。強有力的勞動培養強有力的精神，偉大的精神導致偉大的勞動。勞動，隻有勞動，才包含著真正的幸福。這也是我對勞動的理解。
文革後上山下鄉在人民公社裏，下農田犁地才是我當農民上的第一課啊！我開始領悟到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深刻含義。除了犁地，還在農閑時要興修水利。要組織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員們建設水利工程，不但要抓質量還要抓進度，我對工程質量也從來沒有放鬆過。
經過將近一個月的苦幹、實幹，我們終於趕在春節的前一個星期完成了任務。事實上，在熱火朝天的水利戰鬥中，我們堆頭民兵排被公認為一支特別能戰鬥的隊伍，因為經多次評比，那麵“流動紅旗”一直在本民兵排的工地上“流而不動”。
春節過後，我當上了生產隊的政治隊長，同時向大隊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政治隊長的主要任務是組織社員開展政治活動：每天組織社員做“三件事”（站在毛主席像前敬禮，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念《毛主席語錄》）。
為了給青年人開辟一塊活動陣地，實踐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學工、學農、學軍、學政治、學文化。
文昌是著名的文化之鄉，當時海南流傳著一種的說法：沒有文昌人不成機關，沒有文昌人不成學校，沒有文昌人不成劇團。
1969年7月1日，我的入黨申請獲得批準，大隊黨支部在大隊辦公室為我舉行了莊嚴的入黨宣誓儀式。在鮮紅的黨旗下，我舉起右手莊嚴宣誓：決心一輩子跟著共產黨幹革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想，我是黨的人了，應該為黨多做些事情。
政治學徒 練達本領 順其自然，踏上新征途，步入新行列，這是我的新一幕。
1970年10月，在我當了兩年農民，與村民打得正火熱時，經群眾推薦，被縣委選拔為“政治學徒”，抽調去參加文昌縣鬥批改工作隊，還當上工作隊黨支部書記。
政治學徒是當時縣委、縣革委會選拔和培養幹部的一種途徑和做法。政治學徒先通過生產隊、生產大隊推薦，然後縣委組織部門摸底、考察，擬定名單，最後由縣委常委討論決定。能當上政治學徒的都是政治可靠，思想進步，作風正派，而且在實際工作中作出一定成績的有培養前途的青年農民。當了政治學徒就成了縣委的後備幹部，每月發28元的工資，脫離了生產隊、生產大隊，由縣委安排使用，算是準幹部。
參加縣鬥批改工作隊，猶如進入一所大學校。工作隊裏有兩種人：一種是我們這些從每個公社選送一位的“政治學徒”，一種是從縣“五·七”幹校抽調回來的國家幹部。顯然那些國家幹部是“師傅”，我們是“學徒”。
當幹部光會幹還不行，還得會說。我專門請教縣鬥批改辦公室主任鄒行蕃。他是河南人，又是部隊教導員，聽說他文化程度並不是很高，但很能說會道。我問他：“鄒教導員，你這麽能說會道，是怎麽學來的？有什麽決竅嗎？”他說：“小楊啊，其實很簡單，比如在你布置工作時，隻要把三個問題講清楚就行了： 做什麽？為什麽做？怎麽做？
離開這三條，你東一句西一句，既無條理又無中心，結果變成廢話一大堆，讓人聽得不明不白，你白說，人家也白聽，回去還不好貫徹落實，既搞壞會風，又浪費時間，更收不到效果。”鄒教導員的一番話讓我受益匪淺，並且一直在指導著我後來的幾十年，所以，在我工作過的地方，人們都會說：我講話有條理，沒廢話，大家喜歡聽，聽完後易明白，好貫徹。這都應該感謝鄒教導員的幫助和教導。
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領導藝術，我是在縣水利兵團開始學的。1971年夏季，文昌縣組織萬人水利建設兵團，第一次動員大會前，兵團領導在“如何開好動員大會，怎麽組織比學趕熱潮”的主題中所做的文章對我啟發很大。
兵團副政委符永俊（時任文昌縣武裝部副政委）在會上說：我們要動員的對象是年輕人，年輕人的特點是幹勁大、熱情高、不服輸，所以我建議設一麵“工地流動紅旗”，“紅旗”的號召力是無窮的。
其次，開工以後不斷地樹立包括工地上幹的，後勤方麵管的，宣傳方麵鼓動的，各個方麵的榜樣，讓大家學，叫大家趕，“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再次，共青團方麵，要不斷地發動青年向團組織靠攏，積極地發展新團員，讓大夥在爭取政治進步的道路上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符副政委越說越來勁，我一邊聽著一邊感動。我想，學生時期我也參加過文化大革命運動，那也是群眾運動，但是，那個群眾運動與這個群眾運動大不一樣：地點不一樣，內容不一樣，目標不一樣，形式不一樣。在這些“不一樣”中，我學到很多“不一樣”，這些“不一樣”對我後來的工作產生了很“不一樣”的作用，所以，在我後來的工作中也有不少“不一樣”的開拓，“不一樣”的創新，“不一樣”的成果。
2年的“政治學徒”生涯，使我不斷地走向成熟，慢慢地由政治學徒轉為國家幹部，逐步地走向領導崗位。領導說：“你的責任心強，工作幹勁大，點子也多，在全縣青年中有威信，相信你會把工作搞好。但是，有一條要注意，那就是當上領導後，你走起路來也要像個領導的樣子。”我一下子哭笑不得，我說：“這一點恐怕我很難做到啊，慢慢學吧！”其實我心裏想，要我裝那個“官腔”，擺那個“官樣”，走那個“官路”，我真的是怎麽也裝不出來，當然，這不等於不嚴肅。我最佩服的是毛主席提倡的八個大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走馬湖山 大展宏圖 廣闊天地，不斷探索，盡力施展，這是我的又一幕……。
中國是農耕社會，農民是國家的主體。人民公社是以農民為主組成的一個小社會，是相對獨立的一方小天地，黨委書記就是這個小天地小社會的當家人。
從黨、政、軍、民，到工、農、商、學、兵。又從錢、糧、財、稅，到吃、喝、拉、撒，都在掌管之中，公社黨委書記是中國最小一級的“封疆大吏”。雖然從傳統上說，公社書記還算不上“七品芝麻官”，不算什麽“官”，但在一個公社，卻是大權在握，說話算數。當你真正當上了“封疆大吏”，處於謀政位置的時候，你就會親身體驗到謀政的壓力和苦惱，當然，你也能從中得到鍛煉和成長，你還可以分享到歡樂和成就感。
文昌女子，相貌柔美，卻內藏傲氣；賢勞淑德，卻百折不屈。文昌出了三位“第一夫人”。
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是公認的中華民國的“國母”，當然的第一夫人。宋慶齡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
宋美齡是蔣介石的夫人，自然也是第一夫人。宋美齡生在19世紀，走過20世紀，逝於21世紀，以106歲的人生曆程閱盡近代曆史的是是非非，見證了世紀的遞嬗與朝代的千古興亡，是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
謝飛，湖山公社茶園村人，就是我將要任職的湖山公社人，14歲入團，15歲入黨，是30名走完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女紅軍之一員，是參加二萬五千裏長征的6位海南人中唯一的女性。謝飛曾經是劉少奇的夫人，劉少奇曾擔任過國家主席。從這個意義上講，謝飛屬第一夫人。
一個縣出了三位第一夫人，這不能不算奇跡。文昌女子，善良純樸，婦德禮儀，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文昌女人，目光長遠，胸懷寬廣。她們覺得男人的天地應在外麵而不在家裏，她們鼓勵男人到江湖上去闖蕩；當男人們背井離鄉外出謀生創業、求取功名，她們義無返顧地挑起掌家責任的重擔，操持著一個個家庭，守望著一片片家園。文昌女子，讓男人們肅然起敬。文昌是“國母之鄉”。
文昌男人是熱血兒郎，躊躇滿誌，四海為家，建功立業，報效國家。
張雲逸，一個響亮的名字，文昌土苑人，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終生，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大開國大將之一。
陳策，文昌會文人，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民主革命。曾任國民政府（廣州）海軍總司令，廣州市長，追贈海軍上將。
林文英，文昌清瀾人，鼎力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是華僑的一麵旗幟。後來不幸落入敵人魔掌，臨刑前大義凜然，高聲朗誦：溘然長逝去悠悠，竟把頭顱換自由；我不負人人負我，願將鐵血洗神州。
近半個世紀以來在紛紜複雜的曆史風雲中，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文昌的熱血青年紛紛躋身軍旅，赴湯蹈火，馳騁疆場，建功立業。因戰功卓越而晉升將軍者就有196人之多。文昌是“將軍之鄉”、“華僑之鄉”、“文化之鄉”、“教育之鄉”， “排球之鄉”。
一個西瓜打一場翻身仗。湖山公社的特點是“三多三少”：荒坡多，熟地少。旱地多，水田少。瘦地多，肥地少。開荒容易種瓜難。
一座橋梁受益一方百姓。一會兒，整個工地便人山人海，大家挑著土你追我趕，幹得熱火朝天，這開頭的第一幕告訴我：群眾就是力量，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從6點鍾開始，工地廣播站就播放著振奮人心的革命歌曲，接著，公社婦女幹事林一春從工地廣播站發出標準的文昌話：“英雄的水利戰士，你們辛苦了！公社黨委歡迎你們，東山滾水壩歡迎你們！湖山的大幹快上靠著你們，湖山必上，人民必勝！”工地正中兩側橫豎著兩條大標語：“二個六點半，中午不休息，晚上加一班”、“革命加拚命，苦幹加巧幹，堅決打勝攻堅戰”。醒目的大標語、振奮人心的廣播聲，一排排你追我趕的挑土隊伍，在烈日之下，勾畫出一幅“湖山學大寨”的動人圖畫。它告訴我們：大寨人在艱苦奮鬥，湖山人在改天換地。
天要改，地要換，靠的就是一個“幹”字。
一所“學校”培育一代新人。 不拘一格用人才。 在“戲台”上教 “唱戲”。 在“唱戲”中講“台風”。
在比較中樹學風。小題大做抓作風。同床共枕“耳邊風”。為民著想擋歪風。
借這個機會，我一邊在不斷地發現湖山人才，一邊在不斷地引導著他們，引導他們讀書、學習、工作、創業，引導他們立誌做人，引導他們跟上時代步伐。
國母教誨 銘記心中 人們都說文昌是國母之鄉，一個縣出三個國母：宋慶齡、宋美齡和謝飛。
“我的家鄉還是個窮地方，你的擔子可重啊！”
謝大姐當即轉過臉向著我說：“楊書記啊，我這個家鄉還是個窮地方，你的擔子可重啊！我們出生入死幹革命，不就是為了讓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嗎？可解放都那麽多年了，鄉親們生活還比較困難，我的心不安啊！”
這是多麽語重深長的一句話，她鞭策著我，激勵著我。我深知自己身上的重擔，我隻有帶領鄉親們改變湖山的貧窮麵貌，才對得起湖山的老百姓，才對得起我們的革命先輩。
接著，謝大姐說：“搞農業，水利是命脈，我記得我小的時候，家鄉的水利情況很不好，現在怎麽樣啦？”
“決不能讓‘黃賭毒’卷土重來”
“創辦‘外來工之家’是一件大好事！”
如今的走資派特色政府的中國社會己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著滑向政治大動蕩、經濟大衰退、精神大崩潰邊緣的危險。所謂滑向政治大動蕩邊緣的危險表現在多個方麵，走資派右派們既把肯定社會主義新中國前30年取得了成就統統稱作“極左”，從而將毛主席社會主義革命路線打成“極左”路線，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不能以當時的毛主席語錄為標準，檢驗當前的實踐”。
明眼人不難看出，毛澤東思想都是由一條條語錄構成的，不講別人的語錄，隻講不能把毛主席的語錄作為檢驗當前工作的標準，說穿了這就是雖然在總體上強調繼續堅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實質上全麵徹底的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對當前的指導作用。
顯然，這實際上是赤裸裸的砍旗行為，或者說是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行為。再加上山東郯城、湖南望城拆除毛主席塑像行為等等，無疑都說明四十年來一直存在一股反毛澤東惡潮。
這表明走資派官僚民族資本集團不僅激化了同官僚買辦集團的矛盾，也激化了同人民群眾的矛盾。四十年來教育係統由走資派和右派篡改的毒教材接連出現，一些教員在課堂上胡說八道等等，說明教育領域是重災區，鬥爭很激烈。
另外，一些資本家企業搞“996”，使打工人受到嚴重剝削和壓迫，矛盾越來越尖銳。年輕記者以親身接觸到的三個打工人受到老板欺壓的活生生事實，說明了階級矛盾也在激化。
同時，中國和美西方及周邊某些國家及地區，在南海、台海、東海、中印邊界、朝鮮半島發生軍事衝突，包括擦槍走火引起戰爭的危險性，都在不斷增加。
這表明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也越來越惡化。這就告誡中國人，中國在政治上正越來越快的滑向大動蕩的邊緣。
關於滑向經濟大衰退邊緣的危險。“1至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降4.4%”（《新浪新聞中心》2023年12月27日）。“
貿易，中國內地下降25.5%《昆侖策網》2023年12月26日）。
“70個大城市中，11月，新房房價下降的有59個，而年初隻有13個，二手房房價下降的更厲害，達69個，房價跌幅也越來越大”（2023年12月24日）。“
最近，國家發改委和北京師範大學的調研報告顯示，現在，中國仍舊有6億人月可支配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2023年12月29日）“
縱觀全年，A股主要股指大多數收跌，其中滬指全年下跌3.7%，收在三千點下方。創業股指全年下跌14.4%”（《新浪新聞中心》2023年12月29日）。
這裏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官方媒體在報導經濟數據時，往往隻講同比即和去年同期比，而不講環比即和前幾個月比。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報喜不報憂。以上幾點，就從不同方麵證明經濟下滑的幅度相當不小，發展下去，勢必導致中國的經濟滑向大衰退的邊緣。
關於滑向精神大崩潰邊緣的危險。有人指出：“中國非毛澤東化的事例，在文化、文藝、戲劇、教育、新聞、理論、曆史、外交等上層建築領域以及經濟基礎等諸多領域都有表現。可以說，這樣的問題一抓一大把，不勝枚舉。不能不承認，幾十年來非毛澤東化的逆流已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一定的氣候，就像今年的寒冬一樣，可謂是‘高天滾滾寒流急’。”說的完全對。
人所共知，人民群眾經常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裏，就有這樣一句歌詞：“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這表明他們是把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或者說作為軍魂、黨魂、國魂、民魂的。
走資派和右派們采取低級紅、高級黑的手段，在推出的《新東方紅》歌曲中，把毛主席隻說成是開國的“大救星”，這就是在否定毛主席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紅太陽地位，否定毛澤東思想在人民群眾心目中“不落的太陽”地位時，實際上抽掉了我軍、我黨、我國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支柱，或者說給我軍、我黨、我國和廣大人民群眾換魂。這樣，必然會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造成精神崩潰的局麵，如果不能立即和有效地製止，它的範圍必然迅速擴大，後果將不堪設想。
在對紀念毛主席活動的阻止上，2023很可能是最嚴重的一年。正如有人說，國內外、黨內外、各層各界、反共反華的敵對勢力都在或明或暗地出沒，偷偷摸摸地進行窺視、監測、幹擾、破壞等見不得陽光的可恥陰謀。
進入紅色的十二月，寒流襲來，氣溫驟降，一時間反動勢力更加猖獗，逆動頻出，企圖在熱愛毛主席的人民群眾心頭造成類似解放前國統區對待共產黨人的白色恐怖氣氛，僅僅在首都北京，就有數場重要的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的活動遭到無理幹涉，被強製阻撓破壞掉了。
與此同時，一些地方報名參加去韶山緬懷偉人的群眾竟然遭受惡意威脅，被無理要求退票，不得屆時前往。這樣史無前例的空前殘酷的大倒退，鮮明地告訴全國人民，反動派在哪裏？他們撕去了偽裝，露出了猙獰麵目，“打著紅旗反紅旗”是他們欺騙黨和人民的慣用策略，他們最害怕人民擁護毛主席，特別害怕人民掌握毛澤東思想。
正像彈簧受到的壓力越大，反彈的力度越強一樣，2023年的紀念活動總體上看反而有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當然。座談會之類的紀念活動，由於受到的打壓太厲害，場次數可能有所下降。據紅歌會網匯總的數字，各地的情況是：北京34，湖南31，河北24，黑龍江16，湖北15，江西14，四川14，山東13，河南13，甘肅10，江蘇10，廣西10，廣東10，上海9，安徽7，遼寧7，陝西7，福建7，內蒙古5，海南5，新疆5，天津4，山西4，雲南4，吉林4，重慶2，寧夏2，浙江2，香港1。
但是，據說網絡微信群、朋友圈、微博、公眾號、小視頻上和通過贈送毛主席像章及其他紀念物品、朋友聚餐、家庭會議、吃長壽麵等方式搞紀念活動的，則大量增加。可見，在總體上，2023年的規模，無疑會大大超過以前。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勞爾網友所反映的韶山紀念活動盛況。他說，這一天，韶山仿佛成了中國乃至世界的中心，雖然地球上還在發生著各種各樣的重大事件，有喜有悲，悲比喜多，但似乎很難再找到一個地方像韶山這樣能匯聚人心，很難再找到位已逝之人能在如此廣大的人群心中產生巨大的能量。這真是感天動地的情景。
現在這輪毛澤東熱並沒有官方的助力，而是人民在曆史和現實的糾纏、呼應和對比中，自然而然生發出來的。這一方麵要歸功於毛澤東思想穿越時代的現實力量，還要歸功於繼承和傳播毛澤東思想的良心學者和啟蒙者們，另一方麵也要“歸功於”現實的教育。如果沒有現實的鞭打，中國人可能很難理解毛主席當年的憂心和所作所為。
在韶山，毛遠新不僅和廣大群眾一道紀念毛主席，而且同紅友們談了話。他說：“從反右啊，一直到後邊一係列社教運動啊，等等他（指毛主席）就要碰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了，教育革命，文化革命，文藝革命反正這一係列的問題都提出來了，這就屬於社會主義革命的進一步的任務，他說這個才剛剛開始，文化大革命這才是萬裏長征邁出的第一步啊，他說如果不在這個問題上，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話，你經濟基礎取得的所有製改造的成績完全可能會倒回去，這是他原來講的。他給我講為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我當時不理解。所以他說社會主義革命從合作化，城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所有製的這一部分，等於這一段，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階段的任務完成了。第二階段的任務，開始要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文化教育、什麽什麽等各個領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在韶山，由三峽人家網友代讀的古正華老《在全國十省市慶祝毛主席誕辰130周年大會上的書麵發言》指出：“今年紀念毛主席有一個聚焦點————反擊詆毀毛澤東的惡浪。這股惡浪主要來自社會上層，來自黨內，來自西方。左翼力量則奮起反擊。”
在韶山，一個短視頻所反映的情況:“在韶山毛主席銅像廣場，有一位年輕的小夥子有節奏地揮舞著拳頭振臂高呼，不要資本主義，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要人民的公有製，不要大官僚的私有製；要真正的公有製，不要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私有製”、這個短視頻瞬間在各個微信群裏、朋友圈裏炸開了鍋，隨即變成網絡上的一道霞光，到處閃耀。”
在當今特色社會中看得見的惡霸地主“黃世仁”固然可怕，但化了妝的“黃世仁”惡霸更險惡，尤其令人擔心的正是生長惡霸地主“黃世仁”的那塊土壤。碰一下那些隻會發橫財而不懂國家法律的法盲先富起來的惡霸權貴資本家老總官繚，也略有體會：不清不白的環境產生不倫不類的怪物，說不正常也正常。
在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下，四十多年來殺出一條血路來改革開放，不管黑道還是白道《先富起來》就是王道的《自私自利》灌教下的幾代人，也即《老三屆》之後的中國幾代人，在如今社會中自私自利己名正言順，在各級學校中尤其是大學中特別是名牌大學中，四十多年來培養了幾代中國人中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各行各業擔任著走資派官員和各行業的領頭人領路下，致使全體中國人高舉著《自私自利的大旗》，在中國又或是在世界各地橫行霸道。中國富了。中國強了。
人，其實是最讓人琢磨不透的。法國大文豪雨果在《悲慘世界》這部名著裏對於人性的描寫可謂是淋漓盡致：一個人有時會因為生活所迫而走到了危險的懸崖邊上，推他一把，他會直墜下深淵，拉他一把，他就能獲得新生。那對年輕的戀人，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在他們即將絕望的時候，如果有人伸出手來拉他們一把，他們是不會墜下深淵的，他們的靈魂也不會被罪惡嚴重侵蝕而使原本善良的人性喪失殆盡。那麽，全民自私自利，誰來伸出這隻手？
20世紀60年代，在中國的詞典上出現一個新名詞——《老三屆》。
1966、1967、1968年三屆初、高中畢業生，合稱《老三屆》，這一代人見證了中華民族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新中國後的即毛澤東時代的一段特殊的曆史。他們親身參加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參加過《上山下鄉》呼吸過廣闊天地的新鮮空氣。他們在毛澤東時期度過了寶貴的青春歲月。將《老三屆》千錘百煉，終於鑄造成堅實、管用、敢開拓、能創新並富有時代責任感的一代嬌子！
《老三屆》曆經了史無前例的新時代的社會實踐，心中始終充滿著正氣、希望和進取。《老三屆》是特殊的一代，史無前例的一代，也是難得的一代。他們是一直對社會、對民族高度負責的一代人。他們正在追憶中看著社會，在以親曆者看著民族，在觀察中寄予希望，希望《老三屆》的種子在祖國大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希望社會越來越和諧，希望民族越來越興旺。
一位曆史學家說過——50年內無曆史。曆史，應是對過去發生的事件及演繹這些事件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真實記載，離得愈遠，看得愈清。太短的時間，很難讓書寫者摒棄個人的榮辱恩怨，真實地反映曆史。
因此，真正的曆史，是需要時間來鑄造的，時間是曆史的試金石。
《老三屆》在文革中是學生，參加文革必須要使用過的“文革四大武器”，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也。大鳴大放是政策框架，大辯論大字報是運作形態。“文革四大武器”引上“舞台”，這是序幕。早在1965年11月，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開始了《文革》。1966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樣清新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卻一浪高過一浪，而且字裏行間充滿著一股濃濃的火藥味，似乎預示著一場政治的暴風雨即將來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5·16通知）。《通知》決定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出：我國正麵臨著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通知》強調：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
《通知》表明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為“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的通過和貫徹，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發動，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
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於是，個人崇拜在那個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逐漸盛行。
從1963年起，毛主席就認為中國存在一個官僚資產階級，並且已經掌握了各級政府層一大部分權力。到了1964年，他認為搞“四清”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要尋找新的解決辦法。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國內政治形勢作了極為嚴重的估計。他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共中央內部，已經產生了修正主義分子，他們是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不搞掉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就會腐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因此，毛澤東下決心要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掌控的權力奪回來，以保證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
5月25日，在北京大學的一個飯堂的牆上，貼出了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革中究竟幹了些什麽》，署名是以聶元梓為首的7名北大青年教師和學生。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是北大校長、黨委書記。1919年的五四運動，就是從這裏點燃了第一把火炬。北大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5月28日 ，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
6月1日，毛主席在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上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當晚八時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
6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北京大學七同誌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通欄標題，刊登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同時發表了陳伯達參與炮製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個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在《人民日報》的煽動下，全國的運動哄然而起，短短幾天時間裏，全國各地的報刊連連刊登工、農、兵、學、商各界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文章。北大頓時成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6月1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學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北京四中的呼應倡議書。
6月13日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徹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廢除了高考製度。大學是上不成了。文化革命將成為一場持久戰。
現在，機會來了，可以革命了。在學校的操場上，經常聚攏著一群一群的人，被圍在當中的激情萬分地在演講，圍觀的人群熱情高漲，高聲附和；或者聚合成一支遊行的隊伍，邊喊口號，邊遊行，演出一幕幕“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的精彩畫麵。
出身革命幹部和軍隊幹部家庭的同學，經常後悔自己出生太晚，沒趕上父輩那樣的年代，沒能在萬裏長征中浴血奮戰，沒能在抗日的戰場上英勇殺敵，沒能在三大戰役中建功立業，沒能在抗美援朝中保家衛國。現在，終於等來了挽救人類命運的大革命。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在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包圍之中，在蘇聯背叛了社會主義原則之後，中國高舉起世界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挽救人類命運的大革命了。克裏姆林宮的紅星已不再閃耀，“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國燃起。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織著，巨大的興奮與喜悅的浪潮在心中澎湃。
北京那幅著名的“血統論”的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傳到了全國各地。由於多年來，社會上、學校裏一直在宣講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人們的頭腦裏形成了階級鬥爭的理念，認為：階級鬥爭永遠沒有結束，老一輩革命家和幹部子弟的父母們用生命和鮮血打下的江山隨時有變色的可能。一旦紅色政權變色，千萬人頭將會落地，無數工人和貧下中農又將回到舊社會的水深火熱之中。
現在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正在猖狂活動，配合黨內的野心家準備卷土重來。這種理念在學校裏的集中表現就是革命幹部和工人、貧下中農子弟與地、富、反、壞、右分子子女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必須劃定階級界線。在這場鬥爭中依靠的對象必須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稱“紅五類”），鬥爭的對象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他們的社會基礎，地、富、反、壞、右（稱為“黑五類”）。在學校裏，“紅五類”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黑五類”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對象。
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和首都高等學校的“革命師生”代表47人列席了會議。
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它提出：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的理論。指出：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稱讚“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規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來。走上社會 破舊立新 戴上“袖章”，走上社會，大破“四舊”，大造輿論，這是第一幕
1966年5月29日晚，十幾個清華附中的學生在北京西郊圓明園的廢址上聚會。他們決定要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確定小組名稱時，有人提議叫“紅衛兵”，得到大多數人的讚同。“紅衛兵”三個字，最早出現在蘇俄的十月革命。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中，武裝的工人和士兵奪取了沙皇的政權，革命導師列寧稱讚他們是革命的堡壘、勝利的衛士，紅色的衛兵。紅衛兵寓意為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於是就這樣誕生了。
6月2日，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出現在清華附中。紅衛兵名稱的出現，恍若天空中的一顆新星，迅速地吸引了越來越多驚奇的目光。北京各中學學生紛紛湧到清華附中看大字報，並紛紛以某某學校紅衛兵的身份來表示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
7月27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接著，又貼出《再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明確地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就是敢造反，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貴的品質，無產階級黨性的基本原則，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他們利用一次江青到清華附中視察的機會，將所寫的這兩份大字報交給了江青，並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後來毛主席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說：“你們的文章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信中還說：“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
毛主席給紅衛兵的信雖然沒有公開發表，但很快就傳遍北京，傳遍全國，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震動。此後，紅衛兵作為一種政治力量，進入了中國的政治舞台。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起來。
鄧小平等走資派們在各種公開場合開口閉口說"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 對文革一會兒說"出發點是好的, 一會兒又全盤否定。篡改醜化文革是"一場浩竊"、"一場動亂"、"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肆意詆毀與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行采取放縱的態度。
因此，在一段時間內，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甚囂塵上。後來因"賣狗肉掛羊頭"要露出真相時, 鄧小平又玩弄起慣用的兩麵派手法, 一方麵發表了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麵又狂犬"不改革就下台換人"、改革的步子要快要大"。等老百姓醒悟時為時巳晚，到時資本家階級形成要變也難。這就是鄧小平玩弄的曆史虛無主義, 這個禍根不除以至到今天就更難除。後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惡性發展，是以此為起點的。以至到了都是些"共產黨"體製內的人在共公平台公開揚合明眉張膽醜化抹黑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英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工人、農民。
這裏不講別的就說文革的人口流動，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共八次，百萬紅衛兵。經濟上：百萬紅衛兵的交通，住宿，吃飯全免費。組織上：紅衛兵由各學校選出代表去參加上天安門受毛主席接見，學校領導老師沒有參與決定誰去做學生代表。全國各地百萬紅衛兵進北京，沒有大批警察，沒有保安，沒有特警，沒有城管。隻有少數解放軍戰士代表也是去參加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紅衛兵們都自覺遵守各項紀律。天安門廣場上沒有亂扔任何垃圾雜活。這種情境就如同如今的毛澤東故鄉韶山的毛澤東廣場上參加的人民，自覺遵守各項紀律。這就是信仰毛澤東思想的人民，不管是當年的紅衛兵，還是今天的工農兵都有高尚的人品。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上綠軍裝，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北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將紅衛兵的袖章戴到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默認了自己是紅衛兵的總司令。林彪臂戴著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袖章發表講話。他說：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要掃除一切害人蟲，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周恩來也發表了講話，在講話中對各地紅衛兵來到北京表示熱烈歡迎，肯定了全國“大串聯”的行動，號召全國各地的大中學生可以分期分批到北京來。
全國各大報紙都以大量篇幅報道了“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革命”的盛大活動。北京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除“四舊”，掀起了浩浩蕩蕩的破“四舊”高潮。破“四舊”過程中，打人抄家之風迅速風行起來。江青在一次會議上公然鼓動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這給紅衛兵運動加了一把火。
不久，大型彩色紀錄片《毛主席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在全國放映，紅衛兵運動愈演愈烈。
8月22日，中央轉發了公安部《嚴禁出動警察鎮壓學生運動》的報告，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受鼓動的紅衛兵膽子更大了，到處揪鬥走燙派。
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消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
8月23日以後，全國各大城市紅衛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紛紛走上街頭，大破“四舊”。紅衛兵破“四舊”運動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北至哈爾濱，南到廣州，東起上海，西至烏魯木齊，幾乎所有省會城市和相當多數的中等城市都開始了破“四舊”運動。
現在人們眼光不同了，你有機會拿而不拿，人家不但不會對你肅然起敬，反而會笑你‘不中用’。”對於這樣的“指摘”，我感慨萬千，也隻好以玩笑的口氣回答：“如果再讓我選擇一次的話，我也會守身如玉，坐懷不亂，金銀財寶總不能比人格和尊嚴還貴重吧！”
人們從一些文藝作品中經常看到的是：一群身著黃軍裝，戴著紅袖章的“土匪”式的紅衛兵揮舞著拳頭，雨點般地砸向受難者。這樣看待紅衛兵是很不公正的。那些作者，如果他們沒有經曆過文革，尚可諒解；如果參加了文革，就是不講作家的良心。
一位當年的紅衛兵說得好：我們的青春付過血的代價，正因為如此，它才無比絢麗多彩，充滿生命的啟示。今天的青年可以體會激烈競爭中的興奮，可以體會愛情的融融溫暖，卻難以體會那種廣闊深遠的意境以及內心難以遏製的衝動和豪邁
毛主席先後8次接見紅衛兵。我們僑中的第一批紅衛兵代表參加了1966年的國慶觀禮，那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見紅衛兵。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以後，僑中很多紅衛兵就坐不住了，大家都恨不得馬上就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見、檢閱。我派人到海口市文革辦公室請示，被批準後就著手安排上北京的事。
1966年9月18日，我帶領僑中115名紅衛兵代表，從海口秀英碼頭乘船出發，開始了北京之行。
1966年國慶節那天，北京晴空萬裏，天高雲淡，令人心曠神怡。我按照工作人員的安排，懷著萬分激動的心情登上觀禮台西一台，我按觀禮票的次序找到了位置。這時我發現，在我身旁的是位慈祥的母親。她就是張思德的母親。張思德是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裏所說的那位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的模範。我身旁還有一位穿著海軍軍裝，胸前佩戴著一排排勳章的人物，原來他就是“八·六”海戰中的傳奇式的英雄麥賢得。麥賢得是解放後湧現出來的全國戰鬥英雄。在慶典開始之前，我不停地與英雄、英雄的母親親切交談，向他們問候，向他們表示敬意。
1966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主席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矛頭直指文革初期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指責他們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製革命，鎮壓群眾。於是，全國立即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僑中的校園很大，有500多畝。為了讓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學校邊緣的空地上辦起了學校小農場，有一口魚塘，小茅屋是看管農場的工友住的。文革開始後，農場也荒廢了。這裏遠離教學區和宿舍區，很少會有人到這裏來，所以相當清淨，確實是避難的好地方。住在這裏，我想起了當年列寧在革命低潮時，曾經在芬蘭鄉間的小木屋居住，過了一段清淨安定的日子，我現在的情形，也有一點那種味道。在那段日子裏，我靜下心來反複學習《十六條》，學習毛主席著作，還看了很多文革的資料、傳單。我反反複複地思考著自“文革”開始以來所經曆過的事情。
偉大的先賢孟子曾說過一段至理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現在的困境不正是對我的一次很好的考驗和磨練嗎？想到這些，我的心慢慢地平靜下來。
各個學校的“校文革”陸續被砸以後，同學們紛紛走出學校，走上社會，組織起各種各樣的造反組織。那時，海口的“總部”、“司令部”、“兵團”、“戰鬥隊”等等多到滿大街都是，“團長”、“總長”、“司令”等隨處可見，比經濟大潮時的“公司”、“集團”、“會社”，“總裁”、“董事”、“老板”還要多得多。
不同的是辦公司、建集團要登記、注冊，要上級主管部門批準，而紅衛兵的組織不需要誰來批準，隻要想幹就獨樹旗幟，自立門派。整個海口山頭林立，遍地“總部”。那時候，當頭頭並不是什麽很難的事，你隻要有一定的號召力、凝聚力，敢出麵、敢帶頭，能夠聚攏起一幫人，拉起一支隊伍，樹一麵革命的旗幟，叫一個響亮的名字，發一份火爆的宣言，占一處棲身的住所，再置辦一些寫大字報、印傳單、刷標語的必要家當就成了。各個“總部”各行其是，同學們各隨其主。
中國經曆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社會動蕩時期總會有人振臂高呼，揭竿而起，樹旗幟，立山頭，當一回王者，在江湖中闖蕩一番。封建宗法觀念體現在紅衛兵裏是對頭頭的絕對服從，這是愚盲、迷信的擴展，是對強權的不自覺的依附。當時勢力較大、較出名的組織有：“紅總”（海南教師進修學校謝××當頭）、“紅海司”（僑中何××當頭）、“海口三司”（僑中李××當頭）、“小聯司”（一中王××當頭）、“516兵團”（僑中陳××當頭）、“紅東三司”（海中辜××當頭）、“海大總”（海口勞大林××當頭）。後來，工人、幹部隊伍中也相繼產生不少群眾組織。
鐵杆保皇 人性至上 圍繞當權派，或鬥或保，磨擦出火花，這是第四幕《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什麽是當權派？顧名思義，帶“長”字的是當權派，各單位的領導是當權派。
1966年11月，上海造反派衝擊上海市委大樓，造上海市委的反。該矛頭直指陳丕顯（中共華東局書記）、曹荻秋（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長）、魏文伯（上海市委書記）。這時，全國各省、市造反派都起來造本地區、本部門領導的反，將他們一律稱為走資派。有些省市的造反派在大街上刷出了“烈火猛燒省市委，萬炮齊轟走資派”的大標語。一些造反派還在本地區黨政機關的辦公大樓門前貼上對聯標語：“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橫批是：“一幫混蛋”。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奪了市委、市政府的權，《人民日報》大肆宣揚，稱之為“一月風暴”。風暴很快刮遍全國，也刮到了海南海口。
1月23日，海口市一些造反派組織衝進海口市委、市政府辦公大樓宣布奪權。被奪了權的當權派麵臨的是造反派的隨意批鬥，甚至是隨意打罵，有的還麵臨生命危險。
文攻武鬥 動而不亂 爭權較量，日趨白熾，不擇手段，全國大亂，這是第五幕
1967年初，當造反派奪了各省市、各地區、各部門的黨政大權以後，毛主席作出了英明的決策，派解放軍對地方實行軍事管製，以防地方的黨政大權被一小撮壞人篡奪。海南、海口兩級黨政機關被奪權以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南軍區開始對地方實行了軍管，開展“三支”、“兩軍”工作（支工、支農、支左；軍管、軍訓）。
1967年7、8月間，全國文化革命形勢的發展千變萬化，超出了常理，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武鬥。一時間，烽煙彌漫，殺聲四起，令人眼花繚亂，目瞪口呆。許多地方出現了群眾組織搶奪解放軍槍支的情況。
7月20日，九省通衢的武漢爆發了“7· 20”事件，對立的雙方打得不可開交。
8月4日，上海“工總司”向“聯司”發起了武力進攻。
全國各地都相繼發生了大大小小的武鬥事件。麵對這種嚴峻的局麵，毛主席發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提倡：“要文鬥，不要武鬥”，極力遏止洶湧澎湃的武鬥浪潮。但武鬥的列車長時間難以刹車。
1968年初，盡管權力較量已初見分曉，但全國各省市、各地區，派別之間仍然爭鬥不休。麵對混亂局麵，中央決定：組織全國各省市、各地區群眾組織負責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各自鬥私批修，促成革命大聯合。於是，我再次赴京。
1968年初的一天，周總理派出總理專機，從北京直飛海口，接我們去北京。海口三大派各群眾組織頭頭約40人左右參加那個學習班。參加學習班的還有海南軍區司令、政委，各市、縣人武部部長、政委以及海南駐軍其他領導。
赴京那天，由於派別之間你死我活的對立情緒所致，從總部到海口機場幾公裏的路程，卻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那是因為複雜的原因，導致我們幾經改變從總部到機場的路線。結果，當天晚上才飛到北京，我們被安排住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
當晚，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接見我們。一開始他就狠批一頓：“周總理派專機到海南接你們，還要花整整一天的時間你們才來，簡直比當年‘三顧茅廬’還要難！你們是怎麽搞的？”接著，學習班辦公室通知說江青請我們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當時的北京已經進入寒冬，下雪了，但我的心裏卻一直是熱乎乎的。1966年才到北京，登上觀禮台參加國慶觀禮，時隔一年多，今天又到北京參加學習班，還坐上總理專機，這一切對這個農村出身的窮孩子，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