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描摸石頭教育的惡果成累累

黑白描摸石頭教育的惡果成累累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走資派特色政府內的學者在呼喊：要《取消中考》。《高考》要取消嗎？《文革》中已取消包括《高考》在內的以學生為敵的一切考試。要《縮短中小學學製》。《文革》中已縮短小中大學生的學製。要《大學教育通識化和普及化》。《文革》中己實施。還有《文革》中強調的是《德、智、體》全麵發展。而走資派鄧小平的黑白描摸石頭教育是隻看《高考》分數的。現如今惡果累累成熟掉啦。那些磚家叫獸精蠅拿《高考》來賺錢，收括收割的是那些收入不高的《窮人》家孩子受教育的血汗錢話命錢。而《富人》有錢可以請到家裏一對一的輔導。整個教育隻為《應試》，不說《德、智、體》全麵發展了。就是基礎知識也少。就是走資派特色政府內的血者也看不下去了，在呼籲不能這樣進行下去了。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由於存在教育資源差異化，家長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軍備競賽”之中，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教育內卷的一個後果，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無效投入越來越多，從而推高了撫養孩子的成本，壓抑了育齡家庭的生育意願。

這樣導致小學以及初中教育以應試為主，浪費了人才基礎教育的時間，不利於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學習能力的人才。

更是導致中小學生學習壓力過大，也影響了學生的身心健康。教育部發布的《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學生視力不良問題突出，視力不良檢出率四年級超過 60%，八年級超過 80%；學生睡眠時間總體不足。

由於過去實施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一個家庭的孩子越少，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少子化也會導致教育目的趨同，降低家庭風險承受度，窄化職業選擇範圍，加劇教育內卷。

隻要有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和重點大學的存在，為通過應試而參加培訓就是一種剛需。如果剛需得不到解決，隻是對於供給進行嚴格控製，會讓供求關係出現扭曲。解決教育減負的關鍵，其實是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從根本上化解擇校給全社會帶來的焦慮，進而消除應試培訓的根基。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8的數據顯示，孩子的養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養育成本比例達34%。

根據匯豐銀行教育報告，雖然中國人均收入不到發達國家的1/3，但中國父母對於子女教育的支出已經和發達國家處於同一個水平。中國教育支出相對於人均收入的倍數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養育壓力幾乎是最重的。中國家長給孩子課外補課的比例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中國學生的學習時間也過長。根據PISA 2018的數據，參賽國家學生每周學習時間平均為44小時，而中國大陸學生每周學習時間達到57小時。根據PISA 2015的數據，中國大陸學生每周學習時間超過60小時的學生占比達到40.7%，相比之下，美國這一比例為21.8%，OECD國家這一比例平均為13.3%。

教育內卷給學生和家長造成金錢和時間的負擔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東亞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長，生育率則相對低，而歐美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短，生育率相對高。

教育減負，不僅要減輕學生的負擔，更要減輕家長的負擔。以色列的高生育率，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以色列獨特的中小學教育製度。雖然以色列家長有雙休日，但學生卻隻有單休日。這樣，把孩子的更多時間放在學校，而不是放在家庭，意味著家長有更多的自由時間，減輕了家長照看孩子的負擔，有利於提高生育意願。

中考和高考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導致學生有2年時間用於複習和應付中考和高考。建議取消中考和縮短學製，實行十年免費義務教育。畢竟在擁有互聯網之後，學生不必死記硬背很多知識點，縮短學製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則省下很多原本純粹因為複習迎考而虛耗的時間，就可以把基礎教育階段提速2年，16歲就能上大學，讓絕大多數年輕人在20歲時可以完成大學教育，提早兩年走上工作崗位。

由於存在教育資源差異化，家長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軍備競賽”之中。學生、家長和老師過分追求分數、追求名次，不惜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導致教育資源過度集中，但教育質量卻未能真正提高。伴隨著教育內卷，還出現了“雞娃”“坑校”等熱詞，它們都是由焦慮的家長們發明出來的。

現在的中國教育被一刀切的統考統招製度卡住了，明明考試大綱之外還有很多有用的知識和技能需要學習，但是因為《高考的魔棒》，導致中學裏的教學資源都集中到備戰高考上。學生和家長被迫加入“學曆軍備競賽”，導致中學生多花將近兩年時間複習準備中考和高考，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教育內卷的一個後果，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無效投入越來越多，從而推高了撫養孩子的成本，壓抑了育齡家庭的生育意願。

教育內卷，導致小學以及初中教育以應試為主，浪費了人才基礎教育的時間，不利於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學習能力的人才，意味著中國未來的勞動市場，缺乏能夠迅速進入不同行業並且獨當一麵的勞動人口，這會成為中國的創新經濟和智能社會發展的極大阻礙。

教育內卷導致中小學生學習壓力過大，也影響了學生的身心健康。2018年7月教育部發布的《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學生視力不良問題突出，視力不良檢出率四年級超過 60%，八年級超過 80%；學生睡眠時間總體不足；學生家庭作業時間過長，參加校外學業類輔導班比例較高，學習壓力較大。過高的學習壓力對學生學習興趣、自信心甚至學業表現均有不利影響。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我國青少年的抑鬱檢出率為24.6%，其中輕度抑鬱為17.2%，重度抑鬱為7.4%。

2018年12月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發布的《2018年中小學生減負調查報告》認為，“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表現，歸結為三個方麵：一是課程學習的負擔重；二是校外學習的負擔重；三是學生的心理負擔重。目前，中小學生學業負擔過重的階層和地域分布，正在從大中城市、中小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向中小城市（縣城）、工薪階層蔓延。”

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極大提高了存儲、組織、搜索和分析的效率。以前很多需要背誦的知識，現在隨時隨地可以獲取，還有分析、模擬的工具和軟件可以輔助我們。不需要再學許多死記硬背的知識，高質量的網絡課程和練習可以以極低成本得到普及。但是，現在中小學所教的內容，沒有充分利用到這些更好的技術，效率不升反降。原因是，雖然學習的工具提升了，但是中小學生花了更多的時間刷題應付《中考和高考》。要學習的內容很多，基礎教育卻沒有相應的提速，所有需要多學的東西基本放在了大學以後，延緩了年輕人工作和組織家庭的時機。

雖然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加強教育，但是中國的教育的競爭和內卷可以說幾乎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中國的學生和家長幾乎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而且還不得不花很多時間和金錢補課。中小學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現行的高考和中考製度。其他國家也有統一的考試，但是不同學校和專業會綜合考核學生的其他方麵的表現。而中國主要采用一個總分公式來決定不同大學不同專業的錄取，這個統考統招的體製造成的後果是中學階段尤其是高中階段的學習的幾乎唯一目的就是為高考準備，這種應試教育是對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也限製了學生的全麵發展。

雖然在1999年以後，高校在不斷擴招，越來越多的學生有機會走進大學的校園。但重點大學的招生名額終究有限，重點大學的招生名額與每年高考的總人數相比仍然占比很低，升入重點大學的競爭仍然十分激烈。

近年來，高考的升學競爭已經不斷前移，這種學習壓力已經逐漸推向中學、小學，以致中考和小升初競爭越演越烈。這種形勢下，小學生不得不早做準備，打好學習基礎，為未來高考做準備。過去實施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一個家庭的孩子越少，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

中國的中小學校普遍提倡“競爭”意識和“拚搏”精神。每到臨近中考和高考，很多學校都要搞各種花樣的誓師大會，慷慨激昂的演講和宣誓活動，大有一種魚死網破，破釜沉舟的架勢。2023年初，湖南張家界市桑植縣一中學舉行《高考》衝刺百日誓師大會，一名高三女學生發表的一段激情澎湃的演講視頻，卻被許多網民貼上“麵目猙獰的刷題機器”“雞血卷王”等標簽，連續遭受網暴。

不管考生如何努力，《中考》中得分較低的一半人注定隻有進入職業學校的選擇。中考成了高中入學的分層考試，也成了高中“升學”和職校“就業”的分水嶺。為了避免初中畢業就被綁定進入職校，家長和學生不得不為備戰中考而補課。有些地方在更早的初中、小學甚至幼兒園也開始考試分層，於是學生和家長又需要為進重點初中、重點小學而不斷內卷。教育分層變得越來越早，熬成了深度的教育無效投入與浪費。分層考試而產生的標簽，會跟著孩子好幾年甚至是一輩子，於是導致考試的壓力被無限放大。所以過早的分層，必然會無謂增加擇校的巨大壓力，推動各種補課的軍備競賽越來越低齡化。

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減負文件《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

1964年，教育部臨時黨組頒布《關於克服中小學生負擔過重現象和提高教育質量的報告》。

隻要還有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和重點大學的存在，為通過應試而參加培訓就是一種剛需。如果剛需得不到解決，隻是對於供給進行嚴格控製，會讓供求關係出現扭曲。如果隻是強行消滅了課外培訓的供給，但是剛需仍然存在，那麽比較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是，隨著有組織的大課被禁，導致一對一私教的需求變得更大，於是私教的價格反而上漲，導致很多家庭的教育負擔反而變重了。更何況，如果沒有平台在供給和需求之間實現高效對接，家長尋找私教老師的費力度會上升，恐怕也隻會變得更焦慮。更進一步來看，哪怕大部分一對一的私教都被禁止，那麽最終的結果，無非隻有很有錢和很有關係的人才能獲得子女的“補課權”，這種狀況在現有的考試擇校製度下隻會顯得更加不公平。

現在的《高考》，主要就是被下一階段的名校和重點學校用來掐尖選人，然後整個社會就自然形成一種習慣——隻認學校的牌子。在這種普遍認知下，所有人都為子女能上名校而傾盡全力。所以解決教育減負的關鍵，其實是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從根本上化解擇校給全社會帶來的焦慮，進而消除應試培訓的根基。

教育資源的均等化，核心就是不讓學校掐尖，中小學取消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的區別。教育經費的投入，由學生多少而非學校名氣來決定，並且要求優質老師在不同學校輪崗，簡單一點來說，就是以後不再有所謂重點學校了。教育資源均等化還可以減少教育的不平等。在中小學階段，讓社會底層的孩子和中產階級的孩子同校上課，有利於增加社會的流動性。如果一個孩子在成長時期的同學都和自己處於同一階層，無論對富人或窮人的孩子還是整個社會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現在中小學階段實行教育資源的均等化，應該具備社會共識和可行性。完全可以盡快取消中考和重點中學，實行就近入學等隨機分配生源的辦法禁止掐尖生源，並且實行包括教師輪崗等均等化的措施。這樣既解決了中小學的擇校剛需，也就解決了補課壓力。

城鎮家庭教育支出平均為14197元，農村家庭為8205元。一個孩子從學前三年到大學本科畢業平均花費一個家庭23.3萬元左右。15個國家和地區父母們平均在孩子從小學到高中再到大學本科教育方麵支出的平均花費達到44221美元，中國大陸父母平均教育支出42892美元。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們完成研究生學業或者出國留學，花費要比這個更多。

中國大陸（京滬江浙）學生每周學習時間達到57小時。相比之下，美國學生每周學習時間為48小時，英國為43小時，日本為41小時。

教育內卷給學生和家長造成金錢和時間的負擔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比較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學生的學習時間和生育率的關係，包括中國和東亞國家。東亞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長，生育率則相對低，而歐美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短，生育率相對高。學生的學習時間和生育率呈現負相關的關係。

[yongbing1993]

文革中的工人階級統稱領導階級





文革在許多工人的記憶中，始終是一個值得懷念的蜜月。那個時期，工人不但是老大哥，而且被賦予領導一切的地位。

1949年以後的中國始終稱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而到了文革時期，地位被提得更高。用毛澤東那句被姚文元作為一篇文章題目的著名口號說，就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與今天打工人農民工的地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按照中國的階級論的劃分，所謂工人階級，其實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製工廠的工人，被稱作“產業工人”。集體所有製的工人，戶口在城市者，也被劃作工人階級。而農村人們公社管轄的集體所有製工廠的工人則被劃為人民公社社員。

直至今天，工人被下崗了，工人階級解散了。被稱作“打工人“，“農民工”。

而“工人階級”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期間，全民所有製工廠的生產工人始終被作為工人階級的基本成員。文革中雖然沒有明確的界定，但從所有的報刊文章、中央文件等來看，“工人階級”顯然隻限於這部分基本成員。

上海是全國全民所有製工廠工人人數最多的工業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運動持續時間之長，對全國文革局勢影響之大，也是堪稱領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稱為工人階級的階層在文革中的地位。

文革中工人地位最顯著的變化便是黨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曆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會中，沒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總工會的領導被作為工人方麵的代表，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黨工委係統的領導。

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書記、常委和委員的席位中，隻有一個委員名額是留給工會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麵，1950年，33名市長和市人民政府委員中，上海市總工會方麵有 4個名額，以後越來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屆人代會更隻有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祺一人算是工會方麵的代表。雖然以工會領導代表工人作為參政成員的做法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通例，但這些工會領導一則脫離工廠已經很長時間，二則不是工人選舉產生，隻是共產黨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說，至少在上海，政權對工人的吸收是1949年以來最多的。

許多過去的普通工人進入各級權力機構，人數比例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十七年。

在上層，從1967年初的文革奪權機構“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後的文革權力機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人代表的比例都遠比文革前高。

在政府機構中，最初的奪權機構“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委員中，工人代表占了4名，是占名額最多的。

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105名委員中，工人代表43名，還是最多的。

而在政黨機構中，上海1971年恢複成立的第四屆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書記，工人占兩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 。

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視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傑出代表。

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進入了上海權力中心，擔任了市委、市革委會書記、主任或各委、辦的負責人。王洪文更是當上了十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組織部負責人。

在各工業局、公司和基層工廠，工人也擔任著各種領導職務。

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發表後，“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達到頂點，大批工宣隊進駐新聞、出版、文藝以及大學、中學、小學等“上層建築領域”，擔任各級黨政領導，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

據上海市總工會1974年的統計：當時全市工宣隊總人數10713人，被“結合”為黨的書記、委員或革委會的主任、委員的人數共4142人，其中進黨委者189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擔任實職、掌握實權，許多人雖然隻是副職，但權力往往比擔任正職的老幹部還大。

在基層各級黨和政府的委員會中安排工人代表，從工人中選拔幹部，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政策，文革前也這樣做。

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實權的工人幹部，都是在長期的工作中一個階梯一個階梯地上去的，長期的黨或行政工作，使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多的是“黨的幹部”，換句話說，他們不能再算作底層工人的代表。

因此，每次黨代會、人代會，都會安排一些底層生產第一線的工人代表。但這些代表隻是象征性的，他們不脫產，即不脫離生產崗位，仍然是工人，並不擔當任何領導實職，沒有相應權力。

更與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黨的權力雖然更為集中，但黨的威信卻因文革初期幹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產黨的幹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樣神聖不可批評。

文革中擔任領導的工人就是因為造黨政幹部的反才得以被選拔進入黨政機構的，因此他們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幹部那樣事事聽命於黨的幹部，許多人甚至在整個文革中與文革前便擔任幹部者關係始終不融洽，盡管他們自己也擔任了黨的幹部，這些新幹部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多的是工人幹部而不是黨的幹部。

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澤東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權威。分割黨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權威。因此他們無時不刻地注意自己這個群體在黨政機構中所占的席位以及對於政治參與的有效性。希望對黨政機構施於盡可能大的影響，甚至左右黨政機構的決策。

而在事實上，黨的組織也從來沒有象在文革中那樣委屈求全於群眾組織，在群眾組織的衝擊幹擾前顯得那樣軟弱無力。

這種現象直到中共“九大”後仍未消除，雖然那時已再三強調恢複黨的權威。

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終是一支強有力的社會力量，影響著整個上海的局勢。

從1967年的“一月革命”，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上海所有的風波都首先由他們掀起，各派力量為了顯示自己對文革的支持以及對工人階級的尊重，都想方設法與工人造反派稿好關係，工人造反派在各級領導中的席位以及對他們意願的重視，被看作是對待文革的態度。

甚至連中共中央及國務院，也多次要上海輸送“優秀工人幹部”，毛澤東周恩來對此都曾有過指示，周恩來向王洪文交辦過此事，還曾批評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輸送幹部不多。

工人造反派擁有的也隻是執行政策的權力。他們爭奪席位，就是向幹部階層爭奪更多的政策執行權。

幹部階層對工人造反派的滲透始終保持高度警惕，這使工人造反派參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絕大多數不是共產黨員，他們要參政，首先必須入黨。而幹部階層能夠製約他們參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們入黨，因為入黨必須由黨員舉手通過。許多工人造反派因此遲遲入不了黨，因此也就進不了黨的領導機構。

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後，這個問題才有所突破。

此外，1969年至1970年的“清隊”和“一打三反”，給幹部階層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機。在上海，一機、紡織、輕工、化工、儀表、手工、二機、冶金、電業，九個工業局，到1973年，已經擔任各級領導的工人造反派新幹部，被清洗者有137人，占九局擔任了幹部的工人造反派的36％。

而在上海10個區擔任了幹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135名，占43.5％。1975年鄧小平複出後，更是明確反對“直升飛機”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調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幹部當權的領導班子。幹部階層的抵製，使得工人造反派在黨政機構中的席位相對文革前雖然增加許多，但相比黨政機構幹部的絕對數，還是不高。

因此，盡管工人造反派占領了領導職務，但他們內心深處始終有種強烈的不安全感，總是生怕有朝一日時局複辟，那把“秋後算帳”的達摩克利特劍始終懸在他們頭上。這其實是對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懼的延續，也是對掌握著國家機器的幹部強勢集團“永不翻案”之類保證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決策始終是認同的，對毛澤東文革的方向，始終 “堅決擁護”。

因此，他們從來沒有以工人的身份對文革的政治和經濟政策表示過懷疑，在關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資、獎金、分房、勞動政策乃至上山下鄉等方麵，他們與當政者沒有任何分歧，而且還積極擁護。

文革8年不加工資，取消計時或計件獎金，除了上海，大多數地區連基本的5元月獎金都被取消。

工人的起點工資下降許多，連上海都從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嚴重損害工人經濟利益。這些已經當權的工人造反派從來沒有表示異議，而且跟著擁護“破除資產階級法權”。

在涉及千家萬戶的“上山下鄉”政策方麵，他們也是不遺餘力地動員工人子女去農村。

工人造反派關心的是“走資派還在走”之類的政治鬥爭，參政的目的是為自己群體爭取更多的黨政席位，這不得不使人得出結論：他們比較多具有的是新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被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製度搞私有化的道路之爭。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將這些工人幹部趕下台，並將工人下崗，解散工人階級隊伍。不就證明了這是階級鬥爭。是中國共產黨內的路線之爭。

[yongbing1993]

在學習班裏主要任務是鬥私批修




作者：：一個海南省的文革參與者

毛主席說：“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裏得到解決。”還說：“要鬥私批修。”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在學習班裏，我們的主要任務是鬥私批修，各自多作自我批評。有時以“派”為學習單位，一邊學習、鬥私批修，一邊作自我批評，有時大會發言，有時自學，有時個別談話。當然，鬥私批修、自我批評是不能脫離實際的。　　

1968年3月7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我又一次見到毛主席。這一次毛主席是專門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員的。海南的學員被安排在座位前麵。當毛主席、林彪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主席台時，全場歡呼，高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萬歲，萬萬歲！”

在主席台上毛主席還特別問：“海南來的在哪裏？”隻見林彪、宋維試（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指向我們的位置，毛主席在主席台上特別朝著我們座位的方向走來，向我們頻頻招手致意。此時，我們高興得跳了起來，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喊著喊著，隻見毛主席不斷地向我們微微笑，頻頻招手致意。半個鍾頭左右，在歡樂的、忘我的氣氛中，當晚的接見拉下帷幕。

夜幕中，我們將無限的歡樂帶回學習班。在一個廣場上，大家還在一起唱歌、跳舞。我們十分親切地唱起“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一邊唱歌，一邊跳舞。記得當時我們跳的是“忠字舞”，海南軍區司令員孫幹卿、副政委單印章也跟大家一起載歌載舞。那天晚上，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幸福的遐想使我徹夜難眠。

當天夜間，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腦海在浮想聯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那個“史無前例”：中國的曆史，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到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在這個曆史的長河中，在曆次改朝換代的過程，像“文化大革命”這種“革命形式”確實是“史無前例”，但是在幾千年的封建式的你爭我鬥的鬥爭史中，其爭權奪利的實質卻並非史無前例。

問題在於為誰爭權，為什麽人謀利。在中國的曆史上，在階級產生以後，一黨一派的你爭我鬥，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已為眾所周知。想到這些我才知道文革中的“站隊”太重要了，真可謂“站隊”之舉，舉足輕重！回過頭看一看，我還算是幸運的：雖然文革之初我站到“寇”那邊，我挨批了，但是後來曆史將我推到“王”那邊，我勝利了。
　　　　
我想到暴風雨與當權派：這場暴風雨很不尋常，它既屬天災，也是人禍。暴風雨過後，人們的頭腦變得清醒。帶著清醒的頭腦，我在想：臉是要經常洗的，房子是要經常打掃的，汽車是要定時不定時地小修、中修、大修的。臉不經常洗就會髒，房子不經常打掃就不衛生，汽車長期不修理就會發生故障。所以，“洗臉”、“掃地”、“修車”未必是壞事。

但是，如果美容院裏的“洗臉技師”乘幫人洗臉之機，故意將人毀容，如果賓館裏的清潔工乘打掃衛生之機，故意毀壞賓館桌椅、用具，如果修理廠的修理工乘修車之機，故意毀壞汽車零件，那顯然是違法亂紀，後果嚴重者，甚至是違法犯罪。可見，世間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麵性，所以，認識事物切忌片麵性、表麵性，處理問題務必把握好那個“度”。　
　　　
我想到“動亂”與磨練：這是一個“動亂”的年代，亂中我在動，動中我在想，“亂、動、想”，“想、亂、動”，反反複複，滾滾紅塵，一次又一次地磨著我，煉著我，我不得不接受那個痛苦的磨煉。顯然，被風吹浪打是難受的，但是，正因為一陣陣的風、一個個的浪，讓一個在大海裏遊泳的人，一次又一次地經受考驗，一天又一天地學會遊泳，一步又一步地趨向成熟。其實，人世間萬事萬物，無不在運動中辯證，在辯證中運動。　　　　

武鬥尾聲 以寡敵眾 慣力不止，急忙刹車，恢複秩序，這是第七幕　　
在駐守得勝沙的日子裏，兩大派的紅衛兵分別排演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海聯司”派排演了《紅衛兵萬歲》，“東方紅”派排演了《紅衛兵戰歌》。海口兵有很多人員參加了《紅衛兵萬歲》的演出。

大型歌舞《紅衛兵萬歲》演出團成立於1968年1月，由130多名紅衛兵組成，在廣州主義兵、海南軍區戰線文工團《洪流》組織、海口地區工人組織的幫助下進行排練和演出。整個演出團，從領導、導演、舞蹈、歌唱、音樂、燈光、布景、後勤保障，都由紅衛兵小將自己擔任，是一個軍事化、戰鬥化的文藝團體。紅衛兵自己從家裏帶錢來吃飯，捐錢出來作為排練、演出的費用。在那戰火紛飛的武鬥的危險歲月裏，他們深入到海南島各縣部隊、醫院、城鎮、農場、農村、公社、工廠、礦山、港口為工農兵演出，足跡遍及海南各市縣、鄉鎮，行程數千公裏，曆時9個月。
　　　　
我在五層樓四樓的戲院看過《紅衛兵萬歲》的演出，那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一場大型歌舞。編導人員借鑒了1965年演出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表演形式，借用了總政歌舞團演出的《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的曲調，導演出一台氣壯山河的紅衛兵史詩，確實讓很多人對當年的紅衛兵，對當年的學生仔刮目相看，稱讚不已。

誰說學生仔不懂藝術，誰說紅衛兵隻會衝衝殺殺？《紅衛兵萬歲》全方位地、藝術地表現了紅衛兵的誕生、成長、挫折、覺醒、奮鬥、勝利的曆史進程，歌頌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豐功偉績，表達了紅衛兵戰士對毛主席無比熱愛的感情。他們的動作雖然簡單、粗拙，但卻奔放、豪邁。他們的演唱也許沙啞、零亂，但卻震天動地。經常是演員在台上舞蹈時，觀眾在台下互動。合唱隊在演唱時，台下的觀眾也跟著一起高歌，仿佛整個戲院就是一座大舞台，分不清誰是觀眾，誰是演員。

當演到激情之時，台下一起歡呼，一起奮進；當演到悲壯之時，台下的也跟著台上一起啼哭，一起流淚，情感的紐帶連著台上台下，交融的氛圍縈繞在所有人的心中。我仿佛看到：紅衛兵大膽地撕開自己的胸膛，掏出一顆鮮紅的心當做火炬，高高舉過頭頂，向著革命的方向狂奔。看這樣的演出，讓人領略到革命者的豪情，神聖的使命感在心頭油然而生，現在我們還多麽想看那樣振奮人心的演出！
　　　　
《紅衛兵萬歲》是足以讓那一代學生仔引以為豪的永恒的記憶。那個集體所展現出來的聰明、才智以及所付出的汗水、心血，令人們刻骨銘心；所凝聚的忠誠、善良、團結、奮鬥、為公、忘我的品質是一筆永遠的精神財富，它將深刻地影響著很多很多的人生。

武鬥接近尾聲時，曾發生過一場以寡敵眾的故事，7個人對著幾千人，5男2女。手中隻有一支“五四”手槍，一個煙幕彈，一台手搖警報器。怎麽辦？我隻好組織大家：

①將大量石頭搬放到二、三樓陽台上堆著，準備自衛反擊。　　

②在勝利旅店和隔壁的海南鹽務局辦公樓之間用木板搭橋，出事時準備撤退逃命。

③派人到附近的海口海關，向軍代表事先求援。　

④派人用幾根大柱在旅店一樓將樓門牢牢頂住，防止有人衝擊。　　

太可怕了，萬一他們衝上來，我們7個人不都成肉醬了嗎？我急中生智，命令吳乾坤：“瞄準得勝沙路上的路燈，將它打掉！”吳瞄得正準，路燈當即被打滅，立即引起“短路”，一時全街黑成一團。

我再命令潘清：“馬上搖動警報器，製造恐怖！”其他幾位紅衛兵隨之立即猛推石頭。誰知石頭長眼，正好砸到對立派一位“司令”的頭上，當即送往海軍四二四醫院搶救。結果樹倒猴孫散，遊行人員一下子全部自行撤走。當晚我們自衛還擊，免遭一死。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布關於製止武鬥的布告。各省市、各地區迅速采取有力措施，製止日益擴大的武鬥。　
　
7月8日-10日，廣東省、廣州市兩級革委會召開會議，采取行動，拔除廣州市內的武鬥據點。
　
7月17日上午，海南軍區、海南區革委會在海口人民廣場召開貫徹執行中央“7·　3”　布告的群眾大會，強令各派組織必須立即撤除所占據的武鬥據點，各類人員返回各單位就地開展文化革命，學生返回各自學校，複課鬧革命。

回鄉務農 基層起步 打掃戰場，引導疏散，消除負擔，這是第八幕……　
“7·17”拔除據點以後，我們就返回學校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進入了“鬥、批、改”階段，工宣隊進駐學校。在軍訓團和工宣隊的領導下，我們複課了。所謂的複課，並不是上課，而是集中學習。　　　　

我們以班為單位，反複地、認真地學習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理論，做好準備，奔赴廣闊天地，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說：一切可以到農村去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毛主席還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拿什麽去辨別他呢？隻有一個標準，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起。

偉大領袖毛主席生在農村，家裏祖輩務農，他自己從小就參加農田勞動，13歲就幾乎頂一個整勞力幹活。17年的農村生活使得他了解了農民的疾苦，熟悉了農村社會，培育了對農民深厚的感情，始終站在勞苦大眾一邊，為廣大農民謀利益。毛主席深知中國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裏，首要意義是解決農民問題。他指出：所謂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書讀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要是把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100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中國革命說到底是解放農民。
　
1968年10月15日，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們踏上了回鄉的征途，我回我文昌翁田的老家，陸宇眾回文昌重興的老家。從這一天開始，我們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我們就要在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裏開始我們新的人生征程。　　　　

回鄉的第二天，我就下地參加勞動，跟著隊長楊茲勝學習使牛犁地。休息的時候，隊長幫我小結：犁地最主要的是掌握好犁刀入地的深淺度，吃得太深，阻力大，牛拉不動，犁也走不了；吃得太淺，犁地達不到一定的深度效果不好。掌握深淺度的關鍵在於扶犁把的右手，犁把扶高了，犁刀入土就深；犁把壓低了，犁刀入土就淺。道理講起來不難，要靠多練才能熟練掌握。

隊長的一席話讓我感悟頗深：原來看起來簡簡單單的農活裏麵包含著哲學道理：什麽事情都講究一個度，這矛盾雙方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事情就能順利發展。而不夠度，或者過了度，事情就要辦糟。

其實，哲學並不僅僅在課堂裏，在書本中，也在生產勞動中，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雖然在學校裏學習了不少書本知識，可實踐中的知識，生產勞動中的知識懂得太少了。

今天的犁地才是我當農民上的第一課啊！我開始領悟到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深刻含義。　

[yongbing1993]

《教書育人》積德為學重在育人





《教書育人》，積德為學，重在育人。對學生進行端正學習目的，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思想政治教育。組織學生參加義務勞動和社會實踐活動，均取得良好效果。師生要形成了講政治、講學習、講團結、樹新風。艱苦奮鬥、勤儉節約。自強不息、奮發向上的良好氛圍，激勵代代莘莘學子刻苦學習、發奮成才。

例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礦業大學中的采煤專業，是個又苦又累又髒的專業，但因國家需要總要有人去做，而且都是經過學校培訓過的國營企業。而不像改開後的私人煤礦請的農民工和童工。“

大學生來了，第一次下礦實習：看見“井下環境惡劣，工作條件有限，礦工們一身漆黑，隻有那一雙雙充滿羨慕的眼睛在灰暗中放光。”同學們內心五味雜陳，看到井下工作條件艱苦，好多人回校後便退了學。

選擇堅守，不僅需要擔當，還要專業知識和技能。“國家太需要能源了，太需要新技術了”。大學進行入學教育和專業思想教育。新生入學後，有的新生因對采煤專業的苦和累、髒和險，心有疑慮，一度專業思想不夠穩定，議論說采煤專業是“倒黴專業”、“煤黑子”、因無女生又戲稱為“和尚專業”。

針對這些，院係黨、團組織把入學教育和專業思想教育融為一體，在全專業新生大會、班級會、小組會和學生宿舍等不同場合和層麵，開展形式多樣、生動活潑、針對性強的專業思想教育，還邀請煤礦工程技術人員和勞動模範現身說法，講從事采煤事業的切身體會，講煤炭事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領導和老師分別與同學個別談心，推心置腹，入理動情，引導教育學生牢固樹立為報效祖國而上大學、為當好“采礦人”而勤奮學習、學好本領為人民服務的專業思想，使“學好采煤專業、奉獻采煤事業、當好優秀‘采礦人’”成為同學們的共同誌願。

艱苦奮鬥、勤儉節約教育。在校時，個別學生入校進城後，換了環境，脫離當時經濟發展和家庭生活實際，比吃穿、講闊氣，一度出現“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的不良現象。

針對這種情況，全院開展了“艱苦奮鬥、勤儉節約”教育活動，采煤係帶頭舉辦“物、圖、文”並茂的“愛護公物、節約為榮”係列展覽。參加籌劃和資料展品的收集整理，把扔掉的饃頭飯菜、沒用完的作業本和風吹壞的玻璃及窗框撿回來，放在展覽室。

把不關水龍頭、不拉滅電燈、不關門窗等造成浪費損失的現場圖片，集中掛在展覽室。

抄寫“勤儉節約、為國分憂”等文章和“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詩句，掛在展覽室，讓學生觀看討論，收到良好教育效果。

院黨委、團委安排學生會借助展覽、總結經驗，在全體師生中倡導樹立“節約一粒米、一滴水、一度電、一片紙和愛惜一片瓦、一塊磚、一塊玻璃”的良好風尚，使“艱苦奮鬥、愛護公物、勤儉為榮、浪費羞恥”的理念深入人心。

學雷鋒活動。學院黨委、團委在全院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

教育學生“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自己活自己幹，自己事自己辦。班同學兌錢買工具，組建理發小組和釘鞋小組。理發小組長幫同學理發，這一下轟動全院。院係領導要求從采煤係做起，在全院推開。

沒錢買工具怎麽辦？老師向分管後勤的副院長匯報，經批準由校辦工廠為每班製一套修鞋工具。學院出錢給每班買一套理發工具。很快在全院形成了“頭發長了自己理，衣服髒了自己洗，鞋子壞了自己修”的好風尚。

倡導助人為樂辦好事。每年兩個假期結束返校後，學院有關方麵都收到來自社會各界對學生的表揚信，院領導要求學生會搞好宣傳，學生會主席把任務交給宣傳部。同學們加班加點收集整理，用廣播、板報等形式，廣泛宣傳表揚同學利用假期辦好事的典型事跡，推動全院學習雷鋒“走到哪裏就把好事辦到哪裏”的助人為樂精神，形成“在學校當個好學生，回農村當個好社員，到煤礦當個好工人，在火車上當個好服務員”的良好氛圍。

“憶苦思甜不忘本，熱愛社會主義不變色”教育。院裏組織300多名學生和教職工，到博愛縣等基層生產隊參加農村“社教”活動，老師負責組織、指導學生會幹部，參與了這項活動的宣傳總結和辦教育展覽館有關事宜。

展覽館辦在學院民兵俱樂部，分綜合、村史、家史、典型事例四個部分。學院分別組織學生和教職工參觀學習。不少同學還記了專題筆記。學院以這次活動為切入點，持續深入開展“憶苦思甜不忘本，熱愛社會主義不變色”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參加義務勞動和社會調查。從第一學期開始，每周用周日一天時間，組織學生到郊區農村生產隊、車站、公園等場所參加義務勞動，得到社會廣泛好評。

班級老師帶隊，到焦作郊區牆南等生產大隊，放夏假時同學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幫助生產隊搞夏收夏種。全體同學到焦作上白作生產大隊，用兩周時間與農民搞“三同”，並利用出工前、收工後和晚上加班完成人口普查登記任務。

放寒假時，院團委組織200多名留校學生到東王褚、西王褚等生產大隊，給貧下中農和軍烈屬打掃衛生、挖糞池、修水道。

還組織五位同學到市運輸公司拉五天平板車，參加老工人訴苦會，公司黨組織給學校寫了表揚信，稱讚礦院學生“不怕苦、愛勞動，是好樣的大學生”。

第二年寒假，學院還組織回鄉的學生宣傳農村社教文件、參加農村移風易俗、訪貧問苦等社會活動。通過參加義務勞動和多項社會活動，使學生加深了對社會基層的了解，加深了與工人、農民的感情，培養了助人為樂精神，提高了做社會工作的能力。

參加“四清”運動，曆練提高。院黨委組織部分教師和學生作為工作隊員參加“四清”運動，班分配到馮營礦“四清”工作團。同學們分到居委會工作隊。幾位同學的主要任務是：做動員發動群眾工作，跟著正副隊長找人談話並作記錄，整理與“四不清”對象談話記錄、整理案件材料等等，雖僅四個月，卻受到了深刻教育，提高了處理問題的能力。

參加專業勞動，奠定當好“采礦人”的基礎。我們采12班專業勞動是1965年9月至1966年1月在焦作礦務局馮營礦進行。老師帶隊，住在離礦井五六裏路的耿村農民家，全班30名學生，擠著睡在用秸稈搭的一個大地鋪上，在采煤隊、掘進隊、開拓隊輪流幹，一個學生跟著一個師傅幹一個工作段。

一部分同學主要在二采隊，跟一位姓徐的師傅，他是八級（頂級）采煤工，師傅的任務是打眼、放炮，支柱子、架棚。同學的任務有三項：

一是沿著工作麵把16根柱子、8根梁、十多塊條耙、幾十根背木爬著從六七十米的上風巷拉到我們的采煤點。

二是把當班采下的煤用鍁攉到溜槽裏運走。

三是當好師傅擱棚支護的助手。

勞動量大得難以承受，每天工作服全被汗浸透，出井後全身像散了架，30人的集體宿舍鴉雀無聲，大家都累壞了。

後來，老師和同學把“石油工人之歌”改編為采煤工人之歌《我當個煤礦工人多榮耀》，帶著大家唱，鼓舞士氣。

體力磨練過關後，陸續安排一些現場報告會，請采煤隊書記講“采礦人”精神；請隊長講井下作業組織管理。請技術員講采煤工作麵技術要領。請老工人講當礦工切身體會。

最後半個月邊勞動邊與工人座談交流，搞好總結。

四個月的專業勞動，同學們掌握了井下采煤、掘進、開拓等作業技能，與工人師傅加深了感情，樹立了采礦大學生的良好形象，奠定了當好“采礦人”的基礎。

附：《我為祖國獻石油》 (當代石油工人之歌)

作者/演唱者:劉秉義

《我為祖國獻石油》歌詞：

錦繡河山美如畫祖國建設跨駿馬
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
頭戴鋁盔走天涯頭頂天山鵝毛雪
麵對戈壁大風沙嘉陵江邊迎朝陽
昆化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
風雪雷電任隨它我為祖國獻石油
哪裏有石油哪裏就是我的家
紅旗飄飄映彩霞英雄揚鞭催戰馬
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
頭戴鋁盔走天涯莽莽草原立井架
雲霧深處把井打地下原油見青天
祖國盛開石油花天不怕地不怕
放眼世界雄心大我為祖國獻石油
石油滾滾流我的心裏樂開了花


這就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培養的大學生，《德、智、體》全麵發展的大學生。

而走資派鄧小平《高考》的大學生，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學。走的不是一條道。

[yongbing1993]

十四萬萬中國人是不是一盤散沙




孫中山說：“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指舊中國近百年曆史。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經常提的，教育孩子們新中國是從“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的社會中建立起來的。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為了抹黑文革攻擊文革否定文革，使用了一切不擇手段顛倒黑白，造謠說謊，發動一切宣傳工具來控訴文革。期間有談化或美化這段舊中國近百年曆史。以致許多如今的年輕人認為民國時代不會是“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但是，走資派鄧小平們在反對毛澤東時忽略了一點，忘了走資派鄧小平們是爬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身上起家的。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共產黨己不是當年毛澤東的共產黨了。

中國共產黨如果沒有毛澤東，能不能活下來？能不能成立新中國？毛澤東活著時的一個個“都不是省油的燈“，為啥能屈服於毛澤東？陳獨秀，王明，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李立三，甚至張國濤等都是毛澤東的領導。更不用提鄧小平了。哪個能行？

如今毛澤東逝世了，任人評說任人自說自話。如今到了有點撐不住了，老百姓對走資派的共產黨不信任了，走資派們又拿《共產黨》如何從舊中國的“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來說事了。

可知道：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而走資派的“共產黨“是否一樣為人民服務嗎？

拿舊中國說事是應該的，但也要實事求是講曆史。開口閉口共產黨如何如何得到老百姓的好。一百多年的共產黨曆史始終如一嗎？如同國民黨的孫中山和蔣介石一樣嗎？李登輝和馬英九的國民黨一樣嗎？

毛澤東要為自家先富，完全可以不參加共產黨。當年毛澤東在孫中山的國民黨裏當高官時就可以先富。而毛澤東上山下鄉爬雪山過草地到建立新中國再到《文革》，最後毛澤東在逝世時沒有留下任何錢財房產給後代。在世時穿補丁衣服租房住還付房租。為了什麽？

中國的老百姓是看得清看得明的。所以不管是紅軍時代，抗日時期和三年解放戰爭期間，都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和擁護。

新中國剛成立，抗美援朝戰爭打響，六萬萬中國人，不再是一盤散沙。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團結一起反抗十六國聯軍。

新中國剛成立時，要清除舊社會遺留的醜陋，六萬萬中國人，不再是一盤散沙。齊心協力一起參加，清除了生活垃圾之外，又全民皆兵除掉了黑社會和蔣匪特務和外國間諜。

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辦工廠修水利，公私合營，三反五後，大躍進，人民公社，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等，已經到了《八萬萬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轟轟烈烈，全民參與。不管蔣匪的騷擾，以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封鎖禁運製裁打壓。

《八萬萬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靠自立更生，獨立自主建立了完整的東西二套工業體係，原子彈爆炸，衛星上天。飛機輪船建成。人民政府既無內債又無外債。靠的是《八萬萬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齊心協力建設社會主義。

如今己是《十四萬萬中國人，是不是一盤散沙？》？！

窮人，富人，差距不斷拉大，大多數窮人還願幫走資派共產黨嗎？

內卷，躺下，娛樂，遊戲，麻將，打牌，等等，《十四萬萬中國人，是不是一盤散沙？》？！

今天，走資派共產黨拿舊中國說事，隻提共產黨，卻不敢提毛澤東，老百姓還信現如今的走資派共產黨嗎？

不過，走資派共產黨羅列的舊中國是“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都是曆史事實。重溫一下這段曆史，就知道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新中國又多麽不易。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憑借28艘軍艦、15000人的軍隊迫使大清王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兩白銀。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18000人、法軍7200人長驅直入中國首都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一紙《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賠款白銀2億兩，開辟空前的割地賠款。

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國家雖然不少，拚湊的兵力卻不足兩萬，10天令北京陷落，賠款數額更是達到空前的4.5億兩白銀。

一個被西方描述為經濟總量占世界1/3的東方大國，麵對堅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擊，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賠款、喪權辱國。

1861年同治皇帝欽準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開始了由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主持的洋務運動，開工廠、製機器、鑄大炮、造輪船。這個也算轟轟烈烈的運動，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竟然還早了7年。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七千多噸的鐵甲艦“定遠”“鎮遠”兩艦本是亞洲最具威力的海戰利器，大清陸軍的毛瑟槍、克虜伯炮也絕不劣於日軍的山田槍和日製野炮。但戰爭爆發後豐島海戰失利、大東溝海戰失利，接著旅順失陷、威海失陷，半年時間內，30年洋務運動積攢的最大軍事成果——北洋水師——全軍覆滅，簽下的《馬關條約》更令中國遭受空前的割地賠款，連英國、法國這些旁觀者都大跌眼鏡，未想到中國竟然衰弱至此。

痛徹肺腑的中國人開始從體製上查找根源。戊戌維新的發起者康有為，向光緒皇帝上奏“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核心是變君主專製為君主立憲：“東西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提出大清應“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康有為的兩部變法理論《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包含大量主觀超越客觀、將曆史為我所用的成分，既不嚴謹，也不科學，後來寫《人類公理》（後改為《大同書》）更加脫離實際，含有很多異想天開的成分，以致後來毛澤東批判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道路”。

對中國病灶認識最深刻的，還是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嚴複。這位當年放棄科舉、先入福州船政學堂、後入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學習海軍的人，在翻譯《孟德斯鳩法意·卷五按語》中洞若觀火一般指出：

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顧其所利害者，亦利害於一家而已，未嚐為天下計也。

統治者這種狀況，反過來又導致民眾普遍的冷漠與普遍的麻木，認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敗了也是皇上打敗了，割皇上的地，賠皇上的款，與我何幹？結果形成隻有王朝安全沒有大眾安全、隻有家族安全沒有民族安全的狀況，國家安全一開始就從民眾心理養成和大眾精神狀態上處於千瘡百孔的脆弱狀態之下。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軍在廣州登陸後，類似三元裏的抗擊未能成為普遍現象，更多的倒是當地民眾主動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糧食。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周圍照樣有中國民眾隨聯軍之後，也加入了哄搶園內財物的行列。

當八國聯軍部隊從廣渠門下水口魚貫而入、一個一個順土坡往上攀爬時，兩側有一群一群留辮子的中國民眾，揣著手站在兩旁，事不關己地麻木觀看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其中日軍8000人，俄軍4800人，英軍3000人，美軍2100人，法軍800人，奧地利軍隊58人，意大利軍隊53人，全部兵力加起來隻有18811人，竟然能夠用10天時間攻陷北京，為什麽？一方麵雖然“義和團”人數眾多，但僅以引魂旌、雷火扇、陰陽瓶、如意鉤等八寶什物與八國聯軍的毛瑟槍對陣，隻能是以卵擊石；另一方麵還要看到，同樣是人數眾多的雇傭民眾跟在八國聯軍後麵，推小車幫著運物資、送給養。聯軍部隊進抵北京，城牆又高又厚不得入，又有民眾通風報信，告知廣渠門的下水口沒有封堵設防，於是聯軍沿此缺口攻入城內。攀牆圍攻皇宮，同樣有民眾幫著架梯、扶梯，甚至有民眾騎於牆頭幫助瞭望。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畫麵是當聯軍部隊從廣渠門下水口魚貫而入、一個一個順土坡往上攀爬時，兩側有一群群留辮子的中國民眾，揣著手站在兩旁，事不關己地麻木觀看。

這就是孫中山描述的狀況：“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一盤散沙同堅船利炮對抗，結果可想而知。

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開始，馬克思在其《鴉片貿易史》一文中說：“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由於被強力排斥於世界聯係的體係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

中國封建製度延續2700餘年，危機則持續了71年：始於1840年鴉片戰爭，終於1911年辛亥革命。一場又一場反侵略戰爭始終停留在王朝戰爭層麵而無法轉化到民族戰爭層麵，最終決定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大清王朝的覆滅。

巨大變遷後麵隱藏的，是動蕩與混亂。

皇權被推翻了，舊的社會權力中心、資源分配中心隨之消失，新的中心又是誰？是孫中山的同盟會還是袁世凱的北洋軍？

軍事力量基本掌握在袁世凱手裏，革命的先驅孫中山缺乏實力。

對共和的解釋權又掌握在孫中山手裏，實力派袁世凱缺乏道義。

孫中山長期漂泊海外從事革命工作，影響他在普通中國民眾中形成政治魅力。

袁世凱是大清王朝的舊臣與重臣，也影響他在各個革命團體中形成政治魅力。

孫中山與袁世凱的政治對立與軍事拉鋸，導致中國社會權力中心的真空與半真空。原本就是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此時變得更加鬆散。

一方麵是多個權力中心的出現，誰也指揮不靈、調動不靈；另一方麵是各種地方實力派係動輒就搞分裂、鬧獨立。如李大釗所述“中央視之無奈何也，人民視之無奈何也”。

薄弱的共和基礎，造就畸形的政黨政治。國家穩定因素驟減，政治動蕩因素徒增，社會組織變得更加渙散。

城頭變幻大王旗，軍閥混戰，生靈塗炭。從1911年至1931年20年時間，僅四川一省，軍閥混戰就有478次。大眾的福祉，黎民的權益，幾乎全部淹沒在對權力的爭奪、對地盤的爭奪、對中心城市的爭奪、對國外承認的爭奪之中。

推翻帝製、創立民國，雖然坐轎子的換了一批人，但抬轎子的幾乎沒有變化，仍然還在抬轎子。另一個沒有變的，是隨意被踢開國門、隨意被燒殺搶掠的現象仍然沒有終止。

北洋軍閥主政下的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出席巴黎和會，在人們歡呼“公理戰勝強權”的興奮時刻，英、美、法、意、日“五強”卻操縱和會，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爆發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北洋軍閥政府的權威開始坍塌。

北洋軍閥政府倒台了，以1928年12月“東北易幟”為統一中國標誌的民國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丟掉了東北、1937年七七事變中丟掉了華北。

日本侵略軍在中國大地上燒殺搶掠的。他們看透了中國國家內耗、政府腐朽、社會渙散帶來的軟弱，看透了民眾與政府的遊離與對立，看透了他們的對手不過是幾個孤家寡人的首領率領一夥四分五裂的族群。

一百多年來這些教訓，一個比一個慘痛，一個比一個沉重。

這種內耗嚴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渙散的國家狀態和社會狀態，怎能不成為列強屠宰的目標？

好不容易將《八萬萬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又經《文革》整合成《十四萬萬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

在走資派鄧小平的析騰下又成《十四萬萬中國人，是一盤散沙而己。》走資派們責怪舊中國的皇帝也對外《宣戰》，但《六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己。》老百姓不支持，隻能任由帝國入侵。

如今，走資派習政府，《十四萬萬中國人，是不是一盤散沙？》？！似乎在對待帝國主義欺壓時，還不如清皇帝敢《宣戰》。而習皇上隻是口頭《抗議》聲還是輕輕地在喊。什麽“落後就要挨打“？抗美援朝時中國是先進還是落後？紅軍時是先進還是落後？如今的中國是落後還是先進？比紅軍時代已過百年。比抗美援朝己過半個多世紀。用“落後就要挨打“解釋得通嗎？

[yongbing1993]

文革前的大學生出身都是有錢人



　　
舊中國能念得起大學的基本上都是新老權貴以及資本階層即有錢人的子弟。解放後的52年，中國以舊的科舉考試的方式開啟了“高考”製度。可根據60年的累計數字，全國在這種製度下招收的大學生，90%是生活在大中城市家庭，而其出身是屬於封建官僚、資本家、地主家庭的子女，竟占到近80%。這就是說，占中國人口九成以上的基層百姓，即廣大工人、農民以及其他低下階層家庭的子弟，則很少有人能登堂入室而為大學生者。

另外，當時還有一個更實際的問題。教育是為了滿足經濟建設的需要，可是這近十年培養的約1百多萬的大學生，卻很少有人能到經濟建設最需要的第一線上去。即便是有去的，也都很快的因各種理由而返回了城市。而與此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當時全國縣以下的初高中畢業生，每年卻都有數百萬的“回鄉知識青年（農村戶口）”成為農村經濟建設的骨幹量。

正是由於以上原因，毛澤東對這一時期的國家高等教育十分的不滿，而這也是他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66年做為文化大革命開端的一項重大決策就是廢除了高考製度。

這種高考製度，看似公平，但在當時，即在農村與城市、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這一大的客觀條件還存在有根本差別的背景下，或者說是在教育資源還非常不平衡的情況下，這中高考製度的所謂“公平”是及其有限度的。且別說是當時，就以如今來論：農村的考生若想靠分數考進北京、上海的大學，即便是有政策的傾斜（如錄取名額的分配等），他們也仍然是難以企望的。而這也就不難解釋新中國之初的那十年為什麽是鮮有基層或工農兵子弟進入大學的原因了。

文革取消高考後，根據毛主席：“大學還是要辦……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的指示，國家開始以推薦的方式，直接從社會底層即從社會生產勞動的第一線推薦優秀青年入學，這就是所謂的“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整個文革期間共培養了80多萬工農兵大學生，這些學員後來也都成為了領導中國經濟建設的骨幹。據09年的一份調查統計，當時省部級以上的領導幹部中，有近一半的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學曆都是“工農兵大學生”。而如今中共領導最高層的7名常委中，就有三名曾是“工農兵大學生，這其中就包括總書記習近平（另兩位是王岐山、張德江）。

文革期間全國的“老三屆”畢業生大約是1億，據此有人說：廢除高考是毀了一代人。這顯然是以這1億人都能進入大學為假想的一種忽悠說法。而事實上，當時全國大學的實際錄取能力每年不超過20萬，因此，即便是不廢除高考，那十年的總計錄取也不過就是2百多萬人。而且，這1億的畢業生中，屬於縣以下的農村畢業生約占8成，即是有8千多萬，那麽再聯係到前麵說的文革前高考錄取學員的構成情況還可以推知，這基層的8千萬中，有可能進入大學的不會超過2萬，即隻可能是占這2百萬錄取生的10%。

2百萬——2萬——“毀了一代人”，這顯然是太能煽乎了！

恢複高考的頭兩年入學生總計是60多萬，雖然沒有查到相關的統計，但仍然可以確定，這60多萬的入生，有90%都是應該是教育資源相對優越，基礎知識學的比較紮實，即是屬於大中城市的“老三屆”、“新三屆”以及各類中專畢業生。而占同類畢業生總數8成，即是屬於縣以下級別的農村入考生，仍然會是極少之數。

關於恢複高考，還有人忽悠說：“是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其實恢複高考的同時，也是廢除了另一項入學製度，那就是推薦製度。這表明，即便是不恢複高考，大學校園裏學生也仍然是滿滿，其讀書聲照樣是朗朗，而且絕不會培養出如今這麽多的右派甚至是右稚。所以，一定要說改變什麽的話，即通過推薦而不是高考，也同樣應該是“改變幾代人的命運”。

推薦入學，即當時招的“工農兵大學生”一直被抹黑為是靠關係，靠走後門入的。以至使許多人都回避或忌諱談自己“工農兵大學生”的經曆。其實就像高考也有高考的問題一樣，這種推薦入學由於開展的時間短，製度還不不完善，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通過簡單醜化昨天來讚美今天，這則是今天的右稚們常用抹黑手法。且依實而論，當時希望入學的肯定是多多，而被推薦的必定是少少，是故因沒被推薦而嫉妒、懷疑以至醜化、抹黑的肯定也是多多。而若單從這個角度看，這高考製度的所謂“公平”竟可以讓人不被錄取也沒有了脾氣，則的確是優於推薦製度。

總之，廢除高考是毛澤東從人民當家作主，即是從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高度上來思考並謀劃的。而具體地說，毛這樣做，就是要在教育領域裏，即是從根本製度上廢除舊的封建權貴式或西方資本式的教育路線。當然，被毛廢除的這一路線，後來是翻案了。而目前一些高校提倡的即效仿西方的所謂“精英教育”，更可謂是這一翻案動作的極致寫照。

[yongbing1993]

文革就是讓優秀工農兵走進大學

　　



中國曆史上的科舉考試作一篇文章就可中狀元，凡是中狀元的幾乎都沒有真才實學。文革中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貶為封建教育。意思是所有行業都是低賤的，隻有讀書入仕才是正途。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需要否定攻擊文革，對《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喊得更多更響了。

然而右派牛鬼蚊蠅攻擊說，”以致近四十年來，中國人的讀書風氣完全被階級鬥爭、政治運動、金錢至上以及快餐文化所代替。“這不自相矛盾嗎？四十年來不是沒有“階級鬥爭、政治運動“了嗎？而“金錢至上以及快餐文化“不正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與世界接鬼的“快餐文化“，以及走資派鄧小平的《讓少數人先富》，不管黑白貓摸石頭賺錢《全民經商》，造成的《金錢至上》一切向錢看。不但不看書，還全民打牌玩麻將，全民玩遊戲娛樂至死。

什麽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搞了教育革命和文化思想道德藝術等上層建築的革命，就是人民起來打到了一大批已經篡黨奪權妄圖複辟資本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已經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劉少奇鄧小平一夥走資派及其牛鬼蛇神，為了要斷其複辟資本主義的根，必須讓工農子弟跨進校門，培養和造就紅色接班人，必須《取消高考》，讓優秀工農兵走進大學。文革中各行各業都忙得很，工人忙生產做工，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忙下田勞動，工農子弟跨進校門後的學習又努力認真又刻苦讀書。

必須讓工人階級領導學校，文化大革命工農兵三結合領導班子進駐了包括大學在內的所有學校，人民從此真正掌握了教育領導權，舊知識分子臭老九必須靠邊站，並且要求他們必須到工廠農村去接受勞動改造，必須到生產實踐中去接受工人農民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今天看來其實這些走資派當權派並沒有被徹底打倒，毛澤東後他們迅速翻身掌權了。毛澤東提出的“教育首先必須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工農勞動生產相結合”教導在今天看來其意義更加偉大。

而走資派鄧小平上台的第一天就是恢複了高考。為少數人服務。

看看《文革》中的黨史資料：

《毛澤東論教育革命》

毛澤東說：“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勞動。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

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架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作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美國的佛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買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

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優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

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了。

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見稻、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麽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十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

其實，入學前的小孩。1歲到7歲，接觸事物很多。2歲學說話，3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

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它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毛澤東論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yongbing1993]

教育公平體現在工農地位被提高






為什麽說《教育公平》體現在工農地位被提高？因為人類社會自分化為階級以來，工農勞動者一直是社會最底層的《窮人》。教育對《窮人》來講是無人問津的，也是遙不可及的。就是新中國剛成立時文盲率達到80%以上。

而《富人》受教育就從一出身被安排好了的。還要為《富人》的教育喊公平不公平嗎？今天的《富人》們還用《高考》嗎？有錢就不用《高考》去上《貴族學校》《私人學校》《國際學校》《出國留學》。還可以用錢請人代考。請人一對一私教。還可以用錢買《畢業證書》《大學文憑》。博士論文可以請人代寫，博士學位可以用錢買到。

而要讓工農地位提高的第一步做到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全體工人有了鐵飯碗，享受社會福利。農村人民公社的貧下中農當了主人。緊接著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就為工農掃盲，工人農民們得到好的教育，工人農民們更要有知識來管理這個國家。

然而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改革開放中，受到解放的窮人，被掃盲的窮人和受到高等教育的窮人上升至富人後，一部分己投降了資產階級。有的不但不幫窮人還欺壓起窮人來了。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文革》中後期的教育改革以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提高升學率。在城市，廢除大學入學考試。而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半工半讀都成為常規。

讓廣大的勞動人民子弟享受教育權利。

如果將有限的教育資源隻是投入發展少數人的高質量教育，那還是大眾教育嗎？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前者，比如印度。與其相對，毛澤東在《文革》的中國選擇了一套全民教育體製。

於是，在印度，一些畢業生位於世界頂尖，而同時文盲率長期維持在很低的水平。相反，中國在快速並持續降低文盲率上的成績很突出。

此外，毛澤東時代《文革》中的教育政策向有工農背景的學生傾斜，而不是用考試成敗取人。一方麵減小了父母是知識分子或有特權背景的學生的優勢，另一方麵遏製了教學脫離實際的現象。

比如，1970到1971年大學重開時，申請入學的學生需要有兩年工廠或農村的工作經驗、公社或工廠的推薦信，這些取決於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的表現。

上山下鄉對農村教育的影響。

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在農村人民公社以下的每個生產隊建一所小學，每個公社建一所中學，這快速增加了就讀小學和中學的學生數量。在農村，高中學校的數目從1965年起增長了約80倍，於1977年達到最高峰。

與此同時，初中、高中老師配備成了一個大問題，多數農村的高中畢業生會把高中教育當作永遠離開農村的手段。

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為農村教育帶來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識青年成為了當地的老師。還有到“五七幹校”參加政治學習的幹部和大學教師也成為了農村教育的老師。

教學思想要理論聯係實際。

1965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毛澤東要求學校的課程設置、教材編寫要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需要，教師講授知識要注意聯係社會實際和學生實際，反對學生死讀書、讀死書，提倡培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當時，高考要求全國使用統一課本，但這些課本為考試而設計，很不適合農村教育。電影《決裂》中就曾表現過這一問題。而1960年代中期，政策允許地方學校靈活掌握教科書的使用、甚至自行開發教學材料。最重要的是，要求所有學生同時參與工作和學習。

學生的這種輔助勞動同時對生產起了很大作用。在農村給工業的擴展奠定了基礎。而農村工業轉而成為資助教育的收入來源。

1966年，毛澤東還在一封信中談到，學生“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毛澤東的教育遺產。

因為致力於大眾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的教育革命給新中國教育帶來巨變。教育供給的總水平提高了，縮小城鄉差距、消除特權階層的子女獨占的階級優勢的目標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

入學率與識字率的上漲。

小學教育基本普及。畢業生從1960年代早期的500萬飆升到1977年最高點的2500萬。其中，農村從45萬升到2100萬。入學率從1964年開始明顯增長，在1970年代中期達到了90%多的高峰。

中學教育增長更明顯。到1970年代晚期幾乎所有學生都能進入初中。高中階段增長同樣顯著。1970年代中期，70%的孩子進入高中。城市、農村都是有體現。1960年代出生的農民的兒子平均接受了8.2年的教育，而1945年出生的隻有5.8年。

另外，識字率的增長和文盲率的下降也趨勢明顯。

1949年到1952年之間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遠超過40%，而男性是13%。這種不平等在毛澤東晚期得到緩解。1963到1967年間出生的男性文盲率降到了4%，而女性從40%迅速降到15%。

教育公平的實現。

城鄉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縮減很顯著——1962年城鄉升學率差距約為60個百分點，到1970年代末縮減到約15個百分點。

毛澤東《文革》時期政策對教育公平的作用極大，還表現在工人和農民的地位被提高，知識分子和城市幹部的特殊地位不再是子女受教育的優勢。

在1960年到1965年，父親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進入大學的幾率是父親為文盲的人的3.6倍。而在文革期間，父親的教育程度對升入大學的幾率沒有顯著影響。

出生於1940年代晚期的幹部、知識分子的兒子往往比農民的兒子多受2到2.5年的教育。而出生於1950年代中期的人的此差距降低到不足一年。

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對有著知識分子和管理階層的家庭背景的學生而言，文革是不受歡迎的。

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的發展戰略嚐試改造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而教育製度的轉變正是這個戰略中的關鍵一步。

毛澤東重視初等教育的普及、強調教育公平、推進教育與生產勞動的結合在實踐上都取得了顯著成果。這些成績是發展中國家的典範，也是毛澤東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