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文革中東方民主的罷官升官實踐
在說《文革中東方民主的罷官升官實踐》之前，先說說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這四十多年來的罷官升官。
走資派鄧小平沒有當過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一職，沒有當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一職，但卻有權發號施令，可以左右整個國家整個共產黨的大小一切事務。鄧小平帶著全家遊山玩水隨口說的話都作為國策來執行。不聽鄧話的就下台，鄧小平獨裁決策一夜之間先後讓三個總書記升官，一個被罷官的沒說任何理由昨天去廣場看罷課學生今天就不當總書記了，一個自然死亡，一個任滿八年下台。還隔代指定了一個總書記當了八年，一個總書記當十二年後，恐怕還會連任一直當下去。這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假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的罷官升官實踐。還被走資派的吹鼓手們右派和牛鬼蛇神磚家叫獸們吹捧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資本主義社會己經存在幾百上千年了，還要重新設計嗎？又問的老百姓嗎？在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大大地歎了一口氣，認真地說，再也不用看老百姓的臉色行事了。被毛澤東“逼”著為人民服務不爽啊。
走資派江澤東被鄧小平破格升官後，在鄧小平死後讓上海幫升官了，讓北京官被罷官了。為什麽會升官說了嗎？罷官的有原因是貪汙了。
走資派胡錦濤讓多少人升官了，說了為什麽嗎？當他下台後，他提升的官員幾乎都是貪官。這個總書記怎麽當的？
到了現任總書記走資派習近平如何罷官升官的，想必大家都清楚得很啊。一上台把之前身邊的人都升官了，突出的有福建幫之稱。經二屆任期之後，全換上新官了，說了為什麽要提升他們嗎？爭求老百姓意見了嗎？而罷官，在走資派習近平手裏玩貪腐，玩女人，玩消失己成常態。別說在封建皇朝製下又或是資本控製的所謂民選製下，《罷官升官》！《奪權爭權》！《買權賣權》！《授權派權》！這是古今中外都有公示天下，何德何能被升官，不管是科舉還是選舉都有個明示於大眾。然，走資派習近平治下，均一夜之間高官消失罷官，一天之內一個會上高官就升官發財走馬上任。
而文革中，毛澤東時代的東方民主之下，文革中幹部是如何產生的？ 自從蘇聯共產黨已經變質、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以來，毛澤東就一直在研究蘇聯是怎麽變的，一直考慮在中國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澤東通過對各種材料的分析發現，蘇聯的幹部是不勞動的，他們高高在上，脫離人民。不光如此，蘇聯幹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蘇聯，黨員、幹部，要由幹部子女來當，普通勞動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當黨員、幹部。
毛澤東還看到，中國的幹部中也有脫離群眾、脫離勞動的現象。許多幹部從來不勞動，搞特殊化。他們穿得幹幹淨淨，吃得好，還看不起工人、農民，對工人、農民搞瞎指揮，甚至打罵群眾。經過觀察和
思考後，毛澤東得出了一個初步的認識：幹部搞特殊化，脫離勞動，脫離人民，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要原因。為了避免中國的幹部腐化變質，毛澤東形成了一個幹部要參加勞動，通過勞動，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係的思路。
在１９６３年５月９日，毛澤東對《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
好材料》寫的批語。毛澤東在這則批語中寫道：“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員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澤東在一個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筆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澤東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此外，毛澤東在１９６４年回答法國總統特使馬爾羅的提問時說：“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他所說的具體措施中，很關鍵的，就是幹部參加勞動。可見，毛澤東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願望——通過幹部參加勞動來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但是，在當時，毛澤東還沒有找到一個將幹部統一組織起來參加勞動的好形式。
林彪寄來的一份報告，引出了毛澤東著名的“五七指示”
１９６６年初，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此時，他認為，在中國已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裏，而落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有，省裏有，地區一級有，縣一級有，公社一級有，甚至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一級也有。而且，從麵上看，工廠、機關、學校、部隊裏麵，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隨著毛澤東這一認識的形成，他對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過去中央光是號召幹部參加勞動，但各地執行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說，大部分沒有認真執行。許多地方流於形式，走過場。那麽，怎樣才能找到讓幹部參加勞動的最好形式呢？
正當毛澤東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林彪給毛澤東寄來了一份報告。林彪寄給毛澤東的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日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這份報告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一）恢複了我軍的老傳統。（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於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後，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但毛澤東考慮問題的思路，卻不限於軍隊生產的範圍。他考慮得更深更遠。他由軍隊搞生產，聯想到辦一種“大學校”的問題。這種“大學校”，各行各業都要辦。在“大學校”裏，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由此形成一個體係。這個體係，正好與他１９５８年所設想的辦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於５月７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誌：
你在５月６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隻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
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隻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麽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５日批轉“五七指示”時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從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係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幹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裏，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係起來。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員會。當時，國務院的部級機構有９０個。毛澤東決定，在這些機構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員會。在成立革命委員會時，要實行精簡的方針。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１日，《人民日報》在報道《靈寶縣革委會實行領導班子革命化
——精兵簡政，密切聯係群眾》時，加了一個按語，按語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員會，要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走“精兵簡政”的道路。實際上，那時地方都已經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此時所說的“精兵簡政”，主要是針對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來說的。機構精簡了、幹部編製壓縮了，多餘的幹部怎麽辦？
毛澤東於１９６９年１月指示，幹部要下放勞動。在１９６９年４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再次強調了機構精簡的原則。在精簡原則和幹部下放勞動的號召下，中央開始全麵考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批準的《關於國務院各部門設立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中確定：國務院各部委機構，由原來的９０個精簡為２７個，各部委的幹部編製總數壓掉８２％，２７個部委幹部隻留下原來幹部編製總數的１８％。實際上，原幹部留用少於１８％。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員會。在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進行了合並，成立一個新的部級機構。有些部委被撤銷。
中央國家機關幹部的精簡，直接帶動了各省、市、自治區機關及其下屬的地、縣一級幹部的精簡。接著，各企業、學校、群眾團體的幹部也大量精簡。精簡之後，多出來的幹部如何安置精簡出來的幹部，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正當中央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為安置上述幹部發愁時，遠在邊陲的黑龍江省，突然冒出了一個柳河“五七”幹校。幹校耕種土地３０００餘畝，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並自力更生辦起了小型工廠、企業。實踐證明，‘五七’幹校是改造和培養幹部的好地方，是實現機關革命化，搞好鬥、批、改的一種好辦法”。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各級領導班子實行了老、中、青三結合，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正在迅速成長。各級政府都成立了老、中、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各級革命委員會努力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廣大人民群眾保持著廣泛地密切地聯係，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更加鞏固，各級領導班子實行老、中、青三結合，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具有深遠意義的新生事物。它是落實毛主席關於“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指示的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措施，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老、中、青結合在一起，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團結戰鬥，大大地促進了各級領導班子的思想革命化，極大地增強了戰鬥力。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走與工農相結的道路，蔚然成風。工人、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人上大學層出不窮。工農理論隊伍得到了不斷壯大。政治夜校陸續成立，教育革命欣欣向榮。作為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毛澤東是在極為艱難困苦條件下締造的共產黨和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並努力探索長期不改變顏色的途徑，是理所當然的。毛澤東也是十分可貴和富有遠見的。為毛澤東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現象及脫離群眾現象，所做的堅持不懈的鬥爭，一直贏得全中國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的。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中承認：“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製左派、打擊左派、壓製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發生學生鬥學生、群眾鬥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麽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的動員起來之後，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原領導人壓製群眾，被批判、被推翻，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成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工作隊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農村和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舊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製群眾運動，把群眾當成阿鬥，把工作組當成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鬥學生，反而放鬆了甚至放棄了一鬥、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
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理應及時的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等同誌正確的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複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幹革命的主張，一再堅持。可是我們頑固的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大方向的正確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為路線錯誤。由於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誌遭到了很大的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誌，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誌負擔。不少工作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誌受了委屈，特別是由於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誌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感到非常慚愧。
由於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又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的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是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誌。
北京兩個多月的運動中，中央常委經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誌和我兩個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以後，不久就出現了壓製，打擊左派，群眾鬥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麵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誌中，以陳伯達同誌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或不派工作組的意見，但是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麵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等同誌的正確意見是從群眾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是緊跟主席思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的，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於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於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至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於聽取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向毛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示，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時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隻會犯嚴重錯誤而不會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隻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完全是違背毛澤東同誌指導方針的。“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文如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毛澤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
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份大字報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明確地提出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8月7日，十一中全會印發了這張大字報，並附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的中國建設成為無產階級的鐵打的江山，完成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賦予我們光榮的曆史使命。”隨後，北京大學的代表聶元梓、各地的學生代表先後發了言。大會結束以後，百萬群眾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參加接見的有50萬人。
請注意：鄧小平在撿討中說：“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
以及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毛澤東說：“可是在50多天裏......“
這裏都有一個《五十多天》和《50多天裏》。指的是同一段時間，這個時間段是《（1966年5月16日——8月12日）》。《5月16日》這個日子在當時很特殊，即《五一六通知》發出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於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走資派司令部發的綱領）進行了全麵批判，並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這是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在這之前是劉鄧彭等走資派搞的文革。
五一六通知：” 中央決定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誌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誌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誌在1965年9月至10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誌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於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隻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誌和其他同誌，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征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誌的同意，采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要求廣播和發表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從此，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人民日報》發表重要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無論有怎樣千頭萬緒的事，都永遠不要忘記政權，不要忘記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論指出：“一場勢如暴風驟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國興起！”
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指出：“為陸平、彭佩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全國各地和北京各單位革命群眾紛紛聲援北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師生一馬當先，貼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報，排炮猛轟黨內走資派。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讚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假讚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在怎樣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這是觸及靈魂的問題。”
黑司令部被革命群眾運動嚇得要死，鄧小平召見胡克實，下令“團中央協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
黨內最大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憑他們的反革命嗅覺，預感到自己末日即將到來，急急忙忙調兵遣將，把黑幹將陶鑄、王任重之流塞進中央文革，安插在中宣部，妄圖奪回失去的陣地。當群眾運動風起雲湧，把鬥爭的矛頭明確地、尖銳地、毫不含糊地對準資產階級司令部時，劉、鄧、彭等走資派幾十年來偽裝革命的遮羞布不裝了，然而個個都赤膊上陣，迫不及待地炮製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派出大量工作組，去控製局勢，鎮壓革命。
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圍繞著工作組問題。激烈地鬥爭。鬥爭的焦點是要不要發動群眾起來革命。是不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
劉、鄧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機會，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指使工作組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幹擾”、“抓遊魚”，瘋狂鎮壓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妄圖把這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打下去。
以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則堅決支持革命派起來踢開工作組，自己鬧革命。
在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激烈鬥爭的緊急關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麵臨被劉、鄧一夥扼殺的危險時候，毛主席回到了北京，親自主持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寫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主持製定了《十六條》。毛主席以最大的決心不惜粉身碎骨，以最宏偉的膽略，在年老體弱時以最果斷的措施，公開了黨內長期存在著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號召和率領億萬文化革命大軍起來直搗資產階級司令部，鏟除資本主義複辟的最大危險。
於是，走資派們到處調兵遣將，向北京市各大中學校派了工作組。繼六月五日張承先進駐北大建立臨時政府後：六月五日，鄧小平派工作組進了北師大附中；六月六日，孫友漁為首的工作組進了北師大；六月八日，北航院黨委迎來了以趙如璋為首的工作組；六月九日，葉林帶著五百多人的龐大隊伍開進了清華園，六月十五日，二百多人組成的地質部鄒家尤工作隊到了北京地質學院；薄一波從工交各部抽調大批幹部，陸續派住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胡克實抽調了一千五百多名幹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學校；僅僅在北京市的文教機關，劉鄧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隊。……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裏劉鄧走資派們對造反派紅衛兵進行了瘋狂的鎮壓。
走資派鄧小平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裏大鎮壓》，如同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人們總在攻擊毛澤東。其實當初毛澤東在國民黨裏當個部長為中國農民做些事情。是蔣介石逼上井崗山組建了紅軍。文革中的鄧小平逼著毛澤東讓他下台住將軍樓喝茅胎打橋牌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說：“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毛澤東隻是想讓鄧小平們不要複辟資本主義而己。毛澤東在對待不同政見者從來重視教育而非消滅肉體的。鄧小平在一線領導十年不匯報，在蔣介石手下恐怕沒那麽幸運了，不是被暗殺就是早下台。毛澤東在逝世前也將鄧趕下台了，鄧小平自吹能“三上三下“的三上是華國鋒讓鄧上的。然而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教訓是：對於死不改悔的兩麵派人要多加防範。血的教訓啊！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麵世近60多年來，廣為傳布。其主創人員之一周巍峙有言：“這是一株革命內容與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相結合、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奇葩。它擷取中國共產黨誕生、發展、壯大的一些重大事件，藝術地再現了中國革命的戰鬥曆程。這部藝術精品是在周恩來總理的精心指導下集體創作出來的。”
《東方紅》的醞釀
1960年11月，周恩來在觀看中央民族歌舞團歸國匯報演出時指出：“建國十一年了，在藝術方麵總要有新東西，總要有提高。開國初期看看大秧歌《人民公社慶豐收》這類歌舞還可以接受，現在還保持那樣的水平就不行了。”據作曲家陸祖龍回憶，《東方紅》的創作源於朝鮮的革命歌舞劇：
1960年賀龍元帥帶領總政歌舞團訪問朝鮮，當時朝鮮為了歡迎我們，他們的演員在飛機場搭了舞台，表演了名叫《三千裏江山》的歌舞劇。當時歌舞劇中大概有三四千名演員，演出效果特別震撼。賀龍元帥看過後說，回國我們也搞這樣的大歌舞，這就是大歌舞在中國的最初淵源……大概到了1964年的7月底，中央正式決定要創作名為《東方紅》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我估計賀龍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東方紅》脫胎於196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集體創作並演出的《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第五屆“上海之春”音樂會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第五屆“上海之春”音樂會的宗旨是“努力促進音樂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由3000人演出的《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更是被《人民日報》譽為“充滿著革命激情和具有偉大時代氣魄的大型歌舞，以磅礴的氣勢反映了40多年來中國人民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
1964年7月13日晚，周恩來應陳毅之邀在上海考察觀看了《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並連夜召集上海市文化局局長孟波，副局長、大歌舞藝術指導許平，表示計劃由北京與上海合作，在國慶前編創一部大型歌舞。回京後，周恩來即請周揚著手研究“大歌舞”的藝術構想。7月18日，他在國務院各部黨組書記會議上談到，“現在離國慶隻有兩個月了，有這麽一個想法，就是最好在這個十五周年國慶，把我們革命的發展，從黨的誕生起，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到後來的‘五四’運動，到大革命，然後又到井岡山，舉起了紅旗，都貫穿著毛澤東思想，通過這個表演逐步地體現出來。”
根據周恩來指示，7月24日，周揚起草了一個請示報告，提出創編概括地表現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光輝曆程的大型歌舞，在國慶期間上演，同時就大歌舞的創作思想、內容編排、表現形式及組織領導工作提出了若幹具體意見：
（1）政治內容方麵應以我國革命的幾個主要發展階段為基礎，比較概括地加以表現。如各次重大革命事件都來表現，就不免掛一漏萬，很難平衡。
（2）這一大歌舞既要在政治上正確表現出中國革命曆史發展的特點，充分體現出在毛主席領導下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勝利，同時也要在藝術表現上盡可能做到統一和諧，有起伏，有發展；做到結構緊湊，風格鮮明，氣氛強烈，能給觀眾以很深的感染力。
（3）在編排新的章節時，音樂方麵盡可能選用當時富有代表性的詩詞和歌曲，舞蹈方麵也盡可能利用現有的成品加以改編。不足的地方，以及用歌唱或舞蹈難以表現的部分，擬用朗誦詩來彌補。
（4）時間不宜過長，以兩小時為限。原上海有52章節，擬調整為46章節……以在人民大會堂演出為好，規模可在三千人至四千人之間。……
報告並附《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的初步修改方案和創作組名單。周恩來仔細審改了這個報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廳召集有關方麵負責人開會，決定大歌舞立即上馬，“爭取按計劃完成，但考慮到創作上的困難，萬一十月一日趕不出來，也不要緊，等於我們大家進行了一次革命傳統教育，一次黨史教育”，並特別強調：“要敢於創造”。關於大歌舞的名稱，會上有人提議用“東方紅”，周恩來當即表示讚同，認為“這個題目好，既精練又切題”。8月1日，周恩來正式批準了周揚的報告，親自擬定一個13人組成的領導小組，以周揚為組長。至此，《東方紅》的啟動工作正式完成。
“敬愛的周總理是我們的總導演”
周恩來是《東方紅》名副其實的總策劃與總導演。從9月中旬到27日，他多次審看並約談有關人員，親自確定《東方紅》的創作主題和重要情節，提出創作指導思想是“突出表現毛澤東思想，要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努力做到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創作風格要突出民族化特征，“要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創作手法“要采用史詩的寫法，既是粗線條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動人”，要“敢於打破框框，標新立異”，“注意藝術風格、藝術手法的多樣化”；創作原則是“兩結合”，即“把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結合起來”。
作為一部革命史詩，《東方紅》以音樂舞蹈等具象化形式，將革命意識形態話語轉化為舞台藝術話語，進而建構中國革命史規範化、經典化的敘事模式與話語體係。《東方紅》的朗誦詞，從內容構思到文字表述，周恩來都逐字逐句地推敲斟酌，親自審改。節目編排方式為“選用各個革命曆史階段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和一部分采用當時的詩詞和音調改編或新寫的作品”，展現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波瀾壯闊的革命曆史畫卷。其表現形式是音樂、舞蹈、朗誦和幻燈背景相結合，計有舞蹈、歌舞、表演唱和大合唱35個，革命歌曲39首，朗誦18段，不同的場景33個。為了使《東方紅》達到曆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周恩來親自為創作組作了長達四個多小時的黨史報告，對演出中的各種細節和史實一一予以詳盡指導。據周巍峙回憶：“黨的誕生、秋收起義、遵義會議這幾個重大曆史事件能否突出地表現出來，是周總理最關注的事情。”周恩來強調指出，整個大歌舞必須讓群眾完全看懂，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也要讓不太熟悉中國革命曆史和社會情況的國際友人看懂，這樣才能起到預期的政治宣傳與藝術效果。
在創作表現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東方的曙光”這一場時，創作組沒有找到現成的描寫、歌頌共產黨誕生的歌曲。周巍峙遍查史料，終於找到一首民歌歌詞《北方吹來十月的風》。周恩來審閱後，認為這段歌詞說明了馬列主義的傳播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形象地表達了俄國十月革命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影響，由李煥之參考大革命時期群眾歌曲的風格，為其譜了曲。舞台表現也是在周恩來指導下完成，“在這一場天幕左側光芒四射的馬克思、列寧畫像前，同時升起兩麵紅旗，一麵是黨旗，一麵是繪有毛澤東青年時期形象的紅旗。在兩麵紅旗下，行進著中國無產階級率領廣大勞動群眾英勇奮進的隊伍”。周恩來對此表示認可，“這段舞蹈和歌曲的形象都很好，樸素、英勇，反映了建黨初期工人階級的形象”。
在表現遵義會議時，起初創作組認為不好把握，遂代之以歌舞《十送紅軍》，周恩來觀看後表示，“表現不表現遵義會議是個原則問題，一定要用專場來表現”。於是創作組將遵義會議作為重頭戲加以表現，並新創歌曲《紅軍想念毛澤東》表現紅軍戰士盼望毛澤東重新掌舵的迫切心情，周恩來肯定了“這個設想很好”，並要求增加舞蹈演員人數，全麵展現紅軍戰士、工農群眾、少數民族等多種人物形象，以此表現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是群眾意誌的集中表現，這正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的具體運用”。
《東方紅》的每一處場景、每一個細節，從歌詞、歌曲、樂曲、朗誦詞，乃至服裝道具舞美等設計，無不凝聚著周恩來的心血。每一次分場排演，他都親自審看，並親自主持座談會，征求意見，廣大文藝工作者都對周總理對藝術規律的深刻把握及其民主作風感佩不已。9月25日，周恩來親自審改完《東方紅》的朗誦詞，“特急，即送周揚同誌，請予閱正”，另鉛印若幹份送彭真、陸定一、康生、郭沫若、陳伯達、江青、姚溱等“嚴加審查”，將修改意見速交周揚匯總，“並作最後定稿”。9月27日，周恩來最後一次審看《東方紅》彩排，並予充分肯定。
“要為群眾所喜聞樂見”
1964年10月2日，八場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堂拉開帷幕，連演14場，盛況空前。具體節目安排見下表（歌曲與舞蹈一起演出時，歌曲用楷體字表示）：
周恩來分別於2日、6日、15日三次觀看《東方紅》演出，並到後台為日本友人鬆山樹子解答有關《東方紅》的各種問題。10月5日，陳毅在會見緬甸政府代表團時介紹《東方紅》“是由周總理任總導演的”，“周總理領導過中國革命，現在又導演革命的歌舞”。10月6日晚，毛澤東在周恩來、彭真、賀龍、柯慶施等陪同下，在人民大會堂同駐京陸海空軍、人民公安部隊官兵8000多人一起觀看《東方紅》。
10月16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真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了參與《東方紅》創作演出的全體人員，周恩來興奮地向大家宣布了中國首次核試驗剛剛爆炸成功的喜訊，全場歡聲雷動。10月23日，周恩來在《東方紅》演出人員擴大會議上作報告，肯定這次演出是成功的，要求在表演中突出毛澤東所說的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個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周恩來特別強調了“三化”方針及其辯證關係，“文藝工作者要實現文藝的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首先要把自己鍛煉改造成為一個革命派，即首先要進行人的革命，然後才能出現藝術的革命……不論什麽表演，都要通過民族化的形式表現革命的內容，要為群眾所喜聞樂見。”
紅色經典改編
正如《東方紅》領導小組成員、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所言：“高舉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偉大紅旗，表現工農兵的偉大革命實踐，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我國音樂舞蹈藝術工作者最光榮的戰鬥任務。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就是在這一根本方針的指導和鼓舞下進行創作的。”在當時的條件下，將舞台劇《東方紅》改編拍攝成電影進行大眾傳播，讓廣大群眾都能受到一次深刻、生動的黨史教育，促成其經典化與群眾化勢在必行。
1965年1月8日，周恩來召集《東方紅》導演團開會，研究將《東方紅》改編攝製電影的相關事宜。他明確指示：“我們創作《東方紅》，總的指導方針是學習和傳播毛澤東思想。舞台演出是學習和傳播，拍電影是更進一步的學習和傳播，電影還可以拿到國外去……電影要有一個更明朗的線索貫穿著，要貫穿著毛澤東思想，我們就要學習毛澤東思想，活學活用，體現到銀幕上去”。就其創作方法而言，周恩來表示要“標新立異”，“標社會主義之新，立無產階級之異，這本身就是革命化……要敢於創造，在文藝上認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走群眾路線，“提倡創作上的三結合”。在講話最後，周恩來將《東方紅》定性為“革命的產物”“毛澤東思想的產物”“人民的事業”。
隨後，八一電影製片廠、北京電影製片廠、中央新影廠將舞台劇《東方紅》改編為舞台藝術片，隻選取了序幕和前六場，後兩場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東方紅》看來還是截止在1949年好，民主革命作一個階段，許多統一戰線的問題好回答”的意見，沒有拍攝。9月18日，影片《東方紅》攝製完成，周恩來與羅瑞卿、劉誌堅連夜在八一電影製片廠審看樣片，對細節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並勉勵大家：“請大家再加一把勁，使它達到完美境界，爭取提前完成，在國慶節上映。”10月1日，彩色舞台藝術片《東方紅》如期與觀眾見麵，再度在國內外掀起一輪熱潮。司徒慧敏在《電影藝術》撰文，提出“三化”的檢驗標準在於“能不能夠以優美的藝術形式傳播毛澤東思想，對人民進行革命的傳統教育和革命的前途教育，能不能為中國人民所喜聞樂見”，就《東方紅》而言，這個標準已經達成。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說過一段話：“毛澤東更應該值得你們中國人了解、尊重和學習，因為他是你們中國人屹立於世界民族前列的財富和基石。但是我很遺憾，在你們國內卻出現了大量忽略、詆毀甚至是造謠中傷毛先生的事情，在我們的世界裏覺得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中國革命的成功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型，即新中國兩套完整的工業化建成，沿海的工業化和大小三線的工業化。以及從理論到實踐的防止修正主義複辟的文化大革命的經曆。已經反複證明毛澤東思想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中國人民隻有旗幟鮮明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把毛澤東思想完全徹底地落實到中華民族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才能確保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國從勝利走向勝利。
一直號稱中國共產黨的敵人美國都在深入研究和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並且用來對付中國，並取得了明顯成效，這就更加有力地證明了毛澤東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更加警醒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繼承好和發揚光大毛澤東思想。如果走資派特色政府主動放棄毛澤東思想，還用白貓黑貓摸石頭來作指導，那就是向敵人繳械投降。如果中國共產黨堅決捍衛毛澤東思想，聽毛主席的話，那中國共產黨就會成為戰勝美西方強大敵人的銳利武器。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說：“毛澤東無愧於世界級領袖，毛澤東熱在中國內部乃至國外不降反升現象，更令人不可思議，美國人應當研究他的思想精髓。”
美國前總統小布什說：“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和偉人，一個沒有英雄和偉人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我們美國的青年不僅要知道華盛頓和林肯，也應該知道毛澤東。我的父親曾經跟我說，中國青年對於我們的華盛頓和林肯都非常了解，甚至超過我們的青年，英雄和偉人是沒有國界的。”
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說：“無論我們承認與否，在我們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個不戴有色眼鏡的人都尤其尊重你們中國的‘毛澤東’，他是一個值得所有對手尊敬的偉人……無論是過去、現在或將來，他的精神和思想都值得我們西方世界研究、學習和尊重……我們西方世界將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種戰略的高度來進行研究和學習……”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Steve Orlins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說：“我從來沒想到，這麽多年來，我做的最出名的事情是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話。”他說：“有困難的時候，讓我常常想起，我很喜歡的毛主席的一句話，我們的同誌，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希望我們一起努力，讓中美關係持續往好的方向發展。”
肯尼迪生前辦公桌上總擺著一部《毛澤東選集》，他不僅研究中國，還把毛澤東思想概括成兩句話：“調查不夠不決策，條件不備不行動。”
艾森豪威爾：“毛澤東是一個極難對付的人物，恐嚇、威脅對他沒有用。”
尼克鬆：“毛主席是充滿思想活力的偉人，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鬥到最後一息的戰士”，“他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曆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詩人”。
福特：“毛主席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對曆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在任何時代成為曆史偉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美國人不會忘記，正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同美國一起采取行動結束了一代人的敵對情緒，在我們兩國關係上開創了一個新的和比較積極的時代。”
卡特：一生之中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澤東。他在2010年中美座談會開場白中說：“9月9日是毛澤東逝世34周年的日子，這位從湖南走出來的智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全世界。”
克林頓：“毛澤東說‘若想了解梨子真滋味，就必須親口嚐嚐’，這句話真讓我欣賞。”
小布什在耶魯大學研討會上向眾人發問：“大家知道世界上哪本書發行量最大?看的人最多?”眾人摸不著頭腦，片刻寧靜後小布什從筆記本下抽出《毛澤東選集》向眾人展示說：“就是這本書——《毛澤東選集》!這本書是我父親當年從中國帶回來的，已經收藏了幾十年。”
奧巴馬是毛澤東的忠實粉絲。他在執政百天演說時引用毛澤東的話——“隻是萬裏長征才走了第一步”，並在白宮的聖誕樹上掛出毛主席像。奧巴馬高度讚揚毛澤東的內政外交：“什麽是外交?外交就是內政，這兩者絕不是兩碼事，不是。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國民要使自己成為國家的主人，這種願望是民主主義的根本。”
美國是一個崇尚叢林法則的國度，弱肉強食，欺軟怕硬，誰把它打趴下了，它就臣服於誰。當然也會研究誰，報複誰。
美國在曆史上發動過200多場戰爭，可謂百戰百勝，唯獨在朝鮮戰場上敗給了中國人民誌願軍。
一開始，毛主席給美國人劃了一條“三八線”，警告美國：“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麥克阿瑟認定中國不敢出兵與美國對抗，公然聲稱：“在曆史上，鴨綠江並不是中朝兩國截然劃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礙。”並把戰火迅速燒到鴨綠江邊。
毛主席當機立斷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英明決策，一聲令下，幾十萬中國人民誌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以“小米加步槍”的絕對劣勢，對抗以美國為首的“武裝到牙齒”的世界最強大的17國聯軍，在10日內把聯軍打退300公裏，美國《先驅論壇》稱：“這是美國陸軍曆史上最大的敗績”。
1950年12月6日，誌願軍收複平壤，將戰線從清川江推回到三八線，徹底扭轉了朝鮮戰局……一場朝鮮戰爭，打出了中國的國威軍威，打出了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尊嚴。從此，毛主席的大智大勇威震四方，令美國人膽寒。
毛澤東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中有一段精采演說，我們是愛和平的，我們不要戰爭。但我們不怕戰爭。有人問：戰爭要打多久？我們不作這個決定。我們把這個權力交給美國總統來決定。美國要打多久，我們就打多久。直到把它打回美國去。
毛主席告誡中國共產黨：“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看現任美國總統拜登在運用毛澤東思想方麵，運用最嫻熟的主要有：
毛澤東關於統一戰線的思想：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把我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們的敵人搞得少少的。拜登把這一思想貫徹到他的核心執政理念之中：“當美國與盟友合作時，美國才是最強大的。”美國“最好的對華戰略是讓我們每一個，或者至少是我們過去的盟友都站在同一立場上”。我們清晰地看到，自拜登上台後，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反華聯合陣線”正在按計劃、有步驟、快速地形成之中。
還有就是毛澤東關於“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軍事思想。拜登宣布從阿富汗完全撤軍時明確表示：“我們將專注於中國等其他優先事項”，現在是美國集中精力處理中國等海外其他優先事項的時候了，“我們必須專注於我們麵前的主要挑戰，而不是重新與塔利班開戰。我們必須支撐美國的競爭力，以麵對日益增強的來自中國的激烈競爭。”拜登要求國防部收縮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兵力部署，重點部署到亞太地區，形成對中國“O形包圍”和大軍壓境的態勢。
也許有人會質疑，拜登的執政理念未必來源於毛澤東思想，但是有一點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美國政府確實把毛澤東思想研究提升到了戰略高度，而拜登的執政理念也確實閃耀著毛澤東思想的光輝。
美國人深知，毛澤東是中國人民心中最偉大的精神領袖，毛澤東思想是指引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致勝法寶，所以隻要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從中國人民心中“抹去”，就等於抽掉了中國人的“脊梁”，美國和平演變中國的戰略就成功了一半。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在他的《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預言：“當有一天，中國的年輕人已經不再相信他們老祖宗的教導和他們的傳統文化，我們美國人就不戰而勝了……”
長期以來，美國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用於對中國政府的顛覆活動，在2021年4月24日美國國會通過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中，有一項非常明確的內容——國會每年撥款3億美元用於針對中國的顏色革命。近日，一位美國共和黨朋友透露，這一撥款已經增加到15億美元，重點用於抹黑毛澤東和“去毛化”。
美國軍事作家、評論家拉瑞斯約本海默直言不諱地指出：“他們心理憎恨而又恐懼的毛先生離開世界了，他們便卑鄙地雇用那些沒有廉恥的中國人，四處遊說，這難道就是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軍事人馬?連起碼的軍人自尊都沒有……”
美國政府在中國推行“以夷製夷”戰略，憑借美國資本對中國輿論領域的強力滲透，收買一批無良的專家學者，鼓動一批內心肮髒的精英，利用一批在文革中受到過衝擊而仇毛的人，挑唆一批不明曆史真相的年輕人，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毛辱毛運動，否定毛澤東的曆史功績，否定毛澤東思想，抹黑毛澤東的光輝形象，削弱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和中國人民心中的地位，超預期實現了他們在中國“非毛化”的目標。
以至於1999年版《辭海》對大量與毛澤東曆史功績和獨創理論有關的詞條被刪除和修改，甚至寫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因美方“不接受”而被刪除、取消掉……
美國政府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政權，維護其世界霸權地位。然而今天的中國己不是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政權。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政權四十多年前己被走資派鄧小平們推翻。
如今美西方聯合起來要“以夷製夷”的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而走資派特色政府及其一批無良的專家學者，一批內心肮髒的精英，一批在文革中受到過衝擊而仇毛的人，一批不明曆史真相的年輕人，還在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毛辱毛運動，否定毛澤東的曆史功績，否定毛澤東思想，抹黑毛澤東的光輝形象，削弱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和中國人民心中的地位，超預期配合美西方實現在中國“非毛化”。
1、“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2、毛主席在1960年談到一些變質的幹部時指出：“這些人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毛澤東傳，115頁）
3、“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1964年5、6月間，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國如果出了修正主義中央，各個省要頂住。6月14日又說，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中央怎麽辦？要縣委頂住修正主義中央。（引自袁水鬆、王均偉著《左傾二十年》267頁）
5、1965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談話時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6、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的談話中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險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572頁）
7、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明確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英國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又說，“如果中央搞得不對，所謂不對，不是講小不對，而是講大不對，而是講大的不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8、1965年10月12日，毛澤東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南廳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
9、毛澤東說，如果 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黨校出版社，第1160頁。）
10、毛主席說：“現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對不對，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義。”10月12日，毛澤東又在這個會議上說，“中國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就要造反，不造反，就犯錯誤。”這天，當彭真在會上講話時，毛澤東插話說了幾句很重的話：“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麽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幹！”（《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1頁。）
11、“我對這一條比較積極，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總要有個X萬噸的鋼鐵廠，能製造機器，製造武器。我不怕你們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凱當皇帝逼出了個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可以造反。”（《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12、“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出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13、1966年3月4日，毛澤東說：“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14、“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毛澤東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記錄，1966年3月30日）
15、“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毛主席《給江青同誌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16、“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毛主席：對《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批注，1966年8月5日）
17、“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轉引自《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
18、“在世界上，不論什麽國家，不論什麽地方，哪裏有壓迫，那裏必定有反抗；哪裏有修正主義，那裏必定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他對抗；哪裏用開除黨籍等等分裂主義的方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裏勢必產生新的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產生強大的革命政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406頁）
19、毛主席說，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讓更多的孩子見到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的希望。將來，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義，就是現在在廣場上見到我的孩子們當中，會有人記住我對他們的希望，記住我說的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敢於實行對修正主義造反有理。我多見一群孩子，多站一會，我多一份希望，這是很有意義的。毛主席接著說，我有這樣的經驗。當年，搞國共合作，開代表大會，我到會了，見到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對我很器重，讓我擔負了重要的工作，還讓我在大會上作報告，而那時我很年輕。孫先生這樣器重我，我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孫先生不在了，但他講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我時時刻刻記在心裏，記了一輩子，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我今天見見孩子們，也是希望他們記著要繼續革命，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這是一件大事。（項觀奇拜會戚本禹：《毛主席談他為什麽要接見紅衛兵》）
20、毛主席說：“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對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眾總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
21、毛主席講，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麽，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1974年，中國代表鄧小平出席了第六屆聯大特別會議。見《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第45頁）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毛澤東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是民主的最高境界。也是階級鬥爭中的暴力的主動權掌握在誰的手裏的最好回答。壓迫和剝削就是暴力，壓迫者和剝削者掌握著國家機器財政大權，他們可以用文的或暴力的手法，強逼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
自從人類產生階級結成社會以來，階級鬥爭一直存在。奴隸主和奴隸、封建社會裏的帝皇將相才子佳人等的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間、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和長工之間。以致今天中國特色政府走資派當官的和平民百姓之間的矛盾幾十年來一直貫串始終。
走資派特色政府當官的靠在社會各級製度中掌權而占有優勢，但人數一直居劣勢，而靠大量的維穩經費組成的警察、特警、保安、城管、農管、文管等外，還有隨處可見的監視攝象頭。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大量暴力行為，最大的動用軍隊坦克開進城裏開槍鎮壓。最卑鄙無恥的是判四人幫死罪，大量鎮壓文革中的造反派。
還有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把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的億萬國企職工兄弟姐妹改革得下崗失業，甚至淪為新生資本家和官僚家族企業的雇傭、奴隸甚至不得不從事皮肉生意以過活，這是不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
把無數作為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經濟支柱的國企改革成了私企、外企或官企，是不是赤裸裸的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
把無數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改革成了空殼、虛無甚至土地都“流轉”到新生地主老財手中，使翻身農民再度淪為昔日的長工，農民工、短工，臨時工幹苦活累活髒活後，連拿極低薪為活命的血汗錢，還欠薪？討薪時下跪還被保安驅趕毒打，這是不是意在變天的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
不雇百姓死活旨在維護官僚和“先富”既得利益的《物權法》的麵皮，為了官僚和開發商的利益，大肆強拆民房並不斷造成流血案件，是不是充滿血腥的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
震驚中外的台資企業富士康的農民工連續跳樓自殺，走資派特色政府照顧的優惠的是台灣國民黨的資本家。工人不準反抗、不準罷工、不準貼大字報造反等還有一丁點共產黨的味嗎？這不是階級鬥爭的暴力行為又是什麽？
如通鋼工潮，通鋼工人階級不奮起抗爭直至拳毖私企總經理陳國君，他們就勢必淪落為新生資產階級的雇工、奴隸甚至被“滾蛋”！……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湖北巴東民女鄧玉嬌麵對淫官肆虐，如果不堅決自衛，直至刀斃淫官，後果豈非可想而知？！
下等人平民百姓在社會結構中處於低微，但其人口數量龐大。官與民的力量在社會的不同時期彼此消長，決定著官民矛盾的緩和、激化和爆發。官的壓迫資本家的剝削少些，官民的矛盾輕微時，社會和諧，即所謂太平盛世。官的壓迫資本家的剝削重了，官民矛盾嚴重時，則社會不穩定，甚或動蕩。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是客觀存在的，也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每次的暴力鎮壓之後的反抗，都是促進人類向文明前進。最終以戰爭決定著要改朝換代。改朝換代有資產階級的輪流執政。假如工農取得政權，為防止資產階級的輪流執政的產生，就要進行文革。
調和官民矛盾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民主，或者說，民主最主要的功效就是調和官民矛盾。但是，民主的功效僅僅就是調和官民矛盾嗎？非也，民主還通過影響官民矛盾而使社會漸臻公正，從而漸臻進步。所以說，民主最內涵的功效是有利於社會公正，其終極目的是推動社會進步。如果能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民主，你就會發現，“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原來是最徹底民主的宣言。民眾的反抗是被動的，被迫的。壓迫越重，反抗越激烈。消滅暴力，就要消滅壓迫和剝削。
說實話，剛開始時，很多人對於毛澤東的名言“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由於思維上的慣行和定勢，覺得這十一個字可能有“暴力“。不料一旦靜下心來，細細想，細細想，難道反抗無理嗎？曆來都是剝削有理，造反有罪的。但資本社會裏有不平，無反抗不造反則不平更甚矣，勞動人民有苦難，無反抗無造反則苦難更重矣，社會資本製度有不公，無反抗不造反則不公長存矣。毫無疑問，如果沒有反抗，沒有造反，社會不但會踏步不前，甚或逆行倒退。如此看來，“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豈不是民主的最高境界？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包含了兩層重要的民主思想。首先，這句話明確指出，先有壓迫剝削，後有反抗造反，是因為壓迫剝削才導致反抗造反的，也就是說壓迫剝削是無理的，反抗造反才是有理的。隻要有官的地方，就必然會發生官壓迫民的事情，民壓迫官的情況，則鮮有。所以說，“壓迫無理，反抗有理”的觀念一旦被多數人所接受，從長遠看，則反抗未必增多，壓迫必會減少。
在人類數千年的曆史中，存在著一種不合理的觀念，仿佛官欺壓民是理所當然的，民反抗官則是大逆不道的，這種觀念時至今日，仍留餘毒，仍在束縛著民主，孔孟的儒家思想對此貢獻最大。毛澤東說出了“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應該說是站在對民有利的立場上說話的，為孔夫子所深深懼怕的“犯上”撐腰，史無前人。
然而更重要的還在其次，“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不僅為“反抗”正名，而且還是實現社會進步的唯一方法，不公平從來沒有不經過民眾的反抗而得到消除，社會也不會不經過民眾的反抗而進步。所以說，能提出“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人遠比提出要建立什麽樣社會的人高明得多。這就好象老師教學生，教會某種知識，遠不如教會學生學習的方法，善於教方法的老師才是最好的老師。所以，比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美國獨立時的先賢們的“三權分立”來，毛澤東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更為高明，是人類社會以來對民主最高境界的宣揚。有人稱毛澤東為導師，的確很確切。
其實，很多的嘴上常講民主的人，其對民主的理解僅僅停留在製度或體製的層麵。孰不知，無論在什麽樣的製度或體製之下，官的地位總會高過民，如果不認為民的反抗有理，不管是幾權分立，隻不過是限製或分化了某些官職的權力而已，並沒有解決“官的地位總高過於民”這一產生官民矛盾的根本原因，則總歸是不徹底的民主。而且製度和體製不公平，又該怎麽辦呢？他們從來沒想過。離“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境界還相差十萬八千裏呢。這些人真的應該靜下心來，仔細想想毛澤東的這句名言了。
《造反有理》？！誰造反？造誰的反？為什麽要造反？對誰有理？對誰不理？為什麽說有理？
《人類》。泛指每一個有生命的人。人類從原始時就分男人、女人、老人、年輕人、小孩。又有白種人、黑種人、黃種人。地區不同又分不同地區的人。部落不同又分各不同民族的人。
自從產生階級之後的人就開始分下等人，中等人，上等人的區別。又分窮人與富人的區別。上等人中又分帝皇將相、達官貴人、才子佳人等等。下等人中又分許多種人來。
階級產生之後的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和地主等有錢有權之《人》一直掌握主裁權控製權和語語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皇是上帝或天上派來的，命中注定的。百姓隻能聽天由命，命中注定的。上帝決定的。
因此一直由有錢有權之《人》統治。剝削是有功的。壓迫是應該的。朱門酒肉臭是常態。路有凍死骨是活該。反抗是不對的。造反是有罪的。剝削壓迫是有理的，造反是無理的。
《人類》中有1%的人是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和地主。是上等人中的帝皇將相、達官貴人、才子佳人。而99%的人是下等人平民百姓低層人勞動人民幹苦力重活累活髒活的打工仔等。
長久以來，《人類》就是這麽天經地儀，無法改變地延續下來的。1%的人擁有99%的財富，掌握著權力，控製著話語權，統治著《人類》世界裏的一切。
哪裏有壓迫剝削，那裏就有反抗。這就是階級和階級鬥爭。
馬克思主義是馬恩二人用畢身的精力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調查觀察之後，例舉了當時社會中的許多事實為依據，發現了其實人類曆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通過階級鬥爭使人類得到不斷的文明進步，促進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
由於資產階級的革命即階級鬥爭，原有封建個體的小作坊變成了大工廠生產。而奴隸主階級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大資本家的地位。工廠雇用了大量的工人，而這些工人靠出賣勞動力從資本家手裏賺到一些錢為自己的生存。資本家發給工人的錢剛到工人手裏還沒有放進口袋，外麵的房東、食品老扳、生活用品老扳等著拿走了。而資本家老扳們越來越富，而辛苦勞動的工人為什麽越來越窮。為什麽？
馬克思的《資本論》用大量文字說明了這個《為什麽？》。馬克思將這一階級的形成統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
馬克思用《資本論》得出結論：造反有理！
誰造反？是無產階級造反。
造誰的反？造資產階級的反。
為什麽要造反？因為辛苦勞動的工人越來越窮。
對誰有理？對無產階級有理。
對誰不利？對資產階級不利。
為什麽說有理？因為辛苦勞動的工人創造財富。理應當家作主。
對《造反有理》，誰反對？誰支持？就很明白了。
毛澤東：“現在的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們白天不活動晚上活動，戴眼鏡，戴口罩，手裏拿著棍子、刀，到處搗亂，殺了一些好人，殺死了幾個人，殺傷了好幾百。多數都是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弟。”
毛澤東：“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資產階級勝利，修正主義勝利，把我們打倒。第二個可能就是我們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打倒。我為什麽把第一個可能放在我們會失敗這一點上呢？我感覺這樣看問題比較有利。就是不要輕視敵人。“
毛澤東接見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的談話，是毛澤東評價文革的極為重要的講話。
《毛選》第七卷：26.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
毛澤東：什麽時候謝胡〔1〕同誌到中國來的呀？
周恩來：去年五月。
毛澤東：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講這個問題，究竟是修正主義勝利還是馬列主義勝利？這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我也說，究竟哪一方麵勝利現在還看不出來，還不能作結論。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資產階級勝利，修正主義勝利，把我們打倒。第二個可能就是我們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打倒。我為什麽把第一個可能放在我們會失敗這一點上呢？我感覺這樣看問題比較有利。就是不要輕視敵人。
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裏麵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時間。為什麽說我們有不少工作沒有做好？不是跟你們講客氣的，是跟你們講真話。就是過去我們隻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比如十七年來，就有和高崗、饒漱石〔2〕的鬥爭，他們一個集團，我們把他整下去了，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後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3〕這個集團整下去了。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這場鬥爭也準備了一個時期，前年十一月，對一個曆史學家吳晗發表一篇批判文章〔4〕，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隻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了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
卡：受毛澤東同誌指示寫的？
毛澤東：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隻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文章發表以後，各省都轉載，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後頭我說印小冊子。各省都答應發行，就是北京的發行機關不答應，彭真通知出版社，不準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市委。現在不是改組了嗎？改組了的市委還不行，現在還要改組。當公開發表北京市委改組決定〔5〕時，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現在北京有三個陸軍師，一個機械化師，一共有四個師。所以，你們才能到處走，我們也才能到處走。原先那兩個師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塗，到處保衛。
現在的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們白天不活動晚上活動，戴眼鏡，戴口罩，手裏拿著棍子、刀，到處搗亂，殺了一些好人，殺死了幾個人，殺傷了好幾百。多數都是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弟，比如象賀龍、陸定一、羅瑞卿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象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把羅瑞卿的問題處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這些人處理了，是去年五月。發動大字報運動，是去年六月一號。發動紅衛兵，是去年八月。你們有人不是見了北京大學聶元梓〔6〕嗎？誰人去見的呀？
卡：什圖拉同誌。
毛澤東：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號寫了一張大字報，那個時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號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我說要廣播。這一下大字報就滿天飛了！
巴：大字報就發出信號。
毛澤東：也不是我寫的，是聶元梓她們七個人寫的。紅衛兵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兩處搞起來的，他們有一篇材料給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號，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兩個學校的紅衛兵，後來就大搞起來了。八月十八號我接見了紅衛兵幾十萬人。接著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開了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個時候我自己才寫了一張二百個中國字的大字報，說，從中央到地方某些負責人，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學生，反對無產階級，搞白色恐怖。這才揭露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現在，兩方麵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三、四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還要長。才別相信我們這個黨裏都是好人。好幾年以前我就說要洗刷幾百萬，那不是講空話嗎？你有什麽辦法？毫無辦法。隻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他〔7〕不聽。一個《人民日報》，就不聽我的。《人民日報》是奪了兩次權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號；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過去我公開聲明，我說，《人民日報》我不看。當著《人民日報》總編輯也說，我不看你的報紙。講了好幾次，他就是不聽。我的這一套在中國是不靈的，所有大中學校都不能進去。因為控製在劉少奇、鄧小平、陸定一的宣傳部、周揚的文化部這些人手裏，還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這些人的手裏，毫無辦法。
我們黨內暴露出許多人，大概可以分這麽幾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階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資本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他是讚成的；打倒官僚資本主義，他也讚成；實際上打倒民族資本主義他就不讚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讚成的，分到農民手裏，要組織合作社他就不讚成了。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謂老幹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後才進黨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後進黨的。其中有一部分人當了幹部，支部書記、黨委書記，甚至更高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書記，還有中央委員，這麽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們收容下來的國民黨的這些人，其中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了，在報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麽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第四部分人就是資產階級、地主、富農的子弟，解放以後他們進了學校，甚至進了大學，掌了一部分權。這些人也不是都壞，有許多是站在我們方麵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這麽幾部分人。總之，在中國人數並不多，百分之幾。他們的階級基礎隻有百分之幾，比如地主、富農、資本家、國民黨等等，頂多有百分之五。那麽，七億人口裏麵也不過是三千五百萬人。他們也分散，分到各個鄉村、各個城市、各個街道。如果三千五百萬人集中到一起，手裏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軍了。
巴：盡管合在一起也是一個沒有思想的軍隊。
毛澤東：他們是滅亡的階級，他們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萬人裏頂多有幾十萬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農村、各學校、各機關。所以，大字報一出來，群眾運動一出來，紅衛兵一出來，他們嚇得要死。
另外，還有一些什麽東西也搞得很亂，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麽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麽辦法！他們到處這麽搞。有人建議保留一個Teacher，我是個小學教員嘛，就是一個普通教員多好。至於什麽Professor〔教授〕談不上，我沒有進過大學，你們都進過大學吧？
卡：一個都沒有。
毛澤東：馬克思是大學生，列寧是大學生，斯大林讀了中學，我也是隻讀了中學。大學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懷疑的，特別是讀文科、社會科學的。這些人如果不進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險，這些人將來就是修正主義。搞文學的不能寫小說，不能寫詩；學哲學的不能寫哲學文章，也不能解釋社會現象。還有學政治的、學法律的，都是一些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沒有搞出什麽好的教科書。還有學經濟的，修正主義分子可多了。但是，現在看來有些希望，鬥得厲害。
群眾都發動起來了，什麽壞東西都可以扔掉。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是樂觀的。從去年，我和謝胡同誌談話時，比較樂觀些了。
卡：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取得了巨大勝利。
毛澤東：取得了相當的勝利，巨大的現在還沒有。在明年這個時候也許可以講。但是，我們還不能斷定。也許我們這批人要被打敗，我時刻準備著，打敗就打敗，總有人起來繼續戰鬥。中國這個國家有人吹牛皮說是什麽“愛好和平”，才不是那樣，愛鬥爭，動不動就打，我也是一個。好鬥，出修正主義就不那麽容易了。
卡：不搞鬥爭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麽實現呢？
毛澤東：就是吆！中國搞修正主義不像蘇聯那麽容易，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受壓迫一百多年。我們的國家是軍隊打的，學校原封未動，黨和政府的領導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陳丕顯〔8〕不是派去的嗎？以後選舉的。選舉我是不相信的，中國有兩千多個縣，一個縣選舉兩個就四千多，四個就一萬多，哪有那麽大的地方開會？那麽多人怎麽認識？我是北京選的，許多人就沒有看見我嘛！見都沒見怎麽選呢？不過是聞名而已，我和總理都是聞名的。還不如紅衛兵，他們的領導人還和他們講過話呢，不過紅衛兵也在不斷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極少數，站在我們這邊，受壓迫，他們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變化，少數派變成多數派。你們到過清華大學嗎？
卡：去過。
毛澤東：“井岡山”，過去是少數派，是受打擊的；北大的聶元梓也是少數派，受打擊的。現在變成多數派。過去受壓迫，他們少數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變成多數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變成反革命的。當然，聶元梓、蒯大富〔9〕這兩個人，我們是在那裏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不過，鬧起來總會有好人在裏頭。
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不過，整個潮流看來，鬥來鬥去那些錯誤的人總是最後站不住腳。你們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標語，打倒林彪同誌的標語。什麽打倒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等等的標語都有。至於要打倒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陳毅、葉劍英、聶榮臻、肖華的標語就更多一些。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打倒肖華是北京軍區司令員〔10〕挑起來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華，過了一兩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國第二大軍區呀！一個軍區司令，一個政委還有個副政委張南生幾個都倒了。但是，有一條真理永遠是真理，天不會掉下來的，絕大多數人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黨員、團員是好的，我們要堅決相信這條真理。
巴：他們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澤東：雖然有些人有些錯誤、缺點。我也不來包庇葉劍英、楊成武、肖華、王樹聲一點缺點，但是他們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錯誤，可以改呀。
毛澤東：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錯誤嘛，隻有人家犯錯誤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錯誤。政治、軍事各方麵都犯了一些錯誤。至於犯了一些什麽具體的錯誤，現在沒有時間，你們如果多呆幾天可以跟你們講，我不隱瞞自己的錯誤。有些人吹，說我一點錯誤也沒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你那麽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個啥人，自己還不知道？有一點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國天黑了，地也黑了，你們也不要怕，要相信一點，全黑也不會的。秦始皇統治十六年就倒了，有兩個人首先起義，一個叫陳勝，一個叫吳廣，他們都是那個時候的農奴。現在中國貼大字報的紅衛兵，在去年夏季被打擊，被打成“反革命”的這些人，就是陳勝、吳廣〔11〕。
《文革》讓一批混入共產黨的同路人顯現。這批共產黨的同路人和蔣介石國民黨是同一路人。不想繼續《為人民服務》的大官。
毛澤東：“你們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訴你們：這絕對辦不到！”
批評“二月逆流”〔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這是毛澤東同誌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的談話。
我聽說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懷仁堂鬧事，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是反對我，反對我們這個黨嘛！這半年多來，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達、江青、康生等同誌都做了大量工作，你們看見了沒有？
譚震林、徐向前、陳毅向黨發難，滿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組堅決執行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成績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話，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們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訴你們：這絕對辦不到！
你們都想鬧事，那就鬧嘛！無非是文化大革命失敗，我馬上走，林彪同誌也走，我們重上井岡山，重新鬧革命。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組改組，讓譚震林當組長，陳毅、徐向前當副組長，餘秋裏〔2〕、薄一波〔3〕當組員，再不行，把王明、張國燾都請回來。力量還不夠，那就請美國、蘇聯一塊來。你們把江青、陳伯達槍斃，康生充軍，其他人你們愛怎麽辦就怎麽辦。這下總行了吧！這下就達到你們的目的了吧！
譚震林算什麽老革命，還有我呢！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答應麽？譚震林、陳毅都是老黨員，為什麽要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說話呢！
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解決！
【注釋】
〔1〕二月逆流，起因是陶鑄被打倒，陶鑄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又任副總理、中央文革顧問。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批判劉鄧的錯誤。中組部組織三百多群眾，要求去中南海向毛主席、黨中央送交決心書，表示徹底揭發批判劉鄧，陶鑄卻說：“組織部幾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劉少奇，貼他的大字報，這種做法我不讚成。”十一月初，看到批判劉鄧的大字報，陶鑄對群眾說：“不能把劉少奇同誌叫作敵人，不能喊打倒。”其實，陶鑄死保劉鄧的立場是他到中央宣傳部擔任領導工作以後就表現出來了。他開始以極右的麵目出現，反對毛主席《炮打司令部》這張偉大的大字報；群眾起來了，他又跳到極左，在群眾麵前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懷疑一切是正確的”，“每個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麽司令部……我是主張普遍轟！”更為惡劣的是，他利用掌管宣傳大權，在報道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時，還大登劉鄧的照片，並授意偽造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最突出的是他的“割頭術”，即把陳毅的頭割去，換上鄧小平的頭，以示鄧小平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仍然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這張照片發出以後，被許多省市報紙刊用，在全國起了極惡劣的影響。
針對陶鑄這種保皇立場，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會上，毛澤東講了如下一段話：“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裏有劉鄧的照片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八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能管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陶鑄在被打倒以後，曾和他的老婆曾誌談起他和劉少奇的關係：“一九四二年我在軍委工作期間，劉從華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認識，我對他印象不錯。後來，在對待柯老〔指柯慶施〕的問題上，我覺得劉比較偏，評論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對劉都是敬而遠之的。在中央財經會議上，我向劉開了一炮，差點被高崗利用。高饒事件後，劉非但沒有批評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釋，並且承認他看人可能有些偏。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難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讚成劉的觀點的。”他還講：廬山會議上，他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勸說黃克誠：“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過身於世，不講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從這些自白裏可以看出，陶鑄的保皇立場是有很深的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姚文元在《評陶鑄的兩本書》裏揭露批判陶鑄是一個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從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國搞資本主義複辟。他頭腦中裝滿了從叛徒哲學到‘士為知己者死’之類剝削階級反動的世界觀。”陶鑄確實是劉鄧的“貞潔之婦”，在劉鄧垮台之後，他仍然“從一而終”，作為劉鄧的代言人，在無產階級司令部裏興風作浪。但是，他沒有逃過毛澤東的火眼金睛。
打倒陶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負責人江青、陳伯達，卻采取了不講策略的方式，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倆專門接見新華社工作人員，把陶鑄的問題捅向社會。二月六日的會議上，毛主席嚴厲批評說：“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的起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幹部群眾商量。”二月十日，毛主席繼續召集有林彪、周恩來、康生、李富春、葉劍英參加的會議，當麵批評陳伯達、江青。他氣憤地對陳伯達說：“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又對江青說：“你眼裏隻有一個人，眼高手低，誌大才疏。”並決定：立即舉行會議，批評陳伯達、江青。
左派犯錯誤，右派利用，曆來如此，這次也不例外。一些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老帥們和老領導，就利用這次批評左派，向著毛主席，向著文革大鬧起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會議。一些老帥和老領導借機大發心中的牢騷和不滿。葉劍英對未經政治局討論就讓上海市改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單位沒有黨的領導表示出極大的憤懣。並說什麽“各地都有一幫右派在造反，他們哄搶檔案，查抄文件，衝擊軍事機關……”叫嚷：“對那些敢於向無產階級專政宣戰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決不手軟……”徐向前說：“這回我們派上用場了。大奪權以來，全國到處混亂得一塌糊塗。連大軍區、小軍區都受到衝擊，軍隊不表態的確不行了。”譚震林對陳毅說：“陳老總，咱們可不能隻是發發牢騷就算了，底下的群眾鬥不贏他們，我們上頭得鬥垮他們呀，不然，他們更是無法無天了。”李先念說：“中央文革小組不倫不類，本身就是一個奇奇怪怪的組織……再不給他們點措施，中國就徹底亂套了。”陳毅說：“懷仁堂這邊我和譚老板〔譚震林〕打衝鋒，軍委會議那邊有葉帥、徐帥。你們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時機。現在衝鋒號已經吹響了，我們不上陣衝殺還行嗎？”
在二月十六日碰頭會議上，這些人同中央文革小組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譚震林拍著桌子大罵：“你們〔指中央文革小組〕的目的，就是專整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革命到頭來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你們所謂的群眾是什麽？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麽東西？就是一個反革命！”“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該參加革命，二不該加入共產黨，三不該跟著毛主席幹革命。讓你們這些人跟著他幹去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我也要鬥爭到底！”“我就是和你們鬥，我還有三千禦林軍。”陳毅氣得臉色發青，哆嗦著嘴唇說：“這一次〔指文革〕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僅這次是錯誤的，而且延安整風也是錯誤的。”“林彪同誌國慶講話〔指一九六六年經過毛主席親自批閱的國慶講話〕也有問題，什麽叫‘反對革命的路線’，這就把矛頭指向了廣大幹部……”李先念說：“現在可以說全國範圍內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幹部們挨整，連他們的子女也挨整。把‘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打成反革命就是證明。‘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全國處處搞路線鬥爭，把許多老幹部都傷害了。”葉劍英說：“我搞了這麽多年革命，從來沒見過什麽大串連……我根本不讚成！”
徐向前說：“中央文革關於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條指示也不正確。”“連國民黨都沒達到的目的，他們〔指中央文革小組代表的革命造反派〕達到了。”
這就形成一股對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當時被稱為“二月逆流”。
〔2〕餘秋裏是二月逆流中的兩幫凶之一，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帥兩幫凶”，三老指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四帥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兩個幫凶是指餘秋裏和穀牧。
〔3〕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認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嵐子監獄出獄的薄一波等人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調查報告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這批人的出獄，決不是象他們自己事後向中央所說的那樣，隻是履行了一個什麽‘簡單手續’。他們是簽字畫押，公開發表《反共啟事》，舉行‘自新儀式’後才出來的。”
“當時在獄中的人，對劉少奇、張聞天這個叛賣的決定，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劉格平〔靜火注：劉格平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獄，文革時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張良雲〔靜火注：張良雲後來出獄後在抗日戰爭中犧牲了〕同誌堅決反對，拒絕執行，表現了共產黨人崇高的革命氣節。”
《反共啟事》內容是：
“餘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準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其它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張聞天寫給南開大學抓叛徒戰鬥隊的交待材料：
“2、事實真相：……劉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給我一封關於如何解決白區工作幹部問題的信……。他說，現在北平監獄中有一批幹部，過去表現好，據監獄內部傳出消息，管理監獄的人自知日子不長，準備逃走，也想及早處理這批犯人，所以隻要履行一個反共不發表的簡單手續，犯人即可出獄……。此外他還附帶著寄來獄中幹部提出有三個條件的請求書，要我簽字，好使獄中幹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樣辦的。我當時很相信劉少奇的意見，並也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退回去了……。我現在記得，我當時沒有把此事報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別討論。
3、責任問題：根據以上的立場和具體情況，即可看出，關於此案的直接主謀者，組織者和執行者是劉少奇。他利用他的資產階級的招降納叛的幹部政策，以實現他篡黨，篡軍，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這方麵，也負有嚴重的政治責任……。沒有請示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有提到中央會議上正式討論，而輕率地以我個人的名義，同意了劉少奇的建議，並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這樣，我不但違反了黨章，黨紀的規定，損害了黨的組織的純潔性，玷汙了我們共產黨人永不變節，忠貞不屈的光榮傳統，而且也給劉少奇招降納叛的幹部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我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反黨罪行，而且也成了劉少奇的幫凶。”
曾在白區工作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李雪峰一九八九年受訪時曾表示：“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啟事》，和叛徒出賣了組織和同誌，帶領敵人去抓我們的同誌這樣的叛徒還是有區別的吧。我在戰爭年代裏處理叛變革命的人，是要區別兩種情況的：一是經不起敵人的嚴刑拷打而寫了自首書，但是沒有出賣組織，沒有殺人；二是經不起敵人的利誘和拷打，出賣泄露了黨的機密後，又用同誌的鮮血來換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敵人處死，這樣的人是堅決要鎮壓的。總之，要有區別，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就沒有黨的規矩。關於薄一波和劉少奇他們被捕以後的情況，我沒有發言權。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們或他們派來的人都找過我，我都是這麽回答的，他們也沒有辦法說什麽。但是，讓薄一波他們寫這種《反共啟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