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要真正把問題都敞開讓群眾講話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關於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總政治部：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中央決定將這個本件發給你們，供黨內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著重講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我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後，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毛澤東指出：“看來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們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 .......
史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民主集中製問題。(一）
看起來，我們有些同誌，對於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製，還不理解。有些同誌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麽式的，總之已經作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
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
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麽可怕的呢?
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這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隻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隻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
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
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麽不可以呢?
一個人為什麽隻能上升不能下降呢? 為什麽隻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
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
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
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在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不去理它，讓專門家去解決吧，但是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
文王拘，仲尼厄，則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
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
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革命意誌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
我在這裏申明，我不是提倡對幹部，對同誌，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
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
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曆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
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
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
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
不過有一個區別。
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觀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
而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隻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製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
至於由於自己犯了錯誤，經過同誌們的批評和上級的鑒定，作出正確處理，因而下降或者調動工作的人，這種下降或者調動，對於他們改正錯誤，獲得新的知識，會有益處，那就不待說了。
現在有些同誌，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
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
民主集中製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的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
同誌們，我們是幹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於黨的事業，不利於人民的事業的，就應當征求人民群眾和同誌們的意見，並且自己作檢討。
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幹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作檢討。有的省委就是這樣做的。
有一些省比較主動，讓大家講話。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開始作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作自我批評。
還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檢討的，像河南、甘肅、青海。
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現在才剛剛開始作自我批評。
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作檢討，晚作檢討，隻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隻要采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
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
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製，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
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 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
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幹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幹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
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
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麵。
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麵，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
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
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
建立新中國，文化大革命，都是新生事物。而改革是複辟資本主義。
延安革命根據地人們不是靠手裏有權、有槍，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風，而是靠為人民服務，靠說服，靠真理，處理相互關係。革命根據地的人民群眾，也學著人民解放軍的樣子，處理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的相互關係。外來的人，一踏上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會發現：在整個革命根據地內部，由於正確地處理了內部關係，大家的生活雖然很艱苦，但是， " 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一樣苦 " ，大家過著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製生活，雖然因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別，但相差不多。同時到處講政治、講群眾路線，因此，工農兵學商，團結一致，親如家人，艱苦奮鬥，英勇殺敵。
大家還記得解放戰爭時期大兵團作戰的情景嗎？為了支援人民解放軍，成千、成萬的民兵跟隨大軍南下，他們同軍隊一樣地過著軍事共產主義生活，一不為升官，二不為發財，甚至也沒有想到要發工資，更沒有想到要實行什麽 " 計件工資製 " ，他們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糧食來幹革命的，他們一心一意，隻為打倒三大敵人，解放全中國。整個革命根據地，男女老幼，前方後方，心連著心，結成了戰鬥的集體。正是這種軍事共產主義生活，標誌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作風，毛澤東的思想作風，在億萬人民中已經紮了根，開了花，結了果。而這種用共產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經過戰鬥鍛煉的軍隊和人民，是無敵於天下的！中國革命的全部曆史不是早已作了證明嗎？
但是，沒有多久，這種生活製度受到了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攻擊。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核心是等級製度。在堅持這種思想的人們看來，供給製的一套，實在毫無可取。他們輕蔑地說它是 " 農村作風 " ， " 遊擊習氣 " 。這種議論來自資產階級，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們黨的幹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在他們中間，談論供給製的缺點的議論漸漸多起來了，談論薪金製的優點的議論逐漸占上風了。到後來，供給製幾乎成了一個壞名稱。有人工作不積極， " 幹不幹，二斤半， " 這要記在供給製的賬上。有人用了公家一個信封， " 公私不分，供給製作風！ " 又記在供給製的賬上。工廠、商店沒有經營好，賠了錢， " 供給製思想！ " 又是記在供給製的賬上。總之，共產主義的供給製，保證了中國革命勝利的供給製，被某些人攻擊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處死刑不可。
人們攻擊供給製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給製不能刺激生產積極性。他們的理論根據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強調的 " 物質利益的原則 " 。據說，由於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還保留著不少舊的分工的殘餘，即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工人勞動同農民勞動之間、熟練勞動同簡單勞動之間的差別，因此， " 工作者從物質利益上關心勞動結果和生產發展的原則 " 就被說得神乎其神。什麽 " 等級工資製 " 、 " 計件工資製 " 可以刺激工人 " 對自己的勞動成果表現最大的關心 " 呀，可以刺激 " 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因為勞動生產率高，工資也高 " 呀，這種製度是 " 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杠杆 " 呀，道理多極了。不過，說穿了，說得通俗一些，還是那句老話： " 錢能通神 " 。隻要用高工資 " 刺激 " ，就象花錢買糖果一樣，什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能夠立刻買到手的。
《轉載》發展新生事物和限製資產階級法權
作者：梁效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把資產階級法權當做他們的命根子，拚命保護。把有利於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釘、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後快。在他們去年刮起的右傾翻案風中，特別猛烈的一股風，就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攻擊，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革命措施的攻擊。在回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中，我們必須弄清發展革命的新生事物同限製資產階級法權之間的辯證關係，從路線上分清是非，這對於我們認識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規律和特點，搞清楚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中，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源源湧現出來，有如爛熳山花，開遍祖國的各個角落。這些革命的新生事物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嶄新成果，是億萬群眾生氣勃勃的偉大創造。它們從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各個方麵限製了資產階級法權，加強了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有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對資產階級法權的衝擊和限製，在不同的階級中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響。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人民無不為之歡呼，滿腔熱情地支持。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一見到新生事物破土而出，就象看見洪水猛獸一樣驚呼狂叫起來，千方百計地摧殘。
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拋出“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反對黨的基本路線，反對批判和限製資產階級法權，攻擊革命的新生事物，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到底新生事物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限製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 應當支持還是應當反對?這是一場搞馬克思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的原則爭論。
社會主義社會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
一方麵，社會主義社會還帶有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還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存在著舊的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它“從各個方麵用陳腐的死亡的東西包圍新鮮的、年輕的、生氣勃勃的東西。”
另一方麵，包含著共產主義萌芽的新生事物在鬥爭中蓬勃生長，它從各個方麵衝擊和限製著資產階級法權，蕩滌著舊社會的“痕跡”。
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新生力量同腐朽力量之間的鬥爭不會停止，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社會變革不會停止。
大力扶植和發展革命的新生事物，限製資產階級法權，逐步地鏟除滋生修正主義的土壤，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項重大無比的曆史任務。
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注意調整人們的相互關係極為重要。 正確處理領導和群眾的關係，使廣大幹部和群眾打成一片，吸收工農群眾直接參加國家管理，各級領導班子實行老、中、青三結合，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這些都是從人與人的關係方麵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重大革命措施，是保證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帶根本性的大事。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列寧就曾指出：“無論如何要打破這樣一種荒謬的、怪誕的、卑鄙的、齷齪的陳腐偏見，似乎隻有所謂‘上層階級’，隻有富人或者受過富有階級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國家，才能管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有組織的建設。”
文化大革命以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優秀青年被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他們大多來自基層，來自工農兵，來自三大革命運動第一線，富有革命朝氣，善於聯係群眾。他們擔任領導工作後，“當官不象官”，勞動人民的本色不變，手上的厚繭不退。許多老幹部煥發了革命青春，做到了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滿腔熱情地支持和培養新幹部。
這些革命行動，是對資產階級法權和舊的傳統觀念、習慣勢力的深刻批判，是對剝削階級的“上尊下卑”、“官貴民賤”的等級製度的否定。
遵照毛主席光輝的“五·七”指示，廣大幹部分期分批進“五·七”幹校，共同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修正主義，積極參加生產勞動，用汗水洗刷舊思想的灰塵，發揚革命戰爭年代那種同誌之間的平等關係和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
實行老、中、青三結合和舉辦“五·七”幹校，等等，在人與人的關係方麵限製資產階級法權，使廣大工農群眾直接參加國家管理，使國家管理人員直接參加生產勞動，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堅持無產階級生活作風，反對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使領導權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廣大的工人、貧下中農手中，這對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所有製， 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對於老、中、青三結合，特別是對於青年幹部參加各級領導班子，對於吸收工農群眾直接參加國家管理和企業管理，對於“五·七”幹校，等等，都極為不滿。他們千方百計要維護論資排輩的等級製度，製造種種借口排斥和打擊新生力量。他們根本不把人民群眾看作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他們反對從各方麵對人與人關係方麵的資產階級法權加以限製，就是為了複辟資本主義所有製，為了奪取政治上、經濟上的領導權。
對他們這種複辟倒退、反攻倒算的言行，我們怎能不堅決反擊！為了使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展的需要，必須堅持開展思想文化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斷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努力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文化、教育、衛生等領域裏，劉少奇鄧小平一夥瘋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極力鞏固、擴大和強化資產階級法權，使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大肆泛濫。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同反動的孔孟之道，同舊的傳統觀念、習慣勢力結合在一起，嚴重腐蝕著人們的靈魂。在這種妖風的毒害之下，有些人把文化知識、文藝創作、醫療技術等等看成是向人民索取高價的商品，追求什麽“三名”、“三高”，追求什麽“專家”、“權威”的頭銜，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甚至墮落成新資產階級分子。廣大工農群眾則被拒之於文化教育陣地的大門之外。文藝領域成為修正主義毒草叢生的場所，學校成為培養資產階級精神貴族的“搖籃”，衛生部門隻是為城市少數人服務。這種狀況如不改變，勢必導致資本主義複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從文化教育陣地開始的，它以疾風暴雨之勢猛烈衝刷了封、資、修的汙泥濁水，使這些領域的麵貌發生了深刻變化。
在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指引下，以革命樣板戲為標誌的文藝革命，不僅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昂首闊步地登上文藝舞台，而且使廣大文藝工作者遵照毛主席關於“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的偉大教導，深入工廠、農村、連隊，向工農兵學習，為工農兵服務，“演革命戲，做革命人”。工農群眾的業餘創作和演出活動蓬勃開展，從戶縣的農民畫，到小靳莊的賽詩會，工農兵文藝的朵朵鮮花放出奪目光彩。
文藝革命有力地推動了文化普及，促進了文藝工作者世界觀的改造，衝擊了文藝領域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法權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使文藝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幾萬上等人’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工人階級占領上層建築領域，領導鬥、批、改;大學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學幾年以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學校實行開門辦學，使教育同沸騰的社會聯係起來;廣大教師同學員一起到工廠、農村參加生產勞動，走上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工農兵學員畢業後自覺要求到農村，到邊疆，到最艱苦的地方，到黨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誓做反修防修的堅強戰士;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學、遼寧朝陽農學院、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和大寨學校的先進經驗，在全國各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這些新生事物的蓬勃生長，標誌著一種嶄新的無產階級教育製度，正在通過各種試驗，逐步建立和鞏固起來。它從根本上改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打破了幾千年來剝削階級對教育的壟斷，使勞動人民獲得了受教育的優先權，並把教育事業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學校由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逐步改造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它拆毀著幾千年來剝削階級所設置的“學而優則仕”、“讀書做官”的階梯，使學校不再為資產階級培養精神貴族，而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培養出一批又一批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它推動廣大知識分子走上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不斷轉變舊思想，決心做“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的戰士;它深刻批判了從孔老二到劉少奇、林彪所鼓吹的“上智下愚”、“知識私有”、“智育第一”、“天才教育”、輕視工農、鄙棄體力勞動等反動觀點，深刻批判了各個學科領域的尊儒反法思想和唯心論形而上學思想體係，宣布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和舊傳統觀念實行徹底決裂。這種嶄新的教育製度必將成為改造社會的強有力的工具，並為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創造條件。
原載：人民日報1976年2月22日(第二版)
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的確創造了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製度。其主要內容包括：
民主集中製。《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這既不是民主製，也不是集中製。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才能實現“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那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的政治民主目標。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的民主集中製對西方民主製是一個超越，如同“兩條腿走路”是會超過“一條腿走路”。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關於建立民主集中製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製度問題，我們政權的製度是采取議會製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製？過去我們叫蘇維埃代表大會製度，蘇維埃就是代表會議，我們又叫“蘇維埃”，又叫“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成了“代表大會代表 大會”。這是死搬外國名詞。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
我們采用民主集中製，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製。議會製，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經臭了。
在中國采取民主集中製是很合適的。
我們提出開人民代表大會，孫中山遺囑還寫著要開國民會議，國民黨天天念（孫中山）遺囑，他們是不能反對的。外國資產階級也不能反對，蔣介石開過兩次“國大”他們也沒有反對。德國、北朝鮮也是這樣搞的。我看我們可以這樣決定，不必搞資產階級的議會製和三權鼎立等。
新中國成立之後，這一製度正式成為中國的根本政治製度。
它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這一製度與外國普遍采用的議會製度是有本質區別的。
第一，議會製度是基於議會黨團，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中沒有議會黨團，也不開展界別活動，人大代表是按照選舉單位（除解放軍代表團外，一般按照行政區劃）組成代表團參加代表大會。
第二，西方製度通常實行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三權分立”。我國則采取人民代表大會與政府、法院、檢察院的形式。
第三，議會製度下的議員基本是不同黨派的代表，我國的人大代表是由人民選舉產生。
第四，議會製度下是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執政綱領或政策就輪流變化。中國則是共產黨領導、多黨參政、政治協商，以保證執政綱領和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及長治久安。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製度。設立這一製度，是國家主席行使國家元首職權，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
為什麽中國實行國家主席製度？這是毛澤東的精心設計，為的是保證黨和國家安全。
對此，毛澤東有過解釋：為保證國家安全起見，設了個（國家）主席。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疊床架屋地設個主席，目的是為著使國家更加安全。有議長，有總理，又有個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於三個地方同時都出毛病。設國家主席，在國務院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之間有個緩衝作用。
毛澤東在親自修改審定的《憲法草案初稿說明》中指出，它與資本主義國家和我國曆史上的總統製完全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的象征。他既不是立法的也不是行政的首腦，並不具有特殊權力，但是依靠他的地位和威信，他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和國務院提出建議或召集國務會議，因而向國家做出他的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最初由1954年憲法規定設立。國家主席是政治體製中一個獨立的國家機關，既是國家的代表，又是國家的象征。
因“林彪事件”的政治原因，1975年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的設置。
1982年憲法規定恢複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家主席的職權是：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公布法律，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發布特赦令，發布戒嚴令，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派遣和召回駐外使節，批準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代表國家接受外國使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必須接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國家主席的活動都是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進行的。因此，中國國家元首製度是集體的，由國家主席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結合起來行使。
國務院製度。國務院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實行中央一級政府製。國務院實行由總理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的工作製度，負責政府方麵的日常工作，統一領導全國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作為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上級國家行政機關負責並報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所屬各工作部門，受該級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並受上級人民政府（直至國務院）主管部門領導。這就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垂直領導與雙重領導相結合的行政領導體係。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明確提出，中央的部門可以分成兩類。
有一類，它們的領導可以一直管到企業，它們設在地方的管理機構和企業由地方進行監督。
有一類，它們的任務是提出指導方針，製定工作規劃，事情要靠地方辦，要由地方去處理。他還特別指出，我們的憲法規定，立法權集中在中央。
但是在不違背中央方針的條件下，按照情況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條例、辦法，憲法並沒有約束。
由此形成了世界上獨特的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的製度，中央集權是“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
地方分權是“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
這對新中國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
毛澤東的結論是：“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
不過毛澤東認為，在解決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上，我們的經驗還不多，還不成熟，提出每過一個時期就要總結經驗，發揚成績，克服缺點。
從後來的實踐來看，兩個積極性還可以進一步延伸為“中央為主導、地方為主體”。
所謂中央為主導，是指中央對地方的領導、指導和引導。所謂地方為主體，是指地方是中央決策的實施主體，對地方事務負總責。
這就構成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激勵相容機製：
一方麵是全國的“大一統”，避免《一盤散沙、四分五裂》，同時《統而不死》。
另一方麵是地方的“正當獨立性”，讓地方發揮自主性、積極性、創新性，同時《活而不亂》。
此外，還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製度，中央軍事委員會製度，中央司法係統（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等。
中國為什麽不能實行西式民主？這既是一個新問題，也是一個老問題。早在1949年毛澤東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把西方和中國的關係稱為“老師和學生”的關係。
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
很奇怪，為什麽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
中國人向西方學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
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
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
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毛澤東還說，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這就是為什麽毛澤東所建立的新中國不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共和國，而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國。
由此可知，現代中國的基本製度是毛澤東時代創立的，不僅鏟除了舊中國的地基，還建立了新中國的地基。
毛澤東實現了為新中國《奠地基、起房子》的現代國家製度目標。
作為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製度體係，這一現代中國的基本製度體係並不是完善的，還有許多“缺陷”、“漏洞”，甚至還受到來自舊製度、舊思想、舊意識的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還須不斷完善改進。
中國幾千年以來，或是說中國人最最《人丁興旺》的時期是在文革時期。新中國毛澤東時代至文革中人口：從1949年5.4億增長到1976年9.4億人口，增長了74%。
在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不僅人口數量大幅度增長，而且人口素質和人均預期壽命均大幅度增長，主要發生在文革時代，包括人均壽命大幅度增長，到1975年達到68歲。死亡率下降到最低時隻有0.63%。中國普及了中小學教育，包括適齡青少年的高中教育，大幅度提高了中國老百姓的身體素質和文化水平。
新中國剛解放時，中國人口死亡率高達3.6-3.8%，到1964年，已經下降到1.16%，文革時代開始後，中國人口死亡率又開始逐漸下降，到最低時隻有0.63%，但文革後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死亡率又開始逐漸增長，到現在，已經增長到0.72%。
新中國經過多年的探索，毛澤東已積累了一套建設農村的方案：
農村：一、走集體經濟道路，並用“人民公社”使集體經濟製度化。人民公社是黨在農村組織與動員農民的製度工具。人民公社也來源於它的反題：兩千多年的小農經濟沒有解決中國農民的富裕問題，因此，隻有走進集體經濟。二、城鄉結合農業：a、社會化，與工業化相適應。b、機械化。c、辦工業，人民公社辦社辦工廠，全國遍地開花。
農民：一、使農村中沒有了貧農，使全體農民達到中農和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二、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三、教育農民。這三個方麵結合起來，就是新中國毛澤東年代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概念的內涵。
之前讀到《Wuming123》評論中說，“為什麽富士康能在改革開放的中國聚起百萬熟練的勞工。想起了曾經縣城中學一個年紀７００人的盛況和後來破產倒閉的化肥廠，水泵廠，鐵木廠，水泥廠，晶體管廠。。。這都是在文革時期建立起來的，盡管因為規模所限，經濟效益不佳，但是的確培養了一大批熟練技工！當年把僅有的教育資源都傾斜到了初等教育，這也才有了人人都上高中的盛況。這些勞工，都是打開國門，外資引進的本錢。“
為什麽富士康能在改革開放的中國聚起百萬熟練的勞工？
這是一個大話題。說起這個話題，走資派鄧小平真的是遺臭萬年。
毛澤東時代從建設第一套完正的工業體係，到第二套工業體係稱大小三線。農村人民公社的社辦企業。全被走資派鄧小平破壞了，或被私人資本家吞沒了。
1949年新中國一共隻有８００萬產業工人加技術人員，而後來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全中國國營企業集體企業的正式工、臨時工和農村人民公社千萬家的社辦企業的技術工，一路飆升到幾個億的工人和技術人員。
毛澤東時代幾乎是白手起家，創造了一個 新的階級：工人階級。
這些人又進城，又拿工資，又享受福利，讓其他農業人口非常羨慕。
但不要忘記，這些人是怎麽來的，他們不是天上突然掉下的外星人，也不 是本地突然冒出的異形，更不是海上漂來的殖民者，而是從中國各地的千千萬萬的農民中，或農民子弟中招收和培養的優秀分子，進城當了工人，當了技術人員，所以新工人們的父輩往往都生長在農村，後來進了城，而新工人們的祖輩則多數都是農民。
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奮鬥過程，第一離不開勤奮好學，第二離不開艱苦努力，第三離不開遵紀守法。
這是一個公平而良性的上升通道，給廣大農民和農民子弟帶來實實在在的希望。而工人階級數量在毛澤東路線下是持續增加的。
所以隻要按照這個路線持續發展，隨著四個現代化的逐漸推進，隨著毛澤東路線下，中國與西方（美國、日本、歐洲）關係的正常化，中國在對抗蘇聯集團中的重要地位不斷提升，那麽毛澤東路線下的未必不如鄧的複辟改開。
因此，同樣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加入工人隊伍，那麽以毛澤東時代工業發展的建設速度，發展到現在，工人階級的數量隻會比現在多多，而不會比其少，而這些的工人階級才是國家的真正主人，從工資，到福利，到住房，到子女培養等一切待遇，都不是現在 的可憐農民工能比的。
走資派鄧小平不但沒有壯大這個工人 階級，而是大大削弱和瓦解了這個階級。而為其路線打工的很多農民工卻是先被利用，後被拋棄，具體不過多展 開，不想給正忙於反腐肅貪的現政府填堵，就此打住，自覺維穩。
管理是一門學問，就是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管理不同階層的工人也都是很大的難題，也沒有現成答案。美國沒有正式工和臨時工之分嗎？恐怕區分更大 吧？在不在工會，有沒有綠卡，有沒有工簽，是不是黑工，這些不同階層的工人，在美國的待遇要遠遠大於當年８０年代的正式工和臨時工吧？
就工 廠和企業的管理而言，毛澤東時代是有自己的辦法的，當時的工人和幹部是雙向監督的，工人幹活不努力，幹部就會嚴厲批評，甚至組織批判。
而幹部如果有管理或作風 問題，工人就給貼大字報，也敢組織批判。
所以誰也不敢懈怠。那時的工人和幹部的工作強度都是非常大的，大家不但上班要工作，而且下班還要組織政治學習，《抓革命促生產》鼓幹勁。
當年工人們班上班下工作都非常辛苦，但從不埋怨，都感到應該的。
工人們當年連小學都沒上過，是毛澤東共產黨辦的掃盲識字班畢業的，因為勤奮好學，很多成績優秀而被保送上的中學，上大學。按優異成績分配工作，大學裏最優異的分去北京、上海，優良的去其他省會，一般的到其他城市。
當 時的幹部待遇並不特殊，甚至一度不如同工齡的工人，而思想還比較純潔，把工廠企業的工作能認真管理起來。
而改開後主要的問題是，很多本來處於產業鏈上遊 的工廠企業與國外的同類企業構成重疊和競爭，其競爭力不如對手，但也不是沒有能力，隻要假以時日，其轉型升級的難度要比現在很多民辦企業靠白手起家要容易 很多。但國外競爭對手知道這些企業的潛力，就想盡一切辦法傾銷和傾軋之，欲除之而後快，而政府政策不但不扶持，不但稅收很重，還拚命折騰改組，具體不多展 開，隻講臨時工、正式工和管理幹部的問題。
改開後臨時工因為有正式工高高在上，所以工作沒幹勁不努力，而正式工因為有臨時工在下邊墊低，也工作沒 幹勁不努力。而幹部因為物質刺激的路線，都忙於在各種改組和折騰中，自己漲工資自己撈好處，誰會認真關心工廠企業的事情？這麽三折騰，兩折騰，把很多很好 的國營企業給搞垮了，正式工下了崗，臨時工更是回老家了，誰也沒得著好果子。而國家更是白白喪失了一大批熟練而中高級的技術工人隊伍。給後來的產業升級帶 來很難突破的瓶頸。
控訴文革資料幾例火車都裝不下，為什麽？
毛澤東不殺人。優待俘虜、特赦戰犯，不殺反革命、不殺右派、不殺走資派，不殺反共分子，不殺反毛澤東分子。這是第一個原因。
毛澤東：有一個捕人和殺人的問題講一下：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關於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總政治部：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中央決定將這個本件發給你們，供黨內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著重講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我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後，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毛澤東指出：“看來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們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 .......
史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有一個捕人、殺人的問題，我還想講一下。
有一個捕人、殺人的問題，我還想講一下。在現在的時候，在革命勝利還隻有十幾年的時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動階級分子還沒有被改造好，有些人並且企圖陰謀複辟的時候，人總會要捕一點、殺一點的，否則不能平民憤，不能鞏固人民的專政。但是，不要輕於捕人，尤其不要輕於殺人。
有一些壞人，鑽到我們隊伍裏麵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的頭上拉屎拉尿，窮凶極惡，嚴重地違法亂紀。這是些小蔣介石。對於這種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捕一些，還要殺幾個。因為對這樣的人，完全不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就是所謂“不可不捕，不可不殺”。但是絕不可以多捕、多殺。
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殺可不殺的，都要堅決不捕、不殺。
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我們沒有殺他。象潘漢年這樣的人，隻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後頭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
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裏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
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在這種風氣下麵，就不會有多少民主。
(毛澤東偉人啊!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政治胸懷!那寧錯殺一千，決不放走一個蔣介石如何能比?)
還不要給人亂戴帽子。
我們有些同誌慣於拿帽子壓人，一張口就是帽子滿天飛，嚇得人不敢講話，當然，帽子總是有的，會議報告裏麵不是就有許多帽子嗎?“分散主義”不是帽子嗎?
但是，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在頭上，弄得張三分散主義，李四分散主義，什麽人都是分散主義。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適，最好不要由別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幾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這樣，就會有很好的民主空氣。
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裏不怕，敢於講意見。
對於犯了錯誤的人，對於那些不讓人講話的人，要采取善意幫助的態度。不要有這樣的空氣：似乎犯不得錯誤，一犯錯誤就不得了，一犯錯誤，從此不得翻身。一個人犯了錯誤，隻要他真心願意改正，隻要他確實有了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表示歡迎。
頭一、二次自我批評，我們不要要求過高，檢討得還不徹底，不徹底也可以，讓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幫助他。人是要有人幫助的。應當幫助那些犯錯誤的同誌認識錯誤。
如果人家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願意改正錯誤，我們就要寬恕他，對他采取寬大政策。隻要他的工作成績還是主要的，能力也還行，就可以讓他在那裏繼續工作。
我在這個講話裏批評了一些現象，批評了一些同誌，但沒有指明道姓，沒有指出張三、李四來。你們自己心裏有數。
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賬，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賬，是縣委一級的;第五筆賬，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賬。
同誌們，你們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製健全起來。
縣委的同誌，要引導公社黨委把民主集中製健全起來。首先要建立和加強集體領導。不要再實行長期固定的“分片包幹”的領導方法了，那個方法，黨委書記和委員們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體討論，不能有真正的集體領導。
要發揚民主，要啟發人家批評，要聽人家的批評。自己要經得起批評。應當采取主動，首先作自我批評。有什麽就檢討什麽，一個鍾頭，頂多兩個鍾頭，傾箱倒篋而出，無非是那麽多。如果人家認為不夠，請他提出來，如果說得對，我就接受。
讓人講話，是采取主動好還是被動好? 當然是主動好。
已經處在被動地位了怎麽辦? 過去不民主，現在陷於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這個時候我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著覺。想好了，想通了，然後誠誠懇懇地作一篇檢討。這不就好了嗎?
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講話就講這一些。中心是講了一個實行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在黨內、黨外發揚民主的問題。
我向同誌們建議，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有些同誌還沒有民主集中製的思想，現在就要開始建立這個思想，開始認識這個問題。
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
以上是毛澤東講話。
控訴文革資料幾例火車都裝不下，為什麽？
毛澤東不殺走資派和反對文革的人。
走資派和反對文革的有幾百萬，他們中間都是當權派，有文化的磚家叫獸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中的一部分。他們能說會道。
控訴文革資料幾例火車都裝不下，為什麽？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掌握著話語權。
控訴文革資料幾例火車都裝不下，為什麽？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以來，己四十多年的時間在控訴。
有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是誰說的？是列寧說的。有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但多數情況下，多數人的意見往往是正確的，隻有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在多數人受蒙蔽的情況下，少數人知情的情況下，真理才在少數人手裏。
列寧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執政黨的創建者。他成功地領導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使社會主義由科學理論轉變為偉大實踐。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句話是列寧說的 。
列寧，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思想家。是蘇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蘇聯的主要締造者、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始人、十月革命的主要領導人、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即蘇聯總理）。
1903年7月30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布魯塞爾召開代表大會，會上形成了以列寧為核心的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的意思是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及其思想體係的產生，標誌著列寧主義的形成。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關於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總政治部：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中央決定將這個本件發給你們，供黨內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著重講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我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後，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毛澤東指出：“看來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們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 .......
史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要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
要把黨內、黨外的先進分子、積極分子團結起來，把中間分子團結起來，去帶動落後分子，這樣就可以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隻有依靠這些團結，我們才能夠做好工作，克服困難，把中國建設好。
要團結全黨、全民，這並不是說我們沒有傾向性。有些人說共產黨是“全民的黨”，我們不這樣看。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戰鬥部隊。
我們是站在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一邊，絕不站在占總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那一邊。
在國際範圍內也是這樣，我們是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切革命人民、全體人民講團結的，絕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講什麽團結。
隻要有可能，我們也同這些人建立外交關係，爭取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和平共處。但是這些事，跟我們和各國人民的團結是不同範疇的兩回事情。
要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就必須發揚民主，讓人講話。在黨內是這樣，在黨外也是這樣。省委的同誌，地委的同誌，縣委的同誌，你們回去，一定要讓人講話。在座的同誌們要這樣做，不在座的同誌們也要這樣做，一切黨的領導人員都要發揚黨內民主，讓人講話。
界限是什麽呢?
一個是，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
另一個是，不準組織秘密集團。我們不怕公開的反對派，隻怕秘密的反對派，這種人，當麵不講真話，當麵講的盡是些假的、騙人的話，真正的目的不講出來。
隻要不是違反紀律的，隻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
說而不服怎麽辦?
讓他保留意見。隻要服從決議，服從多數人決定的東西，少數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見。
在黨內黨外，容許少數人保留意見，是有好處的。錯誤的意見，讓他暫時保留，將來他會改的。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
曆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馬克思、恩格斯手裏有真理，可是他們在開始的時候是少數。
列寧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也是少數。
我們黨內也有這樣的經驗，在陳獨秀統治的時候，在“左”傾路線統治的時候，真理都不在領導機關的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
曆史上的自然科學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他們的學說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不被多數人承認，反而被看作錯誤的東西，當時他們是少數。
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隻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
馬克思主義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要看站在那一邊?
一邊是：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愛國的知識分子，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民主人士，這些人占了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另一邊是：資本家、地主、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資本家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一邊？
還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資本家、地主、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邊呢?
得到的回答是不同的。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究竟是什麽，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核心》。
李大釗認為：“階級競爭恰如一條金線”，把馬克思主義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
毛澤東說：“記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並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隻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
列寧說：“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之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範圍。……隻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裏。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在列寧看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因此把它作為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這是毛澤東回答的。
馬克思主義的《資本論》，作為《資本論》的作者，馬克思是一個革命家。馬克思寫作《資本論》，也不僅僅是為了“弄清問題”，更是為了揭露“資本之謎”，並在此基礎上回答“曆史之謎”——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實質和命運，從而喚醒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為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而鬥爭。
在此意義上，人們才能理解：為什麽馬克思說《資本論》“是向資產者腦袋發射的最厲害的炮彈”，“最後在理論方麵給資產階級一個使它永遠翻不了身的打擊”。恩格斯強調《資本論》就是“工人階級的聖經”。列寧認為“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曆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
《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爭取到工人們《八小時工作製》。爭取到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等全民社會福利。
當列寧在前蘇聯實施之後，當年馬克思主義運動高嘲時，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也起來罷工造反，逼使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也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免費醫療》《免費教育》《負擔得起的福利住房》等社會福利。
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延續至今。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還把工人們扶上了《中產階級》的地位。工人們當然很開心。但當資本家不漲工資時，工會組織領著工人們進行罷工。倒也相安無事。
當然不是工會的工人就沒這麽幸運了。老弱病殘兒童婦女也就各自為之了。對於那些流浪的，吸毒的，妓女們隻能自求多福了。
世界上還有許多貧困落後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地方。有數億百萬計的窮人在死亡線上掙紮。在炮彈的狂轟亂炸下被死去。而人類曆史上唯一為窮人低層勞動人民發聲的《馬克思主義》，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隻看站在那一邊?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問題。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關於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總政治部：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中央決定將這個本件發給你們，供黨內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著重講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我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後，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毛澤東指出：“看來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們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 .......
史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問題，我隻簡單地講幾句。
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動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
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
人民群眾總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不準革命，象魯迅所寫的趙太爺、錢太爺、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那樣，總是要失敗的。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
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誌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
無論什麽時候，現在，將來，我們這一輩子，我們的子孫，都要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的經驗。不學習蘇聯，要犯錯誤。
人們會問：蘇聯被修正主義者統治了，還要學嗎?
我們學習的是蘇聯的好人好事，蘇聯黨的好經驗，蘇聯工人、農民和聯係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的好經驗。
至於蘇聯的壞人壞事，蘇聯的修正主義者，我們應當看作反麵教員，從他們那裏吸取教訓。
我們永遠要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的原則，我們始終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一定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鞏固地團結起來。
國際修正主義者在不斷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罵去。
在必要的時候，給以適當的回答。
我們這個黨是被人家罵慣了的。
從前罵的不說，現在呢，在國外，帝國主義者罵我們，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罵我們，各國反動派罵我們，修正主義者罵我們;在國內，蔣介石罵我們，地、富、反、壞、右罵我們。
曆來就是這麽罵的，已經聽慣了。
我們是不是孤立的呢?
我就不感覺孤立。我們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還孤立嗎?
我們國家有六億幾千萬人民，我國人民是團結的，六億幾千萬人還孤立嗎? 世界各國人民群眾已經或者將要同我們站到一起，我們會是孤立的嗎?
造謠動動嘴，辟謠跑斷腿。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改革開放，在鄧氏造謠公司中有一條謠言就是毛澤東不懂《經濟建設》。這裏的《經濟建設》是模糊的。《經濟建設》有資本主義的經濟建設，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前者幾百上千年。後者是新生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當時隻有蘇聯實踐過。新中國成立時的中國共產黨內的高官們，有誰懂得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大家都不懂。不懂就要學習。所以就有了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內的高官們集體學習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在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一線領導的劉少奇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懂嗎？也不懂，但劉少奇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沒有認真學習，而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建設感興趣。這才有文革。
《文革》後走資派鄧小平造謠公司中有一條謠言就是毛澤東不懂《經濟建設》。於是乎所有的大小走資派放出來的極右派以及牛鬼蛇神，和改革開放後走資派教育下的磚家禽獸馬戶又鳥，再加上蔣介石國民黨殘餘及少數地富反壞右和毒運輪們，齊上陣煽風點火大量宣傳至今，現如今一切有關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描述文字的地方都有此謠言影子。
毛澤東不懂《經濟建設》是毛澤東自己在多種場合說的，那麽走資派鄧小平說了，為什麽是謠言呢？
毛澤東自己說的《不懂》，隻因不懂再要求自己努力要求去學。而走資派鄧小平說的是：《否定》毛澤東通過學習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後所取得的成果。毛澤東時代近三十年中的社會主義完整的工業體係，大三線小三線等第二套工業體係。農村人民公社及社辦企業。原子彈等科技工業，軍事工業，民用產品工業等都有很大成果。
而改革開放後的四十多年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實踐，證明了現在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製度這一事實，都能裝作看不見？！而誰的錢多了？誰富了也都能裝作看不見？！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史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說：關於社會主義建設，
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向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
這個問題，我也向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談過，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叫斯諾。他老要來中國，一九六O年讓他來了。
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說：“你知道，對於政治、軍事，對於階級鬥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
至於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幹過，還沒有經驗。
你會說，不是已經幹了十一年了嗎?
是幹了十一年了，可是還缺乏知識，還缺乏經驗，就算開始有了一點，也還不多。”
斯諾要我講講中國建設的長期計劃。
我說：“不曉得。”
他說：“你講話太謹慎。”
我說：“不是什麽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曉得呀，就是沒有經驗呀。”
同誌們，也真是不曉得，我們確實還缺少經驗，確實還沒有這樣一個長期計劃。一九六O年，那正是我們碰了許多釘子的時候。
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馬利談話，也說到上麵那些意見。他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過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還不會。他的這種看法，一九六O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就對我說過。
我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在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觀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
十七世紀是什麽時代呢? 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
再過一個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製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
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裏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
在那個時候以前，在十七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義了，經過三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這個樣子。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
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
也許隻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
但是我勸同誌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
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麽不好呢?
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製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曆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
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
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
要準備著由於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的勝利。
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
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隻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要懂得農業內部的各個分業部門，例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萊、煙、果、藥、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
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斯土壤學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學著作裏，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為必須要有這種三結合，否則對於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麵的問題，我勸同誌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時止，在這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
我注意得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麵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
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調查研究，我們從前做得比較好，可是進城以後，不認真做了。
一九六一年我們又重新提倡，現在情況已經有所改變。
但是，在領導幹部中間，特別是在高級領導幹部中間，有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些省委書記，到觀在還沒有下去蹲過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麽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象不好，必須改變過來。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已經十二年了。
這十二年分為前八年和後四年。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現在，是後四年。
我們這次會議已經初步總結了過去工作的經驗，主要是後四年的經驗。這個總結，反映在會議報告裏麵。我們已經製定、或者正在製定、或者將要製定各個方麵的具體政策。
已經製定了的，例如農村公社六十條，工業企業七十條，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工作十四條，這些條例草案已經在實行或者試行，以後還要修改，有些還可能大改。
正在製定的，例如商業工作條例。
將要製定的，例如中小學教育條例。我們的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的工作，也應當製定一些條例。軍隊已經製定了一些條例。
總之，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麵的工作，都應當好好地總結經驗，製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使它們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
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麵，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幹部，並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然後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
對於這一點，我們在抗日時期就有了深刻的認識。在那時候，我們這樣做了，就使得幹部和群眾對於民主革命時期的一整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有了統一的認識，因而有了統一的行動，使當時的民主革命事業取得了勝利，這是大家知道的。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頭八年內，我們的革命任務，在農村是完成對封建主義的土地製度的改革和接著實現農業合作化。在城市是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濟建設方麵，那時候的任務是恢複經濟和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不論在革命方麵和建設方麵，那時候都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以及在總路線指導下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和辦法，因此教育了幹部和群眾，統一了他們的認識，工作也就比較做得好。這也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麵，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
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
在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
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
在這種情形下，幹部和群眾，還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係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
要經過一段時間，碰過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
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製定這些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在總路線指導之下，製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作係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製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這件事很重要，請同誌們注意到這點。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麵，黨是領導一切的。
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我們的黨，一般說來是很好的。我們黨員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貧苦農民。我們的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他們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們黨內還存在一些問題，不要想象我們黨的情況什麽都好。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這裏麵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國以後入黨的，五十年代入黨的。
建國以前入黨的隻占百分之二十。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裏麵，一九三O年以前入黨的，二十年代入黨的，據前幾年計算，有八百多人，這兩年死了一些，恐怕隻有七百多人了。
不論在老的和新的黨員裏麵，特別是在新黨員裏麵，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
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上麵是我講的第四點。就是講，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
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複的實踐，在實踐裏麵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筋鬥，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
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
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隻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
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幹過許多蠢事嗎?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關於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總政治部：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中央決定將這個本件發給你們，供黨內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著重講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我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後，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毛澤東指出：“看來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們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 .......
史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上，
毛澤東：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
例如對於在中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從一九二一年黨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共二十四年，我們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
中間經過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從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時間。
那是一次細致的整風，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說，不管什麽人犯了錯誤，隻要認識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幫助他認識，幫助他改正，叫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就是在那個時候產生的。那次整風幫助全黨同誌統一了認識。對於當時的民主革命應當怎麽辦，黨的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應當怎麽定，這些問題，都是在那個時期，特別是在整風之後，才得到完全解決的。
從黨的建立到抗日時期，中間有北伐戰爭和十年土地革命戰爭。
我們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
北伐戰爭勝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敗。
土地革命戰爭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後來又遭到挫折，經過長征，這三十萬人縮小到兩萬多人，到陝北以後補充了一點，還是不到三萬人，就是說，不到三十萬人的十分之一。
究竟是那三十萬人的軍隊強些，還是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強些?
我們受了那樣大的挫折，吃過那樣大的苦頭，就得到鍛煉，有了經驗，糾正了錯誤路線，恢複了正確路線，所以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比起過去那個三十萬人的軍隊來，要更強些。
在會議報告裏說，最近四年，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犯過一些錯誤，吃了苦頭，有了經驗了，因此我們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
情形正是這樣。
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
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
那些論文和文件，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誌們認識的。
共產國際的這些同誌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於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誌呢?
在抗日時期，我們才製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
這時候，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到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幹了二十來年的革命。
過去那麽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
如果有人說，有那一位同誌，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誌，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
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隻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麽革法，革些什麽，那些先革，那些後革，那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
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曆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誌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
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關於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總政治部：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中央決定將這個本件發給你們，供黨內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著重講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我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後，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毛澤東指出：“看來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們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 .......
史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上，
毛澤東：我們應當聯合哪一些階級? 壓迫哪一些階級? 這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
工人階級應當聯合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首先要聯合的是農民階級。知識分子，例如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教授、教員、作家、藝術家、演員、醫務工作者、新聞工作者，他們不是一個階級，他們或者附屬於資產階級或者屬於無產階級。
對於知識分子，是不是隻有革命的我們才去團結呢? 不是的。
隻要他們愛國，我們就要團結他們，並且要讓他們好好工作。
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愛國的知識分子，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民主人士，這些人占了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這些人，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下麵，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人民的內部，要實行民主。
人民民主專政要壓迫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
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這些人是我們要強迫改造的。他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專政對象。
我們站在那一邊?
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一邊？
還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一邊呢?
必須站在人民群眾這一邊，絕不能站到人民敵人那一邊去。
這是一個馬克列寧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問題。
在國內是如此，在國際範圍內也是如此。
各國的人民，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總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
他們總會逐步地覺醒起來，總會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的反動派，總會反對修正主義。
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堅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關於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總政治部：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中央決定將這個本件發給你們，供黨內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著重講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我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後，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毛澤東指出：“看來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們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 .......
史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民主集中製問題。(二）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製就建立不起來。
什麽叫集中? 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
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
如果大家對問題還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有氣還沒有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麽建立得起來呢?
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
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製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
我們的領導機關，就製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麵說來，隻是一個加工工廠。
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製造出好的成品來。
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麵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隻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麵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
我們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不是要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嗎?
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隻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我們的集中製，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製。
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
各級黨委是執行集中領導的機關。
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
在黨委會內部隻應當實行民主集中製。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
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隻要大家不讚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
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那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
我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之後的日常工作，隻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於複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
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麵，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
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製的“班長”。
從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裏有個範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範增的話。
另外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采納各種不同的意見。
有個知識分子名叫酈食其，去見劉邦。初一報，說是讀書人，孔夫子這一派的。回答說，現在軍事時期，不見儒生。這個酈食其就發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說，你給我滾進去報告，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人進去照樣報告了一篇。好，請。請了進去，劉邦正在洗腳，連忙起來歡迎。酈食其因為劉邦不見儒生的事，心中還有火，批評了劉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為什麽輕視長者! 這時候，酈食其已經六十多歲了，劉邦比他年輕，所以他自稱長者。劉邦一聽，向他道歉，立即采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此事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曆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
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象項羽。這些同誌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誌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笑聲)
我為什麽要講得這樣厲害呢? 是想講得挖苦一點，對一些同誌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誌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他們如果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
我們有些同誌，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
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裏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誌，你坐到那裏去幹什麽呢? 為什麽不坐到自己房子裏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呢? 平素養成了這樣一種風氣，當著你的麵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
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
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誌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誌們，不能隱瞞。
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分，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作了第一書記，對於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
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 偏要摸!
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製。
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
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狀況呢?
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製，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
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這兩個方麵是分不開的，把這兩個方麵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
我們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無產階級怎樣實行領導呢? 經過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
無產階級團結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和階層，對反動階級，或者說，對反動階級的殘餘，實行專政。
在我們國內，人剝削人的製度已經消滅，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已經消滅，現在反動階緞已經沒有過去那麽厲害了。
比如說，已經沒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那麽厲害了，也沒有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那麽厲害了。所以我們說是反動階級的殘餘。
但是，對於這個殘餘，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同他們作鬥爭。
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複辟。
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
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
我們的公安係統是掌握在正確的同誌的手裏的。也可能有個別地方的公安部門，是掌握在壞人手裏。
還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誌，不依靠群眾，不依靠黨，在肅反工作中不是執行在黨委領導下通過群眾肅反的路線，隻依靠秘密工作，隻依靠所謂專業工作。
專業工作是需要的，對於反革命分子，偵查、審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實行黨委領導下的群眾路線，特別是對於整個反動階級的專政，必須依靠群眾，依靠黨。
對於反動階級實行專政，這並不是說把一切反動階級的分子統統消滅掉，而是要改造他們，用適當的方法改造他們，使他們成為新人。
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複辟的可能。這個問題應當警惕，也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