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我們國家根本上不殺人
毛澤東說：“我們國家根本上不殺人了，再殺人由中央批準”。
毛澤東說：“以前都是講‘鎮壓和寬大’，是我改成‘懲辦’的。‘鎮壓’那個事情嚇人，人家一想，鎮壓就是殺人”。
毛澤東說：“中國曆史上，要麽就你滅掉我，要麽就我滅掉你，沒有第三種辦法，沒有一個妥協的方法。我們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種方法，就是不把從前當權的、犯過錯誤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滅掉。”
毛澤東說：“不論反革命，敵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給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這就是第三種辦法。”
毛澤東共產黨特赦政策後的經驗和啟示：
回顧毛澤東共產黨新中國特赦的決策與實施過程，可得出以下幾點經驗和啟示：
(一)新中國的特赦政策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和鞏固政權到執政和從事建設的巨大轉變。
如何對待罪犯，不僅是毛澤東共產黨的政策問題，還關涉到毛澤東共產黨的基本執政理念。
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針對八大政治報告稿中“我們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貫地實行懲辦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毛澤東說：“以前都是講‘鎮壓和寬大’，是我改成‘懲辦’的。‘鎮壓’那個事情嚇人，人家一想，鎮壓就是殺人”。
毛澤東說：“我們國家根本上不殺人了，再殺人由中央批準”。
一詞之改，反映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到執政角色轉變的自覺意識。
毛澤東還說：“中國曆史上，要麽就你滅掉我，要麽就我滅掉你，沒有第三種辦法，沒有一個妥協的方法。我們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種方法，就是不把從前當權的、犯過錯誤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滅掉。”
毛澤東還說：“不論反革命，敵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給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這就是第三種辦法。”
毛澤東以極富創造性的“第三種辦法”對待“被自己推翻的人”，這是一種亙古未有的對待罪犯的辦法，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也深刻體現了社會主義不僅要改變舊的社會製度，而且要改造全部社會關係，包括改造人與人的關係，從而真正解放全社會的生產力的本質特征。
(二)毛澤東共產黨新中國特赦決策的醞釀出台，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利益和意願為執政決策的基本立足點。
從毛澤東共產黨的黨中央醞釀、提出和實施特赦決策的過程可以看出，毛澤東和黨中央在決策過程中，始終把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和意願置於第一位。
1955年醞釀“大赦”未果，因為毛澤東擔心“人民不高興”。
1956年製定處理辦法，中央提出方針，周恩來說“還要在人民中去解釋”。
因群眾意見分歧大，毛澤東說，放早了“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遂暫時放棄寬赦。
之所以要對一小部分日本戰犯判刑，周恩來說為了“對中國人民要有一個交待”。
1959年決定實施特赦，毛澤東認為“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的政治覺悟提高”了。
可見，人民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意見一致不一致，是毛澤東、黨中央決策的著眼點。
從這個角度看，新中國特赦的決策和實施過程充分體現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本質和嶄新風貌。
(三)毛澤東共產黨新中國特赦的決策過程體現了民主人士參政進言、黨內黨外共同協商的民主氛圍。
從1955年5月12日毛澤東主持最高國務會議開始，赦免政策的每一次醞釀與討論，都是黨內黨外民主協商、共謀國事的過程，也是新中國政治協商製度的典型體現。
而各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也從大局出發，發表中肯的建設性意見，發揮議政參政的積極作用。這種黨內黨外民主協商的氣氛，使黨的決定、政策、決策的製定實施更符合客觀實際。
(四)對戰犯在特赦前後的教育改造和生活安置，彰顯了革命人道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
對於危害國家、民族利益及危害人民的人，不采取簡單懲辦和消滅的辦法，而是把他們改造成自食其力、對社會有益的人，這是革命人道主義的生動體現。
毛澤東說：我們對罪犯的改造“要搞人道主義。搞人道主義幹什麽呢？還不是要把他們改造為有用之人！”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9月13日。
1975年獲赦的原國民黨上校劉衍智說：“為了保證革命人道主義的貫徹執行，政府宣布‘三保障’政策：即保障人格，保障生活，保障健康。
從1957年到1975年的18年間，管理所確實是完整而準確地貫徹執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這一改造政策的，並取得了偉大勝利，創造了古今中外的人間奇跡。”《從戰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第194頁。
為此，前蘇聯一名曾管理過偽滿戰犯的軍官說：“中國管理戰犯，是世界上改造人的工程的奇跡，他們在人道、人權上是無可挑剔的。”《特赦令：中國無在押戰犯》，第90頁。
毛澤東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接見和慰問獲赦罪犯，使很多人得到鼓勵、重振信心。
凡是特赦釋放的罪犯，“不論是有家可歸或無家可歸，均應當把他們的生活安排好，給以必要的適當照顧”公安部黨組關於第二批擬特赦和減刑的戰爭罪犯名單的請示報告，1960年10月17日。
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強調：允許戰犯來去自由，願意到台灣的到台灣，願意到香港的到香港。
“為了應付起見，你們可以罵我們……如果你們罵完了我們，你們要回來，還是允許回來。這個話，我們說了就算數。”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3月14日。
從尊重人格到改造思想，從關心生活到關照前途，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的根本思想和價值追求。
(五)新中國實施特赦為正確處理曆史遺留下來的特殊矛盾創造了成功範例。
毛澤東和黨中央通過特赦這一靈活的社會政策，成功地化解了革命戰爭遺留下來的敵對勢力這一特殊矛盾，這與毛澤東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的胸懷和視野是密不可分的。
特赦的實施，與黨改造人類、改造社會的崇高理想是相一致的。
周恩來在談到處理罪犯問題時曾說：“我們的革命是要把整個社會徹底地全部改造好。我們這一輩子要把道路開出來，這要大家努力，不是一個人的事，要使我們的後代看到我們的確為他們解決了問題，不要留下問題，將來又是曆史案，我們要把整個曆史解決好。既然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是先進的，就能夠改造整個社會。”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3月15日。
正因為毛澤東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秉持著對子孫後代、對中華民族高度負責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後不長的時間裏成功地解決了古今中外都難以解決的這類特殊矛盾。實踐證明，新中國特赦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重大決策。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後，那些磚家叫獸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總在不停地控訴文革, 抹黑文革，顛倒黑白文革。如果細心留意一下都是在為《自私自利》招魂辨護, "我被......." ， " 我父母被........" ，"某個大官被......." ， "某個磚家叫獸被....... " ， "某個人被........."等等。這些磚家叫獸們難道沒有一丁點兒的錯和私嗎? 而這些磚家叫獸被什麽什麽的幾乎都是在廟堂上坐著的。
鮮有聽到某某工人, 某某農民被什麽什麽的。而在文革人群中占大多數的人應該是那些工人農民吧。走資派鄧小平否定抹黑《文革》是為他篡權上台找合法性，不為私心？為他的兒女們先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的改革開放中的所作所為，不都證明了《文革》中對鄧小平的批判是對的嗎？有人說，隻可惜"心太軟"，"要文鬥不要武鬥"，以至養虎為患呀。 所以一切走資派磚家叫獸牛鬼蛇神假洋鬼子馬戶又鳥們都怕文革，都在控訴文革。
如果任憑"私"字泛濫, 人類必將走向滅亡!《文革》中"鬥私批修", 就是首先從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自身內部做起, 鬥爭那些"自私自利”的不利於服務於大多數人的事,批判那些修正主義分子想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搞私有化的當權者, 始終堅持走人人平等, 共同富裕的路.《文革》中"狠鬥私字一閃念"就是說人人心中都有私心雜念, 人人都要求鬥私, 人人都相互監督, 因此社會上沒有那些不良現象!
為什麽《文革》那個時代沒有吸毒販毒的, 沒有妓女紅燈區, 沒有流浪漢, 沒有討飯的, 沒有販賣兒童婦女, 沒有無人照顧的留守老人和兒童, 沒有剝削, 沒有壓迫, 沒有地主資本家, 沒有黑社會黑幫組織黑幫頭子,沒有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如此多的貪官, 沒有貧富差距如此之大, 沒有毒食品, 沒有汙染水源汙染環境, 沒有混濁空氣, 沒有包小三小四, 沒有這麽多人離婚, 沒有這麽多人得癌症得傳染病, 沒有性病, 沒有愛滋病, 沒有看不起病,沒有無良醫生和無良醫院, 沒有假藥, 沒有傳銷組織, 沒有上不起學, 沒有一切造假的學術論文, 沒有蒙拐騙搶偷盜等現象。
這些走資派磚家叫獸牛鬼蛇神假洋鬼子馬戶又鳥們都是自私自利之人會說文革好嗎? 自私自利之人會說文革好嗎?《文革》是什麽？《文革》是一把刺向"私心"的利劍! 《文革》是一把點燃”私字"的火炬!《文革》是人類"自私自利"世界裏大公無私的燭光! 《文革》是能使人類得到重生的典範!自私自私之下培養出許許多多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比貪官汙吏更加可怕, 因為貪官汙吏在廟台表麵上人人看得見, 而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就在每一個人的身邊, 或者說就在每一個人的體內。全人類放任自私自利無限泛濫,人人都是一個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將會如何?
時至今日, 有些走資派鄧黨的小跟班磚家叫獸亦或是在文革中被刺痛了的在變著法還在罵文革, 其實罵文革可以休也。鄧家特色黨己不需要你們的幫忙吹捧了。第一二代的走資派鄧家特色黨們的先富大事早己完成錢己到手, 足亦! 還能見到先富起來一群人的影子嗎。現在台麵上還在罵文革的也就是在鄧篡權後不同時期搭上鄧家發財先富大蓬車的這些大小資本家即得名利者又是大富大貴的這一群人,也算是對走資派鄧小平的回報吧。至於中國大多數老百姓過得怎麽樣己不重要了, 走資派鄧小平時代後尤其自從高考以來大學培養了如此多的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接班人,崇洋迷外的假洋鬼子們足亦。
如今的中國資產階級中的愛國者同賣國派已經合流。官僚資產階級中的愛國者之所以同賣國派合流的根本原因，在於二者的理論基礎和目標是一致的，即，建立一個剝削壓迫的社會製度。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試圖建立一個由本國資本家剝削壓迫的社會製度，後者的目標則是由外國資本家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製度。所以，正如有人所言，他們之間有鬥爭，也有合作。二者合流的根本原因，在於到了所謂的改革深水區，也就是說，如果不把所有國有企業私有化，對於前者而言，就不能說完全恢複了剝削壓迫的社會製度，對於後者而言，如果沒有外國的支持與保護就沒有安全感。所以，執政者說得很坦率：“改革有風險，不改革有危險。”
中國特色執政者說所謂的“改革有風險”，其風險在於全國人民的共同反對，所謂的“不改革有危險”，其危險則在於，如果不出賣國家主權經濟，取得美國的保護，一旦全國人民覺醒，鯨吞全國人民財富者必然會麵臨全國勞動人民清算之日就是走資派的滅頂之災。或許有人說，特色政府執政者並沒有說尋求美國的保護。但是，沒有說尋求美國的保護，不等於不是尋求美國保護的邏輯，因為，如果不是尋求美國保護的邏輯，就不會讓美國控製21個產業（總共才28個啊），不尋求美國保護，就不會花巨資請美國的精英來為瓜分國企來造勢。而且，也不會有借國企私有化之名，讓美國把中國打回到農業經濟時代。
由以上種種事實可以看出，如果修正主義（還是延用這個說法）不否定毛澤東思想，其恢複剝削壓迫社會製度的努力，在理論上說就是非法的。所以，改旗易幟是其必然方向，再則，否定毛澤東思想，或者用有的人話說，叫先把毛澤東思想旗幟卷起來，放下，從本質上說就是明明是白旗，偏偏說成紅旗而已。走資派們之所以把白旗說成紅旗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如果一旦把白旗說成白旗，走資派們就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
正如有人早就預言: 由於你們竊取了人民幾十年積累的工業財富，你們有能力在短期內收買人心……讓被蒙蔽的人民一起聲討我們革命派的罪行……這種小伎倆混得了一時，能混一世嗎？慎重的說，或許能吧；如果這“一世”指的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話。"我還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們的滅亡，但我可以看到你們的墮落，看到你們的子孫走向瘋狂！看到你們鎮壓群眾，看到你們在群眾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種！"如果人們敢於麵對現實、勇於麵對現實，就不難發現，所謂的國企改革，就是兩個不同階級殘酷鬥爭拉開的序幕。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官僚。
毛澤東晚年關於修正主義就在共產黨內，是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堅決批鄧，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使修正主義分子膽戰心驚，加之毛澤東思想在全國人民心中的絕對地位，使他們如芒在背，在大搞私有化的同時，縱容網絡漢奸對毛澤東及其思想進行大肆造謠，對民眾進行洗腦，換言之，就是走資派們即需要執政的合法外衣，又需要在鯨吞全國人民財富的同時，實現恢複剝削壓迫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的目標，但毛澤東思想的根基太深啦，否定毛澤東天下必亂，這才是走資派資改派們暫時沒有改旗易幟的根本原因。
文革如同一聲巨響驚嚇到走資派牛鬼蛇神假洋鬼子們的感覺中樞之中的“怕中樞”, 四十多年來隻要有一點點文革式的言行, 走資派牛鬼蛇神假洋鬼子們的“怕中樞”就會產生驚嚇性收縮，什麽"文革來了"、""文革2.0來了"、"文革餘孽"、"文革語言"等等的控訴咒罵耍懶都來了。走資派鄧小平特色黨為什麽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亦即是徹底否定晚年的毛澤東思想？ 當然這裏不是指那些在文革中戴過高帽受到過批判的,至今為止還在罵罵嘰嘰變著法子控訴文革, 這也不對那也不是的小跟班們, 這裏指的是鄧小平篡黨奪權複辟資本主義後, 在掌握實權發出八一年”決議"的中央高層的幾個人! 那麽以鄧小平為首的他們幾個人為什麽一篡權上台後不顧一切後果急急忙忙首先要否定文革呢?
人們似乎困惑但仔佃觀察走資派們的言行，很快就發現走資派鄧小平特色黨集團並不害怕馬克思主義，走資派鄧小平還是打著共產黨和特色社會主義的旗號。但走資派鄧小平唯獨害怕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害怕晚年毛澤東繼續革命全心全意為工農服務的思想，走資派鄧小平為什麽害怕？如果不否定文革走資派鄧小平之流就無法名正言順地複辟資本主義, 文革的核心就是批中國共產黨內最高層的複辟資本主義論的! 其次的原因很簡單，馬克思主義理論浩繁複雜，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晚年思想，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浩繁複雜的基礎上簡單化，直指本質，比如，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其實隻有一句話，造反有理。為什麽造反有理？毛主席也是直指本質，哪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
徹底否定文革的最終目都是為鄧小平能篡權成功後複辟資本主義掃除障礙, 在這種情況下，走資派鄧小平持色黨集團就可以一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另一手極力恢複剝削壓迫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如果不徹底地用盡一切下作的黑白顛倒甚至造謠說謊來否定文革, 走資派豈不是一邊賣矛一邊賣盾又何以說得通呢？ 所以，為了忽悠人民,
鄧家特色黨就容許下麵的跟班們使盡一切惡心的手段醜化毛澤東也好，把毛澤東說得一無是處也罷，鄧家特色黨的目的隻有一個，複辟資本主義恢複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製度，然後製造混亂混水摸魚讓他們的子孫後代為鯨吞全國人民前三十年積累下的社會財富創造一切條件。
需要注意的問題是，推出所謂鄧小平理論的總意思就是讓他們那些在中國共產黨內具有剝削壓迫思想的幾個人，但還沒有擁有億萬財富的人擁有財富, 這就是"讓少數人先富論"。誰能先富? 不就是有權有勢的走資派能先富。四十多年後走資派們都先富了。所以，四十年後的現在還用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來概括現在中國的問題已不合實際了。因為，現在的事實是，原來概念上的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己成現在的資本家不僅具有剝削壓迫思想，而且每家每戶都擁有億萬財富。從這一維度看現實，人們不難發現，過去的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蛻變為一個剝削壓迫階級。那麽，麵對這一現實，如果人們再套用修正主義的概念反對之，就有陷入本本主義之嫌。
現在的中國執政黨己成為資本家統治集團, 從江澤東開始的三個代表就允許鄧家黨的先富起來的資本家們都可以入黨了! 狼己經用不著披著外婆的外衣作偽裝了! 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當初的話說當資本家階級形成後“既成事實改回去也不可能了"! 現在的中國億萬富豪千萬富翁大大小小資本家布滿了全國各地, 尤其是全國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的富豪村中, 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富可敵國的資產階級。這群人中的任何一個即得利益者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和理由, 一定會堅決地捍衛鄧小平徹底否定文革的說法的。否則的話這些暴發戶們的財富來路就不能名正言順了, 什麽磚家叫獸就一分不值了,文革中沒有潛規則不可找小三小四, 他們也就名不正言不順了。這就是今天的走資派牛鬼蛇神假洋鬼子怕文革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以，在中國想往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工人農民和低層勞動人民, 今天同文革中的修正主義走資派的鬥爭，實質上已經轉變為是同官僚資產階級和資本家地主階級的鬥爭，而不再是文革中的每個人的靈魂深處的無產階級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也不再僅僅是在中國共產黨內的路線鬥爭問題，而是一個階級同另一個階級的生死大搏鬥。當然，在這場兩個階級的生死大搏鬥中，即有思想的交鋒，也有路線問題的交戰，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更為殘酷的鬥爭。
四十多年來走資派以及右派磚家叫獸們對毛主席一直都在窮兇極惡地無恥仇恨著。特別是那些屁股裏夾著屎，《文革》中犯過罪，特色改開年代裏黑著心肝又罪加一等發了大財，一貫以受《四人幫》迫害的《老幹部》自居的走資派，以及右派磚家叫獸們憑借著用陰謀篡奪到手的權力， 大量網絡總想開曆史倒車的精蠅、人渣敗類，提拔重用不知人民疾苦走出家門就進學校門，走出學校門就進機關門，走出進機關門就進賓館門，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精於貪腐享樂隻為資本服務，不為人民服務的四門幹部抱團起暖、沆瀣一氣，肆意篡改曆史，造謠誣蔑，顛倒是非，蒙騙全黨和全國人民，以粉碎“四人幫”為突破口，把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為主攻方向，瘋狂地醜化毛主席，醜化中國共產黨，醜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醜化社會主義製度，醜化英雄的革命人民，圖謀最終達到顛覆黨、國家 ，變無產階級專政為封建法西斯專政的目的。
他們編造謠言，無中生有為“四人幫”定下“十大罪狀”的同時，又緊鑼宻鼓地在召開的各種陰謀會議上、文件裏、“決議”中，把毛主席“三七開”為“建國無能、不懂經濟”，“ 餓死三千萬人”的罪人。晚年推行“極左”路線，“脫離黨的組織，脫離廣大人民群眾”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的、“把國民經濟搞到了崩潰邊緣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場 ‘浩劫’中有一千多萬人被批判鬥爭，有四百多萬‘老幹部’、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殘酷打擊迫害致傷、致殘、致死”。反動透頂的大右派，漢奸賣國賊更是咬牙切齒地咒罵毛主席“晚年不僅犯了嚴重錯誤，而且是罪惡滔天”！
雲南這個多民族邊疆省長期表現出來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線的鬥爭同樣異常尖銳激烈，走資派反毛、誹毛、汙毛的反動氣焰十分囂張。
新中國解放的前夕，蔣家王朝眼看即將被推翻的大好機遇首先讓一些出身於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家庭，“頭腦靈活”、“年輕有為” 、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 ，甚至雙手沾滿鮮血的土匪頭子潛伏下了。雲南和平解放後，因為民主改革的不完善、不徹底，於是，地下共產黨組織，滇桂黔武裝支隊，滇中獨立團，以及雲南軍閥隊伍後來起義、反水編入人民解放軍的領導機構中，便成了這些投機分子入團、入黨升官發財的用武之地。
這些人對毛主席共產黨重來就有家仇舊恨耿耿於懷。混入黨、政、軍各級領導層後他們如魚得水，在曆次政治運動中總是看風使舵，左右逢緣，忽而當高參，忽而當打手，拉幫結派，搗亂破壞。
“文革”開始後他們更是削尖腦袋投機鑽營，充當那些曾經經曆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進城後位高權重，隻想做官當老爺，不想再繼續革命了的、腦滿腸肥的《李自成》們的座上賓。為《李自成》們忠實推行劉、鄧資反路線，殘酷迫害廣大幹部群眾出謀獻策。
“文革” 深入開展以後，他們又在雲南全省各級黨政機構中陰煤策劃成立了全國僅此一家的、對抗黨中央，煽動武鬥，破壞生產，殺人搶劫，無惡不作，血債累累的走資派造反兵團—雲南省中上層幹部聯絡站。
毛主席逝世後從這個反動造反團中曆練出來當上省長、省委書記長達十七年的叛徒、階級異已分子普朝柱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代表。
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曆史，是人類幾千來用生命、鮮血和淚水書寫而成的生存史。人在整個社會關係總和中產生出來的愛、憎情感的表露，都源自於階級和階級鬥爭這個根。
毛主席是舉世無雙的一代偉人，為中華民族和世界革命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可他一生謙虛謹慎從來不居功自傲，人民永遠是上帝，是真正的英雄，是他的老師；他威望崇高，權力至高無上，可他從來沒有為家人為自己謀過特殊私利，走時兩袖清風幹淨聖潔。
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讓人民能在沒有剝削壓迫，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中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過上幸福生活，他晚年本該享受天倫之樂時，卻把兩千年前商鞅為了改變西部蠻夷秦國貧窮落後麵貌圖強變法，被官僚權貴集團車裂，五馬分屍的慘烈教訓拋於腦後，冒著粉身碎骨的危險毅然決然地發動並親自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是具有劃時代曆史意義的一場大革命，是對舊有思想意識形態推陳出新的偉大創舉，它亂了敵人，暴露了黨內走資派，鍛煉和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世界，為中國人民奠基了千秋偉業，為人類留下了一份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寶貴遺產。
這就是人民為什麽要刻骨銘心地深情懷念著毛主席，人民的敵人走資派為什麽總是要加倍瘋狂地誹謗、汙蔑、抹黑毛主席的真正原因。
一生肮髒醜惡的、複辟資夲主義的、充當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總司令的鄧小平，因為行為不端， 怕見陽光，一生都在陰暗恐懼中生活。為了封妻蔭子的榮耀、子孫後代的安全， 他死後還不忘把那些經過精心選拔培養出來的新走資派，萬般仇視“文革”，豎持誹毛、反毛、汙毛的牛鬼蛇神推上特色改開的前沿繼續為非作歹，禍國殃民。
中國人民決不會忘記這十類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1、中國共產黨內頑固不化死不改悔的大小走資派。2、不願意接受無產階級思想改造的磚家叫獸。3、新生的封建官僚資本家。4、還想變天複辟的地主階級的殘渣遺孽。5、橫行覇道與人民為敵的謷匪黑惡勢力。6、欺壓百姓收刮民脂民膏的地痞蒼蠅。7、美帝國主義及其豢養在中國的走狗。8、迷信鬼神，腐蝕禍亂國家的牛鬼蛇神封建餘孽馬戶又鳥們。9、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漢奸賣國賊。10、潛伏在共產黨心髒裏和國家政權內的貪汙腐敗分子。
事實證明：捍衛毛主席的曆史尊嚴，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寶貴遺產的這場憎愛分明、水火不相溶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絕對不會因為毛主席的仙世，文革的暫時失敗消停下來。鬥爭的道路是曲折的，勝利的前途是光明的！
應當堅信這句大實話：搗鬼有術也有效，但不會長久。在這個世界上“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是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
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一個團體，如果把“欺騙”作為準則用於行動長此以往，其罪惡的後果將是毀滅性的！中國特色改開四十年，誰是在中國搞封建法西斯專政欺壓人民、殘酷迫害廣大幹部群眾至今毫無侮改之意的迫害狂、暴君？誰是披著人皮吃人不吐骨頭、搶遍大江南北無敵手至今仍然不收手的犲狼、汪洋大盜？！
無情的亊實真相現在已經大白於天下：走資派還在走，走資派機關算盡，好話說完，壞亊做絕，抹不黑的毛主席在陽光下更加光彩照人、英明偉大！塗不紅的鄧小平在陽光下更加醜陋不堪成了“四不像” 的妖魔鬼怪。一位評論家說得好：“蔣介石成就了毛主席前半生的偉大；鄧小平成就了毛主席後半生的偉大！”這才是久經實踐撿驗撼不動人心的真理！！
在文革中紅衛兵派別《聯動》的組成： 高幹子女。從中央到地方。他們的後台： 是他們老爸（走資派和特權階級）名稱： 清華附中紅衛兵。口頭上號稱： 捍衛毛澤東思想。本質： 扛著紅旗反紅旗。 貌捍衛毛澤東思想，其實是服務於走資派，故意挑起矛盾，製造混亂。迫害老幹部 。煽動武鬥~ 破壞文革。理論： 反動對聯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標榜出身論 劃分成分 主張武鬥。典型罪行： 迫害老舍先生 陷害謀殺遇洛克。迫害老幹部 等等（查清華附中紅衛兵所有劣跡）。
不容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一小撮處於貴族地位，具有卑鄙汙濁的靈魂的高幹子弟，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寵兒，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標準選民。
正是這一小撮人，在“評《出身論》”中散布流言蜚語，杜撰最高指示，造成一片假象，好像複辟力量的繼承人不是他們，而是出身不好的地富青年。故說什麽“反動剝削家庭出身的人即使非常積極，也要拚命看他們的實質。”“不管是真積極還是假積極，革命的重擔反正不能落在他們身上。”言外之意，重擔他們是挑定了。哪些人會變成資產階級最可靠的金童玉女，也是隨著階級鬥爭的發展不斷變化的，而不是一成不變。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鬥爭，是貫穿著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根本矛盾。“事物發展的各個發展階段，情形往往互相區別。這時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期過程中的各個階段上采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並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
那麽，具體到文化大革命階段，激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麽呢？是像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和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嗎？是像土改時期，地主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嗎？是像反右鬥爭時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廣大革命群眾之間的矛盾嗎？是像國民經濟恢複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嗎？不是，都不是。固然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但是文化大革命這個曆史發展的新階段，自有它特定的主要矛盾。
十六條中的第一條指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五條指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二條也指出：運動的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此可見，在目前主要矛盾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眾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間的矛盾。正在開展的廣泛奪權鬥爭，說明了這個矛盾達到了何等尖銳的程度！
在階級鬥爭的新階段，資產階級必然會尋找新的機會，新的舞台，新的代理人又必然尋找新的禦用工具，必然會使用新奇的、巧妙的、隱蔽的手段，去培養自己的接班人，唆使他們，挑動他們，利用他們和自己一起演出複辟的醜劇。而不幸為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利用，正是沒有改造好的高幹子女。這樣，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達到頂峰，開始走向沒落的時候，西糾、東糾、海糾、聯動等反革命組織就應運而生了。這絕不是偶然的。這是階級鬥爭的必然產物。
那些頑固地堅持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保險，出身越好越保險的同誌，大可以休矣！聯動的騷亂證明了《出身論》的這個論點：“對於實現複辟陰謀，無論是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弟，還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弟，在他們看來，是沒有區別的。或許，那些溫室裏的花朵，那些不諳世麵又躺在‘自來紅’包袱上的青年對他們更有利一些。”
“這真是奇談怪論！”在聯動的招魂術上，清華附中紅衛兵這樣喊道。他們或許會反問：“誰敢說我們要複辟？難道我們希望蔣介石回來嗎？希望原來的資本家重新做經理嗎？”替你們說句公道話吧，你們的確不希望蔣介石回來，的確不希望原來的資本家重新做經理。但是，複辟不等於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屍。赫魯曉夫複辟，沙皇尼古拉並沒有上台；鐵托複辟了，貝爾格萊德有限股份公司股東並沒有被找回來當經理。
同樣的走資派鄧小平等等篡權分子，也並不打算請蔣介石回來實行獨裁，也並不讓原來的剝削分子發號施令。難道新興的資產階級分子還不夠用嗎？他們不是早已建築了八一學校，哈爾濱軍工大這樣的複辟溫床了嗎？西糾，東糾，海糾，聯動不就是修正主義合格的苗子嗎？你們在“評《出身論》”中，一口一個資產階級屠刀，殊不知和平演變並不希望刀光劍影。而到了關鍵時刻，敵人的屠刀也絕不會落在你們的綠軍衣上，正是你們用雙手接過去，揮舞著它，砍死了造反派，砍死了紅衛兵！這不是複辟嗎？
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利益，或為了執行反動路線的工作隊的利益，最後為了你們個人和你們反動小集團的利益，行凶、搶掠、搗亂、破壞，這種種行為，就是複辟！你們決不能因為自己不希望蔣介石回來，就不承認自己搞複辟活動。
《高幹子女聯同他們的父母輩都是走資派右派磚家叫獸們的聯動就是自覺地搞複辟資本主義的活動！當然，這是指他們整個組織而言。至於個別成員，總是有自覺和盲從的區別，自覺和受蒙蔽的區別，改正錯誤和堅持錯誤的區別。而清華附中紅衛兵，過去是聯動瘟神的膜拜者，不知閉門思過，卻等待秋後算帳，不知痛改前非，卻到廠礦農村搗亂，拒不承認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平等的革命權利，拒不放棄自己得天獨厚的貴族地位，又妄想借《出身論》撈取機會，當作讓少數人先富的資本，如今都成了權貴資本家和走資派。這些走資派寧當李自成不想繼續革命，不想為人民服務了。他們住進豪宅開著豪車喝著茅胎玩著女孩過著花天酒地生活。哪管工人農民死活。
有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是誰說的？是列寧說的。有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但多數情況下，多數人的意見往往是正確的，隻有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在多數人受蒙蔽的情況下，少數人知情的情況下，真理才在少數人手裏。
列寧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執政黨的創建者。他成功地領導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使社會主義由科學理論轉變為偉大實踐。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句話是列寧說的 。
列寧，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思想家。是蘇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蘇聯的主要締造者、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始人、十月革命的主要領導人、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即蘇聯總理）。
1903年7月30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布魯塞爾召開代表大會，會上形成了以列寧為核心的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的意思是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及其思想體係的產生，標誌著列寧主義的形成。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關於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總政治部：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中央決定將這個本件發給你們，供黨內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著重講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我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後，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毛澤東指出：“看來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們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 .......
史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要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
要把黨內、黨外的先進分子、積極分子團結起來，把中間分子團結起來，去帶動落後分子，這樣就可以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隻有依靠這些團結，我們才能夠做好工作，克服困難，把中國建設好。
要團結全黨、全民，這並不是說我們沒有傾向性。有些人說共產黨是“全民的黨”，我們不這樣看。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戰鬥部隊。
我們是站在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一邊，絕不站在占總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那一邊。
在國際範圍內也是這樣，我們是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切革命人民、全體人民講團結的，絕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講什麽團結。
隻要有可能，我們也同這些人建立外交關係，爭取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和平共處。但是這些事，跟我們和各國人民的團結是不同範疇的兩回事情。
要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就必須發揚民主，讓人講話。在黨內是這樣，在黨外也是這樣。省委的同誌，地委的同誌，縣委的同誌，你們回去，一定要讓人講話。在座的同誌們要這樣做，不在座的同誌們也要這樣做，一切黨的領導人員都要發揚黨內民主，讓人講話。
界限是什麽呢?
一個是，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
另一個是，不準組織秘密集團。我們不怕公開的反對派，隻怕秘密的反對派，這種人，當麵不講真話，當麵講的盡是些假的、騙人的話，真正的目的不講出來。
隻要不是違反紀律的，隻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
說而不服怎麽辦?
讓他保留意見。隻要服從決議，服從多數人決定的東西，少數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見。
在黨內黨外，容許少數人保留意見，是有好處的。錯誤的意見，讓他暫時保留，將來他會改的。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
曆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馬克思、恩格斯手裏有真理，可是他們在開始的時候是少數。
列寧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也是少數。
我們黨內也有這樣的經驗，在陳獨秀統治的時候，在“左”傾路線統治的時候，真理都不在領導機關的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
曆史上的自然科學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他們的學說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不被多數人承認，反而被看作錯誤的東西，當時他們是少數。
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隻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
馬克思主義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要看站在那一邊?
一邊是：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愛國的知識分子，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民主人士，這些人占了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另一邊是：資本家、地主、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資本家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一邊？
還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資本家、地主、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邊呢?
得到的回答是不同的。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究竟是什麽，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核心》。
李大釗認為：“階級競爭恰如一條金線”，把馬克思主義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
毛澤東說：“記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並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隻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
列寧說：“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之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範圍。……隻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裏。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在列寧看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因此把它作為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這是毛澤東回答的。
馬克思主義的《資本論》，作為《資本論》的作者，馬克思是一個革命家。馬克思寫作《資本論》，也不僅僅是為了“弄清問題”，更是為了揭露“資本之謎”，並在此基礎上回答“曆史之謎”——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實質和命運，從而喚醒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為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而鬥爭。
在此意義上，人們才能理解：為什麽馬克思說《資本論》“是向資產者腦袋發射的最厲害的炮彈”，“最後在理論方麵給資產階級一個使它永遠翻不了身的打擊”。恩格斯強調《資本論》就是“工人階級的聖經”。列寧認為“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曆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
《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爭取到工人們《八小時工作製》。爭取到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等全民社會福利。
當列寧在前蘇聯實施之後，當年馬克思主義運動高嘲時，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也起來罷工造反，逼使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也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免費醫療》《免費教育》《負擔得起的福利住房》等社會福利。
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延續至今。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還把工人們扶上了《中產階級》的地位。工人們當然很開心。但當資本家不漲工資時，工會組織領著工人們進行罷工。倒也相安無事。
當然不是工會的工人就沒這麽幸運了。老弱病殘兒童婦女也就各自為之了。對於那些流浪的，吸毒的，妓女們隻能自求多福了。
世界上還有許多貧困落後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地方。有數億百萬計的窮人在死亡線上掙紮。在炮彈的狂轟亂炸下被死去。而人類曆史上唯一為窮人低層勞動人民發聲的《馬克思主義》，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隻看站在那一邊?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問題。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關於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總政治部：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中央決定將這個本件發給你們，供黨內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著重講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我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後，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毛澤東指出：“看來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們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 .......
史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問題，我隻簡單地講幾句。
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動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
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
人民群眾總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不準革命，象魯迅所寫的趙太爺、錢太爺、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那樣，總是要失敗的。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
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誌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
無論什麽時候，現在，將來，我們這一輩子，我們的子孫，都要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的經驗。不學習蘇聯，要犯錯誤。
人們會問：蘇聯被修正主義者統治了，還要學嗎?
我們學習的是蘇聯的好人好事，蘇聯黨的好經驗，蘇聯工人、農民和聯係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的好經驗。
至於蘇聯的壞人壞事，蘇聯的修正主義者，我們應當看作反麵教員，從他們那裏吸取教訓。
我們永遠要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的原則，我們始終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一定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鞏固地團結起來。
國際修正主義者在不斷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罵去。
在必要的時候，給以適當的回答。
我們這個黨是被人家罵慣了的。
從前罵的不說，現在呢，在國外，帝國主義者罵我們，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罵我們，各國反動派罵我們，修正主義者罵我們;在國內，蔣介石罵我們，地、富、反、壞、右罵我們。
曆來就是這麽罵的，已經聽慣了。
我們是不是孤立的呢?
我就不感覺孤立。我們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還孤立嗎?
我們國家有六億幾千萬人民，我國人民是團結的，六億幾千萬人還孤立嗎? 世界各國人民群眾已經或者將要同我們站到一起，我們會是孤立的嗎?
被特赦戰犯後對象的體驗和認識。作為新中國特赦戰犯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被特赦對象得到的體驗和認識更為深刻。特赦戰犯進一步增強了他們對毛澤東共產黨的改造政策的認同。
1959年獲赦的原國民黨中將杜聿明說：“特赦令使黨的寬大政策恩惠到我們一切罪犯，特別是涉及我這個罪無可赦的罪犯，真是天高地厚恩同再造，感恩圖報之情罄筆難書。這是黨改造人類改造世界的偉大勝利給我帶來的光明前途，是無產階級偉大人道主義的體現。”《共和國特赦戰犯始末》，第134頁。
1975年獲赦的原國民黨吉林省民政廳廳長兼長春市市長尚傳道在特赦大會上說：“我的新生命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賜給的，我誓獻餘生報人民。新生開始，不是改造的結束，而是在新的條件下繼續改造的開始，我一定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從戰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第190頁。
特赦使他們在古今中外的曆史對比中體會到黨的政策所顯示的現代執政理念。
1959年獲赦的原國民黨中將宋希濂說：唐太宗李世民於貞觀六年將300多名準備赴死的囚犯放回家，讓他們料理後事，結果全部按期歸還，遂赦免了他們。唐太宗確實了不起。可唐太宗的做法和共產黨、人民政府對待戰犯的做法簡直不能相提並論。唐太宗縱囚不過是沽名釣譽，收買人心。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待我們這些罪犯采取的方法卻是既人道又實際的改造方法，目的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使犯人能夠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這要比唐太宗的做法更具有積極性，進步得多。參見《從戰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第20頁。
溥儀在給侄子的信中說：“蒙到特赦，完全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這真是任何古今中外曆史上空前的事情。這隻有以改造社會、改造人類為曆史使命的中國共產黨，才能這樣。”《偽滿皇帝群臣改造紀實》，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300頁。
黨外人士和人民群眾的看法和態度。新中國特赦政策的實施，使社會各界人士進一步堅信，隻有跟隨中國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
正如周恩來所說：我們團結的各方麵代表都聯係或影響著一定的階級、階層和群眾，他們背後站著一批人。我們黨的政策對頭了，爭取的就不僅僅是幾十、幾百人，而是成千上萬的人。
著名民主革命家、愛國進步人士張難先看望獲赦人員時說：“我張難先活到近80歲了，在中國共產黨為中國找到一條出路之後，才有了我晚年的真正出路。共產黨人待你們親如家人的照顧，采取的思想改造方法與生活設施，都是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你們同我一樣，算是找到了真正的出路。我祝福你們從此踏上大道，這是一條新中國人民共同要走的光明大道。”《從戰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第160頁。
1959年特赦令公布後，一位戰犯的妻子寫信說：“我們都很好的，孩子也工作了，就是希望你接受改造，爭取早日獲釋，當初我還怨你沒帶我們去台灣，現在我們為沒去台灣慶幸，我們等你出來。”《特赦令：中國無在押戰犯》，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湖北一個刑事罪犯獲赦後，回家第二天就下地勞動，後來還試製成一種小麥條播器，提高了勞動效率。周圍群眾感慨說：“同樣是兩隻手，沒有改造前，給人民造下多大災難；經過了改造，為人民做下了有益的事。”《人民日報》1960年4月10日。
海外的輿論和評價。新中國實行的特赦政策，受到海外媒體和西方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美聯社、合眾國際社、共同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等都進行過報道和評論。在香港，大陸特赦首批戰犯的消息公布後，刊登內容最詳的《大公報》、《文匯報》一時呈現搶購的局麵。
第一次特赦時，很多西方觀察家對一次特赦1.2萬餘名罪犯“感到驚奇”，認為這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寬宏大量”，同時也“可能是配合對台灣進行的新的和平攻勢”。《參考消息》1959年12月11日。
共同社評論說，中共領導人實施特赦“是中國慶祝建國十周年的一個做法”，但“它是一個一箭多雕的手法”，其用意在於“對外界展示中國十年間建設發展的實際成就”。《參考消息》1959年12月8日。
1975年3月26日，曼穀《新中原報》就第七次特赦發表題為《北京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犯》的社論說：“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提早解決台灣問題，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轉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北京此次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犯，便是具備著此一重大意義和作用。此舉不隻對台灣同胞有所影響，對海外華僑亦是一種有力啟示。”
新中國特赦在海內外引起了很大震動。
一位印度商人給我國有關部門來信說：“此舉告訴我們：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是消滅階級，而不是消滅具體的剝削者，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叫我們心服口服，引起我無限向往。”《日偽蔣戰犯改造紀實》，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頁。
美國耶魯大學華人教授趙浩生說：“特赦證明中共的政策是一貫的，我們再也不相信反華大合唱的信口雌黃。”《日偽蔣戰犯改造紀實》，第385頁。
1975年，一位在香港的前國民黨將領接受《文匯報》采訪時說：“黃維等國民黨戰俘被特赦釋放，生活工作又有照顧，而且他們願意回台灣的還可回台灣，這說明了共產黨對待戰俘的政策是正確的，這樣廣闊的政策胸懷，隻有共產黨才有。”《特赦令：中國無在押戰犯》，第103頁。
佛教認為，人皆有佛性，作惡之人棄惡從善，即可成佛。後來發展成為勸導作惡之人停止作惡。
《放下屠刀》是應用幾學方法論中的辟析法與喻析法，說明要滌除妄想，放下執著。
這裏的《屠刀》，指的是心口意三業及一切妄想、妄念、迷惑、顛倒、分別、執著。
《妄想》是人類逐步生成與建立在私心貪欲小我基礎上的一種後天意識形態與心智思想。
《妄想》是心意修持當中最大的障礙物，影響身心健康。
隻有放下執著於疾病、煩惱等各種負態能量因素《妄想》，將自私自利的私心、過度的貪欲真正認識清楚，校正自己的意識，不做脫離現實的夢想，人類本身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獲得解脫。人類才能不《怨怨相報，永無止境。》。
古人雲：《冤冤相報何時了，得饒人處且饒人。》用怨恨來回報怨恨什麽時候才能結束，能夠寬恕別人的地方就盡量寬恕。做事不要做絕，須留有餘地，也不要與人結怨，理解是相互的，誤解也是相互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關於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是：中國共產黨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相結合。
毛澤東說：“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確才行。”
新中國實施特赦政策的基本條件和根本目的。
新中國實施特赦政策的基本條件是：
首先，新中國政權的鞏固、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確立及新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為實行特赦政策創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黨中央提出：從寬處理，“從情況和原則方麵來講，也是可以這樣辦的。從國內形勢來看，現在我們不但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運動等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改革，大大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並且已經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麵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中共中央關於征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其次，新中國的特赦，除第七次無條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確實已改惡從善”作為赦免罪犯的主要標準和具體前提條件。1959年9月17日中央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特赦罪犯的指示》中說：“我們這次對罪犯的特赦，不同於我國曆代反動統治者的大赦，也不同於近代各國的大赦。我們的特赦，是以罪犯是否確實改惡從善為主要標準，也就是以罪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實際行動上是否確實改造好了為主要標準。”
新中國的特赦，與不問罪犯悔罪與否的赦免製度是有本質區別的。有條件的赦免，既說明了中央製定政策的嚴肅謹慎、尊重和維護法律秩序與司法權威的公正性和嚴肅性，也充分體現了以挽救人、教育人為宗旨的黨的改造政策。
為什麽實行“特赦”而不是“大赦”，毛澤東是有深層考慮的：“大赦是危險的，老是赦，一定有問題，一定是統治不鞏固，要靠赦來爭取群眾。我們是對真正改好了的才赦，沒有改好的也才有希望。”毛澤東在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負責人、著名無黨派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舉行的座談會上的講話，1959年9月15日。
實施有條件的特赦，對在押罪犯是一種激勵和鞭策，有利於增強罪犯改造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號稱“死頑固”的原國民黨中將黃維回憶說：“第一批特赦時，周總理點名要特赦我，可是被管理所給頂住了，他們說我沒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別的戰犯不服呀！後來繼續接受改造。1968年以後思想有了較大轉變，慢慢向好的方麵發展變化。”
原國民黨軍隊某師參謀長魏煜焜說：“特赦，對長期關押改造的戰犯來說，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每個人都覺得改造的最後目的，就是特赦、新生、重新做人。這在繼續接受改造的人的心目中，就產生了特赦是非常光榮，非常幸福的，也就暗暗下定決心要認真加強改造，爭取特赦。”
在1961年的特赦座談會上，馬上就刑滿釋放的原國民黨某軍政工處長田文奎提出：“不爭取到特赦，雖刑滿也不走。我改造了十多年，還爭取不到特赦，說明我沒有改惡從善，我有何麵目見家鄉親友和妻子兒女呢！”《從戰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239、114頁。
田文奎言詞懇切、態度堅決，終於得到所方的同意繼續改造，並於1966年獲赦。以長達4年的監管生活換取“特赦”殊榮，這確實是中外曆史上罕見之事，也充分說明黨的特赦政策的巨大感召力。
正如毛澤東所說：有條件的特赦，“將使他們感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製度下，隻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建議，1959年9月14日。
新中國實施特赦政策的根本目的是：
第一，為了創造安定、和平的國內外政治環境。
中央明確指出，從寬處理國內戰犯，“會有助於我們孤立、動搖、瓦解國內外敵人，首先會有助於孤立瓦解蔣介石集團和解放台灣的鬥爭。會有助於安定社會上同統一戰線內部對我們還抱有疑懼的分子——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過政治劣跡的民主人士，使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獲得進一步的鞏固和擴大”《中共中央關於征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1956年4月27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對反革命的政策問題時也說：“對反革命不殺的政策有國際意義，可以減少仇恨，爭取更多的人相信社會主義。”《朱德年譜(1886—1976)》新編本(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7頁。
可見，寬大處理國內戰犯，是從為新中國創造和平發展的國內外環境和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考慮的，這是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
第二，為社會主義建設增加積極因素。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一個不殺”方針時說：“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殺了他們，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不能幫助除四害，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複台灣。”
周恩來也說過：“殺他們是容易的，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隻能起消極作用。”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3月14日。
換句話說，嚴懲戰犯，對於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建設絲毫無益。
相反，如果實行特赦政策，他們還有可能為國家建設添磚加瓦。
正如毛澤東所說：“由於我們采取了正確的政策，現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還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96頁。
事實證明，很多獲赦罪犯改惡從善，成為自食其力且對社會有用的人。實行寬大處理，可以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
第三，為了體現和貫徹黨關於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相結合。
毛澤東曾說：“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確才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頁。
周恩來也說：“剝削階級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卻是可以改造的。”《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7頁。
對已改造好的罪犯實行從寬處理符合黨的基本方針。已經被關了六七年甚至十多年的罪犯，“多數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現，有些並且要求立功贖罪，重新做人。因此，現在對這些罪犯並沒有一定殺一批或者從重處刑的必要”《中共中央關於征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即便現在沒有悔改，但“在我國的條件下，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將來會有不同程度的轉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96頁。。
總之，毛澤東和黨中央推動實施特赦政策，根本目的“是要使我們的一切設想都有利於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有利於祖國的完全統一，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周恩來在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56年7月21日。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關於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總政治部：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中央決定將這個本件發給你們，供黨內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著重講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我們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後，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毛澤東指出：“看來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們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 .......
史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民主集中製問題。(一）
看起來，我們有些同誌，對於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製，還不理解。有些同誌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麽式的，總之已經作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
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
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麽可怕的呢?
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這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隻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隻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
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
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麽不可以呢?
一個人為什麽隻能上升不能下降呢? 為什麽隻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
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
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
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在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不去理它，讓專門家去解決吧，但是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
文王拘，仲尼厄，則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
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
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革命意誌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
我在這裏申明，我不是提倡對幹部，對同誌，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
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
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曆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
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
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
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
不過有一個區別。
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觀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
而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隻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製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
至於由於自己犯了錯誤，經過同誌們的批評和上級的鑒定，作出正確處理，因而下降或者調動工作的人，這種下降或者調動，對於他們改正錯誤，獲得新的知識，會有益處，那就不待說了。
現在有些同誌，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
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
民主集中製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的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
同誌們，我們是幹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於黨的事業，不利於人民的事業的，就應當征求人民群眾和同誌們的意見，並且自己作檢討。
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幹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作檢討。有的省委就是這樣做的。
有一些省比較主動，讓大家講話。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開始作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作自我批評。
還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檢討的，像河南、甘肅、青海。
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現在才剛剛開始作自我批評。
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作檢討，晚作檢討，隻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隻要采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
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
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製，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
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 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
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幹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幹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
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
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麵。
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麵，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
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
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
有人將《日本戰犯》與《日本戰俘》混為一談，或將《日本戰犯》等同於《日本戰俘》。須知《日本戰犯》與《日本戰俘》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應當注意《日本戰犯》與《日本戰俘》的本質區別，萬不可隨意表述，更不可混淆二者的概念，以免以訛傳訛，貽誤今人和後人。
還要提防別有用心者借此散布曆史虛無主義言論，中國人應該共同捍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和勝利成果。
1956年6月21日至8月21日，中國政府對1017名日本戰犯分三批予以釋放，中國人的寬容讓世界驚歎。需要申明的是，這三批日本戰犯是免於起訴，不是無罪釋放。
被中國政府關押的是日本戰犯，不是日本戰俘。日本戰俘在日本投降之後就己被釋放乘船回日本。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新中國人民政府共關押日本戰犯1109名，其中，由蘇聯引渡969名。
移交給新中國的969名日本戰犯，是蘇聯方麵認定的“犯有反對中國人民的重大罪行”者。
負責移交的蘇聯拘留管理局克雷托夫中校對中方接收人員說：“這些戰犯都是極端反動、頑固不化的壞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惡棍，隻有殺掉。”（董少東：《化“鬼”為人——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紀實》《北京日報》2014年8月12日。）
實際上，從1950年7月新中國政府從蘇聯引渡接收969名日本戰犯開始，這些日本戰犯就向撫順戰犯管理所提出“自己是戰俘，不是戰犯，應當釋放回國”的問題，遭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方的依法駁回。
作為國家社科規劃基金重大委托課題《日本戰犯口述資料整理研究》課題組首席專家，在課題組組長、遼寧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常衛國帶領下，於2013年7月赴日本走訪了被中國政府寬釋的8名日本戰犯。這8名被寬釋的日本戰犯一致承認他們的戰犯身份，一致對他們在中國犯下的戰爭罪表示認罪和謝罪，一致對中國政府免於起訴並寬釋他們表示謝意。在與他們的交往中，無論是作者還是這8名被寬釋的日本戰犯，從沒有使用“戰俘”這個詞句和概念。
《日本戰犯口述資料整理研究》課題組一行6人從日本回國後，如期提交了課題研究報告。2015年8月，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連載了課題研究報告部分內容，央視《新聞聯播》也製作播發了課題組在日本采訪8名被寬釋的日本戰犯視頻節目。
中國政府為什麽對1017名日本戰犯免於起訴？
中華人民共和國羈押的日本戰犯，大多數是日軍中下級官兵，他們在參軍前大多是苦出身，這些人之所以成為日本法西斯分子，主要是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的蒙蔽和蠱惑，因此，隻要對其開展入情入理的教育，絕大多數是可以教育改造好的。
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法學理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確立了對日本戰犯堅持“一個不殺”、“寬大處理多數，嚴懲少數罪魁”的政策和法律，（撫順戰犯管理所：《六年來的工作總結》）並通過思想改造和勞動改造促其轉化。
1955年末，最高人民檢察院東北工作團檢察偵訊完畢，周恩來總理在聽取他們的匯報後指出：“對日本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起訴書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確鑿後才能起訴。對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訴。這是中央的決定”。（董少東：《化“鬼”為人——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紀實》《北京日報》2014年8月12日。）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講話說：“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中國釋放全部日本戰犯是當時外交大環境下的特殊決定。
中國優待、乃至無條件釋放全部日本戰犯，在戰後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對此，中國外交部表示，考慮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10年，中日兩國所處的地位已經有了重大變化。同時中美的關係持續惡化，中蘇關係也出現下滑跡象。因此，采取寬大處理的方針，將有助於中日關係正常化和推動國際形勢走向緩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
中國政府關押、處置、寬釋1109名侵華日本軍人都是戰犯，不是戰俘。
這些日本戰犯是免於起訴，不是無罪釋放。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主席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
第一條就是“對於非主要的、或顯著悔改的日本戰犯，免於起訴。”
什麽是“免於起訴”？
“免於起訴是在查清這批戰犯的罪行的基礎上，從法律上認定他們在侵入我國期間的各種暴行已構成戰爭犯罪，肯定其犯罪身份以後所采取的寬大處理措施。”（東北工作團：《偵查處理日本戰犯工作總結》）
中國政府寬釋這些日本戰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罪行，而是根據他們罪行的輕重和悔改表現依法量刑審判，其中“非主要的、或顯著悔改的”1017名日本戰犯在關押改造後作出免於起訴的決定，於1956年6月21日至8月21日分三批予以釋放。
另有45名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被寬大處理，依法判處20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45名日本戰犯除1名病死獄中外，其餘戰犯後來被陸續寬釋回國。
到1964年3月6日，最後3名日本戰犯齋藤美夫、城野宏、富永順太郎被釋放回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日本戰犯的處理工作全部結束。
被免於起訴釋放回國的三批日本戰犯簡況表
釋放時間 批次 人數 總帶隊人 備注
6月21日 第一批 335 國友俊太郎 佐佐木功惠
7月15日 第二批 328 宮崎弘 小山一郎 武部六藏因病提前釋
放，同船回國。
8月21日 第三批 354 三輪敬一 大河原孝一
6月21日-8月21日 總計：1017
對於那些死不改悔的戰犯、走資派、或罪犯等，也一個不殺。全部特赦，不要強迫人家改造。放走。後果就是再來反共產黨、反毛澤東。
毛澤東關於釋放戰犯問題的意見：
毛澤東問公安部長：“錦州、大虎山、沈陽、長春，還有戰犯為什麽沒有“包括“？“指的是還有戰犯為什麽沒有包括在特赦名單上。
毛澤東接著說：“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一百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毛澤東又說：“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怕。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麽，所以一個不殺。“
毛澤東接著強調說：“氣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開歡送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4年12月，毛主席指示將在押戰犯全部特赦。公安部打報告提出有13個人不能特赦，毛主席批示：全部特赦，不要強迫人家改造。1975年3月19日，黃維等293名在押戰犯全部被全部特赦。
這次特赦有兩大特點：
一是，所有在押戰犯無論在改造期間表現如何，均全部釋放，一個都不留，因此這也是最後一次對戰犯的特赦。
二是，在毛主席的關照下，特赦戰犯出來後的政策非常寬鬆，每人除一次性發放1000元外，全部安排到政協等部門工作。
對於個別堅持不願意留下來的，毛主席批示：“來去自由，願意去台灣的，給予充足的路費，讓他們去台灣。去了之後，想再回來的，隨時歡迎。”
允許特赦戰犯們回台灣，這是此前幾次特赦所沒有的政策。
在最後一批被特赦的293名戰犯中，最終有10人提出前往台灣，他們的請求很快被批準了。
這10個要求台灣的特赦戰犯是：原保密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周養浩、原150師上校團長楊南邨、原51軍中將軍長王秉鉞、原保密局少將專員段克文、原25軍中將軍長陳士章、原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將副司令王雲沛、原68軍政工處上校處長張鐵石、原青年軍204師上校團長張海商、原281師上校團長趙一雪、原青年救國團南青年服務總隊少將總隊長蔡省三。
周養浩等10人於1975年4月14日從北京乘飛機飛往香港，按照原計劃，他們通過香港這個中轉點前往台灣。到香港後，他們10人去華僑旅行社申請辦理去台灣的手續，該旅行社是台灣設在香港的一個機構。
要求去台灣的10人中，有9人都有直係的親人在台灣（蔡省三除外），他們到香港後，心情都非常的激動，紛紛給台灣的親朋好友們打電話。
周養浩等10人到香港後，台灣當局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處理。這10人中都是改造戰犯中的死硬分子，被特赦後又主動請求去台灣，從台灣方麵來說，於情於理都應該接納這些人。再者說來，如果台灣方麵拒絕接受這10人，那麽從輿論上也是說不過去的，也是不近人情的。
但是，台灣當局卻是不敢接納這10人，原因很簡單，特赦所有戰犯，還允許戰犯們來台灣，這是何等的氣魄和胸襟。這10人如果到台灣，被台灣民眾了解到實情，那麽這麽多年來台灣對大陸的抹黑宣傳不就不攻自破了嗎？正是基於這種考慮，蔣經國疑慮重重。
對於到底如何處理這10人，台當局內部也是爭論不休，以張群為首的國民黨元老，都主張盡快接納這10人，並應給予獎勵；而軍方和情報機構的高層則大部分反對接納。
當時蔣介石剛剛病逝，蔣經國需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他長時間不表態如何處理在香港的周養浩等10人。
雖然暫時沒有接納的意思，但是台當局還是派出一個聯合小組去台灣接觸10人，並對10人進行分化離間。
10人到香港後，中方在為他們安排了舒適的酒店後，對他們不再幹涉任何事情，他們可以隨意見任何人包括記者，可以接受任何媒體的采訪。
對於10人如何去台灣，中方表示任何方式都可以，10人結伴一起去台灣也可以，各自分散前去也可以，想從美國轉道去台灣，也都是可以的。
和中方大度的態度相比，台當局顯得是毫無格局。就連香港親台的報刊都忍不住刊文批評說：“台灣到底在怕什麽呢？這種統戰有什麽不好呢？這10個人既然都已經到了香港，台灣方麵為何不把人接去，好讓他們和家人團聚呢？”
還有報紙刊文稱：“台灣方麵除了把這10人全部接回去之後，還應該給他們補發這幾十年來的薪水。”
盡管輿論對台當局一邊倒的指責，但是一個多月過去了，蔣經國就是不表態，到了後來甚至周養浩等10人和台灣親友們通電話都受到限製及監聽。
6月4日，深感去台願望難以實現的張鐵石，痛哭流涕，在寫了一封遺書後，在居住的酒店房間上吊自殺。張鐵石之死，引起一片嘩然。更讓人錯愕的是，在張鐵石自殺後，台當局居然阻撓他的兒子張潤佩去香港處理後事，張潤佩衝破阻撓來到香港後，居然發生了台當局派來的情報人員差點搶走張鐵石屍體的惡劣事件，經過一番周折，張潤佩才非常艱難的帶著父親的骨灰回到台灣。
到了9月初，其餘在香港的9人在長期滯留後，對台當局的冷漠極為心寒，他們聚在一起商量後，決定放棄去台灣。
後來，趙一雪、楊南邨、張海商毅然選擇返回祖國大陸，三人回國後沒有受到任何刁難，被妥善地安排到各自的家鄉工作；蔡省三選擇留在香港，此後靠寫史料文章賺取生活費；段克文、王雲沛、陳士章、周養浩、王秉鉞五人，先後去了美國，和那裏的親友們生活中一起。
周養浩等10人的”回台風波“鬧得沸沸揚揚，輿論普遍對台當局的做法提出指責，連美國輿論都認為台當局的做法”不近人情“，香港的一些本來親台的報刊，也開始進行反思。
在這次特赦中，原國民黨軍第12兵團司令官黃維的表現值得一提。黃維在特赦中表現得非常不配合，被稱為”最頑固的戰犯“，但是黃維特赦後卻拒絕去台灣，他說：“做人要講良心，共產黨對我很不錯，我哪裏都不去。”
毛澤東說：“我們國家根本上不殺人了，再殺人由中央批準”。
毛澤東說：“以前都是講‘鎮壓和寬大’，是我改成‘懲辦’的。‘鎮壓’那個事情嚇人，人家一想，鎮壓就是殺人”。
毛澤東說：“中國曆史上，要麽就你滅掉我，要麽就我滅掉你，沒有第三種辦法，沒有一個妥協的方法。我們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種方法，就是不把從前當權的、犯過錯誤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滅掉。”
毛澤東說：“不論反革命，敵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給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這就是第三種辦法。”
毛澤東共產黨特赦政策後的經驗和啟示：
回顧毛澤東共產黨新中國特赦的決策與實施過程，可得出以下幾點經驗和啟示：
(一)新中國的特赦政策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和鞏固政權到執政和從事建設的巨大轉變。
如何對待罪犯，不僅是毛澤東共產黨的政策問題，還關涉到毛澤東共產黨的基本執政理念。
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針對八大政治報告稿中“我們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貫地實行懲辦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毛澤東說：“以前都是講‘鎮壓和寬大’，是我改成‘懲辦’的。‘鎮壓’那個事情嚇人，人家一想，鎮壓就是殺人”。
毛澤東說：“我們國家根本上不殺人了，再殺人由中央批準”。
一詞之改，反映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到執政角色轉變的自覺意識。
毛澤東還說：“中國曆史上，要麽就你滅掉我，要麽就我滅掉你，沒有第三種辦法，沒有一個妥協的方法。我們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種方法，就是不把從前當權的、犯過錯誤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滅掉。”
毛澤東還說：“不論反革命，敵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給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這就是第三種辦法。”
毛澤東以極富創造性的“第三種辦法”對待“被自己推翻的人”，這是一種亙古未有的對待罪犯的辦法，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也深刻體現了社會主義不僅要改變舊的社會製度，而且要改造全部社會關係，包括改造人與人的關係，從而真正解放全社會的生產力的本質特征。
(二)毛澤東共產黨新中國特赦決策的醞釀出台，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利益和意願為執政決策的基本立足點。
從毛澤東共產黨的黨中央醞釀、提出和實施特赦決策的過程可以看出，毛澤東和黨中央在決策過程中，始終把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和意願置於第一位。
1955年醞釀“大赦”未果，因為毛澤東擔心“人民不高興”。
1956年製定處理辦法，中央提出方針，周恩來說“還要在人民中去解釋”。
因群眾意見分歧大，毛澤東說，放早了“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遂暫時放棄寬赦。
之所以要對一小部分日本戰犯判刑，周恩來說為了“對中國人民要有一個交待”。
1959年決定實施特赦，毛澤東認為“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的政治覺悟提高”了。
可見，人民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意見一致不一致，是毛澤東、黨中央決策的著眼點。
從這個角度看，新中國特赦的決策和實施過程充分體現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本質和嶄新風貌。
(三)毛澤東共產黨新中國特赦的決策過程體現了民主人士參政進言、黨內黨外共同協商的民主氛圍。
從1955年5月12日毛澤東主持最高國務會議開始，赦免政策的每一次醞釀與討論，都是黨內黨外民主協商、共謀國事的過程，也是新中國政治協商製度的典型體現。
而各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也從大局出發，發表中肯的建設性意見，發揮議政參政的積極作用。這種黨內黨外民主協商的氣氛，使黨的決定、政策、決策的製定實施更符合客觀實際。
(四)對戰犯在特赦前後的教育改造和生活安置，彰顯了革命人道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
對於危害國家、民族利益及危害人民的人，不采取簡單懲辦和消滅的辦法，而是把他們改造成自食其力、對社會有益的人，這是革命人道主義的生動體現。
毛澤東說：我們對罪犯的改造“要搞人道主義。搞人道主義幹什麽呢？還不是要把他們改造為有用之人！”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9月13日。
1975年獲赦的原國民黨上校劉衍智說：“為了保證革命人道主義的貫徹執行，政府宣布‘三保障’政策：即保障人格，保障生活，保障健康。
從1957年到1975年的18年間，管理所確實是完整而準確地貫徹執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這一改造政策的，並取得了偉大勝利，創造了古今中外的人間奇跡。”《從戰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第194頁。
為此，前蘇聯一名曾管理過偽滿戰犯的軍官說：“中國管理戰犯，是世界上改造人的工程的奇跡，他們在人道、人權上是無可挑剔的。”《特赦令：中國無在押戰犯》，第90頁。
毛澤東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接見和慰問獲赦罪犯，使很多人得到鼓勵、重振信心。
凡是特赦釋放的罪犯，“不論是有家可歸或無家可歸，均應當把他們的生活安排好，給以必要的適當照顧”公安部黨組關於第二批擬特赦和減刑的戰爭罪犯名單的請示報告，1960年10月17日。
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強調：允許戰犯來去自由，願意到台灣的到台灣，願意到香港的到香港。
“為了應付起見，你們可以罵我們……如果你們罵完了我們，你們要回來，還是允許回來。這個話，我們說了就算數。”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3月14日。
從尊重人格到改造思想，從關心生活到關照前途，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的根本思想和價值追求。
(五)新中國實施特赦為正確處理曆史遺留下來的特殊矛盾創造了成功範例。
毛澤東和黨中央通過特赦這一靈活的社會政策，成功地化解了革命戰爭遺留下來的敵對勢力這一特殊矛盾，這與毛澤東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的胸懷和視野是密不可分的。
特赦的實施，與黨改造人類、改造社會的崇高理想是相一致的。
周恩來在談到處理罪犯問題時曾說：“我們的革命是要把整個社會徹底地全部改造好。我們這一輩子要把道路開出來，這要大家努力，不是一個人的事，要使我們的後代看到我們的確為他們解決了問題，不要留下問題，將來又是曆史案，我們要把整個曆史解決好。既然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是先進的，就能夠改造整個社會。”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3月15日。
正因為毛澤東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秉持著對子孫後代、對中華民族高度負責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後不長的時間裏成功地解決了古今中外都難以解決的這類特殊矛盾。實踐證明，新中國特赦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重大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