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借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
毛澤東逝世後，餞行走資派鄧小平改革開放"摸石頭"的鄧小平的接班人們，“摸"了這麽多年，越來越多地把公眾的利益摸到了走資派自己和自家私人的兜裏了。把巨量國營資產及共有的生產資料摸到官僚、賣辦和新生資產階級資本家的手裏了。
正是新生的走資派官僚資產階級資本家們，在這些年走資派鄧小平們任意處置國有資產，走資派鄧小平們通過各種途徑私有化，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這樣就使中國處於官僚資產階級與新生資產階級的控製之中，走資派鄧小平們又與外國資本主義相勾接，形成賣辦資產階級，官僚、洋賣辦和新生資產階級走資派統治。
走資派鄧小平們在不缺錢和讓工人叫資本家爸爸的輿論中和諧，去掩蓋下崗職工之痛，血汗工人之死和難，農民工之討薪，塵肺工人之開胸，博士研究生因老娘一個床位而自殺，大學生被金錢所迫去賣淫，無家可歸者之露宿凍死，…...。
走資派鄧小平們取消四大，在不爭論、主要防左聲中，不讓人民講活，把原來的黨、工會等各種組織逐漸變為一言堂，並禁止工人重新組織起來，走資派鄧小平們取消了工人罷工自由，…。人民在溫飽線上徘徊著，但卻失去了保障線。
勞動人民承受的所有這些沒保障、受壓榨、受欺辱、被奴役、被剝削，如今的官卻真的像官了。那真是個個腰纏萬貫，有的甚至幾百萬、幾千萬、數十億。不僅自己花不完，甚至不需要花，因為還在源源不斷地廣收博采著。就連自己的三親七故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所謂“老子大官，兒女大款”。
而工人農民則是承受著“失業、下崗、官剝、商欺、黑社會、流氓、地痞、無賴、警匪”等的重重壓迫和欺負，資本家的黑工廠、血汗工廠、黑磚窯等的殘酷壓榨，新三座大山（住房、醫療、養老）的無奈，婦女姐妹的被迫賣淫（已經很不幸了，還要同時遭受警察的打擊和盤剝）。他們居家不知道開發商何時來扒屋，出門不知何時盜賊來偷竊；在家說不定何時遭到毒打與搶劫，出門不知啥時遇車禍。
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鬥爭，進入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被領導集團中修正主義，即走資派複辟的新的曆史時期，無產階級將經曆重新組織階級力量，從走資派手中奪權的曆史進程。
正如毛主席所說：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總是要反複地經受正反兩個方麵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夠鍛煉得成熟起來，才有贏得勝利的保證。中國共產黨人，有正麵教員，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也還有反麵教員，這就是蔣介石、日本帝國主義者、美國帝國主義者和我們黨內犯“左”傾或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人。現在看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最“可貴”的反麵教員，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改革”騙子、複辟狂，即走資派鄧小平及其之後的接班人。如果隻有正麵教員而沒有反麵教員，中國革命是不會取得勝利的。輕視反麵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毛澤東：引自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報》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主席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製，就不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製。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狀態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成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
毛澤東說：“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複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毛澤東說：“不論在老的和新的黨員裏麵，特別是在新黨員裏麵，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鬥爭？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鬥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革命勝利後，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為國際上有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殘餘，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了的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要複辟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如英國、法國等都曾幾次反複。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這種反複，如南斯拉夫就變質了，是修正主義了，由工人、農民的國家變成一個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統治的國家。我們這個國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複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於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麵。走向反麵也沒有什麽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麵。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毛澤東說：“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官僚主義發展嚴重了，一種革命意誌衰退、腐化、墮落。一種是互相勾結，敵我不分，官僚主義是修正主義的溫床。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是資本主義殘餘，國外是屈從帝國主義的壓迫，道理就是一條，就是階級鬥爭問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問題，馬列主義與反馬列主義的鬥爭問題，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鬥爭的問題。我們這個國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複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於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麵。走向反麵也沒有什麽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麵。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修正主義上台，也就是資產階級上台。
一九六四年一月,毛澤東說：“為什麽蘇聯出了修正主義？這個問題是帶普遍性的，許多人腦子裏有這個問題。解答這一問題，還是要用階級、階級分析。這是從斯大林時候就包下來的。聯共黨史寫了，憲法也寫了，隻提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全民一致，不提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以外的不一致，不提還有資本主義分子，還有未改造的知識分子；此外，也不提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高薪階層，工人貴族。問題不在於赫魯曉夫一個人，而在於這個基礎，基本問題，即有新的資本主義產生的基地。所以，隻說反赫魯曉夫不行，打倒一個，還有第二、第三、第四個，……。不隻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歐洲十幾個國家都出了修正主義，代表什麽？代表工人貴族。我說工人階級的廣大貧苦階層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少數工人貴族出修正主義。”
列寧：在市場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種情況：那個叫喊得最凶的和發誓發得最厲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壞的貨物推銷出去的人。列寧：《工人的統一和知識分子的“派別”》《列寧全集》第20卷294頁
斯大林：機會主義者慣用的手段就是：借口在實行正確的路線中有過火行為，就來取消這條路線，用機會主義的路線來代替它。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82頁
造謠動動嘴，辟謠跑斷腿。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改革開放，在鄧氏造謠公司中有一條謠言就是毛澤東不懂《經濟建設》。這裏的《經濟建設》是模糊的。《經濟建設》有資本主義的經濟建設，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前者幾百上千年。後者是新生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當時隻有蘇聯實踐過。新中國成立時的中國共產黨內的高官們，有誰懂得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大家都不懂。不懂就要學習。所以就有了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內的高官們集體學習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在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一線領導的劉少奇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懂嗎？也不懂，但劉少奇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沒有認真學習，而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建設感興趣。這才有文革。
《文革》後走資派鄧小平造謠公司中有一條謠言就是毛澤東不懂《經濟建設》。於是乎所有的大小走資派放出來的極右派以及牛鬼蛇神，和改革開放後走資派教育下的磚家禽獸馬戶又鳥，再加上蔣介石國民黨殘餘及少數地富反壞右和毒運輪們，齊上陣煽風點火大量宣傳至今，現如今一切有關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描述文字的地方都有此謠言影子。
毛澤東不懂《經濟建設》是毛澤東自己在多種場合說的，那麽走資派鄧小平說了，為什麽是謠言呢？
毛澤東自己說的《不懂》，隻因不懂再要求自己努力要求去學。而走資派鄧小平說的是：《否定》毛澤東通過學習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後所取得的成果。毛澤東時代近三十年中的社會主義完整的工業體係，大三線小三線等第二套工業體係。農村人民公社及社辦企業。原子彈等科技工業，軍事工業，民用產品工業等都有很大成果。
而改革開放後的四十多年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實踐，證明了現在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製度這一事實，都能裝作看不見？！而誰的錢多了？誰富了也都能裝作看不見？！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史稱《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說：關於社會主義建設，
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向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
這個問題，我也向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談過，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叫斯諾。他老要來中國，一九六O年讓他來了。
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說：“你知道，對於政治、軍事，對於階級鬥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
至於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幹過，還沒有經驗。
你會說，不是已經幹了十一年了嗎?
是幹了十一年了，可是還缺乏知識，還缺乏經驗，就算開始有了一點，也還不多。”
斯諾要我講講中國建設的長期計劃。
我說：“不曉得。”
他說：“你講話太謹慎。”
我說：“不是什麽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曉得呀，就是沒有經驗呀。”
同誌們，也真是不曉得，我們確實還缺少經驗，確實還沒有這樣一個長期計劃。一九六O年，那正是我們碰了許多釘子的時候。
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馬利談話，也說到上麵那些意見。他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過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還不會。他的這種看法，一九六O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就對我說過。
我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在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觀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
十七世紀是什麽時代呢? 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
再過一個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製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
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裏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
在那個時候以前，在十七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義了，經過三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這個樣子。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
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
也許隻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
但是我勸同誌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
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麽不好呢?
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製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曆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
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
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
要準備著由於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的勝利。
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
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隻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要懂得農業內部的各個分業部門，例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萊、煙、果、藥、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
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斯土壤學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學著作裏，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為必須要有這種三結合，否則對於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麵的問題，我勸同誌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時止，在這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
我注意得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麵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
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調查研究，我們從前做得比較好，可是進城以後，不認真做了。
一九六一年我們又重新提倡，現在情況已經有所改變。
但是，在領導幹部中間，特別是在高級領導幹部中間，有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些省委書記，到觀在還沒有下去蹲過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麽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象不好，必須改變過來。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已經十二年了。
這十二年分為前八年和後四年。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現在，是後四年。
我們這次會議已經初步總結了過去工作的經驗，主要是後四年的經驗。這個總結，反映在會議報告裏麵。我們已經製定、或者正在製定、或者將要製定各個方麵的具體政策。
已經製定了的，例如農村公社六十條，工業企業七十條，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工作十四條，這些條例草案已經在實行或者試行，以後還要修改，有些還可能大改。
正在製定的，例如商業工作條例。
將要製定的，例如中小學教育條例。我們的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的工作，也應當製定一些條例。軍隊已經製定了一些條例。
總之，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麵的工作，都應當好好地總結經驗，製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使它們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
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麵，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幹部，並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然後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
對於這一點，我們在抗日時期就有了深刻的認識。在那時候，我們這樣做了，就使得幹部和群眾對於民主革命時期的一整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有了統一的認識，因而有了統一的行動，使當時的民主革命事業取得了勝利，這是大家知道的。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頭八年內，我們的革命任務，在農村是完成對封建主義的土地製度的改革和接著實現農業合作化。在城市是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濟建設方麵，那時候的任務是恢複經濟和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不論在革命方麵和建設方麵，那時候都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以及在總路線指導下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和辦法，因此教育了幹部和群眾，統一了他們的認識，工作也就比較做得好。這也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麵，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
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
在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
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
在這種情形下，幹部和群眾，還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係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
要經過一段時間，碰過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
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製定這些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在總路線指導之下，製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作係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製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這件事很重要，請同誌們注意到這點。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麵，黨是領導一切的。
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我們的黨，一般說來是很好的。我們黨員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貧苦農民。我們的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他們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們黨內還存在一些問題，不要想象我們黨的情況什麽都好。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這裏麵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國以後入黨的，五十年代入黨的。
建國以前入黨的隻占百分之二十。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裏麵，一九三O年以前入黨的，二十年代入黨的，據前幾年計算，有八百多人，這兩年死了一些，恐怕隻有七百多人了。
不論在老的和新的黨員裏麵，特別是在新黨員裏麵，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
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上麵是我講的第四點。就是講，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
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複的實踐，在實踐裏麵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筋鬥，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
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
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隻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
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幹過許多蠢事嗎?
飽食者對一小塊麵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關心”。
饑餓者在關於一小塊麵包的問題上永遠是“有黨性的”。
對一小塊麵包“冷淡和漠不關心”，並不是說這個人不需要麵包，而是說這個人已經永遠不愁麵包，永遠不缺少麵包，而是說他牢牢地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無黨性不過是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統治者的政黨、剝削者的政黨的一種虛偽、隱蔽和消極的表現。
沒有一個活著的人能夠不站到這個或那個階級方麵來（既然他懂得了它們的相互關係），能夠不為這個或那個階級的勝利而高興，為其失敗而悲傷，能夠不對於敵視這個階級的人、對於散布落後觀點來妨礙其發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憤怒。列寧：《我們究竟拒絕什麽遺產？》（一八九七年底），《列寧全集》第二卷第四七一頁
政治上的冷淡態度就是政治上的滿足。飽食者對一小塊麵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關心”，饑餓者在關於一小塊麵包的問題上永遠是“有黨性的”。對一小塊麵包“冷淡和漠不關心”，並不是說這個人不需要麵包，而是說這個人已經永遠不愁麵包，永遠不缺少麵包，而是說他牢牢地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無黨性不過是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統治者的政黨、剝削者的政黨的一種虛偽、隱蔽和消極的表現。列寧：《社會主義政黨和非黨的革命性》一九O五年十一—十二月），《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五十八頁
一般小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農民，要覺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領導經濟和政治的一切企圖，最後都遭到了破產。或者受無產階級領導，或者受資本家領導，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一切夢想中間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列寧：《在全俄運輸工人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五一七頁
如果我們恰恰回避或掩飾最重要的東西，即鎮壓資產階級反抗的工作——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最艱巨、最需要鬥爭的工作，那末，從科學的觀點來看便是完全不正確的、完全不革命的。“社會”神甫和機會主義者總是情願幻想未來的和平社會主義，但是他們與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正在於他們不願意想，不願意考慮為實現這個美好的未來而進行的殘酷的階級鬥爭和階級戰爭。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一九一六年九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二卷第八七八——八七九頁
馬克思說過：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就是說，今天無產者和資本家之間進行著經濟鬥爭，明天他們也不得不進行政治鬥爭，他們就這樣用雙重性的鬥爭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斯大林：《階級鬥爭》（一九O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五九頁
現代社會生活的軸心是階級鬥爭。在這個鬥爭進程中，每個階級都以自己的思想體係為指南。資產階級自己的思想體係，這就是所謂自由主義。無產階級也有自己的思想體係，大家知道，這就是社會主義。
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九O六年六——七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一頁
曆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階級自動退出舞台的事情。曆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資產階級不試圖用盡全部殘餘的力量來衛護自己的生存的事情。
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全果》第十二卷第三十五頁
從來沒有過而且將來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垂死的階級自願放棄自己的陣地而不企圖組織反抗。從來沒有過而且將來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在階級社會中，工人階級不經過鬥爭和波折就能向社會主義前進。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全會：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一九二八年七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五O頁
當然，舊製度是在毀壞，在解體。這是真的。然而人們正在作新的掙紮，正在用另一些方法、用所有的辦法來捍衛、拯救這個正在滅亡的製度，這也是真的。……一種社會製度被另一種社會製度所代替，是一個複雜的長期的革命過程。這並不簡單地是自發的過程，這是鬥爭，這是與階級衝突相聯係的過程。資本主義已經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簡單地跟一棵已經十分腐朽、自己一定會倒在地上的樹相比。不，革命，一種社會製度被另一種社會製度所代替，總是鬥爭，是痛苦的殘酷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每當新世界的人們得到了政權，他們就應該防衛舊世界用暴力恢複舊製度的企圖，新世界的人們總是應該保持戒備，準備回擊舊世界對新世界的侵犯。斯大林：《和英國作家赫?喬?威爾斯的談話》（一九三四年七月）
我們有些同誌既然看不見戴上新的假麵具的階級敵人，既然不善於揭穿他們的欺騙手腕，就往往安慰自己說，世界上已經沒有富農了，農村中的反蘇維埃分子已經由於消滅富農階級政策的實行而被消滅了，……同誌們，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富農被擊潰了，可是還遠沒有被徹底消滅。而且，如果共產黨員泰然自若，打起瞌睡來，以為富農會按所謂自發的發展方式自己跑進墳墓去，那末富農是不會很快就被徹底消滅的。斯大林：《關幹農村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O五——二O六頁
不通過殘酷的階級鬥爭能不能排擠資本家，鏟除資本主義的根底呢？不，不能。依靠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能不能消滅階級呢？不，不能。這樣的理論和實踐隻能培植階級並使階級永久存在，因為這個理論是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相矛盾的。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三十頁
托洛茨基分子活動的基本方法，不是公開而誠實地在工人階級中間宣傳自己的觀點，而是掩飾自己的觀點，卑躬屈節和阿諛逢迎地頌揚自己敵人的觀點，假仁假義和口是心非地詆毀他們自己的觀點。斯大林：《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麵派及其他兩麵派的辦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現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壞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黨員，衣袋裏裝著黨證，所以這些人表麵上看來並不是異己分子。如果說舊的暗害分子公開反對我們，那末，相反地，新的暗害分子則是向我們的人獻媚，誇獎我們的人，拍他們的馬屁，以便騙取信任。斯大林：《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麵派及其他兩麵派的辦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如果以為國際資本會讓我們安靜地過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誌們，這是不對的。階級還存在，國際資本還存在，它是不會平心靜氣地看著一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發展的。斯大林：《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十六頁
隻要資本主義包圍存在，就一定會有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武裝幹涉的危險，隻要這種危險存在，就一定會有複辟的危險即資本主義製度在我國恢複的危險。能不能認為這種矛盾是一個國家完全可以克服的呢？不，不能。因為靠一個國家的努力，即使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不能完全保障自己免除武裝幹涉的危險。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一九二五年五月），《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九十九——一OO頁
馬恩列斯毛：論階級和階級鬥爭
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麵，就會變質，就會出現複辟。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曆史（確切地說，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曆史。……隨著這種原始公社的解體，社會開始分裂為各個獨特的、終於彼此對立的階級。——恩格斯注）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一九六四年版第二十三頁
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一八四七年上半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O四頁
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曆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馬克思恩格斯：《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一八七九年九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八九頁
在現代曆史中至少已經證明：任何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任何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八八六年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四五頁
兩大社會階級之間的鬥爭，必然會成為政治鬥爭。……在階級反對階級的任何鬥爭中，鬥爭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權力；統治階級保衛自己的最高政治權力，……被統治階級首先爭取一部分政治權力、然後爭取全部政治權力，……恩格斯：《工聯》（一八八一年五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八四頁
自從有工人運動以來，鬥爭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麵——理論方麵、政治方麵和實踐經濟方麵（反抗資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聯係，有計劃地進行著。德國工人運動所以強大有力和不可戰勝，也正是由於這種可以說是向心的攻擊。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一八七O年版序言的補充》（一八七四年七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六六頁
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的，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八八四年三——五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O一頁
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馬克思：《資本論》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卷第八三九頁
在資產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八四四年九月——一八四五年三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五六四頁
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以後，由於自己的處境而覺醒起來的工人，也會取得具有極端重要意義的進步；從這時起，起來反對現存製度的就不是單個工人，或者頂多幾百幾千個工人，而是他們全體、一個有著自己特殊利益和原則的統一的階級，他們團結一致地按照總的計劃行動，同自己最後一個最凶惡的敵人——資產階級進行戰鬥。這次戰鬥的結局是十分清楚的。像貴族階級和君主專製製度受到了中等階級的致命打擊一樣，資產階級一定要被無產階級打倒。私有製也要和資產階級一道被消滅，工人階級的勝利將使一切階級統治和等級統治一去不複返。恩格斯：《保護關稅製度還是自由貿易製度》（一八四七年六月），《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六十九頁
全部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曆史；而這個鬥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一八八三年德文版序言》（一八八三年六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頁
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隻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一九六四年版第三十五頁
隻有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擺脫了一切曆來的枷鎖——包括把它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並被驅進大城市的無產階級，才能實行消滅一切階級剝削和一切階級統治的偉大社會變革。恩格斯：《論住宅問題》（一八七二年五月——一八七三年一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四五頁
工人階級的解放隻能是工人階級本身的事業。不言而喻，工人階級既不可能把自己解放的事業委托給資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敵人和剝削者，也不可能委托給小資產者和小農，小資產者和小農自己被大剝削者的競爭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剝削者一邊或站到工人一邊以外，別無其他選擇。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六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八O頁
革命的工人政黨對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是這樣的：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起去反對工人政黨所要推翻的派別；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想要鞏固本身地位來謀私利的時候，就要加以反對。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一八五O年三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九一頁
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麽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麵來解放的人們一道走。馬克思恩格斯：《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一八七九年九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八九——一九O頁
小資產階級是用漂亮的言詞和吹噓它要完成什麽功績來鼓勵起義的；當起義完全違背它的願望而爆發起來，它就急於攫取權力；但它使用這種權力隻是為了毀滅起義的成果。每當一個地方的武裝衝突到了危急關頭，小資產階級就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對他們是危險的局勢：害怕接受了他們的浮誇的號召而認真武裝起來的人民，害怕已經落在他們手裏的政權，尤其是害怕他們被迫采取的政策會給他們自己、給他們的社會地位和他們的財產帶來的後果。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八五一年八月——一八五二年九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O七頁
自一八三O年起德國以及法國、英國的一切政治運動的曆史向我們表明，這個階級（指小資產階級——編者注）在它還沒有覺察出任何危險的時候，總是吹牛，愛講漂亮話，有時甚至在口頭上堅持最極端的立場；可是一旦麵臨小小的危險，它便膽小如鼠、謹小慎微、躲躲閃閃，一旦其他的階級鄭重其事地響應和參加由它所發起的運動，它就顯得驚恐萬狀、顧慮重重、搖擺不定；一旦事情發展到手執武器進行鬥爭的地步，它為了保存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就預備出賣整個運動，最後，由於它的不堅決，一旦反動派取得勝利，它總是特別受欺騙和受淩辱。恩格斯：《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一八四九年八月——一八五O年二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一三O頁
長於吹牛的小資產階級，在行動上十分無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險。商業交易和信貸業務的細小規模，深深地影響到這個階級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進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動也自然具有這些特點。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八五一年八月——一八五二年九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O七頁
工人階級知道，他們必須經曆階級鬥爭的幾個不同階段。他們知道，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才能逐步完成（這是經濟改造）；……他們知道，這個複興事業將不斷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緩、被阻撓。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草稿》（一八七一年四——五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五九四頁
在政治上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結成聯盟，隻是必須肯定，是你領著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領著你走。馬克思：《科蘇特、馬誌尼和路易—拿破侖》（一八五二年十一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四四三頁
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曆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列寧：《偉大的創舉》（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十——十一頁
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對每個曆史關頭的階級對比關係和具體特點，做出經得起客觀檢驗的最確切的分析。我們布爾什維克總是努力執行這個要求，因為要對政策作科學的論證，這個要求是絕對必需的。列寧：《論策略書》（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三頁
進行政治分析首先應該提出階級問題：是哪個階級的革命？哪個階級是反革命？列寧：《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五頁
什麽是階級鬥爭？這就是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鬥爭，無權的、被壓迫的和勞動的群眾反對特權的壓迫者和寄生蟲的鬥爭，雇工或無產者反對有產者或資產階級的鬥爭。列寧：《給農村貧民》（一九O三年三月），《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八三頁。
在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事情：統治階級和壓迫階級會自願放棄自己統治的權利、壓迫的權利以及從被奴役的農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萬的收入的權利。列寧：《在第二屆國家杜馬中關於土地問題演說的草稿》（一九O七年三月），《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一頁
糟糕的社會主義者總以為資本家會立刻放棄自己的權利。這是不會的。世界上還沒有這樣善良的資本家。社會主義隻有同資本主義作鬥爭才能發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不經過鬥爭就自動下台的統治階級。
列寧：《在勃列斯尼亞區工人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四O——三四一頁
階級鬥爭的原則是社會民主黨的全部學說和全部策略的基礎。列寧：《小資產階級的策略》（一九O七年二月），《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五六頁
小資產階級生來就是具有兩麵性的：一方麵，它趨向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另一方麵，它又趨向反動階級，企圖阻止曆史行程，容易被專製製度時種種試探和誘惑手段（例如亞曆山大三世所實行的“人民政策”）所欺騙，它能為了鞏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統治階級結成同盟來反對無產階級。列寧：《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任務》（一八九七年底），《列寧全集》第二卷第二八九頁
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主義，也就是口頭上來勢洶洶，誇誇其談，妄自尊大，實際上則是分離渙散、毫無頭腦、空洞無物。列寧：《新時代，新形式的舊錯誤》（一九二一年八月），《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頁
每一次曆史上的獨特變革，都在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形式上引起某些變化。小資產階級的動搖總是發生在無產階級的周圍，總是在一定程度上滲入無產階級的隊伍。列寧：《新時代，新形式的舊錯誤》（一九二一年八月），《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頁
隻有無產階級這一特殊階級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因為無產階級生存的經濟條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準備，使它有可能、有力量達到這個目的。資產階級一方麵分離和拆散農民及一切小資產者階層，另一方麵也使無產階級團結、聯合和組織起來。隻有無產階級，由於它在大生產中的經濟作用，才能成為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的領袖，這些被剝削勞動群眾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和蹂躪往往比無產階級更厲害，可是他們不能為自己的解放進行獨立的鬥爭。列寧：《國家與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一八三頁
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沒有終止，相反地，這種鬥爭會變得更廣泛、更尖銳和更殘酷。列寧：《關於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基本任務的提綱》（一九二O年七月），《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六六頁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取得勝利、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來反對已被打敗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絕跡、沒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緊反抗的資產階級。列寧：《“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出版序言》（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三頁
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相當的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八十七頁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曆史時代。隻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複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複辟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一點，不願想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增長的仇恨來拚命鬥爭，想恢複他們被奪去的“天堂”，保護他們從前過著甜蜜生活、現在卻被“平凡的賤民”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從事“平凡的”勞動……）的家庭。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月），《列寧全》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五一二三六頁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剝削者階級，即地主和資本家階級，還沒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剝削者已被擊潰，可是還沒有被消滅。他們還有國際的基礎，即國際資本，他們是國際資本的一個分部。他們還部分地保留著某些生產資料，還有金錢，還有廣泛的社會聯係。他們反抗的勁頭正由於他們的失敗而增長了千百倍。管理國家、軍事和經濟的“藝術”，使他們具有很大很大的優勢，所以他們的作用與他們在人口總數裏所占的人數相比，要大得不可計量。被推翻了的剝削者反對勝利了的被剝削者的先鋒隊，即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變得無比殘酷了。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九十五頁
現在我們經曆著一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最困難和最痛苦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在一切國家裏都必然是很長的，我再說一遍，這是因為被壓迫階級的每一個勝利都會引起壓迫者反抗和推翻被壓迫階級政權的新嚐試。列寧：《莫斯科工會和工廠委員會第四次代表會議》（一九一八年六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三五頁
資產階級在我國已被擊敗，可是還沒有根除，沒有消滅，甚至還沒有徹底摧毀。因此，“同資產階級鬥爭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來了，由繼續剝奪資本家的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複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二三頁
消滅階級要經過長期的、艱難的、頑強的階級鬥爭。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以後，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階級鬥爭並不是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和舊社會民主黨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樣），而隻是改變它的形式，在許多方麵變得更加殘酷。列寧：《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九一九年五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二頁
階級鬥爭還在繼續，隻是改變了形式。這是無產階級為了使舊的剝削者不能卷土重來，使分散的愚昧的農民群眾聯合起來而進行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在繼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從這個鬥爭。列寧：《青年團的任務》（一九二O年十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三七三頁
是的，我們推翻了地主和資產階級，掃清了道路，但是我們還沒有建成社會主義大廈。舊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這塊土壤上還會不斷產生新的一代，因為這塊土壤過去產生過、現在還在產生許許多多資產者。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樣看待對資本家的勝利，他們說：“資本家已經撈了一把，現在該輪到我了。”可見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產生新的一代資產者的根源。列寧：《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七五頁
階級還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都還要存在好多年。……消滅階級不僅意味著要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著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對於這種人不能驅逐，不能鎮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隻有通過很長期、很緩慢、很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O年四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二一一——二一二頁
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內對被剝削者還保持著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的剝削者，照例要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拚命的反抗。剝削者沒有在最後的、拚命的戰鬥中，在多次戰鬥中，試驗自己的優勢以前，決不會像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樣，服從被剝削者多數的決定。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十一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六六一頁
無產階級一刻也不應當忘記，階級鬥爭在一定的條件下要采取武裝鬥爭和國內戰爭的形式；有時候無產階級的利益要求在公開的戰鬥中堅決無情地殲滅敵人。列寧：《公社的教訓》（一九O八年三月），《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四五六頁
我們的任務是要戰勝資本家的一切反抗，不僅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強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列寧：《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二O年十一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三八九頁
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一次行動，不是一條戰線上的一次戰鬥，而是充滿了劇烈的階級衝突的整整一個時代，是在一切戰線上，也就是說，在經濟和政治的一切問題上的長長一係列的戰鬥，這些戰鬥隻有靠剝奪資產階級才能完成。列寧：《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一九一六年一——二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二卷第七一七百
隻有首先分析了從一個時代轉變到另一個時代的客觀條件，才能夠了解我們麵前發生的極其重大的曆史事件。這裏談的是曆史上的大時代，無論過去或將來，每個時代都有個別的、局部的、時而前進時而後退的運動，都有脫離一般運動和運動的一般速度的各種傾向。我們無法知道，這個時代的某些曆史運動的發展會有多麽快，有多麽順利。但是我們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曆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隻有在這種基礎上，即首先估計到區別不同“時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曆史上的個別情節），我們才能夠正確地製定自己的策略；隻有認清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征，我們才能以此為根據來估計這國或那國的更詳細的特點。列寧：《打著別人的旗幟》（一九一五年二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二三——一二四頁
隻要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就不能和平相處，最後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不是為蘇維埃共和國唱挽歌，就是為世界資本主義唱挽歌。列寧：《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二O年十二月），《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一六頁
一支軍隊不準備掌握敵人已經擁有或可能擁有的一切武器、一切鬥爭手段和方法，誰都會認為這種行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這一點對於政治比對於軍事更為重要。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O年四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二六三頁
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有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動。牧師安慰被壓迫者，給他們描繪一幅在保存階級統治的條件下減少痛苦和犧牲的遠景（這些話說起來就特別容易，因為不用擔保“實現”這種遠景……），從而使他們忍受這種統洽，使他們放棄革命行動，衝淡他們的革命熱情，破壞他們的革命決心。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一九一五年五——六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O八頁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現代所有的宗教和教會、各式各樣的宗教團體，都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用來捍衛剝削製度、麻醉工人階級的機構。列寧：《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一九O九年五月），《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三七六頁
在以階級劃分為基礎的社會中，敵對階級之間的鬥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勢必變成政治鬥爭。各階級政治鬥爭的最嚴整、最完全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各政黨的鬥爭。無黨性就是對各政黨的鬥爭漠不關心。但是，這種漠不關心並不等於保持中立，也不等於拒絕鬥爭，因為在階級鬥爭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無黨性不過是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統治者的政黨、剝削者的政黨的一種虛偽、隱蔽和消極的表現。列寧：《社會主義政黨和非黨的革命性》（一九O五年十一——十二月），《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五十八頁
毛澤東共產黨是如何民主決策《特赦戰犯》的？
《特赦戰犯》民主決策的過程：
依法：《特赦戰犯》。
三大紀律八大注意中的《優待浮虜》。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十五）決定特赦。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憲法法律關於特赦的規定：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憲法法律中對特赦製度一直都有明確規定。
1949年9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第7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行使頒布國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的職權。
1954年憲法規定將大赦和特赦的決定權分別賦予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條第12項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大赦職權，第31條第15項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特赦職權。
同時1954年憲法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發布特赦令。
最高領導人提出《特赦戰犯》的請求：
1955年5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議題之一就是討論實行特赦問題。參加者除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外，還有李濟深、郭沫若、黃炎培、沈鈞儒、陳叔通、張治中、傅作義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
向黨內外人士反複征詢意見：
1955年5月25日，民主人士黃炎培致信毛澤東，表示已經把毛澤東關於特赦問題的講話精神在中國民主建國會一定範圍內進行了傳達，並說：“對於特赦，大都主張可在適當時期進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則的赦免。對毛主席博采眾議、高度民主的精神，一致表示感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頁。
進一步收集和聽取各界人士的意見：
1955年5月26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發出了《關於征求黨內外對繼續鎮壓反革命和舉行大赦問題的意見的通知》。
通知指出：“應否特赦及如何特赦的問題，是一個關連到廣大群眾的政治行動，必須在黨內黨外更多地交換意見之後，才能作出決定。”
聽取全中國各地廣大群眾的意見。並要求各省市委以政協為主體舉行座談會專門討論，然後將意見上報中央。
毛澤東在修改通知稿時加了這樣一段話：“或者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不舉行特赦，以避免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反革命氣焰高漲，人民不高興)，過幾年再談這件事，這種意見，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究以何者為宜，請你們征詢電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133、134頁。
經過進一步征求意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最後決定不向一屆人大二次會議提出關於大赦的議案，但赦免政策基本確定，何時實施主要是時機問題。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向黨內外人士征求意見，確立了寬大處理國內外戰犯的基本方針。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赦免政策提出以後，處理戰犯的基本方針和具體辦法，成為首先要討論的問題。
針對日本戰犯，1955年12月2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處理意見：寬大處理，不判死刑和無期徒刑，極少數判有期徒刑。
至於國內戰犯，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全委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新方針，這就需要對待國內戰犯的政策與這個新方針相適應。
第二天，周恩來在陸定一《為配合周恩來同誌在政協所作的政治報告》上批示：“政協會後，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這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準備赦免戰犯的重要信號。
如何執行赦免政策，關係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感情，甚至新中國的國際聲譽。
1956年3月14日至15日，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召開。周恩來在會上強調，對日本戰犯“分批釋放，不判刑”，“要判的也是極少數”，“對國內戰犯處理的原則是一個不殺，分批釋放”《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57、558頁。
並提出寬大處理的方針。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分別作了關於戰犯問題的專門報告。到會的程潛、蔡廷鍇、傅作義、衛立煌、鄭洞國、劉斐、王芸生、侯鏡如、邵力子等“紛紛發言，盛讚黨的政策的英明、偉大”轉引自《中共中央關於征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並提出許多好的建議和意見。
程潛代表民革中央發言，認為黨的寬大政策很好，聽後很振奮。
蔡廷鍇同意對原國民黨中將範漢傑的處理意見，說：“雖說中央統戰部在調查他的曆史罪惡時我曾把他出賣十九路軍的經過寫了書麵材料，現在我撤銷這個材料，對他的仇恨不算賬，同意釋放他。”
傅作義兩次發言，認為政府對戰犯的處理政策自始至終是正確的，是對人民有利的事。他曾就此問題與毛澤東單獨談過，還寫過書麵建議。
與會者普遍認為黨的政策“不是寬大無邊，而是偉大無邊”。《共和國特赦戰犯始末》，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0頁。
經過兩天討論，對中央寬大處理的方針，與會者基本上都表示讚同，但在具體方法和步驟上，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為了在更大範圍內征求意見，1956年4月11日，中央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並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人民群眾團體各黨組下發《中共中央關於征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
通知強調：從寬處理有助於“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對國家對人民都比較有利。但是，這樣處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認為太便宜了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動分子感到無所畏懼，因而助長他們的反動氣焰。
為此，提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在四、五兩月內召開當地政協常委擴大會，或其他適當範圍的座談會，征求意見，會後將結果向中央作報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後決定”。
為了盡可能擴大征求意見的範圍，毛澤東在通知上專門加了一段話：“除此以外，請你們將此件印發給所屬地委、省轄市委和縣委，也請他們召集黨內外的適當會議加以討論，征求意見，於五月中旬以前由你們匯集報告中央。”《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頁。
各地各部門向黨內外傳達中央精神後，引起了強烈反響。
多數人都同意中央寬大處理的方針，認為體現了革命的人道主義。
有人說：“寬赦他們一個人，他們周圍有許多人感激；殺他們一個人，他們周圍有許多人憤怒。我們雖不怕他們憤怒，似不如使之感激為愈。”
因此，這是“以德服人”的“仁政”。
也有人對寬大處理方針表示異議，甚至有抵觸情緒，認為這是“一種軟弱的表現”，從感情上“很難接受”，不符合“首惡必辦”的既定政策。參見《共和國特赦戰犯始末》，第35、36頁。
總體上看，對日本戰犯，中央認為應從寬，地方和人民群眾認為應從嚴。
對國內戰犯，由於成員比較複雜，具體什麽時間放，怎麽放，意見也不一致。
正如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所說：國內戰犯“這些人不好判，當時判，就會要判一部分死刑，現在過了7年，如果判，也還有人要求處死。但是，不很有利，所以寧可緩判，多押一個時期，情況慢慢變了，將來逐步的放一些，特赦一批”。
“處理這批人還需要時間、需要分析、需要分別處理，因為這裏有個群眾的覺悟問題。”周恩來在全國省市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廳局長聯席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6年7月15日。
有鑒於此，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在1956年沒有作出有關特赦問題的決定。
關於這一點，毛澤東解釋說：“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麽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同時要向老百姓作說明……不講清這個道理，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同時也沒有必要。”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5月2日。
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最終確立了處理戰犯的基本方針：對日本戰犯，一個不殺，寬大處理。對蔣介石的國內戰犯，一個不殺，分批釋放。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
全過程人民民主通過一係列法律和製度安排，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各個環節彼此貫通起來，並在實踐中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誌相統一，勞動人民真正意義上實現了當家作主。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將進一步凸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價值和作用。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民民主的全過程貫穿著民主協商這一顯著特征。民主是人類社會共同的價值追求，但又是曆史的、具體的，一個國家選擇哪種民主形式，取決於本國的曆史文化傳統，取決於本國政治製度的實踐探索，取決於本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實際需要。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這種全過程的人民民主包括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這兩種民主形式貫穿在選舉、協商、決策、管理、監督各個環節。勞動人民不但可以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民主權利，而且可以通過民主協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擁有持續參與的權利，避免了西式民主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後就毫無發言權，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的弊端。
協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全過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要體現人民意誌、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用製度體係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協商是民主的基礎，也是民主的重要內涵和組成部分，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民主製度得以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如人大立法和選舉過程中，總是事前經過充分協商，然後再付諸表決。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政府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也是首先進行協商討論後再作出決策，並且在實施過程中還繼續協商討論，以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及水平。發揮民主管理的社會治理效能，必須通過廣泛協商，讓民意進入決策層，實現科學決策。民主監督是寓監督於協商之中的協商式監督，是協商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勞動人民內部各方麵廣泛商量的過程，就是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凝聚共識的過程，就是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過程，就是實現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過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這個人民民主的真諦體現了民主協商的顯著特征和優勢。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民主是治理型民主，要求協商民主的廣泛多層製度化實踐。廣泛多層製度化的協商民主就是把民主價值、理念轉化為科學有效的製度安排中的一種，是具體現實的民主實踐。
毛澤東時代的勞動人民享有民主權利，勞動人民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勞動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持續參與管理的權利。勞動人民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在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互相補充、相得益彰，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製度特點和優勢。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要求發展選舉民主，更要求積極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製度化實踐。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要求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必須是全層級、全方位、全領域的，協商主體要涵蓋國家政權機關、黨派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各方麵和各個階層的人民群眾，內容要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和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要求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等協商渠道，使協商民主形成廣泛多層製度化的生動實踐。
人民民主的全過程體現在決策前、決策中與決策後諸環節。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發展型民主，要求不斷完善和豐富協商民主的製度程序與參與實踐。協商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獨有、獨特、獨到的民主形式。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這是人民民主的真諦。由此可見，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協商民主不但不能缺席，而且還要大力發展。
新中國成立後至1975年，我國先後進行過7次特赦。分別是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對確認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進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戰犯。
除第七次無條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確實已改惡從善”作為赦免罪犯的主要標準和具體前提條件；除第一次特赦對象包括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戰犯，其餘6次均為戰爭罪犯。
【第一次特赦】1959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發布的特赦令，進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被特赦的戰犯中，包括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和蔣介石集團的高級將領，如王耀武、杜聿明、鄭庭笈、陳長捷、宋希濂等。
【第二次特赦】1960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1960年11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45名（如範漢傑、李仙洲等強硬人物），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三次特赦】1961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1961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時等），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7名。
【第四次特赦】1963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
1963年4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30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五次特赦】1964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1964年1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45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7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六次特赦】1966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1966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52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七次特赦】1975年，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並予以公民權。這次特赦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一次赦免。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釋放全部在押的戰爭罪犯，這次特赦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澤東曾批示：“一個不殺”，“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體政策和待遇方麵特別交待：“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
這七次特赦中，被放出的大多為“戰犯”，其中不乏有曾在抗戰中立功的名將，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廖耀湘等。被特赦後，他們大多進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進行曆史研究和史料撰寫。
例如杜聿明是國民黨軍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黃埔係骨幹。
1949年1月10日淩晨，其被解放軍戰士俘虜在蕭縣青龍集張老莊村。但杜聿明被俘後受到了解放軍的優待。在戰犯管理所醫務人員精心治療和護理下，杜所患的胃潰瘍、肺結核和腎結核等長年痼疾，逐漸好轉、康複直至痊愈。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為第一批特赦戰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杜聿明積極撰寫文史資料，1961年，他寫了《淮海戰役始末》、《遼沈戰役概述》、《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等。晚年的杜聿明關心祖國統一，曾發表《紀念二·二八起義》、《寄語台友》等文章，敦勉在台師友共同為統一大業奮鬥。
又如溥儀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皇帝。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皇帝的愛新覺羅·溥儀，辛亥革命後被迫退位，“九一八事變”之後在日本人控製下做了滿洲國的傀儡皇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毛澤東的特赦令並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對首批特赦，溥儀卻不報多大希望，他說：“有誰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惡嚴重，論表現我也不比別人強。我還不夠特赦條件。” 特赦之前，副所長曾找溥儀問關於特赦的想法，溥儀回答說：“如果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黨對我的寬大。認為我有了做人的資格。我前半生有罪，黨指給我改惡從善的道路，後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黨走。”
溥儀特赦一年後，他的弟弟溥傑也獲得了特赦。
又如王耀武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委員、山東省主席、山東省黨政軍統一指揮部主任、第二綏靖區司令長官、山東綏靖統一總指揮部主任。王耀武在內戰期間，參加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和濟南戰役等重大戰役。1948年9月在濟南戰役中被俘。
王耀武在北京功德林監獄改造時，開始思想有顧慮。毛澤東讓羅瑞卿轉告王耀武說：“你功是功，過是過。你的抗日功勞我們共產黨人是會永遠記住的，隻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會回到人民中間的。”在被俘後不到一個月，1948年10月19日，他就接受新華社記者的采訪，暢談其在解放區的觀感，對黨的寬大政策表示衷心感謝。1959年2月，王耀武成為第一批被特赦的戰犯之一。
特赦後，王耀武被安排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1964年冬，被特邀為全國政協委員。
又如宋希濂被稱為“鷹犬將軍”，曆任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一軍軍長，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兼第十四兵團司令等職。
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期間曾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山艦事件後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緊緊追隨蔣介石。自北伐戰爭到解放戰爭被俘，曆經重要戰役數十次，曾獲青天白日勳章。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圍，宋希濂抽出手槍試圖自殺，被其警衛排長一把抓住，隨即被俘。
1959年12月4日，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作為第一批戰犯被釋放。
特赦後，宋希濂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1964年起，先後擔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80年宋希濂經中央批準赴美國探親，因子女堅留，遂定居美國。晚年宋希濂在紐約創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並任總顧問。1984年又在華盛頓發起建立“黃埔同學會”，任副會長。
文強是“軍統局”北方區區長，毛澤東舅表兄弟。
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軍統局北方區區長文強，是毛澤東的舅表兄弟，在黃埔軍校與林彪同期，與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同班，參加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後脫離共產黨，成為軍統人員、國民黨軍參謀等。
解放戰爭期間，文強於淮海戰役被俘。
1975年3月，勞改26年的文強獲得特赦出獄，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職委員。之後，他利用自己在國共兩黨中的人脈關係，八方聯絡兩岸人士，溝通包括在台灣的陳立夫、蔣緯國等人在內的故朋舊友與大陸的聯係，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作出了應有的貢獻。2001年10月22日，文強以94歲的高齡辭世。
王友直是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
王友直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1934年出獄後脫黨。作為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西安解放後，王友直跟隨胡宗南逃走後，成為解放軍通緝的“戰犯”，1949年12月，王友直被關押入獄。1960年11月獲特赦，後被定為國民黨“起義人員”。
王友直後任陝西省政協常委，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等職，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
新中國成立後至1975年，我國先後進行過7次特赦。分別是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對確認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進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戰犯。
除第七次無條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確實已改惡從善”作為赦免罪犯的主要標準和具體前提條件；除第一次特赦對象包括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戰犯，其餘6次均為戰爭罪犯。
【第一次特赦】1959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發布的特赦令，進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被特赦的戰犯中，包括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和蔣介石集團的高級將領，如王耀武、杜聿明、鄭庭笈、陳長捷、宋希濂等。
【第二次特赦】1960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1960年11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45名（如範漢傑、李仙洲等強硬人物），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三次特赦】1961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1961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時等），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7名。
【第四次特赦】1963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
1963年4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30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五次特赦】1964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1964年1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45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7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六次特赦】1966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1966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52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七次特赦】1975年，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並予以公民權。這次特赦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一次赦免。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釋放全部在押的戰爭罪犯，這次特赦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澤東曾批示：“一個不殺”，“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體政策和待遇方麵特別交待：“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
這七次特赦中，被放出的大多為“戰犯”，其中不乏有曾在抗戰中立功的名將，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廖耀湘等。被特赦後，他們大多進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進行曆史研究和史料撰寫。
例如杜聿明是國民黨軍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黃埔係骨幹。
1949年1月10日淩晨，其被解放軍戰士俘虜在蕭縣青龍集張老莊村。但杜聿明被俘後受到了解放軍的優待。在戰犯管理所醫務人員精心治療和護理下，杜所患的胃潰瘍、肺結核和腎結核等長年痼疾，逐漸好轉、康複直至痊愈。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為第一批特赦戰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杜聿明積極撰寫文史資料，1961年，他寫了《淮海戰役始末》、《遼沈戰役概述》、《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等。晚年的杜聿明關心祖國統一，曾發表《紀念二·二八起義》、《寄語台友》等文章，敦勉在台師友共同為統一大業奮鬥。
又如溥儀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皇帝。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皇帝的愛新覺羅·溥儀，辛亥革命後被迫退位，“九一八事變”之後在日本人控製下做了滿洲國的傀儡皇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毛澤東的特赦令並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對首批特赦，溥儀卻不報多大希望，他說：“有誰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惡嚴重，論表現我也不比別人強。我還不夠特赦條件。” 特赦之前，副所長曾找溥儀問關於特赦的想法，溥儀回答說：“如果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黨對我的寬大。認為我有了做人的資格。我前半生有罪，黨指給我改惡從善的道路，後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黨走。”
溥儀特赦一年後，他的弟弟溥傑也獲得了特赦。
又如王耀武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委員、山東省主席、山東省黨政軍統一指揮部主任、第二綏靖區司令長官、山東綏靖統一總指揮部主任。王耀武在內戰期間，參加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和濟南戰役等重大戰役。1948年9月在濟南戰役中被俘。
王耀武在北京功德林監獄改造時，開始思想有顧慮。毛澤東讓羅瑞卿轉告王耀武說：“你功是功，過是過。你的抗日功勞我們共產黨人是會永遠記住的，隻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會回到人民中間的。”在被俘後不到一個月，1948年10月19日，他就接受新華社記者的采訪，暢談其在解放區的觀感，對黨的寬大政策表示衷心感謝。1959年2月，王耀武成為第一批被特赦的戰犯之一。
特赦後，王耀武被安排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1964年冬，被特邀為全國政協委員。
又如宋希濂被稱為“鷹犬將軍”，曆任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一軍軍長，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兼第十四兵團司令等職。
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期間曾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山艦事件後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緊緊追隨蔣介石。自北伐戰爭到解放戰爭被俘，曆經重要戰役數十次，曾獲青天白日勳章。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圍，宋希濂抽出手槍試圖自殺，被其警衛排長一把抓住，隨即被俘。
1959年12月4日，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作為第一批戰犯被釋放。
特赦後，宋希濂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1964年起，先後擔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80年宋希濂經中央批準赴美國探親，因子女堅留，遂定居美國。晚年宋希濂在紐約創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並任總顧問。1984年又在華盛頓發起建立“黃埔同學會”，任副會長。
文強是“軍統局”北方區區長，毛澤東舅表兄弟。
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軍統局北方區區長文強，是毛澤東的舅表兄弟，在黃埔軍校與林彪同期，與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同班，參加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後脫離共產黨，成為軍統人員、國民黨軍參謀等。
解放戰爭期間，文強於淮海戰役被俘。
1975年3月，勞改26年的文強獲得特赦出獄，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職委員。之後，他利用自己在國共兩黨中的人脈關係，八方聯絡兩岸人士，溝通包括在台灣的陳立夫、蔣緯國等人在內的故朋舊友與大陸的聯係，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作出了應有的貢獻。2001年10月22日，文強以94歲的高齡辭世。
王友直是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
王友直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1934年出獄後脫黨。作為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西安解放後，王友直跟隨胡宗南逃走後，成為解放軍通緝的“戰犯”，1949年12月，王友直被關押入獄。1960年11月獲特赦，後被定為國民黨“起義人員”。
王友直後任陝西省政協常委，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等職，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