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寧可錯殺不可放過》是誰說的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是誰說的？《是誰說的》還重要嗎？《是誰說的》己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是誰做了》。
《幾千個人的一個醫院裏混進了敵人，就對整個醫院狂轟爛炸》。《幾百個人的難民營裏發現有敵人，一導彈全給滅了》。《十幾個人坐在救護車裏，據說有一個敵人，全車人歸天了》。還有多少？不得而知。幾百萬人一直居住的地區，發一通知要求離開，不離開被狂轟亂炸死了的自認活該。
沒有誰承認《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是誰說了。而是做了。還有無所條理由說，該這麽做。理由之一是：裏麵有敵人。打仗就是要徹底完全消滅敵人，有錯嗎？戰爭是殘酷的要死人的。是不是理田很充分。
不過有看點的是：近期發生兩場大的戰爭中，似乎存在不同的標準。
當然，也能理解，法律是《人》製定的。《人》分階級。各自都可製定出法律來對付對方。誰掌權誰說了算。因此，法律沒有泛人類的。就如《愛》一樣沒有泛愛。
翻開近代史，《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事例很多。有一個共同點是：不說！隻做！
如德國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美國兩核彈。
中國有蔣介石、汪精衛、鄧小平的六四。
唯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中國工農紅軍》是不亂殺的。對於放下武器的敵人都不殺。《優待浮虜》。
毛澤東《優待俘虜》的思想來自於《孫子兵法·謀攻》中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毛澤東《優待俘虜》的思想，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瑰寶之一，具有高超的戰略策略，在世界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展現了毛主席的獨有智慧。
毛主席主張總體上優待俘虜，根據戰俘的表現和意願予以釋放、量才錄用或者特別處理。無論是在艱難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無論是對內戰爭，還是對外戰爭，都充分體現了戰時人道主義精神，在宣揚我軍“正義之師”的同時，壯大了革命力量，起到了瓦解敵軍的作用，成為我黨的一把鋒利武器，為贏得戰爭、鞏固政權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今天，我們一起梳理毛主席戰俘思想的形成、發展曆程，從中學習毛主席的另一個偉大的智慧。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被動寬容”。
土地革命戰爭長達十年，每次戰鬥無論孰勝孰負，都免不了有對方的俘虜。如何對待俘虜，不僅是人道主義問題，而且是贏得戰爭的策略問題。
毛澤東熟讀二十四史，深知曆朝曆代興衰的規律，在領導武裝鬥爭之初，他就曾明確規定：不搜拿俘虜的財物，不打罵、不侮辱俘虜，給俘虜與紅軍戰士一樣的物質待遇，發路費給要求回家的俘虜等。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遭受重創後的秋收起義軍餘部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部分戰士麵對秋收起義的慘狀，產生了消極情緒。
毛澤東當即做出規定“凡不願意留隊者，可以回到農村去工作，一律發給五塊錢的路費，並開具介紹信”。
這一規定是毛澤東有關處理俘虜思想的重要根據。內戰雙方的士兵，幾乎都來源於貧苦農民和破產的手工業者，幾乎都是為生活所迫而“當兵吃糧”或參加革命的，哪一方能真正把士兵當人對待，這一方的士兵就願意衝鋒陷陣。
為了爭取更多的人參加紅軍，瓦解國民黨軍隊，毛澤東製訂了處理俘虜的基本政策。
1928年1月，毛澤東率部從寧岡到達遂川，在此活動期間，針對部隊的種種不良現象，毛澤東為紅軍製定了六項軍紀。不久，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
“不搜俘虜腰包” 這條規定，旨在尊重俘虜的人格和保護俘虜隨身攜帶的錢財或貴重物品。
這項規定很快運用於戰爭實踐。1928年2月18日，紅軍與敵軍500餘人（朱培德部一個營和靖衛團）在寧岡新城激戰，全殲該敵並俘虜100餘人。
在返回根據地的途中，個別戰士打罵俘虜。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不久，即製定了既尊重俘虜的人格，也保障俘虜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在去留問題上尊重俘虜意願的4條政策。
它的實施，真正做到了把俘虜視作誤入歧途的難兄難弟。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遠在異地他鄉作戰被俘者，即使有一定的路費，也很難順利回到家鄉，即便回去了，也常常遭到鄙視或迫害。
因此，對這些俘虜而言，較好的出路就是留下來當紅軍。
據盛仁學等回憶，1928年4月3日，毛澤東在桂東沙田向紅軍逐條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的第八項，即優待俘虜項。
另據老紅軍楊至誠回憶，1928年4月“毛澤東同誌曾有這樣的指示：在戰場上抓到俘虜，一不許打，二不許罵，三不許搜腰包，有傷的還要給治療；願意留的，吸收參加紅軍，願意去的，發給路費遣送回家”。
由此可見，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主要是毛澤東製定的，至少在1928年4月之前，毛澤東所部就已執行了較為明確、係統的優待俘虜政策。
優待俘虜政策，對創立和鞏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起了槍炮無法代替的作用。
1928年11月，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就是釋放俘虜、醫治敵方傷兵兩事。”
這種優待俘虜的做法，打破了敵入“共匪見人就殺”的惡劣宣傳，尤其是敵方中下級軍官，如營長、連長、排長俘虜過來後，經過一番宣傳，有些返回敵方後，不僅起到擊破敵軍謠言的作用，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敵軍的鬥誌。
在革命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有些願意留在紅軍的俘虜，給紅軍提供了兵源。
1928年，經過一年多的戰鬥，紅軍最初的起義部隊，損失了近三分之二，大量的士兵從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等各部的俘虜兵中改造補充。甚至一些中下級軍官，也是“俘”來即用。
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中央匯報紅軍士兵情況時提到“現在的下級幹部，因死傷的太多，往往昨日從敵軍俘虜過來，今日即要他當排長，甚至當連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
從他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紅軍執行優待俘虜的政策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效果，許多俘虜在寬容政策感召下加入紅軍部隊，俘虜甚至在紅軍人數中占了很大比例。
對此，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九師師長的楊池生對此辦法有“毒矣哉”的感歎。
另一方麵，在革命的初始階段，由於戰鬥傷亡和井岡山地區人煙稀少等原因，紅軍的兵源很有限，除了改造利用俘虜之外，兵源難以得到補給，此種政策的實施，也是萬般無奈之策。
1929年12月底，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即“古田會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反對隻貪兵多，把不願留的分子勉強留下來”、“不願留的，在經過宣傳之後，發給路費，放他們回去。”
他強調對俘虜應“不搜身”、“不侮辱”，進行宣傳教育，並實施與我軍一視同仁的生活、 醫療待遇等，認為這是對敵宣傳的極有效方法，必須讓全軍高度重視。
會後，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決議案，對優待俘虜問題做了四項明確規定。這些規定，使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得到了基本確立。
1930年6月，毛澤東又主持製定了《紅軍第四軍各級政治工作綱領》，從戰略策略的高度以條例的形式對訓練和教育俘虜兵做了具體規定。
1936年3月2日，鑒於個別紅軍戰士對被俘的軍官有剝衣服等侮辱性舉動，毛澤東、彭德懷、楊尚昆聯名致電林彪、聶榮臻等紅軍將領，重審優待俘虜的一貫主張，要求加大優待俘虜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全體戰士明白其中的戰略意義，以真誠的態度歡迎俘虜參加紅軍。
1936年8月13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楊尚昆聯名致電彭德懷等，要求“為加強統一戰線的活動與爭取白軍工作，需要從俘獲的白軍官兵中施以著重的政治教育，並特別優待，以便訓練出一批可以棄走各方的人材（才） ，至少可做聯絡交通”。並將投誠的敵軍官兵和各紅軍部隊在前線的俘虜全部送到後方，由軍委加以訓練。這為處理俘虜確定了量才錄用的重要原則。
據統計，從1931年1月到1933年10月，僅兩年多的時間，紅軍共殲敵五十一萬餘人，其中俘虜將近二十萬人。絕大部分俘虜經過教育改造後參加了紅軍，這既壯大了紅軍，又在無形中削弱了國民黨軍。
另外，正確的俘虜政策不斷擴大了紅軍的政治影響，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
革命隊伍由於正確地執行了毛澤東優待俘虜的策略，盡管紅軍遭遇到過多次重大的挫折，也總能抓住時機星火燎原。《寧可錯殺不可放過》是誰說的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是誰說的？《是誰說的》還重要嗎？《是誰說的》己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是誰做了》。
《幾千個人的一個醫院裏混進了敵人，就對整個醫院狂轟爛炸》。《幾百個人的難民營裏發現有敵人，一導彈全給滅了》。《十幾個人坐在救護車裏，據說有一個敵人，全車人歸天了》。還有多少？不得而知。幾百萬人一直居住的地區，發一通知要求離開，不離開被狂轟亂炸死了的自認活該。
沒有誰承認《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是誰說了。而是做了。還有無所條理由說，該這麽做。理由之一是：裏麵有敵人。打仗就是要徹底完全消滅敵人，有錯嗎？戰爭是殘酷的要死人的。是不是理田很充分。
不過有看點的是：近期發生兩場大的戰爭中，似乎存在不同的標準。
當然，也能理解，法律是《人》製定的。《人》分階級。各自都可製定出法律來對付對方。誰掌權誰說了算。因此，法律沒有泛人類的。就如《愛》一樣沒有泛愛。
翻開近代史，《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事例很多。有一個共同點是：不說！隻做！
如德國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美國兩核彈。
中國有蔣介石、汪精衛、鄧小平的六四。
唯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中國工農紅軍》是不亂殺的。對於放下武器的敵人都不殺。《優待浮虜》。
毛澤東《優待俘虜》的思想來自於《孫子兵法·謀攻》中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毛澤東《優待俘虜》的思想，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瑰寶之一，具有高超的戰略策略，在世界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展現了毛主席的獨有智慧。
毛主席主張總體上優待俘虜，根據戰俘的表現和意願予以釋放、量才錄用或者特別處理。無論是在艱難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無論是對內戰爭，還是對外戰爭，都充分體現了戰時人道主義精神，在宣揚我軍“正義之師”的同時，壯大了革命力量，起到了瓦解敵軍的作用，成為我黨的一把鋒利武器，為贏得戰爭、鞏固政權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今天，我們一起梳理毛主席戰俘思想的形成、發展曆程，從中學習毛主席的另一個偉大的智慧。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被動寬容”。
土地革命戰爭長達十年，每次戰鬥無論孰勝孰負，都免不了有對方的俘虜。如何對待俘虜，不僅是人道主義問題，而且是贏得戰爭的策略問題。
毛澤東熟讀二十四史，深知曆朝曆代興衰的規律，在領導武裝鬥爭之初，他就曾明確規定：不搜拿俘虜的財物，不打罵、不侮辱俘虜，給俘虜與紅軍戰士一樣的物質待遇，發路費給要求回家的俘虜等。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遭受重創後的秋收起義軍餘部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部分戰士麵對秋收起義的慘狀，產生了消極情緒。
毛澤東當即做出規定“凡不願意留隊者，可以回到農村去工作，一律發給五塊錢的路費，並開具介紹信”。
這一規定是毛澤東有關處理俘虜思想的重要根據。內戰雙方的士兵，幾乎都來源於貧苦農民和破產的手工業者，幾乎都是為生活所迫而“當兵吃糧”或參加革命的，哪一方能真正把士兵當人對待，這一方的士兵就願意衝鋒陷陣。
為了爭取更多的人參加紅軍，瓦解國民黨軍隊，毛澤東製訂了處理俘虜的基本政策。
1928年1月，毛澤東率部從寧岡到達遂川，在此活動期間，針對部隊的種種不良現象，毛澤東為紅軍製定了六項軍紀。不久，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
“不搜俘虜腰包” 這條規定，旨在尊重俘虜的人格和保護俘虜隨身攜帶的錢財或貴重物品。
這項規定很快運用於戰爭實踐。1928年2月18日，紅軍與敵軍500餘人（朱培德部一個營和靖衛團）在寧岡新城激戰，全殲該敵並俘虜100餘人。
在返回根據地的途中，個別戰士打罵俘虜。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不久，即製定了既尊重俘虜的人格，也保障俘虜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在去留問題上尊重俘虜意願的4條政策。
它的實施，真正做到了把俘虜視作誤入歧途的難兄難弟。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遠在異地他鄉作戰被俘者，即使有一定的路費，也很難順利回到家鄉，即便回去了，也常常遭到鄙視或迫害。
因此，對這些俘虜而言，較好的出路就是留下來當紅軍。
據盛仁學等回憶，1928年4月3日，毛澤東在桂東沙田向紅軍逐條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的第八項，即優待俘虜項。
另據老紅軍楊至誠回憶，1928年4月“毛澤東同誌曾有這樣的指示：在戰場上抓到俘虜，一不許打，二不許罵，三不許搜腰包，有傷的還要給治療；願意留的，吸收參加紅軍，願意去的，發給路費遣送回家”。
由此可見，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主要是毛澤東製定的，至少在1928年4月之前，毛澤東所部就已執行了較為明確、係統的優待俘虜政策。
優待俘虜政策，對創立和鞏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起了槍炮無法代替的作用。
1928年11月，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就是釋放俘虜、醫治敵方傷兵兩事。”
這種優待俘虜的做法，打破了敵入“共匪見人就殺”的惡劣宣傳，尤其是敵方中下級軍官，如營長、連長、排長俘虜過來後，經過一番宣傳，有些返回敵方後，不僅起到擊破敵軍謠言的作用，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敵軍的鬥誌。
在革命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有些願意留在紅軍的俘虜，給紅軍提供了兵源。
1928年，經過一年多的戰鬥，紅軍最初的起義部隊，損失了近三分之二，大量的士兵從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等各部的俘虜兵中改造補充。甚至一些中下級軍官，也是“俘”來即用。
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中央匯報紅軍士兵情況時提到“現在的下級幹部，因死傷的太多，往往昨日從敵軍俘虜過來，今日即要他當排長，甚至當連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
從他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紅軍執行優待俘虜的政策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效果，許多俘虜在寬容政策感召下加入紅軍部隊，俘虜甚至在紅軍人數中占了很大比例。
對此，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九師師長的楊池生對此辦法有“毒矣哉”的感歎。
另一方麵，在革命的初始階段，由於戰鬥傷亡和井岡山地區人煙稀少等原因，紅軍的兵源很有限，除了改造利用俘虜之外，兵源難以得到補給，此種政策的實施，也是萬般無奈之策。
1929年12月底，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即“古田會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反對隻貪兵多，把不願留的分子勉強留下來”、“不願留的，在經過宣傳之後，發給路費，放他們回去。”
他強調對俘虜應“不搜身”、“不侮辱”，進行宣傳教育，並實施與我軍一視同仁的生活、 醫療待遇等，認為這是對敵宣傳的極有效方法，必須讓全軍高度重視。
會後，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決議案，對優待俘虜問題做了四項明確規定。這些規定，使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得到了基本確立。
1930年6月，毛澤東又主持製定了《紅軍第四軍各級政治工作綱領》，從戰略策略的高度以條例的形式對訓練和教育俘虜兵做了具體規定。
1936年3月2日，鑒於個別紅軍戰士對被俘的軍官有剝衣服等侮辱性舉動，毛澤東、彭德懷、楊尚昆聯名致電林彪、聶榮臻等紅軍將領，重審優待俘虜的一貫主張，要求加大優待俘虜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全體戰士明白其中的戰略意義，以真誠的態度歡迎俘虜參加紅軍。
1936年8月13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楊尚昆聯名致電彭德懷等，要求“為加強統一戰線的活動與爭取白軍工作，需要從俘獲的白軍官兵中施以著重的政治教育，並特別優待，以便訓練出一批可以棄走各方的人材（才） ，至少可做聯絡交通”。並將投誠的敵軍官兵和各紅軍部隊在前線的俘虜全部送到後方，由軍委加以訓練。這為處理俘虜確定了量才錄用的重要原則。
據統計，從1931年1月到1933年10月，僅兩年多的時間，紅軍共殲敵五十一萬餘人，其中俘虜將近二十萬人。絕大部分俘虜經過教育改造後參加了紅軍，這既壯大了紅軍，又在無形中削弱了國民黨軍。
另外，正確的俘虜政策不斷擴大了紅軍的政治影響，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
革命隊伍由於正確地執行了毛澤東優待俘虜的策略，盡管紅軍遭遇到過多次重大的挫折，也總能抓住時機星火燎原。《寧可錯殺不可放過》是誰說的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是誰說的？《是誰說的》還重要嗎？《是誰說的》己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是誰做了》。
《幾千個人的一個醫院裏混進了敵人，就對整個醫院狂轟爛炸》。《幾百個人的難民營裏發現有敵人，一導彈全給滅了》。《十幾個人坐在救護車裏，據說有一個敵人，全車人歸天了》。還有多少？不得而知。幾百萬人一直居住的地區，發一通知要求離開，不離開被狂轟亂炸死了的自認活該。
沒有誰承認《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是誰說了。而是做了。還有無所條理由說，該這麽做。理由之一是：裏麵有敵人。打仗就是要徹底完全消滅敵人，有錯嗎？戰爭是殘酷的要死人的。是不是理田很充分。
不過有看點的是：近期發生兩場大的戰爭中，似乎存在不同的標準。
當然，也能理解，法律是《人》製定的。《人》分階級。各自都可製定出法律來對付對方。誰掌權誰說了算。因此，法律沒有泛人類的。就如《愛》一樣沒有泛愛。
翻開近代史，《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事例很多。有一個共同點是：不說！隻做！
如德國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美國兩核彈。
中國有蔣介石、汪精衛、鄧小平的六四。
唯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中國工農紅軍》是不亂殺的。對於放下武器的敵人都不殺。《優待浮虜》。
毛澤東《優待俘虜》的思想來自於《孫子兵法·謀攻》中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毛澤東《優待俘虜》的思想，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瑰寶之一，具有高超的戰略策略，在世界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展現了毛主席的獨有智慧。
毛主席主張總體上優待俘虜，根據戰俘的表現和意願予以釋放、量才錄用或者特別處理。無論是在艱難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無論是對內戰爭，還是對外戰爭，都充分體現了戰時人道主義精神，在宣揚我軍“正義之師”的同時，壯大了革命力量，起到了瓦解敵軍的作用，成為我黨的一把鋒利武器，為贏得戰爭、鞏固政權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今天，我們一起梳理毛主席戰俘思想的形成、發展曆程，從中學習毛主席的另一個偉大的智慧。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被動寬容”。
土地革命戰爭長達十年，每次戰鬥無論孰勝孰負，都免不了有對方的俘虜。如何對待俘虜，不僅是人道主義問題，而且是贏得戰爭的策略問題。
毛澤東熟讀二十四史，深知曆朝曆代興衰的規律，在領導武裝鬥爭之初，他就曾明確規定：不搜拿俘虜的財物，不打罵、不侮辱俘虜，給俘虜與紅軍戰士一樣的物質待遇，發路費給要求回家的俘虜等。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遭受重創後的秋收起義軍餘部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部分戰士麵對秋收起義的慘狀，產生了消極情緒。
毛澤東當即做出規定“凡不願意留隊者，可以回到農村去工作，一律發給五塊錢的路費，並開具介紹信”。
這一規定是毛澤東有關處理俘虜思想的重要根據。內戰雙方的士兵，幾乎都來源於貧苦農民和破產的手工業者，幾乎都是為生活所迫而“當兵吃糧”或參加革命的，哪一方能真正把士兵當人對待，這一方的士兵就願意衝鋒陷陣。
為了爭取更多的人參加紅軍，瓦解國民黨軍隊，毛澤東製訂了處理俘虜的基本政策。
1928年1月，毛澤東率部從寧岡到達遂川，在此活動期間，針對部隊的種種不良現象，毛澤東為紅軍製定了六項軍紀。不久，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
“不搜俘虜腰包” 這條規定，旨在尊重俘虜的人格和保護俘虜隨身攜帶的錢財或貴重物品。
這項規定很快運用於戰爭實踐。1928年2月18日，紅軍與敵軍500餘人（朱培德部一個營和靖衛團）在寧岡新城激戰，全殲該敵並俘虜100餘人。
在返回根據地的途中，個別戰士打罵俘虜。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不久，即製定了既尊重俘虜的人格，也保障俘虜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在去留問題上尊重俘虜意願的4條政策。
它的實施，真正做到了把俘虜視作誤入歧途的難兄難弟。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遠在異地他鄉作戰被俘者，即使有一定的路費，也很難順利回到家鄉，即便回去了，也常常遭到鄙視或迫害。
因此，對這些俘虜而言，較好的出路就是留下來當紅軍。
據盛仁學等回憶，1928年4月3日，毛澤東在桂東沙田向紅軍逐條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的第八項，即優待俘虜項。
另據老紅軍楊至誠回憶，1928年4月“毛澤東同誌曾有這樣的指示：在戰場上抓到俘虜，一不許打，二不許罵，三不許搜腰包，有傷的還要給治療；願意留的，吸收參加紅軍，願意去的，發給路費遣送回家”。
由此可見，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主要是毛澤東製定的，至少在1928年4月之前，毛澤東所部就已執行了較為明確、係統的優待俘虜政策。
優待俘虜政策，對創立和鞏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起了槍炮無法代替的作用。
1928年11月，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就是釋放俘虜、醫治敵方傷兵兩事。”
這種優待俘虜的做法，打破了敵入“共匪見人就殺”的惡劣宣傳，尤其是敵方中下級軍官，如營長、連長、排長俘虜過來後，經過一番宣傳，有些返回敵方後，不僅起到擊破敵軍謠言的作用，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敵軍的鬥誌。
在革命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有些願意留在紅軍的俘虜，給紅軍提供了兵源。
1928年，經過一年多的戰鬥，紅軍最初的起義部隊，損失了近三分之二，大量的士兵從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等各部的俘虜兵中改造補充。甚至一些中下級軍官，也是“俘”來即用。
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中央匯報紅軍士兵情況時提到“現在的下級幹部，因死傷的太多，往往昨日從敵軍俘虜過來，今日即要他當排長，甚至當連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
從他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紅軍執行優待俘虜的政策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效果，許多俘虜在寬容政策感召下加入紅軍部隊，俘虜甚至在紅軍人數中占了很大比例。
對此，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九師師長的楊池生對此辦法有“毒矣哉”的感歎。
另一方麵，在革命的初始階段，由於戰鬥傷亡和井岡山地區人煙稀少等原因，紅軍的兵源很有限，除了改造利用俘虜之外，兵源難以得到補給，此種政策的實施，也是萬般無奈之策。
1929年12月底，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即“古田會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反對隻貪兵多，把不願留的分子勉強留下來”、“不願留的，在經過宣傳之後，發給路費，放他們回去。”
他強調對俘虜應“不搜身”、“不侮辱”，進行宣傳教育，並實施與我軍一視同仁的生活、 醫療待遇等，認為這是對敵宣傳的極有效方法，必須讓全軍高度重視。
會後，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決議案，對優待俘虜問題做了四項明確規定。這些規定，使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得到了基本確立。
1930年6月，毛澤東又主持製定了《紅軍第四軍各級政治工作綱領》，從戰略策略的高度以條例的形式對訓練和教育俘虜兵做了具體規定。
1936年3月2日，鑒於個別紅軍戰士對被俘的軍官有剝衣服等侮辱性舉動，毛澤東、彭德懷、楊尚昆聯名致電林彪、聶榮臻等紅軍將領，重審優待俘虜的一貫主張，要求加大優待俘虜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全體戰士明白其中的戰略意義，以真誠的態度歡迎俘虜參加紅軍。
1936年8月13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楊尚昆聯名致電彭德懷等，要求“為加強統一戰線的活動與爭取白軍工作，需要從俘獲的白軍官兵中施以著重的政治教育，並特別優待，以便訓練出一批可以棄走各方的人材（才） ，至少可做聯絡交通”。並將投誠的敵軍官兵和各紅軍部隊在前線的俘虜全部送到後方，由軍委加以訓練。這為處理俘虜確定了量才錄用的重要原則。
據統計，從1931年1月到1933年10月，僅兩年多的時間，紅軍共殲敵五十一萬餘人，其中俘虜將近二十萬人。絕大部分俘虜經過教育改造後參加了紅軍，這既壯大了紅軍，又在無形中削弱了國民黨軍。
另外，正確的俘虜政策不斷擴大了紅軍的政治影響，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
革命隊伍由於正確地執行了毛澤東優待俘虜的策略，盡管紅軍遭遇到過多次重大的挫折，也總能抓住時機星火燎原。《寧可錯殺不可放過》是誰說的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是誰說的？《是誰說的》還重要嗎？《是誰說的》己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是誰做了》。
《幾千個人的一個醫院裏混進了敵人，就對整個醫院狂轟爛炸》。《幾百個人的難民營裏發現有敵人，一導彈全給滅了》。《十幾個人坐在救護車裏，據說有一個敵人，全車人歸天了》。還有多少？不得而知。幾百萬人一直居住的地區，發一通知要求離開，不離開被狂轟亂炸死了的自認活該。
沒有誰承認《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是誰說了。而是做了。還有無所條理由說，該這麽做。理由之一是：裏麵有敵人。打仗就是要徹底完全消滅敵人，有錯嗎？戰爭是殘酷的要死人的。是不是理田很充分。
不過有看點的是：近期發生兩場大的戰爭中，似乎存在不同的標準。
當然，也能理解，法律是《人》製定的。《人》分階級。各自都可製定出法律來對付對方。誰掌權誰說了算。因此，法律沒有泛人類的。就如《愛》一樣沒有泛愛。
翻開近代史，《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事例很多。有一個共同點是：不說！隻做！
如德國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美國兩核彈。
中國有蔣介石、汪精衛、鄧小平的六四。
唯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中國工農紅軍》是不亂殺的。對於放下武器的敵人都不殺。《優待浮虜》。
毛澤東《優待俘虜》的思想來自於《孫子兵法·謀攻》中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毛澤東《優待俘虜》的思想，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瑰寶之一，具有高超的戰略策略，在世界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展現了毛主席的獨有智慧。
毛主席主張總體上優待俘虜，根據戰俘的表現和意願予以釋放、量才錄用或者特別處理。無論是在艱難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無論是對內戰爭，還是對外戰爭，都充分體現了戰時人道主義精神，在宣揚我軍“正義之師”的同時，壯大了革命力量，起到了瓦解敵軍的作用，成為我黨的一把鋒利武器，為贏得戰爭、鞏固政權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今天，我們一起梳理毛主席戰俘思想的形成、發展曆程，從中學習毛主席的另一個偉大的智慧。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被動寬容”。
土地革命戰爭長達十年，每次戰鬥無論孰勝孰負，都免不了有對方的俘虜。如何對待俘虜，不僅是人道主義問題，而且是贏得戰爭的策略問題。
毛澤東熟讀二十四史，深知曆朝曆代興衰的規律，在領導武裝鬥爭之初，他就曾明確規定：不搜拿俘虜的財物，不打罵、不侮辱俘虜，給俘虜與紅軍戰士一樣的物質待遇，發路費給要求回家的俘虜等。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遭受重創後的秋收起義軍餘部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部分戰士麵對秋收起義的慘狀，產生了消極情緒。
毛澤東當即做出規定“凡不願意留隊者，可以回到農村去工作，一律發給五塊錢的路費，並開具介紹信”。
這一規定是毛澤東有關處理俘虜思想的重要根據。內戰雙方的士兵，幾乎都來源於貧苦農民和破產的手工業者，幾乎都是為生活所迫而“當兵吃糧”或參加革命的，哪一方能真正把士兵當人對待，這一方的士兵就願意衝鋒陷陣。
為了爭取更多的人參加紅軍，瓦解國民黨軍隊，毛澤東製訂了處理俘虜的基本政策。
1928年1月，毛澤東率部從寧岡到達遂川，在此活動期間，針對部隊的種種不良現象，毛澤東為紅軍製定了六項軍紀。不久，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
“不搜俘虜腰包” 這條規定，旨在尊重俘虜的人格和保護俘虜隨身攜帶的錢財或貴重物品。
這項規定很快運用於戰爭實踐。1928年2月18日，紅軍與敵軍500餘人（朱培德部一個營和靖衛團）在寧岡新城激戰，全殲該敵並俘虜100餘人。
在返回根據地的途中，個別戰士打罵俘虜。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不久，即製定了既尊重俘虜的人格，也保障俘虜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在去留問題上尊重俘虜意願的4條政策。
它的實施，真正做到了把俘虜視作誤入歧途的難兄難弟。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遠在異地他鄉作戰被俘者，即使有一定的路費，也很難順利回到家鄉，即便回去了，也常常遭到鄙視或迫害。
因此，對這些俘虜而言，較好的出路就是留下來當紅軍。
據盛仁學等回憶，1928年4月3日，毛澤東在桂東沙田向紅軍逐條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的第八項，即優待俘虜項。
另據老紅軍楊至誠回憶，1928年4月“毛澤東同誌曾有這樣的指示：在戰場上抓到俘虜，一不許打，二不許罵，三不許搜腰包，有傷的還要給治療；願意留的，吸收參加紅軍，願意去的，發給路費遣送回家”。
由此可見，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主要是毛澤東製定的，至少在1928年4月之前，毛澤東所部就已執行了較為明確、係統的優待俘虜政策。
優待俘虜政策，對創立和鞏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起了槍炮無法代替的作用。
1928年11月，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就是釋放俘虜、醫治敵方傷兵兩事。”
這種優待俘虜的做法，打破了敵入“共匪見人就殺”的惡劣宣傳，尤其是敵方中下級軍官，如營長、連長、排長俘虜過來後，經過一番宣傳，有些返回敵方後，不僅起到擊破敵軍謠言的作用，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敵軍的鬥誌。
在革命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有些願意留在紅軍的俘虜，給紅軍提供了兵源。
1928年，經過一年多的戰鬥，紅軍最初的起義部隊，損失了近三分之二，大量的士兵從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等各部的俘虜兵中改造補充。甚至一些中下級軍官，也是“俘”來即用。
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中央匯報紅軍士兵情況時提到“現在的下級幹部，因死傷的太多，往往昨日從敵軍俘虜過來，今日即要他當排長，甚至當連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
從他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紅軍執行優待俘虜的政策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效果，許多俘虜在寬容政策感召下加入紅軍部隊，俘虜甚至在紅軍人數中占了很大比例。
對此，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九師師長的楊池生對此辦法有“毒矣哉”的感歎。
另一方麵，在革命的初始階段，由於戰鬥傷亡和井岡山地區人煙稀少等原因，紅軍的兵源很有限，除了改造利用俘虜之外，兵源難以得到補給，此種政策的實施，也是萬般無奈之策。
1929年12月底，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即“古田會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反對隻貪兵多，把不願留的分子勉強留下來”、“不願留的，在經過宣傳之後，發給路費，放他們回去。”
他強調對俘虜應“不搜身”、“不侮辱”，進行宣傳教育，並實施與我軍一視同仁的生活、 醫療待遇等，認為這是對敵宣傳的極有效方法，必須讓全軍高度重視。
會後，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決議案，對優待俘虜問題做了四項明確規定。這些規定，使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得到了基本確立。
1930年6月，毛澤東又主持製定了《紅軍第四軍各級政治工作綱領》，從戰略策略的高度以條例的形式對訓練和教育俘虜兵做了具體規定。
1936年3月2日，鑒於個別紅軍戰士對被俘的軍官有剝衣服等侮辱性舉動，毛澤東、彭德懷、楊尚昆聯名致電林彪、聶榮臻等紅軍將領，重審優待俘虜的一貫主張，要求加大優待俘虜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全體戰士明白其中的戰略意義，以真誠的態度歡迎俘虜參加紅軍。
1936年8月13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楊尚昆聯名致電彭德懷等，要求“為加強統一戰線的活動與爭取白軍工作，需要從俘獲的白軍官兵中施以著重的政治教育，並特別優待，以便訓練出一批可以棄走各方的人材（才） ，至少可做聯絡交通”。並將投誠的敵軍官兵和各紅軍部隊在前線的俘虜全部送到後方，由軍委加以訓練。這為處理俘虜確定了量才錄用的重要原則。
據統計，從1931年1月到1933年10月，僅兩年多的時間，紅軍共殲敵五十一萬餘人，其中俘虜將近二十萬人。絕大部分俘虜經過教育改造後參加了紅軍，這既壯大了紅軍，又在無形中削弱了國民黨軍。
另外，正確的俘虜政策不斷擴大了紅軍的政治影響，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
革命隊伍由於正確地執行了毛澤東優待俘虜的策略，盡管紅軍遭遇到過多次重大的挫折，也總能抓住時機星火燎原。
文革開始之後中共中央一線領導劉鄧表現得相當活躍。1966年6月8日，當時就有以劉少奇為主的一線領導人所支持的工作組在全國遍地派駐。其中一支由528人組成，他們進駐的是清華大學，這個工作組為當時全國最大規模的工作組。進駐後，立即就著手罷免掉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還有一些重要機構負責人，甚至罷免到了班主任與政治輔導員的一些基層幹部，並順利接管了清華大學的各級機構。
這個當時全國最大的工作組直接得到劉少奇的親自過問，期間還指派了其夫人王光美領導清華大學的工作。但因為工作組行為粗暴，激起了學生的反抗，最後清華大學902班學生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並被監禁，計有50多名反抗的學生與教師被打成“蒯氏人物”，約在三十天到四十天裏麵，有5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致使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學生與教師多人自殺，其中兩人死亡。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所謂文革開始期間的時間，這些事情發生在1966年6月8日。而二個月後，1966年８月５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6月2日的《北京日報》空邊上寫下211個漢字，全文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 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這段文字就是著名的《我的一張大字報》。裏麵直指因為有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 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這裏指向其實就是以清華大學為典型的以劉少奇為首的工作組，當時全國類似的工作組多如牛毛，清華大學也不過是其中的一個。
有一位網名叫“老淺”的講述過類似經曆，他說，“1966年初，我因為得了血吸蟲病，治療後回家休息。我看到了城市的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造反的情景。廣大的師生被他們揪鬥、遊街、戴高帽、女同誌剃陰陽頭、在猛烈的太陽低下穿著貂皮大衣示眾等等體罰。頓時大學校園裏白色恐怖迷漫。稍有對工作組有異議，就戴上反工作組的帽子、戴上假左派、真右派的帽子。
有一天早上，我在本市的大字報牆上看到了一篇大字報，是轉抄毛主席的大字報，這就是毛主席“我的一張大字報”。一場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杭城發生了。某天在杭州省體育場，召開了批判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質問工作組執行的那條路線？就是毛主席在大字報中所說的：‘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家離省體育場較近，我也去看了，那種場麵可以稱得上驚心動魄。群眾的情緒高漲的程度到了沸騰。一種感覺到從沒有的舒暢，似乎真的就是衝破牢籠的感覺。
我的病假到期後。帶著一股憧憬，熱情，回到農場。盡管我們農場離市區隻有27公裏，但政治氣候卻相距何止十萬百千裏。回到農場如同從火爐裏跌入冰窖裏，農場的工作組非但沒有撤離，還正在“熱火朝天”的整人。我同一個寢室的室友仝國慶（化名），因為其家庭出身為壞分子，個人表現一般。這次正好是工作組的靶子，他頭上戴了用油毛氈做的二尺高的高帽子，胸前掛著細鐵絲吊著一塊小黑板，黑板上寫著壞分子－仝國慶。在烈日下，油毛氈上的柏油熔化後流得臉上衣服上都是柏油。其情景慘不可睹。”
從以上可見，無論是清華大學的工作組，直至到杭州農場的工作組，以及遍布全國各地同樣在劉鄧指導下的工作組，他們對群眾的迫害就是直接點燃人民群眾起來反抗，直至批鬥所謂“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導火索。其實《文革中誰開的第一槍相當明了》。雖然它們被某些人有意識地掩蓋，但這段曆史離開我們實在太近，非常容易地搞清楚。而如果文革就是所謂迫害的動亂活動，那麽《誰先搞起的迫害，其實也一目了然》。
老淺他說，“我回到農場後，把我帶去的宣傳資料分發給大家看，個個都義憤填膺。但屈服於工作組的淫威，敢怒不敢言。那天在我們的寢室裏集聚著很多的人，一直到深夜還沒散去。第二天，工作組組長叫我到工作組辦公室談話。主題是：你出身好！是工人家庭出身，不要與階級敵人混在一起。要注意階級立場。本來你是要吸收進紅衛兵的。但因為你在治病，無法參加，等明天開會討論通過。另外聽說你帶來的傳單，是小道消息，交給組織。
這次談話結束後。我回到寢室，整整的思考了一天。最後，自己抄寫了一張大字報《工作組執行的是什麽路線？》從起草到張貼，刻傳單。隻有一個半啞巴幫我。同情支持的人不少。但敢於出麵幫助的人沒有。當我寫了大字報後，又到各個隊都發了傳單。第一次，農場的文革之火點燃了。各個隊相繼都成立了戰鬥隊。我們也成立了第一個戰鬥隊《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這時已經是66年的下半年了。農場各戰鬥隊召開了聯席會議，商討成立全農場的組織。從此農場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常開展了。”
如果沒有毛澤東寫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如果這些工作組繼續存在，而當時群眾反抗得不到毛澤東支持，那麽文革的曆史就可能被改寫。中國有可能將更早地實行起官僚專權的走資派特色政治製度，而所謂大批被打倒的“右派”也不會是部分官員與部分的知識分子，而是一些學生與群眾，當然還有站在學生與群眾一邊的部分領導幹部與部分知識分子。
常理上就可以推翻一種看法，假設毛澤東真的是因為與劉少奇爭權奪利的話，那麽文革也就隻有幾個月的時間，66年之後根本就不再需要，更不可能會延續十年時間。
劉少奇指導下的工作組在全國激起普遍的反抗之後，劉少奇他本人也就跟著完蛋了，批判他的大字報源源不絕，個人聲名狼籍。到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劉少奇雖然仍舊掛著國家主席的名頭，但已經沒有資格，也不再有能力組織起任何有力的，猶如工作組的機構。所以在事實上，無論是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為了爭權奪利的說法。還是認為毛澤東殺戮開國功臣鞏固自己的地位，它們在邏輯上都說不通，因為在文革的前後很短時間裏麵，而能夠威脅到毛澤東政治地位的人都已經不存在，文革完全沒有必要延續十年時間，其實還遠遠不止十年時間。
假設毛澤東在1976年沒有逝世，那麽文革還可能會繼續延續下去，如果暫時停止，它還是會再次發動起來。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信中說過一段針對文革運動的話，此信寫好後，交於周恩來與王任重看過，他在信中這樣說道：“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
關於“跳出來”，這些事情都不出毛澤東所料，文革後首先跳出來抓捕與迫害群眾，開了第一槍的就是最後被認定的“走資派鄧小平”或者現在人描述的一群大大小小的走資派“權貴”，這些也許毛澤東早就看到了結果。
毛澤東多次說過文革需要7、8年來一次，這遠遠超出了什麽爭權奪利，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要殺戮開國功臣的範圍。所以從個人私利的文革視角，所持有的依據，它們隻是普通人、普通地停留在表麵上的理解，很多與更多的事實依據不相符。至於走資派鄧小平的看法，也就是目前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主流意見，認為毛澤東晚年健康問題所致，那些依據更加地站不住腳。
文革開始前後毛澤東很健康，所有留下來的文字足夠證明毛澤東不但不糊塗，而且智慧依舊。文革是毛澤東經過了深思熟慮，有計劃地、有步驟地一項大事情。直至到死，毛澤東認為文革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二件大事之一。打倒蔣介石，成立新中國。批鬥走資派，文化大革命。
批鬥走資派，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理論思想體係的一次重要實踐。為什麽要這樣地理解《繼續革命的理論》？其實也很簡單，因為有存在共產黨內《政變》問題，中國共產黨人犧牲了2800萬烈士所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麵臨的最大一個難題就是《防止政變》，這個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在人類曆史上從沒有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完整曆史可以參考，哪怕是蘇聯也不過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早了幾年成立而已，社會主義國體在曆史上完全是新生事物，無產階級政權在曆史上是從沒有過的事情。自然，保持住無產階級政權不被纂奪政變，這些完全沒有任何的參考資料可尋，這些也成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毛澤東就怕無產階級政權被資產階級所纂奪政變，犧牲了2800萬烈士所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後兌變成富人土豪的天下，成為走資派資本家權貴們免費的午餐，那對2800萬的烈士與毛澤東本人將會是一個多麽大的嘲諷？
毛澤東找到的道路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還有一個別名，也可以說是文革中的一些手段通稱，就叫《大民主》，老百姓人人起來監督政府官員。
毛澤東認為依靠群眾的民主力量能夠防止黨內幹部兌變成權貴，防止新生的共和國成為權貴與富人們的天下。
我們看看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人是誰？那麽也就清楚了文革針對的是誰？首先受到衝擊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所謂的“右派”他們多數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當官的”，這部分人起碼占據到當時所謂右派的90%以上，再就是部分“知識分子”。如今網絡上的網友，最近也給他們取了一個別名，把部分“知識分子”們稱呼為“磚家叫獸”。
文革中受衝擊的人歸根到底，相比當時來說，也就是我們現今社會裏所稱呼的權貴與一部分“知識分子”精英，當然還有就是舊時代遺留下來的少數地主或者資本家等一類人，因為防止的就是無產階級政權被資產階級所顛覆，所以對這部分人的警覺，也導致了他們受到的衝擊也非常強烈。
毛澤東為何要先整頓幹部？原因很簡單，普通人不難理解，當一個人有了車子，有了房子，有了服務員，當然會認為自己檔次高了，人在哪個時候是很容易變的，顯然毛澤東沒變，但有人已經變了。毛澤東這樣說道：“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換句話說，人到這個時候，就將脫離原先的階級，而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引成了一個新的階級，而他必定會走到原來自己哪個階級的對立麵去，除非信仰與立場特別堅定。但當時幹部遠遠達不到這個“特別”的要求，所以就需要他們改造思想，文革中“關牛棚”之類有一個名稱，就叫“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換句說話，就是改造立場不堅定者思想不至於兌變。
關於文革其實還可以這樣地看待：它就是一場戰爭，是一場關於資產階級重新掌權與無產階級繼續掌權的戰爭。
但顯然這場戰爭以無產階級失敗而告終，失敗的原因有很多。筆者認為，最主要是因為當時人們沒有吃透毛澤東思想，也沒有領會到毛澤東的真實意圖。畢竟大多數人是凡人，不是先知，這麽能看到超前的事情呢？當然，現今社會的一切事實已經注解了一切，過去防止的富人權貴專政的噩夢，人們已經得到。事實證明無產階級政權已經被顛覆了，富人與權貴們成為了騎在無產階級頭上的統治者，這些自然也無需證明什麽，當今社會現實就是如此。
左翼學者羅伯特.威爾采訪了大量中國工人，他在那次調查報告中這樣寫道：在毛時代，工人們工廠有一定程度的控製權，他們可以提出意見，而且往往被采納。這個現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達到高潮。那時候，“他們是領導階級，工人階級說了算。”但是現在沒有人聽他們的，他們沒有了權力。一次又一次，這些工人表達了對主人公意識的失落，集體財產被事實上偷走了，他們為工廠幹了一輩子，他們從前享受的各種權利全部被剝奪了。鄭州一個工人從理論上分析這個情況，解釋說現在的體係是“官僚資本主義”，這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這個分析直接來自列寧的“怎麽辦？”“從表麵看是經濟問題，但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主要是政治問題。“政府到現在為止推行的民主改革把毛澤東的革命顛倒了，讓工人的生活顛倒了，這是對工人階級的報複。”
而從另一麵來來，過去光榮的統治階級，毛澤東嘔心瀝血所想保護的那群人，哪個階級。而在現今，他們其中有些人因為潦倒而看著自己妻女姐妹走進夜總會去為新政權的權貴們服務，也許那是最深刻而又嘲諷地顯示了什麽叫“政權被顛覆”，什麽叫做“失敗者”。
毛澤東早就說過：“農民在鄉裏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麵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隻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麽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
文革批判走資派，改革讓工人下崗。這是正反麵的事實。
《走資派》一群人。這群人中都是有權、有勢、有錢、有文化、有話語權、掌握國家機器的一群人。
《走資派》一群人在文革中都在各級領導崗位上，反對文革。
文革後期在毛澤東領導下造反派們奪了一部分走資派的權。
但毛澤東逝世後很快又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複辟資本主義。
《工人》《農民》《學生》不具備上述優勢。底層人。
這兩群人就形成了《階級》。有階級就有階級鬥爭。
文革中《工人》《農民》《學生》批鬥《走資派》。這叫《階級鬥爭》。從官方定性上沒有判一個走資派為死刑的。
改革中《走資派》讓《工人下崗》，農民成為廉價的《農民工》。
打破了農民們組織起來的《人民公社》《社辦工廠》，使幾億的農民成為一盤散沙四處流浪出賣勞動力，有時還欠薪，用完了不管生死病死又趕回農村等死。
徹底砸碎了幾千萬熟練工人的《鐵飯碗》，讓他們重頭開始找工養活自己，有的年大多病無法再工作隻能等死。
有些下崗女工隻好出賣自己的身體。這不叫《階級鬥爭》嗎？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掌握後判了多少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工人農民中的領導人為死刑死緩幾十年不等的人，有的甚至被處死被送進牢房。
有個流行語叫《共處》《共榮》《共同富裕》《共同命運體》，古代有《大同社會》等。
改革開放後大大小小的《走資派》都富了，讓全民《共同富裕》了嗎？
看到一個自媒體小視頻上，在中國中西部一個比較窮的地區，一家富豪母親和兒子兩人住在一個三千多平方米的豪宅中。而在全國各大中小城市中有多少買不房的年輕人？在出賣勞動力的集市上有多少年輕人等待著有資本家來賣他們的苦力？而全中國走資派資本家們先富的一群人中的豪宅，恐怕拿古今中外的豪宅相比較，中國走資派資本家們說是第二，別的國家敢說第一嗎？
文革後，這群人中都是有權、有勢、有錢、有文化、有話語權、掌握國家機器的一群人，開始控訴文革對他們的迫害。從傷痕文學到如今的一切隻要有文字記錄的地方，都有控訴文革的內容。
而這些《工人》《農民》到何處去控訴申冤？走資派們的維穩費用有多少？警察武警城管農管文管還少嗎？
毛澤東不殺人。優待俘虜、特赦戰犯，不殺反革命、不殺右派、不殺走資派，不殺反共分子，不殺反毛澤東分子。
毛澤東不殺走資派和反對文革的人。
走資派和反對文革的有幾百萬，他們中間都是當權派，有文化的磚家叫獸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中的一部分。他們能說會道。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掌握著話語權。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以來，己四十多年的時間在控訴。
毛澤東於《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曾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
《文革》中的階級是：
一邊是：造反派、紅衛兵、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愛國的知識分子，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民主人士，這些人占了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另一邊是：走資派、保皇派、黑衛兵、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資本家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文革中人口：從1949年5.4億增長到1976年9.4億人口，增長了74%。
9.4億X5%等於多少？也是一個不少的數字。
文革中兩個階級的各自領導人：
一邊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
另一邊是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請注意：兩個司令部，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內》。又都是在新中國各級領導崗位上掌握實權。
《文革》一開始的領導人是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 在文革開始時的五十多天裏，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延續四清中的做法，把批鬥的矛頭對準早己定性並己改為平民身分的“地富反壞右“及其他們的子女們。又派工作組進大中學校對造反派紅衛兵進行扣帽打壓。
因而毛澤東帶頭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
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聯係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毛澤東。
從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串連，批鬥走資派，向走資派奪權等。
劉少奇作檢討，鄧小平深刻反省聽了劉少奇的話錯了，深刻檢查認識錯誤堅決改正《永不翻案》。
當劉少奇病死之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寫信，《保證永不翻案》。
當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向華國鋒寫信，《保證永不翻案》。
毛澤東又說：“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曆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製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的牆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麽“糟”，完全不是什麽“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麵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誌，都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誌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3]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誌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文革批鬥走資派，不可否認，這是曆史事實。但大多數走資派都活得好好的。雖然一段時間沒有掌權，但打打橋牌喝喝茅胎養養身體還行的。為自己的子女能找個好工作，能上個工農兵大學，想找個老戰友的關係，讓在位的戰反為自己的子女開個後門還是能行的。
改革槍殺老百姓，因走資派的改革正在進行時，走資派的政權還沒有結束。但以經曆的四十多年社會曆史中存在發生過的事實來看，這幾件事是不是槍殺老百姓？
一，《八九六四》。槍殺學生，這些學生都是老百姓。
二，《對越戰爭》。拿這麽多年輕的解放軍戰士去打到越南境內要達到什麽目的？對死去的戰士家庭和受傷的殘廢戰士又沒有照顧善待。這些死去的和受傷的戰士都是老百姓。
三，《鎮壓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改開後經多次運動清算抓捕關押槍殺鎮壓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這些都是老百姓。
四，《幾千萬下崗工人》。雖然不是直擊槍殺，但被迫下崗後的許多工人失去了工作，無經濟收入來源無法生存，有的自殺家破人亡，有的婦女生活所迫出賣身體當妓女等。無法統計死了多少人。
五，《幾億農民工》。四處流浪在各大小城市建築工地上的農民工們，沒有任何社保醫保，受傷了傷殘了，甚至有的得了職業病後，隻能回到鄉下等死。死了多少農民工？有誰統計過嗎？有誰關心過嗎？又有誰幫助他們控訴過嗎？走資派特色政府允許農民工控訴嗎？被欠薪了要不到工錢能去上訪嗎？上訪的路上恐被抓起來了。
六，《煤礦的童工》《得了鈣肺的礦工》等工業上打工的人們死了多少？
七，《因有毒食品造假食品所造成的人命》有多少？
八，吸毒之死、自殺之死、娛樂之死、精神之死等非正常之死有多少？
新中國發展建設到了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毛澤東更加不再迷信中國共產黨內的大小各級官員了，愈發轉而發動他最信任的學生們，即階級鬥爭的《革命接班人》，開始了在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下，發動學生對各級政府中的也是共產黨內的官員們，即複辟資本主義老路的當權派們，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對走資派的鬥爭後，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改變成無產階級的思想改造。加之1968年後國家經濟發展勢頭迅猛、工業、國防等成就顯著，也提振了毛澤東和他的紅衛兵造反派們的革命信心。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多次說過：對於官員的腐敗不作為脫離人民群眾，這到底該怎麽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麽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於是才搞“四清”，大動幹戈，還是不行。毛澤東說，我什麽辦法都用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踢開黨委鬧革命”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直接參與企業，軍隊，文藝，教育所有社會管理，因此就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嚐試《文革》。
1987年至1997年間，吳冷西帶病寫出了對研究當代曆史具有重要價值的回憶錄《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斷》。揭開了曆史迷霧，戳破了走資派鄧小平的謠言公司散播的無數謠言，為後世了解三年困難這個特殊的曆史的原因，留下了寶貴真實史料。
60年代初，毛主席在帶領黨內一些同誌學習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在“蘇聯公民或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這一段， 主席特意批注：“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這裏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這顯示出毛主席與斯大林認識上的重大分歧。
到60年代中期，毛主席更加不再迷信黨內，愈發轉而發動他最信任的孩子們，即階級鬥爭的「革命接班人」。加之1968年後國家經濟發展勢頭迅猛、工業/國防等成就顯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紅小鬼”們的革命信心。主席多次說：這到底該怎麽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麽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於是才搞“四清”，大動幹戈，還是不行。我什麽辦法都用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踢開黨委鬧革命”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直接參與企業，軍隊，文藝，教育所有社會管理，因此就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嚐試。
從1964年中央會議上的訓斥，到1965年井岡山無限失落的悲歎，甚至包括四清運動難以收獲成效，這已經得以表明：那一時期毛主席考慮的“全國性政治民主”以及群眾民主如何形成固定的製度，必須被提上日程。
否則，就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隻不過，他也必須準備粉身碎骨一往無前的姿態——在幾近燈盡油枯的年紀。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評價蘇聯修正主義時說的那樣：修正主義上台，也就是資產階級上台。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蘇聯作為第一個將人類送入太空的國家，其生產力的高度一度來到了文明的頂點——但是，對布爾什維克真正的考驗，對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曆史舞台的執火人真正的考驗，是當自己取得政權、掌握了幾乎無限權力下作何表現。
《共產黨宣言》曰：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隻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回想列寧時期的革命者們，麵臨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絞刑架，。但是後來那些持蘇聯各高等大學文憑，口喊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口號入黨的人，眼睛瞄的則是飛黃騰達帶來的金錢、地位、特權、美女……以及由黨和國家完全包幹的一切物質與精神滿足。
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岡山，在山上與王卓超等人談及蘇聯修正主義特權集團時所評述的：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汙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一年後，毛主席給予一線當權者的評語更為辛辣：中國的官員是一個階級，而且他們的利益與工人農民的利益是對立的。如果這些紅色資產階級的特權不受約束，中國將法西斯化。“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如果這個問題懸而不決，找不出新路，高喊空洞口號有什麽用呢，共產主義運動前途堪憂，還不知要經曆多少曲折坎坷……
毛主席痛心疾首地指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麵，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成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核心思想。
在一次會議上，毛主席還憂心地說：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總感到要出問題……山雨欲來風滿樓。
為了徹底討論清楚黨內官僚階級問題，還必須提到托洛茨基超前的預見性，以印證這絕非中國革命的特殊問題，而是在國際共運史中帶有普遍性的嚴重問題。托洛茨基認為“十月革命發生在落後的俄國，廣大無產階級文化水平低，不能直接參加社會管理，而掌握了權力的革命者，越來越認識到權力帶來的好處，便不斷地試圖鞏固和擴大手中的權力，成為了嗜權者，從而背叛了社會主義。”這也完全符合中國建國初期直至文革前，黨內走資派攬權嗜權而削弱工人階級權力的實際情況。基於以上認識，托洛茨基斷定，蘇聯的社會性質有兩種可能: 1，無產階級推翻官僚的統治，建立起真正的無產階級國家；2，蘇維埃的官僚統治階層被資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在蘇聯複辟。就是官僚階級在共產黨內滋生蔓延導致了第一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舊社會卷土重來，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革命高潮時期，官僚階級悄悄滋生往往被人們忽視，而在低潮時期有充分的時間痛定思痛，形成新的共產主義實現理論，避免重蹈覆轍，以迎接下一次共產主義革命高潮的隨時到來，徹底粉碎埋葬一切專製剝削壓迫舊製度，解放全人類。
西方民主製度確實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地方，但現在很多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迷信西方的民主，那是因為他們暫時還分不清《替民做主》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區別的緣故。
1987年至1997年間，吳冷西帶病寫出了對研究當代曆史具有重要價值的回憶錄《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斷》。揭開了曆史迷霧，戳破了走資派鄧小平的謠言公司散播的無數謠言，為後世了解三年困難這個特殊的曆史的原因，留下了寶貴真實史料。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新境界的毛澤東思想，貫穿始終的是與根深蒂固的黨內走資派官僚階級鬥爭這條主線。
1964年2月，毛主席和外賓討論完修正主義的問題後，憂心忡忡對給他檢查身體的護士長吳旭君說：“我在會上多次提出這個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和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吳旭君趕緊勸慰說：您也得注意身體啊！
毛主席歎了一口氣，又說：“我這個人沒有私心，我不想為我的子女謀求什麽，我隻想中國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起草黨內指示《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開門見山點明：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
毛主席的秘書員王力同誌曾有回憶：主席早就發現了，從中央到基層黨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你不摸他，一點事都沒有，還照常是模範，照常當勞動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隻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共產黨脫離群眾。究竟怎麽辦？這是使主席經常睡不著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好多紅旗單位，一摸幾乎都有問題，土皇帝很多，他們都有天然的經濟特權，超經濟的政治特權。土皇帝的一句話就是法，他一句話就能捉人，反對他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下去共產黨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還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老人家怒聲嗬斥：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幹部！主要就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的日子不好過啊，窮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嗎？不是民主革命嗎？不是分土地嗎？至於這些當權派，卻從還沒有搞臭過！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同胡誌明談話時曾憂心吐露：解放十幾年來，我們脫離群眾是很厲害的。青聯、婦聯、團中央都是空架子。我們的要求是不脫產，既當官，又當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有什麽辦法呢？一個月裏當一個星期的官，三個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工人運動的領袖，這樣下去就可能變。這個是大方向問題！他還尖銳地指出：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麽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
毛澤東曾引用一首詠泥神詩來給官僚階級畫過像：除了三餐不食這一點不像外，官僚主義者的其他方麵都很像一個神像：一聲不響，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正，六親無靠，七竅不通，八麵威風，久坐不動，十分無用。
毛主席在中南海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不點名批評了某些領導同誌在四清運動中的做法：你隻依靠工作隊，為什麽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要讓群眾去搞！你不相信群眾、隻相信工作隊，包辦代替主義，這樣不好——這也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個分水嶺，毛澤東思想的政黨學說，與資產階級官僚政客，與西方資產階級的政黨學說是本質不同的。
共產黨內的走資派資產階級官僚政客鄧小平們，與西方資產階級的政黨學說，其建黨的最終目的，就是取得執政權，再由他們“替民做主”這就是包辦代替主義。
毛主席的政黨學說，是要領導人民自己當家作主，所謂領導，就是在群眾一盤散沙的時候，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提高他們政治的覺悟，從他們中間發現培養先進積極分子，帶領組織大家起來打倒土豪劣紳，這就是“領”。
在群眾已經自己組織起來的時候，就從鬥爭策略，路線，各方麵指導引導他們，爭取最終勝利，這就是“導”。
在幾十年的武裝革命鬥爭中，在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毛主席始終都是按照這樣的民主領導方式方法，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起來自己當家作主，培養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習慣，帶領人民走上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從來沒有一次，哪怕是僅僅一次“包辦代替人民做主”都沒有過。毛主席說過，當那一天人民真的自己當家做主了，成為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那共產黨就該消亡了，也就是說共產主義已經實現了。
說實話，西方民主製度確實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地方，但現在很多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迷信西方的民主，那是因為他們暫時還分不清《替民做主》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區別的緣故。或中國目前現實還沒有任何民主的緣故，這造成孩子們沒有見過民主長什麽樣？很陌生，很神秘。那一天能分清了，就會跟著毛主席走。這個現在不急，因為毛主席還在回來的路上，一切還沒有重新開始呢。
60年代初，毛主席在帶領黨內一些同誌學習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在“蘇聯公民或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這一段， 主席特意批注：“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這裏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這顯示出毛主席與斯大林認識上的重大分歧。
1947年，毛澤東在轉戰陝北的途中，在馬背上激揚文字。
由長虹出版公司出版的《激揚文字——告訴你一個詩人的毛澤東》一書，以豐富的史料及背景故事，使我們得以從不同距離、不同角度去探及毛澤東的性格、智慧和魅力，又是怎樣以詩人的浪漫情懷書寫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
毛澤東曾化名“二十八畫生”
在毛澤東早年創作的詩篇中，堪稱佳作的是1918年4月寫下的《送縱宇一郎東行》。當時，這首詩署名“二十八畫生”，是毛澤東的化名（毛澤東三個字的繁體為二十八畫）。至於“縱宇一郎”，許多人一開始還以為是日本人的名字，其實這也是化名，他就是新民學會會員羅章龍。
當時，羅章龍即將赴日本留學，作為他的好友，毛澤東作了這首七古詩送他：
“雲開衡嶽積陰止，天馬鳳凰春樹裏。
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才曾鍾此。
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
洞庭湖水漲連天，艟艨巨艦直東指。
無端散出一天愁，幸被東風吹萬裏。
丈夫何事足縈懷，要將宇宙看?米。
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
管卻自家身與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於今五百年，諸公碌碌背餘子。
平浪宮前友誼多，崇明對馬衣帶水。
東瀛濯劍有書還，我返自崖君去矣。”
早在1915年，毛澤東就覺得自己身邊的朋友太少，活動的範圍太窄，他希望到更大的範圍去結識更多的朋友。因此，暑假過後，毛澤東便用“二十八畫生”的化名，向長沙各校發出一則《征友啟事》。
《征友啟事》是用土紙油印的，文章寫得流利，字體剛勁有力，大意是邀請有誌於愛國工作的青年朋友做朋友，並指明要結交“堅強剛毅、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最後，還引用了《詩經》上“嚶嚶鳴矣，求其友聲”這兩句詩，表示自己求友心切。
當時，一些思想守舊的校長覺得這個“二十八畫生”是個怪人，征友是不懷好意，於是把啟事沒收，不準張貼。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一位姓馬的老校長，認為這個啟事是為了找女學生談戀愛，於是他找到第一師範的校長，打聽“二十八畫生”究竟是什麽人。當他了解到“二十八畫生”原來就是毛澤東，是個品學兼優、受到師生稱讚的好學生，征友是為了共同尋求真理，救國救民，改造社會，這才消除疑慮。
《征友啟事》發出以後，毛澤東陸續收到了幾個人表示願意聯係的來信。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曾向美國記者斯諾提及這件事：“我從這個啟事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個半人。一個回答來自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接著又轉向了。兩個回答來自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半”個回答來自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說的話之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
“但是，我逐漸地團結了一批學生在我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核心，後來成為對中國的國事和命運產生廣泛影響的一個學會（即新民學會）。這是一群態度嚴肅的人，他們不屑於議論身邊瑣事。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個目的。……”
羅章龍是新民學會的最早成員之一，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決定赴日留學。臨行前，毛澤東和新民學會的其他成員在長沙北門外的平浪宮聚餐為羅章龍餞行。在碼頭分別時，毛澤東交給他一個信封，說內有一首詩相贈，這便是他以“二十八畫生”化名寫的那首《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
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希望羅章龍和新民學會的會友們，擔當起整頓乾坤的責任，此謂“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
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
1927年秋天是腥風血雨的時節，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後，從上海到南昌，從武漢到長沙，從城市到鄉村，反動派“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掉一人”，白色恐怖達到極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受湖南省委的委托，秘密來到湘東贛西發動群眾，組織秋收暴動。他首先在張家灣主持召開軍事會議，隨後又改編了工農革命軍。就在他奔走於瀏陽、安源，動員礦工組建起義軍的途中，被地主民團武裝抓了起來。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被捕。
然而，國民黨民團怎麽也想不到，在這隊“共產分子”中，竟會有毛澤東這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如果知道這位長發蓋耳、兩頰瘦削、膚色黝黑的瘦高個子便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毛澤東，民團絕不敢將他一殺了事。這樣的“大人物”，交上去是可以受大賞、邀大功的。但毛澤東此刻的身份隻是一個企圖組織“暴亂”的“亂黨”分子，那自然要“格殺勿論”了。
民團士兵奉命將毛澤東等人押到總部後處死，士兵們已經脫下了毛澤東的鞋。因為按民間的迷信說法，處死犯人前取走他的鞋，可以免得將來被打入地獄的鬼魂追尋報複。然而，毛澤東卻大難不死。這是怎麽回事呢？
多年後，毛澤東向美國記者斯諾饒有興味地講述了他這段經曆的前前後後：“那時候，民團奉命把我處死。但是我從一個同誌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民團士兵都是雇傭兵，槍斃了我，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所以他們同意放我，可是隊長不許。於是我決定逃跑，在離民團總部大約隻有二百碼的地方，我找到了機會。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麵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在那裏一直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有好幾次已經走得很近了，我幾乎覺得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最後終於沒有被發現。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腳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個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裏的時候，我的口袋裏隻剩下兩個銅板了。”
不久，毛澤東在率領起義軍挺進湖南東部時，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
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
危急關頭毛澤東為什麽能死裏逃生？這與毛澤東對中國農村各階層人士政治態度和經濟狀況的深入了解，對湖南農民運動的了如指掌是分不開的。
從1925年到1927年，毛澤東踏遍湖南、湖北的山山水水，寫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等一係列農村調查研究文獻，成為廣東、湖南、湖北、乃至全國農民運動的領袖。也正因為此，他才能在麵臨死亡時，想到“借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想到“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也正因為毛澤東對農民的特殊感情，打柴的農民才會和他一見如故，鼎力相助。
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曾談及這樣一段往事：“‘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麽能幹，沒有學過軍事，但因為是‘黨外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
毛澤東怎麽會被“開除黨籍”的呢？這與當時中共中央對毛澤東的處分以及與一個名叫周魯的人誤傳中央文件有關。
毛澤東在井岡山完成對袁文才和王佐兩支隊伍的收編工作後，1928年3月上旬的一天，一個名叫周魯的中共湖南省軍委特派員，來到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周魯擺出毛澤東的“頂頭上司”的資格，說是來執行中共中央決定的。在宣布決定之前，他批評毛澤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同時宣布取消前敵委員會。之後，周魯宣布開除毛澤東的黨籍，隻讓毛澤東當師長。決定宣布後，他解釋，自己是看了中共中央文件後，作為中共湖南省軍委特派員前來執行中央文件的。
毛澤東被“開除黨籍”期間，正是中共湖南省委熱衷於全省大暴動的時候。湖南省委製定了“總暴動”計劃：長沙要暴動，醴陵、湘潭要暴動，衡陽、常德也要暴動……這麽多地方要暴動，又沒有足夠的兵力，因此湖南省委命令毛澤東率領部隊從江西進入湘南，支援那裏的暴動。
當毛澤東率部來到湘南時，他想，特派員周魯來寧岡時，要通過白區，隨身沒有攜帶中央文件，隻是憑記憶傳達，會不會誤傳呢？於是，他帶著這種疑問去了湘南特委。在那裏，毛澤東看到了中共中央文件。
那是半年之前（即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的決議。
這是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發展到高峰的會議，會議狠狠批評了毛澤東放棄進攻長沙，轉向井岡山鬥爭完全是“背叛”了中央原先的計劃，並認定毛澤東有“軍事機會主義”的錯誤：“湖南省委委員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應撤銷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彭公達同誌應開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並留黨察看半年。毛澤東同誌為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錯誤，毛同誌應負嚴重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原來是周魯誤傳了中央文件。幸好毛澤東及時看到了中央文件。此後毛澤東很快恢複了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成為井岡山的黨代表。毛澤東和朱德在井岡山會師後，把原先的“中國工農革命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部隊達到了一萬多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嶄新局麵。如此大的聲勢震動了南京，蔣介石電令湘粵贛三省政府：“克日會剿朱毛”。
就在這時，湖南省委派人送來一封寫給湘贛邊界特委的信：“省委決定紅四軍攻永新敵軍後，立即向湘江南發展，留袁文才一營守山……”
毛澤東看信後很惱火，敵人正在準備對井岡山發動第二次“圍剿”，怎麽能在這樣的時刻，將部隊主力調到湘南去呢？於是，毛澤東召集了紅四軍軍委、湘贛邊界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通過表決，包括朱德、陳毅、宛希先、劉真等絕大多數人讚同毛澤東的意見，覺得省委的指示“不適宜”。
這樣，毛澤東以聯席會議的名義，給省委寫了一封回信，認為：“湖南的敵人非常強硬，實厚力強，不似贛敵易攻……故為避免硬戰計，此時不宜向湘省衝擊，反會更深入了敵人的重圍，恐招全軍覆滅之禍。”毛澤東還特別提醒省委，如果紅軍離開井岡山去湘南，會“虎落平陽被犬欺”。
然而不久，在永新鄉下做鞏固根據地工作的毛澤東還是聽到消息：28團、29團離開了井岡山，正朝湘南進軍。得悉紅軍主力前往湘南，國民黨調集了第三軍5個團和第六軍6個團一起乘機聯合猛攻永新縣。毛澤東率領裝備很差的31團苦苦抵抗25天，最終還是將永新和寧岡放棄了。
最慘烈的是湘南之戰，29團在惡戰中幾乎全團覆滅，隻剩下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等百餘人。而28團第二營營長袁崇全率部叛變投敵，使該團又丟失了三分之一兵力，紅四軍參謀長兼28團團長王爾琢竟死於叛徒袁崇全的槍下。
毛澤東憤懣之極，為挽回局麵，他親率31團三營前往湘南，迎回紅軍主力。而留下的31團一營兩個連，在黃洋界哨口用妙計戰勝了敵人四個團的進攻。毛澤東獲悉黃洋界保衛戰大捷後，詩興驟起，揮筆寫下了《西江月·井岡山》這首千古名詩。
《西江月·井岡山》
作者：毛澤東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
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誌成城。
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