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問：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林彪問：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在回信的最後，毛澤東以詩一般的語言和激情描繪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毛澤東說：“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針對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來信，林彪問：紅旗到底能打多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1930年4月毛澤東給林彪的信中，所用的一句形容中國當時革命形勢和前途的話。在長期遊擊鬥爭中，紅四軍內一些人對《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產生了懷疑，林彪便向毛澤東寫信表達了困惑。毛澤東在複信中表示：“這裏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隻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裏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從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了中國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最終取得徹底勝利的代表性闡述。

毛澤東給林彪寫了複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批評那種不願做艱苦工作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錯誤傾向，指出隻有中國工農紅軍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才是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將燎原》。那種先爭取群眾然後再舉行全國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毛澤東在這封信中，總結各個革命根據地的經驗，發展“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開始形成了以農村包圍城市，在農村地區先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關於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重大發展。

為什麽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澤東1930年1月寫的一封信中的名言。《星星之火》指的是國民黨統治的白色政權地區中的小塊紅色區域，即局部地區內的工農武裝割據革命政權。《燎原》指的是革命的發展、紅色政權的不斷擴大並最終奪取全國政權。

大革命失敗後，為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反動統治，黨先後領導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一係列武裝起義。這些起義大多數由於敵我力量對比懸殊、領導者實行了錯誤的政策或客觀條件不成熟而失敗了，但一些起義部隊在數省邊界地區的偏僻農村堅持了下來，在這裏開展遊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但當時黨內一些人產生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毛澤東對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進行了深入闡述，明確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出了中國革命的光明前景和希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一獨特道路為什麽能夠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一方麵，就其可能性而言，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點，決定了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紅色政權的《星星之火》能夠長期存在並得到發展，終成《燎原》之勢。

隻要具備一定的主客觀條件，白色政權包圍中的紅色政權完全能夠長期存在並發展。毛澤東精辟概括了這些條件：

（一）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劃分勢力範圍的政策，使反動統治階級內部繼續不斷地發生分裂和戰爭。這種分裂和戰爭既然總是持續不斷，小塊區域的紅色政權就能夠利用這種矛盾而發生並長期堅持下來。

（二）紅色政權之所以在小塊地區發生，是和大革命運動的影響有密切關係的。這樣的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存在的地方，就是在大革命過程中工農群眾曾經發動起來的地方。

（三）小塊紅色區域能否長期存在，還取決於全國革命形勢是否向前發展。中國革命形勢是隨著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分裂和戰爭而必然繼續向前發展的，所以紅色政權不但能夠長期存在，而且還會繼續發展。

（四）有相當數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

（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政策的不錯誤，更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

此外，還需要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和能提供足夠給養的經濟力等。

另一方麵，就其必然性而言，中國革命隻能走《星火燎原》即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獨特道路，這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原則，依靠實踐經驗的積累，通過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才逐步探索出的中國革命的必由之路。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還沒有首先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在革命力量超過反革命力量時占領中心城市的經驗。

因此，革命工作以城市為中心，武裝起義首先是為了占領中心城市，這是一個時期內全黨的共同認識。

大革命已經失敗，中共中央一度將黨的重心放在中心城市，就是基於這種認識。

但是，所有以占領中心城市為目標的起義很快都失敗了。

這些起義失敗後保留下來的部隊，大多經過摸索，轉移到遠離國民黨統治中心的偏僻農村和山區堅持鬥爭。

中國社會的客觀條件，迫使一批又一批中國共產黨人深入農村去發動農民進行革命鬥爭。

曆史一再證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大革命遭到失敗、敵我力量對比極端懸殊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不可能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通過首先占領中心城市來取得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而必須首先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積蓄革命力量，在條件成熟時奪取城市，最後奪取全國革命勝利。

毛澤東的經典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標題是《時局的估量與紅軍行動問題》，是1930年1月5日，林彪給毛主席的信後，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一封回信，主要目的是為了幫助林彪轉變對中國革命的悲觀思想認識，指出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可能性。

1930年新年伊始，在剛剛結束的古田會議上重新當選為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收到了一封來信。信中過高地估計了敵人的軍事力量，對時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股悲觀情緒，認為中國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來，建議采用比較輕便的流動遊擊方式去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那麽寫這封信的人是誰呢？他就是當時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紅四軍前敵委員會委員林彪。

林彪對革命產生悲觀情緒並不是偶然的。1929年4月，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紅四軍軍長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發出的一封信，史稱“二月來信”。信中對中國農村革命形勢估計過低，甚至懷疑紅軍在農村發展的可能性。“二月來信”要求毛澤東、朱德將隊伍分散，並要求他們倆離開隊伍回到中央。紅四軍前委對“二月來信”進行討論後，決定不予執行，但這封信還是在紅四軍官兵中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鑒於前麵有“二月來信”，現在又看了林彪的這封信後，毛澤東感到林彪提出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並不單單是他一個人的疑問，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斷對紅色區域進行“會剿”、中國革命正處於低潮的時期，右傾悲觀情緒和思想在黨和紅軍中仍有一定的影響，說明這些同誌沒有看到中國革命的希望，被當前的困難所嚇倒。

為了幫助林彪轉變錯誤認識，並以此教育全軍，經過深思熟慮，1930年4月，毛澤東在福建古田鎮賴坊村協成店駐地，給林彪寫了一封名為《時局的估量與紅軍行動問題》的長篇複信。在信中，毛澤東除了對那些右傾悲觀思想作了分析批評外，更多的是深刻闡發了他關於中國革命要“以鄉村為中心，以農村革命根據地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

在信的最後，毛澤東以詩一般的語言和激情描繪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要勉勵林彪及其他一些紅軍指戰員振作精神，克服悲觀心理，激起他們對於在農村創造大片紅色割據局麵的熱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

毛澤東這樣寫道：“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很顯然，毛澤東給林彪的這封複信，已經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間通信的意義。

為了教育紅軍戰士，毛澤東在將信發送給林彪的同時，還請紅四軍政治部將複信油印發至紅四軍各大隊黨支部，以便讓更多的指戰員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圖。

1948年公開刊行這封信時，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不要提及他的名字。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並將這封信改名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這封信就像是茫茫黑夜裏的一盞明燈，指引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勝利。

[yongbing1993]

麵對飛機大炮毛澤東用分散遊擊





毛澤東用《遊擊戰》打日本鬼子。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的《遊擊戰》術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寫道：“我們的戰爭是從一九二七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是失敗了，秋收起義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紅軍，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第二年四月，南昌起義失敗後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從一九二八年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遊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頁。）

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後，他對井岡山上的朱孔陽對付官軍的“打圈子戰術”法子進行了改造。1928年1月，毛澤東率部攻克遂川縣城，並在遂川縣城召開了遂川、萬安兩縣縣委聯席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十二字訣”。當年的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後來在《毛澤東同誌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一文中回憶說：“在遂川時(即1928年1月)就聽到毛主席提出的遊擊戰爭的十六個字原則了，特別是這年的上半年，聽得就更具體了。”當年參加會議的萬安縣委委員、縣蘇秘書長許大權也回憶說：“1928年古曆正月初，毛主席在遂召開贛西南農民暴動聯席會議，由張世熙、劉興漢、郭定元等人參加，會後在羅塘的沙窩裏召開了會議，討論了毛主席在遂川的指示：1、十二字密訣。……”當年參加會議的萬安縣委委員曾華英也回憶說：“毛主席在遂川聯席會議上，教導我們對付敵人的辦法，要看敵人多少，了解敵人的情況，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敵人來了我們就退，敵人退，我們就後麵追。”

1929年4月5日，毛澤東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說：“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廣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遊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蹤，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記載了“十六字訣”，也是“十六字訣”第一次見諸於曆史文獻中。1930年12月，紅一方麵軍在小布開了一個動員大會，會前，毛澤東曾親筆寫了一幅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遊擊戰裏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裏殲敵人。”

抗日戰爭中的中國工農民兵遊擊組織遍布全中國，這是抗日戰爭史上創造奇觀 ，是毛澤東十六字訣山地遊擊戰戰法大顯神通。

十四年抗戰，艱苦卓絕。在黨的領導和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指引下，在主力部隊的指導和幫助下，各根據地的廣大民兵和自衛隊，活躍在敵後廣闊的戰場上，依托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和青紗帳，到處擺開了殺敵的戰場。原始的大刀、梭標、斧頭，自然界的水、火、石頭，都變成了他們殺敵的武器。他們以驚人的膽略和無窮的智慧，在人民戰爭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動活潑的活劇，創造了許多靈活巧妙、神出鬼沒的獨特戰法，把日本侵略者打得暈頭轉向、喪魂落魄、顧此失彼、疲於應付，像一條野牛陷入我人民戰爭的沼澤泥潭中不能自拔。

《麻雀戰》。這是民兵在抗戰中經常運用的一種主要和基本的作戰方法，也是最能發揮民兵特長的遊擊戰法。其基本特點是以少量民兵組成戰鬥小組，出沒在山野密林、狹窄隘口、街頭巷尾、地道暗洞、青紗帳裏，像麻雀啄食一樣，東一槍、西一槍，忽聚忽散，忽來忽去，一會跳到這裏，一會跳到那裏，出敵不意，扭住敵人，一陣猛打;敵人反擊時，就立即撤離，消失得無影無蹤;敵人撤退時，就呼嘯而來，槍聲大作，殺聲四起，使敵人打又打不著，追又追不上，甩又甩不掉，吃又吃不好，睡也睡不著，陷入心神不寧、狼狽不堪的苦境。麻雀戰打得最出色的，就是全國民兵戰鬥英雄李殿冰領導的北嶽區曲陽縣尖地角村民兵遊擊小組。在1943年的3個多月裏，他們先後對敵作戰27次，打死打傷日偽軍200多名，繳獲步槍3支、電話3部、牲畜47頭，戰利品一批。

《地雷戰》。地雷戰首先是晉察冀根據地的民兵發展起來的戰法。1940年春，河北省安國縣東趙、西趙兩村的民兵，在反“掃蕩”中把兩枚手榴彈埋入地下，炸死了兩個敵人。於是，各村紛紛效仿，利用廢鐵壺、瓷瓶子、瓦罐子等，裝上炸藥，以殺傷來犯之敵，取得了顯著的戰果。此後，各地民兵就地取材，土法上馬，製造了鐵、木、石、瓷地雷等，發明了拉火雷、踏火雷、電火雷、定時雷、連環雷、絆雷、跳雷、飛雷等幾十種埋雷方法，各式各樣的地雷和雷陣，對於打擊運動之敵、殺傷“掃蕩”之敵，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赫赫戰果。北嶽區阜平縣五丈灣村著名的民兵爆炸英雄李勇和他的爆炸組，利用地雷戰先後炸死炸傷日偽軍362人，炸毀汽車25輛;山東海陽縣趙村的趙守福和於化虎，帶領民兵用地雷戰炸死炸傷日偽軍303名的事跡，全國聞名，威震敵膽。

《地道戰》。抗日戰爭中期，由於日寇加緊對我根據地實行殘酷的“掃蕩”、“蠶食”、“清鄉”，處在平原地區的抗日軍民，沒有山林和水澤可依，於是就發明了縱橫交織、戶戶相通、村村相聯、不怕水淹、不怕毒氣，既能藏，又能打的地道戰，成為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一大法寶。僅1944年冬季，各抗日根據地的平原地區就挖地道達1.25萬公裏，成為抗擊日寇的一條偉大的地下長城。冀中清苑縣冉莊民兵，就是因為運用地道戰打了許多漂亮仗而馳名中外，他們的事跡被改編成了電影《地道戰》。英雄的冉莊民兵先後作戰157次，其中進行地道戰17次，依托地道進行伏擊、追擊戰鬥55次，配合地方武裝出村作戰85次，共斃傷敵267名。當時，日偽軍曾傳出這樣的禁令：“寧繞黑風口，不從冉莊走”。太行地區磁縣山底村民兵、晉察冀地區滿城縣石井村民兵、北京市順義縣焦莊戶民兵，都是利用地道戰取得輝煌戰果的英雄群體。民兵們曾用打油詩頌揚地道戰：“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敵人鑽地道;明裏打，暗裏挑，消滅敵人最可靠;鬼子氣得幹瞪眼，抗日軍民哈哈笑”。

《破襲戰》。這是廣大民兵和群眾創造的又一戰法，它不僅適用於破壞敵人的交通和通信聯絡，如公路、鐵路、橋梁、車站、碼頭等，而且適用於對敵人的倉庫、工廠、礦山等進行破壞和襲擊。在黨的領導下，廣大民兵經常以隱蔽、突襲的戰鬥，配合正規軍對敵人的鐵路、公路和交通樞紐進行破壞，挖路基、扒鐵軌、炸橋梁、打火車、割電線、平圍牆、阻河道、毀碼頭等等，有些地方在一夜之間就出動幾萬或幾十萬民兵和群眾，把數百公裏長的鐵路、公路全部破壞，將電線割斷，電杆鋸倒，使敵人的交通和通信聯絡陷於癱瘓。1939年，安徽省肖縣就出動20多萬民兵和群眾，參加了隴海鐵路大破襲，一夜之間將100多裏的鐵路全部拆掉，枕木、鐵軌、和電線、電杆一起運回根據地，日寇被迫停車10天，使其西運計劃流產。在著名的“百團大戰”中，僅冀中的民兵和群眾，就有35萬人參加了破襲敵交通線的鬥爭。1941年至1945年間，晉察冀全區共搗敵偽碉堡1140多座、炮樓300多個，炸毀敵汽車360多輛、火車頭40多個，破壞公路3.76萬公裏、橋梁730多座。

《圍困戰》。就是對敵人的據點和碉堡實行封鎖，把敵人圍困在據點和碉堡裏，使其沒吃沒喝、走投無路，最後將其擠跑、趕跑或殲滅。太嶽沁源圍困戰，就是廣大民兵和群眾圍困封鎖、製服敵人的一個典型戰例。1942年9月，日寇糾集了1萬多人，分14路進犯我隻有8萬人的沁源縣抗日根據地，並在沁源縣城安了據點，妄圖把沁源劃為“剿共實驗區”。這裏的民兵在敵人到來之前，一麵把人民群眾轉移到山裏，一麵實行“堅壁清野”。敵人占領沁源縣城後，見不到人，吃不上飯，喝不上水，一切供應全靠外地。廣大民兵和遊擊隊又密切配合，到處截擊，襲擊敵人的運輸隊，無奈，敵人隻好外出四處搶糧，可又遭到遊擊隊和民兵打擊，隻好呆在據點殺馬充饑……這場圍困戰，經過兩年多的時間，終於把敵人困出了沁源縣城。在此期間，沁源民兵共作戰2700多次，斃傷俘敵4250多名，湧現出了民兵殺敵英雄100多人，爆破能手200多人，沁源縣獲得了民兵對敵鬥爭“模範縣”光榮稱號。

《伏擊戰》。一般分為待伏與誘伏兩種。待伏，是在得知敵人出動的兵力、時間和必經之路後，預設埋伏，待機殲敵。如1944年農曆4月的一天，太嶽區安澤縣風池、高壁等地的民兵，獲悉日寇騎兵運輸隊要給府城的敵人送糧彈，民兵們便在距府城西12公裏的柳寨村做好埋伏。當鬼子的運輸隊進入伏擊區時，地雷“轟轟”地爆炸起來，一時濃煙滾滾，殺聲四起。僅七八分鍾時間，33個鬼子就被消滅了32個，隻有一個受傷的逃進了府城據點。誘伏，就是先以主要力量在有利地域設伏，然後以少數民兵誘敵深入，等敵人進入伏擊圈將其殲滅;或者佯攻一個方向，引誘敵人前來增援，在路上伏擊敵人。如冀南區隆平縣民兵自衛隊在河上伏擊鬼子汽艇，山東平原縣塘坊民兵伏擊日寇一小股機械化部隊，都是采用的這種戰法。

此外，十四年抗戰中，廣大民兵和遊擊隊還創造了窯洞戰、聯防戰、捕捉戰、水上遊擊戰、拔點戰、攻心戰、堅壁清野等戰法。這些神奇巧妙的戰法，對於配合主力作戰，粉碎日寇的“清鄉”、“掃蕩”、“蠶食”，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發揮了巨大作用，在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遊擊隊歌》是賀綠汀作詞作曲的歌曲，該曲於1938年1月1日，在八路軍幹部晚會上由賀綠汀指揮救亡演劇隊首次演唱，該曲也是電影《鐵道遊擊隊》的主題曲。

《遊擊隊歌》歌詞：
我們都是神槍手，
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
我們都是飛行軍，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樹林裏，
到處都安排同誌們的宿營地，
在那高高的山崗上，
有我們無數的好兄弟。
沒有吃，沒有穿，
自有那敵人送上前，
沒有槍，沒有炮，
敵人給我們造。
我們生長在這裏，
每一寸土地都，
是我們自己的，
無論誰要強占去，
我們就和他拚到底！
哪怕日本強盜凶，
我們的兄弟打起仗來真英勇，
哪怕敵人槍炮狠，
找不到我們人和影。
讓敵人亂衝撞，
我們的陣地建在敵人側後方，
敵人戰線越延長，
我們的隊伍愈擴張。
不分窮，不分富，
四萬萬同胞齊武裝，
不論黨，不論派，
大家都來抵抗。
我們越打越堅強，
日本的強盜自己走向滅亡，
看最後勝利日，
世界和平現曙光！

《遊擊隊之歌》為代表的抗日歌曲，誕生於戰場一線，是抗日軍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鼓舞了八路軍的士氣，也促進了軍民團結，在軍營和群眾中廣為流傳。不僅是抗日戰爭崢嶸歲月的永恒印記，更唱出了機智勇敢、堅韌不屈的民族精神，激勵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奮勇前行。

1973年，周恩來總理在延安參觀革命烈士紀念館時提出：“在這裏應該掛上一幅《遊擊隊歌》曲譜照片。”可見該曲的重要意義。

[yongbing1993]

毛澤東共產黨人是戰士也是詩人




毛澤東共產黨人在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人隨時都麵臨著生與死的考驗。在生死關頭，他們留下了許多大義凜然、置生死於度外的詩句。

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不過是一個隻有50多人的小黨，但是經過不斷的發展壯大，在血與火的革命戰爭年代，麵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威逼利誘，甚至死亡的威脅，無數革命者始終堅守著心中的信仰。

夏明翰烈士在其就義前寫下了：“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

方誌敏麵對敵人死亡的威脅，在獄中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敵人隻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為著共產主義犧牲，為著蘇維埃流血，那是我們十分情願的啊！”直言自己為信仰而死的堅定決心。

1964年8月，陳毅元帥已經63歲了，在生日當天他寫下了一首抒懷詩，回顧總結自己參加革命以來的曆程，最後用“馬列最偉大，世界正歸心”作為結句，來表明自己信仰、遵循馬列主義的一生。

羅榮桓元帥，1963年9月他因病再次住進了北京醫院，本想寫首詩留給自己的子女，但是已經力不從心，就口述了這首《告子女》：“我給你們留下的，隻是黨的事業，別的什麽都沒有。我的遺囑是一句話：永遠跟著共產黨走。”不僅體現了他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也體現了對信仰的堅定。

在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人隨時都麵臨著生與死的考驗。在生死關頭，他們留下了許多大義凜然、置生死於度外的詩句。

1922年3月，周恩來得知戰友黃愛被敵人殺害，寫下了《生別死離》的詩：“壯烈的死，苟且的生。貪生怕死，何如重死輕生！”寥寥數句，直接向人們提出了如何對待生與死的問題。這首詩雖然是為紀念戰友而作，但也表明了自己在生死麵前的價值取向，那就是與其貪生怕死，“何如重死輕生！”

還有許多革命烈士在獄中留下了就義詩，或者叫作絕命詩、絕筆詩。

楊超寫下了：“滿天風雪滿天愁，革命何須怕斷頭？”

王達強寫下了：“一心隻愛共產黨，哪管他人道短長？我一歌兮歌聲揚，碧血千秋葉芬芳。”

鄧雅聲寫下了：“平生從不受人憐，豈肯低頭獄吏前！飲彈從容向天笑，永留浩氣在人間！”

羅亦農寫下了：“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殘軀何足惜，大敵正當前。”

與這些頗有文采的詩句相比，還有一些革命者留下的詩句，是在接受敵人審訊時和敵人對答的記錄，或者臨刑前脫口而出的話語。

劉繼哲在陝西西鄉監獄麵對敵人的嚴刑拷打，欣然道：“你問啥，我不講，你動刑，我不降，你要殺頭我昂頭，甘將熱血獻八荒！”

富有文采的華章與樸素平實的語言，這兩者在表達形式上是有所區別的，但是兩者所表現出來的舍生取義、視死如歸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這些詩詞真切地表達了老一輩革命者麵對生死抉擇時內心的真實想法和價值取向，是革命精神的重要體現。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遇到了無數難以想象的困難和險阻，在這些困難險阻麵前，老一輩革命家展現出了無懼無畏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李大釗是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18年12月，那時候雖然中國共產黨尚未成立，但是在李大釗看來，共產主義將來一定會勝利，他寫下了：“人道的警鍾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充滿著革命必勝的樂觀主義精神。1927年4月，李大釗不幸被奉係軍閥張作霖逮捕。被捕之後李大釗在獄中堅貞不屈，最後被處以絞刑。在絞刑架麵前，李大釗做了最後一次演講，宣揚共產主義必勝的真理，之後從容就義。

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澤東也給後人留下了許多詩詞，在這眾多的詩詞中，很多都體現了毛澤東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一首就是作於1929年10月的《采桑子·重陽》。1929年6月，當時紅四軍內部充斥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了紅軍隊伍的發展壯大，毛澤東主持召開紅四軍七大，本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但是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選舉前委書記的時候，毛澤東卻落選了。之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到閩西去指導地方工作，因為心情不好再加上長期以來積勞成疾，生了一場大病。黨組織為他請了當地的名醫，經過一段時間的精心治療，1929年10月，毛澤東大病初愈，這天恰好是農曆重陽節，他在福建的上杭縣臨江樓寫下了著名的《采桑子·重陽》：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

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

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裏霜。”

抒發了毛澤東革命豪情萬丈、革命前景萬裏的豪邁情感！

還有作於1965年5月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當時毛澤東已經72歲了，但是“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絲毫不減。

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作者：毛澤東

久有淩雲誌，
重上井岡山。
千裏來尋故地，
舊貌變新顏。
到處鶯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雲端。
過了黃洋界，
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
旌旗奮，
是人寰。
三十八年過去，
彈指一揮間。
可上九天攬月，
可下五洋捉鱉，
談笑凱歌還。
世上無難事，
隻要肯登攀。

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曆史，從某種程度上講，就是一部共產黨人麵對困難險阻所展現出來為民請命、為民族犧牲的擔當史。老一輩革命家的詩詞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這種勇於擔當的精神。

1925年深秋時節，毛澤東獨自來到長沙的橘子洲頭，麵對蒼茫大地、壯麗河山，他揮筆寫下了著名的《沁園春·長沙》。“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詩詞展現了毛澤東那種除舊布新、主宰世界的滿懷豪情。

沁園春·長沙

作者：毛澤東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
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漫江碧透，百舸爭流。
鷹擊長空，魚翔淺底，
萬類霜天競自由。
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
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糞土當年萬戶侯。
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1936年2月，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沁園春·雪》。在毛澤東看來，曆史上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已經成為過往煙雲，真正決定和主宰中國命運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詞中充滿了對祖國壯麗山河的熱愛，那種舍我其誰的擔當精神也躍然紙上。

沁園春·雪

毛澤東

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開幕。如何使中國人民擺脫黑暗的命運，走向光明的命運，中共七大的召開實際上已經為中國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陳毅參加了中共七大，在聽了毛澤東所作的開幕詞之後，寫下了《七大開幕》一詩。“百年積弱歎華夏，八載幹戈仗延安。試問九州誰做主，萬眾矚目清涼山。”全國人民翹首仰望延安，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的希望就在中國共產黨人身上。

中國共產黨的七大前夜，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作《時局問題及其他》的報告時講了這樣一段話：“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進抗大的學生過五關斬六將，像潮水一樣湧向延安，滔滔而來，源源不斷。我那時不太忙，給他們三天一小講，五天一大講，所講的大都忘記了，但有一點我還記得。我說同誌們從廣東、廣西、湖南、湖北、雲南、貴州、綏遠、新疆，‘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抗戰的事是為了國家。我說清涼山上插了一麵旗子，叫作新民主主義，中國要獨立，要民主，要解決民生問題，這些對不對？很對。”

“百年積弱歎華夏，八載幹戈仗延安。試問九州誰做主？萬眾矚目清涼山。“這是陳毅寫的《七大開幕》詩。

毛澤東的這段話回答了為什麽“萬眾矚目清涼山”。當時成千上萬革命青年和進步人士從五湖四海奔赴延安，因為清涼山上樹立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旗幟，正因此，延安才成為敵後抗戰的指導中心，才成為抗戰、團結、進步思想的發源地，才成為中華兒女向往的地方。

毛澤東的這段話描繪了延安教與學的情景。延安是當時全民族學習的中心，毛澤東是這個學習中心最著名、最忙碌的誨人不倦的老師，是新民主主義旗手意義上的老師。

這位老師不斷強調著學習的重要性。學習才能有學問、長本領、幹革命。不學習，沒有學問，就會有本領恐慌，便不能領導工作。毛澤東說：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裏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

毛澤東這位老師深入地探索著學習的內容。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研究當前的實際問題等三個方麵的任務。隻有第一方麵沒有後兩個方麵的馬克思主義，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提出後兩個方麵，是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他對抗大學員們說：總的“就是學一個宗旨，這個宗旨也就是全國的全中華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國。”具體地說，要學三樣東西：一是“要學到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加上靈活的戰略戰術”；二是要學做幹部，發動組織廣大人民抗日；三是“要下一種決心”：為了抗日救國，不怕任何艱苦向前邁進的決心。

毛澤東這位老師引導延安經過了三個不同尋常的學習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學習運動的階段，以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中號召學習為標誌。在毛澤東的號召和帶領下，全黨掀起了重視學習之風。第二個階段是改造學習的階段，以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為標誌。毛澤東針對教條主義的危害，勸導教條主義者改正錯誤，提出改造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製度。第三個階段是整風學習的階段，以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作《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為標誌。在對教條主義者勸導效果甚微的情況下，毛澤東發動和領導了將學習與整頓黨的作風結合起來的整風學習運動，以理論批判教條主義的同時，伴以紀律整頓教條主義。三個階段步步深入的學習，克服了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影響，提高了黨員幹部的理論水平、文化知識水平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全黨牢固地樹立起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yongbing1993]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為了幫助林彪轉變錯誤認識，同時，毛澤東並以此教育全體中國工農紅軍，經過深思熟慮，1930年4月，毛澤東在福建古田鎮賴坊村協成店駐地，給林彪寫了一封名為《時局的估量與紅軍行動問題》的長篇回複信。在信中，毛澤東除了對那些右傾悲觀思想作了分析批評外，更多的是深刻闡發了他關於中國革命要“以鄉村為中心，以農村革命根據地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

毛澤東在信的最後，毛澤東以詩一般的語言和激情描繪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要勉勵林彪及其他一些紅軍指戰員振作精神，克服悲觀心理，激起他們對於在農村創造大片紅色割據局麵的熱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毛澤東這樣寫道：“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很顯然，毛澤東給林彪的這封複信，已經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間通信的意義。為了教育中國工農紅軍戰士，毛澤東在將信發送給林彪的同時，還請紅四軍政治部將複信油印發至紅四軍各大隊黨支部，以便讓更多的指戰員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圖。

1948年公開刊行這封信時，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不要提及他的名字。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並將這封信改名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封信就像是茫茫黑夜裏的一盞明燈，指引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勝利。

1930年新年伊始，毛澤東收到一封奇特的“賀年信”。信中講述了大敵當前之際，紅四軍應分散去打遊擊，各自找出路。不僅如此，信中還過高地估計了敵人的軍事力量，信的字裏行間自始至終透露出一股悲觀情緒，寫信人就是時任紅四軍第一縱隊縱隊長林彪。

林彪對中國革命產生悲觀的情緒並不是偶然的。1928年4月，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部隊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成立紅四軍之後，井岡山的革命力量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在“黨指揮槍”的問題上，毛澤東與朱德、陳毅、劉安恭等人產生了重大分歧。1929年6月8日白砂會議後，紅四軍內部的爭論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這嚴重影響到部隊的戰鬥力。

分歧爭論的後果，就是在敵人不斷“圍剿”中工農紅軍屢戰失利。為擺脫困境，前委決定由東江撤回贛南蘇區。就在這次撤離中，工農紅軍損失1000多人，這是井岡山“八月失敗”以來最嚴重的損失。林彪率領的縱隊在撤退中擅自主張打了一仗，盡管打贏了，但卻暴露了目標，為此被朱德給予記過處分。部隊接二連三的失敗以及林彪本人受到的紀律處分，導致他一直鬱鬱寡歡。

無獨有偶，1929年4月，紅四軍主要負責人毛澤東、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發出的《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誌並轉湘贛邊特委信》，即“二月來信”。此信是根據共產國際總書記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當時，布哈林對中國農村革命形勢估計過低，甚至懷疑工農紅軍在農村發展的可能性。“二月來信”要求毛澤東、朱德將隊伍分散，每支數十人、數百人，最多不超過500人；還要朱、毛離開隊伍回到中央，以便“隱匿大的目標”。紅四軍前委對“二月來信”進行討論後，決定不予執行。盡管如此，此信還是在紅四軍官兵中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看到“新年賀信”後，毛澤東感到林彪提出的質疑很具有代表性，因為此時有悲觀情緒的大有人在。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斷對紅色區域進行“圍剿”屠殺、中國革命正處於低潮的時期，右傾悲觀情緒在共產黨和工農紅軍中所造成的消極影響，說明這些同誌不僅看不到中國革命的前途，反而被當前的困難所嚇倒。因此，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不答複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工農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

1929年底“古田會議”後，毛澤東開始重視黨內和軍內彌漫的悲觀情緒，林彪的“新年賀信”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很好的機會。毛澤東希望通過回複林彪來信的方式，闡明他對中國革命和紅軍前途的看法。

1930年4月，麵對蔣介石國民黨的四麵鐵桶般的圍剿追殺，共產黨內高層聽信共產國際的盲目指揮，以及中國工農紅軍沒有供給生活極其艱苦人員傷亡人數不斷增加，紅軍官兵情緒低落，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之下，盡管戎馬倥傯之時，毛澤東在百忙之中仍給林彪複信。除了給中共中央寫匯報信比較長之外，毛澤東很少寫長信。這是一封公開信，毛澤東在古田鎮整整花了一天時間寫畢，此信長達7000字。

毛澤東這封信，後來在20世紀50年代收入《毛澤東選集》時作了刪節，信的開頭一段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沒有的。

毛澤東是這樣寫的：“新年已經到來幾天了，你的信我還沒有回答。一則有些事忙著，二則也因為我到底寫點什麽給你呢？有什麽好一點的東西可以貢獻給你呢？搜索我的枯腸，沒有想出什麽一點適當的東西來，因此也就拖延著。現在我想得一點東西了，雖然不知道到底於你的情況切合不切合，但我這點材料實是現今鬥爭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就把它提出來。

我要提出的是什麽問題呢？就是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我從前頗感覺、至今還有些感覺你對於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會議席上，你這個觀點最明顯。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讚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隻讚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遊擊；同時在三區域也沒有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似乎你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有用比較輕便的流動遊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來一個全國暴動，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形勢的大革命。你的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於中國的革命不適合的。你的這種理論的來源，據我的觀察，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最後階段中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認識清楚。“

以上這些被刪去的原文，可從中共中央北方局1944年印行的《抗戰以前選集》中查到。

在回複信中，毛澤東除對那些右傾悲觀思想作了分析批評外，更多地是深刻闡明了他的關於中國革命要“以鄉村為中心，以農村根據地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在信的最後，毛澤東以充滿詩意的筆觸描繪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

毛澤東信中這樣寫道: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隻應該也隻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毛澤東這封信，寫得這般瀟灑，表明他對革命充滿必勝的信心。

該信的目的是要勉勵林彪及其他一些紅軍指戰員振作精神，克服悲觀心理，激起他們對於在農村創造大片紅色割據局麵的熱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

信的結束語，也是後來被刪除的。原文是：“我所不讚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之對於爭取群眾促進革命高潮的任務，就必然不能如你心頭所想的完滿地達到。我這封信所要說的主要就在於這一點。“

在古田鎮賴家坊“協成店”小屋，油燈徹夜通亮，毛澤東一氣嗬成寫完了給林彪的這封長信，同時加上《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的標題。毛澤東在致信林彪的同時，並責成紅四軍政治部將複信油印發至紅四軍各大隊黨支部，以便讓更多的指戰員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圖。顯然，毛澤東給林彪的這封複信，已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間通信的意義。

林彪致函黨中央，要求編輯《毛選》時隱去本人姓名。

1941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經中央書記處研究決定，毛澤東親自主持在延安編印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書中收錄了毛澤東致林彪的這封信，作為整風的重要文獻供幹部學習。1942年中央軍委編印的《軍事文獻》、1943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兩條路線》、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編印的《抗戰以前選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編印的《黨的路線問題選集》、1947年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編印的《毛澤東選集續編》，均收錄了這封信。可見，毛澤東對此信的價值非常看重。

1947年，中共中央東北局開始醞釀籌劃出版一部《毛澤東選集》。由於這封信的特殊曆史地位，中宣部為此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編選《毛澤東選集》時要收入毛澤東致林彪的這封信。

1948年2月28日，時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的林彪致電中宣部，表示這封信的內容有很大的宣傳教育意義，他本人同意向黨內外公布，同時又表態說：“為不致在群眾中引起誤會，希望隻公布信的內容，而不公開我的姓名，避免對內情不了解的人發生種種無益的推測。”

林彪的這份電報由中宣部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隨即作出指示：1.這封信不要出版；2.請陸定一、胡喬木負責將這部選集的書稿全部審閱一次，將其中不適宜公開發表的及不妥當的地方標出，並提出意見，待修改後再出版。因此，1948年出版的東北書店版和晉察冀版《毛澤東選集》中均沒有收入這封信。

可是，此信畢竟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分量很重。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由中共中央統一編輯《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親自主持這項工作，此信再次入選。不過，為不引起黨內同誌對林彪的誤解，毛澤東將信的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信中凡是批評林彪的地方都作了刪改，公開發表時通篇文章沒有出現林彪的名字。

盡管“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的地位如日中天，成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正式寫入黨章，但是“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一直成為林彪心中未能去除的一塊心病。

1969年9月，林彪回到井岡山故地重遊。由於心情不錯，一向身體虛弱的他居然能爬山涉水，登黃洋界觀雲，臨小井龍潭聽瀑，到七溪嶺追憶往昔。興致勃勃的林彪讓他人捉刀，填寫《西江月·重上井岡山》一詞：

繁茂三灣竹樹，蒼茫五哨雲煙。井岡搏鬥憶當年，喚起人間巨變。紅日光彌宇宙，戰旗湧作重洋。工農億萬誌昂揚，勢把敵頑埋葬。

四十年前舊地，萬千往事縈懷。英雄烈士啟蒿萊，生死艱難度外。誌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輝煌勝利盡開顏，鬥誌不容稍減。

其中“豈疑星火燎原”一句，林彪顯然是想把那筆舊賬一筆購銷。據雲，擬稿者最初寫作“何疑星火燎原”，卻被林彪改為“豈疑星火燎原”。

如此反反複複，曆史雲遮霧障。直至1991年《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問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題注才如實寫上：這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