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警察》如何保護那些權貴

《沒有警察》如何保護那些權貴

 

毛澤東時代，看到的隻是兒歌裏的《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給警察叔叔手裏》的交通警。還有就是城市街道的戶籍警。農村人民公社的保衛科，一個科長幾個科員。還有就是全民武裝的民兵連民兵營。

當年邪教包圍中南海時被警察趕到國外去了。如今這些邪教成員躲在西方世界裏，就不懂得《沒有警察》如何來保護來那些權貴們，因為邪教成了權貴的吹鼓手。

中國的走資派官員和新生的資本家階級是需要《警察世界》來保護的。所以走資派鄧小平改革開放後開始恢複公檢法的機關，配備官員，動用大量國家財政來擴大警察隊伍。如此多的警察還不夠用，就改個名頭成立城管、農管、文管、保安等幾乎各行各業每一個社會角落都充實著打手。他們見到權貴點頭哈腰，見到平民百姓就鐵麵待之。

走資派鄧小平改革開放的1978年初，在第17次全國公安會議，完全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公安工作。 但在同一年的1978年末就恢複檢察院。 1979年重建1959年撤消的司法部（同時撤消的監察部，不久也重建了）。 1980年中央政法委成立。 1983年中央政治大學成立……

根據中央（1982）30號文件，解放軍地方部隊改為武警部隊（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是公安部隊），以後又陸續將一些“裁軍”的野戰部隊劃入，其輕兵器等裝備方麵有些已高於野戰軍，說明軍隊的主要使命已經發生變化。但是，武警卻沒有經受住第一場重大的考驗，“6.4”後，武警部隊的整個領導班子全調換，本來應屬他們的任務，卻不得不調動整建製的野戰軍來完成。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幾次大規模的擴大警察隊伍。 “全國法院的定員從83年的15萬人擴充到91年的25萬人”。為適應1983年的“嚴打”，上海為此建新押點一次就撥款5000萬元，“為接收新判決的犯人”，安徽各地市計有阜陽等7個地區，合肥等6個市“又籌建和收回了21個勞改場所”；湖南“全省有14個地（州）、市和75個縣新辦勞改場所90個”；江蘇“1987年共28個監管單位比1980年增加14個”，“幹警比1980年增長近2倍”；山東除接受和新建一些省管單位外，同時在10地、市各建勞改隊1個（聊城未建）……離任前的司法部長張富森今年4月7號在人民大學法學院做報告中說：“全國監獄達到標準需要財政投入200億元……尚有70多億的缺口。” 從“十一大”強調法製建設，到“十五大”確認“依法治國”，並通過九屆人大入憲。1983年7月19日走資派鄧小平同公安部長談話，確定“嚴打”。

新中國成立後，在社會治安、改造罪犯上取得了世界各國少有的成績。從新中國第一個勞改農場——北京清河開始，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國興建了一大批工農業勞改企業，例如黑龍江省“為落實中央南犯北調和建設商品糧基地的任務”，至1956年“新建22個勞改農場，6個勞改工廠”。 1955年至1958年，10餘萬犯人從湘、蘇、贛、閩、浙、粵、予、魯、鄂、京、遼、津等13個省、市調入。江蘇省的省管勞改企業，1966年的年利潤1692萬元（其後到1978年為5690萬元，1983年2460萬，1987年5225萬）。 1956年上半年，由於超體力勞動，全國犯人非正常死亡增多，受到毛澤東的嚴肅批評：“有些人隻愛物、不愛人”，“不要想在勞改犯人身上搞多少錢”，“把犯人當成勞役，隻有壓服”。

1958年，北京市的犯罪率曾降至萬分之三點八（共2428起。1957年是6125起，為萬分之十五點五）。今日許多年青人從長輩那裏知道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實際上是1958年的新中國留下的印象，但是，“大躍進”中的政法戰線也刮了一股“浮誇風”，這就是當時推廣到全國的“十無”，即無反革命、無刑事犯罪等，有些地方發展到“三十五無”（如河南）、“百無”（山東一些地方）具體到：“無50元以上的偷盜”、“無交通事故”等，在貫徹中摧殘了多少將來有可能“對抗領導”，實則有個性的青少年！ ！ ！這一個被“第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肯定的經驗，卻遭到了毛澤東的痛斥。它確實是受蘇聯上世紀三十年代那一套殘酷的作法的影響，也有西方刑事人類學龍勃羅梭的剝奪犯罪能力理論的影響，還應該有當時大張旗鼓地貫徹彭真這一指示的影響：“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會治安情況和政治情況搞的像玻璃板、像水晶石、像鏡子一樣”。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政法界提出了新中國犯罪“五次高峰”說，即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中都有一年犯罪高峰，80年代是第4次，90年代是第5次，今年3月24日的《嘹望東方周刊》發表的文章說，“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第4次犯罪高峰期，發生大案10萬起，是前3次高峰刑事大案總和的2倍；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湧來並持續到現在的第5次犯罪高峰，發案率上升到80年代前半期的8倍”。

官方公布的數字：“1999年，全國刑事立案統計數據，自1992年以來首次突破200萬起，2000年又升至360多萬起，與上年相比，增幅達61.7％”，“2003年，全國公安機關破獲當年的刑事案件1842699起，破案率41.9％”。 “2000年，中國法院係統判處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比1996年上升了6倍”。

德國施奈德的《犯罪學》認為：“犯罪統計是犯罪學最重要，但也是最困難的任務之一”。據公安部的一項研究：1985、1987、1988年對15省、市的300個派出所為期3年的刑事隱案調查，犯罪明數最多隻占實際發生的1/3，公安大學一位教授估計的“明、暗”比例應為1/10。還有一個“不破不立”，即破案、立案的關係。 20多年來立案標準也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調高。就此，四川數字稱每年的“8類嚴重暴力犯罪的立案數都在30000起左右”，一個鄭州市2004年就“抓獲各類違法犯罪嫌疑人4萬餘人”，人口小省雲南被刑事犯罪致死的“平均每天7人”……

當年，鄧小平曾說：“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加，……原因在哪裏？主要是下不了手”，“必須依法殺一批，有些要長期關起來”。鄧小平決定“嚴打”的83年7月19號談話中說：“那一次政治局會議討論打擊經濟犯罪問題，講到從重從快從嚴時，有同誌冒了一句，說還要搞準。我說，沒有準不準的問題，……有什麽準不準的問題？是下不了手！”對公安部報告中說“要多作教育、疏導和預防犯罪工作”時，小平批評說：“這樣四平八穩解決不了問題。”他說“搞得不疼不癢的不行”。 ——這其中有同誌講“準”的問題和公安部的“多做教育”，顯然是毛澤東時代的“老調子”，不符合鄧的風格。 83年“嚴打”殺了多少？恐怕要以萬計。正常呢？ “根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秘書長關於死刑的第6個五年報告的統計，中國在1994年至1998年執行死刑12338起，並指出中國是所報道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茅與軾的數字更驚人，每年處死超過一萬五千人。今天的網上還在爭論一年判死刑是一萬還是四萬的問題。現在媒體已認為，第一次“嚴打”時，全國人大通過的《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中第一條……，就“為濫用死刑打開了閘門”。

83年“嚴打後”，僅上海就上萬名罪犯送往新疆、青海，各地也都不在少數，天津注銷了成千的勞改釋放人員的城市戶口，“送邊遠地區”。

理代刑法之父貝卡利亞說：“犯罪的罪行越重，對社會造成的危害越大，對待犯罪的手段越嚴厲”。那麽，再犯罪的手段也是否也會隨之升級，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呢？這個道理，二千多年前的我們的老祖宗都懂。

“嚴打”也使酷刑、虐犯放開了手腳，進口警、械具提供了虐犯的“玩具”，各地在刑偵實踐中還發明了不少刑訊“專利”，即使對錯“掉”進去的同行也不客氣，也包括類似宣傳中對張誌新那種臨死前控製說話的殘酷手段。近日又報導的景德鎮市第二看守所被關人員按送錢分坐牢檔次。牢頭獄霸打死人事件，這是今天各地看守所普遍存在的現象。這類事情的報導已經不少，尤其是孫誌剛事件曝光前後。古代漢朝就曾廢除過肉刑，清朝宣統年間也為此頒旨，今天盡管不斷曝光，不斷打擊，仍“非常頑固”，存在著，這其中，市場經濟和腐敗起了更大的作用。

當今中國最大的犯罪現象，應該是腐敗，以及腐敗滋生的犯罪。我們今天要告訴民眾的已經不是有多少幹部腐敗了，而是還有多少幹部沒有腐敗！那些成熟的政客懂得，共同腐敗是官僚內部的穩定劑，為此才好理解一代又一代新的大家族要帶頭富起來。他們是以亡黨、亡國的風險為代價的，實際上他們是真正願意亡國，隻有亡國，他們將來才不會有原告，但就今天來說，腐敗犯罪已使全社會從下到上，從個人到國家，全部失去了安全感。

一位老刑警隊長說，今天許多犯罪分子作案前就已經作過計算，包括風險成本。犯罪後能找到的關係，後者能包庇，擺平的力量。有的幹脆事先和司法人員，甚至司法機關進行交易,共同安排作案，破案和善後。這位正在服役的警察攜夫人在南方坐了兩趟長途汽車後，感慨的說：“還是他們(黑社會)能保證安全，更講規矩。”腐敗也腐蝕了國家機器，法學家賀衛方引用普通民瑤：大沿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還說法製不健全，按此邏輯法製越健全，供他們吃的東西就應該越多。這可能是法治社會的一條潛規則，區別恐怕隻是有沒有規矩（立法和宣傳修飾）。

鄧小平也認為：“隻靠打擊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翻二番，把經濟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徑”，如今，按官方數字，經濟已翻了二番，而刑事犯罪翻了更多，更多的番，世界上還沒有靠把經濟搞上去來根本解決犯罪問題的先例，也不會有後例，屬常識問題。司法部監獄局1995年所作的一次比較全麵的大規模調查表明，以侵犯財產與金錢為驅動力和團夥犯罪是在押犯的兩個基本態勢。據《中國青年報》今年8月19日文章，宣布邁入小康社會，被譽為“溫州第一強市”的樂清市，“2000年至今年6月，當地因爭權奪利引發的雇凶案件，經批捕的就有47起，涉案的雇凶者近50人，他們九成以上是個私企業家，富人村官等”。是否叫越富越惡。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切向錢開”，“不管白貓黑貓”，“膽子再大一點”的社會主流意識，恐怕是和社會犯罪的心態緊密聯係的。

鄧小平：“隻靠打擊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翻二番，把經濟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徑”，如今，按官方數字，經濟已翻了二番，而刑事犯罪翻了更多，更多的番，世界上還沒有靠把經濟搞上去來根本解決犯罪問題的先例，也不會有後例，屬常識問題。司法部監獄局1995年所作的一次比較全麵的大規模調查表明，以侵犯財產與金錢為驅動力和團夥犯罪是在押犯的兩個基本態勢。據《中國青年報》今年8月19日文章，宣布邁入小康社會，被譽為“溫州第一強市”的樂清市，“2000年至今年6月，當地因爭權奪利引發的雇凶案件，經批捕的就有47起，涉案的雇凶者近50人，他們九成以上是個私企業家，富人村官等”。是否叫越富越惡。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切向錢開”，“不管白貓黑貓”，“膽子再大一點”的社會主流意識，恐怕是和社會犯罪的心態緊密聯係的。

2003年11月20日 ，第20次全國公安會議重申：“堅定不移的貫徹嚴打方針，建立經常性嚴打機製，始終保持對刑事犯罪活動的高壓態勢”。公安部主辦的《公安研究》2004年第7期發表雲南省公安廳長江普生的文章說：“綜觀20多年嚴打整治鬥爭的曆程，出現了這樣一個怪圈，即：發案、破案、抓人；發案多、破案多，抓人多，發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簡而言之，就是“打不勝打，防不勝防”。這當然是“新政”的“新思維”，借一個地方警察頭子發表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