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考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考

 

新中國成立後在繁重的社會主義建設任務中，毛澤東專門成立讀書小組，集體研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足見他對經濟建設指導理論的重視。1959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給小女兒李訥的信中說：“我甚好。每天讀書、爬山。讀的是經濟學。我下決心要搞通這門學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37頁。】

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過程中，毛澤東希望找到一條中國應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道路。所以，毛澤東始終重視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相比較，尤其是從反思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之中思考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路。毛澤東認為，“學習蘇聯，要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教科書有缺點，但比較完整”【《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頁。】。

在《談話》這篇重要文獻中，毛澤東提出了一係列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創造性見解。擇其要者，包括：社會主義可以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由於中國長期貧窮落後，又長期遭受帝國主義的欺負和壓迫，所以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

1954年6月，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要用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的時間，打下一個基礎。用十個五年計劃即五十年時間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設想。此後，毛澤東多次闡述了他這個要準備長期奮鬥的設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取得的經驗和教訓，通過黨中央及時糾正失誤，號召全國“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使毛澤東更加堅定了這個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按“五年計劃”己經開始穩步發展。

在《講話》中，毛澤東強調“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毛澤東還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的階段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要波浪式發展。俗話說，欲速則不達。馬克思主義也認為，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首先是一個自然曆史過程，“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頁。】。而且，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

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不能操之過急。急於求成，希望一蹴而就，反而辦不成事，而且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穩步向前發展。對此，毛澤東在《談話》中強調指出：“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這告訴中國共產黨人，盡管中國廣大人民群眾迫切希望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但是決不能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否則，隻會如同1958年大躍進中劉鄧刮起超越中國實際情況的“共產風”，給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社會發展帶來更多的矛盾和困難。大躍進中的“共產風”是在誤導全中國人民群眾，沒有按照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自然規律。

毛澤東認為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各階段發展的動力。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是一個由許多矛盾構成的複雜矛盾體係，其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矛盾，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成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分析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36頁。】”1957年2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不僅強調“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的觀點，而且創造性地提出了兩類矛盾的學說，並強調解決經濟領域中的矛盾，應依據發展生產，統籌安排，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的原則。

然而，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卻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是完全適應於生產力、上層建築是完全適應於經濟基礎的。即便是承認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也是在承認“完全適合”的前提之下。對此，毛澤東指出，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乃至共產主義社會仍然會起作用。他辯證地分析指出：“從世界曆史來看，……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頁。】

在《談話》中，毛澤東還進一步明確指出，不說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不準確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頁。】“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頁。】他還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裏麵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適合於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頁。】這不僅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國家政治生活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戰略與布局。通過怎樣的經濟發展戰略來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曆史任務，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重大課題。對此，毛澤東進行了長期的艱辛探索。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指出“沒有工業，……便沒有國家的富強”，要“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1801頁。】。從50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對我國經濟建設道路的構想，逐步由“實現工業化”向“整個國民經濟現代化”的轉變。在《談話》中，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進一步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這就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實現“四個現代化”戰略任務的表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工業化的理論。

國民經濟隻有在綜合平衡下才能持續協調穩定的向前發展。在《談話》中，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0頁。】在《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一文中更是明確提出：“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頁。】因此，在《談話》中，毛澤東在工農業發展的總體布局上，再次強調我國需要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行工農業同時並舉。他指出：“蘇聯和我們的經驗都證明，農業不發展，輕工業不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利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頁。】；“要使重工業迅速發展，就要大家都有積極性，大家都高興。而要這樣，就必須使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輕重工業同時並舉”【《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頁。】。

毛澤東認為如何完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製。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所有製問題解決之後，管理問題就是最重要的問題。在《講話》中，他指出：“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這方麵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頁。】

為了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製的優越性，毛澤東主張在保證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實行中央與地方分權，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他在《講話》中說：“都是全民所有製的企業，實行不實行中央和地方分權，哪些企業由誰去管，這些都是有關建設的重大問題。中央不能隻靠自己的積極性，還必須同時依靠地方的積極性。”【《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頁。】他還主張無論是中央部門管的，還是地方各級管的企業，都要在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權。

在《講話》中，毛澤東指出，《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的權利。他認為，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所以，他強調：“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等等。這些方麵都是屬於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這種關係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頁。】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要堅持走自己的路。“以蘇為鑒”，走適合中國情況的道路，是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特點。1956年4月4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明確地提出：蘇共二十大給我們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在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毛澤東十分讚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關於每一個國家都要“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的論述：“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雖然在主要方麵和基本方麵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個脫離了帝國主義體係的國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個國家發展的曆史、民族、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人民的傳統，以及某一個時期的國際環境產生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9頁。】毛澤東之所以讚同這句話，是因為這個提法體現了普遍規律和具體特點相結合，與他一貫主張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一致的。

為了走好自己的路，毛澤東還指出，學習和實踐是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必然階段。他認為，“任何人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也沒有什麽先知先覺”。【《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頁。】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麽“先知先覺”。在《談話》中，他語重心長地說：“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複實踐，反複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並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隻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頁。】

在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毛澤東深感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存在著嚴重的資產階級的成分，有中國共產黨內部從高層到中下層幹部中熱衷於搞資本主義的那一套。主張複辟資本主義私有化經濟建設模式，所以毛澤東重提“階級和階級鬥爭“以發動文革。在文革中以“抓革命促生產“，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