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下鄉巡回醫療培訓赤腳醫生

專家下鄉巡回醫療培訓赤腳醫生

 

在文化大革命經鬥爭批判之後的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以及各種舊的資產階級的，不合理不利於工人農民的舊製度的改革時期，尤其是醫療改革以“六二六指示“下，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農村醫務工作者及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農村醫療衛生工作出現了飛躍發展。以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病床的分布為例，1965年農村隻占40％，到1975年這個比重已提高到60％。全國衛生經費的65％以上用於農村，而“六二六”指示對農村巡回醫療和合作醫療的有力推動，更為改變農村醫療衛生麵貌奠定了基礎。城市衛生人員到農村開展巡回醫療製度也逐漸確立，凡主治醫師以上的醫藥衛生技術人員，除年老體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輪流參加巡回醫療。很多知名專家也紛紛下鄉，在為農村百姓看病的同時培訓和輔導大批赤腳醫生。《分期分批輪流參加巡回醫療》《很多知名專家也紛紛下鄉》《培訓和輔導大批赤腳醫生》《為農村百姓看病》。

到1975年全國城市和解放軍醫務人員先後有110多萬人次下農村巡回醫療，有十幾萬城市醫務人員在農村安家落戶。高等醫藥院校畢業生的70％以上被分配到農村。全國5萬多個農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衛生院，巡回醫療製度一直延續至今。毛澤東大辦合作醫療的號召促成了1969年《合作醫療》的高潮，到1976年全國農村合作醫療普及率達到90%以上。前30年在缺醫少藥、衛生條件薄弱的社會環境下，中國公共衛生以控製傳染病為衛生工作重點，以預防醫學係與衛生防疫站為依托，走群眾路線，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逐步建立了覆蓋全國城鄉的公共衛生體係；逐步防治了血吸蟲病和麻疹等，基本控製了惡性傳染病和性病，保障了人民健康，提升了人均預期壽命，保證了我國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確定的標準，衡量一個國家人民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指標：一是人均期望壽命，二是嬰兒死亡率，三是孕產婦死亡率。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均期望壽命為35歲，1978年提高到68.2歲；嬰兒死亡率，新中國成立初為200‰，1981年下降到34.7‰；孕產婦死亡率，新中國成立初為1500人/10萬人，1989年下降到94.7人/10萬人。這三大指標的變化，標誌著中國國民的健康水平的巨大進步。

總結起來，毛澤東時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衛生成就，其經驗有如下幾方麵：

第一，建立公費醫療製度，政府對衛生事業大規模投入。新中國一直將衛生機構作為社會福利，實行低於成本的醫療收費，降低基本藥品的價格，保障廣大勞動人民能夠得到基本醫療服務。五六十年代三次大幅降低醫療價格。第一次是1956年，藥品加成費減少30%，手術費減少60%，接生費減少50%，普通掛號費減少30%。1958年和1966年醫療價格進一步降低，而政府投入逐年增加，到1978年國家每年投入衛生事業費從建國初的1.9億元增加到22.4億元，衛生基本建設費由建國初的1.3億元增加到3.2億元。60年代初期，我國逐步實施了對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和結核等7中傳染病的常規免費接種，對血吸蟲病、麻風病、瘧疾、地方性甲狀腺腫以及子宮脫垂等婦女病，國家免費普查普治。[iv]衛生醫療服務機構都是政府或集體直接創立並管理的公共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目標是提高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衛生醫療服務收入與機構、從業人員個人經濟利益之間沒有聯係。

第二，建立起成本低、見效快、符合落後國家國情的赤腳醫生製度。赤腳醫生“養得起、用的動、留得住”，生活在生產單位，半農半醫或半工半醫，隨叫隨到，服務熱情。雖然隻經過短期醫療技術培訓，但數量龐大，紮根基層，通常不分晝夜，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赤腳醫生為長久以來不願意外出看病、無錢看病、缺醫少藥的廣大農民提供了他們急需的醫療衛生服務，因而很快贏得了廣大農民的認同和尊重。赤腳醫生在落後、愚昧的農村大力宣傳衛生知識，鼓勵群眾移風易俗，發動群眾起來同不良衛生習慣作鬥爭，開展以除害滅病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等，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衛生麵貌。不僅如此，為了對廣大赤腳醫生進行培訓而編寫的《赤腳醫生手冊》，不僅成為廣大赤腳醫生人手一冊的必備讀物，而且也成為很多城鄉居民維護健康的簡明讀本。

第三，發展農村合作醫療製度，建立以政府為主體向全體人民提供免費的醫療衛生服務模式。任何一種公共衛生製度都需要相應的經濟製度支持。赤腳醫生是建立在農村合作醫療製度基礎上的，赤腳醫生身份還是農民，就生活在農村，靠掙工分（補貼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現）生活，看病和參加農業勞動都會給赤腳醫生記工分，年末憑工分取酬，因此農民們養得起。藥品是醫療體係中比較昂貴的部分，尤其建國前30年醫藥工業還不發達，獲取西藥往往難度很大。赤腳醫生使用的藥品很有限，一般隻有止痛消炎針劑、紅汞、碘酒、阿司匹林等。為了增加為農民治病的藥品，減少農民的醫藥負擔，他們經常上山采集中草藥。人民公社會留出一塊地，發動群眾自己動手種植、采集、製作中草藥，自種、自采、自製、自用（後來被概括為“四自”），給當地農民治病。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錢的合作醫療費，村裏再從集體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 5 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別老痼疾病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群眾每次看病隻交 5分錢的掛號費，吃藥就不要錢了。農民們在大隊衛生室或者公社衛生院看病，醫療費用主要從公社和大隊積累資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員基本上不花什麽錢，有的地方連 5 分錢的掛號費也不收，這怎麽能不受到廣大農民的由衷擁護和歡迎呢？

第四，建立三級衛生網絡，覆蓋全部基層單位。三級網絡即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組織體係，縣級有縣醫院、防疫站和婦幼保健院，鄉級有鄉鎮衛生院，村級有村衛生室，在城鎮三級網絡由市、區兩級醫院和街道、廠礦門診組成。中國的衛生網絡是借鑒蘇聯經驗、並結合農村合作醫療製度改進形成的。縣一級醫療衛生機構絕大多數是由國家投資，包括基本建設、儀器設備、人員工資和業務費用等；公社衛生院1/3由國家投資建設，其餘2/3由集體籌辦，國家給予一定的經費補助；大隊衛生所全部由集體和個人共同籌集資金舉辦，國家在預防接種、人員培訓以及醫療設備方麵給予補助。基本實現“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的農村醫療衛生保障，以“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合作醫療製度和赤腳醫生(承擔治病和防病的雙重責任)”為三大特征的預防保健體係不斷發展壯大，創造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獨特衛生工作方式。以山東省掖縣為例，全縣人口83萬，設有縣級衛生機構7個，公社衛生院27個，大隊衛生所1010個，全縣基本形成較為完整的縣、社、隊三級衛生醫療網絡。到1975年，全國縣醫院2 324所，病床26.3萬張，衛生技術人員179 654人；公社鄉鎮衛生院54 026個，床位62萬張，衛生技術人員749 912人，分別比1965年增長了46.15%、368.18%和249.73%。到1983年，全國已有衛生機構19.6萬個，衛生防疫站3274個；全國共有鄉(公社)衛生院55559個，床位74.6萬張。

第五，通過群眾運動開展公共衛生事業，改善居民的衛生素養和衛生習慣。衛生工作的對象是群眾，但由於衛生工作關係到群眾的生、老、病、死等切身利益，因此群眾天然地會關心這些問題，從而蘊藏著巨大的能量和積極性。把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實際上就是把衛生科學知識交給群眾，使群眾不僅是衛生工作的對象，同時也是衛生工作的主動參與者，甚至在某些方麵還是衛生工作的主體。讓群眾與自己的不良衛生習慣作鬥爭，同時積極主動地投入到防病治病的衛生工作過程之中，將能極大地動員衛生資源，降低衛生工作的組織成本。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央要求著重抓好城市廠礦、農村衛生，並把突擊活動與經常保潔結合起來。不少基層單位成立了清潔隊，並建立了衛生掃除日等各種製度，保持了車間、居室、食堂、廁所等內、外環境清潔整齊，從而使居民患病率逐漸下降，健康水平有所提高，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第六，大力發展醫藥工業，並用中藥彌補西藥不足。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醫藥工業基礎十分薄弱，全國原料藥產量不足百噸，大部分藥品依賴進口，藥物缺乏且價格昂貴。國家確立了以製造原料藥為主、製劑為輔、對中藥有計劃地進行整理的發展方針。中國醫藥產業迅速發展，到1965年，六大類原料藥（抗菌素、磺胺、解熱藥、維生素、抗結核藥、地方病藥）和三大類製劑藥（針劑、片劑、大輸液）在基本滿足國內防病治病需要的基礎上，還有一定數量的出口。堅持“中西醫並重”的衛生工作方針，高度重視中醫藥和民族醫藥物美價廉的特點，使中醫藥和民族醫藥在公共衛生、重大疾病防治和基本醫療服務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如江蘇省灌南縣民間醫生周大春的治療血管瘤的五妙水仙膏，北京雙橋老太太羅有名的王氏正骨和湖北使用斷腸草治療關節炎等快速、經濟、高效治療疾病的經驗被衛生部認可並全國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