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向工農兵良好醫德醫風的建立
轉載《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和實踐及其現實意義》(二)
作者:李玲 來源:李玲教授博客
三、“麵向工農兵”的思想:建立麵向全體人民的公平的醫療保障製度,保基本、強基層健康是人的基本權利,公平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是社會公平的基石。建國初期,在毛澤東推動下,我國在建立計劃經濟體製的同時,就建立了覆蓋城鎮居民的勞動保險和公費醫療製度。但是,直到60年代,城市和農村醫療服務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據1964年的統計:在衛生技術人員分布上,高級衛生技術人員69%在城市,31%在農村,其中縣以下僅占10%。全國衛生事業費9億3千餘萬元中,用於公費醫療的2億8千餘萬元,占30%,用於農村的2億5千餘萬元,占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僅占16%。對此,毛澤東於1965年在“626指示”中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老爺部”,並且做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在這一號召下,衛生部組織了巡回醫療等措施,但是畢竟沒有從製度上解決問題。為此,毛澤東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又親自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和普及和赤腳醫生運動。
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製度是在毛澤東親自推動下才建立的。合作醫療製度是農村人民公社製度的一部分,為解決我國農民看病問題起了重要作用,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醫療保障製度。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農村合作醫療的萌芽,為解決農民看病問題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久隨著經濟調整,覆蓋麵大幅度下降。1962年8月,衛生部批評過去幾年“在治病方麵,一個時期有公社包下來的傾向[16]”。到1964年,全國農村隻有不到30%的社隊還維持合作醫療。1968年,湖北長陽等地的農民又自發搞起合作醫療,毛澤東給予了大力支持。1968年11月,毛澤東親自批轉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人民公社舉辦合作醫療的經驗,並稱讚“合作醫療好[17]”。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發《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製度》的報道,介紹了樂園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經驗。隨後,《人民日報》用一年時間,連續組織了23期專稿,開展大討論。在這次大討論的推動下,從1969年起,全國出現了大辦農村合作醫療的熱潮,到70年代末,覆蓋率達到90%。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病床的分布1965年農村隻占40%,到1975年這個比重已提高到60%。全國衛生經費的65%以上用於農村。1968年9月,他又對調查報告《從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號召廣大城市醫務工作者向赤腳醫生學習。赤腳醫生成為為我國農民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主力軍,最高峰時全國有約500萬赤腳醫生和農村衛生員,大大改善了城鄉醫療服務不公平的狀況。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把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18]”。2003年之後,我國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2009年以來,深化醫藥衛生體製改革提出“保基本、強基層、建機製”的原則,這都是對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的繼承。
四、衛生工作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黨的群眾路線在社會建設領域的體現走群眾路線,把群眾“組織起來”,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醫療衛生事業,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是技術和人才的缺乏。毛澤東在領導中國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創造性地發揮了我們黨“群眾路線”的做法,把群眾運動和維護健康結合起來,通過發揮群眾集體協作的力量,彌補了技術和專業人才的缺乏,而且使醫療衛生成為人民普遍參與的事業,促進了社會建設、移風易俗。
毛澤東對愛國衛生運動的關注,是他關於衛生工作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的集中表現。1957年2月在《關於講衛生、除四害問題的批語和信》中要求,“中央和國務院應聯合發一個指示,號召全民動員,講衛生,除四害,立即動手,分步進行”,“內容要把人人振奮、改造國家,帶動消滅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講清楚”[19]。1958年為中央起草《關於在全國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的通知》說,“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達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和每一戶人家,鄉村一定要到達每一個合作社、每一個耕作隊和每一戶人家[20]”。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他批轉的福建省一個報告指出,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體會是:廣泛深入地發動群眾,采取多種多樣的方法展開宣傳活動,真正做到家喻戶曉,“戶戶動員,人人動手”。領導親自動手,書記掛帥。大部分地區的黨政軍負責同誌親自帶領廣大幹部和群眾投入運動,提高了群眾除四害的信心。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冬季愛國衛生運動的通知,提出年愛國衛生運動的具體要求。毛澤東於1月上旬,親自檢查了杭州市小營巷的衛生情況。在毛澤東領導和號召下,愛國衛生運動成為將群眾路線運用於衛生防病工作的偉大創舉,通過有效的社會組織將中國政治優勢、文化優勢轉化為人民群眾的福利,以較低的成本實現了較高的健康績效。
毛澤東衛生工作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做法,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我國在防治血吸蟲病上取得的成就。血吸蟲病是當時在我國流傳麵廣、危害深的主要傳染病之一,1955年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血吸蟲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它關係到民族的生存繁衍,關係到生產的發展和新農村的建設,關係到青年能不能參軍保國,我們應該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向全國人民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1956年四次就召開防治血吸蟲病會議做出批示[21],推動這項工作。但是在如何開展血防工作上,衛生部門並不讚成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認為“農村缺乏安全的醫療設備,工作的重點應當是在縣城開辦正規的現代醫院”[22]。毛澤東則推動各地通過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方式進行血防工作[23]。
五、樹立良好醫德醫風,激發醫務人員的職業榮譽感
醫療衛生服務十分複雜,難以監管,醫務人員自身的醫德醫風對保障服務的質量有很大作用。在醫療衛生工作中,是單純用經濟手段激勵醫生,還是樹立良好醫德醫風,用救死扶傷的榮譽感來激勵醫生?這是醫療衛生體製中的重要問題。毛澤東一貫提倡,發揚良好的醫德醫風。抗日戰爭時期,他把白求恩大夫樹立為“為人民服務”的典範,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不自私自利的精神。[24]”1941年,毛澤東同誌在為延安醫科大學的題詞中,提出“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25]。”毛澤東還十分重視對衛生人員政治和業務素質的培養與提高,他十分強調“醫生一定要政治掛帥”。1968年,他在一個相關報告中批示:“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和大多數能夠同工農兵結合,有些人還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造舊思想[26]。”在他這些思想的感召下,再加上當時的經濟社會環境影響,這一時期的醫務人員有著很高的社會地位和威信,醫患關係十分融洽。
六、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對當前深化醫藥衛生體製改革的啟示
2009年以來,我國開始深化醫藥衛生體製改革,取得明顯成效,但還有一些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尚未解決。各級政府對衛生工作的重視仍有待提高,公立醫院醫務人員激勵機製仍然扭曲,醫務人員執業環境和職業精神有待改善。財政補償的長效機製有待建立。隨著改革觸及藥品生產流通環節和醫院舊體製機製,對利益調整力度加大,改革還將麵臨一些阻力。這次醫改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對曆史的延續。回顧毛澤東的醫療衛生思想和實踐,對今天的深化醫改有如下啟示。
第一,把人民健康作為國家發展的中心目標之一,提高到政治高度。將醫改進一步拓展到維護人民健康、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實現人民健康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高度,實現我國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促進經濟發展轉向依靠科技進步和人力資源優勢的科學發展。
第二,在改革中堅持公平優先原則。當前,雖然比毛澤東時代經濟發展了很多,但醫療衛生資源仍不豐裕,在改革中必須堅持公平優先的原則,使有限資源優先惠及中低收入者。應該以更大的力度,調整財政資金和醫療資源向資源不足地區轉移,在繳費和支付上提高醫療保障的統籌層次,強化其收入分配職能,適當限製高端醫療服務的發展。在一個時期以內,新增的各類醫療資源,原則上應該全部投向資源不足的地區。
第三,堅持適宜技術、適宜藥品的路線。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許多技術密集的、高成本的醫療技術被引進我國,但其中許多是有可以更加便宜、更加經濟適宜的技術替代的。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應通過合適的機製設計,走適宜技術和適宜藥品的發展道路。盡快遏製資源進一步向高端服務集中、向中心城市和富裕地區集中、向晚期治療集中的狀況,走符合國情的醫療衛生發展道路。
第四,把醫改等社會建設事業和經濟發展結合起來。我國醫療衛生工作的曆史經驗表明,加強社會建設,改善公平正義,不僅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經濟增長的紅利。當年,在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情況下,我國建立低水平、廣覆蓋的醫療保障體係,維護了基本民生。公平的醫療保障,保護了城鄉生產力,為實現工業化提供了人力資本支持。我國當前產能過剩、內需不振,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較大和社會保障水平低,應該把加強以保障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作為拉動內需的戰略選擇。
第五,加強醫德醫風建設,重塑白衣天使形象。當前,在“以藥養醫”機製扭曲下,醫務人員的行為發生異化,醫生形象不佳,醫患關係緊張,影響醫患信任和改革深化。應該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強醫德醫風建設,宣傳和樹立白衣天使的正麵形象,號召醫務人員繼承和發揚白求恩精神,為體製機製改革營造積極的文化氛圍。
合作者:江宇
[1]參見李玲等《人力資本、經濟奇跡與中國模式》,載潘維主編《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