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人民為什麽會聽毛澤東共產黨的
現如今，在中國當官的隻要一上台就高減“為了人民“。這些當官的為的是誰呢？所謂的中產階級還是資本家土豪階級，又或是累計幾代走資派官員及其家屬子孫，又或是名人名星各特權階層們。又讓多少的人民能聽隨這些官員們？不僅在中國，就是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社會裏，所謂被“民選“上台的總統總理省長州長大小市長各級議員們，也高喊著“為人民“，且不說參選的“人民“比倒在50%上下外，被幾個政黨分配選票後得到一部分選民的支持外，各位所謂的“政綱“又能為哪一部分人，又能否在當選後實現？又能號召多少人民來聽隨？
想當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剛上井崗山時有幾個人幾條槍。毛澤東不但沒有這個本事向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要援助，而且還要被蔣介石國民黨軍隊追殺圍剿，老家的妻子親人被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殺害，又被挖了祖墳。隻能上山下鄉進入深山農村一直在逃亡，靠什麽隨著時間的變化人越來越多，槍炮越來越多也越精良，假如老百姓不保護不支持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何以能在短短的二十八年後成立新中國。
人民是什麽？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隻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製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製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隻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麵，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麵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麵，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有什麽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工農階級武裝奪取政權之後不這樣，工農階放的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走資派鄧小平不就是一個很好的反麵教育者嗎。沒有走資派鄧小平的複辟資本主義，工農階級還認識不到文革的重要性，還不懂得工農階級武裝奪取政權之後《繼續革命理論》的真理。當走資派強行解散工人階級隊伍不認同是領導階級，迫使幾千萬工人下崗的時候還被忽悠時的不理解，到如今工人及其子孫後代永遠是工人之後應該清醒了。當走資派強行解散農村人民公社時，大量的農民工四處流放於城市造樓的工地上還能得到些用血汗換來的小錢時還滿興奮的，但當高樓大廈樓堂館所完工後帶著傷殘病痛回到老家自生自滅時，留守的老人走了，農田荒了，留守的孩子是農民工二代、三代.....世世代時，農民們又是一盤散沙。農民們也該清醒了。而當官的有官二代，富人家有富二代，星人家有星二代，作家的女兒就是作家.....時。走資派用了四十年的《溫水煮青蛙》成了！（溫水煮青蛙，源於一隻青蛙被慢慢煮死的故事。其論述為如果將一隻青蛙放進沸水中，它會跳出來，但如果將它放進冷水中慢慢加熱，將會察覺不到危險而被煮死。）
有人問共產黨人“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毛澤東回答：“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為什麽？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於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什麽“仁慈”的東西。“你們不仁。”正是這樣。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內存在著，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麵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幹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
對於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後，隻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並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吧，但這是我們對於原來是敵對階級的人們所強迫地施行的，和我們對於革命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並論。
這種對於反動階級的改造工作，隻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才能做到。這件工作做好了，中國的主要的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即壟斷資產階級，就最後地消滅了。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營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親自領導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著名的宣言。這個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誰領導誰這一個問題以外，當作一般的政治綱領來說，這裏所說的民權主義，是和我們所說的人民民主主義或新民主主義相符合的。隻許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許為資產階級所私有的國家製度，如果加上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了。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拿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專政作為壓迫中國平民的工具。這個反革命專政，實行了二十二年，到現在才為我們領導的中國平民所推翻。
罵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他們實行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製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孫中山所說壓迫平民的近世各國的資產階級，正是指的這些人。蔣介石的反革命獨裁，就是從這些反動家夥學來的。
宋朝的哲學家朱熹，寫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還沒有忘記：“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即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道，還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後者學來的。這個學習很要緊。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複辟，革命的人民就會遭殃。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占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
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隻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曆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多次領導過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證。
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還有帝國主義站在旁邊，這個敵人是很凶惡的。中國的現代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上的比重還很小。現在沒有可靠的數目字，根據某些材料來估計，在抗日戰爭以前，現代工業產值不過隻占全國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左右。為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為了使落後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製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和所以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地位，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並且有不少人害怕民眾。
孫中山主張“喚起民眾”，或“扶助農工”。誰去“喚起”和“扶助”呢？孫中山的意思是說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這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什麽原因呢？在帝國主義時代，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原因就在此。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係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些都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走過了曲折的道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曾和黨內的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右的和“左”的。凡在這三件事上犯了嚴重錯誤的時候，革命就受挫折。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使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總結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公式，這就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綱領。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這是值得慶祝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勝利，因為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勝利。但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事情還很多，比如走路，過去的工作隻不過是像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餘的敵人尚待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麵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者算定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失敗。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克服困難，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麽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蘇聯共產黨人開頭也有一些人不大會辦經濟，帝國主義者也曾等待過他們的失敗。但是蘇聯共產黨是勝利了，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向他們學習。國際和國內的形勢都對我們有利，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
鄧小平在閉幕詞中說：“我們這次代表大會，在英明領袖華國鋒同誌主持下，在以華主席為首的大會主席團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全體代表的共同努力……圓滿地完成了我們的莊重任務。?
我們這次大會，是堅持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大會，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團結、堅持光明正大的大會”。?
1978年7月17日《鄧小平同英國朋友詹金森的談話》中說：“中國人民永遠懷念毛主席。我們所取得的成功是與他的領導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是肯定的，我們在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指出這樣性質的大革命今後還要搞，當然怎麽搞，采用什麽方式，不是照抄過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對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確的評價。他說，文化大革命有缺點，但基本是正確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我們中國人民對七分成績是感覺到的。為什麽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鑒於蘇聯變修的經驗……當時黨內就有劉少奇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毛主席糾正了多次，沒有糾正過來。”?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鄧小平同誌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全文約三萬言。他在這個材料中，比較全麵地敘述了他的政治曆史和工作經曆，檢查了他的錯誤。現將他檢查其重要錯誤的部份和敘述他受王明“左傾”路線整他的簡單過程，摘錄如下：?
紅七軍工作時期?
一九二九年夏，蔣桂戰爭之後，俞作伯任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廣西督辦公署主任。俞極力表示進步，要求我黨派幹部去他部隊工作，黨中央即派我作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寧過了一個月左右，情況發生了突然變化，我們決定舉行南寧起義，報告了中央並得到批準。九月的一天，我們帶領第四、第五兩個大隊和教導團的一部份舉行了革命兵變。第四大隊由張雲逸同誌率領開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隊一道走的。第五大隊由俞作豫同誌率領開往龍州，李明瑞是隨五大隊行動的。後以四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七軍，以五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八軍。廣西右江地區，是一個比較有群眾基礎的地區，這裏有韋拔群同誌那樣的優秀的、很有威信的農民群眾的領袖，東蘭、鳳山地區是韋拔群同誌長期工作的地區，是很好的革命根據地，這給紅七軍的建立與活動以極大的便利。我們一到百色，準備打紅旗，決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義。起義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電報，要我去報告工作。我在同張雲逸等同誌作了布置之後，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龍州，到龍州後，對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並開了黨員幹部會，大家同意打起紅旗，成立紅八軍。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龍州動身，於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批準了我們的行動，令我回廣西任七軍政委和區委書記兼八軍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間，我回到龍州紅八軍，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幹部傳達了中央指示。當時左江形勢日益困難，我同他們商定，不能立足時，可向七軍靠攏。紅八軍成立不久，被敵襲擊，損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國民黨逮捕殺害了。紅八軍剩下幾百人（約半個團）由袁振武等同誌帶到了右江，合並到七軍裏麵了。紅七軍回到右江，大約是七、八月間，我同張雲逸等同誌匯合了。?
大約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來了中央代表鄧剛（又名鄧拔奇［？］），向我們傳達了立三路線，大講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指令紅七軍立即出動，其具體任務是三句口號，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全軍聽了都很興奮，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師，留韋拔群同誌和不多的地方武裝堅持右江根據地（韋英勇地堅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殺害，光榮犧牲），主力約七千人就向東出發了。這時我的思想情況是，聽到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確很興奮，但同時感覺依靠這幾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廣西恢複了統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沒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隻有堅決執行。鄧剛還傳達了中央的批評，說我們在右江的土地政策（這是我在中央時從紅四軍報告中學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執行右傾的富農路線，我對此也感到不快。對於立三路線，聽了中央代表的傳達，確實是興奮的，並未覺得有什麽不對，隻是從以七軍本身力量來執行那樣大的三個口號的任務，是困難的，又隻是從打柳州這樣的具體問題上提出了意見，那時根本沒有什麽路線問題的認識和覺悟。經過一番爭論，我終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線，結果使紅七軍脫離了右江的根據地，又錯誤地決定了打武岡，進行梅花戰鬥，使部隊受到很大損失，我作為前委書記，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無可推卸的。紅七軍在立三路線的影響下，連打了幾仗，部隊損失很大。過樂昌河時，部隊被敵人截斷了。張雲逸同誌率領的軍直和一個團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同李明瑞、許卓等同誌帶領的一個先頭團，擺脫了敵人，繼續前進，大約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義。從當地特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台，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誌談，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並不嚴重，我即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念頭。當時前委隻有許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許、李的同意，並商定我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後，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後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報了到。關於我離浚紅七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王明路線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麵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後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係的兩部份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在中央蘇區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間，我們到了瑞金，這時正值紅軍主力反對敵人三次“圍剿”的時期。瑞金是中央蘇區的後方，但當時被反革命社會民主黨份子篡奪了縣的黨政領導，殺了不少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弄得全縣群眾不滿，幹部情緒低落，全縣麵貌是死氣沉沉的。這時在紅軍工作的謝唯俊同誌在瑞金，由上海來的餘澤洪等同誌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議推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其時與上級沒有連係），謝餘等都幫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們迅速地懲辦了反革命份子，為被冤屈的幹部平了反，開了縣蘇維埃代表大會，幹部（幾乎全是本地農民幹部）群眾積極起來了，全縣局麵大為改觀（關鍵在於有了大批與群眾有聯係的本地幹部）。三次“圍剿”粉碎後，開了幾萬人的祝捷大會，熱情是很高的。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一年多，大約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誌）調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鄔、安遠三縣的工作。三縣都是中央蘇區的邊區，赤白對立很厲害，我們自己的武裝，每縣隻有百幾十人的獨立營，人民武裝（赤衛軍）的槍枝很少，由於“左”的經濟政策，商店大都關了門的，財政經濟也很困難。我在會昌工作半年多一點的時間，未能打開局麵。在博古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不久，大約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間，我被調離了這個工作到江西省委當了一兩月的宣傳部長，隨即由臨時中央開展了反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羅明路線”。鬥爭後，撤銷了我的省委宣傳部長職務，給了我以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派到樂安縣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我到樂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據說樂安是邊區，怕出問題），不久，即調到總政治部當秘書長。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賀昌。我當了兩三個月秘書長後，要求另調工作，於是分配我為總政治部宣傳部的幹事，除了一般宣傳工作，還主編總政機關報“紅星”（小報）。這個工作我一直擔任到長征途中遵義會議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時期?
一九四○年前後，我們碰到兩個問題，一是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摩擦鬥爭，一是百團大戰。當時彭德懷奉行王明路線，叫我們在反摩擦鬥爭中，要盡可能避免摩擦專家張蔭梧、石友三等向蔣介石告狀。我有很短一段時間受了所謂“避免告狀”的影響，未能放手進行反摩擦鬥爭，這雖未更多地影響我們的反頑鬥爭和抗日鬥爭，但不能說不是受了彭德懷所奉行的王明路線的影響。關於百團大戰，我當時不知道未經中央軍委、主席同意，也未過問，而是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命令的，執行了錯誤路線（當時不了解這是路線錯誤）。隨後我曾在寫文章中讚揚過百團大戰，也是很錯誤的。大約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開的一次幹部會議上，彭德懷到了，講了很多謬論，就是他那一套所謂平等、自由、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觀點，口氣也是訓人的，對這對那都批評，引起到會其他人特別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駁，雙方爭論很激烈。當時我對彭德懷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對波一波等人的觀點也有不少是不讚成的。我作為分局書記，在作結論時，完全采取了調和立場，避免觸及雙方的爭論，隻正麵說了根據地建黨、建政、群眾工作、對敵鬥爭等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回想起來（過去不是這樣認識的），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性質的錯誤。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間我到延安後，向主席報告了這次會議的情況，並把我在這次會議的結論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時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麽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固的想法是有的。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讚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讚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麵，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麵，都是如此。一九六一年我參與製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隻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隻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麵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複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複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曆史反複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對於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麽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於他們的曆史我一無所知，隻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麽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曆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麽局麵。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麵反對毛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政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後，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誌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誌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麽作用，似乎隻有我在那裏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麽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誌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誌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幹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幹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誌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隻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係很壞。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對於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係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並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
對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隻強調老三篇，多次說隻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麵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隻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誌的態度了解到這一點，我是讚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於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於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麵的作用。過去我隻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的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隻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麵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隻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於陳伯達，他的曆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他讚揚過別人寫的東西。對於能寫的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過什麽不正確的意見，而後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隻知道他在工業方麵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製。搞托拉斯，我們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於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以後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製（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製度好。以後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後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答。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於是在康生同誌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隻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於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隻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麽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杆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隻是一般的。至於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隻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後，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麽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樣，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寫“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曆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期間，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下一係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麵，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華主席葉副主席並黨中央：
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雖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
我感謝黨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幫沒有關係這件事，我特別高興在華主席的講話中肯定了廣大人民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
至於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麽，什麽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我曾向中央用書麵表達我內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在黨中央決定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會主席的時候，我知道了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的偉大勝利的時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國鋒同誌和中央用書麵表達我的真誠擁護和歡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認為恰當，我建議把我這封信連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發黨內，究應如何處理，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決定。
順致誠摯的敬禮!
鄧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東興同誌轉呈國鋒同誌並中央：
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誌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這是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的勝利，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勝利，這是鞏固黨的偉大事業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勝利。
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鄧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