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美兩國當工人的不同感受

我在中美兩國當工人的不同感受

作者: 陽和平

陽和平（Dr. Fred Engst），是新中國的國際友人，美籍農業專家陽早（Sid Engst）與寒春（Joan Hinton）的長子，1952年出生在北京（宋慶齡親自為他取名），長在西安國營草灘農場，對中國有著深厚的感情。他親身經曆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整個過程，對新中國的曆史也有深刻的研究。在中國工作和生活期間他多次應邀到高校做講座，評點中國經濟和新中國曆史，講述他們一家人與紅色新中國的傳奇經曆，使眾多青年受益良多。陽老師為美國羅格斯（Rutgers）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教於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陽和平母親: 美國女物理學家、中國綠卡第一人。先後畢業於本寧頓學院、威斯康星大學、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國際主義戰士，芝加哥大學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1948年來到中國延安，為中國農業機械化貢獻力量，並與丈夫美國人陽早在延安結婚。新中國成立後寒春並未參與中國的核武器研製計劃。她長期居住在中國，是最早獲得在華居住權（即中國綠卡）的外國人士。她和她的丈夫陽早、哥哥韓丁均被稱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國際友人”。

陽和平父親: 長期在中國的美國專家。他在中國養了一輩子的牛。他稱自己是“解放全人類的世界公民”。他在延安為“小米加步槍”的精神而感動，深信得到百姓擁護和支持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一定能實現“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每當人們問及他為何不遠萬裏來到中國時，他會回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對我們的影響是巨大的，我為信仰而來。”

陽和平演講文字記錄如下:

我今天講講個人的經曆。我是生在中國，長在中國; 北京生西安長的，我也是西安人(用陝西方言)。今天就講講我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和以後在美國當工人的對比。為什麽這個對比有意思呢?我想想，好多的中國工人是被“溫水煮青蛙”了，等到他沒有社會地位的時候，才發現已經太晚了。我是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當了五年，到美國馬上就沒有主人翁地位了(眾笑)。這個感覺是非常明顯的，簡直是天壤之別。

我是1968年初中畢業的，分配到工廠，北京的光華木材廠，當時你要問我在中國當工人是什麽感覺，我還真是沒法說清楚。因為沒有對比，感受不深，就像讓魚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還有什麽世界。在毛澤東時代當工人，他以為當工人就那麽回事兒，我到美國去當工人才發現，還真是不一樣。怎麽不一樣呢?一言難盡。你在美國、在資本家那裏當工人，你怕老板。

八十年代中國有一種說法，叫“大鍋飯，養懶漢!”可是我是到了美國以後才學會“偷懶”的(眾笑)。在毛澤東時代，我們不會偷懶，為什麽?為什麽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那麽 “傻”?不是真的傻，我們其實很清楚，我們的勞動目的不是為資本家賺錢的。工人階級其實有一個本能的勤勞、勇敢的特色。那些貪圖享受，那些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那種右派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他們是以己度人的。真正的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我創造出的東西，我對這個東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華木材廠當工人的時候，就是個普通工人，先是用熱軋機製造塑料貼麵板，以後調到膠合板車間。那時候吃飯在食堂，住在宿舍裏，有學習。七十年代我們學馬列，所以我這個根底兒是那時候打的。當時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塊兒勞動。我到了美國去以後，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還想著光華的工人，夢裏都想著他們。

到美國我先是在韓丁的農場幹了一年，以後到費城附近的工廠打工，當過複印機修理工、商場計費器修理工，後來多次失業。

頭一次失業，我以為是天塌下來了。在中國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沒有經曆過資本主義的考驗，中國人到那兒去真不適應。一失業，我說：我做什麽做得不好，你幹嗎不要我了，我做什麽錯事了，你憑什麽把我給解雇了?(眾笑)後來失業次數多了就油了，失業嘛就是逼著你放假罷了。

有一次失業的時候，在報紙上看到一家鋼鐵廠登廣告招收電工，我就去應聘了。文化革命的時候我沒事就鼓弄電，做馬達什麽的，我有一些電的知識。應聘的時候我就說自己是電工，他在美國也沒有辦法查。他就給我一個馬達和一個啟動器讓我接起來，我接起來了，他就雇傭我了。

頭一天上班，工頭派活兒，工人們都在一塊兒幹活，我就把中國工人幹活兒的勁頭拿出來了，工頭話還沒有說完呢，我就把扳手拿起來幹活去了。當時沒人說什麽，工頭一出去，一個工人抓住我說：“你幹什麽呢?!”我說：“修馬達啊!”他說：“你傻瓜呀，修好了你就失業了!”也是啊，所以我在美國才學會了，當工人必須會作秀：幹得很歡，不出活兒，這才叫偷懶。(眾笑、鼓掌)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真是不會偷懶，真不會偷懶兒。這不是說工廠裏沒有一個偷懶的，我們班裏就有一個，大家叫他賴包，就是賴包兒。他是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麽也不幫別人的。其他的工人，我這邊活兒幹完了，你那邊還忙，我去幫你一把，幹完了我們一塊兒休息一會兒。

那時候，毛澤東時代的工人，不怕幹部到車間來的。你幹部來，比如廠長來了，大家就會說：“喲，好長時間不見你了，你是不是脫離群眾了?”對吧?你現在活幹完了看報紙呢，那不是說廠長來了工人就害怕。因為活是一批一批的。我們做這個塑料貼麵板，或者做膠合板，膠合好了然後放到熱壓器裏熱壓，需要等五到十分鍾時間，這時候廠長來，你該看報紙看報紙，該喝茶喝茶，該聊天聊天，他來不來無所謂的，他不能開除你，對吧?工人那時候不怕幹部，倒是幹部怕工人，怕工人貼大字報。(眾笑)

我到美國當工人就完全不一樣了，工頭來了你必須是幹活的，你不幹活就要走人哪。管理人員掌握著你的工作權利，那是很大的權利。

所以你想想，在毛澤東時代，靠什麽把工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當官的、幹部沒有解雇你的權力，沒有扣你工資的權力，那老百姓、工人為什麽辛辛苦苦幹活呢?憑的是什麽?現在的人對這些覺得是不可思議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當工人，要是工廠幹部不在，那活兒馬上就停下來了，對吧?(眾笑、鼓掌)資本主義條件下是胡蘿卜加大棒，一方麵給你獎金，刺激你，不行就把你開除了，那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也不是好欺負的，他們也在鬥爭中慢慢學會了對付資本家，學偷懶。學會對付資本家是挺有藝術的，我可以講幾個具體的例子，看看工人怎麽對付資本家。最有效的是工人組織工會，不是黃色工會，是工人自己的工會，這是很主要的。但是平常幹活時的小鬥爭也是不斷的。

我在一個車輛廠工作了7、8年。有一次接到一筆訂單，要製作上百輛車輛，就像地鐵車輛那樣。我那時候當電工，專門在車底下裝那種很粗的電纜。頭十輛車我們按照圖紙學著怎麽裝這個電纜，學會了，從第十輛車開始，就要計時了。專門有一個人拿著個本子和秒表，盯著你的一舉一動，把時間記下來，這是非常“科學”的呀!跟我一起幹活的一個高個子黑人非常有經驗，他對我說：“今天，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幹，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幹;平常你是左撇子，今天是右撇子，平常你是右撇子，今天是左撇子;平常用氣動工具的，今天用手動工具。”(眾笑、鼓掌)

這還不夠，固定電纜的螺絲帽是帶自動鎖的，帽上有個塑料圈，所以你擰這個螺絲帽的時候，你必須固定螺絲，否則它會來回轉，你轉一輩子也擰不緊。平常這種螺絲隻要十圈就能固定好的螺絲，今天想辦法給它轉二十圈。由於固定螺母有上下兩個扳子，但你看得見上麵看不到底下，上麵的扳手不停地轉，轉二十轉，下麵扣螺母的扳手一會兒上來，一會兒下去，隻讓它扣住十次，必須保證每一個二十轉，不能有一個是十五轉，因為有一個十五轉，工廠方麵就按這個計算了，還不能露餡。

而且我們還得看上去是全身的投入到裏邊。那時候八月份天特別熱，我們頭上係著紙巾，否則汗都流到眼睛裏邊去了，穿的T恤衫濕透了，我們倆作秀，表演得非常好。然後經過好幾天，活差不多幹完了，他一統計，說是三十多小時，我們鬆了一口氣。以後越幹越熟，一年以後，我一個人五小時就能幹完了，還報三十多個小時，為什麽?那時候我半工半讀上大學呢，我的數學微積分的作業全在廁所裏邊寫的，所以騰不出時間我怎麽辦?

這個勞資關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相互間是敵對的，就像貓和老鼠似的，你有你的辦法，人家有人家的辦法，中國有句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工人有對策，當然最主要的對策還是通過工會——工人自己的組織，通過這樣的辦法，和資本家鬥爭。

到美國後我經常回中國來，每次回來都到工廠去一趟。1977年回來時因為想家，除了想父母，我還跑到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去就是幾個月，重新體驗過去當工人的感受(動情落淚)。這怎麽回事啊?我怎麽沒有想到回到美國後重新到美國工廠體驗，為什麽會到中國老想著回到老工廠和老工人共同再生活一段時間?那時候當工人確實是一個同誌間的關係;在美國當工人，工人之間有感情，但是跟這個公司沒有感情，你所記憶的是老板怎麽樣監督你，老是一個敵對關係。

北京光華木材廠現在沒了，我覺得特別可惜，當年在美國打工的工廠也破產沒了，我也覺得可惜，但是對那種工作環境，我一點也不懷念。為什麽我老懷念在光華當工人的生活呢?我經常去看他們，現在好多光華的工人還住在垂楊柳那塊兒呢。這裏，就是說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樣，我那時候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是一個工作，現在當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質完全不一樣，一個是當家作主的，一個是被奴役的。(鼓掌)

……

為什麽今天的工人階級到了這一步了，這個講起來就深了，複雜了，我不能直接講，我就間接講一講。間接講什麽呢?我這人小時候特別調皮，調皮到什麽程度呢?我在西安草灘農場長大，在我三四歲的時候，夏天收麥子的時候把麥秸堆了很多，我拿個笤帚把麥秸掃到一塊兒，點火!就在大麥秸堆旁邊點火，那可危險了。我很喜歡看那個火苗，覺得特別好看。我爸爸一看，他從牛場那邊出來，跳過欄杆，把火踩死，抓起我回到家裏，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記得好幾天不省人事似的。我怕他，但還是喜歡玩火，隻是在他不在的時候玩。

最後一次玩火是在1965年“四清”的時候，那時候農場和村裏之間有條河，是怕口蹄疫病傳播，所以讓我們這些青年人去維護農場，不讓農村的牛車馬車來到農場，怕傳染口蹄疫病。我在那裏沒事幹，車輛不是很多，我又點火去了。當時是11月份，地上很多草葉子，雜草很多，火一點起來就越來越大，看著挺好玩。但旁邊就是村莊，就是我們住的地方，突然擔心起火要燒到那邊村莊怎麽辦，害怕了，就把衣服脫下來打火，終於給把火撲滅了，我從那以後再也不敢玩火了。(眾笑)

工人階級也是一樣。你給他講：“你不關心國家大事，你總有一天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我們當時不聽啊，就像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聽一樣。(眾笑、鼓掌)人必須經過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才能得到真理的，光聽一麵的正麵教育這還不夠。(鼓掌)有時我對此有些悲觀，人們為什麽非要經過第二遍呢?要有反麵教員呢?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反麵教員，我們得感謝他們。工人階級有了正反兩方麵的體驗，咱們才會想想，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怎樣才能防止“自己的房子”被資本家占有了。不能光建房子，還得想辦法防止“房子”被資本家占領了，這是很重要的東西。(熱烈鼓掌)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