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是充滿生機和活力模式
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整個計劃經濟年代, 中國經濟發展一直是在中央與地方、統一與分散、政府與生產單位(企業)、計劃與市場、供與求等矛盾關係中不斷調整中前進的。其中有幾次大的調整和整頓對工業平衡協調發展起了重大作用,稱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在工業發展的目標、結構、比例、投資、管理製度、方針政策等方麵可以說沒有哪一個“五年計劃”是與原來固定不變的。相反,一直是在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是在不停地爭論、調查研究聽取各方意見、及時調整改進中不斷前進的。計劃經濟真正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富於變化的模式,它從來沒有出現過不可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主流經濟學家指責計劃經濟是一個“僵化”的、“落後”的、無效率的模式, 這完全是對曆史的顛倒。相反市場經濟就是一個“僵化”的、“落後”的、古老的隻講利潤的無效率的模式。
1959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經濟計劃的安排要由過去的“重輕農”次序改為“農輕重”。此後,就逐步形成“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按農輕重次序發展國民經濟”的工業化道路模式。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實踐證明:這種發展模式是科學的、正確的。
人們知道,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建設出現了“避重就輕”的傾向,即改變了原來以重工業為重的方針,轉向重點發展輕工業和以服務業為核心的“第三產業”。在這種模式下,重工業在二十多年中除了被不斷地“改製”,實際上再沒有什麽突破。在所謂“造船不如買船”的急功近利思維方式指導下,有許多重工業項目被壓縮。像“運十”大飛機項目下馬、遠程轟炸機和第一代攻擊性和戰略核潛艇091/092的後續計劃被砍掉、許多地方機械廠停產轉行等例子多有發生。甚至有些國防軍工企業也一度出現了什麽賺錢就幹什麽的現象。因此,造成八、九十年代我國的鋼鐵、汽車、飛機、機械製造等工業一度發展緩慢、能源和原材短缺的現象。使本來的一個重工業大國變成了世界著名的以生產服裝、鞋帽、兒童玩具為優勢的國家,而國內需要的汽車、飛機等產品大量要靠進口。中國石油產量在1978年就達到10405萬噸,完全實現了自給;而十多年後的八十年代底才不足14000萬噸,而到了2007年才達到18700萬噸,即29年時間才比前增加了79% ,中國重新成為石油進口國。據說目前中國已有130種以上的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多屬輕型的,而像飛機、航母、汽車、機床、戰艦、電子軟件等重型產品卻列不上。在對外貿易中,所說“8億件襯衫才能換來一架空客A380”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說明。這不能不嚴重地影響國家的實力地位。
工業發展中的關係,並不隻是農、輕、重的關係。它還包括工業布局、速度與質量、資源配置方式以及管理體製等多方麵的問題。事實說明,無論在任何體製下,經濟發展中的矛盾、不平衡以及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都會不斷出現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當然也不能避免。按照國家、人民的需要和客觀情況的變化不斷調整和處理經濟發展中各方麵的關係,這正是計劃經濟的重要任務。早在1956年,毛澤東在廣泛調查研究基礎上發表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正確地闡述了處理經濟發展中一些重大關係的原則, 就是在研究探索客觀經濟規律基礎上,努力實現統籌兼顧、平衡協調發展的重要體現。這一思想在後來實踐中又不斷豐富和發展,一直是指導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寶貴文獻。
在整個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經濟發展一直是在中央與地方、統一與分散、政府與生產單位(企業)、計劃與市場、供與求等矛盾關係中不斷調整中前進的。其中有幾次大的調整和整頓對工業平衡協調發展起了重大作用,稱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在工業發展的目標、結構、比例、投資、管理製度、方針政策等方麵可以說沒有哪一個“五年計劃”是與原來固定不變的。相反,一直是在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在爭論、調查研究、調整改進中不斷前進的。計劃經濟真正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富於變化的模式,它從來沒有出現過不可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主流經濟學家指責計劃經濟是一個“僵化”的、“落後”的、無效率的模式,這完全是對曆史的顛倒。
毛澤東時代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積極爭取外援。
走資派改革開放以來,主流媒體一個流行的說法:毛澤東時代是“閉關自守”、“拒絕外援”、“關起門來搞階級鬥爭”。那麽,就讓我們以事實證明這一說法的荒誕不經吧!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過程中向來是把爭取外部援助作為重要條件的。毛澤東多次批評那種“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想法,認為:無論革命和建設,沒有國際的援助是不能成功的。他說:“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15頁。)“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01頁。)“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才,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習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論十大關係》)
爭取外來的援助,這是人人都想的事情,然而究竟有無外來援助,這卻是不依主觀願望為轉移的。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援助可謂很多,飛機、大炮、軍火、洋麵粉等等,但卻統統是給予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而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它給嗎?不但不給,它還要圍剿、封鎖。那時援助中國革命的隻有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是,如果沒有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和全世界民主陣營的支持和援助,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新中國建立之後,直接麵臨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製裁和軍事上的侵略、威脅。從美國發動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到軍事介入台灣海峽、駐軍於日本、韓國等,其矛頭很大成分是對著中國的。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美國軍事飛機一直沒有間斷對我國領海、領空的侵犯。圍繞中國,美國構築了大半個軍事包圍圈。在新中國成立後二十多年中,以美國為首的主要西方國家一直不承認中國的國際地拉,不與中國建交,也不發展貿易關係。事實說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奉行封鎖、製裁、顛覆中國的戰略,沒有一天不想搞垮新中國。在當時情況下談美國的援助,豈不是癡人說夢嗎?而中國的民族敗類們卻反倒說共產黨實行“閉關鎖國、拒絕外援” !試問:在那時即使中國想對外開放,但美國對中國開放嗎?中國想接受援助,但它給予援助嗎?後來走資派鄧小平也說過:“毛澤東同誌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聯想到毛主席在建國前夕,曾對中國一些乞求美國援助的自由主義分子說過的話:“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隻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隻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麽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麽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95頁。)
針對某些自由主義者“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的要求,毛主席說:“在現時,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我們同這些國家做生意以及假設這些國家在將來願意在互利的條件之下借錢給我們,這是因為什麽呢?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借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機,並不是什麽對中國人民的援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進步黨派,正在促使它們的政府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關係,這是善意的,這就是援助,這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行為,不能相提並論。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籲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在孫中山一生中,隻得過一次國際的援助,這就是蘇聯的援助。請讀者們看一看孫先生的遺囑吧,他在那裏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著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孫先生有了經驗了,他吃過虧,上過當。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當。”(《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5頁。)
在關於美國的援助問題上,毛澤東看得多麽透徹,多麽富有遠見!這不僅對於當時的中國自由主義者,而且對於今天的崇洋媚外、卑躬屈膝者也是一個有力地回答!不是嗎,多年來在所謂“爭取國外援助”的口號下使中國老百姓吃虧、上當的事情還少嗎?
麵對帝國主義的封鎖、製裁,毛澤東回答:“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四五卷第1495頁。)這是多麽剛強而豪壯的話語!這才真正體現了中國人的骨氣,中國人的自信啊!
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新中國尋求國際援助的對象隻有蘇聯。正如毛主席所說:“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麵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隻能向這一方麵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麵去找。”(《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5頁。)
為了爭取蘇聯的援助,在新中國剛建立,於1949年底毛澤東就親自率團赴蘇訪問。在蘇聯經過兩個月的努力, 雙方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在國際上給予中國大力支持和幫助。尤其是蘇聯幫助中國設計、編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方案,幫助中國建設了156個大項目。對於興建這些項目,蘇方不僅提供貸款,而且從資源勘探、廠址選擇、技術設計、機器設備、建築安裝到人員培訓、試車投產,都給予具體指導和幫助。期間蘇聯還派出3000多名專家來華工作,接受中國派出的留蘇學生達7000多人,實習生5000人等。這對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全麵勝利實現起了重大作用。同時也使我國學習、吸收了蘇聯的一些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培養了一批自己的專業技術人員。如此巨大的援助,在今天的國際關係中再也難以找到了!
盡管蘇聯的援助和合作是真正國際主義、友好的,但中國仍沒有放棄獨立自主的原則。其間蘇聯及東歐一些國家曾要求中國不要搞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防體係,而要通過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國際分工解決問題。對這種意見毛澤東給予了堅決的拒絕。毛澤東一直強調,經濟建設的方針一定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
六十年代初,由於蘇共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發展,中蘇矛盾逐漸公開化。蘇聯逐漸走向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為了達到“教訓”、製裁中國的目的,他們不惜采取背信棄義、撕毀協議、撤走專家、逼債討債等方式,使中國經濟建設遭到了嚴重挫折。
當時中國不僅在經濟上和技術上失去了一切國際援助,而且同時麵對美、蘇兩個霸權主義的封鎖、製裁。在經濟上進入一個十分困難的時期。其形勢正如當時毛主席詩詞中所形容:“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傲暖氣吹。”(《冬雲》)
但是困難和艱險並不能壓倒中國人民。麵對當時的局麵,在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和黨中央製定了國民經濟“調整”的方針,並號召全黨全國人民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憤發圖強的精神,克服困難、創造新的成就。正是在這時,我國出現了大慶、大寨兩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先進典型,為當時中國工業、農業發展闖出了一條創業新路。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下,各條戰線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學習大慶、大寨經驗的群眾運動,從而推動中國工農業生產和各項事業的發展走進六十年代中期的好時期。1964年、65年中國第一顆、第二顆原子彈相繼爆炸成功,標誌著國際霸權主義對我國封鎖、製裁的徹底失敗!
選了個接班人,自己死後,接班人立即把自己老婆侄子都抓監獄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