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語

《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語

富裕中農說：“窮光蛋想辦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

“雞毛不能上天”這個古代的真理，在社會主義時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

窮人要翻身了。舊製度要滅亡，新製度要出世了。雞毛確實要上天了。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 毛澤東同誌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時候，寫了一百零四篇按語，這裏選輯了四十三篇。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重印了一部分按語，為此，毛澤東同誌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寫了一個說明。

這個說明全文如下：“這些按語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寫的，其中有一些現在還沒有喪失它們的意義。其中說：一九五五年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決戰取得基本勝利的一年，這樣說不妥當。應當說：一九五五年是在生產關係的所有製方麵取得基本勝利的一年，在生產關係的其它方麵以及上層建築的某些方麵即思想戰線方麵和政治戰線方麵，則或者還沒有基本勝利，或者還沒有完全勝利，還有待於爾後的努力。我們沒有預料到一九五六年國際方麵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預料到一九五六年國內方麵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由此得到教訓：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我們應當準備對付國際國內可能發生的許多重大困難。無論就國際方麵說來，或者就國內方麵說來，總的形勢是有利的，這點是肯定的；但是一定會有許多重大困難發生，我們必須準備去對付。”

一,  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值得作為本書的第一篇向讀者們推薦。如象這篇文章在開頭所描寫的，自己不懂，怕人問，就“繞開社走”的人，現在各地還是不少的。所謂“堅決收縮”，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繞開社走”的一種表現。不過他們不是消極地避開，而是索性一刀“砍掉”（這是他們的話）多少個合作社，采取十分積極的態度罷了。他們手裏拿著刀，一砍，他們就繞開麻煩問題了。他們說辦合作社有怎樣怎樣的困難，據說簡直困難到了不堪設想的地步。全國有不可勝數的事例駁倒了這一種說法。河北省遵化縣的經驗，不過是這些事例的一個。在一九五二年，這裏的人都不懂得怎樣辦合作社。他們的辦法就是學習。他們的口號是“書記動手，全黨辦社”。其結果就是“從不懂到懂”，“從少數人會到多數人會”，“從區幹部辦社到群眾辦社”。河北省遵化縣的第十區，十一個鄉，四千三百四十三戶，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計三年時間內，已經在半社會主義性質的階段內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農戶占全區農戶的百分之八十五。這個區的農林牧等項生產的產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較，糧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點四，果樹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點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點一。

我們現在有理由向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這個地方可以這樣做，別的地方就不可以這樣做呢？如果說不可以，你們的理由在什麽地方呢？我看隻有一條理由，就是怕麻煩，或者爽直一點，叫做右傾機會主義。因此就是“繞開社走”，就是書記不動手，全黨不辦社，就是從不懂到不懂，從少數人到少數人，從區幹部到區幹部。要不然，就是手裏拿著刀，見了找麻煩的合作社就給它一砍。隻要有了這樣一條理由，那就什麽事也做不成了。我們提出了“積極領導，穩步前進”，“全麵規劃，加強領導”這樣一些口號，並且讚成遵化縣同誌們所提出來的“書記動手，全黨力、社”這個完全正確的口號。在遵化縣，難道不是“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嗎？難道不是“全麵規劃，加強領導”的嗎？當然是的。這是不是有危險呢？是不是“冒進”了呢？危險在於“繞開社走”，這一點遵化縣的同誌們已經克服了。危險還在於借口“冒進”，大批地“砍掉”合作社，這一點遵化縣那裏並沒有。所謂“合作社發展速度超過了群眾覺悟的水平和幹部領導能力的水平”，這對於遵化縣的情況怎樣解釋呢？那裏的群眾就是要求合作化，那裏的幹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誰能在遵化縣那裏看得出什麽危險來呢？難道在三年內，由於一步一步地實現了合作化，糧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點四，果樹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點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點一，這就算是一種危險嗎？這就算是“冒進”嗎？這就算是“超過了群眾覺悟的水平和幹部領導能力的水平”嗎？

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農隻有三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隻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

最後，我們要感謝這篇文章的那位沒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滿腔的熱情，生動的筆調，詳盡地敘述了一個區的合作化過程，這對於全國的合作化事業會有不小的貢獻。我們希望每個省、每個專區、每個縣都有一篇到幾篇這樣的文章。（《書記動手，全黨辦社》一文按語）

二,  在中國，對於許多人來說，一九五五年，可以說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許多人對於一些事還是那麽樣堅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們就堅持不下去了，隻好相信新事物。例如：他們認為群眾中提出的“三年合作化”不過是幻想；合作化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無法快；落後鄉不能辦合作社；山區不能辦合作社；少數民族地區和民族雜居地區不能辦合作社；災區不能辦合作社；建社容易鞏固難；農民太窮，資金無法籌集；農民沒有文化，找不到會計；合作社辦得越多，出亂子就會越多；合作社發展的速度，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和幹部的經驗水平；因為黨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降低了；在合作化問題上，共產黨如果不趕快下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合作化將出現大批的剩餘勞動力，找不到出路。如此等等，還可以舉出許多。總之都是迷信。這些迷信，經過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國共產黨第七屆第六次中央全體會議（擴大）的批判以後，統統都打破了。現在全國農村中已經出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群眾歡欣鼓舞。這件事給了一切共產黨人一個深刻的教訓：群眾中蘊藏了這樣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為什麽在許多領導機關，在幾個月以前，居然沒有感覺到，或者感覺的那樣少呢？領導者們所想的同廣大群眾所想的，為什麽那樣不一致呢？以此為教訓，那末，今後對於有相似情況的事件和問題，應當怎樣處理才好呢？回答隻有一句話，就是不要脫離群眾，要善於從本質上發現群眾的積極性。（《所謂落後鄉村並非一切都落後》一文按語）

三,  那些不相信就一個一個的地方來說可以在三年內實現初級形式的合作化的人們（三年合作化的口號是群眾提出的，遭到了機會主義者的批評），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區可以和老解放區同時實現合作化的人們，請看一看江蘇省昆山縣的這個鄉罷！這裏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兩年就合作化了。這裏不是老解放區，是一個千真萬確的晚解放區。這個晚解放區，走到許多老解放區的前麵去了。有什麽辦法呢？難道可以把它拉回來嗎？當然不能，機會主義者隻有認輸一法。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那些在革命時期還隻會按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對於這種積極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麵前出現的隻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時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這種人難道我們遇見得還少嗎？這些隻會循著常規走路的人們，老是對於人民的積極性估計過低。一種新事物出現，他們總是不讚成，首先反對一氣。隨後就是認輸，做一點自我批評。第二種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這兩種態度循環一遍。以後各種新事物出現，都按照這個格式處理。這種人老是被動，在緊要的關頭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擊一猛掌，才肯向前跨進一步。那一個年頭能使這種人自己有辦法走路，並且走得象個樣子呢？有一個治好這種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時間到群眾中去走一走，看看群眾在想些什麽，做些什麽，從其中找出先進經驗，加以推廣。這是一個治好右傾頑症的有效的藥方，奉勸人們不妨試一試。（《這個鄉兩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語）

四, 這是一篇好文章。看了這篇文章，使人懂得維吾爾族的農民，對於走合作化道路，積極性是很高的。他們為了實現半社會主義合作化所需要的幹部，也已經培養出來了。有人說。在少數民族中不能實行合作化。這是不對的。我們已經看到蒙族，回族，維吾爾族，苗族，壯族和其它一些民族都已經辦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幾個族的人民聯合辦的合作社，並且成績很好，這就駁斥了那些對於少數民族采取輕視態度的人們的錯誤觀點。（《鄉、村幹部有能力領導建社》一文按語）

五,  這一篇很好，可以說服很多人。這個地方的黨組織，在合作化的問題上，從來沒有動搖過。它堅決地支持貧苦農民的辦社要求，在和富裕中農的競賽中取得了勝利，由小社變大社，年年增產，不到三年，實現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農說：“窮光蛋想辦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

雞毛居然飛上天去了。這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在中國，富農經濟很弱（在土地改革時期，征收了他們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農大多數已無雇工，他們在社會上的名聲又很壞），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農的力量卻是相當強大的，他們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在中國的農村中，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麵，是通過貧農和下中農同富裕中農實行和平競賽表現出來的。在兩三年內，看誰增產：是單幹的富裕中農增產呢，還是貧農和下中農組成的合作社增產呢？在開頭，隻是一部分貧農和下中農組成的合作社，同單幹的富裕中農在競賽，大多數的貧農和下中農還在那裏看，這就是雙方在爭奪群眾。

在富裕中農的後麵站著地主和富農，他們是有時公開地有時秘密地支持富裕中農的。

在合作社的這麵站著共產黨，他們應當如同安陽縣南崔莊的共產黨人那樣，堅決地支持合作社。

但是，可惜，並不是每一個鄉村的黨支部都是這樣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亂。首先是雞毛能不能上天的輿論問題。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幾千年以來，誰人看見過雞毛能夠上天呢？這似乎是一個真理。

如果黨不給以批評，它就會使許多貧農和下中農感到迷惑。

其次，在幹部方麵，又其次，在物質力量例如貸款方麵，如果都得不到黨和國家的支持，合作社就會發生很大的困難。富裕中農之所以敢於宣傳雞毛不能上天一類的從古以來的真理，就是因為合作社還沒有增產，窮社還沒有變成富社，個別的孤立的合作社還沒有變成成千成萬的合作社。

就是因為黨還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宣傳合作化的好處。還沒有明確地指出“雞毛不能上天”這個古代的真理，在社會主義時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

窮人要翻身了。舊製度要滅亡，新製度要出世了。雞毛確實要上天了。

在蘇聯，已經上天。在中國，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

我們的許多地方黨組織沒有能夠給貧苦農民以堅決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們，上麵還沒有給機會主義思想以致命的打擊，還沒有給合作化做出全麵的規劃，並且在全國範圍內加強對於這個運動的領導。

一九五五年，我們做了這些工作，幾個月工夫，形勢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裏看的廣大群眾，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這邊來了。富裕中農也改變了腔調。有些要求入社，有些準備人社。最頑固的，也不敢議論雞毛能不能上天的問題了。地主和富農，一點神氣也沒有了。這同人民政府懲治了一批破壞治安和破壞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關係的。

總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國的階級力量對比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社會主義大為上升，資本主義大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過渡時期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就可以從基本上奠定了。（《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