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上帝永生西方的還在嗎

毛澤東的上帝永生西方的還在嗎

 

毛澤東在會見南斯拉夫客人時說：“人民就是上帝。”毛澤東嚴肅地對幹部說：“縣太爺要為民辦事，不能當官做老爺，不深入下層，隻坐在家裏聽匯報，象牙塔裏的幹部是不了解民情的。”毛澤東問地方官員：“你們信不信上帝？”大家隻是鴉雀無聲地呆坐著，毛澤東對大家說：“你們不信，我信！”。毛澤東望著大家深情地說：“這個上帝是誰？他就是人民！誰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麵的，他必定要垮台！”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澤東的上帝——人民是永生的！

西方的上帝"普世價值"還在嗎? “虛無主義主張的普世價值是空虛烏有的。”西方世界自近代以來，即深陷價值無據的虛無主義深淵當中，這在尼采的論述中被赤裸地揭示了出來。尼采用“上帝死了”來表述他所在的時代因作為價值校驗標準的基督教價值體係的瓦解而陷入價值失據的虛無主義，並且預言虛無主義將是西方及歐洲“今後兩個世紀的曆史”。“西方價值觀的對外輸出和普遍化對外武裝入侵擴張一直受到非西方國家人們的反對和抵抗，從而不斷引起各種價值觀之間、特別是西方價值觀與非西方價值觀之間的衝突”。

“普世價值”論一直以普遍的人性、普遍的人權的存在作為其意識形態宣傳的預設前提，在此前提之下，“天賦人權”“自由”“人性”等人道主義的標榜成為“普世價值”論者對攻擊目標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攻擊的理論武器。“普世價值”論者所宣揚的普遍人性、普遍人權預設了超越具體的文化背景、生活背景的人，也就是預設了抽象的“共同人性”作為人的本質。離開具體的時間去談論抽象的人性並且將這種超文化的人作為價值主體，是一種帶有目的性的理論幻象與理論欺騙。

人的本質是通過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創造生成的，並不存在一個先天的、不在具體的曆史實踐活動中的“共同人性”。“普世價值”論立基於“共同人性”而罔顧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在塑造人們對於“人的本質”“人性”的理解上的決定性作用，這是一種理論上的貧乏和實踐上的軟弱。實質上，“普世價值”論的真正理論意圖並不在於探討是不是存在普遍人性、普遍人權，也並不是為了爭論“共同人性”的內容是什麽，而是非西方國家要不要照搬西方價值觀的問題、要不要用西方製定的“人權”標準來衡量非西方國家的發展方向、走什麽道路的問題。“普世價值”論者所持的“共同人性”實質上是西方自己製定、自己打造的“單邊戒尺”，他們據此去丈量其他文化類型、其他社會生活共同體是否合乎西方“規則”。“普世價值”論者所最終要求的並不是實現所有人的“普遍人權”、充分張揚人性，而是要充分張揚西方國家自己的“人性”。

在實踐活動中創造曆史的、具體的人在不斷地實現著人性、生成著人性。在這一過程中，必須不斷解決和克服人類社會發展的矛盾，在對舊世界的不斷改造中實現人的本質。據此，“普世價值”論者實質上是把要實現的目標(人性充分實現)作為前提來立論，犯了本末倒置的錯誤，因此獨斷地創造了一個抽象的人，一個超文化的、不存在的人。

價值現象是伴隨著人類社會而發生和發展的，它是一個具有強烈主體性的概念。價值關係並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在人類的實踐活動當中產生和發展的，因此但凡關涉到價值，都蘊含人的維度、主體尺度，也就是說，價值是人的需要、意願、目的在客體中的對象化，反映的是客體對主體的效應。價值關係當中的主體尺度是一個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範疇。價值客體是否有價值、有何種價值，是隨著主體的實踐深度、廣度而不斷變化與推展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價值主體的價值判斷會呈現出非常大的差異性。

“普世價值”論預設了一個超越文化背景與時代條件的價值主體，這在理論上具有極大的欺騙性。應當承認，作為人，總是會具有許多共同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這些共同性會塑造人類的一般需要，這種“一般需要”的共同性會產生出人類的“一般價值標準”。但這種“一般價值標準”也是人類共同生活條件下的產物，它同樣具有時代性。比如，當今世界，環境汙染、生態危機、恐怖活動、核威脅、毒品走私等全球性問題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那麽相應的，就形成了一係列對於整個人類社會都具有普遍重要性的價值要求，如保護生態環境、反對恐怖主義、控製核擴散、打擊毒品走私犯罪等。但顯然，這些對整個人類社會都具有普遍重要性的價值要求的基礎並不是什麽“共同人性”“超文化的價值主體”，而是當代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人類共同的生活條件，是具有時代內容的人類共同的實踐需求。

“普世價值”論刻意抹平價值主體的曆史性、文化差異性，其目的是通過價值觀念的“引誘認同”而達到對西方價值的認同，最終使非西方國家的人們投入其價值體係的懷抱。由此可見，這種“普世價值”論深藏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輸送的意圖，它通過對非西方國家輸出其價值觀念，最終為西方資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動掃清障礙。在此目的之下，西方國家將西方價值觀念體係裝扮為對全人類有效的“普世價值”，以具有欺騙性的“普世”來促進非西方國家的人們對西方價值觀的認同。

但是，“西方價值觀的對外輸出和普遍化對外武裝入侵擴張一直受到非西方國家人們的反對和抵抗，從而不斷引起各種價值觀之間、特別是西方價值觀與非西方價值觀之間的衝突”。衝突起緣於西方國家要將“西方價值觀”這種特殊價值體係假扮為適用於任何民族、任何類型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的“普世價值”。這種價值引誘認同，實際上是一種借其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社會方麵的優勢而進行的價值觀念強製認同，它危及非西方國家、各民族自身的核心價值觀，使非西方國家的人們在精神世界產生動搖與混亂，甚至引發戰爭這種外部衝突。當前，西方國家輸出的“普世價值”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已受到人們的質疑與抵抗。舉例來說，美國的“9·11”事件實質上就是價值觀念激烈衝突的後果，它代表著民族文化價值觀對於西方價值邏輯的激烈反抗。這種反抗本身就代表著在特定的文化、宗教、民族背景下的價值主體的價值判斷邏輯，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方“普世價值”的不普世。

“普世價值”論者並不關照人類文明構成的多樣性事實，而往往借“進步”的旗號而意圖營造“一致”“共通”的價值需求，且以文明製高點、“進步引領者”來推行這個“一致”“共通”的價值需求，因此而炮製出抽象的價值內容，以實現對價值客體的抽象化。

“普世價值”論預設了某些特定價值客體(通常表現為西方國家所持的特定價值理念，如“人權”“民主”“自由”“平等”等)作為適用於人類的通行價值。從表麵上看，這些價值客體好像表征著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追求。但事實上，價值客體是一個極度複雜的範疇。第一層複雜性在於：價值是人的需要、目的、意願在客體中的對象化，所以事物是否有價值以及價值大小涉及兩個客觀性的約束。一是主體對客體的屬性、結構等的價值確認能力及選擇意願，這與主體的知識結構、實踐經驗以及文化生活背景等客觀因素有關；二是客體本身的屬性、結構、特性之客觀因素的存在及其是否契合於主體的需求、目的和意願。據此，價值客體之所以成為價值客體，這是一個隨著人類社會生活史而不斷變化的實踐關係問題，它必然包含富有時代維度的具體內容以及此內容符合於特定價值主體的實踐需要。第二層複雜性在於：價值客體實質上是一個具有二重性的範疇，即客體的本來價值和客體的現實價值。客體的本來價值，是指客體所具有的滿足主體需要的功能和屬性，而客體的現實價值是客體獲得和換取其他價值的實際情況，它是本來價值的現實體現或社會確認。在這種二重性結構中，本來價值是現實價值的基礎，現實價值是本來價值的具體體現，二者的運動方式體現為現實價值總是圍繞著本來價值波動，但在現實的價值環境中始終存在著兩者的不一致問題。這種不一致的結果是導致價值失衡，表現為“虛假價值”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普世價值”論正是借助於價值客體的二重性之間的不一致而將西方的價值觀念輸送到非西方國家，並在一部分國家形成民眾對“普世價值”論所鼓吹的“虛假價值”的盲目追捧。

基於以上對價值客體複雜性的分析，“普世價值”論所鼓吹的那一套“通用價值”帶有極大的虛假性，其本質是“無具體內容的抽象價值”。首先，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西方的價值觀念是基於西方的曆史傳統、社會條件、文化背景而產生的價值觀念體係，雖然它也基於人類的一般需要而產生出“一般價值標準”，表征為對人類具有普遍意義的“共同價值”。但即使是這個“共同價值”，要落實為具體價值主體的價值客體，最終還是需要通過具體的實踐關係成為契合於價值主體的需求、目的和意願的對象。所以，要成為特定價值主體的價值客體，這是一個漫長的主客體之間的實踐關係並在此基礎上產生真正的客體主體化的價值認同的過程。外部的強加或迷惑性的引誘認同隻會使價值客體最終在價值混亂中成為“虛假價值”，引起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或一個文化對價值判斷的無據，最終導致人們的行為無據甚至社會動蕩。

西方文化從其根源處即古希臘就一直執著於對不變的、永恒的理念的追求，這種執著使西方思想史一直持有一幅虛幻的善的理念圖景，借此來校對現實世界的諸事物。這種理念世界與現實世界的二元劃分在近代失效(表現為“理性神話”破滅和“上帝已死”)後，直接導致歐洲文明進入了虛無主義時代(尼采的論述)。實質上，虛無主義在西方文明的發源處即已隱秘地生長著，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就直言虛無主義是歐洲曆史的本質進程。“虛無主義主張價值是空虛烏有的。”西方世界自近代以來，即深陷價值無據的虛無主義深淵當中，這在尼采的論述中被赤裸地揭示了出來。尼采用“上帝死了”來表述他所在的時代因作為價值校驗標準的基督教價值體係的瓦解而陷入價值失據的虛無主義，並且預言虛無主義將是歐洲“今後兩個世紀的曆史”。其實，西方世界虛無主義的境遇與這種文明源頭就開始持有的二元世界觀密不可分。這種二元世界觀主張，人類所生存的世界是變動不居的表象世界，表象世界是不真實的、有缺陷的，在表象世界背後有一個本質世界，本質的東西才是真實存在的、永恒不變的，人的價值觀念來自於本質世界，所以是永恒的、真實的。而基督教的上帝及天國就類似於這個二元世界的本質世界、完美世界、永恒世界。所以，在現代理性主義者們摧毀了作為歐洲文明的價值標準的基督教價值體係之後，西方世界陷入茫然無措和混亂無序。從西方世界虛無主義的譜係，人們可以看到，西方文明自身還根深蒂固地陷在追求那個不變的理念世界、本質世界的思維桎梏中，甚至將自身都無法實現的價值理念強加給別的國家，也即持永恒價值論。尼采深刻地批判了這種“人道主義道德價值觀”的虛假性。在尼采看來，這種“人性的、太人性的”道德價值觀與基督教的追求彼岸世界的價值標準如出一轍，都是以虛幻的彼岸世界的價值來扼殺生命的活力，來弱化人類在價值選擇與價值創造中的作用。

通過追溯西方價值觀念的虛無主義譜係，我們可以看到，西方世界所追求和推崇的“普遍真理”“永恒價值”是一種根源於這種文明本身的形而上學的虛構，這種虛構本身甚至使西方社會自身深陷在價值無據的虛無主義中，但西方國家仍然在“西方社會是人類社會的典範”“西方民主價值模式將是人類社會的最終形態”等“西方中心論”“曆史終結論”的意圖下向世界強推西方價值觀，故以“普世價值”形態推行其永恒價值理念。總而言之，“普世價值”論所持的“存在著永恒價值適用於整個人類世界”的價值觀，抹殺了價值在本質上是曆史的產物，並且也抹殺了價值會隨著人類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根本特性，在本質上，這是抹殺和否定了人在實踐中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實踐的多樣性與曆史發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