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和平與發展是需要武力去捍衛的
大凡關心身體健康的人，恐無不知曉鈣的作用、補鈣的重要。鈣是生命的元素，少了它，人便會免疫力降低、疲倦乏力、腰酸背痛、骨質疏鬆，生出種種的病症。缺鈣不會立即致命，但長期缺鈣一定會導致人體機能的衰弱和衰竭。人，一定要有精神的力量，這是中華民族的“人學”中貫穿的基本要義。對於共產黨人而言，有一種東西的重要性，恰如鈣之於生命的作用，那就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精神的脊梁，挺直精神脊梁的人，才能抬望眼，前驅引領；是心之所向、共同之誌，有了它，一個組織才能團結凝聚，一路披荊斬棘、守道不回。是堅定的理想信念，支撐著共產黨人勇敢地站在民族的前列，努力把人民和曆史賦予的重任擔當起來。幾百年來中華民族因缺鈣而淪為殖民半殖民地的舊中國, 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給中華民旅又補了些鈣, 然而在複辟資本主義改開後的走資派又流失了補的這些鈣。
毛澤東的影響，確實是深遠的。雖然許多人力圖淡化他的影響，但越來越多地人認識到了他的價值，他的意義。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曆史上，隻有毛澤東，才真正稱得上偉大。一些人所以有意地淡化毛澤東的影響，主要是因為文革。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文革是中華大地上的這個民族對私字的宣戰。但這種集體的對私字的宣戰並不是為了滅亡，而是要向涅槃的鳳凰那樣，浴火重生。文革確實是在引火燒身；就是毛澤東自己，都抱著要粉身碎骨的態度。當然，走資派們現在已經徹底地否定了文革，一段時間內似乎文革的矛頭所向，也就變得模糊了。
實際上，經四十多年的實踐證明, 走資派夢想將文革的矛頭所向，在人們的腦海裏應該永遠地模糊下去，直到什麽也看不見，才好呢。但是，現實的發展，讓文革的矛頭所向，重新變得清晰起來。不知道這是曆史的大幸，還是大不幸。現在，人們終於知道，文革是向官僚主義開戰的。文革是向人們靈魂深處"私"字宣戰的。有的人講，官方是永遠不會肯定文革的，因為文革就是針對著官老爺的。其實，這樣講，並不對。因為同是官方，也是不一樣的。毛澤東時代的一部分官方，從牙縫裏都沒有露出否定文革的意思。因為否定文革，就意味著否定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然而，曆史是勝利者篡權成功者書寫的。毛澤東的文革之路，在他作古之後，是走不下去的。人們可以有許多的理由說，曆史需要改革。那就讓人民去選擇自己的路線吧；而走資派不會以真實曆史的態度去對待整個的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十年文革。實際上，人們對十年文革的否定，是非常匆忙的。而否定者本身就是在文革中的主要被批判者, 何來公正公信? 明顯的報複敵對含義。否定文革是非常棘手的，稍不留神，就會滿手是血。匆匆地做一個結論，也許能安撫走資派和追隨者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心，同時又想洗白走資派自己本身, 為非法篡權後的執政合法化掃清障礙。但卻很難堵住後世的悠悠之口。“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在毛澤東看來，文革是他一生最偉大的事業，從他的政治遺囑中，就可以看出來。
毛澤東講《紅樓夢》的總綱就是第四回，“護官符”。現在來看，這個觀點，意義太大了。毛澤東講過，做了大官，就要保護大官的利益，這正是古代所謂的“官官相護”啊。其實，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向官僚主義開戰的。在毛澤東眼裏，腐敗的官僚，已經不是人民的一員，而成為了官僚階級，即特權階層。毛澤東是想用自下而上的群眾革命，打跨官僚階級。現在講毛澤東的影響，似乎隻能從文化上講。而在文化上，毛澤東確實重塑了中華民族的剛性性格。補了些鈣!
中華民族原本的文化性格是由儒、道、釋三家共同塑造的，在兩千餘年的封建史上，儒家文化成為官方文化、中國文化的主流。這是基本的事實，實際上，儒家文化“儒者，柔也”；既然是柔，那就不是劍拔弩張，而是溫柔敦厚。道家文化"任性逍遙"的性格。溫柔敦厚，任性逍遙，構成了中華民族性格非常完美的一麵，但是，這種完美，卻隱藏著巨大的缺陷。佛教，佛教中國化，所誕生的就是禪宗虛幻空靈的一麵。儒道釋三家文化主要塑造了華夏民族溫柔敦厚、任性逍遙、虛幻空靈的性格。把溫柔敦厚、任性逍遙、虛幻空靈統一起來，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和諧”了。但是，和諧的文化性格有太大的缺陷了。中國近代的屈辱曆史，很大程度上就根源於這種和諧的文化性格，而中國要走出屈辱的曆史，也隻有重塑這種和諧的性格。那麽，又怎樣重塑我們民族的文化性格呢？我們知道，與和諧相對立的就是鬥爭。也就是說，鬥爭哲學可以重塑我們民族的性格。而毛澤東的哲學，恰恰就是鬥爭哲學，仿佛正是鬥爭哲學陷天下於洪水猛獸。實際上，這是很深的誤解。是鬥爭哲學重塑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是鬥爭哲學改變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我們即便做不到“吃水不忘打井人”，也不應該詆毀過去的曆史啊。
現在自然不喜歡鬥爭哲學了。早已厭倦了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總覺得還是和諧的好。但是，講和諧的哲學是需要條件的；而現在恰恰具備了這個條件，即太平盛世。但是，孕育鬥爭哲學的並不是太平盛世，而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如果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還在那裏講和諧，那就隻有挨打的份兒了。中華民族的性格是由儒、道、釋三家共同塑造的。所謂的溫柔敦厚、任性逍遙、虛幻空靈，實際上就是一種和諧的性格，但是，這種和諧的性格，恰恰有致命的缺陷，因為它缺乏鬥爭的因素。
中國在近代史上，所以倍受欺淩，和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絕不是沒有關係，所以，在民族生存的急流險關，需要的決不是溫柔敦厚，而是拿起武器，起來鬥爭。講毛澤東的鬥爭哲學重新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實際上就是講中國革命重新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國革命的曆程，是伴隨著前仆後繼的流血犧牲的。中國革命，改變了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而把鬥爭的精神注入到這個民族靈魂的深處。從本質上講，溫柔敦厚這種性格，並沒有什麽不好，它反而是文明的標誌；但是，這文明的標誌，顯得那麽懦弱無剛，在外敵入侵麵前，表現得那麽軟弱。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完全有必要改變我們民族的性格，不再那麽懦弱，而是起來鬥爭。毛澤東鬥爭哲學的意義也就在這裏。那種“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精神，就是再過一萬年，也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在漫長的曆史中，這個民族是追求和諧的；但是，這種對和諧的追求，並沒有法子改變近代的屈辱。我們對人家講和諧，人家卻把屠刀架在我們的脖子上，而這個時候，就需要激發我們民族的血性了，正所謂“中國人民又豈能俯首對屠刀”。講和諧，是需要條件的；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那隻能換來屈辱甚至滅亡。當年，日本帝國主義不也講“大東亞共榮”嗎？表麵來看，也符合現在所謂“和諧”的哲學，但那是真正的和諧嗎？那個時候，已經到了我們民族生存的最後關頭，隻能奮起抗爭了。
有人講，要和平，就必須準備戰爭。同樣地，要和諧，也要有鬥爭的準備。我們不能因為現在講和諧了，就說鬥爭哲學一無是處了，恰恰相反，是鬥爭哲學造就了我們現在講和諧的基礎。天不怕，地不怕，敢於鬥爭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的鬥爭哲學，應該肯定的。從本質上講，鬥爭哲學屬於二元論，總是要一方壓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也就是所謂的你死我活。對待敵人就是要你死我活，不可能如現在人們講的, 你活，我也活；大家互利共贏。當然這主要根源於經濟基礎和自衛實力。講和諧，並不是一件壞事情。但是，更珍視鬥爭哲學在中華民族性格中所注入的鬥爭精神。講和諧，就不準鬥爭，這樣的道理是沒有的。為了自己的利益，不鬥爭，是不行的。不去鬥爭，可能什麽也得不到，許多時候，和諧也不過誘人的幌子。
任何時代，從來就沒有絕對完美的，也沒有糟糕透頂的。鬥爭哲學是通過什麽重塑了中華民族的性格。是中國革命；但是，被排除在中國革命之外的十年文革，所發揮的作用似乎更大些。我們知道的，改變一個民族的性格是很難的。十年文革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如果去全盤否定鬥爭哲學，顯然是不對的，那樣做，甚至會引發對中國革命的否定。我們要做的也隻是積極的揚棄鬥爭哲學。我們這個民族所要告訴世界的，決不隻是我們擁有溫柔敦厚的文化性格，我們還敢於鬥爭，善於鬥爭。
究竟鬥爭哲學好，還是和諧的哲學好。孔子的哲學可以說是和諧的哲學，總是溫良恭儉讓；可以說，這種哲學塑造了我們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然而，這種溫柔敦厚的性格，有太多的缺陷了，近代中國的曆史，充分展現了我們民族性格的缺陷，太溫柔敦厚了，就很容易讓人欺負。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我們所以淪入了做亡國奴的邊緣，不正是因為溫柔敦厚的性格麽？所以，我們需要在溫柔敦厚的性格中，融入敢於鬥爭的因素。所以，鬥爭哲學並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隻有敢於鬥爭，才有希望。如果隻是畏畏縮縮，那就是死亡的道路。
實際上，敢於鬥爭的人並不很多，有些人，即便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也往往得過且過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為什麽不敢於起來抗爭呢？這大抵根源於我們的民族性格。在儒家，講什麽“哀不而傷，怨而不怒”，“思無邪”；把人培養成了順民。所謂的順民，不隻奴在身，而且奴在心。專製的時代，最需要的就是順民；而順民的哲學就是奴隸主義。而做穩了奴隸呢，則是太平盛世了。孔夫子的全部學說，也大抵不過教人做穩奴隸吧。而毛澤東、魯迅先生，他們的主義、思想，才是為了讓人們起來做主人的。在以往的時代，主人翁意識提得非常響亮；可現在，已經滿足於做打工仔了。
鬥爭哲學，卻看透了儒家文化吃人的本質，所以講“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就是造反有理”。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講，儒家文化就是軟刀子；軟刀子殺人不見血。但是，鬥爭哲學卻讓人知道將死的痛苦，已死的悲哀，讓人們起來反抗，爭取生的前途。孔子是資產階級的敲門磚。而現在大規模地祭孔，而孔子又成為了至聖先師，高巍巍地站在雲端上。難道是以前的預言，成為了現實。我們總覺得以前的預言是荒謬的；
現在幾乎已經找不出毛澤東重塑民族的性格有什麽意義了。因為毛澤東時代早就成為過去，而我們的民族也闖過了生存的激流險關，而現在則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事業。但是，現在講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主題，但是，大家都很清楚，這和平與發展都是需要武力去捍衛的，也就是說建立在武力的基礎之上。孔子的學說為專製主義所利用，這是曆史的事實，更何況，專製主義並不外在於孔子的學說；也就是說專製主義就在孔子的學說之內。打倒孔家店，並沒有打錯；而現在堂而皇之的祭孔，也許，隻能解釋為曆史的倒退。
對於傳統文化，我們有過太多的陶醉；這種陶醉本身，就是中毒的表現。而要解毒，也隻有用現代的觀點、方法，來改造傳統文化。遮蔽傳統文化黑暗的一麵，是不對的；相反，應該看清它。對於傳統文化，說到底，還是應該有一種理性的態度。現在，人們總覺得傳統文化就是好；但大多數人，對於傳統文化，都是知之有限的；所謂國學熱、傳統文化的複興，夾雜著太多情緒性的東西。為鬥爭哲學所重塑的民族性格，終於漸漸地消失不見；而又回複到了溫柔敦厚的路上去了，也許要永遠地溫柔敦厚下去吧。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講過，“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文明其精神”，就不說了，因為含義很明顯，要思考的是，他為什麽用“野蠻其體魄”而不是“強健其體魄”。我覺得，“野蠻”是有一種原始的生命力在的。而我們民族的性格，是溫柔敦厚的。在溫柔敦厚的性格裏，最缺乏的就是原始的生命力。改造中華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也許最緊要的就是注入這種原始的生命力吧。改造中國，改造社會，曾經是一種非常偉大的理想，但是，現在有的人卻說，社會是可以改良的，甚至也可以改革的，但獨獨不能夠改造。因為改造有一個前提，即這個社會一無是處，罪孽深重，然而，這說法何其的荒謬。如果以這樣的觀點，去看待曆史，那許多偉大的曆史事件都是可有可無的，許多偉大的理想，不懈地奮鬥都是徒勞無功的。說實在的，人類依然認同對社會，對人性的改造。也正因如此，毛澤東對中國文化最深遠的影響，就是重塑了一個民族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