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封炒股處罰投機斬斷通貨膨脹

查封炒股處罰投機斬斷通貨膨脹

 

這是治療物價飛漲良方。新中國成立時，在許多新解放的城市，國民黨統治時期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仍在延續，一大批不法投機商趁機興風作浪，物價猛烈上漲，經濟秩序極其混亂。有人質疑，“共產黨軍事100分，政治80分，經濟是0分”。但是很快，中國共產黨就用事實粉碎了這個荒唐的論調。

進城初始，各大城市軍管會和人民政府均發布以人民幣為唯一合法貨幣的法令。但不法投機商置若罔聞，大肆炒賣銀元外幣，帶動物價指數成倍上漲，嚴重影響人民幣流通。在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不法金融投機勢力尤為猖獗，狂妄宣稱“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采取斷然措施，一舉查封投機勢力大本營上海證券大樓，將200餘投機商逮捕法辦。這一行動在社會上引起很大震動，銀元價格立即大幅下跌，全國糧油市場價格隨之回落，人民幣迅速進入市場流通。

通貨膨脹的根源在於貨幣與物資供應不平衡，單憑行政手段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7月27日至8月15日，中財委在上海召開財經會議，決定采取發行公債、整頓稅收、緊縮通貨、成立統一的內外貿專業公司等措施，以加強國營經濟在市場鬥爭中的力量。

1949年夏收之後，政府需要大量投放貨幣收購糧棉。不法資本家乘機囤積糧食，哄抬物價，於10月份再次掀起全國物價暴漲風潮。為此，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精心部署了一場集中調運物資、適時拋售的“經濟戰”。

從11月1日起，中財委在全國範圍內組織糧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規模集中調運，並指示國營貿易公司在控製住主要物資的同時，把呆貨冷貨拋給投機商。11月25日，各地物價上漲最猛的時候，上海、北京、天津、西安等大城市統一行動，敞開拋售主要物資，使市場行情大幅度下跌。同時，催征稅收，收緊銀根，凍結貸款，向投機商幾路進兵，迫使他們不得不將高息拆借資金囤積的貨物賤價拋售，且愈拋愈賤，直至周轉不靈而破產。接著，在掌握十多億斤周轉糧的前提下，中財委又部署在1950年春節正月初五，在上海敞開銷售糧食兩億多斤，使投機商不得不把年前囤積的大米全部蝕本吐出。國營貿易公司則利用跌價及時購進大批物資，為進一步平抑物價、穩定市場作好準備。

這場“經濟戰”，使不法投機資本遭到沉重打擊，從此一蹶不振。此後不久，全國物價開始平穩下來，在民國時期持續十幾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在新中國劃上句號。

上海市漢口路422號，原上海證券大樓舊址。這棟樓見證了70多年前那場迅雷不及掩耳的抓捕活動——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與上海舊經濟勢力交鋒中取勝的第一個回合，初步穩定了人民幣的地位，為控製市場創造了必要前提。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戰爭破壞的影響，整個社會經濟處於混亂狀態，生產萎縮，物資匱乏，通貨膨脹嚴重，市場物價暴漲。麵對當時嚴重混亂的經濟局麵，必須建立全國性的強有力的中央領導機構，統一領導、統籌安排。

1949年6月，中央通過《關於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在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打響了一場統一全國財經和穩定物價的“戰役”，結束了國民黨統治時期連續惡性通貨膨脹的局麵，也結束了舊中國幾十年財政收支嚴重不平衡的局麵，是新中國成立後黨和人民政府在財政經濟戰線上取得的第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勝利，毛澤東評價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破解財政經濟困局。“1949年5月12日，上海白粳米價一石需用4.4萬億金圓券，折合法幣1320萬億元，與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相比，上漲了199萬倍，達到了一粒米一百元。”這組數據來源於《中國社會主義與統計數據》一書。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工農業生產均處於一個不斷衰退的局麵。國民黨統治時期不斷變更的黃金政策以及發行的金圓券，嚴重擾亂了國內經濟，使得國內經濟秩序十分混亂，瀕於崩潰。與此同時，剛剛成立的新政權又麵臨各項事業百廢待興，各種支出十分龐大，困難之巨大可想而知。平抑物價、解決通貨膨脹、穩定整個經濟形勢，成為中央政府麵臨的重要課題。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派出警察封鎖了上海最大的銀元交易市場——位於漢口路422號的上海證券大樓，禁止人員進出，控製樓內證券經紀人的行動。與此同時，由軍管會指派的一部分專業人員進入大樓清點查核。當時樓內被堵住的不下千人，突如其來的衝擊使他們驚恐萬狀。隨後，在做好安撫和宣傳工作之後，軍管人員拘捕了250名投機者，收繳了數萬枚銀元。這場抓捕行動對資本家和投機者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很快市場上銀元對人民幣的比價由6月8日的1：2000降至1：1200，並不斷下降。由於銀元的貶值，人民幣很快便取得了在上海的主導貨幣地位，令政府有能力對市場進行更強有力地幹預。這場抓捕行動被稱為“銀元之戰”，最終以新興的人民政府戰勝上海壟斷資本和官僚資本主義殘餘結束。

打贏平抑物價之戰。1949年4月至1950年3月共發生了四次範圍不一的通貨膨脹。第一次是1949年4月，北方春旱，投機商人炒作銀元，導致冀中、京津等地區物價上漲。中央政府從東北調運糧食等生活用品到關內，在國營貿易公司下設立了44個糧食、布匹的直接供貨店。此外，人民銀行還開辦了折實儲蓄，保證人們不會因物價波動而遭受損失。

第二次發生在1949年6月至7月的上海，投機商人以黃金、銀元、美鈔為對象，以上海證券交易所為投機場所，大肆炒作黃金、銀元和美鈔。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強硬措施，如禁止黃金、銀元和美鈔的自由流通與買賣，禁止以金銀計價；宣布人民幣為法定貨幣，任何人不得拒用；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逮捕投機分子；加強對金融業的管理和監督等。1949年7月，上海在結束了“銀元之戰”後，投機商人把戰場從金融轉移到物資，拉開了“米棉之戰”。中央政府從其他地區調運米棉等生活用品支援上海，並對學生和工人進行平價配售，盡量照顧到學生和工人的利益。

第三次發生在1949年10月至11月的上海和京津地區，並波及全國各大城市。11月下旬，全國各大城市統一行動，由貿易公司逐漸提高牌價，投機商人以為行情繼續看漲，仍搶進貨物。當其資金都轉為實物時，國營貿易公司開始拋售物資，投機商人資金周轉失靈，投機資本遭受嚴重打擊。

第四次物價上漲發生在1950年2月，國民黨反動派炸毀上海發電廠，引起人心動蕩，商人隻買進不賣出。在中財委的統一部署下，上海連續拋售了兩億斤大米，使得投機商人無力抵抗，3月份物價基本穩定。此後，全國各大城市的物價也都沒有大幅度上漲。

統一全國財政工作。在中央政府的力挽狂瀾下，四次通貨膨脹得到有效遏製。穩定物價的根本在於統一全國財政工作，盡可能平衡收支，擺脫赤字財政。因此，中央政府進行了一係列統一財政的措施，主要包括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統一全國金融、統一全國物資調配、統一全國現金管理。

統一全國財政收入。具體措施是將公糧的調度，財政稅收的稅率、稅則製定工作以及稅收的征收及支出，全部統一於中央(公糧中5%至15%的地方附加除外)。對超收部分，中央與地方實行二八分成的辦法，二成上繳中央，八成歸地方所有。全國於1950年3月開始，各縣市都建立國庫，所有稅款都要逐日入庫，不能延期和挪用。國有企業的稅收和折舊金、利潤也須按時上繳國庫。在支出方麵，全國統一了編製和供給標準。

統一全國金融工作。重點在於以中國人民銀行為國家現金調度的總機構，代理國庫，管理外匯，統一管理軍政機關、國營企業的現金。

統一全國的物資調配。重點是中財委統一調度全國各地各工商業的倉庫庫存物資。物資的統一調配，可以使它們得到更有效地利用，也能夠更靈活地應對投機者。

統一全國現金管理，以便國家有計劃地節約現金使用和調節現金流通。這一係列穩定物價的措施，使新中國經濟得到好轉，工業、農業、商業等各方麵都有很大提高。1950年，財政收支基本上達到平衡，總收入超過計劃的30.8%，總支出超過計劃5.4%，赤字占財政總收入的4.4%，財政狀況大幅好轉。到1952年，社會總產值已經是1949年的兩倍，各地農民收入比1949年增長了30%。

早在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穩價工作。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近代中國激烈衝突的社會矛盾中、在中國人民推翻封建統治和反抗外來侵略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過程中應運而生。

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是中國共產黨的總後方，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政治鬥爭、軍事鬥爭和經濟鬥爭，物價上漲就是經濟鬥爭中的一個焦點問題。20世紀30年代中期，抗戰處於相持階段，國民黨調轉矛頭，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企圖困死邊區。在這種情況下，邊區為了保證財政運轉，1938年6月開始發行代價券，1941年2月18日宣布發行“陝甘寧邊區銀行幣”，貨幣的大量發行造成物價的快速上漲。毛澤東同誌曾說：“1940年和1941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都在這一時期。……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準確把握戰時的價格客觀條件規律及環境變化，在邊區采用相對溫和的物價政策，通過開源節流、平衡收支奠定平穩物價的基礎，通過進行貿易鬥爭、貨幣鬥爭平抑抑製物價波動與上漲。

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麵：第一，發展生產，平衡收支。化解社會總供求矛盾是抑製物價上漲的根本辦法。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了金融問題討論會，毛澤東同誌指出：“邊區的問題，基本上不是金融問題，實際上是經濟與財政的矛盾，解決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發展生產。”1941年12月，毛澤東同誌又在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為化解邊區財政難題指明了方向。一方麵，大力發展生產開辟了新的財政收入，為穩定物價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麵，生產發展也帶動了商業的進步，為平衡供需提供了外貿保障。第二，調節市場，促進貿易。邊區實行外嚴內鬆的貿易政策，為了鼓勵開展貿易活動來活躍發展地區經濟，並鼓勵開展貿易活動，為此還頒布了工商管理辦法，廢止了日偽和國民黨的苛捐雜稅，保護了商人的正當利益，。用公營商業帶動民營商業，組織商業聯合會，幫助商人通過商業渠道購入貨品、出口物資。1941年6月，邊區開展平價運動，通過穩定工業品價格，促使農產品價格下跌，提高了邊幣的幣值，使消費者得到實惠，驅走了恐慌心理。第三，靈活調價，保障供應。運用價格政策平抑物價的作用是最直接的。在特殊時期，邊區政府靈活調整商品價格，對於緊缺物資，提高收購價格，大力鼓勵進口，隨著物資不斷積累，逐步調整價格至中等水平，保持穩定供應，當物資達到飽和階段，再減少進口，以穩定物價。第四，利用比價，堅持鬥爭。抗日戰爭時期邊區貨幣既同日寇侵占區的偽幣鬥爭，又同國民黨統治區的法幣鬥爭，匯率體現出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不僅具有經濟屬性，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我們黨的具體做法是：在出口旺盛或敵人套購我方主要物資時，提高幣值以爭取更大利益，並防止物資大量流出；在出口淡季降低幣值以刺激出口，保證財政收入。總的來說，邊區政府的比價原則是：利提則提，利降則降，隨時斟酌情況決定。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帶領人民進行了包括經濟鬥爭在內的各種艱苦卓絕的鬥爭，並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艱難探索，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進行了28年艱苦奮戰，擊退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如何推進國家的現代化，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課題。當時的具體情況是，解放戰爭戰場上節節勝利，但國家財經領域卻麵臨巨大困難：上萬公裏的鐵軌、數千座橋梁嚴重損壞, 國民黨敗走台灣，帶走大量的金銀外幣, 全國有近200萬失業人員，大城市糧食、原料及燃料極為匱乏。財政經濟困難最突出、最集中的表征是通貨膨脹。能不能遏止漲價風成為關係人民生活、社會安定的大問題。中共中央把穩正確方向，迎接治國安邦的新挑戰，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組合拳，打開了“穩物價、安天下”的新局麵。正是在物價穩定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開始大規模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又曆經20多年的艱苦奮鬥，逐步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係和工業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