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家土匪是不需要糧票肉票的

資本家土匪是不需要糧票肉票的

 

在五十年代全國範圍內發行糧票和布票，是因為新中國立國當時的經濟相當落後，商品匱乏，國家實行計劃分配的經濟運行機製，是為了保證人人有飯吃有衣穿。為什麽這樣一種人人有份的尊重人權的製度設計到今天卻一再遭到嘲弄呢？相反，卻很難見到有人說國民黨時期商品供應匱乏，怎麽沒有人說有錢買不到肉買不到布呢？難道是國民黨時期生產的糧食、布料、肉比中國共產黨執政時期還要多嗎？顯然不是這樣的。

那為什麽出現了少數人一直在嘲弄票證製度卻無人指責國民黨時期的怪現象呢？隻有一種解釋：因為計劃分配的方式排除了少部分人過度占有擠壓另外大部分人享有社會產品的可能，這使得少部分人被剝奪了滿足自己超額或過量享受物質生活的權力，所以少部分人抱怨。而在國民黨時期，是沒有什麽票證，誰有錢誰就可以買米、買衣買肉。資本家有錢土匪可以搶是不需要糧票肉票的。民國時代四大家族的人以及大大小小官員、資本家、地主們不愁市場上買不到糧吃不飽飯，不愁吃不上肉穿不上衣。而反觀窮人們吃不上肉穿不上衣通常沒什麽怨言，隻能怨自己命不好，他們沒有什麽文化，不會寫文章，也不知道訴苦，所以，如今也很難看到有關他們抱怨對他們而言所有用品都緊缺的生活。更重要的時票證時代的物價低廉而不變。

因此，今天那些嘲弄糧票、布票、肉票的人，要麽沒有明白這些票證為窮人提供享有基本公平的物質享受的權力的意義，要麽就是一些冷酷無情的人。為什麽這樣講？因為糧票、布票、肉票製度僅僅是在同樣提供給百姓們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礎上，抑製了少數人超額擠占多數人基本生活需求的欲望。雖然這少部分人的過量享受物質生活的權力的確被抑製了，但另一方麵卻為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窮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本的生存權力，才大大提高了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這是真正的人權保障！可是，那些少數人不滿意了，無情地痛恨糧票、布票，即便讓絕大數人活不下去或無尊嚴屈辱地存活著也要讓自己吃個夠。所以，這些人冷酷無情。是選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生活還是選擇與同胞共渡時艱，顯然反映了人的基本品質。

新中國建國之初是一窮二白的國家。黃金美元全部被蔣介石國民黨偷運去台灣。當時並不是共產黨計劃分配導致了商品緊缺，而是商品緊缺要求必須實行計劃分配。前提條件是這個政府想給百姓提供基本的人權公平。改革開放後在市場貨源充足的前提下，肉食品市場開始逐步放開經營，持續了差不多20年的憑肉票供應肉食品的製度第一次被取消。然而好景不長，從1986年開始，肉食又開始慢慢緊張起來。雖然不要肉票，但肉店門口恢複了排隊的景象。大家都想買點放進冰箱以備隨時都有可能出現的肉荒。隻好適當限購每人每次最多可買多少斤以致商品緊缺。取消票證是因為“市場貨源充足”，而不是因為一取消票證市場貨源就充足了。肉票取消後好景不長，供應一緊張就導致了限購，每人每次最多買多少斤”，可見，限購是因為怕一部分人來得早，把肉全買了另一部分人就沒得買了，如果按今天市場經濟原則，限購行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為根據購買力來占有分配商品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可見，當時限購還是出於公平的考慮。而“限購”恰恰又是票證的另一個基本功能，防止一部分人過量占有另一部分人卻得不到供應。因此，得出的結論是“不是計劃分配導致了商品緊缺，而是商品緊缺要求必須實行計劃分配”。

新中國的票證種類到後來越來越多，說明是當時社會生產力越來越發展而不是越來越倒退；中國百姓的生活條件已經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壞。隨著新中國經濟建設的不斷好展可以看出，象肉票，煤票，麵票等是晚於布票和糧票的。在五、六十年代，國家和政府考慮的主要是為所有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外乎穿衣吃飯，所以首先發行布票和糧票。1987年，全國性的豬肉緊張真的來了！冷庫裏堆成如山的凍肉也經不住天天排隊買。換句話說，如果說文革時期開始發行肉票是因為文革時期肉的供應量比以前少了，那麽從1984年至1987年供應一年緊過一年，怎麽解釋？隻能說明1984年至1987年全國豬肉生產一直在增加，但供應的增加遠遠趕不上人們消費需求的增長。所以，用一句話總結就是：當肉類等供應量非常低，對普通百姓而言還是一種奢侈品的時候，實行票證製度沒有意義；當肉類等供應越來越緊張，正說明老百姓生活要求更高了，需求越來越多了。正象黃金飾品在八、九十年代對絕大多數人是奢侈品的時候，市場反而不活躍，供應不緊張，而現在市場活躍起來，甚至局部地區出現供應緊張隻能說明老百姓變得更富了，並不是說如今黃金的總的供應量還趕不上八、九十年代了。應該尊重曆史，客觀看待曆史上曾經有過的票證製度，絕不能全盤否定過去，更不能因為當時生活水準改善不明顯便隨意歪曲曆史。人類的進步是建立在過去的基礎上的。

有些人責怪毛澤東時代搞了近三十年，沒有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可能是有的人對經濟發展的曆史缺乏全麵了解。美國經濟學家說：“在標誌著中世紀結束的農業發明和商業革命期間，財富和技術的進步實在很緩慢。在這個時期，技術進步引起了人口的增加，結果幾乎沒有改善人們的生活水準。 甚至在工業革命早期，在生活水準方麵產生的還僅僅是“改良性”而不是“革命性”的變化。除了象鐵路、紡織、織布等工具的發明是個特例外，絕大多數該時期的發明革新是關於產品如何生產和運輸的革新發明，是一種新型的資本出現，而不是消費品的出現。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那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仍然沒有什麽變化。變化步子如此緩慢以至於人們至少是那些貴族知識分子可能會認為他們一千年以前的祖先的生活與他們那個時代一樣。 西塞羅，一個羅馬時代的貴族，作家和政治家，如果從曆史中複活到湯馬斯.傑弗遜的廠子裏，也許他感覺在19世紀美國幾乎和在羅馬時代沒有什麽區別。隻不過是傑弗遜時代的犁更好一些罷了，帆船也得到了一些改進。但是這些還不足以讓精英產生一種生活方式上實質改變的感覺。而且，在傑弗遜家做個奴隸可能和當西塞羅家做個奴隸沒什麽兩樣。變化的步子如此緩慢以至於引起了19世紀早期的知識分子爭論工業革命是否值得，它是改善了還是降低了人們的生活水準。結果觀點截然不同，象約翰這樣的樂觀的自由派與悲觀的一方一直爭論到19世紀四十年代。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人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物質財富增長如此之大以至於幾乎難以衡量。 以1895年蒙哥馬利沃德消費品樣本為例，當時單速自行車價格為65美元，從那以後，自行車價格以“名義”美元計算已經翻了一番。但是今天自行車按實際價值算的話，已經便宜得許多了。它的“真實”價格應當是：為生產它花費的工作量和工作時間。在1895年，大概要花費普通美國工人260小時的工作量來積攢下足夠多的錢來購買一輛單速自行車。今天，一個普通美國工人用不到八個小時的工作成果就可以買到一輛性能更好的自行車。”從這段話裏可以看出，美國1776年建國後用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才實現工業化，而在20世紀中葉以前近兩百年的時間裏，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水平並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提高的隻是生產條件和生產能力，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甚至質疑工業化是否是一種倒退。即便到了1895年，普通美國工人還要一個月的工作才夠買上一輛自行車，而現在隻要一天的工作量。所以，作者將如今美國人財富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歸因於工業化的結果。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有美國學者以今天美國人的物質上的極大享受與工業化剛剛結束時糟糕的生活水準進行比較，通過這種巨大反差來否定前一百年的曆史。他們的作法通常認為工業化是人類的奇跡，並且將當今的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歸功於工業化。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僅僅用了30年走完了美國用了近一百年才完成的工業化，其效率應值得嘉許而不是批評，更不能全盤否定。並且，在毛澤東時期，中國在完成工業化過程中人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所希望的、足夠多的改善並不是什麽發生在中國的獨特的經濟發展現象，正象美國普通人在1895年時感覺生活水平和一千年前相比沒有得到什麽改善一樣，都不能成為否定美國工業革命和中國工業化重要意義的借口；中國改革開放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必須應歸因於毛澤東時代工作化的完成，這就跟美國在二十世紀人們財富增加的原因一樣。

到了今天美國仍然在實施食品券計劃，而且絕對人數創了曆史新高，一方麵社會產品已經更豐富，另一方麵卻有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求，隻能說明美國的製度的確存在很大的問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生產力十分低，發行布票、糧票，是為了保障公平，是人類為追求真正的人權的一次具體體現。

再說美國首次食品券計劃的時間是1939年5月16至1943年春一直到今天都存在：“美國補充營養援助計劃曆史上通常被稱作食品券計劃,  是為生活在美國的低收入或沒有收入來源的人群提供食品的一項聯邦援助計劃。補貼由各個州分發，但整個項目由美國農業部負責管理。現在大多數食品券補貼通過卡的形式分發，但曆史上，絕大多數時候使用的是紙質券，麵額分別為1美元、5美元和10美元。這些食品券能夠用來購買可食用的食品而不管其營養價值如何。在1990年代後期，食品券計劃得到改進，紙質券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由私人承包商提供的專門的借記卡係統，稱為電子補貼轉賬係統。有些州合並了卡的使用功能，還可以用於公共援助福利項目。 通過卡成功地在一段時間內更換所有紙糧票，使得國會可以重新命名食品券計劃，更改為補充營養援助計劃，截至2008年10月，所有的聯邦法律中提到的“食品券”都更改為“食品卡。2008年9月美國人接受食品券的人數達到了3150萬人（占美國總人口數的10.3%），人數絕對是自1960年項目實施以來最高值。但接受食品券人數比例最高值是1994年，當時占美國人總數的10.5%，受援者的收入必須近乎貧困才有資格獲得補貼，即每個家庭成員平均月收入隻有100美元。

1964年3月31日，約翰遜總統要求國會通過一項法案使食品券計劃永久化。1964年4月17日，農業部長Orville Freeman提出一項建立永久食品券法案的提案。國會最終通過的法案是由國會女議員蘇立文提出的10222號法案。主要條款如下：要求受援者應購買糧票，同時憑票支出購買食品的平均價格，然後收到一定食物數量的票證，表明有機會獲得低成本的營養充分的飲食。可以用糧票購買所有用於人消費的物品，除了含酒精的飲料和進口食品（國會法案禁止購買軟飲料、奢侈食品和冷凍食品）。 禁止種族歧視。

二十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是食品券計劃的裏程碑。 1965年4月，受援者達到五十萬（實際受援人數為561261人），1966年3月達到1百萬，1967年10月達到200萬，1969年2月達到300萬，1970年2月達到400萬，一個月後的1970年4月達到500萬，兩個月後的1970年5月達到600萬，1971年2月達到1000萬，1974年10月達到1500萬。這期間受援對象的快速增長主要歸因於人口增長。食品券開始於1974年7月1號在全國範圍內實施，1974年7月受援對象近140萬人。”

美國在使用食品券方麵跟新中國憑票供應有相似之處：一是在食品券的使用上，美國也使用過紙質券，麵額分別1美元、5美元、10美元，而且在購買食物時，不僅要憑食品券同時還要付錢。二是在使用食品的目的相似，都是為了給城市裏的人提供符合營養要求的食品。 三是在使用食品券的範圍上，從地域上講兩國的食品券使用都覆蓋了全國，而且各個地區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有所不同的要求。

當然，兩國的食品票證製度也有重大的區別，其中最大的一點是美國食品券是在已經完成工業化，糧食生產並不短缺的狀態下推出的，是在商品過剩的情況下，為窮人提供的最基本的食物定量，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窮人的基本生存。

而當時中國使用票證製度是在工業化伊始就實施了，生產力相當低下，糧食總產量勉強維持全國人口需求甚至有所短缺，新中國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人有份的人權公平，因為在糧食短缺情況下，如果某一人群的糧食購買力強，勢必導致另一部分人要餓肚子，而憑票供應保證人人都能得到最基本的糧食定量。還有一個區別就是美國的食品券可以用來買肉、買水果、買米、買油，總之它用一種食品券囊括了中國的油票肉票糧票等，其基本功能還是一樣的是發給普通老百姓的,  資本家土匪是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