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一個晚清秀才如何信仰共產黨?
曾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自幼受到良好的啟蒙教育，17歲時考中秀才。留學日本法政大學 ，攻讀法律專業。青少年時期的董必武，目睹清朝政府的腐朽專製和西方列強對中國人民的欺壓掠奪，立誌救國救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董必武毅然奔赴武昌投入戰鬥，從一個晚清秀才成為堅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者，從此走上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不懈奮鬥的職業革命家道路。他追隨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先後加入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參加辛亥革命和反對北洋軍閥袁世凱的鬥爭。然而，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的黑暗沒有得到任何改變讓他苦悶痛心，“觸於眼簾，即市井蕭條，民氣沮喪，沉鬱慘淡，人以幸生苟免為心”。從此董必武走上重新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道路。
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董必武開始學習馬列主義。他與李漢俊等人討論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主義，得出中國革命“必須走列寧的道路”的結論。五四運動爆發後，他在上海參加這場反帝愛國運動，從中看到了民眾行動起來的偉大力量，看到了中華民族新的希望。
1919年8月，董必武從上海回到武漢，創辦私立武漢中學。他通過惲代英同誌主辦的利群書社，設法為學生購買《新青年》《湘江評論》等進步書刊，邀請李漢俊、錢亦石、惲代英等人到學校演講，傳播和宣傳馬列主義的革命思想，使這所學校成為培養新型革命人才的搖籃。
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指導下，1920年秋，董必武與陳潭秋等創建了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隨後，在武漢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組織婦女讀書會、青年讀書會，傳播新思想，並派得力的學生到工人中去，舉辦夜校、識字班，向工人宣傳馬列主義。在董必武等人的組織領導下，武漢地區的共產黨革命活動逐漸活躍起來。
1921年七八月間，董必武提早來到了上海共同籌備並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為黨的創始人之一。共產黨成立後，董必武任中共武漢區執委會委員和湖北區執委會委員。在他和區委的組織領導下，武漢成為近代工人運動的策源地之一，爆發了著名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湖北農民運動也蓬勃發展起來，同湖南農民運動交相輝映，形成強大的革命聲勢，對推動北伐戰爭勝利進軍、促進大革命迅速向長江流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舉行南昌起義。董必武與宋慶齡、鄧演達、毛澤東等22人聯名發表《中央委員宣言》，痛斥蔣、汪，號召進行堅決鬥爭。11月，中共鄂東特委舉行黃麻起義，以董必武的名義出布告、發傳單，號召工農開展武裝鬥爭。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董必武根據黨的指示東渡日本。1928年，黨組織派他到蘇聯學習。1932年回國後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擔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教務長、副校長，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最高法院院長等職，為中央蘇區的幹部教育、紀檢監察工作和法製建設付出大量辛勞。1934年10月，年近半百的董必武堅持參加長征，他以超凡的勇氣和毅力，率領包括數十名紅軍女戰士在內的後勤部衛生隊幹部休養連百餘人，曆經千難萬險，走完長征路。到達陝北後，他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幹 。
董必武是孫中山創立的中國國民黨的元老，又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從兩次國共合作到新中國成立前後，他以豐富的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為推進中國革命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董必武在國民黨中央、湖北省黨部和政府內均擔任要職。他堅決貫徹中共三屆一中全會提出的“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的方針，堅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使共產黨人在統一戰線中發揮了中堅作用。他充分利用改組後的國民黨這個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吸收各界人士參加革命活動，把湖北國民黨組織建設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使武漢成為北伐戰爭後期國共合作的重要舞台。
全國抗日戰爭時期，董必武作為中共代表團的成員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他與周恩來等一道，忠實貫徹中共中央製定的全麵抗戰路線，堅決執行中國共產黨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為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他領導創辦黨在國統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大力宣傳全民族團結抗戰；他結交於右任等國民黨上層人士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努力爭取他們團結抗戰；他支持和幫助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等民主黨派的建立和發展；他利用國民參政會這個陣地，千方百計爭取人民民主權利，反對國民黨獨裁專製。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取得勝利前夕，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中國代表團，赴美國出席聯合國製憲會議。期間，他廣泛聯係華僑華人，做了大量海外統一戰線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麵臨著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抉擇。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爭取光明的前途，重慶談判之後，董必武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繼續參加國共談判，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為爭取和平民主、製止內戰，同國民黨當局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與各民主黨派及愛國民主人士進行廣泛深入的接觸，主動拜訪黃炎培、張瀾、陶行知、李公樸等社會知名人士，向他們闡明中共的方針政策，交換對召開政協會議的意見，在重大問題上統一認識、協調行動。國民黨政府遷回南京後，董必武與周恩來等率中共代表團到南京，繼續為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進行艱苦細致的工作。蔣介石發動全麵內戰後，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返回延安，董必武仍留在南京，在極其複雜困難的條件下保持同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聯係，同時重視做好國民黨上層人士及國民黨軍官的工作，有力推動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不斷發展壯大。
隨著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中共中央著手籌備建立全國性政權的工作。1948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晉察冀、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合並為華北解放區，成立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由董必武擔任主席。8月，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召開，9月，成立了由董必武任主席的華北人民政府。他領導華北人民政府積極有序地建立各級人民民主政權，恢複發展生產，發展文化教育，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統一財經工作。經過努力，華北人民政府建立起係統的政權機構，積累了豐富的政權建設經驗，培養了大批開展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的幹部和人才，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做了多方麵的重要準備。華北人民政府成為中央人民政府的雛形。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集中討論了奪取全國勝利和籌建新中國的問題。在此之前，董必武率領華北人民政府機關遷到北平。他多次接待陸續到達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商談建立新中國的問題。他代表中共中央或華北人民政府多次出席農業界、婦女界、青年界、文學藝術界的全國性會議，要求各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更好地開展工作。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他領導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做了法律上的重要準備。
新中國成立之際，董必武已經63歲。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國開國大典上，董必武站在毛澤東身邊，參加了舉世矚目的開國大典。新中國成立後，他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為新中國的鞏固、建設和發展竭誠盡智、鞠躬盡瘁。
董必武同誌長期在政法領域耕耘勞作。他1914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 ，攻讀法律專業。大革命時期，他在湖北主持製定《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支持農民運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後，他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等職，為新中國法製建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麵臨著創建人民新法製的艱巨任務。董必武領導政治法律委員會做了大量艱巨細致的工作。他領導出版《中央政法公報》，交流信息，指導工作；他提出並領導召開全國經濟保衛工作會議、全國治安行政工作會議、全國司法工作會議等全國性專業會議，準確闡述法製建設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對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作用；他主持起草《政務院關於加強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就人民司法工作的性質、任務及一係列具體問題作了明確規定，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司法工作的指導性文件；他主持製定《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重要法律；他領導建立各項審判製度，總結審判工作經驗，為實現審判公平公正而不懈努力；他領導成立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等學術團體，促進法學學科的建設發展。
董必武強調依法辦事是加強法製的中心環節。新中國成立後，在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情況下，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有完備的法律，“趕快把國家尚不完備的幾種重要的法規製定出來”。他強調製定法律之後，“必須確切地執行，按照規定辦事”，“反對一切隨便不按規定辦事的違法行為”。特別是“公安、檢察、法院和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依法辦事”。這些論述，充分體現了董必武依法辦事、依法治國的正確主張和遠見卓識。
董必武強調加強黨對法製建設和法製工作的領導。他指出，黨是我們國家的領導核心，我們一切工作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對黨的領導不能有絲毫動搖。黨委應該考慮整個工作的原則、方針、政策，法院應該向黨委請示的是如何把政策應用到具體工作中去。他主張要在堅持和加強黨對司法工作領導的前提下由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作為司法工作人員，不能因獨立審判對黨鬧獨立，一切方針、政策都需要黨的領導，要向黨請示報告。這些論述，正確闡明了黨的領導與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的關係，對當前全麵依法治國的實施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董必武強調要大力培養法律人才。他認為，創建並發展新中國的法製，必須首先培養人才，要開拓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法學教育路子。他領導對舊司法人員的教育改造工作，領導籌建中央和各大區的政法幹部學校，為建立法律人才教育體係作出了重要貢獻。上世紀50年代高等學校院係調整時，他親自過問北京大學等綜合性大學法律係的恢複和重建工作，提出很有價值的建議。在他的關心指導下，新中國成立短短幾年內，就迅速創建了一套適合當時中國需要的多層次、多途徑培養各種法律人才的教育係統，為實施依法辦事、加強法治建設奠定了最初的人才基礎 。
董必武是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共產黨人良好家風的典範。他身居高位卻從不自視特殊，嚴格要求親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家鄉的親友以為他在北京做了“大官”，便要求他幫助解決工作、升學以及購買拖拉機、鋼材等問題。董必武一律加以拒絕，並諄諄教育他們：“我受黨的委托，人民的信任，參加國家領導，是各項政策製定的參加者，也是維護者，決不能利用職權給自己的親屬批物資”；“革命不是做官”。他與子女們互勉，從來不允許他們利用自己的職務去謀私利。他經常教導兒女，人的一生要靠自己努力學習，靠正確思想的指導，靠老老實實的工作，靠組織，不是靠父母，也不能靠父母。在他教導下，他的小兒子剛剛中學畢業就響應上山下鄉的號召到農村去了，走上了自立自強的人生道路。董必武一生博學慎思、明辨篤行，是活到老、學到老、為人民服務到老的楷模。董必武總是把自己視為人民公仆，以黨和人民的“老牛”自勉。他常說：“我們的黨是為群眾利益服務的，如果不為群眾服務，還要組織共產黨幹什麽？”他賦詩吟唱：“革命原非為個人，支持群眾得翻身。”他不僅嚴以律己，而且對子女及親友要求很嚴格，教育他們正直做人，勤奮學習和工作，絕不允許有任何特殊的行為。
謝謝"haiwaiyouzi"常來訪。
"指教"不敢當。我也是不斷學習慢慢理清中國近百年來一路走過來所發生的許多事情的。
"老一代“道德情操和良好家風”這些精神遺產，"==這份《精神遺產》是我個人認同的。"老一代“中是少數人具有這份《精神遺產》, 而大多數人在幾千年封建私有化的傳統文化中浸養著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是根深蒂固的。就拿中共一大12名代表中除了毛澤東和董必武外, 以及早年被國民黨殺害之外, 有些己改變了初心。
"被文革精神摧殘"我是特反對意見的。文革的核心是破"私心", 如果大多數勞動人民掌權後不破"私心", 很快會被複辟的。鄧小平隻是"私心"的代表。鄧小平複辟後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都恢複了, 再加上所謂的"民主自由"的自由主義實用主義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下的野蠻資本主義的複辟就有了今天的特色中國政府。文化改良行不通後的文化革命即五四運動就產生了"老一代“中的少數人具有這份《精神遺產》, 而文化大革命是在農民工人掌權後必須要在每一個人的腦中進行的對"私"字的革命, 否則又會被複群, 就會有李小平、王小平來複辟的。如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許多頑症是解不開的。隻有共產黨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才能使人類和平地生存。人人平等共同富裕。是個理想社會。當然不會一次成功。多次反複的。巴黎公社隻幾十天, 八小時工作己成世界共識, 免費教育醫療己有共識, 蘇聯和毛澤東時代都有二十多年。相信人類後代會選擇科學的和平的社會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