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富農路線”

毛澤東的“富農路線”

在中國共產黨早期曆史上，毛澤東曾經受到從國外留學回國的號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們的嚴厲批評。這些洋共產黨們給毛澤東頭上按了幾大罪名：一是“狹隘的經驗主義” ，嘲笑毛澤東是“山溝溝裏的馬克思主義”； 二是“富農路線”。因為毛澤東反對土改中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 三是“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說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後發製人”戰略是“遊擊主義”、“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等等。毛澤東因此被開除黨籍、嚴厲批判和撤職。“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孫中山提出的,  國民黨背判後沒有實行,  是共產黨實現了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在具體執行中毛澤東主張人人都有田,  包括地富家庭,  而被洋中共批評為“富農路線”進行批判鬥爭。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這些對毛澤東的分歧和鬥爭並不隻是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洋留學生問題，在這些留學回國的假洋鬼子號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們的後麵，站著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有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支持,  借著假洋鬼子們正是在“執行共產國際指示”和"斯大林說"的名義，才使得這些“欽差大臣”們舉著"聖旨"能夠淩駕於山溝裏的中國共產黨之上。中共的“欽差大臣”們指手劃腳坐在辦公室發號施令於前線的山溝裏的土中共的朱毛紅軍。

共產國際（又叫第三國際）是列寧創建和領導的國際馬克思主義組織，中共是它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享有極高的威望，而斯大林則是當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高權威。由此可見，毛澤東受到的壓力有多大！然而，毛澤東的實踐給這場分歧做出了不容置疑的回答：“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們的路線“把當時我們根據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區搞垮了百分之百”，把中國的革命事業推到失敗的邊緣。中國共產黨在此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理所當然地選擇了被實踐證明能夠力挽狂瀾，拯救革命的毛澤東作為自己的領袖。在此之後，毛澤東與第三國際及斯大林之間的分歧就沒有停止過，而且越是在革命的關鍵時刻，這種分歧就越是尖銳。

抗日戰爭時期，斯大林把王明從莫斯科派回來，要求中共“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實際上就是一切服從蔣介石。王明以第三國際代表的名義，以他滿口馬克思主義詞句所顯示的滿腹經綸與理論家風采，曾經征服過許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工農幹部和缺乏實際鬥爭經驗的青年學生。直到蔣介石幾次發動反共高潮，充分暴露了他利用抗戰時機消滅中共的企圖，許多人才醒悟過來並完全接受了毛澤東獨立自主，依靠人民群眾進行抗日戰爭的路線。

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進行自衛反擊，可斯大林從莫斯科發來電報，警告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能和蔣介石國民黨打仗。毛澤東說：“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打起仗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他想起這個事情“就有氣”。毛澤東還說，1949年，我們眼看就要過長江的時候，還有人阻止，說千萬不能過長江，過了，就會引起美國出兵幹涉，中國就可能出現南北朝。我們沒有聽他們的，我們過了長江，美國並沒有出兵，中國也沒有出現南北朝。現在回過頭去看，如果沒有當時毛澤東的堅決抵製而聽從了斯大林的指揮，那就真的會出現“南北朝”，中華民族將會遭受到如同朝鮮那樣被長期分割的悲慘命運。

馬克思當年所研究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如何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他並沒有涉及一個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如何進行革命的問題。毛澤東所提出的，在共產黨領導下，以廣大貧苦農民為主力軍，用農村包圍城市，建立包括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整套的理論，方針，政策，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現成的論斷的。正因為這樣，那些一切都以馬克思著作的論斷為依據的“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對毛澤東的獨創性的觀點持懷疑的態度。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的斯大林一直不相信毛澤東，懷疑毛澤東是“半個鐵托”，把毛澤東稱為“麥淇淋式的馬克思主義者”，意思是說毛澤東的思想不是“正宗”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當中國革命勝利後希望得到蘇聯支持，毛澤東親訪莫斯科的時候，號稱社會主義老大哥的斯大林卻表現出冷漠的態度。用毛澤東的話說，“這兩個月很不好受”。這件事壓在毛澤東心裏達六年之久。

當曆史翻過那一頁，到了1956年，中國不但鞏固了革命勝利的成果，而且順利地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時候，毛澤東才有資格對那段曆史做出總的評價。他在1956年12月3日會見波蘭駐中國大使時說：“第三國際‘左’得要死。第二國際是右了，第三國際則是‘左’了。第三國際隻有在兩個時期是正確的，那就是列寧在世的時候和季米特洛夫主持的時候。”同一年毛澤東在會見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團時說：“共產國際很長時期犯了很大錯誤，把我們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我們不是不相信馬列主義，而是更相信了。共產國際搞教條主義，情報局又搞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就不是馬列主義。”

毛澤東的晚年又一次遇到了“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質疑和挑戰。毛澤東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這又是一個在馬克思經典著作裏找不到的論斷。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非洲客人時指出，亞非拉是第三世界，中國屬於第三世界。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完整地闡述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從70年代起這個思想就逐步成為我國外交工作的指導方針。

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究竟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什麽呢？第三世界國家人口眾多，分布廣闊，在曆史上曾長期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在現實中又飽受超級大國的欺負和侵略威脅。中國把自己作為第三世界中的一員，極大地加強了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使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威望日益提高，也極大地鼓舞了第三世界國家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1971年出現了毛澤東所說的“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那激動人心的一幕，整個70年代成為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關係大發展的年代，同中國建交的第三世界國家比1968年以前增加了將近1倍。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和整個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得到了迅速增長。

由於三個世界理論論證了爭取和聯合第二世界共同反霸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從而排除了中國同第二世界國家正常交往的障礙。1969年以前，歐洲的西方國家中隻有幾個同中國正式建交，英國和荷蘭同中國也隻有半建交性質的代辦處；而到了70年代末，中國已同這個地區絕大部分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另外，中國和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也先後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東歐幾個國家的關係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在廣泛建交的同時，中國同第二世界國家的經濟貿易也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當毛澤東逝世時，中國麵向第二世界的大門，事實上已經打開了。毛澤東為自己身後的中國創造了經濟騰飛的重要外部條件，同時也為自己身後的世界打破超級大國對國際事務的壟斷走向多極化新格局打下了基礎。

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不僅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列為第一世界，而且在這兩者中，把處於攻勢地位的蘇聯和處於守勢地位的美國加以區別，把蘇聯作為最危險也最具欺騙性的敵人，利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矛盾，在一場一觸即發的戰爭危機下挫敗了蘇聯企圖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的陰謀，為中國後來的和平崛起營造了極為寶貴的國際環境，同時也有效地維護了世界和平。

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有沒有違背階級鬥爭觀點呢？毛澤東的回答很清楚：“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從當時的世界局勢來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對第三世界廣大貧窮國家的掠奪、剝削和壓迫，與第三世界國家形成了尖銳的矛盾，而美蘇兩個推行霸權主義的超級大國不僅與第三世界國家有矛盾，也同第二世界國家有矛盾，因此從總體上看，反對霸權主義的全世界人民與推行霸權主義的超級大國之間的矛盾突出為新的時代條件下的主要矛盾。毛澤東正是根據這個實際情況做出了新的獨創性的判斷。

這種情況與中國革命走過的道路有一定的相似性。按照毛澤東一貫的從實際出發決定鬥爭方法的思維邏輯，可以這麽看：如果說，當年中國要在反動統治最薄弱的區域—農村開展鬥爭，以農村包圍城市，爭取革命的勝利，那麽，現在就要全力支持與帝國主義矛盾最尖銳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壓迫反霸權的鬥爭。在某種意義上說，處於貧窮狀態的第三世界就像“世界的農村”，他們占據了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他們的鬥爭也將最終決定世界的前途。如果說，當年中國必須建立以工人階級與貧苦農民為主力軍，團結包括所有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在內，也包括一切可以聯合的中間力量在內的統一戰線，來與最主要的敵人進行鬥爭，那麽，現在就應該建立以飽受壓迫與剝削的廣大第三世界貧窮國家為主要力量，團結包括第二世界在內的最廣泛的世界反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來與最少數的霸權主義國家作鬥爭。毛澤東就是這樣從中國走向了世界。

所有這些，從毛選四卷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開篇第一句話就可以找到邏輯的起點：“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一貫主張，要團結最最廣大的人民大眾，要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把打擊的矛頭對準危害人民最大的占人口極少數的壓迫者。而做到這一切的前提和基礎正是對現實的階級狀況和階級關係做出深刻而準確的分析與把握。

毛澤東與那些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實質是教條主義者的區別就在於毛澤東堅持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方法。在毛澤東眼裏最大的“實際”就是現實中的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毛澤東看待問題，處理問題的最高標準就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在舊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是農民，當然也包括工人，其次也要包括小資產階級和不反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從世界的視野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是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第三世界人民，其次也要包括反對霸權主義的第二世界人民，當然也包括超級大國中反對他們統治者的普通群眾。這就是毛澤東一以貫之的邏輯。

“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這是革命的根本目的，而馬克思主義是實現這個目的的思想武器。隻有恪守“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這一奮鬥目標，才能自覺地根據實際情況正確地而不是形式地與僵化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方法。而且，就“革命”本身的意義來說，歸根到底是人民大眾自己解放自己的事業，而不是少數英雄好漢為了某種信條來包打天下。這是毛澤東對於“是英雄創造曆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曆史”“這個曆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所作出的回答。

曆史與現實都提供了大量相反的例證：隻要脫離了“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這一目的，無論怎樣高喊馬克思主義的口號但隻是不顧實際情況和人民訴求去追求純而又純的意識形態目標，其後果常常是十分糟糕甚至可怕的，最終會因脫離群眾而被人民所拋棄。始終以“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出發點和立足點，這就是毛澤東的思想與那種引號裏的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分水嶺。事實證明,  當年那些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攻打城市"、"燒光搶光迫使富人成為無產階級逼他們革命"、"殺光地主"、"不分田給地主"、“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等等這些不切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分子們都失敗了,   而毛澤東的“富農路線”是符合中國實情的,  是最大的人權、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