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張國燾淪為叛徒成了蔣介石的鷹犬
張國燾 南下北上 西進東進 由領袖到叛徒
1927年，北伐大功垂成，蔣介石、汪精衛先後退出革命，鳥盡弓藏，將中共滿門抄斬。大革命失敗後，張國燾遠赴蘇聯，毛澤東選擇留在國內。1931年初張國燾被中共中央派回國內，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來到鄂豫皖蘇區赴鄂豫皖根據地，代表中央領導鄂豫皖蘇區工作。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毛澤東當選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張國燾為副主席。這幾個中央大員的到來，徹底改變了鄂豫皖蘇區的命運。他在鄂豫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針，並主持開展錯誤的“肅反”。與中央大員到中央蘇區後反毛、肅反一樣。張國燾到來不久，就對鄂豫皖特委和紅軍進行了全麵改造。打出“布爾什維克的改造”、“加緊肅反”等旗號。將蘇區原領導人能排擠的盡力排擠。他先是改組了紅4軍（與朱毛紅4軍一樣，也稱紅4軍），將軍長曠繼勳拿下，換上資曆較淺的徐向前。然後他又撤掉了善戰的曾中生，由陳昌浩任紅4軍政委。接著，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開始了錯誤“肅反”和 “打AB團”。殃及整個紅4軍和根據地地方政權。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許繼慎及周維炯、熊受暄、薑鏡堂、王培吾、陳翰香、吳荊赤、肖方、關叔衣、龐永俊、程紹山、柯柏元、魏孟賢、潘皈佛、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陳定侯、王秀鬆、舒傳賢、徐百川、王效亭、方英、廖業琪、羅炳剛、查子清、李奚石、江子英、黃剛、王長先、任難等根據地創始人、紅四軍高級將領及一大批營、連級幹部慘遭殺害。除曾中生、曠繼勳、徐向前等少數人外，創建鄂豫皖蘇區的元勳幾乎被殺光。而曾中生、曠繼勳沒有被殺是因為中央點了名要保，徐向前幸免於難則是因為高級軍事 指揮員已極度缺乏，隻好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卻在審查中被殺掉，徐向前一直不敢問原因，直到多年後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1933年夏，張國燾在紅四方麵軍中再次進行“肅反”，餘篤三、曠繼勳、舒玉章等先後被殺，後來還有曾中生。
張國燾不同於博古、夏曦，他是黨的創始人之人，威信高、口才好，有組織能力，既殺人又會用人。依靠曾中生和徐向前在鄂豫皖根據地無法堅持時，突圍到川陝邊界又開辟了川陝革命根據地，經過猛烈擴紅，紅四方麵軍人數壯大到8萬人。1935年3月，紅四方麵軍退出川陝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 而此時，中央紅軍（紅一方麵軍）經過兩萬裏長征，到達川西北時已由10萬下降到2萬多人。
1935年6月中旬，毛澤東率中央紅軍翻過終年積雪、人煙罕至的夾金山，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此時，集結於這一地區的紅軍兵力達10萬多人。毛澤東和張國燾同為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是紅軍中資曆最老的黨員。此時兩人又別為兩支主力紅軍的領導人。
在紅軍發展戰略方針上，毛澤東意誌如鋼，主張紅軍繼續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以領導和推進全國抗日民主運動，隻有領導抗日才能壯大紅軍，擴大革命。張國燾認為全國蘇維埃運動已遭到重大挫折，旗子不宜再繼續打下去，應該找一塊能養兵的地方先站住腳，形成地方割據，再觀全國形勢。他並沒有明確的戰略目的地，向南、向北、向東、向西的方向都提出過，視胡宗南軍、薛嶽軍、楊虎城軍和劉湘川軍的強弱變化而定，主張紅軍南下川康或西進青海、新疆，反對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兩河口召開會議，重申了北上方針，否定了張國燾的遠離革命中心的退卻主張。陳昌浩、徐向前支持中央的意見，張國燾隻好勉強同意北上方針，會合後卻借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有待解決，故意延宕紅四方麵軍的行動。張國燾憑借雄厚實力，手握重兵，向中央要權，要求改組中央和軍委，這是中共曆史上第一次由下級黨要求改組中央黨並成功的特例。周恩來說，這是自中國共產黨創建以來，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權。為了一、四方麵軍的團結，中央開會討論給張國燾一個合適的職位。張聞天要讓總書記職，毛澤東深謀遠慮，不讚同，提議將周恩來紅軍總政委一職相讓。後來張國燾另立中央，人們才明白毛澤東真是遠慮如神。如果張聞天將總書記讓給了張國燾，那中央繼續北上就真坐實了“分裂紅軍”、“逃跑主義”之罪名，被批判的就不是張國燾了。
蘆花會議，解決了組織問題，朱德仍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委，軍委的總負責者。軍委下設常委，增加陳昌浩。周恩來調至中央工作。8月3日，紅軍總部製定進軍甘肅南部的《夏洮戰役計劃》，沙窩會議，重申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一、四方麵軍混合編組。組成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右路軍由紅一方麵軍的紅一軍團（林彪）改編的第1軍、三軍團（彭德懷）改編的第3軍及紅四方麵軍部隊是第4軍和第30 軍組成，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指揮右路軍北上，黨中央隨右路軍行動。 左路軍由紅四方麵軍的第9軍、第31軍和紅一方麵軍的5軍團（董振堂）改編的第5軍、9軍團（羅炳輝）改編的第32軍組成，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左路軍行動並指揮左路軍。根據中央的規定，左路軍的行動方向，是經阿壩到班佑集結，向右路軍靠攏。左右路軍分別從卓克基、毛兒蓋等地出發，經過艱苦跋涉的，跨過荒無人煙、氣候惡劣、布滿泥潭的草地，8月下旬，分別抵達阿壩和班佑。此時，北方胡宗南尚未完成集結布署，張國燾卻不想北上了，仍堅持南下的方針，借口噶曲河水上漲，拒絕向右路軍靠攏，並密電陳昌浩、徐向前率右路軍也南下。幸葉劍英提前看到此電，向中央報告。毛澤東看不可調和了，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緊爭磋商，決定連夜率紅一、三軍和中央先行北上，越過胡宗南的包圍線，直入陝甘，翻過六盤山，三軍過後盡開顏，革命前途豁然開朗。陳昌浩率右路軍原紅四方麵軍指戰員克服饑餓和疲勞，再次通過渺無人煙的草地，回渡南下，紅軍分裂了。
中央走了，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反誣毛澤東、中共中央“分裂紅軍、逃跑主義”， 攻擊中央紅軍是“無止境的逃跑”、“戰士無冬衣，不拖死也會凍死”，宣布撤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大、博古中央委員，開除黨籍，要求中央改成“北方局”或“西北局”。 紅五軍團、紅九軍團，還有朱德、劉伯承，都被裹挾在張國燾這裏。朱德、劉伯承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了嚴肅的鬥爭，不為其利誘脅迫所動。張認為南麵的川軍都是被紅四方麵軍打怕的“殘敵”，於是喊出“大舉南下，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的口號。餓虎出山，勢如破竹。但功敗垂成，百丈關一戰，“重返羅網之殘匪”被劉湘一戰擊敗，損兵過半。張國燾不得不率紅四方麵軍再次退回川康苦寒之地。更重要的是，南下赤化全川無出路，敵軍圍困萬千重，張後來不得不北上。而此時，毛澤東已率中央紅軍進入陝北，直羅鎮切斷了敵人尾追的“尾巴”，一戰奠基。不久，張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又從共產國際回來，毛澤東讓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做張國燾的工作，電令他北上。
1936年6月，賀龍、任弼時率紅二方麵軍（原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中央紅軍的紅六軍團和賀龍、關向應率領的湘鄂西紅二軍團組成）進過長征來甘孜與四方麵軍會師。通過朱德宣傳真相，朱德、賀龍、任弼時、蕭克、劉伯承、關向應、董振堂、羅炳輝同張國燾分裂黨、反對黨中央的錯誤進行了鬥爭。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６月１０日，張國燾複電中央，表示同意６月底北上，但準備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動，企圖在青海、甘肅、新疆邊遠地區另創一個局麵。中央十分警覺張國燾退入新疆，警告張國燾“紅四方麵軍北上，宜出甘肅南部，而不宜向臨、洮地區。”9月，二、四方麵軍曆經艱辛，陸續北上，進入甘肅。在岷州西北局會議上，張國燾又主張“西進計劃”，主張紅四方麵軍由臨潭西進青海，經循化、樂都翻越祁連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進。打通青海、新疆，取得蘇聯支援。二、四方麵軍分兵北進，果不其然，張國燾帶領四方麵軍北出甘肅後，屯兵臨夏、臨洮地區，意欲西渡黃河，複電“我們以快進西北為宜”。中央電令四方麵軍北進配合一方麵軍攻打寧夏“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 並明確指出：“至於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後，再分兵略取之。”還特別強調，寧夏戰役是“對於中國紅軍之發展與中國抗日戰爭之發動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行動”，要求“三個方麵軍需用最大的努力與最親密的團結以赴之”。 令張率部占領靜寧、會寧，抵近寧夏南部，與一、二方麵軍靠擾，為奪取寧夏創造條件。張國燾卻主張四方麵軍西渡黃河，直取永登、涼州（武威）。把西逃新疆，與中共中央北進寧夏混為一談，辯稱進軍甘肅、新疆，打通國際路線，紅四方麵軍占領甘北後，可接應一、二方麵軍渡河 ，同時打通新疆、蒙古兩地國際路線。中央連續電令，在朱德等紅軍高級將領的堅持下，最終排除了幹擾，迫使張國燾暫時放棄打通新疆計劃，向靜寧、會寧進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在會寧大會師。一年前，毛澤東在率紅一方麵和中央獨自北上時對陳昌浩、李特等追來的紅四方麵軍將士說的兩句話一一應驗：四川壩子敵人有重兵，你們衝不出去 我們現在向北走，給你們開路，我估計不出一年，你們也會跟著我們北上。
三軍會師後，中央開始執行奪取寧夏計劃。中共中央早在1936年8月經與東北軍協商，就提出了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其要點：（1）紅軍與東北軍合作，打通與蘇聯的陸上交通，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出兵綏遠，以推動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2）9月底前，紅四方麵軍盡可能奪取岷縣地區，作為臨時根據地，支援東北軍於學忠部占據蘭州，控製河西走廊涼州（武威）、甘州（張掖）、肅州（九泉）。（3）10月和11月，紅軍三個方麵軍在甘肅北部會師，完成奪取寧夏的準備。（4）12月，以一個方麵軍保衛陝甘寧根據地，以兩個方麵軍乘結冰期度過黃河北上，占領寧夏。（5）占領寧夏後，紅軍和東北軍各出兵一部，組成抗日聯軍先鋒軍，向綏遠出動，將全國的抗日運動推向高潮。
據此戰略部署，在戰略方向的選擇上，黨中央軍委，多次致電，反複強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三支紅軍主力要緊密配合。假如一方麵軍獨攻寧夏有“顧此失彼之慮”而失敗；四方麵軍獨攻甘西也要失敗。如此有被敵“各個擊破之虞”。“隻要集中先占寧夏方免此失”。因此，“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但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在西北新局麵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方麵軍隔開，又是決定的一環”。
寧夏戰役給了張國燾一次最好的實現西進計劃的機會。他企圖利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機會，將四方麵軍全部渡過黃河西進，不去寧夏，而到甘肅河西走廊地區，遠離中國主體，遠離抗日前線，打通新疆國際路線，獲取蘇聯支持。由於張國燾違抗中央命令，令第五軍（原中央紅軍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渡過黃河後，擅自撤走擔任鉗製、阻擊毛炳文任務的第四、第三十一軍，從而敞開了海打戰役的左翼戰線，使毛炳文、胡宗南兩部得以合擾，戰機已失，海（源）打（拉池）戰役被迫終止，寧夏戰役計劃落空；張國燾於是趁機向中央提出，放棄現陣地，集中全部五軍、九軍、三十軍西進。發動平（番）、大（靖）、古（浪）、涼（洲）戰役。至此，張國燾終於可以實現西進甘西計劃了，向涼州、向河西走廊西進——打通新疆國際路線。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徹底失敗。事實告訴人們，中共中央命令四方軍西渡黃河，是為了北取寧夏，而河西部隊所實行的則是張國燾的西進逃跑路線。正如毛澤東所預言的，不能集中先占寧夏，終被各個擊破。一方麵軍獨攻寧夏 “顧此失彼”而失敗；四方麵軍獨攻甘西後來致使西路軍全軍覆滅。然而，這一切，包括陳昌浩在內的西路軍廣大指戰員是不清楚的，或者說是不了解張國燾的包藏禍心的。當然，作為前線主要指揮員的陳昌浩軍事指揮失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11月6日，紅四方麵軍河西部隊領導人陳昌浩、徐向前電告中央，準備實施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並請示部隊名稱、指揮機關。陳、徐決意執行張國燾路線，事已至此，8日，中共中央電複陳、徐：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黨的領導機構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11月12日，毛澤東，同恩來怕西路軍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指導下在河西被敵人隔斷各個擊破，先後致電西路軍，婉言稱：“有單獨前進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難重返河東可能否。”他們自認為有能力在河西建立根據地並打通西進新疆的路線，下決心西進，中央就同意了他們的要求。 14日，張國燾再次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指令西路軍領導人：必須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等，不執行中共中央命令，卻聽命於張國燾。如此，便隻有失敗一途！在漫漫西征、東返路上，與馬家軍一路血戰，到1937年2月，西路軍被馬家軍悉數殲滅，全軍覆沒，兵敗祁涼。徐向前、陳昌浩、李先念等少數領導人和打散人員存活下來，分散行動，後陸續回到延安。抗戰全麵爆發，中央利用統戰關係與馬家軍多次交涉，竭盡全力營救被俘人員和收容失散人員，使數千名西路軍幹部、戰士先後回到陝甘寧邊區。而隨毛澤東、朱德一路長征過來的原中央紅軍董振堂率領的紅五軍團沒能跟著毛澤東走到延安，也隨西路軍飲恨河西。幸而羅炳輝率領的紅九軍團在朱德的堅持下，編入了紅二方麵軍，保存了下來。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在彭德懷司令員兼政委的指揮下，王震第一兵團、許光達第二兵團、周士弟第十八兵團、楊得誌第十九兵團向盤踞在陝 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地區的國民黨反動派軍隊胡宗南部及馬步芳、馬鴻逵部發起追殲。橫掃河西，縱黃河西數十年的馬家匪幫徹底覆滅。終於為西路軍將士報了血海深仇。
毛澤東指出：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宣布了張國燾路線的徹底破產。西路軍的失敗，對於廣大西路軍指戰員來說是沒有責任的。當時，西路軍廣大指揮員並不知道張國燾另有企圖，還以為這是黨中央的部署，鬥誌昂揚地踏上了征途。他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後繼，英勇奮鬥，同優勢的敵人血戰到底，表現了中國工農紅軍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黨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有那麽一些對毛澤東懷有敵意的人們，處心積慮地尋找毛澤東的“錯誤”。毛澤東對西路軍的評述他們也要進行攻擊。說什麽四方麵軍部隊西渡黃河是中共中央的命令；河西部隊稱“西路軍”是毛澤東定名的；西路軍始終保持著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聯係；因此，西路軍失敗，責任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甚至還有人不明白路線有對錯，說：東北軍要打道蘇聯，西北軍要打通蘇聯，張國燾要打通蘇聯，毛澤東也要打通蘇聯，為什麽張國燾是錯誤的，而毛澤東是正確的呢？張國燾後來還算得上“好漢做事好漢當”，在回憶錄裏沒有推卸西路軍失敗責任，也承認陳昌浩的指揮失誤，並認為自己也隨軍過河就不會失敗。鄧小平上台後，有人把西路軍失敗說成是毛澤東的陰謀，這本身才是真正的陰謀。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1937年張國燾到陝北與中央會合。1937年2月，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來，全軍悲痛，紛紛指責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張國燾也失聲痛哭。黨中央對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進行了批判。張國燾仍為中共中央領導人，並任陝甘寧邊區副主席、代主席。中央希望他認真改正錯誤，繼續為黨工作。可是張國燾拒絕中央的幫助，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投入國民黨的懷抱。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毛澤東對張國燾這樣的人仍然一再爭取，並把家屬送去團聚。1955年，因張國燾請求，毛澤東特批其子入廣州中山大學學醫，其學成後赴加拿大美國行醫。
張國燾最後叛逃時，連一個警衛員都沒能帶走。不久，加入軍統，一位領袖淪為叛徒，成了蔣介石的鷹犬。成了蔣介石的鷹犬之後，張國燾企圖對以紅四方麵軍為班底的129師進行策反，原紅四方麵軍戰士早已看清了張國燾的麵目。對於中共叛徒，連蔣介石也看不起他，見他已失去作用，隨即棄如敝履。最後病死在加拿大的一間養老院內永遠留在了加拿大的土地上。
勝者成王,敗者成寇,成敗論英雄.當初如果是張國燾贏了.落跑者可能是毛澤東.
當然我們不可以假設曆史.結果可能是一樣.你現在吹本的是張國燾,而不是毛澤東.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時，張國燾已在香港安頓下來。在香港，張國燾一度與人合夥，辦起了一個名叫《中國之聲》的雜誌，張擔任雜誌社社長，雜誌自稱“既反共，又反蔣”。但不久張國燾就與合夥人產生矛盾，張被合夥人轟走。離開雜誌社之後，張國燾看到黃金價格一路飛漲。於是他以全部家當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場上幹起了“炒黃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張國燾所料，黃金價格一直持續走高。但是突然間黃金一夜之間價格大跌，等張國燾明白過來是怎麽回事的時候，已是跌得慘不忍睹了。他此時才匆忙將黃金脫手，但為時已晚，原來的5000美元，僅剩二千多一點了。張國燾的發財夢未醒即滅，真是哭都哭不出聲來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又在買菜時摔斷盆骨，成了跛子。
就在張國燾艱難度日之時，美國的一些機構對他產生了興趣。在他們看來，張國燾雖然已經離開政治中心，但他曾長期擔任中共的高級領導人，他的一些見解和回憶或許對研究中國有著極大的價值。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員找到張國燾，表示希望張國燾為該中心撰寫回憶錄，作為報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當時，每月2000港元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對張國燾來說更是雪中送炭。時年64歲的張國燾滿口應承，開始寫回憶錄。1966年，香港《明報月刊》購買了其回憶錄的中文版權，這便是後來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1980、1981年由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印行，後又由東方出版社數次印行)。
美國政府的相關機構也看中了張國燾，讓他對紅色中國的時局發表一些看法。此時的張國燾雖遠離政治，但仍然密切關注1966年中國爆發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員(這三人包括兩名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官員和一名美國專家，為首的是負責中國大陸事務的領事館官員米西蘭尼奧斯)對其進行專訪，在這次訪問中，張國燾大談他對“文革”走向的判斷。
在張國燾看來，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絕不僅僅是(如外界所推測的)出於政治權力的考慮，他認為毛澤東此舉還有著哲學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時期，張國燾便和毛澤東相識，在中共一大上，兩人又一同與會。此後，兩人都曾擔任蘇區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在長征中，紅一、四方麵軍在懋功(今四川小金縣) 會師後，張國燾又曾與毛澤東發生政治鬥爭。毛、張兩人既曾是同誌，又曾是對手，張國燾對毛澤東自然有自己的認識。
在與美方來訪人員談到毛澤東時，張國燾認為毛有著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認為作為一個農民社會主義者，毛澤東有一種對“平等”的渴望，一旦他發現自己建立的政權沒有提供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麵的趨勢時(也就是所謂的“變修”時)，毛便想采取措施來達到目的。這是“文革”發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張國燾也認為，在“文革”發動以來的兩年中，毛還常受到一些情緒的影響，從而采取一些危險的戲劇性的行動。張國燾還認為，對於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別是那些獲得一些權力的“革命小將”和造反派，張國燾認為這些人缺乏實際工作能力，那些年輕的“革命繼承人”不能勝任工作反而成為負擔。在那些激進的現任領導人衰落後，中國將回歸平靜，“ 文革”所造成的混亂局麵必然難以為繼，將由此進入實幹家治國的時期。
“文革”的浪潮很快波及香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著名叛徒，張國燾覺得，如果還呆在香港將難逃厄運。驚恐之餘，張國燾夫婦決定出國避難。1968年底，就在接受美國人采訪後不久，張國燾一家移居加拿大。
張國燾夫婦到多倫多後，與大兒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楊子烈發現大兒子的收入養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難，便搬出了兒子家，住進免費的養老院。
1976年的一天，79歲的張國燾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生活不能自理。楊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還有殘疾，無力照料張國燾。張國燾隻得申請住進老人病院。妻子想到他的同鄉、曾任國民黨武漢警察局局長、現移居美國的蔡孟堅，決定找他幫忙。蔡孟堅與張國燾妻子見麵商議辦法。蔡孟堅說，20年代末期，張國燾任中共駐莫斯科的代表時，王明曾將在中山大學讀書的蔣經國打成托派，並擬送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經張國燾斡旋，蘇聯方麵才準許蔣經國轉到列寧格勒軍政學院，張後又爭取讓蔣經國去工廠做工。張國燾對蔣經國有恩。現在蔣經國在台灣掌權，可以去求助他。張國燾妻子同意蔡孟堅的建議。爾後，蔡孟堅致電台灣，不久，張國燾收到蔣經國送來的一萬美元支票。
1979年11月26日，是張國燾的82歲生日。3個兒子將他從老人病院接到大兒子張海威的家中，天倫之樂使張國燾的心情好了起來，不願再回到嚴寒難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脫口而出：“病院有時暖氣關閉，冷得我時作嘔吐。”一家人聽後，心裏都很不是滋味。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兒呢？3個兒子都勉強度日，再加上張國燾就更拮據了，最後，他隻能回到他不願住的老人病院。當張國燾離開家時，楊子烈為他準備了幾床毛毯，使他減少些嚴寒。
這年冬天的加拿大異常寒冷，大雪連綿不斷。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張國燾翻身時把被子與毛毯弄到了地上，數次按鈴叫護士卻無反應。張國燾隻有默默地忍受著嚴寒的折磨。身體已虛弱不堪的張國燾受此風寒，健康狀況急轉直下。3日淩晨5時，張國燾已處於彌留之際。當他想再看一眼親人時，身邊卻空無一人。當親人趕到老人病院時，張國燾已去世多時。
張國燾死後，生活都頗為緊張的子女竟出不起喪葬費。老伴楊子烈隻有告知蔡孟堅這一窘況。蔡孟堅轉告了蔣經國。幾天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電匯蔡孟堅3500美元，用於處理張國燾的後事。1979年12月5日，張國燾被安葬在多倫多的一個公墓中，魂喪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