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堂館所爛尾樓

樓堂館所爛尾樓

 

在改革開放以來以市場經濟、官僚主義、封建迷信聯手搞出的樓堂館所遍布全中國每一個角落。一個西南的小縣城，獨山縣，這個縣城用400億，造出了一係列奇偉瑰怪的建築爛尾樓，令人歎為觀止。一個小小的縣城，卻花了400億，欠下了巨額的地方債......400億，再造一個航母都綽綽有餘。對於社會民生來說，這些是浪費，對民眾的不負責任，是糟蹋民脂民膏，濫用金融和工業生產力。但對於某些特殊愛好的地方走資派和資本家來說，這就是他們的追求，他們本來就是不問蒼生問鬼神、隻求奇觀不顧勞動人民的一群人。獨山縣並不是獨一份，河北石家莊有霍格沃茲魔法學院，三河有天子大酒店，重慶有魔幻城堡，邯鄲有超級大白菜.......。這些個貪官汙吏走資派、官僚主義者、搞封建迷信的資本家要不要反?  在今天的社會環境下反得了嗎? 就是在新中國建國初那些混進共產黨內的、或是懷著私念加入共產黨的同路人、亦或是留用的國民黨舊部各路人員、以及社會上的三教九流人員混進共產黨勝利後參加建設新中國的隊伍中,  這些人就是如同改革開放以來走資派、官僚主義者、封建迷信者們。要不要反?

新中國建立後暴露出各級黨政機關內部存在著許多驚人的貪汙、浪費現象和官僚主義問題。東北局向中央報告，列舉沈陽市部分單位揭發出有貪汙行為人員的事例，認為反貪汙蛻化鬥爭是一個複雜尖銳的鬥爭。華北局向中央報告了河北省揭發出劉青山、張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天津行署專員期間墮落成為大貪汙犯的嚴重情況。各中央局報告的情況，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中央在批發華北局報告的批語中指出，劉青山、張子善被揭露這件事，向全黨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汙行為這一事實，並把反腐蝕當作一場大鬥爭來抓。 

1951年，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決定》指出：進城兩年來，嚴重的貪汙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七屆二中全會所提出的防止和克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正確性。現在是切實執行這一方針的時候了，否則就會犯大錯誤。《決定》向全黨提出警告：“一切從事國家工作、黨務工作和人民團體工作的黨員，利用職權實行貪汙和實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中央決定，在黨的領導下，分黨政軍三個係統成立各級增產節約檢查委員會，由首長負責，親自動手，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法，檢查貪汙浪費現象，開展這場鬥爭。黨的方針是：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汙事件，著重打擊大貪汙犯，對中小貪汙犯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

1952年元旦，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舉行的團拜會上致祝詞，號召全國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行動起來，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汙毒洗幹淨。黨中央下達限期發動“三反”運動的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市區黨委、各大軍區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基本上都作了動員和部署。全國縣級以上的機關單位，動員幹部和全體工作人員學習文件，學習各級領導人的講話和報告，統一思想，統一認識，自我坦白，檢舉貪汙行為。一些典型的貪汙案件被揭發出來，公之於眾，對貪汙分子造成內外夾擊的形勢。一場群眾性的“三反”運動很快在全國形成高潮。

為了推動運動發展，黨中央及時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嚴肅處理。北京市召開公判大會，由最高人民法院對七名大貪汙犯進行宣判，其中兩人被判處死刑。河北省在保定召開影響更大的對劉青山、張子善的公判大會。劉、張二人都是入黨多年、經曆過革命戰爭考驗的領導幹部，但進城以後，卻在剝削階級思想的腐蝕下，利用職權，盜用公款171萬元，進行倒買倒賣的非法經營活動，並且盤剝治河民工款22萬元，從國家資財中貪汙、揮霍37萬元，生活腐化墮落，蛻變成人民的罪人。盡管他們在民主革命時期有過功勞，但黨決不姑息。考慮到作為執掌著全國政權的黨，如果對黨內極端腐化墮落分子不嚴加懲處，“我黨將無詞以對人民群眾，國法將不能繩他人，對黨損害異常嚴重”，黨中央、毛澤東批準了華北局關於對劉青山、張子善判處死刑的建議。河北省人民法院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判決，對劉、張二人執行槍決。

“三反”運動的深入開展，暴露出黨政軍機關中存在著嚴重問題。“三反”運動，是黨在全國執政以後保持黨政機關的廉潔，反對貪汙腐敗的初戰。“三反”運動采取群眾運動的方式，決定於當時的曆史條件和曆史經驗。但許多地方和部門曾發生過火鬥爭的偏差。黨中央察覺後及時作了糾正。毛澤東提出必須注意防止逼供信；在法庭審判、追贓定案階段，提出必須實事求是，是者定之，錯者改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汙條例》，明確規定了有關貪汙問題的處理方針、辦法、步驟及批準權限等，使有關的處理工作進入法庭審判程序。毛澤東要求法庭審判、追贓定案工作，必須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必須克服主觀主義的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指出“這是共產黨人統治國家的一次很好的學習，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義”。根據“三反”中發現的問題，中央總結和強調要加強製度建設，主要是建立和健全財政、基建等各種製度，以防止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的重新生長。

在“三反”運動中，暴露出大量的貪汙盜竊與社會上不法資本家的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毒”行為密切相聯，要徹底鏟除“三害”，就必須反掉“五毒”。為此，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要求向違法資本家開展一場大規模的“五反”運動。“五反”運動從各大城市開始，很快在全國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政務院批準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運動中關於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方法》，把私營工商戶分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5類進行定案處理。定案處理的結果是：守法戶占總戶數的10—15%；基本守法戶占50—60%；半守法半違法戶占20—30%；嚴重違法戶約占4%；完全違法戶約占1%。公布了《關於結束“五反”運動中幾個問題指示》。黨中央批準了安子文、廖魯言關於結束“三反”、“五反”運動的兩個報告，“三反”和“五反”運動勝利結束。“三反”運動教育了幹部的大多數，挽救了犯錯誤的同誌，清除了黨和國家幹部隊伍中的貪汙腐敗分子。同時，“三反”還是一場群眾性的社會改革運動，有力地抵製了舊社會遺留的惡習和資產階級的腐蝕，樹立了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樸素、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作風。同時，社會各界群眾的廣泛參與，使厲行節約、艱苦奮鬥、愛護國家財產等新的社會風氣進一步形成。

1952年6月30日，全國範圍"三反""五反"運動已經勝利結束。據統計，全國有共850萬到900萬人參加"三反""五反"運動，其中總人數的4.5%經最後核實定案並給各種處分；全國"五反"運動以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沈陽、武漢等9大城市為例，處理結果：守法戶占總戶數的10%一15%，基本守法戶占50% 一 60%，半守法戶半違法戶占25% 一 30%，嚴重違法戶占4%，完全違法戶占1%。三反五反運動的勝利，打退了不法資本家的進攻，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在私營企業中建立了工人監督，並實行民主改革，對工商業者普遍進行了守法經營教育，創造了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條件；同時也挽救了一批國家幹部，起了清除舊社會汙毒和移風易俗的作用。  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資產階級進一步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

“文革”期間，毛澤東針對各級政府產生的鋪張浪費、財政失控的狀況，發出了“節約鬧革命”的號召。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保護國家財產，節約鬧革命的通知》。1968年2月18日，中央發出《關於進一步實行節約鬧革命，堅決節約開支的緊急通知》。但有些單位亂建樓堂館所，大肆請客送禮，揮霍浪費國家資金。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為遏製“文革”以來幹部腐敗的勢頭，發出《關於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及《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嚴禁新建、擴建和改建樓堂館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暫停下來；任何地方不許興建高標準的城市建設工程；一切機關、部隊、團體、學校、企業、事業單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產性設備。開始了“一打三反”運動。

有些單位亂建樓堂館所是怎麽回事?  樓堂館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機關、人民團體、財政給予經費保障的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以外的其他團體、軍隊單位等的辦公用房以及培訓中心等各類具有住宿、會議、餐飲等接待功能的場所和設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樓堂館所的興建一直是影響黨和政府同群眾關係的重點問題之一，貧弱的民生與奢侈的樓堂館所形成鮮明對比，很容易引發群眾不滿。但是，機關、團體等往往將樓堂館所視為自身的顏麵，並且有相互攀比的風氣。這背後是投資失控、行為失範，還有樓堂館所項目審批、資金來源和建設過程中存在的違規情況，這也為權力尋租和腐敗提供了溫床。雖然中央三令五申限製樓堂館所建設，但各地區各部門違規超標建設樓堂館所的情況一直屢禁不絕，浪費了大量的公共財政資金，並受到民眾痛恨。中共中央、國務院曆次反浪費舉措中，嚴格控製樓堂館所的興建都是主要措施之一。

因此在文革期間人民群眾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武器,  這“四大”在1957年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中人民群眾發明的針對官員的武器。曾經被當作社會主義民主的獨創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國人民廣泛使用，因此不管山高皇帝遠的山溝和農村,  大小官員都不會成為村霸官霸惡霸的,  也不怕老百姓提意見送不上去又受打擊報複,  因為直接寫大字報公告天下民眾。文革中被中共中央寫入197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裏。毛澤東肯定“四大”是群眾的創造，指出“1957年中國革命創造了一個最革命最生動最民主的群眾鬥爭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多次強調要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法。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成為向“走資派”造反奪權的主要武器。1975年1月召開的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把“四大”當作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規定人民群眾有運用“四大”的權利。明確將“四大”列為人民的民主權利。

然而走資派篡權後的1980年被走資派特色政府廢除掉“四大”為人民的民主權利。而今天從村官就是村霸到走資派就是惡霸的時代,  別說亂建樓堂館所,  就是用勞動人民的血汗錢建私人豪宅也無人管、也管不了。成立的紀委監委都在黨委的領導下工作,  能不官官相護,  反了的隻是權鬥的對手而己。還是共產黨的官員嗎?  還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嗎?  今天的走資派特色政府的腐敗官員與當年的國民黨民國政府的腐敗官員是不是同母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