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曆文革的洋專家有話說

親曆文革的洋專家有話說

 

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已經有一百多年曆史，在這一百多年中，中國真正全國規模的民主嚐試其實隻有兩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後民初議會政黨政治，另一次是文革初期的群眾造反運動，這兩次嚐試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失敗得很慘。民初議會政黨政治實際上隻是少數精英知識分子、上層政客、軍人的遊戲，並沒有廣泛的群眾參與，而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廣泛參與，靠少數人是不可能建立民主製的，隻帶來了軍閥混戰；文革初期的群眾造反運動確實有廣泛的群眾參與，其失敗除了高層的操縱外，群眾本身在民主理念、行為習慣和綜合素質上的不足或許是更重要的原因。

為何在象北大、清華這樣的中國最高學府，文革中興起的各群眾組織也不能通過民主選舉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選擇以慘烈的武鬥解決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澤東和文革小組的勸阻下，武鬥也始終難以平息，最後靠高層派軍宣隊、工宣隊強行進駐繳械才解決問題。

李敦白是一個美國人，從小就在美國的政治氣氛中建立起基本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時他又非常深入地參加了文化大革命，甚至成為單位造反派的領袖，在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中很有影響；所以他對文革中群眾民主嚐試的觀察相當深刻犀利，對於關心民主建設的中國人來說，是相當珍貴曆史記錄。

李敦白出身富裕家庭，是一個單純、富於同情心的美國左翼青年，參加過美國共產黨。他在二戰期間參軍，因學過中文被派到中國戰區，對中國革命發生了興趣。退伍後，李在宋慶齡、周恩來的幫助下到了延安，決心投身中國革命，並且由李先念、王震作介紹人，經中央五大書記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主要擔任中共對外宣傳廣播的英文翻譯工作。但是，在革命接近勝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製的斯特朗間諜案牽連，李敦白遭到六年多的單獨監禁，直到斯大林去世兩年後才平反釋放。這樣慘痛的冤屈並沒有摧毀李敦白對中國革命的信心，他沒有選擇回美國，而是決定留下來參加新中國建設。李敦白也因此獲得了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受到很高禮遇，擔任廣播事業局高級外國專家，負責對外英文廣播稿的把關，月工資高達600元，是普通中國職工的10-15倍，超過了國家主席毛澤東，這使他過上了優裕的生活，有大筆的餘錢購買許多昂貴的明式紅木家具。毛澤東曾兩次當麵向他道歉，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他的生活也未受影響，並且非常光榮地被吸收參加《毛澤東選集》英文翻譯工作。

接下來，他見證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眾民主，並熱情深入地參與其中，以其獨特的視角，為人們留下了富於啟發性的觀察和思考，下文引用的材料均出自李敦白、阿曼達·貝內特著，丁薇譯《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

一、對官僚等級製度的失望

李敦白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相對普通中國人來講非常優越的生活並沒有讓他感覺自在，生活上、權利上的級別反而讓他覺得違背了共產主義理想。有一天在報紙上讀到焦裕祿的故事，給他帶來極大的心理衝擊。

他寫到：“這位名叫焦裕祿的書記，簡直就是我理想中的完美榜樣，也符合黨一貫的要求。他不隻坐在辦公室裏，而是每天走在泥濘的鄉村小路，聽取農民的傾訴，詢問他們的狀況，仔細檢查田埂、氣候、穀物、土壤，想法子做好領導管理工作，使他們脫離貧困和無助境地。即便身患重病，還是每天全力以赴為民奔走，就算肝癌危及生命，他仍在工作崗位上戰鬥到最後一刻。

“讀完報道時，我發覺自己已經淚流滿麵。這才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表現，這才是為人民服務。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他是共產黨員，我也是共產黨員，可我們之間卻有天壤之別。”、“我不禁悲從中來。突然間，自己過去幾年的生活露出自私和腐敗的麵目。我低頭看看自己的便便大腹，這就是過去幾年養尊處優的結果。我一直花時間在官大人麵前表功，和其他外國人吃喝玩樂。”

“我們這群人有特別的住房，特別的夥食，還有專車。我們與群眾保持距離。在其他人為大饑荒而受苦受難的時候，我甚至任由自己在他人慫恿下胡吃海喝。”、“結果呢？我有了一間大大的辦公室，和一個大大的肚子。看到自己變成這個樣子，我不禁羞慚難當。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實也成了腦滿腸肥的一員，我感到深深的後悔和自責。”

“難道就這樣下去嗎？從大學時代到現在，二十六年過去了，我一直自認是馬克思主義信徒，一個願為人民服務的人。難道我願意晚節不保，讓自己蛻變為資產階級特權分子？我沒能信守自己為革命奮鬥的理想。我一向鄙視偽君子和騙子，可如今隻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

“第二天，我就搬出了獨立的辦公室。”

但是，官僚等級體製已經形成，李敦白想憑借個人理想擺脫製度的行為遇到了重重阻力。他寫到：“我的部分轉變也令某些人不高興。例如當我向上級要求工資降低一半時，就遭到堅決反對，最後我隻得說，我會在銀行開個賬戶，把一半工資存到這個用假名開立的賬戶中。我也避免坐專車，改騎自行車往返友誼飯店。於是一個安全部的領導特地來勸說我不要這樣做。”

“當我決定恢複定期體力勞動，去單位對麵的地鐵工地挖土時，黨組織也發話了。‘讓我們的外國專家到工地勞動，對我們而言是個安全問題。’前來轉達領導意見的同誌馬瑞流抱怨說，‘那裏有以前的地主在人民的監督下勞動，要是你硬去，我們勢必也要派個人跟去看著你。’我根本聽不進去。如果我想去工地勞動，那也是我的事，如果他們要跟來，那更好，幹些體力勞動對他們也有好處。從那時候開始，小馬就每天陪著我去挖土，一邊走一邊發牢騷。”

“我的下一步行動更厲害。我把家裏漂亮的古董家具捐了出去。以前一直陪我購買的行家冀朝鼎已經在兩年前去世。從那時起，我就一直想著要實踐我們共同的計劃，將這些古董捐給故宮博物館。現在，我的願望更加熾烈。這些美麗的古董家具屬於中國人民，對我而言，將這些古董留在自己身邊欣賞，跟那些花錢雕刻它們並留在家裏欣賞的富貴人家一樣腐敗。”

二、文革初期自由、解放的狂喜

1966年初夏，李敦白和一些外國友人重訪延安。在延安的小旅館裏，他們收聽到了北京台的廣播，廣播帶著一種久違的狂熱激情：“一個國家的腐敗是從內部開始的，黨內有修正主義分子，在鎮壓、控製人民，領我們走上錯誤的道路，甚至還攻擊毛主席本人。不能讓這種事在中國發生！高潮來臨，東方既白，想想你們自己！革命同誌，起來吧！想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不要聽信任何相衝突的命令！造反有理！這些話語仿佛電流擊穿身心。”

“報道說，黨內許多人一直在欺騙我們，隻有我們才能將他們揪出來。命令錯誤就要反抗，造反！”

“我激動地將這篇報道逐句翻譯給其他外國人。刹那間，我覺得我又找回了自己。黨曾經束縛了我，現在卻解放了我。我可以掙脫以往困擾我的束縛，用自己的判斷，為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業奮鬥。”

李敦白回到北京後，立刻狂熱地投身於他期盼已久的文化大革命當中。此時，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已經被打倒，雖然李敦白相信梅益是好人，兩人的私交也很好。他“仍忍不住興奮起來。那些掌權者終於開始了解，我們偉大的革命已經被一個不重視進步和效率，而是一味強調命令和控製的官僚體製僵化了，個人創意和民主也被壓抑了。我準備好了站在黨和群眾的立場評判梅益，不受我們個人交情的影響。”

李敦白不僅在批鬥會上發言對梅益進行了揭發，還貼大字報發動對自己的批判。當時大家都很興奮，有個翻譯高興地說，“和以前的運動完全不一樣。大家可以對任何一個人寫下批評，他們也可以爭辯政治體係和理論。人人都參與，個個受教育。”

當時有通知，不得批判外國專家。李敦白想：“如果沒有人批評我，我就該自我批評。我跟她回到我原來的辦公室，邀了幾個人幫忙，一起將新聞紙粘起來，然後我用‘雞飛狗爬’的書法寫下自我批評。‘李敦白必須革除資產階級優越感’，我寫下標題，然後列出我的缺點：我過著特權生活，坐在獨立的辦公室裏，脫離群眾。半夜接到電話時，有時會發脾氣，在幫助同誌們提高個人技巧方麵，做得還不夠。”李敦白貼自己大字報的行動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一時間成了單位的風雲人物。

在機密檔案室裏，李敦白讀到了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與文革小組聯席會議的記錄，其中林彪的演講像電流擊中了他。林彪說：“這場革命，是針對上次革命的再革命。1949年，我們獲得了軍事上的成功，但並沒有發動千百萬的群眾起來解放自己。我們從舊政權中接收了大部分的政府官員，讓他們繼續在原崗位工作。我們還沒有機會徹底解決舊觀念和舊文化。”、“現在我們必須要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同時立四新”。“這場鬥爭是自私與無私之間的鬥爭，是個人物欲與群眾利益之間的鬥爭，是寄生糜爛的人，與努力工作、簡樸生活的人之間的鬥爭，要發揮同誌友愛互助，使整個社會共同成長和繁榮。這是一場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之間的鬥爭。”

或許李敦白又想起了他在美國從事政治活動的情形，感受到久違的言論自由，他寫到：“我有被解放的感覺。我喜歡聽這樣的辯論，我喜歡聽人們自由的言論。我同意陳伯達說的每一句話。黨應該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主人。現在人民是主人。”

在一份造反派中流傳的機密檔案中，李敦白讀到了毛澤東關於保障言論、集會自由的內部講話。毛澤東“聲明，他並沒有派遣工作小組去學校摧毀學生的行動，這些事是那些保守派，就是黨內潛藏的不民主分子策動的。‘你們何必草率行動呢？’他責備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為什麽要禁止大學裏的言論自由和批鬥自由呢？為什麽不讓學生在北京飯店周圍貼大字報呢？難道你們怕外國人看到這些大字報後會認為中國有問題？’‘我一直在考慮憲法，’毛澤東繼續說，‘從蘇聯、東歐，到中國，每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有一部憲法，保障人民有言論、新聞、集會等自由。但是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執行憲法，難道你們不覺得現在正是我們開始執行的時候？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工作小組撤出校園，並且向學生宣布，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遊行，張貼大字報，暢所欲言。’我興奮難耐，人民終於完全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