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說：這事要發生在蔣介石身上....

梁漱溟說：這事要發生在蔣介石身上....

就尋求兩岸的和平統一上，毛澤東也一直以民族情懷為重，將蔣介石視為“老朋友”。積極推動“國共再攜手，一笑泯恩仇”，衷心期待“明月依然在，何日彩雲歸”?

毛澤東用寬大為懷贏得敵酋千軍萬馬。古今中外曆曆史上兩軍交戰中殺降、虐俘，這是所有戰爭史的通病，唯毛澤東自建軍之初，就極為重視優待俘虜，並將其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重要一條。而模範地執行優待俘虜，這展現了毛澤東的胸懷，更展現了共產黨的寬大。

毛澤東製定優待俘虜政策。從建軍之初，1928年，毛澤東就在井岡山宣布了工農革命軍寬待俘虜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紅軍布告》中明確提出：“敵方官兵，準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此後，毛澤東又增加一條“不搜敵兵腰包”，奠定了紅軍優待俘虜的基礎。後將“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一條。

“共軍”模範執行俘虜政策。毛澤東不計前嫌，沒對放下武器的敵人進行殺戮，並實行優待。相比殘殺、殘暴對待俘虜的軍隊，中共領導的軍隊執行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沒有可比，堪稱世界楷模。無論國民黨被俘官兵，還是日軍被俘官兵、美軍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嚴格執行優待俘虜政策。當抗美援朝戰爭中被俘的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俘虜，依依不舍的結束戰俘生涯時，美國一家通訊社發文：美軍不僅是敗於戰場，更是被一種文明所打敗。

280萬國軍為何能調轉槍口。解放軍不僅優待俘虜，還對傅作義、陳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戰犯，委以重任，這換來大批國軍倒戈和投降。當1946年6月26日解放戰爭打響，無人相信共產黨能贏得戰爭。因國軍430萬人，裝備精良，解放軍120萬人，還是土槍土炮，雙方力量對比太懸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變成國民黨軍149萬人，解放軍400萬人。因280萬國軍調轉槍口，包括整建製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的188萬部隊，1500餘名將領，240個師，97艘艦艇，128架飛機，“解放兵”占解放軍總數70%。這為解放戰爭節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國民黨死亡。

就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的鎮反，毛澤東都十分慎刑：一方麵反複強調“不應殺者，當然不殺”、“不要隨便捕人殺人”、“不要多捉多殺”、“不殺錯”、“殺人不能太多”，一方麵嚴格限定死刑適用範圍，隻對“真正罪大惡極”者適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則“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製者均給以管製”，“或交群眾監視，用勞動去改造之”。

毛澤東用海納百川消化前朝遺留並改造戰犯。在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屠殺前朝統治階層人物，尤其是屠殺它的代表人物以絕後患，幾乎是奪取政權後的統治者一貫采取的手段。可毛澤東不僅包容了1000萬國民黨遺留軍政人員，還創造出改造戰犯的奇跡。

對國民黨遺留軍政人員“包起來”和“招回來”。新中國各級政權建立後，麵對國民黨時期留下的1000萬軍政人員，毛澤東極有氣魄地決定：“包起來”!   “中國已歸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要負責並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樣送給別人去。國民黨的一千萬黨、政、軍人員我們也要包起來，連特務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沒有這一條不行。”

按毛澤東的指示，對國民黨留下的行政人員，有的留在各級政權當幹部，有安排到參議部門，有根據自己意願安排教學，有的幹脆養起來。對國民黨起義人員，大體按原級別安排各部隊。要求各級政府在國民黨遺留人員，注意發現建設人才，不光在專業上使用，還要讓他們擔任領導職務。

毛澤東還把延攬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經統戰部門多方努力，許多在海外留學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陸續回國，成為新中國各條戰線的開拓者、奠基人。

對戰犯一個不殺，重在思想改造，全部釋放。解放之初，關押了大量國民黨戰犯，日本戰犯，偽滿戰犯。如何處理戰爭罪犯，連一向舉重若輕、大氣磅礴的毛澤東也很慎重：“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麽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等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

對926名國內戰犯，毛澤東明確指示：“一個不殺，分批釋放”。“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複台灣。如果不殺或許對台灣還會產生影響。”對特赦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願留大陸的給工作，願去台灣的給路費。在1975年最後一批獲得特赦的293名戰犯中，有10人申請去台灣被批準。連末代皇帝溥儀，也被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新中國公民。

對969名日本戰犯的改造政策：一個不殺，從寬處理。對這批罪惡滔天的日本戰犯，撫順管理所實行“三個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經幾年改造，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卻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請求中國人民嚴懲，被國際史學界驚呼為“撫順奇跡”。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日本戰犯，除1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釋放回國。獲釋戰犯成日本國內和平反戰、促進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躍的力量。

毛澤東一生，政敵多多，但沒私敵。毛澤東一生指揮作戰無數，但沒刑罰過一個政敵。

在“反右”鬥爭中十分注意保護右派。毛澤東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的偉人，曆來重視知識分子，特別是剛剛建國，急需建設人才。可1956年，毛澤東為保持中共“金剛之身”不壞，搞大鳴大放對自身“整風”，竟意外引來“右派”猖狂進攻，要請國民黨回來輪流執政。“反右”，就不可避免！

“反右”中毛澤東特別注意保護“右派”。梁漱溟晚年回顧整風反右，潸然淚下地強調：整風“領導黨的言論開放徹底，要盡量地放開;  而說話的人必須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實事求是，不要把許多問題過於誇張，不要把枝枝節節的問題也兜上來，那樣就不大好，如果再帶點發泄情緒就更沒味道了。”對某些右派衝撞政治底線的言論，梁漱溟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有政治欲望。

1957年，鄧小平任中央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全國共抓右派分子569957人，遠超毛澤東五千人的預計。麵對反右擴大化，為保護提意見的知識分子，毛澤東為“右派”親自下定義，又否定了一些中央領導對右派“殺一部分、關一部分、勞教一部分”的意見，而毛澤東對右派分子的政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   群眾監督，思想改造。

由於有毛澤東掌舵，50多萬右派分子才沒一個被判刑坐牢，隻極少數首要分子，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勞動教養。大多數人隻帶右派帽子，由統戰部門管理，分配適當的工作，交群眾監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給基本生活費(高於二級工人工資)。大都讓他們避風頭，接地氣，了解國情，去“改造思想”。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要給右派四張票：一張布票、一張糧票、一張選票、一張黨票”。這後兩張票，實是恢複了(擴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權利。在毛澤東指示下，從1959年到1964年，已給30多萬“右派”摘了帽。

“反毛英雄”梁漱溟晚年的懺悔。梁漱溟在1953年9月，依仗和毛澤東交情深厚，又是批評，又是指責，大發連珠炮，把毛主席的領導說得一無是處，臨了，還得意地加上一句“相信主席一定有這個雅量”，接納他的意見。毛澤東的回答：“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  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毛澤東還對梁漱溟的反動曆史作用“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等進行了15點批判。但反右鬥爭，梁漱溟並未劃為右派。

梁漱溟晚年唯一一次接受媒體采訪中說：“我實在是感到毛澤東主席好，他英明、大膽，能夠不放過任何時機，爭取了主動。他造福了我們的國家，避免了人民的損失。”1983年，梁漱溟站在韶山毛主席的舊居門前，感悟當年和毛主席的爭論，他掏出手絹擦了擦眼角的淚水：“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麵子，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幹過頭的話。如果說他當時是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麽也是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嚴厲批評在後。這件事要發生在蔣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務早就叫梁漱溟拿人頭來了。”他最後感歎說：“毛主席的思想確實是博大精深，是可學不可及的。”

對比“反右”和改開後的“清理三種人”。1951年開始“三反五反”運動，有18萬人被捕，40人死刑。改開後的1983年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活動，有86萬人判刑，2.4萬人處以死刑。“反右”波及55萬人，一個未殺，一個沒有坐牢。“文革”後清理“三種人”，波及300萬人，僅北京大學校一級領導就被查處83人，另有100多人被列為核查對象。

1972年，福建莆田右派李慶霖因大兒子初中畢業下鄉到農村，沒口糧，沒分紅，生病請假沒人管，給毛澤東寫信“告禦狀”。李慶霖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毛澤東的回信：“李慶霖同誌：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毛澤東為大右派解決生活困難，改開後清理“三種人”，1979年被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總之，說起毛澤東能如此寬大地對待戰場上的敵人和政壇上的敵人，中國的曆史中沒有，世界曆史中也沒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沒有。都說：將軍臂上能跑馬，宰相肚裏能行船。可毛澤東心中裝的是萬水千山，是乾坤日月星轉。“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炎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