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時代知識分子的區別

不同時代知識分子的區別

在那個時代很多富家子女投奔延安,  以及新中國成立後幾乎都當了免費掃盲的老師。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那個不是富家子弟?  在新中國第一次招生高考之後曆年參加高考的青年中有很多富家子女,  例如溫家寶.......等。不同的是窮人家的孩子們也都能夠被官方合法允許參加了,  因為都是全民免費的。這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首次,  這個意義又多重要?!  如同萬裏長城一樣有意義。免費掃盲是一項大工程。那時候是許許多多富家子女都充當了免費教員。讓大多數窮人識字。可恨如今有很多窮人家的二、三代上了大學,  有的還出國留學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還跟著罵毛澤東共產黨.......

"打土豪分田地鬥倒資本家"其實這是一場社會大革命,  中間必定傷害到人。就說5%的幾類分子在這麽大的人群中也是一個大數字。這些人站在個人和家庭角度對共產黨的恨是免不了的。但這是陣痛!  假如能堅持又能超過3代之後就基本差距小了。但走資派又在第一代都沒有過後又複辟拉大了這些的差距,  這些陳痛很多是在同一代或第二代的人。顯然會造成這些人咬牙切齒地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恨,  也會無底線地否定控訴......了。不奇怪。私是與生俱來的。公字是在後天並在痛苦中養成的。後者比前者難得多!  可這是人類社會的文明和進步!  難不成讓大多數人永生永世都永遠文盲下去?  難道人類社會就該永遠是少數人識字受教育才對?

中華民國時期，受教育體製影響，說直白的就是想讀書上學是要化錢的。有錢就能去讀書上學。以及連年動蕩的社會局勢，教育普及長期得不到落實或是根本沒有想普及,   因為教育是市場化的,   是需要付錢的 ,  搞教育的是私有化的,  有的是想賺錢的。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5.5億人口中有超過4億人口是文盲，文盲率高達約80%。其中絕大多數是工農，婦女文盲又是工農文盲中的大多數。例如1949年上海市（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郊外黃渡地區的青壯年中，81.4％為文盲。在貧農、下中農家中找不到識字的人。如黃渡地區沈家浜村1949年前有24戶人家，其中有19戶三代都沒進過學校，各家連一支鉛筆也沒有，寫封信都要去四裏地以外的鎮上求人代寫。當時全中國的小學僅有28.9萬所，在校學生僅2368萬人。

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在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解放區也都開展了掃盲工作。當時，解放區每到冬季農閑時節，便組織農民讀書、識字。這種學習隻在冬季進行，故稱“冬學”。各地冬學水平不一，組織形式、教材、師資不同，許多冬學還存在重視政治教育、輕視文化教育的情況。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製定的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要求，加強勞動者的業餘教育和在職幹部教育。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識字運動委員會”，專門負責領導農民、工人、幹部的掃盲教育。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會議提出教育必須為國家建設服務，學校必須向工農開門，建設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區的新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中的某些有用的經驗，借助蘇聯教育的先進經驗；還提出自1951年起開展全國規模的識字運動，並且頒布了《關於開展一九四九年冬學工作的指示》，指出冬學運動應當在全國農村中普遍試行。

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工作會議。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在開幕詞中指出，工農教育應以識字教育為主。中央、各大行政區教育部門、婦聯的工作人員，及工人、農民業餘學校的模範教師和學員共400多人與會。會上討論了工農教育的實施方針、領導關係等問題，提出了“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的口號，實現“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各方麵配合”的原則，著重以工農幹部、積極分子為主要教育對象，分別以文化教育、政策時事教育為主要教育內容。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會議。當時在會議第七天，毛澤東、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臨會議現場，毛澤東還與到會的學習模範握手並合影。

1951年年底，全國各地都開辦起識字班。據統計，1951年僅工廠工人就有170多萬人參加了識字班。1950年代，歌曲《夫妻識字》伴隨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識字班傳唱一時，歌詞是：“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寫字，放呀麽放光明。什麽字，放光明？學習，學習二字我認得清。”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某部文化教育指導員祁建華在部隊開展文化教育的過程中發明了“速成識字法”，分三步進行教學：（1）學會注音符號和拚音；（2）突擊識字，要求會讀並初步會講；（3）學習語文課本，開展閱讀、寫字、寫話活動。在實踐中，該法一般隻需半個月便能識字1500個以上。應用該法，1952年3月，西南軍區在全軍率先消滅了文盲。1951年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速成識字教學過程概述》一文，介紹了西南軍區文化幹事祁建華用“速成識字法”幫助戰士迅速脫盲的事跡。

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開了“速成識字法”座談會。1952年4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給祁建華發了獎狀。三天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全國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195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的工人、農民當中推進“速成識字法”，有步驟地掃除文盲。該政策出台後，通過宣傳和動員，工人、農民大規模報名進識字班。全國各地迅速辦起“速成識字法”實驗班。重慶紡織工人速成識字實驗班經過21天脫產學習，學員從每人平均識400多字提高至2000多字。北京東郊的高碑店農民實驗班，26個學員經164小時學習，認識了1638個字，初步有了寫信能力。1952年，速成識字法教學在工廠、農村掃盲中取得較大成效。根據中國東北、上海、北京等地不完全統計，參加速成識字法學習的工人達25.8萬人。其中大部分人經150小時到200小時的學習，學會1500個至2000個單字，並且能閱讀通俗讀物和寫簡單文章。

掃盲運動剛開始時，學校是臨時的，老師是業餘的，教材沒有統一規定，各地紛紛出版各種“識字課本”。這些“識字課本”有的麵向工人，有的麵向農民，還有的麵向城市家庭婦女。根據麵向群體不同，課本內容也不同。“識字課本”大體由課文、生字、課後練習三部分組成。擁護中國共產黨、愛祖國、反封建、愛崗敬業等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課本中的必要內容。

學習中開展了各種類型的識字比賽。1952年8月在北京舉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慶祝建軍25周年運動會上，甚至設置了“識字賽跑”（在地上寫完規定的字才能起跑）、“文化測驗”的項目。農村識字比賽更為常見，有的學員在家裏的牆上、門上、勞動工具上都寫著字，學員爭當識字“積極分子”。

掃盲運動在全國大規模推行，但在推行過程中，一些地方不顧實際、急功冒進。“速成識字法”的推廣中也出現了過於急躁、學習成果不能穩固的現象。1952年結束後，全國真正掃除文盲人口僅55.04萬人。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的大區文教委員會主任會議上提出，文化教育工作應當按計劃辦事，掃盲是長期複雜的任務，需要十多年或更長時間完成，要求各地繼續糾正1952年秋後掃盲工作中出現的冒進傾向。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決議，為有步驟地掃除文盲，設立中央人民政府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兼黨組書記楚圖南，副主任委員李昌、林漢達、祁建華）。針對無統一掃盲標準等引發的問題，1953年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發布了《關於掃盲標準、畢業考試等暫行辦法的通知》，其中根據幹部、工人、農民這幾種不同的掃盲對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次界定了文盲、半文盲概念，即“在識字方麵暫以能識到500字以上而未達到掃盲標準者為半文盲；不識字或識字數在500以下者為文盲”，同時還規定了統一的掃盲標準及脫盲考試規章製度，即“幹部和工人，一般可訂為認識2000個常用字，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二、三百字的應用短文；農民一般訂為能識1000個常用字，大體上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常用的便條、收據；城市勞動人民一般訂為能識1500個常用字，讀、寫標準參照工人、農民的標準。”“根據群眾要求，縣掃盲工作委員會或教育科可給考試及格者發掃盲畢業證書。”“掃除文盲的畢業考試，由各掃盲基層領導機構或專職幹部、教師主持……考試內容：可分為識字、閱讀、寫作三項”。此後，掃盲運動開始穩步發展。

1955年，各地掃盲熱情降溫，而文盲數量仍很大，許多脫盲者因未及時鞏固而複盲。1955年深秋，毛澤東在頤和園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耀邦討論如何把掃盲與農業合作化結合起來，胡耀邦推薦了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創辦記工學習班的材料。毛澤東看過後，將這篇材料的題目改為《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寫下800多字按語：“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步為了記工需要，學習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匯，大約兩三百字。第二步，再學進一步的文字和語匯。要編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社工作的同誌，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裏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第二種課本……根據一個小範圍的地方的事物和語匯，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國性的事物和語匯編出來，也隻要幾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的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記工學習班這個名稱也很好。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仿辦。各級青年團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說：“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

毛澤東對《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的按語很快隨著《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傳達到了全國。全國各省、市、縣乃至村都各自編寫了結合當地情況的新掃盲教材。根據統計，1957年掃除農民和居民文盲人口600多萬，達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掃盲教育發展的最高峰。

大躍進時期，掃盲工作也落入浮誇風、高指標當中。1958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掃除文盲協會召開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會上提出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1958年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社論《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用革命精神掃除文盲》。當時全國14歲至40歲的青壯年文盲，僅在農村中便仍有1.5億，如果按此前8年的平均掃盲速度，即便一年掃盲300萬，也需50年才能掃完，如要在5年內掃除這些文盲，必須每年掃盲3000萬到4000萬人。掃盲很快形成了群眾運動高潮，各地虛報浮誇十分嚴重。根據當時的報道，僅1958年1月到9月，全國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麽老實……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此後這場“掃盲躍進”才有所降溫。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農村掃盲工作跌入低穀。且這時的掃盲中的政治教育比例已比較重。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也對國民文化素質進行了全麵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從1949年到1964年共有1億多人脫盲。

改革開放後在走資派誘導下教育又市場化私有化了,  讀書上學又要化錢了。靠免費教育成了知識分子們還以搞教育辦學校賺錢當上了土豪資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