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共產黨勝國民黨?《特赦1959》驚爆內幕!
近半個多世紀的驚天之問, 為什麽裝備精良的八百萬國民黨正規軍隊敗給了小米加步槍的百十萬共產黨土八路農民隊伍? 雖然許多人心知肚明, 明明知道當年中國共產黨做對了許多對中國人民對中華民旅有利有益的事情, 但就是不敢承認不願承認不想承認。不想承認也罷, 懇請不要否定抹黑顛倒黑白總是可以吧。這是做人的基本人品。想當年中國共產黨對待國民黨高級戰犯《不審不判不殺，給予人道主義待遇，組織政治學習和參加勞動改造，待時機成熟後，再酌情提出處理辦法》。是任何虛假人道主義、虛假民主自由人權無法相比的。
有台灣人到大陸旅遊，不經意間，在住宿酒店看了《特赦1959》後說, "從中國朝代變遷的歷史來看，在改朝換代之際，不論是漢朝取代了秦朝，唐朝取代了隋朝，還是清朝取代明朝，把前朝的敗軍之將，以及遜位的皇上，齊聚一堂，進行思想改造之後，再加以特赦釋放，就史論史，中共的做法，也是前所未有的創舉了"。不想讚美一下當初中國共產黨的人道? 怕回台灣後被罵? 又或是聽到見到太多的國民黨人不服而一直在罵共產黨的影響? 當初共黨如此費力費財一個不殺讓他們活下來就是不領情? 堅持反對共匪堅持永遠罵共匪? 誰勝誰負? 誰是先進文化誰是醜陋文化? 不是一目了然了嗎? 為什麽共產黨勝國民黨? 不是有答案了嗎!
1949年1月，隨著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戰役取得了偉大勝利，共殲滅國民黨軍隊150餘萬人，俘獲高級軍官上千人。公安部長羅瑞卿向毛主席和周總理進行匯報，目前全國各地在押戰犯共計千餘人，他們的情緒都不太穩定，對看押單位也造成了很大壓力，所以他們急切想得到中央的明確指示。蔣介石在台灣看到報紙後才知道杜聿明、王耀武等人還活著，蔣經國向他報告，國軍上校以上的軍官落入共軍之手有數千人，其中一部分被釋放，高級將領都以戰犯名義被關押在戰俘營裏，他們目前隻掌握三百多人的名單。
羅部長向毛主席和周總理匯報了目前國民黨高級戰犯的近況，管理機構提出建議，找幾個罪大惡極的先殺了以平民憤。最後，毛主席做出指示，有病的治病，有傷的養傷，給予政治學習，參加勞動改造，待時機成熟後根據情況提出具體處理意見。周總理給羅部長下達命令，對戰犯的改造工作交由公安部管理，讓他調集精兵強將從事這項工作，羅部長馬上就想到了強將王英光來負責這項工作。
而在某個看守所裏, 戰犯葉立三懷著僥幸之心想再度脫逃，卻被華北軍區軍官教導大隊政委王英光帶人很快抓獲，他把幾次失敗歸結為自己選擇路線的失誤，王英光正告葉立三，現在中國的版圖上除了西南部分地區和幾個少數民族地區以外，都已經建立了革命的政權，他必須承認現實，國民黨已經徹底失敗。與此同時，教導大隊副大隊長胡大樹在火車站執行交接戰犯的任務，很多受傷的戰士情緒激動要見國民黨第十二兵團司令長官黃維，原來他們都是被黃維兵團的燃燒彈所傷。胡大樹見狀便讓黃維出列，黃維主動站出來並承認是自己下令用火攻掩護國軍撤離的，從軍事角度講沒有任何問題，胡大樹安慰著戰士們，黃維一定會得到應有的處罰。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全國上下歡欣鼓舞。記者高平與王英光是好朋友，他準備到井陘去采訪，高平看到了不服管教的黃維後，他要求把黃維列入到他的采訪名單中。高平的采訪還算順利，很多國民黨軍官都深表悔意，表示不投降是因為受到了長官的欺騙，黃維一進門，那些軍官便不作聲了。黃維把兩個凳子摞了起來，稱他和高平的談話需要平等，並要求高平稱自己為先生。高平質問黃維在雙堆集外無援軍彈盡糧絕情況下為何不投降，黃維答複身為黨國軍官要殺身成仁，高平指出他的部下傷亡慘重，而他卻毫發未損，何談殺身成仁？黃維聽罷惱羞成怒，掄起凳子砸向了高平。高平向王英光描述了采訪黃維的經過，王英光看他氣鼓鼓的樣子忍俊不禁，他早就料到可能會有這樣的結果。戰犯孫宏英犯了毒癮，難受得死去活來，王英光讓護士梁冬芳給他打戒毒針算是暫時止住了他的折騰。
王英光接到通知讓他去公安部報到，晚上收拾行李時，王英光撫摸著亡妻彭雪的照片心酸落淚，她犧牲很長時間了，但屍體卻一直沒找到，高平勸他該放下就要放下，王英光發誓他早晚有一天要查清楚是誰出賣了他們。下令殺害亡妻彭雪的凶手就在關著的戰犯裏。去北京臨行前，王英光專門去看了國民黨八十七軍的軍長陳瑞章，他的傷口有些感染，王英光安排人員盡快給其消炎。他開導陳瑞章別再幹傻事，有問題多與教導大隊的同誌們溝通，他想要詢問陳瑞章當年的事，就是殺害他妻的凶手, 但話到嘴邊又咽了下去。
王英光和高平坐著鐵叔的毛驢車打算先到石家莊，然後再坐部隊的卡車直接到北京。半路上，護士梁冬芳稱接到總部的調令要跟他們一起去北京，途中三人說起正在絕食的葉立三，王英光分析他這是在表達一種情緒，因為直到現在他仍然接受不了國民黨戰敗的事實。故事就從這兒開始......
此外，這部劇還把新中國第一個十年的社會狀況和曆史大事，與改造戰犯的劇情有機結合，抗美援朝、西南剿匪、北京舊城改造等事件逐一表現，還通過戰犯參觀長春汽車製造廠、武漢長江大橋、沈陽機床廠等展現了祖國新貌，使這部劇顯得更加厚重、溫馨。
在尊重曆史、尊重生活的基礎上，電視劇采用虛實結合的創作手法塑造人物。劇中，既有杜聿明、王耀武、黃維等真實曆史人物，亦有不少承載著一定典型性的虛構人物。1949年，新中國成立，黨中央指示將關押在全國各地的蔣介石集團高級戰犯轉入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集中關押，其中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黃維、宋希濂等國民黨將領。
在改造和反改造的艱難博弈中，戰犯們的思想認識逐漸轉變。毛主席肯定了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將領在抗日戰場上的功績，他們深受感動。該劇圍繞“特赦”這一主題，講述了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對戰犯進行改造和特赦的曆史事件，再現1949年至1959年新中國成立第一個十年間的偉大建設成就。
劇中主人公、負責戰犯改造工作的功德林管理所所長王英光便是虛構人物。接受過高等教育、又有多年革命工作經曆的王英光，有文化、有教養、有胸懷，革命立場堅定，同時也因解放戰爭失去過至親——人物複雜的心理活動形成了戲劇看點。
從改造到特赦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更是一大創舉。電視劇《特赦1959》呈現那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重現這段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非凡曆程。1959年國慶前夕，國家發布特赦令。這一天，杜聿明、王耀武等人依次從共和國法官的手裏接過特赦令。這是新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特赦。
《特赦1959》講述的是，開國大典之後，百忙之中的毛澤東開始關注在押的國民黨戰犯的情況。根據各方麵意見，毛澤東確定了對戰犯的總體政策：不審不判不殺，給予人道主義待遇，組織政治學習和參加勞動改造，待時機成熟後，再酌情提出處理辦法。
在公安部的具體組織下，各地成立戰犯管理所。原先關押在華北等地的國民黨戰犯，陸續向功德林管理所集中。王英光(張鐸 飾)奉命調往華北功德林管理所擔任所長，參與戰犯改造工作，並最終使這些戰犯徹底認識錯誤，重回社會。
在《特赦1959》裏，眾多人物所呈現出來的眾生相，可謂豐富多彩，值得推敲。其中有講究原則、堅持真理的的功德林管理所所長王英光;有不苟言笑功德林管理所政委賀春年; 有文化水平不高，想法設法調回原部隊的功德林管理所副所長胡大樹; 有耿直的國軍中將軍長陳瑞章、多疑善變的國防部保密局華北行動處中將處長的劉安國; 故意搗蛋、隻求速死的國民黨軍少將師長葉立三、迷信偏執的國民黨軍中將兵團司令蔡守元等人。
通過這些角色，我們看到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和人性的複雜性。《特赦1959》就是以這種獨特的視角，通過“以人為本，關注人性本身”來透視這些人物的行為變化。在重大曆史截點的背後，他們起到的作用。
戰犯改造是一件曆史大事，讓敵人認同我們，比在戰場上打敗他們更難，而改造背後的曆史意義巨大。《特赦1959》正麵描寫了這一艱難過程，並深刻解答了“為什麽我們要改造戰犯”這一疑問。
這些戰犯在共產黨的感召下，改過自新，最終成為自食其力的公民。特赦以後，他們有些人參與了各級政協的工作，積極參與的新中國的建設，有些人甚至還在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充分說明我黨在重要決策下黨性與人性的輝煌交織的一麵，而特赦戰犯一舉更是意義非凡影響深遠。讓觀眾更真切的感受到，時代旋律，不僅是記錄當下正在發生的，也包括再現曆史長河中值得被銘記的人物與故事。
《特赦1959》的另一個重大看點，是側麵再現了新中國第一個十年的偉大建設成就。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反動派的長期破壞，民生凋敝，百廢待興，還麵臨敵對勢力的威脅，和暗中破壞，可謂困難重重。
但是，新中國的人民在我黨的領導下，第一個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僅迅速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打贏了抗美援朝戰爭，徹底澆滅了反動派的妄想。
《特赦1959》從多個側麵展示了這一成就，並從普通居民實實在在的生活改變入手，深入反應了這些成就對人的影響。
也正是這些成就，證明了共產黨不僅能打仗，更能建設，那些曾經持有不同理念的戰犯們，終於從內心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性。
作為一部重大曆史題材為背景的電視劇，《特赦1959》首次選取了“戰犯改造”這一曆史事件，以獨特的視角，將時代大背景濃縮到一個小院之中，以小見大再現大時代背景下的世間百態。對於" 戰犯改造"，古今中外幾乎全世界各國朝代更換時當改者都不被理解而又難以完成的任務。習慣地將前朝官員關之殺之。
然而中國共產黨做到了《不審不判不殺，給予人道主義待遇，組織政治學習和參加勞動改造，待時機成熟後，再酌情提出處理辦法》。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領導人站在曆史的高度上，高瞻遠矚，深謀遠慮，對戰犯進行改造和特赦的曆史事件。回望新中國成立頭十年的這段特殊曆史，追溯共產黨人勝利的原因，對當下亦是不忘初心的精神觀照。
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結束後，一場改造國民黨戰犯的“攻心之戰”拉開帷幕。《特赦1959》以北京功德林管理所為主要敘事空間，講述了共產黨人改造、特赦戰犯的故事。劇中真實還原了中國共產黨對待戰犯的一係列政策，細膩再現了時代大背景，還將杜聿明、王耀武、黃維等真實曆史人物搬上熒屏。
《特赦1959》是在尊重曆史的基礎上，用合理的戲劇衝突聚攏起原本零散的人物。劇中的戰犯之間也有明爭暗鬥的“鄙視鏈”——黃埔派看不起非黃埔派，將軍看不起特務，官大看不起官小，要求進步的和頑固不化的又相互對立……劇中的主人公、負責戰犯改造工作的功德林管理所所長王英光雖是虛構人物，卻是那個時代諸多共產黨幹部的形象“合集”。他有文化、有教養、有擔當、有胸懷，革命立場堅定，因解放戰爭失去過至親而對國民黨戰犯有複雜的私人情緒。這種特定境遇中錯綜複雜的人物互動關係與緊湊劇情的交織糾纏、相互推進，形成了巨大的戲劇張力，將觀眾牢牢吸引在了熒屏前。
有情懷有暖度，讓信仰更具時代穿透力的《特赦1959》不光展現了共產黨的人道主義精神，更凸顯出共產黨人‘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的寬廣胸懷，也點出了政權更替是人心向背的曆史真理。”
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不光靠槍杆子，更是靠科學的，代表人類發展規律的先進文化。沒有硝煙的“攻心之戰”有時比戰場上的兵戎相見更為艱難，堅定的信仰、理論的自信以及社會建設的巨大成就，讓共產黨人得以在思想上征服對手，將曾經的敵人拉回人民的陣營。在網上，《特赦1959》中幾段酣暢淋漓的辯論，有情懷，有暖度，被觀眾稱為“不忘初心”的生動素材，引發不少網友自發摘抄傳播。麵對起初不接受改造、一心想要“馬革裹屍”的黃維，王英光曉之以理，指出“一個軍人的榮譽，是建立在人民基礎上的。離開了這個前提，就沒有任何榮譽可言”；麵對對方“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論斷，王英光更借此指出“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是人民的意誌使然”。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化和先進文化，對戰犯曾持有的落後文化乃至反動文化的改造過程中，哪一方的文化代表了曆史前進的方向呼之欲出。此外，對於忠孝節義、仁義禮智信等傳統精神，劇中也提到應該站在時代的高度，加以重新的詮釋和理解，那才是真正的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
讚美中國共產黨還有意義嗎？ 中華民族的前途在哪裏? 中華民族亦或是中國的前途在哪裏? 在台灣? 在香港? 在澳門? 在中國大陸? 還是在台灣民進黨? 在台灣國民黨? 在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亦或是中國特色執政黨? 又還是在海外幾個民運分子? 在大妓院裏的法輪功? 在台毒港獨疆獨藏獨.....? 在極右派? 在極左派? 在一些逢中必反逢共必反分子? 又有還是在美國? 在英國? 在日本?.....誰想反對什麽讚美什麽都是各自的自由, 但從13億中國人的利益出發, 從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出發, 又是誰能為13億中國人服務? 現在隻有中國共產黨又或是特色黨在執政, 又有哪個政黨和個人來替代? 你反對中國, 反對共產黨可以, 但你也要說說將中國執政黨趕下台後怎麽辦? 說些具體可以實操的東東來? 總不能空喊口號, 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 還是讓中國退回到一百多年前一盤散沙, 然而讓世界各國列強來瓜分? 就靠"殖民三百年"能給中國帶來民主自由人權了? .......
中國的前途在中國大陸，他們的衣衫襤褸地製造出原子彈、氫彈、中子彈，他們蹲茅坑卻射出長征火箭和載人飛船，他們以捏泥巴的雙手舉破世界紀錄，他們磨破屁股奪回整打的奧運金 牌，他們重建唐山而成聯合國頒獎之世界模範市……同胞們，他們為的是什麽？沒有別的：他們愛此“中華”，他們不能讓“中華”再隕落！
他們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 試問：不是一輩子吃兩輩子的苦，一輩子怎得兩輩子甚至三輩子四輩子的成就？50年前中國落後西方百年，50年後還落後10年20年。基礎科學若幹部門已與西方比肩，甚至超前。目前經濟GDP己成世界第二。是誰做到的? 是中國共產黨!
舔洋人後跟的學運民運小醜，”可憐可鄙亦可悲那些蠢才，連這點簡單道理都豬油蒙心看不透，一味地接受西方價值，試圖分裂中國，為西方的終極利益服務……讓西方繼續為世界之主，中國為奴，而尚自以為是為了中國好。
當西方人對你翹起拇指叫“好”時，你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賣國賊！除了你們這一小撮豬油蒙心的小醜之外，天下任何聰明人都深知“人不自私，天誅地滅”——民族利益就是我們最大的私；而為國自私，更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當行本色，美國人更是如此。然而西方的社會製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世界已被西方帝國主義dominate二三百年，洋奴們，心頭被殖民的洋奴們，台灣的“日本人”和香港的“英奴”們，難道你們的“婢妾惰性”如此深重，如此安於為奴現況........!
打開天窗說亮話，中華民族亦或是中國的前途不在台灣! 什麽叫做“台灣經驗”？可笑！，中華民族亦或是中國的前途不在港澳，不在海外華人，不在舔洋人後跟的學運民運小醜，中華民族亦或是中國的前途在中國大陸，在那13億心含“鴉片戰爭”之恥，心含“八年抗戰”之恨的中國人身上！在領導13億中國人的中國共產黨人身上!
他們的衣衫襤褸地製造出原子彈、氫彈、中子彈，他們蹲茅坑卻射出長征火箭和載人飛船，他們以捏泥巴的雙手舉破世界紀錄，他們磨破屁股奪回整打的奧運金 牌，他們重建唐山而成聯合國頒獎之世界模範市……同胞們，他們為的是什麽？沒有別的：他們愛此“中華”，他們不能讓“中華”再隕落！
為什麽美國人那麽愛美國，為什麽日本人那麽愛日本，為什麽有些走向“世界公民”（可笑的癡夢！）的中國人就不愛中國？愛中國，不再隻是口號，不再隻是情 緒，而是要像大陸50年，苦心孤詣胼手胝足，不僅流汗甚至流血地幹，幹，幹！把大慶油田打出來，把北大荒墾出來，把葛洲壩攔江築起來……難以屈指的各種建 設，無數的建設，把中國建設起來，這才是愛中國！
而中國已經被熱愛了50年；她將繼續被熱愛，被那群建國者，真正的建國者，所熱愛 。台灣學者說, 手邊這部大陸編《新英漢辭典》，這部大陸版《辭源》，編得如此周全，印製如此精致，細小的鉛字用放大鏡看都劃劃清晰，而且從來沒有看到一個錯字：我為 他們的心血表現而發抖！而我們台灣，50年來，哪部英漢辭典不是翻譯剪貼日作！慚愧哪，台灣經驗！。
他們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大陸上的人說，他們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痛心的話，悲痛的話，卻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話。試問：不是一輩子吃兩輩子的苦，一輩子怎得兩輩子甚至三輩子四輩子的成就？50年前中國落後西方百年，50年後還落後10年20年（基礎科學若幹部門已與西方比肩，甚至超前）。
這不是一輩子吃兩輩子苦成就的麽？50年前中國參加奧運亦總是扛著零蛋回，50年後中國的奧運成績已揚名世界。誰敢再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這就是“吃兩輩子苦”的成就！
台灣學者的老同學傅孝先留在大陸的姐姐，搞化學研究的高級科學家，52歲就死了，是活活地給研究工作累死的！累死，多值得的死！她不累死，千千萬萬的她與他不 累死，中國科學怎麽迎頭趕上西方！怎麽出人頭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建設文明文化也是要死人的？？尤其是要“超英趕美”搞建設；而不“超英趕美”，永 遠跟在英美之後吃英美屁，中華怎麽振興，怎麽出頭？
所以，50年來，中國大陸是“煉獄”。什麽是“煉獄”？就是經過火的洗禮，能夠升入天堂。中國過去50年的苦難，是“煉獄”的苦難，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難，是有建設性的苦難，是追求成就的苦難。有人攻擊新中國前三十年窮, 是的! 沒有這“煉獄”的苦難的奮鬥積累, 那有今天的富足和輝煌!
就像你要考上名牌大學而一年不看電影的苦難，程度不同，性質則一。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苦出頭來的中國人，如今在人類中已經嶄露頭角了。所以50年的苦 難不是負麵的、消極的、毀滅性的；它是中國的大蛻變，政治蛻變、社會蛻變、到精神蛻變。現在的中國人不再是“差不多先生”，而是競泳則爭半掌之長，射衛星 不出毛病的“精準先生”。
而在台灣，僥幸而不僥幸地躲過了這場“煉獄”的煎熬，50年隔岸觀火躲過了這場火之洗禮。就個人的福 利言，台灣人是幸運者；就重建民族國家的責任言，台灣人是十足的逃兵！台灣人就像肢體殘障者站在路邊，看著一隊隊的男女好漢走上戰場，看著他們、她們的屍體被抬 回來，或者看著他們、她們流血呻吟地爬回來，裹好創傷又衝上去。
台灣人呢，隔岸觀火；而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呢？帶領全中國的人民團結一致進行拚搏，他們在朝鮮打仗，他們打的是全中國人民或是全世界華人亦是中華民族的 仗，打的是150年來的民族複興之仗，打的是為全體中國人爭一口氣的仗！而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呢？不但不幫反而幫敵方! 還希望打敗中共後蔣介石國民黨就可以返攻大陸了。當台灣人還在訕笑中國大陸的廁所沒有門，訕笑中國大陸人的收入所得低，甚至視中國大陸為仇敵！ 蔣介石國民黨及其追隨者們究竟是在幹什麽？對於中華民族而言 蔣介石國民黨及其追隨者們是一群沒有良心的市儈？是一群沒有人性的畜牲？
經中國共產黨幾代人的努力奮鬥創造的“新中國之光”是供全體中國人或是全世界華人共用。然而，一個民族國家的羞辱，像霧一般落下來，無可取舍，你非承受不可。就算你入了美國籍，認同美國，為美國去中東作戰；你若戰死，你的仆告中仍然是“美籍華人”，而不會像別人一樣成為“美國人”）！
何必騙自己啊，昨日今日以及今後的三五萬日，民族主義還都是當令的食品，不認同自己的民族隻有做異族之奴。同理，一個民族國家的榮譽，也無可取舍，它會 像太陽一樣，你非被照射到不可。中國今後的光榮，苦盡甘來的光榮，你是無法拒絕而非接受一份不可，連反中國的中國人也將同浴於新中國的光輝中！
這就是說，在台灣的中國人管你是台獨、獨台、或統派、或無黨無派，一旦生為中國人，今後你將分得一份“新中國之光”。雖然台灣人沒有為這“新中國之光”之 誕生做出什麽貢獻；無功受祿，但台灣人實在太僥幸！僥幸之餘，台灣人至少要“吃果子拜樹頭”吧？總不能吃了果子，又對那棵樹冷嘲熱諷或視之為敵吧。這是什麽樣的 一種肥心症，象皮病！
中國的問題很複雜，其實也很簡單，簡單得隻有一個字：幹，幹，幹！多加三個字：苦幹，實幹，硬幹。因為中國缺乏的就是成就，要成就隻有幹。幹，說來容易做來難。個人想幹，個人有惰性；團體想幹，團體會渙散。
這時候，你自己擺脫不了惰性，就得有人鞭笞你；團體反側於渙散，就得有人嚴加管束。其實，就像你考名牌大學，你自己督促不了自己，就得有師長有父母在後麵鞭 策，甚至補習班鞭策也是應該，假使你想考上大學，而考上大學就是一切！就中國言，建設國家就是一切！於是，在中國的問題上，你就知道為什麽有集體主義之必 要，社會主義之必要，權威專製之必要！
當然，假使中國有1萬年的悠閑時間來完成她的現代化，那麽一切慢慢來，隨各人今天做一點明天做 一點，1萬年做不成，10萬年總可以做成吧。可是，中國原已落後，而這是一個競爭白熱化的世界，我們哪能悠閑！我們不僅要快，而且要比別人快；不快不足以 競爭，不比別人快不足以超前，至少迎頭趕上。
這就更顯出專製、集體、極權之必要！因為，隻有這種精神，這種體製，才能團結一切的人，團結一切的意誌，一切的力量，眾誌成城，萬眾一心，處處攻關，力成大業。
就算是西方人笑諷中國人是“藍螞蟻”，我們為建國卻必須做“藍螞蟻”，必須是千千萬萬的藍螞蟻，像螞蟻一般單純一致，才能造就出比我們個人大千千萬萬倍的大堤壩。
再造中華，必須是每個人捐棄一己之見，乃至捐棄一己之身，為的是中國這個大堤壩之建成。要講求個人意誌，要講求個人欲望，個人利害，必然是蟻群四下潰散，永遠建不成任何東西！而中國就是要建設，要成就。
這就是為什麽，為曆史上此刻的中國，有人膽敢高呼：反民主！反自由！反西方民主！反西方自由！抽象地說，自由民主絕非絕對之善；而落實在曆史的流程中，對此時此地的中國，它們是相對之“惡”！因為，自由隻會使中國渙散，民主隻會使中國崩潰。
有人也許會譏笑：中國人為何如何可憐，竟然承受不了自由民主之“福”！我要反問以這種西方價值為價值的人：自由有什麽了不起！民主又好在哪裏！日本、德 國的稱雄，是它們的民主自由超過英、美？英國如今衰微了，是它的自由衰微？民主衰微？美國今日超強，是它的自由超強？民主超強？而美國的自由民主擴散開 來，正好變成美帝國主義的原動力！
不是煙草資本家有剝削的自由，台灣怎麽變成美煙的垃圾場！“鴉片戰爭”還不是一個君主立憲篤信基督的英國做出來的“撒旦之戰”！而最重要的關鍵是：這些東西對中國有什麽好處？這些東西能幫助中國達成中國的曆史目標？曾經有學生問我：老師，中國民主重要還是強大重要？
當然是強大重要。中國若不強大，而中國自由民主了，中國可沒有什麽東西可以保證，中國不還是清末民初的中國，不還是次殖民地的中國，不還是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中國！所以，中國人必須以一條褲帶束緊千萬億腰杆，中國人才得解放，自中國近代史中解放！自列強的囹圄桎梏中解放！
當西方人對你翹起拇指叫“好”時，你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賣國賊! 西方人是充分了解這13億“藍螞蟻”的可怕，這13億眾誌成城的“藍螞蟻”的可怕，於是他們用“自由民主”的口號，企圖分化我們，打散我們，劃割我們，製造我們的內在矛盾，讓我們自己互相抵消。
因為，拿破侖早已叮囑他們，“讓這條龍睡吧，他一醒來，西方世界就麻煩了。”可憐可鄙亦可悲那些蠢才，連這點簡單道理都豬油蒙心看不透，一味地接受西方價值，試圖分裂中國，為西方的終極利益服務……讓西方繼續為世界之主，中國為奴，而尚自以為是為了中國好。
當西方人對你翹起拇指叫“好”時，你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賣國賊！除了你們這一小撮豬油蒙心的小醜之外，天下任何聰明人都深知“人不自私，天誅地滅”——民族利益就是我們最大的私；而為國自私，更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當行本色，美國人更是如此。
世界已被西方帝國主義dominate二三百年，洋奴們，心頭被殖民的洋奴們，台灣的“日本人”和香港的“英奴”們，難道你們的“婢妾惰性”如此深重，如此安於為奴現況，不也想換換主子，讓中國人騎在世界之屋脊上！
這條路中國一定會繼續走下去！中國已經強大，明日的中國若不更強大，那麽天理就不成其為天理了。曆史大趨勢這麽明明白白地擺在麵前，隻有跟著它走。讚美中國共產黨還有意義嗎？ 你說呢? 中華民族的前途在哪裏? 依據近百年來的社會實踐看, 中華民族的前途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13億中國大陸人民這一邊。
“yongbing1993 發表於 2019-08-27 09:03:20 --
別動隊在大別山(1933年—1935年)...”
1） 中共殺的人並不少。 即以30年代初 肅反 時期為例。 共產黨內部自己人鬥爭、安上罪名處決的，在許多地方超過 一半以上。 國民黨的“剿匪” 還沒有殺掉那麽多共產黨人。 連後來升任元帥的 賀龍，在湘鄂蘇區，因為與 夏曦不和，都差點被肅了反。 其他在底下的基層群眾，被任意處決的不知凡幾。
2） yongbing1993 舉出的其他例子也都類似。 中共公布的數據每多浮誇。 舉個例子 “贛州地區被殺了300多萬，瑞金、興國兩縣80%人民被殺。” 這是很明顯的 虛誇的數字。 我曾結識一位老人是贛州附近的老蘇區的人。紅軍占領的時候，殺地主、分田地財產、強征幼年兒童入少年團當兵等等。 這些都是那位老人親身經曆的。 贛州地區當年根本沒有那樣多人，哪裏來的 300多萬人被殺？ 80%人民被殺更是天方夜譚。 江西的人口在二十、三十年代本來就是屬於低人口地區，主要原因是 清代末葉的太平天國動亂，雙方在各州縣進行拉鋸戰，結果是民不聊生，能出逃的都外逃。 所以到了十九世紀末，江西全省人口減少到了 2000萬人以下。 贛州僅僅是眾多地區中的一個，就能有 300多萬人可以被殺害嗎？ 這是照抄中共認可的史料，沒有經過質疑、求證的過程 所造成的。
這不過是共產黨做的表麵文章，這些是戰俘，全世界盯著呢；且不說多少人沒熬過文革，那些不是戰俘的，又怎麽樣了呢？
“1949年中共建政後，為了鎮壓國民黨殘留在大陸的勢力，進行了一場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但是在這場鎮反運動中，國民黨軍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起義、投誠、被俘、退役返鄉，閑居或從商的高級將領絕大部分遭到槍殺、關押。
這些被殺的242名民國高級將領中，上將與辛亥元老4名、中將78名、少將159名。包括從1948年到1949年參加和平起義的一百多名將領被錯殺。被殺的這些將領他們幾乎分別畢業於講武堂、河北保定軍校、黃埔軍校、中央陸大。本文中收集到這些被殺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在八十年代期間隻有5位上將與辛亥元老、20位中將、32位少將給予平反恢複名譽。”
讚美共產黨還有意義嗎？
幾年以後的變化太正常不過了, 有什麽永恒不變的東東嗎?
===================================的確如此，沒有什麽是不會變的
不審不判不殺，給予人道主義待遇，組織政治學習和參加勞動改造，待時機成熟後，再酌情提出處理辦法。
有病的治病，有傷的養傷，給予政治學習，參加勞動改造，
而這些國民黨“大員”果然不負中共之望，在漫長的勞動改造和強迫的“政治學習”之後，都從心底給中共跪下了。
另一方麵，蔣介石清共反俄，被視為違背總理遺教。全黨意識形態因此陷入混亂。黨的繼承人之爭與黨的路線之爭相互糾纏不清。為了與共產黨劃清界線，國民黨從政綱政策到組織路線，均改弦易轍，將三民主義意識形態中原有的“左”的和一切稍帶急進和社會改革色彩的東西，統統被當作“共黨”餘毒拋棄掉。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魅力蕩然無存，黨民關係由動員體製轉變為控製體製。與此同時，對執政以後政治權力帶來的腐蝕，又未能加以有效防範和抑製。在裂變與蛻變交相作用下，執政未久的國民黨即迅速演變為一個被國民厭棄的黨。
清黨對國民黨自身所產生的負作用之大，對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困擾時間之長
然而就是這個罪大惡極的特務頭子康澤被抓後, 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後被殺了嗎? 當然在兩軍戰爭中被打死就活該了。相反共軍有多少中高級將領被國民黨抓後又被放的嗎?
1933年年底，約2400名國民黨“別動隊”人員開到了大別山。該部別動隊由蔣伏生指揮，其實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說別動隊在江西搞了一個地獄，那也隻是地獄的第一層，而大別山則是地獄的第十八層。
蔣交給別動隊的具體政策如下：
“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
這次集體屠殺得到完全貫徹，並直接造成大別山地區一百萬多青壯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並最終大批餓死。這一命令是由蔣伏生草擬，由那個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蔣總裁所批準下達的，由於這一命令的執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誌“複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所以被執行得非常徹底，鮮有遺漏與幸免者。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衝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曆史文獻。
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裏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裏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後，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奸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殺”持續的時間是6個星期，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 “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裏，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裏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1、特務康澤的別動隊在接管地方後，以過去的戶籍資料為準進行清查戶口、劃分保甲等工作。西方人甚至認為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詳盡的一次戶口清查，其目的是為了抓住任何一個紅軍或黨的嫌疑人員及家屬。
對逃跑的和蘇區有聯係、或者有子弟在紅軍部隊的人家，別動隊實行連坐方式，凡及時回村“報到”並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而未來自首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農返回後，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地的民間基礎。保長、聯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生後，“標準戰略村”、保甲製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
2、“無人區”的建立。康澤指揮別動隊員和臨時征集的地主武裝，將過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驅趕出他們的住所，然後趕進標準“戰略村”，把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樣圈禁起來。在村民被驅趕進戰略村後，非常嚴厲的“保甲製”就開始了。
這個“保甲製”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紅軍。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滅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也要滅門。一家犯事，除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餘四家也“殺無赦”!
“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餘抵罪”的政令，在熟悉當地的保甲長支持下，異常順利地取得威懾效果。前別動隊人員方舟在《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到：不管是他作為中隊長進駐瑞金後，還是在戰爭結束前的其它地方，因為對“已‘自新’的農民，聯保主任都暗中監視”，這個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整肅。
蔣介石曾以“滴水不漏”來評價別動隊的工作。
3、“新江西模式”。
全麵占領蘇區後，國民黨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為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麵、嚴格的管製。
前別動隊人員劉操的一份回憶材料寫到，當時江西農村 “凡年滿18歲、不足45歲之壯丁”，一律編入壯丁隊。壯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麵監視，“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並絕對禁止壯丁離家遠出”。
至少有五十萬人被編入壯丁隊。它的“積極分子”則組成“鏟共義勇隊”，“鏟共義勇隊”的人數有幾萬人。
別動隊還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蘇區成年男女都必須進夜校，參加壯丁隊、“鏟共義勇隊”。成年男女進民眾夜校後每個人需要“認識500個以上漢字”。完成掃盲後，則被要求熟記、背誦《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牆柴門上到處粉刷著“攘外安內”、“剿匪救民”、“消滅.”、“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每個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壯年男女都必須在別動隊指揮下集中在村口朗誦這些口號。
江西的共產主義思潮被根本地根絕了，幾年後，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半月記》裏，以“江西地方迅速複興”的字樣，來概括別動隊的成就。
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峰。半年時間，別動隊從三個大隊擴充為七個大隊，擁有便衣特務人員7千餘人，普通成員1萬7千人，控製正規軍3萬餘人，管轄著江西500萬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戰後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婉轉、隱約的文字背後，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裏，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複區和 “標準戰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在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僅三年時間就變成了幾乎沒有男人的縣份。
《北華捷報》的一名記者言辭晦澀地稱：……“惡棍們”對於別動隊甚為恐懼。 國民黨的數字是在三年中消滅了100多萬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裏，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對人民的軍事.”，而在河南，“應采取相同的辦法”。
“黃金十年”、“光榮革命”、“妥協”等等，都是近些年“告別革命”協奏中的強音;而中國人民的革命曆史便被百般妖魔化，從太平天國，到義和團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無一幸免。中國人民自鴉片戰爭戰爭以來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百餘年可歌可泣的鬥爭，是否為“過激主義”、“鬥爭哲學”蠱惑的結果，與其論辯，不如看看下麵一則史料。
這也是魯迅與胡適從攜手到分道揚鑣的時代背景，近些年“揚胡貶魯”成為潮流，了解這一背景，有助於我們分辯大的是非。
國民黨在占領紅軍根據地後，立刻開始了報複性屠殺，而這一活動主要由國民黨內仿照意大利黑衫黨與納粹衝鋒隊形式建立的藍衣社來負責。
從1927年4月12日實行反革命政變開始，以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就提出“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極端口號，對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進行瘋狂大圍剿大屠殺。近據可靠史料記載，僅在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間，蔣介石和國民黨就屠殺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民主人士和無辜群眾多達31萬人。
在蔣介石揮舞屠刀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嚴重威脅下，中國**黨人隨即在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並在漢口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正式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隨後在湘、贛、粵、鄂、豫、皖、閩、浙、陝等地紛紛舉行武裝起義，組織工農武裝，走上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隊伍到達井岡山，開展遊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組織工農政府，建立地方武裝，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朱德、陳毅等率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分隊伍和湘南起義中組織的農軍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創建了中國第一支工農紅軍，並進一步擴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對此，國民政府主席、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急於8月下旬令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在漢口召開湘、鄂、贛三省"綏靖"會議，確定了以軍事為主，黨務、政務密切配合，分別"圍剿"各蘇區紅軍的總方針。
蔣介石隨即調集湘贛兩省十八個團的兵力，分五路三次“會剿”井岡山。為了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會剿”，毛澤東與朱德率領紅四軍離開了井岡山向贛南進發。
蔣軍在占領井岡山根據地後，立刻開始了大規模報複性屠殺。蔣軍提出在蘇區“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燒殺政策，單大井村先後就被焚燒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萬人，到1936年居然隻有1370萬人，除去因戰爭死亡及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的人數，被蔣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達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100多萬，而且令人發指的手段不計其數。
為徹底“消滅”紅軍，蔣介石軍隊和藍衣社別動隊在當地施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他們糾集卷土重來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反動組織，對蘇區人民進行瘋狂地報複。蔣軍狂叫“大亂三天，大殺三年”，要“屋換石頭，人換種”，“斬草除根，誅家滅種”。在“寧可錯殺一千，不能錯放一個”的反動口號下，蔣軍在蘇區實行慘絕人寰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誠如國民黨政府在報告書中供述，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
蔣軍肆意屠殺蘇區共產黨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極為殘忍，駭人聽聞，如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從3歲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嬰兒被蔣軍抓住2條小腳，活活撕成兩半。有的革命群眾被蔣軍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的婦女被輪奸割乳，淩辱而死。
比如，國民黨獨立33旅旅長黃振中殺害寧都、瑞金、於都、興國、廣昌、石城等縣人達數萬人。國民黨江西保安3團團長歐陽江一個晚上屠殺500多名抗交糧食的瑞金武陽群眾，製造了‘武陽圍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門崗一次槍殺了500餘人，國民黨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下一次集體屠殺了120餘人。瑞金竹馬崗被殺害的人數以千計。謝家祠和陳家祠被害的革命群眾的屍體推積如山。
據當地史料的不完全統計，瑞金有18000人被屠殺;興國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於都被屠殺3000餘人，其中禾豐地區被保安團團長華品懋殺害的革命群眾達500餘人，沙心地區全家被殺絕的有37戶。贛縣田村一地被殺害94人，其中有14戶被殺絕;尋烏被殺害4520人，殺絕900餘戶;會昌被殺害972人;石城縣被屠殺的幹部和群眾576人;廣昌被害的1000餘人;寧都有1442名幹部和3378名群眾死於蔣軍的屠刀之下;上猶縣被殺害的幹部達1466人，群眾658人。在蔣軍的血腥屠殺下，不少村莊被殺光，成了“無人村”、“血洗村”，屍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區1933-1936年間人口從380萬下降到190萬，贛州地區被殺了300多萬，瑞金、興國兩縣80%人民被殺。其中有個地方叫千墳崗的，1934年紅軍長征後還鄉團在半個月內在這一帶8個村殺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墳崗附近的一個村莊，民國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殺得隻剩下8戶，現在才100多戶。當地至今到處可以看到國民黨軍隊燒毀房屋後的灰黑地基殘餘。 在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八路軍著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國民黨軍隊殺害了66口人，幾乎被滅了門。徐海東後來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奸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蔣介石和國民黨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曆史，是十分殘酷和血腥的，也是令人無法想象和無法理解的。因為從大量曆史資料來看，當時的時代和曆史事實絕非是今天某些人所大膽假設和求證的那樣簡單、平和，蔣介石本人也絕非象某些人士所歌功頌德的那樣溫良恭儉讓…………
當然，今天重提這些曆史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別的，隻是為了還原曆史，澄清史實，以正視聽，避免某些曆史細節被人隨意戲說、瞎說和胡說，進而使某些曆史悲劇不再重演。
萬戶噤聲猶祈禱，明朝親友莫上牆。
“二二八”事件後，許多青年的思想陷入無出路的苦悶狀態，便轉而傾向共產黨所代表的“紅色祖國”。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許強與王耀勳、蘇友鵬等部分醫生在郭琇琮等人領導下，秘密展開了學習左派理論的讀書活動。
當時大陸局勢多變，國民黨政權連連敗退，各地學潮風起雲湧。台灣亦不例外，台大、師院兩校學生，先後聯手走上街頭示威，表達對當局的不滿。1949年4月6日，台灣警備司令部出動大批軍警，突然包圍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學院，逮捕數十名從事民主宣傳活動的學生，通緝若幹進步人士，此事史稱“四六事件”。
為嚴防“匪諜”滲透，國民黨當局於1949年5月頒布實施戒嚴令，大力推行法西斯化的“保甲連坐”製度。此外還重建特務機構，最終歸於“總統機要室資料組”，由蔣經國負責。蔣經國遵照父旨，為“台灣存亡的必要，實施鐵腕政策，隻要行動可疑，經人檢舉，一概列入危險分子，格殺勿論”，白色恐怖籠罩全島。
彭孟輯的保安司令部及其附屬保安處遊查組，以抓人破案為升官手段，甚至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個。是共產黨人的者當然死路一條，左傾或有些牽連的也在劫難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進監獄，無辜受害者不計其數。據董顯光公布的資料，僅在1950年上半年內，“台灣治安當局處理了匪黨地下活動案三百件。牽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
首要的案件是“中共台灣省工委事件”及由此引發的“吳石案”。
1949年9月，國民黨情治機關在一名基隆學生身上搜到一張中共基隆工委的機關報《光明報》，國民黨當局偵破了中共基隆工委會，負責人鍾浩東的太太蔣碧玉也是一名地下黨，麵對來勢洶洶的保密局特務，她視死如歸地說：“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台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地死去!”
緊接著，國民黨當局又破獲了成功中學、台灣大學法學院等處的“中共台工委”分部。
早在此前的1949年4月，高雄市的“台工委”就開始遭到破壞。先是4月31日，“台工委高雄工委會”書記陳澤民、委員朱子慧被捕。“台工委”書記蔡孝乾意識到形勢嚴峻。他急忙找到中共特派員朱楓(即朱諶之)商議，盡快想法讓身份暴露的同誌內渡。10月5日至7日，高雄市工委會所屬的工、農、學運各支部人員謝添火、蔡國智、梁清泉等三十多人先後被捕。同年12月，“台工委”的張誌忠、李法夫婦及謝富被捕並判死刑。次年1月，蔡孝乾也被捕入獄，涉嫌此案者多遭受槍殺。
蔡孝乾被捕後最終叛變投敵，這位參加過長征、久經考驗的老戰士，竟然煎熬不住，投向國民黨。“台工委”諸多分部被一一破獲，四百多名地下黨人被其供出、抓捕。
國民黨對吳石的懷疑，開始於蔡孝乾首次被捕時的筆記本上的“吳次長”字樣，國民黨情治人員立即撲向時任“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的吳石的住宅，並從其房間搜出簽發給中共女特工朱楓前往舟山的《特別通行證》。吳石被捕，時間是1950年3月1日。
其實，吳石是中共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最高情報官“密使一號”，之前已將大批絕密軍事情報通過朱楓由香港傳到大陸。毛澤東知曉後大加讚賞，表示要給他們記上一功，並當即賦詩一首：“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吳石案”牽涉的人員大都被投入了監獄，受該案牽連而被捕的人有：吳石的妻子王璧奎、中共聯絡人朱楓、老部下聶曦、前“聯勤總部”第四兵站中將總監陳寶倉、中校參謀方克華、參謀江愛訓及吳石的副官王正均等。1950年6月10日，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楓四人被“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當天下午被押赴台北馬場町刑場，從容就義。
國民黨情治機關曾多次在台大醫院抓人。1950年5月13日，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科醫師胡寶珍和耳鼻喉科醫師蘇友鵬，同時被捕。1950年9月，軍法處裁定許強與郭琇琮、吳思漢、王耀勳等十名同案“共同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並褫奪公權終身”。另外，謝桂林醫師等四人也以其他罪名被處死刑。這是“台大醫院案”。
1950年5月，台南縣麻石鎮“鎮長”謝端仁等三十三名地方人士被國民黨當局以“共同意圖顛覆政府”罪逮捕。最終全體被一一判刑，其中三人被判死刑，九人被判決無期。此為“麻豆事件”。
1950年6月，台北電信局桃園收報台林清良等七名職員，因“共黨嫌疑”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其中林清良等三人因傳閱中共文件書籍，被以“意圖顛覆政府”等罪名判處死刑。此為“桃園事件”。
還有發生於1950年3月的震驚全島的“兩大企業案”。據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蔣介石與台灣》一書披露：台灣當局深恐官營企業高級職員受到主管負責人已投奔大陸的影響，特向最大的糖、電企業開刀，殺雞給猴看。台糖公司的總經理沈鎮南及助手林良桐被槍斃，部下多人被判刑。沈的罪狀是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資讓共黨接收”。台電公司總經理劉晉鈺及職員嚴惠先也均遭殺害。劉晉玨的罪狀是其子在台大因參加“左傾”團體被逮捕;嚴惠先在大陸失守後滯留一個時期才來台，有通共嫌疑。
受到牽連的人不計其數。據資料披露，抗戰時期“抗日義勇隊”隊長，當時的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委李友邦，也因其妻子的牽連被槍殺;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的母親張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家裏留宿一位舊時廣西大學同窗，竟然也被語誤以“掩護匪諜”罪投進監獄。
1950年代，全島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頂可怕的紅帽子。台北街頭、火車站等公共場所，處處可見台灣當局用紅墨水寫的槍斃死刑者名單的布告;電影院每次放映電影的開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殺”;國民黨《中央日報》上“匪諜×××數犯被槍決伏法”等標題，一星期要出現好幾次。市民聽慣了警笛、戰鬥的槍聲以及耳聞目睹的死訊。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被槍殺，那些因言獲罪，因黨派暗鬥或被無辜羅織罪名的人，要麽被禁監、流放，要麽被槍殺，具體數字無法計算。
秦風在《歲月台灣》一書曾披露這樣一個插曲。那些被禁監流放者大部分集中在距台東十八海裏的綠島上。高峰時期，這裏的囚徒共有三個大隊一千七百多人，其中包括著名作家柏楊。每個大隊轄四個中隊，一個中隊又轄二個分隊，此外還有一女生分隊。他們天天被重複“洗腦”，過著沒有自由、隨時有生命危險的囚徒生活。
誕生於1954年夏天的《綠島小夜曲》，當年唱遍了包括綠島監獄在內的台灣每個角落，這首歌曲調優美，人人會唱。雖然它隻是一首抒情歌曲，與政治犯的思緒情懷無關，但由犯人唱來，卻別有一番滋味。
國民黨還對進步人士進行了大規模的暗殺行動。1949年年初，蔣介石、毛人鳳炮製出一份暗殺名單。在這張名單上，蔣介石的政敵--李宗仁、龍雲、白崇禧、張學良、楊虎城、傅作義等人都榜上有名。一時間，國統區暗殺行動連綿不絕，人人自危。下麵以楊虎城被暗殺為例，對蔣介石集團在這一時期實行的暗殺行動作一簡要說明。
蔣介石因為楊虎城在西安事變中對自己實行軟禁而對楊虎城恨之入骨。1949年8月，蔣介石殺楊虎城的決心已下。毛人鳳接到指示後，秘密將楊虎城運往重慶。他們殺害楊虎城的辦法及過程極其殘忍。
楊虎城等下車後，兩個特務攙扶著楊走上三百多級石階到戴公祠去。他的兒子楊拯中雙手捧著母親的骨灰盒，也被兩個特務挾持著一同上去。……楊氏父子到達目的地，又被特務分別引向左右兩邊的正房。這一切布置，使楊很感驚疑。特務們這時最怕這位20多歲的楊公子會有所反抗，決定先解決他。當他剛一踏進室內，預伏在門後的特務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慘叫了一聲“爸”，正要掙紮，便被特務們連著幾刀刺倒在地。楊虎城聽到兒子的叫聲，心知有異，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慘景中，老先生(這是特務們對他一向的稱呼)愛子心切，想轉身去看個究竟。剛一調頭，劊子手的利刃已刺進他的腹部。他大聲叫了一聲“喲”，痛極倒在地下。凶手將他們再補上幾刀後，認為沒有問題了，便向山下奔去。
多行不義必自斃。1950年，蔣介石在一次談話中說到：“是我們自己打敗了自己。”這也算是蔣介石對自己錯誤的一次反省，隻是為時晚矣。
1949年10月底，蔣介石見大勢已去，便退守台灣，在這期間他除了在大陸展開全麵的破壞行動，還指揮特務部門在他曾經的陪都重慶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屠殺……
1949年11月，蔣介石由台灣到重慶，命令毛人鳳將關押的革命進步人士速予屠殺;違紀的軍統分子，案情輕微的予以釋放，嚴重的並與屠殺。毛人鳳接到命令後，派保密局第六處副處長徐鍾奇到重慶清理該所人犯，除釋放大部分違紀的軍統分子外，最後報蔣介石批準屠殺的共30餘人。毛人鳳接到蔣介石的批示後，令陸景清於同月25日執行屠殺。
渣滓洞看守所在重慶解放前夕實行了兩次大屠殺，一次是1949年10月底，一次是11月27日，共屠殺了140多人。
第一次屠殺了革命人士42人。這42人都是中共幹部及黨團員，有工委、市委、地委、縣委及軍事方麵的負責人。這些革命人士，是於1948年春由重慶綏靖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和保密局重慶站站長呂世琨合作搜查《挺進報》，破壞了中共重慶市委地下組織，由於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的叛變而被捕的。
第二次屠殺了100人左右。徐遠舉派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所屬的行動總隊副總隊長鍾鑄人會同渣滓洞看守所所長李磊及看守長徐貴林等執行。
郭旭對屠殺時的場景進行了回憶：“先將該所判處死刑的人犯集中在一間大房子內，將鐵門鎖上，用機關槍掃射屠殺，然後用汽油將那所房子焚燒了……當機關槍掃射時，被屠殺的烈士們，有的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有的當時沒有被打死的被火燒死了，慘叫之聲，不絕於耳。連劊子手鍾鑄人都說：“在戰場上和敵人打仗，因為怕被敵人打死，開機關槍時越打越起勁;在渣滓洞用機關槍射掃人犯，看到他們手無寸鐵，亂竄慘叫，心裏實在有些難過。但是上麵的命令，隻好昧著良心指揮他們掃射，這個玩意真不好幹啊!”
1950年代，全島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頂可怕的紅帽子。台北街頭、火車站等公共場所，處處可見台灣當局用紅墨水寫的槍斃死刑者名單的布告；電影院每次放映電影的開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殺”；國民黨《中央日報》上“匪諜×××數犯被槍決伏法”等標題，一星期要出現好幾次。市民聽慣了警笛、戰鬥的槍聲以及耳聞目睹的死訊。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被槍殺，那些因言獲罪，因黨派暗鬥或被無辜羅織罪名的人，要麽被禁監、流放，要麽被槍殺，具體數字無法計算。
本文摘自：《台灣台灣》，作者：趙國明，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1949年10月底，蔣介石見大勢已去，便退守台灣，在這期間他除了在大陸展開全麵的破壞行動，還指揮特務部門在他曾經的陪都重慶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屠殺……
渣滓洞裏的大屠殺
1949年11月，蔣介石由台灣到重慶，命令毛人鳳將關押的革命進步人士速予屠殺；違紀的軍統分子，案情輕微的予以釋放，嚴重的並與屠殺。毛人鳳接到命令後，派保密局第六處副處長徐鍾奇到重慶清理該所人犯，除釋放大部分違紀的軍統分子外，最後報蔣介石批準屠殺的共30餘人。毛人鳳接到蔣介石的批示後，令陸景清於同月25日執行屠殺。
渣滓洞看守所在重慶解放前夕實行了兩次大屠殺，一次是1949年10月底，一次是11月27日，共屠殺了140多人。
第一次屠殺了革命人士42人。這42人都是中共幹部及黨團員，有工委、市委、地委、縣委及軍事方麵的負責人。這些革命人士，是於1948年春由重慶綏靖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和保密局重慶站站長呂世琨合作搜查《挺進報》，破壞了中共重慶市委地下組織，由於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的叛變而被捕的。
第二次屠殺了100人左右。徐遠舉派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所屬的行動總隊副總隊長鍾鑄人會同渣滓洞看守所所長李磊及看守長徐貴林等執行。
郭旭對屠殺時的場景進行了回憶：“先將該所判處死刑的人犯集中在一間大房子內，將鐵門鎖上，用機關槍掃射屠殺，然後用汽油將那所房子焚燒了……當機關槍掃射時，被屠殺的烈士們，有的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有的當時沒有被打死的被火燒死了，慘叫之聲，不絕於耳。連劊子手鍾鑄人都說：“在戰場上和敵人打仗，因為怕被敵人打死，開機關槍時越打越起勁；在渣滓洞用機關槍射掃人犯，看到他們手無寸鐵，亂竄慘叫，心裏實在有些難過。但是上麵的命令，隻好昧著良心指揮他們掃射，這個玩意真不好幹啊！”
大規模暗殺
國民黨還對進步人士進行了大規模的暗殺行動。1949年年初，蔣介石、毛人鳳炮製出一份暗殺名單。在這張名單上，蔣介石的政敵－－李宗仁、龍雲、白崇禧、張學良、楊虎城、傅作義等人都榜上有名。一時間，國統區暗殺行動連綿不絕，人人自危。下麵以楊虎城被暗殺為例，對蔣介石集團在這一時期實行的暗殺行動作一簡要說明。
蔣介石因為楊虎城在西安事變中對自己實行軟禁而對楊虎城恨之入骨。1949年8月，蔣介石殺楊虎城的決心已下。毛人鳳接到指示後，秘密將楊虎城運往重慶。他們殺害楊虎城的辦法及過程極其殘忍。
楊虎城等下車後，兩個特務攙扶著楊走上三百多級石階到戴公祠去。他的兒子楊拯中雙手捧著母親的骨灰盒，也被兩個特務挾持著一同上去。……楊氏父子到達目的地，又被特務分別引向左右兩邊的正房。這一切布置，使楊很感驚疑。特務們這時最怕這位20多歲的楊公子會有所反抗，決定先解決他。當他剛一踏進室內，預伏在門後的特務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慘叫了一聲“爸”，正要掙紮，便被特務們連著幾刀刺倒在地。楊虎城聽到兒子的叫聲，心知有異，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慘景中，老先生（這是特務們對他一向的稱呼）愛子心切，想轉身去看個究竟。剛一調頭，劊子手的利刃已刺進他的腹部。他大聲叫了一聲“喲”，痛極倒在地下。凶手將他們再補上幾刀後，認為沒有問題了，便向山下奔去。
多行不義必自斃。1950年，蔣介石在一次談話中說到：“是我們自己打敗了自己。”這也算是蔣介石對自己錯誤的一次反省，隻是為時晚矣。
冤魂多列榜中央，全島飄紅警報長。
萬戶噤聲猶祈禱，明朝親友莫上牆。
“二二八”事件後，許多青年的思想陷入無出路的苦悶狀態，便轉而傾向共產黨所代表的“紅色祖國”。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許強與王耀勳、蘇友鵬等部分醫生在郭琇琮等人領導下，秘密展開了學習左派理論的讀書活動。
當時大陸局勢多變，國民黨政權連連敗退，各地學潮風起雲湧。台灣亦不例外，台大、師院兩校學生，先後聯手走上街頭示威，表達對當局的不滿。1949年4月6日，台灣警備司令部出動大批軍警，突然包圍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學院，逮捕數十名從事民主宣傳活動的學生，通緝若幹進步人士，此事史稱“四六事件”。
為嚴防“匪諜”滲透，國民黨當局於1949年5月頒布實施戒嚴令，大力推行法西斯化的“保甲連坐”製度。此外還重建特務機構，最終歸於“總統機要室資料組”，由蔣經國負責。蔣經國遵照父旨，為“台灣存亡的必要，實施鐵腕政策，隻要行動可疑，經人檢舉，一概列入危險分子，格殺勿論”，白色恐怖籠罩全島。
彭孟輯的保安司令部及其附屬保安處遊查組，以抓人破案為升官手段，甚至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個。是共產黨人的者當然死路一條，左傾或有些牽連的也在劫難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進監獄，無辜受害者不計其數。據董顯光公布的資料，僅在1950年上半年內，“台灣治安當局處理了匪黨地下活動案三百件。牽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
首要的案件是“中共台灣省工委事件”及由此引發的“吳石案”。
1949年9月，國民黨情治機關在一名基隆學生身上搜到一張中共基隆工委的機關報《光明報》，國民黨當局偵破了中共基隆工委會，負責人鍾浩東的太太蔣碧玉也是一名地下黨，麵對來勢洶洶的保密局特務，她視死如歸地說：“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台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地死去！”
緊接著，國民黨當局又破獲了成功中學、台灣大學法學院等處的“中共台工委”分部。
早在此前的1949年4月，高雄市的“台工委”就開始遭到破壞。先是4月31日，“台工委高雄工委會”書記陳澤民、委員朱子慧被捕。“台工委”書記蔡孝乾意識到形勢嚴峻。他急忙找到中共特派員朱楓（即朱諶之）商議，盡快想法讓身份暴露的同誌內渡。10月5日至7日，高雄市工委會所屬的工、農、學運各支部人員謝添火、蔡國智、梁清泉等三十多人先後被捕。同年12月，“台工委”的張誌忠、李法夫婦及謝富被捕並判死刑。次年1月，蔡孝乾也被捕入獄，涉嫌此案者多遭受槍殺。
蔡孝乾被捕後最終叛變投敵，這位參加過長征、久經考驗的老戰士，竟然煎熬不住，投向國民黨。“台工委”諸多分部被一一破獲，四百多名地下黨人被其供出、抓捕。
國民黨對吳石的懷疑，開始於蔡孝乾首次被捕時的筆記本上的“吳次長”字樣，國民黨情治人員立即撲向時任“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的吳石的住宅，並從其房間搜出簽發給中共女特工朱楓前往舟山的《特別通行證》。吳石被捕，時間是1950年3月1日。
其實，吳石是中共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最高情報官“密使一號”，之前已將大批絕密軍事情報通過朱楓由香港傳到大陸。毛澤東知曉後大加讚賞，表示要給他們記上一功，並當即賦詩一首：“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吳石案”牽涉的人員大都被投入了監獄，受該案牽連而被捕的人有：吳石的妻子王璧奎、中共聯絡人朱楓、老部下聶曦、前“聯勤總部”第四兵站中將總監陳寶倉、中校參謀方克華、參謀江愛訓及吳石的副官王正均等。1950年6月10日，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楓四人被“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當天下午被押赴台北馬場町刑場，從容就義。
國民黨情治機關曾多次在台大醫院抓人。1950年5月13日，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科醫師胡寶珍和耳鼻喉科醫師蘇友鵬，同時被捕。1950年9月，軍法處裁定許強與郭琇琮、吳思漢、王耀勳等十名同案“共同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並褫奪公權終身”。另外，謝桂林醫師等四人也以其他罪名被處死刑。這是“台大醫院案”。
1950年5月，台南縣麻石鎮“鎮長”謝端仁等三十三名地方人士被國民黨當局以“共同意圖顛覆政府”罪逮捕。最終全體被一一判刑，其中三人被判死刑，九人被判決無期。此為“麻豆事件”。
1950年6月，台北電信局桃園收報台林清良等七名職員，因“共黨嫌疑”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其中林清良等三人因傳閱中共文件書籍，被以“意圖顛覆政府”等罪名判處死刑。此為“桃園事件”。
還有發生於1950年3月的震驚全島的“兩大企業案”。據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蔣介石與台灣》一書披露：台灣當局深恐官營企業高級職員受到主管負責人已投奔大陸的影響，特向最大的糖、電企業開刀，殺雞給猴看。台糖公司的總經理沈鎮南及助手林良桐被槍斃，部下多人被判刑。沈的罪狀是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資讓共黨接收”。台電公司總經理劉晉鈺及職員嚴惠先也均遭殺害。劉晉玨的罪狀是其子在台大因參加“左傾”團體被逮捕；嚴惠先在大陸失守後滯留一個時期才來台，有通共嫌疑。
受到牽連的人不計其數。據資料披露，抗戰時期“抗日義勇隊”隊長，當時的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委李友邦，也因其妻子的牽連被槍殺；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的母親張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家裏留宿一位舊時廣西大學同窗，竟然也被語誤以“掩護匪諜”罪投進監獄。
1950年代，全島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頂可怕的紅帽子。台北街頭、火車站等公共場所，處處可見台灣當局用紅墨水寫的槍斃死刑者名單的布告；電影院每次放映電影的開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殺”；國民黨《中央日報》上“匪諜×××數犯被槍決伏法”等標題，一星期要出現好幾次。市民聽慣了警笛、戰鬥的槍聲以及耳聞目睹的死訊。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被槍殺，那些因言獲罪，因黨派暗鬥或被無辜羅織罪名的人，要麽被禁監、流放，要麽被槍殺，具體數字無法計算。
秦風在《歲月台灣》一書曾披露這樣一個插曲。那些被禁監流放者大部分集中在距台東十八海裏的綠島上。高峰時期，這裏的囚徒共有三個大隊一千七百多人，其中包括著名作家柏楊。每個大隊轄四個中隊，一個中隊又轄二個分隊，此外還有一女生分隊。他們天天被重複“洗腦”，過著沒有自由、隨時有生命危險的囚徒生活。
誕生於1954年夏天的《綠島小夜曲》，當年唱遍了包括綠島監獄在內的台灣每個角落，這首歌曲調優美，人人會唱。雖然它隻是一首抒情歌曲，與政治犯的思緒情懷無關，但由犯人唱來，卻別有一番滋味。
假如要說在中共建立執政前和國民黨內戰時期, 在"鎮反"時期哪個黨殺人多? 拿第一名的非國民黨莫屬。
這些被殺的242名民國高級將領中，其中上將與辛亥元老5名、中將77名、少將161名。包括從1948年到1949年參加和平起義的一百多名將領被錯殺。被殺的這些將領他們幾乎分別畢業於講武堂、河北保定軍校、黃埔軍校、中央陸大。
1．何海清（1875-1950）上將。字鏡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參加護國戰爭，任蔡鍔的護國軍第一軍第二梯團第四支隊長，在納溪等役中卓有戰功。1923年出任滇南鎮守使兼建國第六軍軍長，晉升陸軍上將。1925年10月脫離軍界，返鄉隱居，興辦學校。抗戰時期，曾在家鄉組織自衛軍，自任大隊長。1950年鎮反運動中被逮捕，於11月8日夜被殘酷處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為其平反，確認他為"辛亥革命人員"。
2．宋鶴庚（1883-1952）上將。字臯南，湖南湘鄉人。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第壹旅旅長。1923年隨譚延闓入粵投孫中山，被任命為湖南討賊軍湘軍第壹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建國軍北伐軍中央總指揮等職務。1925年孫中山的北伐因南北軍閥的夾擊而失敗，宋鶴庚憤而辭職，脫離軍界。1929年被任命為湖南省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1931年發表為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不久辭職回鄉，閑居上海、長沙、湘鄉，以繪畫、學佛、遊山玩水自娛。1949年臨近解放，宋鶴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槍枝，授意他的侄子組織湘鄉縣花橋警察隊，投奔中共地下武裝薑亞勳部。1950年鎮反開始，時宋鶴庚居住於上海的女兒家，被上海公安機關逮捕，押解回湘鄉。1952年1月，湘鄉縣人民法庭以宋鶴庚反抗革命罪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審批認定：宋鶴庚解放前夕做過有益於黨的工作，應按起義投誠人員政策對待，撤銷原判。
3．夏之時（1887-1950）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護法軍總司令。四川護法失敗後退出軍政界，隱居成都辦學，1928年赴滬就醫。1938年為躲避日軍，返回合江，研究佛學及文物古玩，不問世事。1950年鎮反運動中被捕，10月6日以"組織策劃土匪暴亂"罪名被槍決。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縣人民法院宣布給其平反，恢複辛亥革命人士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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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的仁慈不是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