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是揭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鬼畫皮的時候了
鄧小平說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
他知道中國的國情是不能一步到位地進入資本主義的。他知道如果明目張膽地不加掩飾地搞資本主義，有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的、社會主義深厚土壤的中國會一下子接受不了的，搞不好就會有翻船的危險。葉劍英的一段話就是鄧小平騙術的最好注腳。葉劍英七十年代後期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借毛主席的話來整他們，沒有這個武器，回答不了全國人民的疑慮。毛主席的話，就是斷章取義也要這麽辦，我估計在很長的一個曆史階段，我們都得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主席說過的所有的話和指示，都要嚴格控製，未經中央辦公廳審核，不得讓任何人外泄或傳抄，這裏的道理多著呢!"
在分裂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大對抗階級的當今社會裏，對於一個重要人物及其理論、實踐與結局的評價，無不反映出這兩大對立階級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對於鄧小平及其理論、實踐與結局也是這樣。鄧小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設計師”，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影響很大，可以說，使中國有了翻天覆地的根本變化。幾十年來，中國人民越來越有清晰而清醒的認識。我們現在對其作以淺略的分析。是揭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鬼畫皮 的時候了。
一. 關於“鄧小平理論”
（一）最著名的要數其“五論”...
現在國內黨內把所謂的“鄧小平理論”抬舉得很高，已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齊名。大凡能稱得上“某某理論”的，都應該有一定的體係構成。粗略研究了一下“鄧小平理論”，從中還真發現了一些東西。如構成“鄧小平理論”的著名的“五論”，就是其十分得意的理論精髓。這“五論”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三論：一是“貓論”；二是“摸論”；三是“部分人先富論”；四是“硬道理論”；五是“不爭論”。談起這“五論”，他不無得意地說過，是他獨有的發明。此人真了不起，我們的祖先努力奮鬥了幾千年，才搞出了“四大發明”，而他卻在不長的時間裏一下子就搞出了“五大發明”，實在是高，實在了不起，叫人不得不“敬佩”他，不得不格外地重視他。
他的“五論”中的“摸論”和“不爭論”說起來似乎沒啥噱頭，其實這兩論也是修正主義的典型論調。“摸著石頭過河”，就是不講社會主義方向，隻講利益（石頭），此岸是社會主義，彼岸是資本主義，“摸過河”豈不摸到資本主義了？！“不爭論”，就是不講立場，不講原則，不講理，不讓區分“姓資”與“姓社”，實質就是掩護資本主義複辟！特別是他那個“貓論”，更是深有“修意”。實際上“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就是這個“貓論”。你可不要小看了這個“貓論”，它可是比自有共產主義運動以來所出現的那些大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頭子們所發表的萬言綱領還要厲害。其厲害之處就在於它的淺顯易懂，又涵蓋了曆代修正主義繁雜綱領的基本要義，既能說明問題，又能使不了解高深理論的一般人一看就懂，因此很能迷惑和操控人。他的這個“貓論”是曆代修正主義“唯生產力論”的通俗版、經典版和現代版，怎麽評價也不算過分。“不管白貓黑（黃）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他在60年代初就說過的一句名言。他以後的主要言論，包括他那三卷選集等，翻來覆去所講的都是這個意思。在現實的捉老鼠中，當然不需要區分白貓與黑貓，但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就不能不分是用白貓還是用黑貓來捉老鼠。如果在社會主義的工廠裏，用“利潤掛帥”、“物質刺激”來管理，由此來組織生產經營，也就是用金錢利益來引導人們的行為，這樣可能一時生產經營能上去，但是，最終將導致社會主義工廠的資本主義化。在農村，如果用“包產到戶”、分田單幹的辦法，開始也能捉住老鼠，但最終必將導致集體經濟的全麵破壞，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少數人會上升為富人，多數農民會重新淪為窮人，從而導致資本主義複辟的種種惡果。
中國的一般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也會捉老鼠，他們是好貓嗎？外國資本貓，特別是美國資本貓也會捉老鼠，而且是掌握高科技管理技術的帝國主義貓,捉的比其他的貓還要好，外國資本貓、美國資本貓是好貓嗎？能弄到錢、能弄到財富就是好貓，那麽，不管強盜還是騙子，都能弄到錢，強盜和騙子也是好貓嗎？鄧小平能回答這個問題嗎？所以，會捉老鼠的不一定都是好貓。在中國，如果說不分白貓黑貓的話，那這人一定不是搞社會主義的，必定是搞資本主義複辟的無疑。故毛澤東在70年代初就批鄧小平說：“他是不抓階級鬥爭，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哦，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這段話直接擊中了鄧小平這個“貓論”的要害。
其實，《貓論》也不是鄧小平獨創的。大家都知道，鄧小平不讀馬列不看報，從戰爭年代到和平建設時期，功夫常下在橋牌上，有時喜好看鬼怪小說。他的夫人卓x就曾經介紹說，鄧小xx非常喜歡《聊齋誌異》，他不僅在北京時經常看《聊齋誌異》，外出時還常帶著《聊齋誌異》。香港文匯報刊文也稱，鄧小平讓工作人員把《聊齋誌異》拆成活頁，外出時帶幾篇，閑暇時看。其中的《畫皮》、《口技》、《驅怪》等篇，是鄧小平的最愛。《聊齋誌異》手稿本卷三《驅怪》篇末，有“異史氏曰：黃狸黑狸，得鼠者雄！”狸者，貓也。翻譯成白話就是：“不管黃貓黑貓，隻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鄧小平的“貓論”，原來竊取於此啊！蒲鬆齡當年在窮困境況下靠在“柳泉”下賣茶，聽茶客講述各地的奇聞異見，經20餘載加工整理，艱辛寫作，終成《聊齋誌異》，擔心沒有知音，曾感歎：“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當年他做夢也沒想到“知音”竟是竊居中南海的鄧小平。
（二）關於“第一生產力”
鄧小平曾說過一句很著名的話，他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嗎？否！科學技術不是第一生產力，第一生產力是從事社會生產勞動的人。
一是馬克思、列寧在這方麵早有論述。馬克思說：“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列寧說：“人類的首要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從來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說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二是生產力的要素——勞動的人、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而科學技術在生產力中不是單獨的一項，它包含在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和人的勞動技能裏。另外，由於科學技術的存在狀況不同，它有多重身份，如它是一種社會文化，則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它包含在勞動對象中，成為物化勞動，轉移價值，與物一起是社會財富；它又是一種人們科研和生產的能力，則屬於社會生產力，但它不能單獨存在。
三是馬克思主義認為，科學技術對於改進生產工具，提高勞動技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樣，生產能力（勞動生產率）獲得提高，但會使單位商品的價值量減少，使勞動力的價格下降，新知識、新科學技術會使整個雇傭勞動處於不利的地位，使資本對工人剩餘價值的榨取更為厲害，引起貧富差距的加大，這會引起社會的震蕩，從而促使社會生產關係的改變，出現社會革命和社會變革。馬克思主義認為科學技術對於生產關係的發展變化有著革命性的意義，是生產關係變動的源泉。而不是鄧小平的那個撇開勞動的人、生產關係，抽掉其革命的意義，單獨孤立地去談什麽科學技術對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作用。
四是科學技術可以通過提高生產工具的效能和人的勞動技能，間接的轉化成生產力，但不能直接創造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科學技術利用高低的背後有人和人才的左右，而人才的競爭又取決於資本的大小。美國的資本家可以憑借其雄厚的資本優勢來高薪收集全世界的人才為自己所有，從而取得全球科學技術的優勢和經濟的霸權地位。例如：我國多年來培養、父母含辛茹苦用從牙縫裏摳出來的血汗錢供養出來的北大清華等高校的頂尖人才，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際壟斷資本每年一次的“秋收”收了過去。我們的高校成了他們的人才預科班，成了他們免費培養人才的基地，這說明單純的科學技術不能稱第一。中國改買以來的情況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例如：現在相當數量的技術原始落後的私人小作坊，打垮了在人員、規模、資金、技術、設備等方麵都占有絕對優勢的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這說明左右科學技術的還有人的思想、利益、決策層的政治路線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這也證明科學技術並不能稱第一。又如，兩個條件相同的企業，采取同樣的生產技術，生產同樣的產品，但最後的效益卻不一樣。這除了科學技術以外，還有一個經營指導思想、企業管理、工人技術人員積極性的調動、資金運用等諸多方麵的因素左右著企業的最終效益。所以，這更證明科學技術不能稱第一。
五是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工具、科學技術與勞動的人是密不可分的，人是生產力的第一要素，離開了生產者的人及其活勞動，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都是死的，根本就談不上第一不第一。又如，中國和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是這樣。按原馬克思的預測，社會主義革命應該在發達、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首先取得勝利。後來卻在落後的東方俄國和中國發生，這是否有悖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有悖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曆史唯物主義原理呢？其實並不矛盾，這與馬克思的“桎梏論”並不衝突。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向全世界瘋狂殖民剝削，在俄國和舊中國，生產力的第一要素——工人和農民受到空前的壓迫和剝削，這兩個國家的生產關係已變成了生產力（首先是人）的嚴重桎梏。按照列寧的話說，就是俄國和舊中國的“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都過不下去了”，加之這兩個國家都出現了大機器工業和代表時代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所以就爆發了社會主義革命，在這兩個國家裏就出現了新的社會形態（生產關係）。如果單從科學技術、社會發展的水平來衡量，這兩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會出現的。在舊中國，主張“科學救國”的人為什麽最後走進死胡同，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去首先變革舊的生產關係，首先不去拯救生產力的第一要素——勞動者人，因而出現曆史性的錯誤。所以說，科學技術並不能稱第一。當然，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勝利的預言的基礎是資本主義必然發展到全球的一體經濟。在資本主義沒有發展到這個程度以前，一部分國家出現社會主義現象的這種部分的質變，是社會主義的一種量的積累，它同樣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這一點已離本文主題甚遠，就不展開贅述。
六是談科學技術和生產力，不能脫離生產關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以對方為存在的理由的，脫離了對方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根據。一個社會的硬件如何，不是評判一種社會製度先進與否的唯一和主要的標準，這還要看一個社會的軟件的先進與否。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就是隻要發展起來就好，至於發展出來的是美女還是野獸他就不管了。其實鄧小平是知道其發展結果的。在他說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國要走一段資本主義的路”的話以後，就向他的子女交底說，“隻要不違犯國家法律，做生意幹點事是可以的”。首先鼓勵和支持自己的子女不擇手段地先富起來。當時不正是在他的子女和其他高幹子女的帶領下，操控價格“雙軌製”，掀起一股“官倒”和“經商熱”嗎？這使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資本原始積累由此起步，而且速度大大加快了。鄧小平是打開資本主義複辟潘多拉盒子的始作俑者。
在社會主義時期，必須在工人、農民的主人翁地位不發生變化，也就是不再淪為下人的情況下去大力發展生產力，去努力發現和使用新的科學技術，而不是以犧牲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階級利益為代價去發展。毛澤東時代不重視發展生產力和科學技術嗎？顯然不是。毛澤東非常重視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在積極采用新的科學技術上，任何階級、任何個人對此並無絲毫分歧。在發展和使用新科技時，分歧就在各階級始終把自己階級的利益擺在首位。這個階級利益就是各階級的生存基礎——生產關係（主要就是所有製關係）。各階級都在時時刻刻維護自己的所有製關係不受侵害。毛澤東正是這樣，他一生始終把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和階級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社會主義時期，他始終注意調整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那部分生產關係，始終注意調整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那部分上層建築。他始終注意解放人、發展人、提高人的思想覺悟，始終注意用人的公有思想和主人翁地位來保證公有製優越性的最大發揮。他始終抓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對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以防止社會的“主人”變成社會的“仆人”，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複辟，也就是防止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重新變為私人所有製。因為社會生產資料公有製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命根子，是全體勞動者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鄧小平以及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的那種“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也就是所謂的“科學技術決定論”，意味著社會的主人重新淪為社會的仆人。
鄧小平大肆宣揚“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發展是硬道理”的背後，就是為了掩蓋中國社會生產關係的演變。在生產關係領域裏，在所有製方麵，把原來的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改變為官僚資產階級和一般資產階級所有製。在分配領域裏，把原來的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改為按要素分配，即按權分配和按資分配。按權分配社會財富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這是中國有別於西方傳統資本主義的地方，就是有一個龐大的、占主導地位的特權階層，即官僚壟斷資產階級，亦即掌控科學技術和權力的所謂“精英”階級，這是原社會主義國家演變成資本主義後的特有現象。在人與人的關係方麵，把原先社會主義的人與人之間的同誌式的互助合作的平等關係改變為資本主義的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壓迫與被壓迫、雇傭與被雇傭、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把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改變為仆人地位。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發展是硬道理”的背後，掩蓋著有權、有錢人的歡笑享受和勞動人民的血淚痛苦。這就是鄧小平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實質和目的。這就是曆來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者抽掉生產關係本質來侈談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唯生產力論。
（三）關於“真理的標準”
在70年代後期，曾經出現過鼓噪一時的所謂的“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鄧小xx曾大肆鼓吹和歪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命題並無錯，毛主席也說過：“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毛主席還說過：“真理隻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隻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義論》）在這裏，毛主席所強調的實踐是“社會實踐”，是“革命實踐”，是“階級鬥爭”，而鄧小平卻避此不談。
筆者理解毛主席所講的“革命實踐”的標準，首先分為不同階級的實踐標準，其次又分為客觀實在標準和邏輯實在標準。實踐，隻能是人的實踐，社會的實踐，人和社會是劃分為階級的。實踐總是階級的實踐，既有革命階級的實踐，又有反革命階級的實踐；既有無產階級的實踐，也有資產階級的實踐。在分裂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大對立階級的當今社會裏，侈談籠統的、統一的、超階級的實踐來檢驗真理，這是一個階級在欺騙另一個階級。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階級地位不同，價值觀不同，實踐不同，目標不同，利益的訴求不同，所以他們的想法、說法和做法都截然相反。在階級社會裏，絕沒有抽象的、統一的、超階級的實踐，各階級都有各階級的具體實踐。用資產階級的實踐來檢驗無產階級的真理，所得出來的結論是完全相反的，反之亦然。例如：對於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看法就截然相反。前者對這一理論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就必然要拚命地否定這一理論。而無產階級革命者則認為這一理論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強大思想武器，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毛澤東思想階段的最主要的標誌。
另外，革命的階級有時候由於力量的暫時弱小，實踐失敗了，不等於他們依據的理論不正確。反革命階級暫時的力量強大，得勢於一時，不等於他們依據的理論是曆史進步的理論。鄧小平大肆鼓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目的，並不是在談什麽理論，而他是借此來批“兩個凡是”，來否定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澤東思想最閃光的內容和最主要的標誌，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及其理論。在當時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實踐中，劉少奇和他是黨內的一號和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本人在文革中曾兩次被打倒，毛澤東逝世前徹底批判並否定了他。而他寫悔過信，一再表示，“擁護文革“、“永不翻案”，一旦騙取信任而得勢，立即翻案，在中國要改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為他的資本主義。他是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對象，所以，在他重新得勢以後，就用他的資產階級的實踐來檢驗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對於毛澤東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理論，他必然要徹底的加以否定。這是他為了實行“非毛化”和所謂的“第二次解放”，為了解放他原來的地主資產階級，為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複辟，掃清理論上的障礙。這就是鄧小平搞所謂的“實踐檢驗標準”討論的要害和實質。
順便再提一下，在所謂的“真理標準"討論的同時，鄧小平還有一個關於“實事求是”的謬論。他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何謂實事求是？毛澤東早已論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在客觀實際中尋求規律性的東西。這明明是一個屬於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範疇裏的東西，而不是說唯物反映論，鄧小平卻胡說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有關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僅僅是一個方法論方麵的問題，怎麽成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如果說在客觀實際和實踐發展過程中尋找規律性，這還有點理論意味，他所說的這個“實事求是”連這一點理論意味都沒有。因為他不是真正講客觀實際的，也是不要“實事”的，例如以《求是》雜誌取代《紅旗》雜誌，就是典型實例。他所說的“實事求是”的意思，則是說話做事要有事實有根據，不能無事實無根據地瞎說。他的言下之意是說，過去毛澤東整了劉少奇，整了他和其他走資派，是不符合事實的，不符合事實的結論是要推倒的。他砍掉《紅旗》，斬掉“實事”，樹立《求是》，就是要為自己翻案、為資產階級的反動、反革命造輿論，大造和宣傳修正主義的理論，他的目的是要推掉毛澤東壓在他和其他黨內走資派身上的那塊鎮妖石。這與所謂的“真理標準”的討論是一個目的。
（四）關於主要矛盾
鄧小平說：“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消滅了，並且不可能再產生。”並一直主張現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是落後的供給與旺盛的需求之間的矛盾，隻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就能解決這個矛盾。這樣，他就回避和抹煞了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的社會現實。
自有史以來，人類社會的運動都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的運動。生產關係這個形式如果不適應生產力這個內容的發展時，就會發生社會變革，為不斷變動的社會生產力去尋找有利於其繼續發展的新形式。自產生階級的奴隸社會到現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則集中表現在階級與階級的鬥爭方麵。當今社會是分裂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大對立階級的社會，二者之間的矛盾當然是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社會主義社會也不例外。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取得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以後，剝奪了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變革了社會的生產關係，實行了生產資料的公有製，空前地解放了社會的生產力，顯示了無比的優越性和光明燦爛的前景。但是，與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勢力相比，她還是新生事物，還相對弱小,她和人類曆史上其他的社會製度的發生、發展過程一樣，成長過程中充滿著階級矛盾和鬥爭，甚至要經曆若幹次的曲折和反複，然後才能最終確立起來。在整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特別是初始階段，新生而弱小的社會主義是處在空前強大、腐朽、反動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和幾千年來的私有製觀念的包圍、重壓和腐蝕之中，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時時在受到資產階級的腐蝕而有變質的危險。無產階級要想避免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不發生向資本主義的演變，就必須在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領域（包括思想領域）裏開展對資產階級和私有製觀念的鬥爭。如果放棄、哪怕是稍為放鬆一下這一鬥爭，就會有著空前社會能量的資產階級就會馬上反撲過來，在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領域裏實行複辟，變無產階級的上層建築為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這樣，資產階級就會很容易地破壞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使社會主義歸於失敗，或者名存實亡，如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建立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從理論上講，事物的主要矛盾是貫穿該事物運動全過程的矛盾，隻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對矛盾才符合這一標準，其他任何矛盾都沒有這個資格。這完全如毛澤東同誌生前所論述的那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始終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如果說別的什麽矛盾能代替這一主要矛盾，那要麽是理論上的無知，或者顛倒黑白，要麽就是實踐上的欺騙，或者胡攪蠻纏。
鄧小平離開社會環境說的那個“矛盾”，其實是人與自然界之間的矛盾，甚至是動物世界裏的矛盾，從而他把具有社會性、階級性的人類矛盾，故意修正、降格、篡改為動物界裏的矛盾，硬是捏造出一個所謂的“主要矛盾”來，還有什麽理論意義和社會進步可言？！
50年代初期，在社會主義取得勝利以後的新中國，從經濟基礎和形式上講，老的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確實被消滅被改造了。但是，在全世界由於資本主義重重包圍下，還有幾千年來的私有製、私有觀念、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傳統勢力還異常強大，無產階級公有思想、意識形態還顯得比較的薄弱。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仍然很強。資產階級、私有製觀念時時地在影響、腐蝕著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肌體，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逆轉的勢力時時在發生和增強。就連我們每一個人的危害公有製、集體利益的私心雜念都會成為資本主義複辟的土壤，更何況那些追求私利而被資產階級俘虜的蛻化變質分子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主戰場已逐漸從外部轉移到執政黨內部。這時執政黨內出現的兩條路線的鬥爭，主要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成了這兩個階級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和集中表現。而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逐漸形成的官僚買辦壟斷資產階級則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力量。他們一旦在執政黨內取得支配地位，就會變無產階級的政黨為資產階級的政黨，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很快全麵複辟資本主義。這就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嚴酷現實。
鄧小平抹煞、偷換、取消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就從理論到實踐全麵取消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取消了階級和階級鬥爭，也就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共產黨與生俱來就是搞階級鬥爭、繼續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取消了這三項那還叫共產黨嗎？美國前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就說得非常清楚，他說：“如果蘇聯領導人願意放棄這個觀點（指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觀點），那麽他是否繼續聲稱他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裏實行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指西方統治階級代表人物）都能認可的社會。”這位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先生說的情況完全適用於鄧小平及其“理論”和當今中國社會。
鄧小平抹煞、偷換、取消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目的，就是要掩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尖銳的矛盾和鬥爭，從而掩蓋自己資產階級的真麵目，掩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殘酷鬥爭，掩蓋複辟資本主義的罪惡行徑，掩蓋和維護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反攻倒算、法西斯統治和殘酷剝削與掠奪。
二.關於改革開放
（一）關於“公有製為主體”
關於“改革開放”，鄧小平曾經說過不少的話，提出了不少所謂的政策。其中說，“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合資經營的企業的發展，但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他的這個“公有製為主體”又是一個欺騙、迷惑和操控人的把戲，實際是另搞一套。
鄧小平所說的公有製，就是現在所說的“國有經濟”這一塊。首先，按照階級分析的觀點來看，“國有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的公有製經濟，資本主義也有公有製經濟；其次，“國有經濟”占主體地位就是社會主義嗎？法國的國有經濟比重比當今中國的還要高，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法國豈不是比中國還社會主義了？快接近共產主義了吧？這不是很可笑的嗎？！其實現在所謂的“國有企業”的工業產值隻占總產值的28％（給國家上繳的稅額卻占高達60％以上），這還是幾年前統計的數字，當前更低了。在“深化改革”、“國退民進”的黑浪中，這個數字還在快速縮小。在大力“推進市場化”、加緊“混改”、“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惡浪中，這個數字還將急縮！而外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和私有企業早已占了工業產值的絕大部分，這哪裏還有“主體”和“主導”的影子呢？國民經濟有些增長，這個增長主要靠的就是這三種資本主義企業，早已不是什麽秘密了。走資派引資賣國，使西方資本基本控製中國國民經濟後，中國經濟已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經濟了。
退一步說，即使“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又如何？中國的“國有經濟”還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嗎？還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嗎？不是，原先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早已變成了官僚買辦壟斷資產階級所有製。就是說，走資派搞改革開放，以“國有經濟”概念偷換“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國營經濟”概念，早已把“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演變為官僚買辦壟斷資產階級私有製經濟了。
我們知道，某一事物的質變，是這個事物內部的主要矛盾雙方中的一方取得對另一方的支配地位以後出現的。一個事物質變以後，這個新的質必然要有一定的量來保證其質的規定性。取得支配地位的一方，為了鞏固自己質的規定性，總會依靠自己剛取得的支配地位的優勢，進行一係列量的擴張。這就是1949年成立以後的新中國，以及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而出現的否定之否定的曆史景觀。新中國的成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但還不是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是在1956年才完成的。這就是在中國取得對資產階級的支配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利用已經取得的地位優勢，進行一係列的社會主義改造（量的擴張），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公有製。1978年以後的中國，走資派及其新一代資產階級，在取得對無產階級的優勢以後，就馬上改變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路線，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的思想、政治路線和複辟資本主義的政策，從而改變了執政黨的性質。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道理。執政黨的性質改變以後，他所掌握的整個國家機器和社會主義製度就變了質，演變成了資產階級的質，整個國家的管理層就隨之演變成了官僚資產階級，原先的公有製經濟也就演變成了官僚資產階級私有製。取得支配地位的中國走資派及其新一代資產階級，為了鞏固其質的規定性，就進一步大肆地進行量的擴張。在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鼓噪下迅速地培養出了一個一般的資產階級，即所謂的“民營經濟”、民營資本家階級。在“官倒”、“經商潮”、“走私”、“破產兼並”、“股份製改造”、“混改”、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將原來的國企衝垮後半賣半送給新一代資產階級等方式，迅速地造就了一個富人的階級，即資產階級。這樣就完成了由原先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向資產階級即官僚買辦壟斷資產階級和一般資產階級私有製的轉變。鄧小平所說的“主體地位”對廣大工人和農民來說，還有什麽意義？隻不過是騙人的鬼話罷了！
以上是從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方麵來說的，最終決定上層建築性質的還是經濟基礎。在中國的上層建築的性質變化以前，其實經濟基礎早已慢慢地進行著向資本主義的演變和積累之中。劉鄧走資派早就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複辟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因此，毛澤東早在60年代就指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不在工人群眾手裏。”這是我國當時經濟基礎情況的真實寫照。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推翻了私有製的舊中國，創立了公有製的新中國。隨後毛澤東通過長期的引導和教育，將中國人民的公有思想、集體觀念提高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使中國出現了一段大公無私、無私奉獻、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少有的社會景觀。但是鄧小平一上台，就重操舊業，使盡“改革開放”手段，將中國很快推入資本和金錢統治奴役一切的、到處都充滿私欲、血腥、邪惡的深淵。
經濟基礎這個社會的內容對於社會的上層建築這個形式來說是活躍的和經常變動的。在幾千年傳統的私有製和私有觀念的強大社會勢能的影響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和影響下，社會主義的公有製和公有思想就顯得比較的弱小。資本主義和私有觀念因此處於下坡和順水，而公有製和公有思想則處於上坡和逆水。人們的思想和行動最容易向資本主義和私有製觀念回複。由於二者的社會勢能相差懸殊，就必然會出現資本主義可以輕而易舉地和平演變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則不能和平演變資本主義的特殊的社會演變現象。
這個活躍的、經常變動的經濟基礎就是社會的生產關係，生產關係裏的生產資料所有製和分配關係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說又較為穩定，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又是最活躍和最易變動的。所有製決定分配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變化會反作用於所有製關係和分配關係。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變化，如國家公職人員即幹部、特別是中高級領導幹部處於主導地位，本來是人民的公仆，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旦以權謀私，欺壓百姓，立即變成官老爺，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剝削者和統治者。又如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工廠裏，工人是工廠的主人，廠長則是代表國家和人民來為社會的主人——工人勞動者服務的。如果這個廠長擺不正這個位置，不把工人而是把自己擺在主人的位置上，在工廠裏搞資本主義的物質刺激，利潤掛帥，搞以權謀私，這就從本質和內容上改變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第一要素（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和第二要素（產品如何分配）的性質。那麽這個工廠實質上就不是社會主義的工廠了，這就是前麵毛澤東同誌所說的“工廠的領導權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群眾手裏”的情況。
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改變，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改變。這樣的部分質變積累到一定的時候，就會發生整體的社會質變。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會反映到上層建築，從而促使社會上層建築發生變化。當中國新一代資產階級的主力軍——黨內資產階級和它的代表——走資派在上層建築領域裏占據主導和支配地位以後，就會反過來推動經濟基礎即生產關係，主要是所有製關係的更大變動。這時，社會主義公有製在形式上，即名義上可能暫時還在，但內容實質上早已不是社會主義的實質內容，實際上已經變成資本主義的實質內容了。從表麵上看，好像是鄧小平造就了中國新一代的資產階級，但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發展的需要哺育造就了鄧小平這個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鄧小平實際上是起著推動資產階級壯大和發展的作用。這就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新一代資產階級所走過的道路。所以說，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的說法純粹是掩耳盜鈴，是在欺騙中國的老百姓。資產階級從來對無產階級都是虛偽的，因為他們是極少數人統治剝削絕大多數人，時時需要隱瞞本階級的真麵目，需要靠欺騙絕大多數人才能維持本階級極少數人的統治，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諸方麵處處靠欺騙混日子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關於“共同富裕”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富裕，不是兩極分化。”“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俗話說，鑼鼓聽音，說話看行；聽其言，觀其行。看一個人不能光聽他怎麽說，更重要的是看他怎麽做。通過鄧小平多年的改革開放，在全國現在究竟是哪些人富了？有多少人富了？目前的情況是15％的富人的銀行存款占社會存款總額的80％。也就是說，85%的窮人僅占20%。據《福布斯》公布《2011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新聞報告顯示，2011年有7500名大陸居民個人資產超過10億人民幣，遠高於2010年的4000人。也就是說，僅這7500名中國富豪的總資產已遠遠超過75000億人民幣。另據《世界日報》2012年2月10日報道《國際城市發展報告》的新聞稿中指出，“據統計，2010年中國城市中居住在貧民窟的人口比率仍占28.2%，比同期的印度還高0.1個百分點。”居住在農村的貧困人口那就更多了。另據人民網2012年10月23日報道，目前，我國收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已經上升到23倍，行業差距達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據財政部2009年的調查，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達到“高度不平等”狀態，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僅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東方今報》2012年10月19日報道，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日前發布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報告中直指，2007年平安保險總經理年薪為6616萬元，是當年全國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2751倍，相當於農民工平均工資的4553倍，收入差距太大了。這還是前幾年的情況。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結果。改革開放四十年了，至今未見“先富幫後富”。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向人民網記者列舉了一組數據，包括其它媒體報道，從1978年到1984年，我國基尼係數穩定在0.16，而從1984年開始，基尼係數一路攀升，2007年達到0.473，2011年達到0.48，2012年已超0.57,並早已趕上和大大超過了資本主義的頭號國家——美國。一般來說，0.2之下叫“高度平等”，0.2到0.4叫“低度的不平等”，0.4被視為基尼係數的“警戒線”，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0.57說明不平等的問題已經非常突出了。這就是鄧小平的“不搞兩極分化”!騙誰呢？
不說他實際上是怎麽做的，單從他表麵上的漂亮詞句裏細品起來，也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他說的“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這不僅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做不到的。因為在一定的時期內，社會的總需求和社會的總財富都是一定的。如果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麽另一部分人就必然富不起來。有史以來，在私有製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裏，都證明富起來的隻能是極少數人，大多數人是富不起來的。在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先富起來的少數人必然要遵循資本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原則，利用自己已經取得的資本和權力等方麵的優勢，去進行更大的資本投資和發展。資本在貪婪本性的驅使下，會利用先富起來的優勢地位，把大多數富不起來的人作為自己奴役和剝削的對象，使他們不但富不起來，而且會更加貧困。例如：在資本主義的競爭原則下，電視上報道宣傳說某個老板的企業搞得好，企業員工加薪,工資多麽的高。這個“好”的背後，則是同一行業其他企業的破產倒閉和大批的工人失業。這就是資本主義私有製的曆史和社會現實，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弱肉強食、人吃人的圖解，這就是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圖解。
說“支援西部”、“開發西部”也是這樣。東部富起來的“企業家”曾在中央電視台上公開地說，“不賺錢是不會到西部去投資的”，說是要達到“雙贏”，說是開發西部，其實隻不過是東部的資本向西部輸入，以賺取西部的高額利潤，致使西部中國式的“邊緣化”，這與國際壟斷資本輸入第三世界、奴役第三世界、使其加速邊緣化沒有什麽區別。
（三）關於“小康”
鄧小平說“2000年達到小康”，後來據說如期實現了。2000年真的達到小康了嗎？且不論公布的數字在“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時代裏的水分有多重，單就這個公布的平均達到“小康”的數字來說，又能說明什麽呢？這個平均數的後麵掩蓋著不平均、不平等。這個平均數是極少數人的高收入與絕大多數人的低收入的平均，是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平均。由此富人“幫助”窮人達到“小康”了。其實，它隻能說明當今中國15％的富人的存款額占總存款額的80％，而85%的窮人僅占20%的現實。說人民生活有顯著提高，這個有顯著提高的也隻能是少數人，而多數人仍然處於貧困狀態，而且這種貧富差距還在繼續加速擴大。在農村，在城市，在中國的任何一個角落，兩個對立階級鮮明地展現在人們的麵前。這就是鄧小平的“小康”。竟有這樣的笑話，某地一單位組織工人到北京去參觀高樓大廈，說北京的工人多麽偉大，成就多麽輝煌！那些高樓大廈是工人們建設的，但工人們對高樓大廈有所有權嗎？改革的成果是富人的成果，小康是富人的小康，鄧小平們的小康。鄧小平的這個“小康”與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和一般公務員毫不相幹。
其實，大同理想與小康社會是由《禮記·禮運篇》記述的。由於西漢時期，避諱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決策，作者就假借孔子與言偃對話的方式，講述了大同理想與小康社會的狀況：在大道通行的時代，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財產公有，互相友愛，社會成員各盡其能，老有所養，壯有所用，沒有私有財產，沒有盜竊和戰爭，一切都是那樣的祥和而美好。隻可惜現在大道隱去，社會反公道而行之，整個世界翻轉過來。從夏禹商湯西周文武成王周公以來，天下為家，大人世及，財產私有，爾虞我詐，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依靠禮儀製度的約束，社會才勉強維持下來。前者表述了以原始公社公有製為基礎社會發展的“大同”理想，而後者揭示了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奴隸主到地主剝削階級社會的自私自利與悲慘不安的社會狀況，稱作“小康”。這個“小康”，顯然是奴隸主和封建地主的“小康”而已。可見鄧小平提倡“小康”理想的階級實質了。
鄧小平說：“要讓全國人民富裕起來。”他這樣說好像他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任何國家和政黨都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都是統治階級利益的體現。如果不是這樣，國家就不會出現，也不能存在。那就是沒有階級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未來的高級共產主義社會。毛澤東同誌曾很明確地說，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的，明確地說不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也就是說不代表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利益。你鄧小平為什麽不敢提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呢？你說你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這不是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嗎？其實你也不是全民黨，你也不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你隻代表你那個剝削階級的利益。因為你的階級基礎是官僚買辦壟斷資產階級和一般資產階級。你依靠的是這個階級，你吃的喝的穿的住的都是這個階級從工人農民那裏收刮來的血汗，是這個階級從工人階級那裏榨取來的剩餘價值。你吃他們的，喝他們的，享用他們的，當然要為他們服務，就必定要代表他們的利益。所以，你站在富人一邊，你隻代表富人的利益。資本家對工人們說：我代表你們的利益。狼對羊群說：我代表你們的利益。如此而已！
（四）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鄧小平說：“中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他這個說法與馬克思主義論述的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通向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是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是不同的。鄧小平的意思是說，既然是初級階段，就不能要求得那麽高，不能用純而又純的標準來要求，要有點市場經濟，有點資本主義。他這裏說的“有點”，而在他的實際中豈止是“有點”。他在所謂的“初級階段"的借口下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國要搞一段資本主義”。隻不過這後半句懾於中國有著深厚的社會主義的土壤，怕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來。其實這樣的話，劉少奇早在50年代就已經鼓吹過。劉少奇當時就說：“中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一段資本主義的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中說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是很準確的，鄧小平的確與劉少奇是一類的，連他們說的話、做的事都是一模一樣的。也就是說，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和實踐都是完全一樣的。劉少奇的路線被鄧小平完全地繼承了下來，並且“發揚光大”了。他繼承了劉少奇的遺誌，完成了劉少奇的未竟事業，在鄧小平的手裏完成了在中國的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有人說鄧小平的改革是倒退到新中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階段，這是不對的。鄧小平的改革是將中國重新倒退到帝、官、封三座大山壓迫下的舊中國，正如老百姓普遍一針見血說的，“改革開放，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國的社會現實事實上難道不正是如此嗎？
他們二人都主張中國先搞資本主義。其實他們後搞社會主義是假，先搞資本主義是真。中國窮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嗎？舊中國不是很窮嗎？為什麽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會出現？他們這是標準的“唯生產力論”和資本主義的“補課論”。不知道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不知道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世界已演變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整體係統，發達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就是這個大係統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帝國主義不允許把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從這個整體中割裂開來，不允許貧窮落後國家發展資本主義富強起來，更不允許先搞資本主義再接著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和階級鬥爭使混進共產黨內的不堅定分子、投機分子、走資派不得不陷入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和“補課論”的泥潭。共產黨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搞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就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產黨的最低綱領是使人類社會實現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搞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去搞資本主義，那還叫共產黨嗎？這不正證明他們是資產階級嗎？所謂的“初級階段論”，隻不過是鄧小平以便“名正言順”地搞資本主義的借口而已。
（五）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鄧小平稱改革開放就是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據說鄧小平一向很坦率，有時候坦率到很可愛的程度，但在中國的社會性質問題上卻並不坦率。他這個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已成世界共識了。正如中國老百姓不客氣都說的，是“掛羊頭賣狗肉”！中國特色特在哪裏呢？它特就特在中國新一代的資產階級不同於西方傳統的一般的資產階級。西方傳統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是由私有的自由的小業主，即小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另一方麵是通過對外侵略戰爭的掠奪、殺人越貨，從而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的。而現代中國新一代資產階級的主力，則是由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機器中蛻化變質了的官僚階層演化而來的特殊資產階級，即官僚資產階級，而且資本家正在不斷地加入中國共產黨、加入國家機關、參加黨代會、人代會和政協會等。這也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演變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特有現象。不過這種“特色”現象也可能隻是暫時的現象，隨著全民所有製國營企業的逐漸掏空、腐敗、破產、兼並、改製，所占的比重逐漸下降，官僚資產階級與一般資產階級以及和帝國主義逐步同流合汙，即共產黨改為社會民主黨或“全民黨”、或者學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將不可避免，甚至公開實行資產階級的多黨製、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也沒什麽好奇怪的。這就是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真實內涵和必然結局。
鄧小平說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他的意思是說：到那時中國就可以達到像美國那樣的成熟的資本主義，就可以實行象美國那樣的所謂的“民主選舉”。可見他精通資本主義、熱衷於資本主義到了何等程度！
據說鄧小平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既然很有本事，為什麽明明搞的是資本主義，卻要掛羊賣狗肉，處處打著人家的旗號，處處冠以社會主義的招牌？這其實是一種沒有本事、懦弱而心虛的表現。這也是中外竊國大盜共有的表現。這是因為，有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曾經精心耕耘過的有著深厚社會主義土壤的中國，有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強大影響的中國。鄧小平在自己階級力量還沒有羽翼豐滿的時候，還不敢完全的撕下偽裝。無獨有偶，前蘇聯的那個戈爾巴喬夫也喊過要在蘇聯建立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這與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路貨色，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戈爾巴喬夫在沒有把握的時候也曾經這樣說過：“改革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而不是用另一種製度代替它。”鄧小平也曾經這樣說過：“改革開放，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戈爾巴喬夫在搞垮蘇聯以後，就露出了他的真實嘴臉，他說：“我的人生目標就是消滅社會主義。”鄧小平盡管很狡猾，偽裝重重，但也還是多次露出了狐狸尾巴，“中國要走一段資本主義的路”，這話難道不是他親口說的嗎？“走一段資本主義的路”，那就“積重難返”了，司馬昭之心，世人皆知啊！
《世界日報》2011年12月18日的社論《行社走資，必須活用》一開頭就嘲諷指出：“鄧小平的智慧，是比蘇聯與東歐，更早看到社會主義的末路，於是把心一橫，實行走資，但創出‘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口號，是一種包裝，以社會主義的皮，包住資本主義的餡，有資本主義的味道，卻有社會主義的外型。鄧小平逝世後，在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已麵臨絕路，資本主義卻大行其道，沒人敢走回頭路，卻沒有人肯找新道路，是國家之福耶？”
中國現在不是造假成風嗎？什麽假煙、假酒、假米、假藥、假公司、假軍人、假領導等等，除了原子彈，什麽不造假？總之，凡是社會上能有的東西都有假的。其實中國造假的源頭就在鄧小平那裏，鄧小平搞的假社會主義就是假風的總源頭。你作大假，別人就作不得小假？你搞假社會主義，就是說明你搞的是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坑蒙拐騙，爾虞我詐，是司空見慣的現象。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鄧小平搞假社會主義，最後長出來的就是一連串的資本主義虛假而醜惡的果子。
鄧小平瘖熟中國的國情，他知道中國的國情是不能一步到位地進入資本主義的。他知道如果明目張膽地不加掩飾地搞資本主義，有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的、社會主義深厚土壤的中國會一下子接受不了的，搞不好就會有翻船的危險。葉劍英的一段話就是鄧小平騙術的最好注腳。葉劍英七十年代後期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借毛主席的話來整他們，沒有這個武器，回答不了全國人民的疑慮。毛主席的話，就是斷章取義也要這麽辦，我估計在很長的一個曆史階段，我們都得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主席說過的所有的話和指示，都要嚴格控製，未經中央辦公廳審核，不得讓任何人外泄或傳抄，這裏的道理多著呢!"不過，鄧小平和他那個階級一旦羽翼豐滿，資產階級專政得以鞏固，他們早已急不可待了，遲早會拋掉偽裝和社會主義這塊招牌的。
作者: 正本清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