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英雄和漢奸鬥爭的曆史!
人們在讚美近代中國從林則徐的虎門銷煙也是中國反對西方殖民侵略的偉大起點開始, 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以來, 中國的百多年沉淪後的民族覺醒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等幾代無數中華義士們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氣壯山河的反抗外來侵略的英雄史詩的同時，但也不能忘記，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多少民族敗類變節投降、賣國求榮，認賊作父、助紂為虐，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奇恥大辱的一筆。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為漢奸“翻案”的奇談怪論，仍在挑戰中華民族子孫後代們的價值和道德底線。
曆史因多元、複雜而愈顯其波瀾壯闊。重新審視曆史的創痛，晾曬民族蟲蠹發黴的一麵，深刻反省“漢奸現象”，徹底掃除美化漢奸的霧靄，對於培塑中國人的民族氣節和民族精神，牢固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起全體中國人民的力量，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揭露修正主義走資派的真麵目無疑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電影《地道戰》裏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場景——民兵隊長高傳寶在大槐樹下敲鍾傳達情報：看見進村來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對這一傳為笑談的鏡頭，人們又怎能一笑了之？
要說“漢奸”，顧名思義得從漢朝講起。據清人《漢奸辨》雲，“中國漢初，始防邊患，北鄙諸胡日漸構兵。由是漢人之名，漢奸之號創焉。”
作為一個王朝，“漢”成了中國第一個具有帝國形式的穩定實體，作為帝國子民一個文化符號——“漢人”，其奸細自然被稱為“漢奸”。
漢奸是一個特定的曆史概念。按照《辭海》定義，漢奸原指漢族之變節敗類，後演變為“中華民族中投靠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出賣祖國利益的人”。漢奸的鼻祖，當屬漢文帝時和親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說（音讀“月”）。此君為報私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單於，為其出謀劃策，“對症下藥”地對漢朝進行軍事襲擾，甚至直逼長安城下，一時成為大漢王朝的“心腹之患”。
鴉片戰爭時期，出現了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漢奸。到了清末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時，媚美、英、法、意、葡、西諸列強之各色漢奸多了起來。
中國近代史是一個造就英雄的曆史，也是一個出產漢奸的曆史。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日本對華侵略的屢屢得手，“漢奸現象”的曆史沉渣泛起滔滔濁浪。
1932年3月，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被日本人扶上了“執政”寶座，再一次心甘情願當上了“兒皇帝”，這是近代列強入侵中國以來第一個以國家麵目出現的漢奸偽政權。
1938年12月，身為國民黨二號人物的副總裁汪精衛，竟然從陪都重慶出逃越南河內，公開發表“豔電”叛國投敵，並於1940年3月在日本軍刀支撐下成立汪偽“國民政府”，做了近代以來中國曆史上最大的漢奸。
在此之前，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華北政府、梁鴻誌為首的南京“維新政府”，以及內蒙德王偽蒙政權和冀東自治政權就已粉墨登場。而汪精衛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號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狽為奸、軟硬兼施，一時間大大小小的漢奸如過江之鯽，形形色色的偽政權似一簇簇“惡之花”，綻開在飽受侵略者蹂躪的神州大地上。
驚回首，1938年偽軍數量已達78000人，汪精衛投敵後，大批國民黨軍部隊投入偽軍序列，偽軍數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個抗戰期間，中共抗日武裝殲滅偽軍將近120萬，日本投降時尚有偽軍146萬、偽警察40多萬，再加上偽滿洲國軍、偽滿警察等，總數至少在300萬以上，數量比侵華日軍還多。
國家危難，大廈將傾。無數精忠報國的壯烈之士慷慨赴死, 而這些生長在中國土地、喝著祖國乳汁長大的無恥之徒，卻背叛了祖國和人民，充當日本法西斯侵華的“狗腿子”，幹起了禍害同胞的罪惡勾當。
然而，漢奸餘孽阻擋不了民族覺醒和抗爭的大潮。正如魯迅先生當年有感於九一八事變，在《沉渣的泛起》一文中深刻指出的，日寇入侵猶如攪動了停滯的池塘，各色“沉渣”——包括漢奸政客，都翻騰出來顯示自己的存在。但沉渣終究是沉渣，終究還要沉下去。到頭來，一個個漢奸賣國賊被押上了曆史的審判台，落得身敗名裂、遺臭於世的下場。
提起“漢奸”，實在是中國人的國家之恥、民族之羞！ 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遭受漢奸之害像我們中國這樣嚴重。檢視中國的曆史，多次民族劫難並非敗於異族外寇，而是敗於漢奸。用“禍國殃民”評介漢奸的危害毫不為過，說曆史往往因漢奸而改寫，並非過分之辭。
後唐時期，甘當契丹“兒皇帝”的石敬塘，居然割讓中原門戶燕雲十六州，在此後至少400年時間裏直接改變了中原王朝的命運。
明朝末年，倘若沒有吳三桂那樣引清兵入關的大漢奸，滿清王朝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原，統治神州大地近300年。 而今，翻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我們不能不感到一種撕心的沉重
貝當在1940年會見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現了三大傀儡人物：溥儀、汪精衛和貝當（法國），其中中國就占了兩位。中國是唯一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隊數量的國家，這確實是一個極其可悲的曆史現象。
抗日戰爭，中國是戰勝國。然而，我們的勝利卻隻能說是一場“慘勝”。之所以付出耗時長達8年之多、死傷3500萬人之上、財產損失達6000多億美元的巨大代價，漢奸猖獗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在抗戰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個縣城、省城，不僅未遇抵抗，還會有一些漢奸忙著掛“維持會”牌子，並打太陽旗相迎之。
據日方檔案證實，國民革命軍第29軍宋哲元軍長身邊的參謀周思靜，向日軍提供了南苑守軍撤退的情報，並稱“(趙登禹)已經登車出發了”。正是根據這一情報，日軍在天羅莊設下埋伏，直接導致了百戰名將趙登禹和佟麟閣的戰死。
在南京保衛戰中，一到晚上根據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漢奸竟用火把、手電筒引導日軍飛機轟炸彈藥庫、兵營等重要目標。日本兵初進南京城，還有的漢奸把藏身於民眾中脫下軍裝的守城軍官兵一個個指認出來，致使手無寸鐵的中國軍人活活被日軍刺死。
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危難中的中華民族，除了要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外，還要分出相當大的力量，與背叛祖國和民族的不肖子女們作鬥爭。
當年, 抗日英雄楊靖宇陷於日偽重圍之中，輾轉雪原之間，周圍人一個個叛變投敵，而又反過來替日軍勸降。一個叫趙廷喜的同鄉對楊靖宇說：“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豈止不殺，投降了日本人還打算讓他當偽滿洲國軍政部長呢。楊靖宇沉默一會兒歎道：“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是一個穿越時空、令人震撼的曆史拷問！今天之所以還有中國，就是因為有毛澤東等幾代人如楊靖宇這樣大寫的人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倘若一個個大小漢奸們成了氣候，還有今日之中國嗎？
漢奸之害，是全方位、深層次而又難以挽回的。正是靠著偽政權、偽軍的支持，日本軍隊才能在中國橫行如此之久。在偽政權“治理”下，大量的金錢、糧食、礦產被源源不絕地運往日本，留下的是中國農民被大量餓死凍死……而漢奸給人們心靈造成的傷害更是令人痛心。記者曾采訪親曆者回憶抗戰時期的偽滿生活：在日偽聯手14年的殖民宣傳和奴化教育下，當時絕大多數年輕人，隻知道自己是親日的“滿洲國”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荒唐的背後警示世人：斷根去魂、亡國亡種的危險絕非危言聳聽，漢奸資敵禍國殃民的深重危害還要重演多次嗎?！
毛澤東是一統中華大地的千古偉人，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哪有螻蟻嘁嘁嚓嚓的份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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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從小被洗腦的痕跡。
1949年毛主席入住北京，對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說：“新中國絕不允許娼妓遍地。”
羅瑞卿回答：“主席，我馬上把北京的妓院全部關掉。”
政府關掉妓院後，由政府為妓女提供生活出路。
毛澤東時代，除了港澳台地區，中國沒有妓女。
毛主席說：“為什麽要給我買這樣好的床?這床比木板床要多花多少錢?為什麽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趕快把它給我換掉!”
工作人員把彈簧床換成一張木板床。
後來毛主席移居中南海，仍然使用這張木板床。
毛澤東時期的勞動者，一方麵是生產資料的主人，沒有失業的問題，沒有被解雇的威脅，社會上也沒有占有利潤的資本家;但是，勞動者還要領取一定量的工資，“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6頁)
毛澤東還說：“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等等"
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已經由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工農業國，逐步實現了工業化、機械化，在向現代化邁進，生產力的這種飛躍發展，不僅在我國幾千年的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經濟發展的曆史上也是少有的。
集體化以後，河山麵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八萬多座水庫拔地而起，灌溉麵積翻了一番還多，比幾千年積累的灌溉麵積還多;治理了各大河流，讓水患變水利，比曆史上治水的總成就還要大;土地進行了平整、深翻，由人拉犁、毛驢耕地，到部分地區的機械化耕種;由家庭照明用植物油燈，到農業生產也采用機電灌溉;由使用“老牆土”、漚綠肥，到使用化肥，氮、磷、鉀配合使用;不僅采用良種，而且開始推廣雜交品種;發展了社隊企業等等，總之，水、土、肥、種等農業生產的要素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開始向農業的現代化進軍，極大地促進了農業、農村生產力的大發展。美國的前國務卿艾奇遜曾經說過：“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一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新中國建立後不到三十年，不僅解決了九億多人的吃飯、穿衣的問題，而且依靠農民、農業為工業化提供了食物等農產品和資金了積累，為實現國家工業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一些人用現在的生產力水平看當時情況，認為解決吃飯問題根本不算什麽事，可是，用曆史的眼光，結合當時的經濟基礎和外部條件來客觀評價，這確實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偉大成就。
新中國繼承的是舊中國“一窮二白”的經濟基礎：主要是古老的農業經濟，一家一戶是一個經濟單位，使用的是鐵鍁、鋤頭等手工工具，主要的生產資料就是土地，這種“靠天吃飯”的小農經濟已經停滯了千年以上;那時基本上沒有現代工業，火柴叫“洋火”，釘子叫“洋釘”，幾乎沒有機器生產的產品，“窮得叮當響”。新中國建立以後的毛澤東時期，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不僅解決了九億多人口的溫飽問題，而且把我國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第六大工業國，不僅爆炸了原子彈、氫彈，還放了人造衛星，接近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幾百年的水平，是生產力的飛躍發展。這些都是在原有基礎差，外部條件惡劣的情況下取得的，應該說在我國曆史上“前無古人”，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也是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為什麽說毛澤東時期是我國幾千年曆史上最偉大的時期呢?因為在這近三十年的時間裏，不僅生產力得到飛躍式發展：由原始的手工工具到初步實現機械化，再發展到爆炸原子彈的現代化;實現了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會主義的跨越，由消滅官僚資產主義、封建主義，到消滅資產主義經濟關係，再發展到開始消滅當權派與群眾之間的區別;進一步開辟了通向共產主義的前進道路，從打倒官僚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從運用馬列主義，到發展馬克思主義，創建了社會主義階段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成為國際上反對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旗手，站立在世界各民族之巔。所以，無論從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社會意識和國家地位等各個方麵看，我們都可以自豪地說：毛澤東時期是我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時期，在當時世界各國的地位也是數一數二的。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異，都應把它看作是客觀矛盾的反映”（毛澤東：《矛盾論》）。所謂的“客觀矛盾”，包括人與自然的矛盾，人類內部自身的矛盾。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都是為了解決矛盾。由於社會不同人群的訴求不同，圍繞在“革命”與“改革”上的認識與態度，不可能統一，甚至相左。
即使是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關於“革命”與“改革”的認識也存在著不同認識，甚至是嚴重分歧，構成了黨內的思想鬥爭與路線鬥爭。隻要客觀矛盾存在，這種鬥爭就不會熄滅。想熄滅這種鬥爭的人，是想終結這種鬥爭，到頭來隻能的幻想。也隻能算是一種理論。